但是，远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的战火已经向闭关锁国，狂妄自大的中国人显示了西方的强大和中国的虚弱。那么，为什么在足足七十年中，中国人居然没有找到一条真正可以富国强兵的道路呢？为什么同时代的日本却能够维新崛起，成为不亚于西方列强的强国，进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噩梦呢？这个问题非常沉重，也困扰了中国人很久。网上一些比较成功的架空历史小说中，都试图为当时的中国找到一条强国之路，但是这些道路都真正可行吗？
以作者目前的笔力和历史素养，是不可能系统的回答这样一个庞大的问题的。在此处摘录一篇文章，从中或许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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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国七十年：媚夷艳夷鄙夷仇夷
作者：周宁
原文转自新浪文化频道
晚清七十年，神州内乱外患，国人心目中的西方形象，人鬼难辨，或强盗行径犬羊心性，或政教修明人伦美善，乍明还暗。办洋务、通夷情，无诚意而有敌意；拒洋药、排洋教，分不清轻重缓急；朝野媚夷艳夷鄙夷仇夷，各走极端。晚清中国的西方形象，飘忽不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知识上的进步，如西学渐渐普及；但更多是充满猜疑的想象，异想天开的套话。观念是有惰性的，人们认识世界，往往不是出于所谓的客观实情，而是出于某些深植于社会文化无意识中的原型，例如那些关于远国绝域夷狄番鬼的传说，即使在洋货充斥市场、洋人杂处城乡、洋船洋炮打开国门后，在坊间朝廷，这些观念依旧流行……
一
1876年12月1日傍晚，郭嵩焘在上海虹口码头登上英国P＆O公司的邮船Travancore号，于当晚12点准时启航。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使西历程，从此开始了。
郭嵩焘一行原计划乘法国轮船一个月以前启程，然推迟行期，是使团翻译马格里的主意。他坚持中国公使要搭乘英国轮船，别有一番用意。他在自己的旅行日记中解释道：搭乘英国轮船，从上海到南安普敦，沿途停靠的港口，如香港、新加坡、锡兰、亚丁、马耳他、直布罗陀，全是英国的殖民地。这样，中国使团每见到一块陆地，必见到英国国旗，得出的印象一定是，全世界都是大英帝国的，大英帝国就是全世界。
全世界都是大英帝国的，大英帝国就是全世界，让一位出洋的天朝官员形成这种印象，马格里爵士可谓用心良苦。当年利玛窦到中国，发现中国人想象的中国非常大，几乎容不下世界，想象的世界又那么小，几乎容不下西方。如今马格里想让中国人发现，世界如此广大，七万里波涛，却不出英国，天下就是大英帝国，大英帝国就是天下。将祖国当作世界，是一种独特的帝国幻觉，不独中华帝国有，大英帝国也曾有，在当今的美国新帝国主义想象中同样有。问题是，不在于是否有这种心态或幻觉，而在于这种幻觉离现实有多远。
大英帝国日不落，郭嵩焘的印象还真是这样。五十多天的航程中，郭嵩焘感慨良多，见过到过的英国殖民地，已经跨越了半个地球。世界广大、新奇不穷且不说，从上海到伦敦，凡西方人所在，政教修明，足够让人震惊。郭嵩焘将自己的旅行日记寄回国内，作《使西纪程》刻印，夸饰英国“政教修明”、“环海归心”，一时引起轩然大波。
在国人的心目中，西方蛮夷之地，西方人犬羊之性，原本无可同情，更不必说羡慕了。郭嵩焘受命出使英国，朝野便一片哗然。办夷务已是迫不得已，士人不屑；使夷邦更是奇耻大辱！朝中士林冷嘲热讽，竟传出这样的赠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家乡父老群情愤慨，几乎烧了长沙城里郭嵩焘家的房子。而郭嵩焘顶着压力出使，《使西纪程》又引起了更大麻烦。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上书弹劾，朝廷下令毁版，不久郭嵩焘也被撤回，罪名是有伤国体，诸如天寒外出，披了洋人的外衣，冻死事小，失节事大；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致敬，有损天朝尊严；听音乐会，索取节目单看，仿效洋人。当然，还有一些小节，诸如让洋人画像，与洋人握手，带夫人出席洋人的宴会之类。
郭嵩焘真正开罪国人的，不是小节行为，而是大胆议论。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伦敦与巴黎日记》等著述中，盛赞西方的民主制度、现代教育与科学，所谓“西洋立国以政教为本”……在当时的中国，如果赞叹西方富甲天下，船坚炮利，尚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反感，因为夷人奇技淫巧，不足以动摇国人的文化自信，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而盛赞西方政教人心修明美善，就大逆不道了。华夏天下，礼教国家，是朝野人士惟一可以自恃自傲自卫自慰的，动摇了这一点，就动摇了国人的信念基础。但是，郭嵩焘的观点言论，恰好动摇了这一点，即中国处处不如人，从器物制度到学问人心。多年以后梁启超回忆起这段事时说：“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文明。嗳呦！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
有伤国体的真正含义，是有伤国人的观念。在国朝人眼里，西方人即使富强，也不过是些诡服异行的野蛮人，所谓“夷”、“外夷”、“逆夷”、“洋夷”、“夷人”。中国人即使屡遭战败，屡受屈辱，也不失天朝上国的尊严与体面。将西方夷狄化，事关重大。它不仅关系到国人世界观念秩序的安全，也关系到国朝政治秩序的安全，因为夷夏传统已成为天朝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动摇了中国四夷的观念秩序，同时也就动摇了满清皇朝的合法性，尤其在大敌当前、灾祸连绵、战则丧师、和则辱国的艰难时刻，就更不容动摇。郭嵩焘不见容于天下，可想而知。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时候，鸦片战争发生已经三十多年了。后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当年鸦片战争失败，朝野人士竟无动于衷，用林则徐的话说，是“大有雨过忘雷之意”。实际上，这并不是纯粹因为愚昧麻木，而是因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优胜心态所致。从林则徐感慨到郭嵩焘出洋，三十五年过去，国人已经知道，世界广大，天朝并不际天极地；西方强盛，商贸器物，无不胜出中华。但是，即使明白这番事理，人们心目中的西方形象，依旧是鬼夷模样。流行观点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洋看世界，认识了西方，开始走上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实际上，就认识西方而言，不论在观念形式还是历史时间上，这种判断都存在着偏差。
观念是有惰性的，中国人的西方形象的改变，没有那么早也没有那么容易。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魏源的《海国图志》(1841)、徐继畲的《瀛环考略》(1844)就出版了。这两本介绍西方地理人文的书，在当时社会朝野间究竟有多大影响，尚值得怀疑。康有为“渐收西学之书”，其中包括《海国图志》与《瀛环考略》，为讲授西学做准备，时间已经到了1885年。1890年，梁启超入京会试，返程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考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此时距《海国图志》与《瀛环考略》出版，已近半个世纪。如果这类书与这类书所介绍的知识多少已普及，像康有为、梁启超这样博学敏感的读书人，不可能在蒙学过程中一点都不知道。
晚清社会真正开洋看世界的时间，从朝廷到士林到民间，至少应该比一般理解的推迟半个世纪。这是时间问题。另外，一两本书出现，可能只代表着一种奇谈怪论，不会改变一般的流行观念。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不是通过一种新知识认识世界，而是通过一种固有的、带有坚固的文化价值的“世界观”认识世界。这种世界观是意识形态化的，由一些似是而非的“常识”与“传说”构成，它排斥新知识，也“消化”新知识，新知识只是作为一种“想象兴奋剂或调味品”被纳入旧有的世界观框架中。晚清中国社会，一边是关于西方或世界的新知识出现，一边是中华四夷的旧观念依旧流行。在那时，如果有人想了解西方，很容易找到适合的西学读物，但是，在绝大多数人的头脑中，世界还是中国中心至大，四夷偏远渺小，与利玛窦见识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差不多。
二
流俗以西方为夷狄之邦，犬羊之性，郭嵩焘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说“夷狄之民，与吾民同”，而且更有甚者，说在西方眼里，中国才是夷狄，这样自然就触犯了众怒。林语堂曾经分析过中国人文化优胜的自豪感：“在中国人的眼里，中国的文明不是一种文明，而是惟一的文明，而中国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惟一的生活方式，是人类心力所及的惟一的文明和生活方式。”5郭嵩焘却将这种文化优胜观颠倒过来。中国有华夏、夷狄、禽兽的世界观，西方则有文明、半文明、野蛮三分天下国家的世界观。在西方人看来，欧洲诸国，属于文明之邦，中国、波斯、土耳其这类国家，属于半文明国家，非洲则只有野蛮人。但让人伤心悲愤的是，中国还没人知道西方人的这种看法，没人觉悟到自己的半文明或半野蛮的处境。中国强盛时，视其他国家为夷狄，如今西方强盛了，也同样把中国看作夷狄，可惜中国人不明白这番事理。
且不可高估郭嵩焘同时代中国人的西方知识多丰富，尽管此时洋人洋货已深入中国内陆，斌椿、志刚、张德彝等已经出洋，坊间可见《初使泰西记》(志刚)、《航海述奇》(张德彝)等著作，但流行的西方形象，仍是中国四夷传统内的夷狄形象。在此我们可以发现知识与观念的不平衡和物质生活与文化观念的不平衡。
所谓知识与观念的不平衡，指的是在特定时代社会中，新知识已经出现，但并没有广泛传播并改变人们的流行观念，新知识成为奇谈怪论，旧观念我行我素。因为这种旧观念是作为一般社会意识形态或“常识”存在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与包容性。所谓物质与观念的不平衡，是指受同一种文化类型的影响冲击，特定时代可能在物质上崇洋而在精神上鄙洋甚至仇洋，文化结构与价值的改变不仅大大落后于物质的改变。我们发现，中国社会物质生活层次上的崇洋风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出现，而文化价值上的鄙洋风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依旧存在。
郭嵩焘时代中国流行的西方形象，还是夷狄其邦、禽兽其人，妖魔化的怪模样。我们从时人时文中很容易摘出这样的“套话”：诸如夷人犬羊之性，贪得无厌，反复无常，见利则趋，见害则避；惟利是图，惟威是惧……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强而无耻，狡而无刚；恃坚船利炮，恫吓要挟，用意殊险，为计弥毒……
“套话”(stereotype)是一种文化用来描述异域文化时反复使用的一系列词组与意象，它意味着一套固定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看法，是该文化“理解”外部世界的最基本的“先入之见”或“先在的形象”，往往具有多语境性与延续性，可以普遍使用，诸如“夷狄之人、犬羊之性”之类。套话是一种原型，经久不衰，它可以消解或包容新知识，却不改变其基本结构。中国将之夷狄化的西方形象，具有某种原型意义，其中包含着对异域的幻想与价值，也包含着对中西关系的焦虑与期望，当然更多的还是对天朝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达。易鼐在批判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偏见的包容性时指出：“中土之谈风俗者，于同洲各国，率鄙之曰四夷。或曰四裔，或曰异域，侈然以华夏自居。小者以藩属待之，大者以夷狄视之；夷狄而合乎中国，则进而中国之。斯义既昧，于己国之风俗，美者益夸大而张皇，劣者乃弥缝而掩盖。虽极陋甚弊者，亦举国习以为然。沉锢噗缚于其内，莫能冲破其藩篱。一语及他国之风俗较胜于己者，嫉之忌之，而不宣诸口。恶者则援之以为谭柄，且过当其实。近者海禁宏开，万方辐辏，无识者仍欲以其夷狄同洲各国之故技夷狄他洲也。”
“夷人”诡服异行、犬羊兽性，这些咬牙切齿的诅咒，在当时人们觉得自然而然，如今摘录出来的，却让人困惑吃惊。两次鸦片战争并没有在观念上将中国人打醒。这一阶段最让国人担忧或振奋的，不是海疆不靖，而是“发捻之乱”，即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所谓“发捻之乱”平定之后，“洋夷”已从海疆之忧酿成心腹之患。朝廷士林感觉，如今“洋务”或“夷务”成了要务，非办不可了。鸦片战争以来，天朝一败再败，一辱再辱。本来西方人来，只是要贸易，而一场鸦片战争打下来，西方人不仅可以贸易，还额外获得一块“割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签署了南京条约，本来西方人只想履行条约，不料清朝当局阳奉阴违，而且战事再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西方人不仅可以自由出入贸易，还可以自由贩卖“洋药”，自由传播“洋教”，并且把“夷使”派到紫禁城下长住。过去中国人不肯平等对待西方，如今西方不肯平等对待中国；过去中国人蔑视西方人夷狄禽兽，如今西方人蔑视中国人野蛮或半野蛮。
办洋务必先知“夷情”。我朝海禁大开，怀柔远人，不能只图购船买炮之类细枝末节，还应当“知各国山川险要、风俗民情、君臣贤否……知某国何以兴，某国何以衰，知己知彼，洞见本原”。这是当时最识时务明事理的看法。几十年来，洋人于中国，已经无不周知；而中国于洋人却不甚了了。郭嵩焘出洋那年，朝廷里还闹过这样的笑话。军机处大员王文韶(曾做过湖南巡抚)将西班牙混同日本，因为文件中西班牙国名由西班牙语Espania音译为“日斯巴尼亚”，王文韶一看就以为是日本，破口大骂倭寇，身边人提醒他，他还自以为是强词夺理，一个国家怎能有两个名字，谁又能保证不是日本人假冒讹诈？中国最有知识的官僚尚且如此孤陋寡闻，更不必说一般百姓了。
同治中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办“洋务”。朝廷相继派官员出洋，出洋者也在写游历见闻，但这些活动这些文字，究竟有多大影响，未必可知。同治年间朝野对洋人洋务的看法分为两派，一派为洋务派，主张办洋务通夷情，练兵制器，借法自强；另一派为保守派或清流派，主张断洋货、拒洋人、明夷夏之防，自强在人心不在器技。这两派对洋人洋务的态度虽迥然不同、水火不容，但内心深处的西方形象却差别不大。洋人不过夷狄，夷情狡狯，兵法诡秘，和约洋务不过是迫不得已。所谓“庚申必应和约，现在必应羁縻，将来必应决裂”，决裂才是最终目的。
办洋务是与敌周旋，通夷情是知悉敌情，有如此多的敌意，又如何认识西方？中国起先无意了解西方，后来有意了解西方却无诚意，而且更有甚者，无诚意而有敌意。了解西方，无诚意而有敌意，不仅妨碍了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与对自己的认识，而且始终妨碍着西方形象的“人化”。朝野间始终将西方当作敌人强盗，这一点与日本面对西方的诚意完全相反，于是，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一败一成，效果也完全相反。
西方人在中国，摆不脱那番夷狄番鬼模样，天朝也始终迈不开真正变法自强的步子。郭嵩焘当年“极意夸饰”西方“法度严明、仁爱兼至、富强未艾，环海归心”，朝野清流恼羞成怒。中法战争已经发生，甲午战争即将到来，眼见洋务运动购船买炮的富国强兵计划失败了，去世前不久，郭嵩焘悲痛地说：“吾在伦敦，所见东西两洋交涉利害情形，辄先事言之……而一不见纳。距今十余年，使命重叠，西洋情事，士大夫亦稍能谙知，不似从前之全无知晓。而已先之机会不复可追，未来之事变且将日伏日积而不知其所穷竟，鄙人之引为疚心者多矣！”
三
朝野对西方无诚意有敌意，不仅使中国的西方知识固陋，也使中国的西方形象丑陋。知识与观念的不平衡是一回事，物质生活与文化观念的不平衡是另一回事。洋枪洋船曾使林则徐等大为震惊羡慕，徐继畲也曾盛赞英国“强而富”、法国“文采精丽”。洋务运动大量购买洋货，一时间洋纱、洋糖、洋靛、洋钉、洋药日渐深入普及中国，甚至在国内某些地方出现一种物质生活上的崇洋时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人对“洋夷”固有的轻蔑与丑化，还是难以改变。郭嵩焘到英国那年，《申报》(1877年12月12日)还发表文章《论华人痛诋西方》，指出“士夫之家，不但不欲学西人之学，而且不欲与西人相交”。
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1859年，英国人呤唎在广州发现，广州姑娘的穿戴衣着欧化入时：“我在街上散步，看见很多中国姑娘的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的头巾，作手帕形，对角折叠，在颏下打了一个结子，两角整整齐齐的向两边伸出。我觉得广州姑娘的欧化癖是引人注目的。”张焘的《津门杂记》也提到广东人将这种崇洋风气带到天津：“紫竹林通商埠头，粤人处此者颇多。原广东通商最早，得洋气在先，类多效泰西所为。尝以纸卷烟叶，衔于口吸食之。又如衣襟下每用布兜装置零物，取其便也。近则津人习染，衣襟无不作兜，凡成衣店、估衣铺所制新衣，亦莫不然。更有洋人之侍僮马夫辈，率多短衫窄绔，头戴小草帽，口衔烟卷，时辰表链，特挂胸前，顾影自怜，惟恐不肖。”郭嵩焘出使前，国内就出现卷发、隆乳等追逐西洋时髦的现象。1874年11月3日的《申报》载文讽刺说：“外饰者可假，而生成者难改也。美发截之短而不能使之拳，须髯本黑而不能使之黄，顾盼流媚而不能使之碧翳，山根平坦而不能使之隆准，就令工于学步，亦不过大西洋葡萄牙人耳，岂能入欧罗巴哉？”
真正奇怪的是，物质生活的流俗可以赶西方时髦，政治文化却容不得郭嵩焘《使西纪程》这类中肯切实之论。国人心思褊狭、议论虚骄，令人痛心疾首。同治元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论及国人媚夷仇夷、各走极端时说：“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可憾可恶。”这种媚夷艳夷的心理，与我们前面提到的鄙夷仇夷的心理完全相反，却同时存在于晚清中国社会。
沿海与西洋人物接触较多，染上西洋风气，本不稀奇。平民与民间更多关注社会物质生活，较少文化偏见，文化价值观往往也不甚明确。他们可能同时追慕洋货洋习，却不自觉地在社会无意识层次上依旧将西方人当作夷狄番鬼，其中可能没有什么恶意或敌意，甚至意识不到其中包含的贬义。朝廷士大夫自觉的文化使命，使他们坚持华夷大防、道统国学，鄙夷仇夷是一种文化心态，也是一种文化姿态。因此，在那个时代，最偏执也最愚昧的往往是最有知识的人，或者说饱读诗书的人。例如，与郭嵩焘同为潇湘名士的同时代人王闿运，在《陈夷务疏》中竟有这样的荒唐分析。他说西方人的火轮船是“至拙之船”，大炮是“至蠢之器”。船尚轻捷，可夷船没有煤火，就不能动；枪炮尚灵活，可夷炮笨重，不便搬运。世人皆以为洋船洋炮可慕可惧，王老先生却独不以为然！
晚清中国媚夷艳夷，多在平民阶层或民间，像郭嵩焘那类特立独行、奇谈怪论，在上流社会是不能容忍的，所以王闿运提到他这位自毁名节的同乡时就说“湖南人至耻于为伍”。而且朝廷士林也多鄙夷仇夷。1865年，英国人赫德爵士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局外旁观论》，一年以后，威妥玛也提交了一份《新义略论》，两份文件都建议清朝办洋务、变新法、经济世道、奋发图强，否则将有灭国之灾。恭亲王将这两份文件上奏，上谕大臣们就这两份文件所言悉心妥议，各抒己见。结果大臣们的相关奏折密陈，大多认为“夷酋”居心叵测，用语狂妄，不要因狡夷险语，一变至道之谋。
精英阶层鄙夷仇夷，多少也会影响到社会下层。而鄙夷仇夷的文化偏见以正统形式在社会流传，构成一种主流意识，甚至会压制民间沿海自发的媚夷艳夷倾向。曾国藩就曾对内地民人媚夷艳夷、鄙华压华的倾向表示愤慨，但他也理性地意识到，媚夷艳夷不可制，鄙夷仇夷也不可用，关键在于冷静客观地对待西方。洋人入京，没有毁坏大清的宗庙社稷，而且协助镇压太平天国，这算是有德有助于大清。而且，洋人到中国，也只求贸易之利，不图侵占土地、灭亡国家，算是多少还有点公道。
“形象并不代表形象之外的任何东西。”在中国天下四方夷狄的世界观念的秩序中被妖魔化的西方形象一旦形成，就以某种似是而非的权威性左右着中国关于西方的“看法”与“说法”，为不同场合发生的文本提供用以表述西方的词汇、意象和各种修辞技巧，体现出观念、文化和历史中的某种权力结构，并开始向政治、经济、道德权力渗透。所谓中国的西方形象，不再是关于远国绝域的某个或某几个国家的知识，而变成一种象征，一个可以表现未知与恐惧、傲慢与自满的意象或词汇体系，诸如夷狄之邦、犬羊之性。
总之，中国的西方形象是中国创造的西方，它与其说明西方，不如说明中国自身。它是想象关联的，相对独立于现实并试图对现实发挥影响。
在晚清社会，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社会物质生活中的媚夷艳夷倾向，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鄙夷仇夷倾向同时存在，一方面是媚洋时尚，像《伦敦竹枝词》(1888年)所讽刺的：“堪笑今人爱出洋，出洋最易变心肠。未知防海筹边策，且效高冠短褐装。”另一方面是咬牙切齿的诅咒与不共戴天的誓言。同治光绪年间，逐洋人、断洋货、灭洋教的说辞不断。尊和约办洋务，原本都是迫不得已。购置洋器、西法练兵、富国强国，最终的目的不是与西方交通，而是驱逐外夷，重建天下一统。
维新无诚意，开放多敌意，这种顽固而奇特的心态，真可悲可笑。
四
这里究竟出了什么毛病？郭嵩焘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总是是非混淆，本末颠倒？近代以来，国难频仍，外侮欺凌日甚，中华智力俱穷，追其祸根，不过是鸦片。郭嵩焘生逢乱世末世，经历很清楚：“……嵩焘少时尚未闻此(指鸦片烟)，于时物利丰阜，家给人足，百姓守法惟谨。迨后鸦片烟之害兴，而世风日变，水旱盗贼首，相承以起，即今日洋祸之烈，实始自禁鸦片烟，而金田贼首，亦因洋务散勇，啸聚山谷，驯至大乱。是此鸦片烟不独伐贼民生，耗竭财力，实为导乱之源……”
鸦片乃洋祸之源，当年国人也曾痛心疾首。禁烟引起鸦片战争。可是，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更加泛滥，朝野却对禁烟无动于衷了。初到伦敦时，正赶上英国卫理公会、伦敦传教会向英国众议院请愿，要求禁止鸦片贸易，提出鸦片贸易不仅有害道德、传教，对合法贸易也不利，对此，郭嵩焘深有感触。回国之后，他发现国人日日沉浸于鸦片，恬不知耻，实在不可思议。该禁的不禁，不该禁的要禁。西方的钟表玩具、呢绒洋布，都成了家中宝贝，却惟独容不下铁路电报之类现代设施。西方人修好的吴淞铁路，因为激起民愤，被大清的官员买下拆毁了。“……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过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力谋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劫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蒙不知其何心者。”
晚清世事维艰，都起于“洋祸”。而洋祸，又先是洋药(鸦片)，后是洋教(基督教)。洋药盛行，摧残国家财政、人民身心，所谓损我养民之权；洋教泛滥，天朝礼教废弛，人民二心，所谓夺我教民之权。而民无所养所教，国也将不国。洋药洋教，是双重洋祸。鸦片战争前，洋药是主要祸害，鸦片战争结束，鸦片贸易合法化了，国人似乎也习以为常或无可奈何了。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使贩卖鸦片与基督教传教合法化，于是，洋药之外又加了一个洋教问题。国人似乎对洋教比洋药更敏感、更愤怒。这也是让郭嵩焘捉摸不透世道人心的一点，为什么举国汹汹，要禁洋教，却对禁洋药无动于衷？
在朝廷士大夫看来，夷人传教，流毒最宽，贻祸最久。首先是对礼教秩序的冲击，因为基督教只顺上帝，不孝父母，数典忘宗、弃伦灭理；其次是对政治秩序的冲击，因为基督教扶植愚民、蔑视朝廷、犯上作乱，人还是中国之人，心却已是夷人之心了。在民间百姓看来，传教士行踪诡秘，言谈怪诞，他们强占土地，干涉词讼，支持教民为非作歹。总之，洋药害人，洋教害人更甚；通商之弊小，传教之弊大。鸦片战争之后，之所以教案不断，其中有民间冲动，也有官方诱引姑息。
英人既以鸦片毒中国，复以耶教诱良民，朝廷百姓，一时都有排教仇教情绪。晚清流行的有关西方的负面形象，也多跟基督教相关。朝廷士大夫的观点态度，我们很容易从当时的各类文本中看到，所谓洋教败坏民风、有碍吏治、污染渐深、流毒日广、居然异类、隐然敌国之类的言论，比比皆是。民间的想法看法，虽然没有直接的文字记录，却从接连不断的教案中也不难猜得出。天津教案爆发，朝廷委派曾国藩全权处理，曾国藩仔细调查教案起因后发现，原来尽出于一些民间谣言，诸如教堂用障眼法、迷魂药，洋人诱拐人口、奸淫妇女、杀害儿童、挖眼剖心……分析这些谣言的起因，原来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愚民多疑，看到教堂终日大门紧闭，就开始猜测传言其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洋人的房子均有地窖，隔潮储物，国人没有这个习惯，就猜想其中一定有阴谋罪恶；看到教民进入教堂，不知在教堂内干什么，又久久不出来，就怀疑被教士谋害了；看到教堂施入教洗礼，更觉得不可思议，怎能把活人按入水底？教堂也为人看病，外科手术让小民联想起挖眼剖心……谣言越传越玄，疑虑越想越深，最后是某个不法教民拐卖人口，事发后逃入教堂，就这样，流传已久的谣言似乎被证实了，激起了民变。
鸦片战争前，国人仇洋，主要在仇洋药；鸦片战争之后，国人仇洋，主要在仇洋教。耶教邪教，惑人害命，败伦乱纪……民间有关基督教的邪恶想象，在晚清社会非常普遍，不独天津教案一例。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先驱魏源在《海国图志》也如此描绘基督教：“受教者先令吞丸一枚，归则毁祖先神主，一心奉教，致死不疑。有泄其术者，服下药，见厕中有物蠕动，洗视之，则女形寸许，眉目如生，诘之本师，曰：‘此乃天主圣母也。’凡入教人病将死，必报其师。师至，则妻子皆跽室外，不许入，良久气绝，则教师以白布囊死人之首，不许解视，盖目睛已被取去矣。”同治元年的《天主邪教集说》描绘西俗 “无异于禽兽”时也说：“父死子可娶母，子死父可娶媳，亦可娶己女为妇。每七日一礼拜……群党喃喃诵经。事毕，互相奸淫以尽欢。”士林言论，与民间谣传相差不远。有关洋教的邪恶形象，不独在民间流行，上至朝廷，下至百姓，谣言毁谤、猜疑仇恨，大致相同。最终酿成义和团，要杀洋人、灭洋教，绝非偶然。
第一卷历史专区 恐怕并不比蒙古人文明的白人
更新时间:2006-8-8 21:07:00 本章字数:4960
血债！——“文明人”的罪恶
歌舞升平很久了，殖民地都独立了。我们今天似乎只看到日本人是魔鬼，是嗜血如命的野蛮人，却似乎觉得欧洲和美洲的白人们不是。他们是自由民主的先驱，是文明人，他们把文明带到了全世界。他们或许也对自己广大的殖民地进行过掠夺，但是那都是靠商品和资本的输入，靠的是欺诈性贸易……总之，他们不像某些民族那么嗜血。他们爱的只是钱。
是啊，年代太久远了，连他们自己都忘了，何况我们呢。因为我们并不是遭受他们的屠戮最多的人。可是，历史不会忘记。这些过去自称现在也被误以为是文明人的家伙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将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先哲说过：资本是每一个毛孔都透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句话一丝一毫也不夸张。有的人会忘记，但是历史，你们看着吧，历史是绝不会忘记的。
西班牙是白人殖民者的先驱。他们的罪恶从哥伦布的时代就开始了。哥伦布本人就屠杀过对他毫无敌意的印第安人，强奸过尚未成年的印第安少女。从此，叫做西班牙人的那些衣冠禽兽开始了他们在美洲血腥到极点的肆虐。有过一本书，名字叫做《西印度毁灭述略》。这本书是一个良知尚未泯灭的教士写的。记载了西班牙人在美洲令人发指的暴行。白人们的暴行也能写成这么长一部书，真令人惊讶。西班牙人把杀人完全不当一回事，只要他们高兴（或者不高兴）就可以杀掉他们看到的任何一个（或者一村子的）印第安人。他们甚至把友好接待他们的印第安人骗进神庙全部烧死。他们绑架印加王向印第安人勒索黄金，得到黄金后又背信弃义将印加王绞死。印加王对这绞架悲愤地指责他们：“我像兄弟一样对待你们，你们为什么如此无情！”而回答他的只有白人的狞笑。
何止西班牙？那些自以为种族优越的白种人，那些各个以彬彬有礼的绅士自居的欧洲殖民者，一下了船统统兽性大发了。全世界都留下了他们带血的指纹和脚印。非洲、美洲、亚洲、大洋洲……从西班牙、葡萄、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甚至至今仍以自由解放者自居的美国，哪一个不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混世魔王？
杀人！杀人！杀人！
白人殖民者最擅长的就是杀人，特别是杀无辜的人。
早在印度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大帝时期，就有荷兰人和葡萄牙人杀掠东海岸的纪录。每次都让印度损失一千以上的人口。
法国人是最浪漫的民族。浪漫到在入侵埃及的时候动辄将整个村子的男人全部杀光；浪漫到为了镇慑海地的起义军，船一靠岸，下船不说话，先杀光附近一个村子里面的所有人。这也是所有白人殖民者共同的爱好。
俄罗斯的哥萨克士兵在东北用斧头和鞭子驱赶中国居民跳进冰冷的黑龙江再开枪打死。在海兰泡、六十四屯，俄罗斯人用刀劈、枪打、水淹、火烧等多种方式杀害中国居民数千人……
英国殖民者做的很谨慎，他们并不刻意杀人，他们只是把土人尽可能地杀掉一些，以保证“自己的安全为”度。在澳大利亚，为了“自己的安全”，白人庄园主宴请几百名并没有敌意的附近的黑人居民，用有毒的布丁把他们全部毒死；为了“自己的安全”，他们还把天花病人用过的东西卖给黑人，从而在黑人土人当中散播天花……我想起了12世纪的金国为了防止草原民族人数过多而威胁到他们的安全，于是定期到草原上“减丁”。一队人马在草原上转一圈，看到牧民就杀掉，以次控制草原民族的人口数量。这是不是和英国人的做法很相似？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唯一的不同就是英国殖民者的减丁方式比金国统治者不知高效多少倍。为了自己的安全，英国殖民者首创一个世界纪录：完全依靠屠杀毁灭了一个民族。那就是塔斯马尼亚岛的土著居民。最后一个塔斯马尼亚土著女性是在１９世纪死的。可怜的老太婆请求不要解剖她的尸体，可是就连这个愿望都无法实现。这可是令杀人如麻的成吉思汗都望尘莫及的丰功伟绩呵！可是文明的英国人做到了。这就是文明的力量。
美国，非常遗憾，你也逃不掉。曾经有外网上看到某人和美国人谈起美国“从来没有侵略过别国”。是啊，朝鲜战争是北方进攻南方，越南战争是南方游击队威胁到了西贡政权。这些话说得那个人哑口无言。美国人啊，你们自我感觉不错嘛。让我提醒提醒你：美西战争结束后你们在菲律宾干了了什么？嗯？我还记得你们的史密斯将军那句注定要流芳百世的名言：“我希望你们去烧！去杀！你们杀得越多，我就越满意！”杀谁？杀曾经和你们并肩作战的菲律宾解放军，杀真诚地相信你们是来把他们从西班牙手里拯救出来的菲律宾人民。在萨马岛，打下了菲律宾你们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血洗。你们聪明的士兵还发明了活剥人皮的高效方式：按住一个土人，在他的脚踝处割一个圈，然后把皮向上翻卷起来，直到剥下一整张人皮……你们的士兵按住土人，一加仑一加仑地给他灌水，灌到肚子鼓的老高，再开始放水“我们站在他的肚子上，好让他放得快些”——这是那些仁慈的士兵笑嘻嘻告诉我们的原话。你们可以为越战韩战辩护，但是镇压菲律宾第一共和国呢？你们毁掉了一场比你们自己引以为傲的独立战争还要伟大的革命，这还不够，还要变着法子虐杀帮助你们打败了西班牙并一直视你们为盟友的菲律宾人。你们怎么解释呀？你们解释得了吗？
为了殖民掠夺，白人们干尽了见不得人的事，又何止是杀人？为了掠夺，白人什么干不出来？为了修建苏伊士运河，英国殖民公司活活累死了12万埃及劳工。比利时是经常被我们忽略的一个小国。好像他没干什么坏事吧？刚果河流域是比利时的殖民地。这片原始森林盛产橡胶。于是伟大慈爱的比利时人就用皮鞭和枪强迫当地黑人给他们采胶，为此他们顾不得黑人自己也有家，也有种的庄稼。因为家里的孩子没有东西吃，一个黑人老人没有按时去给殖民者采胶而是去捕鱼了。公正无私，执法如山的比利时警察二话没说一枪打死了他。为了保证采胶的效率，比利时人，这些正宗的、文明的、有绅士风度的比利时人，将那些他们视为干活不力的黑人的双手用斧头劈下，然后把这些砍下来的手用钉子钉在小木屋和树上来鞭策其余的采胶人。
举世闻名的黑奴贸易，让非洲损失了约一亿两千万人口。黑人在运奴船中无法坐、无法站，只能躺着无论吃喝拉撒。１７８４年“戎号”贩奴船一次就把１３２个得病的（还没有死）黑人扔进大海。有条船装奴隶５００人，一夜就死亡１２０人。贩奴船的后面总是尾随着大群的鲨鱼……我们已经说不下去了，可是他们就是干得出来。运到美洲的奴隶在高强度劳动下平均只能活７年。多米尼加在１７６４年有６５万黑人，但是在这之前的５０年里面总共输入的黑人是多少？是２８０万人！——两百多万死掉了！
黑奴贸易我们应该很熟悉了。可是何止非洲？何止黑奴？在印度尼西亚，荷兰人在不同的岛屿之间掠夺人口进行奴隶贸易，生意非常红火。他们干得很过瘾，到处都有荷兰奴隶贩子的足迹。中国的福建等沿海地区也是他们的目标。他们把华工卖到澳大利亚，获取暴利。看过电影《海囚》的就知道。
当年，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进行过破坏性极大的西征。草原帝国的逻辑很简单，弱者就是要服从强者，不然就灭亡。这和当年攻破罗马的高卢首领把剑扔进天平时说出的同样的话。他们是野蛮人，因为他们光明磊落。
可是文明人就不一样。有的无知的人以为白人是有原则的，是讲道理的云云。不妨看看上面他们对待印加王，那是多么高尚？杜桑·卢维杜尔率领海地人民反抗法国殖民统治，法国人镇压不了，就使出了非常光明正大的招数一：扣押杜桑在法国读书的两个儿子作为人质。但是杜桑一句话“我绝不牺牲我的人民救我的孩子，你们狠狠地打！”使得法国人不得不使出了更加光明正大的招数二：假意邀请杜桑谈判，然后逮捕他，送到法国的监狱折磨致死。
法国当年因为财政困难而不得不向阿尔及利亚借债。后来诚实信用的法国人觉得还债是在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为了简化程序，他们的外交官公然在阿尔及利亚的国王面前宣布要解除全部的债务。阿尔及利亚国王愤怒地用扇子的扇坠向法国外交官。就为了这个扇坠，法国人宣称他们受到了侮辱，这种侮辱必须由战争解决。于是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兵将阿尔及利亚变成了法国殖民地。法国人，当苏俄在十月革命中宣布取消一切对法债务时你们暴跳如雷之余，有没有想过你们自己干的事情呢？
美国曾经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总统，名字叫做杰克逊，他宣布他爱印第安兄弟。1829年，他向他们保证：“你们的白人兄弟将不会打扰你们，他们不会侵占你们的土地。只要草木还在生长，河水还在奔流，你们就可以幸福和平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片土地永远属于你们。”然而，就在他在任期间，美国人疯狂地西进，一个又一个地灭绝整个的印第安部落。很显然，这就是白人的信用。这位伟大的总统临终前竟然还会说出这种经典的话：“无论黑人还是白人，希望我们大家都在天堂里重逢。”……我呕！
文明的白人文明在哪里？文明就文明在懂得掩饰。说明白些，就是他们懂得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草原帝国的征服行为是毫不掩饰的，所以他们是野蛮人。而白人懂得在世人的头脑中强化这些观念（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他们是文明的传播者，他们的使命就是把文明带给全世界。所以他们只看到，也尽量让别人只看到黑种人、黄种人野蛮、愚昧、需要改造的一面，而把自己同样丑恶的一面掩藏起来。我读过美国人描写的印度反英大起义。他们特别描写了印度起义者屠杀英国居民的情况。他们哀悼被杀死的几百英国男女，谴责印度起义者的暴行。但是，印度为什么要起义？通篇他们只字不提；英国人将拒绝使用涂有牛油猪油子弹的印度士兵捆在烈日下暴晒致死，通篇他们只字不提；英国人将被俘的印度起义者绑在大炮的炮口上开炮轰死，通篇他们只字不提；英国人俘虏了莫卧儿帝国的末代皇帝，在他面前砍掉王子的脑袋喝王子的血，还说“不喝他们的血我们的灵魂不得安宁”，通篇他们只字不提……从而造成了马克·吐温发现的一个现象：“这世界上有许多幽默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白人觉得他们不像土著人那么野蛮。”为此，白人国家们自称为“文明国家”（在国际法中他们还真腆着面子就敢这样写），这是对文明这个词最大的亵渎！
从亚历山大的时代起，欧洲白人就把东方和西方的概念分得非常清楚。在他们眼里，“东方”意味着野蛮愚昧加奢侈堕落，比如波斯帝国、埃及、奥斯曼土耳其、阿拉伯、古代中国。而“西方”则刚好相反。他们还说希腊的灭亡源于感染了波斯、埃及那些腐臭，奢靡的东方气息。殖民扩张开始以后，他们更加以文明人自居。而非常滑稽的是我们当中有些人竟然相信了他们的这种说法。他们不想想，郑和下西洋是怎么对待沿岸土著的，而白人殖民者又是怎么干的。到底TM谁是野蛮人？东方还是西方？白人的这些劣迹太少被人提到了。大家更多地说成吉思汗是魔鬼，日本皇军是夜叉，却不知不觉忘记了仍然厚着脸皮标榜正义的欧洲白人。有些事情是不应该被忘记掉的。白人的血腥罪恶和蒙古人、日本人的罪恶同样在历史上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污秽的一笔。套用《雷雨》中的话，白人殖民者“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这句话过分吗？我认为一点也不过分。
当然啦，现在时代不同了。殖民地独立了，奴隶贸易废除了，欧洲人似乎还在假摸三刀地考虑赔偿非洲人因为黑奴贸易而遭受的损失。于是有些蠢货以为白人是讲正义的，国际社会是有道义可言的。有一句法学名言这样说：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那些蠢货不懂，于是为美国打伊拉克辩护的，为美国不来打中国着急的都有。历史是多么相似啊！当年白人们以文明国家自居，对外宣称自己的使命就是将文明推向全世界。为此他们不惜动用武力践踏那些他们认为属于野蛮国家的主权。而现在呢？把文明改叫“民主”，把“野蛮”改叫专制。文明人在野蛮国家推行的文明就是上面那些令人作呕的东西。民主国家呢？谁知道？我不知道。前些年我看到在阿富汗村庄举行婚礼，人们朝天鸣枪庆贺，路过的美国飞机以为是向它射击，于是一番轰炸，炸死了40多个参加婚礼的村民。我不能不想起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看到一对青年在举行婚礼，因为他们穿得中国传统红色婚礼服装，就认定他们是义和团和红灯照，竟然开枪将他们双双打死。我说了，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