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战部队：第115师代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罗荣桓指挥第115师、山东纵队、教导第2旅
日寇部队：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指挥第32师团、独立混成第10旅团、第21师团、独立混成第5、第6旅团、第17师团主力、第33师团一部共5万兵力
战果：歼灭日伪军6200余人，抗日军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部队伤亡1400余人，群众被杀害和抓走1.4万余人，粮食被抢走160余万斤。
1941年(民国三十年)12月，平汉路破袭战役
中国八路军第129师一部在(北)平汉(口)路高邑、邯郸段对日军的破袭战役。
参战部队；129师第385旅及太行第1、第5、第6军分区部队，新编第8旅及冀南第3军分区部队，新编第4旅及冀南第2军分区部队，太行第5军分区
战果：大小战斗45次，毙俘日伪军960人，平毁封锁沟109公里，破坏公路69公里、铁路4公里
1941年(民国三十年)底至1942年初，侏儒山战役
中国新四军第5师在湖北省汉阳西南侏儒山地区对日伪军连续发动进攻的作战。
参战部队：中国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
战果：共歼灭毙伤日军200余人，伪定国军第1师5000余人，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1月至3月，晋西北1942年春季反扫荡战役
中国八路军晋西北军区部队粉碎日伪军扫荡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战役。
参战部队：八路军晋西北军区部队第5军分区、暂1师、军区特务团、警卫营、第358旅第716团和第8团
日寇部队：日军独立混成第3，第16旅团共1万余人
战果；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3次，歼灭日伪军750余人，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2月3日－25日，太岳区春季反扫荡作战
中国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在山西省沁源、安泽、沁水地区反击日军扫荡的作战。
参战部队：太岳军区、八路军第386旅
日寇部队：日军第41、第36师团一部及伪军共7000余人，
战果：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2月3日至3月3日，太行区春季反扫荡作战
中国八路军太行军区部队，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武乡、平顺，长治、潞城等地区反击日军扫荡的作战。
参战部队：太行军区第2、第3、第4军分区
日寇部队：第36师团、独立第4混成旅团主力及第110师团、独立第1混成旅团各一部，共1.2万余人，
战果：共毙伤日伪军2000余人。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5月1日至6月底，冀中区“五一”反扫荡战役
中国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所属冀中军区部队反击日伪军对冀中平原大规模扫荡的战役。
参战部队：晋察冀军区所属冀中军区
日寇部队：冈村宁次指挥第41师团主力及第26、第27第、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7、第9旅团各一部和骑兵第13联队及伪军共5万余人，
战果；进行大小战斗272次，毙伤日伪军1.1万余人。冀中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冀中军区部队减员16800余人，群众被杀、被捕达5万余人，根据地绝大部分变为日占区和游击区。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5月15日至6月20日，太行太岳夏季反扫荡作战
中国八路军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山西省东南部反击日军扫荡的战役。
参战部队：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和八路军总部、第129师第385旅、八路军太岳军区、新编第1旅、太行军区
日寇部队：日军第1军第36师团主力和第69师团一部、第41师团、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主力及第1、第8旅团各一部
战果：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指挥部队突围作战中，于十字岭阵亡。
1942年(国民三十一年)7月至8月，冀鲁豫区夏季攻势作战
中国八路军第129师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山东省西部、河南省北部地区，向日军和顽军发起的夏季攻势作战。
参战部队：冀鲁豫军区教导第3旅、教导第4旅、教导第7旅、
战果；八路军共毙伤日军1000余人、国民党顽军6000余人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7月至8月，平北区1942年夏季反扫荡战役
中国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在北平(今北京)以北地区反击日伪军大规模扫荡的作战。
参战部队：晋察冀军区第12(平北)军分区
日寇军队；独立混成第2旅团主力、独立混成第15旅团一部、伪满军第5旅、第8旅各一部，及平北、察南等地伪军共1万余人
战果；作战38次，毙伤俘日伪军592人，
第八卷 二战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 [转帖]
更新时间:2006-8-8 21:15:00 本章字数:8746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
【原文出处】固原师专学报：社科版
【原刊期号】199802
【原刊页号】36～40
【分 类 号】F7
【分 类 名】经济史
【复印期号】199804
【 标 题】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
【 作 者】黄正林
【内容提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在1937年至1940年主要依靠外部援助，外援占全部财政收入的51％到85％。1941年至1945年外援中断，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靠各税收和公营企业的发展来提供。
【 正 文】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分两个时期，1937年至1940年主要依靠外部援助；1941年至1945年主要依靠边区政府的各种税收和公营企业的发展来提供。本文就这两个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及与其相关的问题进行考查。
一、1937年至1940年的财政来源及1941年发生财政困难的原因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政策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这个政策的基本点是争取外援。因此，在抗战时期的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外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约50％到85％。1937年至1940年外援金额及占当年财政收入比率为（法币）：1937年，4563.9万元，占年财政收入77.20％；1938年，46.8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51.69％；1939年，566.4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85.79％；1940 年，755 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70％。（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
除外援外，其余的财政收入来源是少量的税收和行政性收费（包括没收款、罚款、土地登记手续费等）。这几项收入缺1937年、1938年的资料。1939年税收65.8万余元；没收款9.5万余元；罚款近1.9万元，土地登记手续费0.37万元，杂项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的9.17 ％。（注：边区财政厅：《财政工作报告》，1941年10月26日，见《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41、45、41、45页。）1940年税收196.4 万余元，企业盈余42.7万余元；公产收入0.5 万元，寒衣代金42.7万余元，罚款28.5万余元；杂项29.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24.87％。（注：边区财政厅：《财政工作报告》，1941年10月26日，见《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41、45、41、45页。）
总之，从上面各项收入的统计资料比较可以看出，1937年至1940年，外援是陕甘宁边区财政来源的主要部分。
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虽然困难，但精打细算，尚可维持，甚至有所结余，如1938年余10.3万元（注：边区财政厅：《财政工作报告》，1941年10月26日，见《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41、45、41、45页。），1939年余8.4 万元（注：边区财政厅：《财政工作报告》，1941年10月26日，见《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41、45、41、45页。）。但1941年，边区财政出现了严峻的形势，这年财政亏空567.2 万余元（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毛泽东回顾当时困难状况时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注：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峻的形势？
第一，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的外援完全中断。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国民党的政策也由积极抗日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表现在经济上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和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1940年9月，国民政府就一度停发每月60万元的军饷， 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的军饷全部被停发。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禁止必需品如棉花、铁、布匹等入口，阻挠扣留边区商人；提高税率，不许边区土产向外推销。在顽固派的军事包围、蚕食政策和经济封锁下，边区的面积缩小，人口锐减。抗战初期，边区总面积为12. 9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被封锁和侵吞之后，边区面积减少到9. 89万平方公里，人口减少到约150万。（注：《陕甘宁边区幅员的说明》1944年， 见《史料摘编》第一编《概述》第10页。）国民党的封锁，使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也中断了。
第二，非生产人口的增加是造成边区财政困难的客观原因。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边区脱离生产的党政军人员最多不超过3万人。1938年后，大批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到1939年边区非生产人员增至4 万人。1940年至1941年局势最为吃紧时，从前线调部队保卫边区，使非生产人员达7.2万余人。非生产人员的增加，加重了边区的财政困难。就粮食一项来说，除征收救国公粮，缺额部分由财政拨款购粮。1938年购粮款6.8万元，占年财政收入8.3％，1939年购粮款52.4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8％。1940年购粮款大幅度增长，款183.5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18.86％。（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分别比1938年增长了26倍和10个百分点，比1939年增长了3倍多和10 个百分点。
第三，不合实际的财政政策是造成边区财政困难的主观原因。1937年至1940年边区“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财政政策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在执行过程中过于机械和教条，出现了不合实际之处。一是对外援认识不足。抗战初期，国民党积极抗战的确鼓舞人心，但当人民力量壮大时，它必然要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给予扼杀。尽管当时边区党和政府已经预见到外援不可靠，毛泽东在1939年就提出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但“没有把1939年的热潮坚持下去，普遍推广到农村去，到1940年就又有些消沉了。”（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这说明党的一部分人包括高级领导人有依赖于外援的思想，没有做发展经济、增加财源的长远打算。二是狭隘的“仁政”观点。经过一段休养民力，边区经济比之抗战前已有所好转。尽管征粮数额成倍增加，但因农业经济发展而实际征收比例下降了，农民负担相应也减轻了。在当时，政府总是考虑休养民力，总怕群众负担重了，而对战时特殊环境考虑则较少。正如南汉宸所说：“各级干部处理一些问题也没有将战争与革命的特点把握住，只是站在怎样减轻负担和改善人民生活这方面去看问题，而没有看到日寇和顽固分子有进攻边区的可能性，忽视了军事财政等方面的准备。”（注：财经办事处：《关于财政工作总结》，1944年2月， 见《史料摘编》第一编《概述》第74页。）这种狭隘的“仁政”思想造成了1941年的粮荒和财政困难。
第四，边区经济落后，工商业基础薄弱，政府财源困乏。抗战前，边区农业尚不能自给，抗战开始后，政府采取多种措施，耕地面积有所增加，粮食产量有了提高，但没有给政府增加多少财源。抗战前边区没有工业，抗战开始后发展起来的工业也很薄弱。据统计，1940年边区共有公营工厂9家，工人434人，资金52.3万余元。生产合作社29个，社员1132人，股金13.5万元，产品种类300个，产值仅有2万元。（注：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廿八一三十年）1941年4 月，见《史料摘编》第一编《概述》第123页。）薄弱的工商业经济无力给政府增加更多的财源。
二、边区经济的发展和1941年至1945年的财政收入
1941年，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也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形势。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些措施是：调整财政政策，大力发展边区经济，增加税收，发行公债等。
调整过去的财政政策是解决财政困难的一项主要内容。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为解决燃眉之急，确定了独立自主、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财政原则。具体做法是，给各机关部队一部分生产资金让其各自经营以解决经费困难；大量开发食盐，发动群众驮运食盐出口，计划出口60万驮，其中6万驮为公盐，分配各县，由群众义务驮运；统一产销盐价，其收入归军委，作为军费和军委生产保证；发行建设救国公债618 万元；征收救国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解决人员和马匹粮草；禁止法币，发行边币1054万元。（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这些应急财政措施，对解决1941年的财政困难起了很大作用。但这只是应急之策，要彻底解决财政困难，还必须有一个长远的方针政策。1942年，在边区高干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在这一总方针指导下，每年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进行变革。1943年的政策是“统一领导， 分区统筹”，1944年的政策是“节约储蓄，克服浪费，积蓄力量，备战备荒”，1945年的政策是“生产节约，长期打算，积蓄物资，准备反攻”。（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从1941年到1945年边区财政政策调整可以看出：（1）“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是符合战时环境的，它体现了边区政府在财政问题上实事求是的精神。（2）比1940年的政策有了较大的灵活性， 基本上是政府给政策，各地区、部门自己用政策解决自己的问题。（3 ）边区政府财政工作经验日益丰富，财政政策和财政管理日益成熟。
发展经济是解决边区财政困难的最根本途径。1940年11月，边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指出：“没有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边区的巩固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从1941年开始，边区再次掀起了继1939年之后的经济建设高潮，政府加大了对经济建设的投入，使边区在农业、工业、商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一）农业。农业是陕甘宁边区支柱经济部门。边区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耕地和植棉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和棉花产量的提高。1941年至1945年反映农业发展的几项主要指标统计见表1（注：根据《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85—87页有关数据统计。）。
表1
年代耕地(亩)粮食产量(石)植棉(亩) 产量(斤)
1941 12 223 3441 470 00039 987 508 131
1942 12 486 9371 500 00094 405 1 403 646
1943 13 774 4731 600 000 150 473 2 096 995
1944 12 205 5531 750 000 295 178 3 044 865
1945 14 256 1441 600 00035 000 /
（二）工业。1941年至1945年边区工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以1943年工业发展水平为例，公营工业发展最快，全边区有纺织厂23家，年产大布3.29万余匹；造纸厂11家，年产纸5671令；化学工业工厂10家，肥皂厂2家，陶瓷厂3家。石油厂1家，火柴厂1家，制药厂1家，皮革厂2家，印刷厂4家，被服厂12家，炼油厂2家，工具厂8家，木工厂2 家。（注：《解放日报》1944年5月1日。）公营工业是边区工业的骨干，给边区财政提供了大量的收入。手工业发展也很快。就民间纺织来说，全边区有纺妇13.3万余人，纺车12万余辆，1943年共纺纱83.5万余斤，（注：《解放日报》1944年5月1日。）给公营纺织厂提供了相当部分的纱线原料。其它工业如煤1943年产量达到每月7600吨；盐1943年产量达52.1万驮（只据几个重要盐池的统计）。（注：建设厅：《一九四三年工业统计表》1944年4月1日，见《史料摘编》第三编《工业交通》第115页。）同时，私营工业也得到发展，尽管产量不占主要地位，也可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三）商业。农业、工业的发展推动了边区商业贸易的发展。1937年至1940年边区的商业贸易是采办性质的，主要是保证党政机关和军队的物资供应，只有很少部分具有营利性质。1941年后，边区政府加强对贸易的领导，制定了合理的商业政策，促进了边区商业贸易的发展。如1941年6月，延安市的公营商店达46家，总资本273.8万元，1至6 月份贸易额为937.9万元，纯利润110.3万元。 （注：边区贸易局：《边区对外贸易概况》1942年，见《史料摘编》第四编《商业贸易》第44页。）再如1943年统计的几个比较典型地区的贸易情况：靖边公营商店总资本133万元，上年利润87.8万元；＠①县公营商业总资本4539.9万余元，上年利润77.1万元；延安市公营商店、客栈等资本总额2470.5万元，上年纯利329万余。（注：根据《史料摘编》第四编《商业贸易》第273—276页有关数字统计。）同时，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都得到一定的发展。总之，工、农、商业的大力发展，成为边区财政来源的基础。
税收是1941年后边区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边区政府的税收种类有：（一）农业税。农业税是边区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救国公粮。1942年前是以摊派形式来完成，1943年开始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以每户人口平均收获细粮之多寡为标准分级累进。1941年至1945年农业税收入如下：1941年，20.1万余石；1942年，16.5万余石；1943年，18.4万余石；1944年，16万石；1945年，12.4万石。（注：《陕甘宁边区历年公粮负担表》，见《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152页。）
（二）工商业税。随着边区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税成为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财源之一。1941年至1945年工商业税收统计见表2 （金额均以券币计算，单位：元）（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
表2
项目 货物税
入境税出境税过境税产销税
年度
1941200 65349 989 32 31626 612
1942 1 687 364199 705953 32353 885
1943 2 118 535 1 003 9021 018 24410 200 781
194465 663 489 3 330 1268 763 909 4 920 555
1945 181 501 04352 606 11712 242 884 44 155 870
项目营业税合
营业税临贸税计
194183 249/432 819
1942 435 702/3 329 979
19439 743 071 / 24 084 533
1944 18 762 816 9 890 768115 942 794
1945 29 110 84310 602 335337 146 979
（三）盐税。盐税征收开始于1937年，随着边区盐务的发展，盐税成为边区一项重要的财源。1937年至1945年盐税收入统计如下（以券币为单位）：1937年近0.2万元；1938年4.9万余元；1939年2.9万余元；1940年4.4万余元；1941年37.2万余元；1942年48.9 万余元； 1943 年447.1万余元；1944年2457.8万余元；1945年17818.7万余元。（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
（四）公盐代金。严格的说，公盐代金不是税，而是临时捐，是动员群众帮助政府运盐的劳役，其金额较大，在政府财政收入中有一定地位。公盐代金始征于1941年，各年统计见表3（1942年前为边币， 1943年后为券币，单位：元）（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
表3
年代1941 194219431944 1945
金额7 009 00035 557 0004 521 796 45 793 29184 637 878
占年财政
27.73%10% 2.82% 9.07%5.25%
收入比例
（五）牲畜买卖税和斗佣。牲畜税是牲畜买卖的一种手续费，征收牲畜价格的5％。斗佣是代买卖粮食者过斗而征收的手续费，一般征收1％到2％。二者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历年收入数额是：1941 年45万元；1942年190万元；1943年4728万元；1944年约8000万至1亿万元。（注：南汉宸：《边区财政工作》1944年8月， 见《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390页。）除以上五种税捐外，还有烟酒、羊税等。
特产贸易收入是边区一项重要的财源，可解决边区财政的26％至40％。特产贸易始于1942 年，历年统计见表4（注：《边区特产贸易收入统计》，见《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426—427页。）。
表4
年代收入备注
1942 139 623 000元(边币) 占岁入40%
194365 347 927元(券币) 占岁入40.82%
1944 135 388 778元(券币) 解决财政开支26.63%
1945 757 995 348元(券币) 解决财政开支40.07%
公营企业的发展，为边区政府提供了部分财源。据不完整统计，公营企业为政府提供的财政收入是（缺1941年、1943年资料）：1940 年2.7万余元（法币）；1942年422万元（边币）；1944年18385.4万余元（券币）；1945年23121.1万余元（券币）。（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公营企业的收入在边区政府财政来源中占有重要地位，如1944年的收入占当年财政收入的36.2％。（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
综合上述，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来源分两个阶段两个不同来源。1937年至1940年期间，外援是边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军事封锁，使边区财政困难。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经济发展的合理的财政政策，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为边区财政状况好转奠定了基础。税收、公债、特产贸易、公营企业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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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为鹿右加耶的右半部
第八卷 二战 抗日战争的一些评论 1
更新时间:2006-8-8 21:16:00 本章字数:7309
何以小芬兰能击退大苏联而大中国却打不过小日本-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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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按——
不可否认，抗日战争中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涌现了大量的英雄人物，他们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片面的强调谁功劳更大并没有什么意义，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魂魄仍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仍在，中华民族骨子里的血性仍在。
但是，中国的抗战难道就应该这样吗？难道不能打的更好一些？在下面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单纯的从军事、工业实力来看好像中国不应该打的这么惨。不过，在此处要指出的是，当一个民族还没有真正觉醒的时候，是没有多少力量的。
下面的文字转贴自新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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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是我们民族历史上代价空前昂贵的一场战争，光死亡人数就达到了3500万人，战争持续了八年，人民流离失所、财产丧失殆尽的不在少数。我看过很多书籍，包括台湾拍的记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都把民族遭受到的这种惨痛损失归结为中日两国的实力悬殊，好像中国能打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错了，我原来也深以为然，直到了解到苏芬战争的情况，了解到芬兰这个远比当时的中国要弱小的小国，面对比日本要强大得多的超级大国苏联的入侵，仍能够抵抗侵略、保卫国家独立的事实以后，才知道大谬不然。我现在为大家列出苏芬战争和中国抗战的比较，请大家也思考一下，对比芬兰这个远比当时的中国要弱小的小国，中国的抗战是不是应该打得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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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日军虽然可以在装备落后的中国步兵面前耀武扬威，但在张鼓峰和哈勒欣河战役（诺门坎战役）中，面对苏联机械化部队的打击就露了本来面目。在装备精良的苏军装甲部队面前，日军简直不堪一击，甚至出现了以人肉炸弹去对付苏军坦克的绝望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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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敌人（苏联和日本）方面比较：
（1）从军队的武器先进程度方面比较：苏联军队实力和国力远胜与日本，武器也要比日本先进得多，这从苏联和日本步兵师的编制就可以看出：苏军一个步兵师编有3个步兵团、2个炮兵团、1个反坦克炮营、5个侦察营、1个工兵营、1个通信营，按战时编制一个师有14500人、78门野炮、54门45毫米反坦克炮、12门高炮、66门82—120毫米迫击炮、16辆轻型坦克、13辆装甲车、3000多匹马。而日本一个师团虽有21945人，但支援的炮兵联队（相当于团）只有一个，只装备有野山炮64门、步兵炮44门，只有苏联一个步兵师火炮总数的70%（但苏联一个步兵师比日本一个师团人数要少，人均火力日本与苏联相差就更大了），连反坦克炮、高炮也没有装备，更不用说直属步兵师的装甲车和坦克了；而从单兵装备来讲，日本装备的是三八式步枪，这种步枪的火力之弱，连国军的“中正式”也比不上，而苏联很早就进行了冲锋枪的开发研究，1936年西蒙诺夫冲锋枪就开始量产装备部队，到二战时更成为步兵的普遍装备。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苏联军队的机械化程度和火力要远远高于日本，而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日本穷，虽然和当时的中国比，小日本可能够强大了，可和其他欧美列强比，实在就差远了，对比苏联1830万吨的钢产量，日本每年只能出产区区400万吨劣质钢，并且大多数钢铁和军费要用来建设海军，这是造成日本陆军装备十分落后的根本原因。日军虽然可以在装备落后的中国步兵面前耀武扬威，但在张鼓峰和哈勒欣河战役（诺门坎战役）中，面对苏联机械化部队的打击就露了本来面目。在装备精良的苏军装甲部队面前，日军简直不堪一击，甚至出现了以人肉炸弹去对付苏军坦克的绝望举动。在诺门坎战役中，苏军轻而易举就歼灭了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一个军（第6军）五万余人，缴获12000余支步枪，200余门火炮，自己只伤亡了一万八千人，且伤员中76%是轻伤，不久就伤愈归队了，苏日两国陆军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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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苏联第一次攻击芬兰动用兵力54万人，屡屡损兵折将，连芬兰的边境也突破不了，而日军仅仅40万人，就可以长驱直入，仅几个月时间，就占领我国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江苏、浙江的大片领土，连中国的首都南京也被日军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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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苏联日本两国用于侵略的人数比较：
苏联为了进攻芬兰作了部份性的动员，兵员总数达到约五十四万人，作战序列以列宁格勒军区为总指挥，下辖第七集团军、第八集团军、第九集团军、第十四集团军，其中第七集团军下属十个步兵师、六个战车旅，兵员二十四万人，坦克一千五百辆，大炮九百门，飞机三百架。第八集团军下属七个步兵师、一个战车旅，兵员十五万人，坦克五百四十五辆，大炮五百二十门，飞机两百架。第九集团公司下属五个步兵师，兵员九万五千人，坦克两百七十五辆，大炮三百六十门，飞机一百架。第十四集团军下属三个步兵师，兵员五万五千人，坦克一百六十五辆，大炮两百二十门，飞机七十架。合计苏联侵略芬兰的总兵力达到54万人，坦克两千四百辆，大炮一千九百八十门，飞机近七百架，摆开的是想把芬兰一口吞掉的驾势。1940年11月28日与芬兰绝交，11月30日就开始进攻，到后期更增加到六个集团军一百二十万人，火炮两千八百门，飞机2000架。而日本“七七事变”时在华北只有一个旅团，即中国驻屯旅团，兵力只有1万人；在华中的上海驻有海军陆战队7000余人，合计“七七事变”时日军在华北、华南总兵力不到两万人，以后逐步增加，到1938年初日军在中国用于对国军作战的总兵力也一共只有15个师团6个旅团40万人左右（其中华北方面9个师团，5个旅团，分别是14、20、108、109、5、10、16、114、中国驻屯师团，3、4、5混成旅和1、2野战重炮旅；华中方面6个师团，1个旅团，分别是3、6、9、13、18、101师团，第10步兵旅团），比苏联第一次攻击芬兰的兵力还要少，但苏联第一次攻击芬兰动用兵力54万人，屡屡损兵折将，连芬兰的边境也突破不了，而日军仅仅40万人，就可以长驱直入，仅几个月时间，就占领我国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江苏、浙江的大片领土，连中国的首都南京也被日军占领。到八年抗战结束，日军针对中国作战的总人数也只有36个师团、41个独立旅团，总兵力108万人，坦克只有383辆，飞机堪用者只有291架，不仅人数还不如侵略芬兰的苏军最后的兵力，技术装备更是大大不如。
（3）从投入的突然性上比较
苏联攻打芬兰时，1939年11月28日与芬兰断交，11月30日立刻就发动54万大军从四个方向攻击，根本不给芬兰喘息的机会。而日本攻打中国由于军方和政府意见不一，是逐步增加力量，采用的是添油战术：“七七事变”时华北日军只有一个旅团，到7月28日才增援一个师团三个旅团到达平津，“八一三”时上海日本驻军只有海军陆战队7000余人，8月23日才增援2个师团在上海吴淞一带登陆，10月1日再增援3个师团到上海，11月又在金山投入三个师团、在吴淞投入一个师团，日军15个师团是逐步到位的，这种兵力投入实在是兵家大忌，不仅给了中国军队充分的准备时间，而且也极易给国军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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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抗战前夕，中国在生产和装备德，日，美，奥，英，俄等各国火炮，其口径为七十五轻型火炮居多，除了数量不如日本陆军装备得多以外，在性能上是毫不逊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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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已方的实力（芬兰和中国）比较：
（1）从国家的历史条件比较：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历史，而芬兰1060年时还处于原始社会，与中国文明不可同日而语。1840年以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社会，可是，国家的基本主权仍然存在，因此才会有后来的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但芬兰比中国还不如，在1809年就被最野蛮的帝国主义国家沙皇俄国占领，连主权也没有了，环境比中国恶劣得多，通过不断的斗争才在1917年沙皇俄国崩溃后获得独立，立国第一天就遭遇苏联干涉，内战打了3年，可以说，中国的历史条件比芬兰要好的多。
（2）从军队的数量和装备比较：中国抗战前有正规军就有182个师，总兵力超过200万人，再加上各地的保安大队、警察部队等准军事部队，立刻可用的兵力就有400万之多，而芬兰全国人口只有370万人，国防军总数只有33000人，只有中国军队的六十分之一。而从装备看，中国军队经过抗战前德国顾问不断的整训，武器装备已相当可观：在轻武器方面，1935年国军开始大量装备民二四步枪，即Kar98毛瑟枪，这种枪即使在二战中也是德军主要装备，其性能比日军的三八枪好得多；日军的歪把子机枪也不如国军的民二六轻机枪好用，后来日军都改装与民二六相似的九六式轻机枪；日军的九二式重机枪弹板供弹，必须两人才能射击，且易卡壳，而国军的各类马克辛除需水冷外，可靠性好得多，可见从步兵枪械看，国军是不亚于日军的；在火炮这方面，中国的现代后装火炮制造始于清末，当时仿德之克鲁柏型及奥匈百禄型居多，时称克式山炮或野战炮，这些型号是一战各列强的主要装备。到民国时期，改进不少，称为民式火炮，如沪厂出的民十四式七五野战炮等，那时，也开始仿制日式三八式七五野战炮和大正一五零榴弹炮等，总之，抗战前夕，中国在生产和装备德，日，美，奥，英，俄等各国火炮，其口径为七十五轻型火炮居多，除了数量不如日本陆军装备得多以外，在性能上是毫不逊色的。再加上1934年后大量的德国重装备开始运到中国，其中有15公分野战重炮（即德军FH-18型）24门、“克虏伯”战车16辆、75毫米仆福斯式高射炮28门、37公厘战防炮20门及瑞士奥利根公司的20公厘机关炮、15公分要塞大炮（用于长江江防）等各式武器，中国由此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机械化重炮团和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充实了中国部队的实力。而反观芬兰陆军的装备，还停留在一次大战的水平上，大炮大部份是一九００年前後的轻炮，甚至有一八八七年没有现代驻退装置的加农炮；坦克只有二十八辆一次大战时法国雷诺战车，和十辆左右比较现代的轻战车，芬兰唯一比较先进的只有在步兵轻武器方面，配备的是Mosin/NagantM1891/30型步枪，准确性较高；另外还有不少苏米冲锋枪。可见，无论从军队的数量还是装备来看，中国都要胜过芬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