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国家的军事潜力比较:中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当时人口45000万人,领土面积1140万平方公里,地理环境复杂,既有江南水网密布的地形,也有云贵一带的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地域广大,可以以空间换时间,为抗战留下了充分的周旋空间;人口众多,为动员提供了充分的人力来源,备战条件优越。而芬兰全国领土面积只有44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70万人,且国土的大部分地区位于北极圈内,人口大量集中的南部沿海又是苏联重点打击的目标,国土狭小,根本没有战略空间;人口不多,无法提供足够的兵源,条件比中国恶劣得多。
(4)从准备时间看:中国抗日,从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有6年准备,抗战前利用德国援助完成了20个德械调整师的整编,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还有20天时间可以应变。而苏联攻打芬兰时,1939年11月28日与芬兰断交,11月30日即发动50万大军从四个方向攻击,根本不给芬兰喘息的机会,芬兰根本无从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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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中国几百万国军抗战八年,付出了3500万同胞牺牲的惨重代价,结果杀伤敌人的数字连芬军在苏芬战争中4个月时间内杀伤的敌军人数都不到,而芬军付出的代价只有不到七万军人伤亡,平民的损失就更小了,只有1800人死于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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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果比较:
从以上分析,芬兰起点比我国低,人口和军队比我国少得多,国土狭小,根本没有战略空间,而敌人苏联又远比日本强大,军队机械化程度高,人数也多,又是突然袭击,条件比我国抗战要恶劣得多。然而,芬兰抗击苏军,自1940年11月到次年3月和约签订,不过四个月,使苏军遭到了惨重的损失,莫洛托夫在1940年3月28日向苏军最高统帅部报告的红军伤亡数字为:死亡48745人,伤158863人,这还只是一个大大缩水的数字,根据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透露,苏军实际在苏芬战争中损失上百万人(赫鲁晓夫回忆录142页),死亡20万人以上(柯林斯著“世界军事历史全书”第865页),苏军全建制被芬军歼灭的就有苏军第一六三师、第四十四师、第十八师,第一二二师和第八十八师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被俘55000人,而芬兰军队只有两万三千人阵亡,四万七千人受伤。更可贵的是,芬军通过战争,彻底打消了苏联企图吞并芬兰的企图,苏联一开始动用了54万大军进攻芬兰是志在必得,连傀儡政府也准备好了(即在苏芬战争开始那一天就成立的库西宁芬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想把芬兰象其它波罗的海国家一样吞掉,但苏芬战争的惨重代价使苏联不得不正视现实,解散了库西宁的芬兰人民共和国,重新与芬兰谈判和约。芬兰通过战争避免了与其它波罗的海国家一起被并入苏联的命运,最后虽对苏联作出一些妥协(主要是按苏联要求以1806年芬俄边境线为准调整了两国的边境,芬兰边境线从列宁格勒附近后退15公里,总计损失国土4万平方公里),但基本保证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战后,芬兰凭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目前已成为世界上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福利条件最好的国家之一,1999年以来,与美国一起名列世界最有竞争力国家的前两名;而日本原来对并吞中国心里没底,“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一直在要求军方不要扩大战线,但日军的长驱直入刺激了日本政府的侵略野心,日军1937年7月开始陆续增加到15个师团,在4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竟然能连占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各省的大片领土,1937年12月甚至攻占了中国的首都南京,日本因此得寸进尺妄图灭亡中国,1938年1月,日本政府正式宣言不与蒋介石政府举行和平谈判,妄图通过扶植傀儡政权一举控制中国,抗战一直打了八年,中国军队节节败退,1944年甚至出现几十万日军大败国军几百万、狂追几千里,从河南一直追到贵州独山的豫湘桂大溃败,最后靠苏联进军东北和美国的原子弹打倒日本,中国才算是获得了抗战胜利。但抗战期间中国共死亡3500万人,财产的损失更是不可胜记,尤其抗战期间软弱涣散的军队,不仅刺激了日军的侵略胃口,连苏联也觉得可以来趁些便宜,结果苏联借进军东北的机会以索取援助中国抗战的代价为由要求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及苏联在东北的特权,中国的领土面积因此减少了150万平方公里公里,是芬兰丧失领土的30倍以上,旅顺、大连、南满铁路还被苏联强行租借。中国抗战一共付出了3500万人死亡(其中90%是平民)和150万平方公里土地损失的巨大代价,国军在正面战场却才杀伤日军53万人,杀死日军的数目更是在20万以下,也就是说,中国几百万国军抗战八年,付出了3500万同胞牺牲的惨重代价,结果杀伤敌人的数字连芬军在苏芬战争中4个月时间内杀伤的敌军人数都不到,而芬军付出的代价只有不到七万军人伤亡,平民的损失就更小了,只有1800人死于轰炸。
4、我们的思考:
芬兰是以寡敌众,结果不仅及时制止了苏联的侵略,保卫了国家民族的独立,而且还杀伤了大量敌人,为国家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自己平民的损失也不大,一共只有1800人死于空袭;而中国以众击寡,总兵力是日本的几倍,却连战连败,不断刺激日本侵略的胃口,抗战打了八年,结果虽然靠苏联进军东北和美国的原子弹打倒日本获得了胜利,但却被自己的盟国苏联敲诈丧失了外蒙古150万平方公里土地,更重要的是付出了比芬兰多500倍的代价,牺牲了同胞3500万人,其中90%是平民,而换来杀伤日军的战果只有53万(指正面战场),我们扪心自问,抗战是不是如“一寸山河一寸血”里所说是“实力悬殊太大”、“我们已尽了全力”。如果说实力悬殊太大,我们和日本与芬兰和苏联比哪一个悬殊大,而我们已尽了全力云者,与芬兰的战果相比,我们作得真是太不够了。
第八卷 二战 抗日战争的一些评论 2
更新时间:2006-8-8 21:16:00 本章字数: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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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35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向罗斯福密报过很多美援物质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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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能打的比中国好,主要是因为芬兰真正把国民当人看,真正爱护人民。芬兰在独立之初,与中国一样是个农业国,农业人口在独立之初占66%,而这66%的农业人口中无地佃农占76%,贫富极其悬殊。芬兰国家独立以后,这76%的无地农民就成了政府重点关怀的对象,1918年,政府公布了土地改革法案,规定由政府先垫付资金向土地所有者买下土地交给耕种的佃农,再由佃农分年偿还,土地改革法案彻底改变了芬兰农村贫富悬殊的局面,到1930年,农村小土地占有者占总农业人口的94%,彻底解决了无地佃农的问题。而对一般居民,芬兰于1917年国家一独立就公布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不久,关于工伤事故、年老和残废者的保险、产妇补助、贫穷儿童的照管和失业救济等一系列的法律也制订了,有人担心政府没有钱来支付这一庞大的福利计划,问当时力主该计划的曼内海姆议员钱从那里来,曼内海姆议员回答说将军队从10万降低到1万,节约了军费自然就有钱了,那人大为担心,担心军队少了苏联会乘机打进来,曼内海姆议员回答:“苏联人来了,我们大家和他拼命就是了,总不能让他们伤害到人民。但如果现在不实行福利制度,那我们与苏联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国家等于是还没有建立,又谈何保卫呢”。在芬兰国家独立后的二十年时间里,国家关怀每一个公民,尽一切努力去帮助他,真正尽到国家的责任,芬兰的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日益平等,到1939年,社会50%的财富掌握在工人、农民手里,芬兰被称为“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一般劳动者的共和国”(伍里宁著“芬兰史”第34页),西兰珀女士的经历可以说是芬兰社会的缩影,她1866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家庭,作过工人和女仆,1900年开始担任女仆工会的管理员,1905年担任“仆妇杂志”的主编,1907年担任“劳动妇女”的主编,1919年国家独立后被选为议员,1926年进入政府担任社会事务部部长,国家能作到真正由普通的劳动者来管理,人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所以到1939年苏联进攻时,芬兰人民就象保卫家一样保卫国家,因为芬兰真正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保卫芬兰,实际就是在保卫自己的八小时工作制、义务教育制度、国民生老病残全面保险福利制度。这种制度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即使是强大如苏联强硬如斯大林者也抵挡不住,斯大林摊上这么一个生而自由的芬兰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而当时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当时统治中国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腐败买办官僚集团,这个集团一方面要抗日,要维护民族的尊严,其实也就是他们自己的尊严;另一方面,这个集团平时却过惯了腐化堕落、贪污受贿的日子,该拿的地方他们是一点也不肯少拿的。1942年2月7日美国国会批准无条件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到1943年底,中国政府提取了约一半的2。4亿美元,但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调查资料,中国政府提取的2。4亿美元中有8000万美元已经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账号上,美国人对中国官员“公私不分”使用国家资金的方式非常恼火,结果蒋介石要求的10亿美元贷款1分也没有得到,而且罗斯福还决定,美国用于中国战场的开支每月将限制在2500万美元以内。中国抗战并非真的没有钱。据美国方面调查,当时中国富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约有33亿美元,如把这些富人的存款拿出来充作军用,足够再抗战5年,但支持重庆国府的腐败买办阶层不肯自己出钱打仗,却利用战争向美国伸手要钱,这让美国人十分反感,美国国会自1942年2月批准向中国无条件贷款5亿美元后,再也没有批准向中国贷款一美元。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35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向罗斯福密报过很多美援物质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另外,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50年后的1983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3年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国财政部甚至还有人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蒋介石统治集团这么腐败,其他官员上行下效,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甚至军队也不例外。管辖河南战区的汤恩伯将军,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把农民的最后一点存粮也强行夺走。汤恩伯的苛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饿死同胞400万人,是南京大屠杀人数的10倍以上,当时河南农民有这样的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到河南采访报道了那里饿殍遍地,人吃人的惨状,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国政府不顾民众的需求,强征老百姓口粮的作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大怒,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时代周刊》拒绝,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向蒋介石问起河南大饥荒的情况,蒋介石却对此话题表现的十分冷漠,罗斯福在开罗会议后说:“对于中国民众的悲惨状况,中国政府明显缺乏应有的同情心”。一个不关心自己国民的国家,能得到其它国家的尊重吗,一个腐败贪婪的统治阶级,能领导全民族进行殊死的抗战吗,一个只知道搜刮掠夺国民却从不知道关心照顾国民的国家,国民会对他效忠吗。果然,1944年日军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开始了,日本结集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40余万,面对5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线逃走,而且还命令他部队中800辆卡车中的600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家私,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无心抵抗,军官们则忙著把自己的亲属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内地,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败走上万人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一号作战”中,中国军队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军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在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日军面前,中国军队居然连连溃败,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望风而逃,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一下子成了全世界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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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中国必须经过一位有德有才的总统,任满做了平民,而仍能自然的享受到人生幸福自由,给那些愚迷的野心者看看,观感所及,以后国家才有进步,中国人的人格才能普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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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芬兰和中国对国民的不同态度上,已经可以得出这两场战争结果迥然不同的原因了。苏芬战争结束后,对国民在战争中的损失,包括人民在战争中自发坚壁清野的损失和从苏占区搬出的难民被迫放弃的资产,由芬兰政府包赔,其中损失在6500芬兰马克以下的政府全额赔偿,金额往上则赔偿比例逐级递减,100万芬兰马克以上赔偿10%,这才是真正为国民着想、视国民为主人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没办法不富裕、没办法不繁荣、没办法不强大。而蒋介石的中国则完全相反,1938年,为掩盖他军事上的失败,他在没有采取任何救护措施的情况下悍然下令决开黄河,一举淹死我国同胞近百万人,丧失全部财产流离失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1942年,由于黄河决口,同时也由于蒋介石政府的苛捐杂税压榨太凶,河南爆发了大规模的饥荒,饿死同胞400万人,蒋介石对濒临绝境的饥民,不仅不采取任何救济措施,而且还不同意减少任何苛捐杂税,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国民藐视到了这个程度,他还能发展吗,还能抗战吗,甚至还能生存吗。果然,1949年,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个刚刚吹嘘取得了蒋介石自称的“抗战的伟大胜利”、已经“跻身世界大国行列”的中华民国政府终于灭亡了。
孤儿出身徐永昌的上将(1887-1959,山西崞县人),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长,1945年9月2日代表中国到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与美、英、苏等9国代表签字接受日本投降书。上午签字后,经过深思,他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回想一下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次日,永昌到东京市区游览,见警察守岗如常,民众肃穆有序,慨然叹曰:“日本之兴,可计日而待也:不实在无纪律之国民,将来困苦必较日本为大!”
1950年9月9日看到美国所制中国抗日战争影片取材精审,对受华盛顿等薰陶的美国人士尽职尽责的品德深为叹服,并进而感言:“中国必须经过一位有德有才的总统,任满做了平民,而仍能自然的享受到人生幸福自由,给那些愚迷的野心者看看,观感所及,以后国家才有进步,中国人的人格才能普遍提高。”(赵正楷著:《徐永昌传》台湾山西文献社1989年版第375页)
徐将军的反省是到位的。(完)
——转载至新浪文化,有文字上的润色以及错别字的修改。
第八卷 二战 关于抗日战争 日军在中国制造千里无人区
更新时间:2006-8-8 21:16:00 本章字数:6335
关于抗日战争 日军在中国制造千里无人区
史海钩沉:1941年,日军在中国制造千里无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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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l.sina.com.cn 2005/04/19 15:25 新浪文化
作者: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1941年秋季,八路军冀东部队隐蔽开进热南山区之后,给华北方面日伪军造成错觉,以为冀东的八路军已不足为患了,伪报上说:只有几个八路军在长城上哭呢!而伪满方面日伪则大为惊恐,称之为“对满洲国的第三次进犯”。面对着共产党八路军连续三次“进攻”,热南、热西抗日烽火已成燎原之势,经日本关东军从上到下紧锣密鼓的策划,从1941年5月
开始,在其所谓的“西南国境线”上,大规模制造“无人区”。
“特别肃正”
长城线上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使伪满洲国最高主宰--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如芒刺背。适值1941年5月开始,华北方面日军动员4万余兵力对冀东发起“扫荡”进攻,日本关东军遂趁火打劫,于5月17日,由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发出第二六四号《西南地区特别肃正》作战命令。在其“要领”中指明“肃正”重点地区为丰宁县西南部,滦平县西部,兴隆及青龙县西南部。并强调要采取“治本措施”,即“建立集团部落,建立警备道路、警备通讯及部落防卫设施”。
如前所述,八路军冀东部队第十二、十三团在夏季反“扫荡”受挫折后,于8月间突然开进热南,而且迅速打开局面,粉碎了日本关东军的“西南地区特别肃正”计划。日本关东军防卫司令部遂于9月15日发布第二八号实施《时局应急西南特别肃正》作战命令,其“要领”中指明,实施地区扩大到热河全省,重点为丰宁、滦平、兴隆、承德、青龙5县。并再次强调进行集家并村,建设集团部落为“治本工作之重点”内容。
为了实施此项“时局应急特别肃正”命令,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在伪满中央机构中进行总体动员。据日本战犯、满洲国铁路警护军少将参谋长原弘志供称:
“1941年(我记的是10月),我以总监部警备科长的身份奉总监藤井贡一之命令出席了关东军防卫司令官山下奉文所主持的有关西南地区肃正工作指导会议。这个会议在长春关东军防卫司令部举行。出席者有伪满政府中央机关代表约20名。由最高参谋长片仓忠指导了这次会议。他报告说:‘热河的治安在伪满洲国来说是一个后患,所以一定要彻底肃正。但肃正工作是由现地机关负责实行,作为中央机关来说,必须鼓励及满足他们在人员、资财、经费等方面的要求’。”
根据日本关东军防卫司令部的命令,从1941年下半年,就从伪满各地向热河全境特别是“西南国境线”增派兵力。为了有力地推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计划,将在东边道进攻东北抗日联军大搞集家并村的军政骨干全部调到热河,对热河省伪机构实行大换班。原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升任热河省次长;通化省伪警务厅长皆川富之亟调任热河省警务厅长;通化省伪协和会副本部长户仓胜人调任热河省协和会副本部长兼事务长;通化省伪第八军管区司令官吴元敏调任热河省第五军管区司令官。与此相适应,对所有伪军、政、会下属机构都得到充实,在制造“无人区”的重点地区如滦平、兴隆、承德、青龙等县的伪县长、警察署长、协和会长等要职,也大部换成由东边道等地调来的骨干人员。
在调整政权机构的同时,军事力量更得到加强,日本关东军第一0八师团第九独立守备队进驻热河各地,伪满洲国军除第五军管区下辖的3个旅外,又从其他军管区调来14个团,分驻各地,作为机动兵力。还将原在东边道专门进攻东北抗日联军的12个省辖警察讨伐大队全部调来热河省。这些讨伐大队实际上是伪满洲国的机动讨伐队,哪里战事吃紧就调到哪里去。这些讨伐队成员极为复杂,大都是叛徒、惯匪、流氓、烟鬼等没有人性的亡命之徒,其骨干都是受过特种训练的汉奸、叛徒。他们在东边道地区进攻抗日联军和制造“无人区”过程中,疯狂之极,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在制造“无人区”的重点县又先后组建起许多县属警察讨伐队,计:青龙县8个、兴隆县13个、滦平县8个、承德县5个、平泉县2个。
省讨伐队相当营建制,县讨伐队相当连建制。省讨伐队为机动兵力,重点使用于制造“无人区”的重点地区,县讨伐队主要分片负责本县境内的集家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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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1941年,日军在中国制造千里“无人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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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l.sina.com.cn 2005/04/19 15:25 新浪文化
“无人区”化政策
遵照日本关东军防卫司令部和宪兵司令部的命令部署,于1941年9月间,日军西南防卫司令部制订出《时局应急西南特别肃正计划》,承德日本宪兵队本部拟定出《国境地带无人区化》实施方案。
从其《国境地带无人区化》方案中可以看出,日本侵略者对制造“无人区”的措施,已从过去战术性的对策提高到战略的“治本”方针的高度认识了。文中分析说:
“中共现在所采取的对日战略,是扩大强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坚持抗战,获得最后胜利,积极地动员民众参加协力于抗战工作。在政治方面,使之拥护抗日政府,支持抗战政策;在经济方面,使之担负军需之供给,确保战争所必需的物力;而且在军事方面担负起兵力补充及支援军事行动,以获得武装斗争的胜利。”“所谓集家,即将可能成为敌人游击区的国境地区内的居民,集结于我方据点,或其近旁地区,使之与敌人的活动完全隔离,而由我方掌握控制,乃可彻底封锁扼杀敌人之所谓人力、物力的动员工作。”
在日军另一份文件中还有一段露骨的分析:
“鉴于冀热察国境地区当前的情势,其根本第一要谛,无论怎么说,也在于匪民分离,这也几乎是担负保安重责之吾人,在灭共对策上最应建立功绩之处。”
“民众的支持,乃是彼等的依靠,这样就能切断其与民众联系的纽带,救命之纲绳,此实乃致命的打击。”1942年10月29日,承德日本宪兵队本部《灭共对策资料》。
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侵略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靠人民群众反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策略,是十分害怕的,对其说来是致命的。因此,日本侵略者妄图以制造“无人区”隔断共产党和抗日武装与人民的联系,彻底消灭抗日力量。
根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命令的部署,于1941年五六月份开始,热河省日伪机关即着手拟定计划和进行大规模集家并村的准备工作。从日本文件中看到,计划制造“无人区”的宽度,大体上从长城线计起,步一日之行程,大约为25或30公里。而东西起止点没有查到文件依据,据多年来多方调查表明,这次大规模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主要是在丰宁、滦平、兴隆、青龙几个县境内实施的,大致西迄丰宁县西南部千家店、红旗甸一带山区,沿长城线向东,经滦平、兴隆,至青龙县青龙河西岸,总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总之,就是从1939年以后,所有在伪满热西、热南辖境的抗日游击区,全部划为“无人区”,并沿长城构成一条战略封锁线。
史海:1941年,日军在中国制造千里“无人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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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l.sina.com.cn 2005/04/19 15:25 新浪文化
所谓“实验区”
热河日军西南防卫司令部和承德日本宪兵队本部拟订出大规模制造“无人区”的规划后,于1941年冬和1942年春,在滦平、青龙、兴隆等县搞建设“集团部落”的“实验区”。
1941年冬和1942年春,滦平县日伪机关在于营子和吴栅子两村相继搞建设集团部落“
实验”。于营子搞得比较潦草,在吴栅子搞得很细致,由伪县长亲自督办,一切建筑都按照伪满洲国民政部训令第九六九号《关于集团部落建设》通告的规格施工,号称“模范部落”,命名为“安乐村”。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造了许多假象,并请来伪满洲国一位大臣视察,还拍成电影纪录片,到处播放,作欺骗宣传。
1941年8月,伪青龙县政府宣布大地村(现属宽城县)为集团部落“实验区”。当即成立“集家工作指导部”,由日人副县长西岛宽任主任,下设武装班、巡视班、拆房队等。调集几百名日伪军警进行武力镇压,限令大地村所属22个自然村的群众10天内拆毁家园,搬进大地、熊虎斗、木匠屯3个集团部落。自己不拆的就纵火烧毁,拒绝进集团部落的就抓捕、屠杀。折腾了一个半月,22个村庄被夷为废墟,1800口人被迫离开家园热土,被驱赶进了部落。集家完成后,立即划定部落5公里以外为“无住禁作地带”,面积约40平方公里,占22个自然村总面积90%以上,荒废了大量耕地。
1941年冬季,兴隆县日伪机关又在横河川重点实行集家并村,并建设集团部落。
日伪鉴于1939年和1940年两次小集家的失败教训,对这次集家进行了周密安排,把集家点定在靠近半壁山中心据点的靳杖子,并修通汽车路,建设集团部落,派驻伪警察讨伐队驻守。
这次划定的集家区总面积约750平方公里,包括70多个自然村,1200多户,6万多口人。而靳杖子集家点位于集家区的最南端,所以绝大部分村落都距靳杖子在5公里以外,最远的相距约30多公里。可以想象,在一个集家点上集中这么大范围的众多群众,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日伪就划定距靳杖子以北约5公里的一条山岭为界,岭南为“无住地带”,强行集家并村;岭北为“无住禁作地带”,彻底摧毁。这片“无住禁作地带”,面积约600平方公里,包括60多个自然村,约占整个集家区的80%。
史海:1941年,日军在中国制造千里“无人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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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集家
1938年以来,八路军几次从平西根据地向冀东和热河地区的推进,都是以热河西部滦平、丰宁、密云地区为突破口和交通走廊的,而冀东地区与晋察冀和平西根据地的联系,也是通过这一带的地下交通线的。伪满方面日伪军为了有效地封死八路军向伪满地区的推进和切断这一交通枢纽,在实施“特别肃正”计划之始,就确定以丰滦密地区为重点,首先从这
里开刀。
为了强化这一地区的制造“无人区”措施,在古北口设立了“西南防卫司令部分部”。从1941年10月4日开始,集中万余重兵,对滦平、丰宁长城沿线山区(包括与密云、怀柔、延庆、赤城交界地区)进行疯狂“扫荡”。从古北口至独石口长城内外,由东向西,从南向北,纵横捭阖,分进合击,梳篦清剿。在持续两个多月的“扫荡”中,首先是寻找八路军十团主力决战,而当八路军转至外线时,便拿人民来发泄其疯狂兽性。就是按照日本档案文件中所说的全力“攻伐民众”。在所有的深山区,特别是八路军游击队活动过的地方,反复剔抉,实施彻底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一起又一起血腥惨案。在滦平县下营村两次集体屠杀78名群众,在孟思郎峪一次屠杀妇女儿童27名。日伪在对民众的“讨伐”中,以摧毁抗日基层组织为重点对象。在两个月的“扫荡”中,抓捕基层干部和骨干分子500多名,屠杀300多名。
日伪在“扫荡”后期,即开始大规模驱逐群众集家并村,然而,遭到群众的激烈反抗,许多地方群众硬是坚持不下山。1942年4月,又调来6000余日伪军,在长城各关口及深山区里增设了37个据点。然后以各据点为中心,把“无人区”划为若干片,每片进行反复“扫荡”,驱赶群众集家并村。
对坚持领导群众反集家斗争的共产党及政府机关经常活动的地区,则派出大量特务侦探,一经发现目标,立即多路奔袭合围,前后有几股游击队受到严重损失。1942年4月8日,日伪军又奔袭丰滦密抗日联合县政府的基地臭水坑,县长沈爽等30多名干部牺牲,45名干部战士被捕。此时正值斗争激烈的关键时刻,领导机构遭到严重损失,反集家斗争受到影响。到1942年冬,日伪基本上完成了在热西长城线上集家并村的计划。
从1942年4月1日开始,华北方面日军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与伪满方面日伪军形成合力,夹击丰滦密地区。沿长城南侧,东起古北口南的辛庄,西至昌平县桃峪口,挖起一条宽大的封锁沟。华北方面与伪满方面日伪军遂协同动作,将东起半城子,西至渤海所,南迄白道峪,北至于营子,总面积3600平方公里的地区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并且用尽一切残暴手段加以摧毁,房屋被烧光,群众被赶尽杀绝,牛盆峪、马营、高家岭等10多个山村的森林也都被纵火焚毁。
日伪大规模集家并村的形成,大片“无住禁作地带”的出现,使平北、热西地区的抗日斗争出现了严峻的局面。
在热南青龙县和兴隆县大规模集家并村的时间是交错进行的。青龙县日伪机关在1941年8月开始在大地村进行集团部落“实验”的同时,即召集会议,部署在青龙河以西地区集家并村。
在兴隆县,于1941年11月和12月间开始军事“扫荡”。在1939年和1940年的旧集家区长城沿线及黑河川、横河川等局部地区继续集家并村。到1942年4月,由日人副县长主持,组成“社会调查队”,对全县村落分布、居住状况等进行调查。然后召集各有关方面及19个大村村长举行秘密会议,划定集家范围,指定集家点,在全县范围形成全面制造“无人区”的规划,开始大范围的集家并村。
在热南青龙和兴隆的大集家过程中,都进行了血腥的大“检举”(即大搜捕)和大屠杀。在兴隆县,大集家开始前就进行了一次大“检举”。据热河省协和会别室部员(又称共产党研究员)郝席庵供称:第一次大“检举”是在1942年2月5日开始的,在全县逮捕2000多人,在各地就地屠杀400多人。这次大“检举”中,以大洼、宝地、大小水泉、北台子、东道峪、揪木林、靳杖子、龙井关等村最为残酷,被逮捕五六百人。被抓捕的人,都受到严刑审讯,处死一二百名,未被判刑的人都被送往东北各地充当劳工,鲜有生还者。全面“检举”后,又接连在茅山、大灰窑、南双洞等重点地区实行“检举”,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血腥惨案。
在青龙县大地(现属宽城县)一带搞建设集团部落“实验区”的同时,在全县范围搞了一次大“检举”,抓捕800多人。1942年4月间开始大规模集家并村时,又搞了一次全面大“检举”,从榆木岭、艾峪口、熊虎斗、唐杖子等24个村,抓捕了422人,其中342人惨遭杀害,唐杖子一个村就被屠杀100多人。
日伪军疯狂的“扫荡”、“检举”、屠杀以及烧房抢掠,使热南山区受到严重摧残,但是由于党的坚强领导和八路军的反击,群众展开顽强的反集家斗争,基本上粉碎了日伪在热南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的计划。
本文节选自《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辑:独孤)
第八卷 二战 抗日战场上的五支国民党英雄部队
更新时间:2006-8-8 21:16:00 本章字数:5002
关于抗日战争 抗日战场上的五支国民党英雄部队
抗日战场上的五支国民党英雄部队
潘泽庆
抗日战争後,国民政府重新命名组建的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简称新一军、新六军,下同)、第五军、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前为七十四军)、整编第十一师(整编前为第十八军),是国民党的五大王牌军,也是抗日战场上国军的五支英雄部队。这五支部队,在同日寇作战中战功赫赫,屡创强敌,为中国人打出了威风,誉满中外。
抗战硝烟中诞生的第五军和第七十四军
一九三六年三月,蒋介石接受徐庭瑶考察欧美军队现代化装备後所提出的建议,在南京成立陆军交辎学校。一九六七年,在交辎学校基础上又扩编建成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任团长。全面抗战爆发後,杜聿明率装甲兵团的两个连参加淞沪会战。一九三八年,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後扩编为第二○○师。同年冬该师又扩编为新编第十一军。一九三九年一月,番号又改为第五军,杜聿明任军长,下辖第二○○师(师长戴安澜)、荣誉一师(师长郑洞国)和新二十二师(师长邱清泉)。第五军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唯一的机械化军。在杜聿明统率下,该军注意训练,士气旺盛,号称新军,一时蜚声全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第五军在昆仑关战役中奋勇搏杀,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坂垣征四郎所部的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歼敌六千余人,取得重大胜利。此役後郑洞国调升,带走荣誉一师,第五军由广西移驻云南,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调归其建制。一九四二年三月,根据中英两国政府签订的“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及英方请求,国民政府令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开赴缅甸对日作战。三月上旬,第二○○师到达同古,接着便在此与日军发生第一次恶战,歼敌五千余人,在中国远征军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由于孤军深入,日军凶悍,第二○○师被迫撤退。新二十二师继而在斯瓦战役中重创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四月中下旬,第九十六师又在平满纳抗击日军两个师团的猛烈攻击,虽伤亡甚重,但阵地始终未被敌人突破。因中美英三方在战略上的矛盾及指挥上的混乱,导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并于4月底开始撤退。第五军的第二○○师、九十六师历尽磨难,撤回国内;而第五军军部、新二十二师及第六十六军的新三十八师则撤退至印度。这次撤退损失惨重,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在指挥部队撤退中不幸中弹,壮烈殉国。噩耗传来,举国悲恸,蒋介石亲自为其举行葬礼,中共领导人毛、周、朱、彭等均打电报表示哀悼。第五军在出国作战前共有四万两千人,战斗中死伤七千三百人,而在撤退中死伤竟达一万四千七百人,其中绝大多数又是在穿越缅北野人山中丢掉性命的,当时的情景实在是惨不忍睹。许多将士後来回忆谈起那段遭遇时,仍不免为之动容。
七七事变後,国民政府在汉口组建第七十四军,俞济时任军长,下辖王耀武的第五十一师和俞济时自兼师长的第五十八师。该军成立後不久就奉命参加淞沪会战,一战便名震淞沪,真乃“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参加完南京保卫战後,第七十四军被调至湖北沙市休整,补充乒员。一九三八年,第七十四军又先後参加徐州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十一月,该军开赴湘阴、长沙一带整训,并扩充为三个师,分别为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第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第五十七师(师长施中诚)。一九三九年,俞济时又率部参加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一九四○年,俞济时升职,由王耀武任七十四军军长,李天霞接任五十一师师长一职。王耀武对蒋介石的提拔感激涕零,立誓要将第七十四军训练成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服从指挥的军队。一九四一年三月,王耀武指挥七十四军参加上高会战,大败日军。军政部长何应钦曾在国民参政会上说,这次作战是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第七十四军因作战有功,国民政府特颁军中最高奖旗——飞虎旗一面,以彰其功,第七十四军也一时名声大噪,被誉为“抗日铁军”。上高会战後,第七十四军又参加了後两次长沙会战及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的常德会战中,该军表现极为英勇。当时第五十七师固守常德,与日军血战十六昼夜。日军先後使用飞机、大炮、毒气轮番进攻,第五十七师官兵伤亡殆尽,最後师里所有勤杂政工人员全部上阵,余程万师长亲率卫队参战。官兵弹尽肉搏,誓死拼杀,战场惨烈空前。此役仅五十七师就毙伤日军万人以上,再次打出了“抗日铁军”的声威。蒋介石在给余程万的电文中说:“欣悉我五十七师全体官兵保卫常德,奋勇歼敌,已引起全世界各友邦最大之敬意”。一九四三年五月,周志道接替李天霞任五十一师师长,一九四一年余程万接替施中诚任五十七师师长,五十八师师长先後由陈式正、廖龄奇接任,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张灵甫又升任该师师长。常德会战後, 王耀武调升,施中诚接任第七十四军军长一职。後施中诚又率部参加了长衡会战,五十一师和五十八师也表现不俗,真可谓强将手下无弱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