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瞰京城，伸出一只手掌就可以将之覆盖，王守仁不由得心事浩茫起来，一幅烽烟滚滚，战鼓嘹亮，银光皑皑，喊杀震天的画面在眼前浮现，“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在耳畔回响。联想到明朝边患未除，热血少年王守仁顿时沸腾了。
至王守仁生活的时代，明朝已享国一百年。这是一个惊心动魄，五光十色的百年。
如果说方孝孺之死是明朝文人悲剧命运的序曲，那于谦之死就是其中最绝望的音符。前者代表大义，后者代表苍生。
人，是要有些信仰才能支撑着活下去的，没有了大义可以选择苍生，如果连苍生的代言人于谦都落个鸟尽弓藏的结局，那么路在何方？像庄子那样身如不系之舟，脱离这“曳尾于涂中”的苦海？两千年来，无数的人都这么做过，刘伶醉酒，阮籍狂狷，他们真的快乐吗？生命就是在这喋喋不休的追问中慢慢成熟的，每一个人，无论智商高低，相貌美丑，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环境，询问最多的问题终究是——“我要做什么样的人？”
直到王阳明的出现，这一终极命题被终结了。
了解心学首先要了解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最准确的评价是：一半儒家，一半道家。而心学也常常被认为是这两种思想的融合，但这种浅薄的定义远远不能概括心学丰富的内涵。
中国的历史一言以蔽之，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
中庸虽说在中国很早就被提了出来，但只有少数人可以自觉自发地将其运用自如，大多数则是迫于强权而不得不做出伪装与妥协。后者一旦脱离强权的压迫，便很容易剧变为一种极端思潮，直至付诸暴力行动。
《巴别塔》中有一句名言：“实现正义的热情，会使我们忘记慈悲为怀；对公正的热望，使许多人成了铁石心肠。”
同理，康有为在《法兰西游记》中点评法国大革命时说：“合数十万革命军之流血，以成就罗伯斯比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拿破仑之专制君主。”其实他忘了，这样的事在中国古已有之，早就见怪不惊了。革命者，鲁迅笔下“咸与维新”是也！
这种文化心理，追根溯源，还是要到孔夫子身上去探究。子曾经曰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句话的重点在“人不知而不愠”，这实际上是孔子在教导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不为人知，却不因此而气恼。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我深以为然，那么就从历史的角度来解剖一下这句话。
“儒家”最初是一群巫师，而巫术在商朝是立国之本，于是这帮人就靠占个卜、跳个大神，混了一个既得利益阶层。那文字最早又是什么呢？文者，纹也。意即为统治阶层粉饰遮掩的工具。由此观之，商朝是利用政治神学来确保其统治的合法性的。
而到了殷周革命，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周朝将商朝的神权政治改造为贤君政治，讲究治道，目标是创造理性的人文秩序。于是，过去的大巫小巫纷纷下岗，自谋出路，混得不好的就只有在街边摆摊算命，另一部分有追求的逐渐成为一个致力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事业的阶层，就是后来孔子的儒家。
其实这部分人也不好混，想想看，商朝时全国的文盲率还很高，认识俩字的屈指可数。而到了春秋，随着文化的普及，识字率逐渐上升，本科文凭也就当以前的高中文凭使，竞争加剧了，现实严峻了，于是孔子发话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就跟现在的媒体安慰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一样：不要气，不要急，关键是眼光要放低。实践证明，这种号召是有用的。君不见西市卖肉者乎？君不闻网上陪聊者乎？
扯这么远不是要贬低孔子，“人不知而不愠”是最有特点的“孔子句法”（请仔细品味那个“而”字），《论语》中这样的句式随处可见，自勉中透着无奈。
当春秋时，诸侯割据，求才若渴，游士们四处兜售其学，谋取权力。如果加入这些人的行列，别人要什么自己就卖什么，文字集团就丧失了人格的独立性，孔子颇有针对性地说这句话无非是想表明一种超然的态度，至于是否达到这种境界，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如果眼光再毒一些你会发现，这句话本身就揭示了说话者自己还没有完全超越。彻底超越了世俗功利的人，根本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早就物我两忘，随心所欲不逾矩了。
所以我更相信这句话只是表达了一种为了超越而做出的努力，四处游说的孔子想要维持人格的独立绝非易事。而千年后孔子的门人就更等而下之，将仁义道德作为沽名钓誉之术了。
孔子和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就是一边强调自己的价值理想超越了世俗的政治，自勉并教育学生不要理会权力游戏中的利益分配，但另一方面，他们理想的实现，又必须依靠政治权力来实现。这是一个无奈的悖论。
直到王阳明的出现，所有的一切才被彻底打破。
圣人必可学而至
不过目前为止，13岁的小守仁暂时还只是一个以民族大义为主导思想的少年，他在居庸关考察了一个多月，登长城、访乡贤、凭吊古战场、思考御边策，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
待王守仁下山时，山道很窄，迎面过来两个骑马的鞑靼人，大大咧咧，有说有笑，全然不将对面的这个少年放在眼里。
但很快他们就会为自己的大意付出代价。
王守仁正在为他的偶像于谦死得不明不白感到气愤。想想看也是，有的偶像很傻很天真，乱搞一气，搞完了则继续当偶像，而于谦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却换来个兔死狗烹的结局！心念及此，守仁蓦地一抬头，正好看见那两个嚣张的鞑靼人，登时怒从中来，当下搭弓射箭，但闻嗖嗖两声，鞑靼人猝不及防，双双中箭。
可惜王守仁年小力弱，未能立毙二人。一时间国仇私愤，涌上心头，他连喊带射，呼啸着向二人冲去。两个鞑靼人对视了一眼，惊恐莫名，转身仓皇而逃。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守仁既已出气，便不再穷追，信马由缰，缓缓向家的方向走去。
当晚，王守仁就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去拜谒纪念汉朝名将马援的伏波将军庙。这也没什么神的，我还梦见过自己跑到贵州的阳明洞去。但神奇的是，王守仁在梦里赋诗一首：“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醒来以后记了下来，死了以后还流传下来，当真要羡煞很多挠破脑袋也写不出文章的小朋友。
彼时，由于史上最牛“御姐控”朱见深长期不理朝政（朱见深：其实你们谁都没有读懂我），导致汪直专权，大臣昏庸，时人戏称“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圣人云：政者，正也。率之以政，孰敢不正？根据本命题成立，逆否命题同样成立来推断，成化年间的朝政从最上面就烂掉了，那么上行下效，地方官的腐败便有过之而无不及，农民起义就开始四处爆发。
少年王守仁留心时政，关心国家大事，屡次上书朝廷，为平定陕西的石和尚、刘千斤之乱出谋献策。王华平日忙于政务，跟儿子沟通交流太少，不理解王守仁，便大骂了他一顿，让他立即停止这一疯狂的举动。想想看也是，换作现在，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大谈国家战略，还给国防部写信，的确疯狂。
到了弘治元年，王守仁17岁，带着如何成圣的疑问，回到浙江老家。母亲郑氏早前去世，睹物思人，守仁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残酷，他越发觉得，外界的东西再多再好，又与我心有何相干？人生终究不过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罢了。这种消极的情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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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成圣途径的苦苦追寻促使王守仁去钻研道家的思想，为后来的自成一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王守仁终究不是出世之人，他只是游弋于各种思想，含英咀华，去粗存精，执著地去寻找他所认为的真理。
此次返乡，守仁还带着另外一个任务——完婚。
未来的岳父大人叫诸介庵，是本地人，王华的至交好友，现任江西布政司参议（江西省民政厅长）。王守仁小的时候，诸介庵到王家串门，非常赏识小守仁，允诺将女儿许配给他。
时年守仁已经年满17，可以成婚了。为了报答岳父的知遇之恩，为了表示尊重和隆重，王守仁不远千里，亲自到南昌迎娶夫人诸氏。
人生四大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可惜守仁同学立志献身哲学事业，对男女之事没有兴趣，在新婚之夜还在外面散步。其实这也没什么，喜欢思考的人很多都喜欢散步，但王守仁连散步都比别人散得神奇，走着走着就沉醉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了。
他猛一抬头，只见眼前一个道观，匾额上写着：铁柱宫。
这段我怎么看怎么像《红楼梦》的风格，就差在道观门口再挂幅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了，估计是博览群书的曹雪芹Copy的前人史料。
既来之则安之。但见道观里坐着一个闭目养神的道士，一问之下得知他懂养生之术。王守仁正因母亲之死，深感“爱情诚可贵，生命价更高”，便开始虚心请教。神秘道士说了些什么已经无从得知，唯一知道的是王守仁在那个道观待了一宿，直到东方之既白。
这下急坏了诸介庵一家，还没圆房就开始玩冷暴力，诸老爷很生气，正要派人去寻，王守仁却自个儿回来了，众人问明缘由，个个哭笑不得。诸介庵为了防止这个“落跑新郎”到处乱跑，让他到自己的官署上班。王守仁每天按时报到，帮着处理一些公文，别人两个时辰才能干完的活儿他半个时辰就搞定了，剩下的时间就练习书法。
百无聊赖的王守仁天天在机关办公室里笔走游龙，日积月累，把办公室里的几箩筐纸都给报销了，书法大进。
大进到什么程度呢？明朝著名书法家徐文长在评价王守仁的字时认为：王羲之以书掩人，王守仁以人掩书。由于王守仁在其他方面名气太大，以至于掩盖了他的书名。不然，以其精妙绝伦、独具风格的书法艺术名列中国书法史前十当无异议。
第二年，王守仁领着老婆去北京，返乡途中，路过上饶，特意下船拜访了大儒娄一斋。
娄一斋这个人神神叨叨，早年进京参加会试，走到杭州突然返回。大家问他怎么回事，他神秘道：“此行非但不第，且有危祸。”没过几天，会试的贡院果然起火，烧死了很多举人。后来，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经过科学论证，解释说这是因为娄一斋“静久而明”有了神术（他怎么不说这是“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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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怪叔叔娄一斋没有算出来几十年后的事，将女儿嫁给了宁王朱宸濠，以致酿成血光之灾。
娄一斋年轻时也有成圣之志，游走四方，遍访名师，结果非常失望：“都是些举子学，不是身心学。”就跟现在稍微有些想法的人，走进书店后都会发出感慨：“都是些工具书励志书，没有一本真正有益的！”
不过小娄运气不错，最终找到了江西临川的著名理学家吴与弼。现在知道吴与弼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但此人的徒弟陈白沙却是个大名鼎鼎、承上启下式的人物。
吴与弼的学说讲究身体力行，出入作息，时刻不忘。他长期与弟子躬耕于田间，沐风栉雨。有一次，天还没亮，吴与弼就亲自簸谷子，看见陈白沙还在睡懒觉，就大吼道：“秀才，若为懒惰，他日何从于伊川（程颐）门下？又何从于孟子门下？”又有一次，他割庄稼伤了手，自语道：“何为物所胜？”照割不误。
吴与弼述而不作，躬耕垄亩几十年，隐出了名气，当地官员交章举荐他做官。吴与弼拒绝道：“宦官、释氏（佛学）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我出山又有什么用？！”
娄一斋的确得到了吴与弼的真传，但他没有像陈白沙那样举一反三，自成一派，因此当他点拨成圣心切的王守仁时，翻来覆去讲的也不过是宋儒“格物致知”的老一套，唯一有价值的话是“圣人必可学而至”。
其实这是儒学的通则，但却契合了王守仁的胃口，更加坚定了他致力的方向，将童年时算命先生的话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就像很多人认为中医是伪科学，要求废除，但一万个人这么说也不如中科院的万能科学家何祚庥一个人这么说来得有力——中国人迷信精英，年轻的王守仁也未能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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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还得当回事儿
弘治三年，竹轩公王天叙去世，王华回老家守丧，顺便给家族里的子孙们讲经解义，应对科举。王守仁白天随大家正常上课，背诵教材，晚上则旁搜经史子集秉烛夜读。王家子弟时常切磋交流，众人见王守仁文字功底一日千里，大惊道：“彼已游心于举业之外，吾辈不及也！”
其实，王守仁对应试教育既不排斥也不沉溺，别人死记硬背，冲刺高考，他就探究理学的内在机理；别人看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马哲教材，他就读原版的《资本论》。
王守仁同学将理学名著《近思录》来来回回翻了N遍，望眼欲穿，还是没弄清楚怎么才算格了物，致了知。朱熹倒是给了句话，说“理”这个东西存在于自然万物，一草一木之中，同学们，放心大胆地去格吧，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物换星移，海枯石烂，总有一天你会恍然大悟的。
王守仁笃志要当圣人，便不能囫囵吞枣。他邀请一位姓钱的朋友和他一起去格自家后院的竹子，王天叙当年种的这堆竹子，就这样青史留名了。
王守仁和小钱俩人对着竹子，神色凝重地坐了下来，从早到晚，四目圆睁，望穿秋水，尽心竭力地去格其中之理。到了第三天，小钱用脑过度，筋疲力尽，摆摆手准备放弃，王守仁很不厚道地笑他不中用。可到了第七天，原本自鸣得意的王圣人也因耗尽心力病倒了。这下该小钱得意了，提了两袋水果来看他，王守仁自知理亏，也确实一无所获，只好找了个“圣贤有分”的借口。
其实，深入分析不难发现，程朱的格物致知，是对经验中的事物一一穷究其理，观察思考得多了，自然会融会贯通，化繁为简，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少年王守仁想通过格竹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彻悟万物之理，想法太浪漫了。但这段传奇却永远留在了哲学史上——阳明格竹。
格竹的失败将王守仁逼到了人生的丁字路口。多年来，他“遍求朱熹遗书读之”，可以说除了科举考试的准备外，全部精力都用在钻研理学上了。没承想格来格去却得到这么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成圣的信心动摇了。
这次挫折对王守仁的心灵打击是巨大的，以至许多年后回首这段往事时，他感慨道：当时终于发现圣贤不是那么好做的，也没有精力再去格物了！
于是，闷闷不乐的王守仁不得不掉转头来研究自己曾经看不上眼的“辞章之学”，准备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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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证明天不是随随便便就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博学多才的王守仁在弘治六年的会试中落榜了。
明朝的科举制早就被妖魔化了，一提到这“妖魔化”三个字，大家马上会联想到祸国殃民，万马齐喑。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
其实，教育的目的是将人塑造为德才兼备，服务于社会的人才，然而手段与目的的颠倒，古今中外都没能很好地解决。哲学家福柯晚年激烈抨击学校教育，称学校为现代权力的“规训机构”，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可惜他晚了几百年，在中国，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龚自珍早就用各种文学形式反映过教育的问题，只是他不知道罢了。
明代设立科举的本意，无非为了求得圣人之道和朝政之势的有机结合。然而，学术与政治从来就是一对欢喜冤家，不是合纵连横，就是势同水火，个中微妙，冷暖自知。
古代有一拨人不喜欢写书，专爱注疏。你说你要有孔颖达、裴松之的水平，或者再狠点，直接像郦道元一样把一本好端端的地理教科书《水经》搞成文学名著《水经注》也行啊，可惜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于是，歧说纷呈便成了统治者的心头大患。
面对图书市场这种鱼龙混杂的现状，明成祖朱棣大手一挥，成了教育部部长，发话道：“咳咳咳。样板戏进课堂？是不行的；改用繁体字？再考虑一下；独尊程朱？这条通过！”
自此，明朝公务员考试所用的工具书、红宝书、真题都以程朱的注释为纲。于是，思想统一了，读书人再也不用到汗牛充栋的书海中瞎撞了，得位不正的朱棣安全了，皆大欢喜。
老百姓最痛恨统治者钳制思想，统治者也总喜欢愚弄黔首，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微妙对抗中，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路下来，历史跌跌撞撞走了几千年。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中国不缺秦始皇和汉武帝，缺的是华盛顿与杰斐逊。渐渐地，我发现问题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中国的历史太悠久，有些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概括的。
翻开史书，“八王之乱”，“侯景之乱”，数不清的动乱，哀鸿遍野，易子相食，血腥的味道透过纸张就能闻到，惨不忍睹。治世犬和乱离人到底哪一个更好？
右愤骂专制，左愤谤民主。看多了不难发现一个简单的道理：天下无至理，皆为人所用耳。如果不左不右，心平气和地看待科举，功还是大于过的。明代作为文治社会，离开士人的支撑不可想象。
欲使士人有效地支撑朝政，关键在于培养士气。就这一点而言，尊程朱是当仁不让的选择，历史也证明了它在明朝前期所发挥的卓有成效的作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制度提出批评，认为它不仅失去了公正的形式，更与当初设立时的初衷背道而驰。
原因很简单，以程朱理学为意识形态的官方教条已经不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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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圣为文两彷徨（1）
王守仁此刻顾不得考虑这些问题，面对落第的现实，家学渊源、远大理想，各种因素纠结到一起，完全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
然而，对于王守仁，考进士做大官只是世俗要求下的职业，尽人事，听天命就行了。探索成圣的道路，参悟人世的哲理才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因此，当周围落第的同学哭天抢地、寻死觅活时，不为外物所屈的王守仁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王华的同僚早就听说王守仁小朋友的各种逸事，见他落榜，都来鼓励他。内阁首辅李东阳开玩笑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
李东阳这么说不过是想帮受挫的小守仁找回信心，众人也没当真。谁知王守仁提笔就写，文思泉涌、倚马可待，众人惊愕之余拿来一看，但见其旁征博引，纵横捭阖，纷纷叹服，连呼“天才”。
在神州这片土地上，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斗争，扬才露己向来招人忌恨。古人教导我们，刚出道的时候一定要低调，低调，再低调。王守仁一时兴起，忘记了“七字真言”，再加上李东阳一鼓动，登时志得意满，悬笔立就。而众人也都清楚，状元出身的王华肯定前途无量，借着夸王守仁在王华心目中留个好印象何乐不为？结果小守仁愣是让那些“比肩李杜，力抗苏辛”的阿谀之词给捧杀了。
下来就有人不服气，暗地里嚼舌头：“此子如中第，目中不会有我辈矣。”
果然，来科会试，王守仁又落榜了。
同时落榜的还有一个牛人——唐伯虎。
这就是弘治年间闹得沸沸扬扬，至今仍然扑朔迷离的“会试泄题案”。唐伯虎被富二代徐经给坑了，而王守仁运气不好跟唐伯虎同科应考，被他连累，成绩作废。
虽说是不可抗力，但落榜就是落榜，说什么也没用，心情沮丧的王守仁回到老家组织了一个龙泉山诗社。
不要小看明代文人的结社，这些大大小小的社团一般由仕途失意的文人组成，是一股很强的政治力量，绝非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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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时，张居正为了顺利推行新政，曾强力打击全国各地的书院，结果想尽千方百计，也没能肃清这一传统。没过多久，就出现一个狂人，名曰顾宪成。此人简直就是言官的楷模，愤青的偶像。张居正在位时他不满意，闹别扭；申时行上任了他还是不满意，天天发牢骚；更倒霉的是王锡爵，为了斡旋群臣和万历的关系，遭人误解不说，还被顾宪成放冷枪、设圈套，一堆人狂喷，直接被骂回家去。反正谁当首辅他骂谁，简直就是“首辅杀手”。
首辅杀手不贪不占，长期混迹于中下层官僚中，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一致对上。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天天吵架的顾宪成终于给人黑了，直接罢官回家。
顾宪成估计不懂什么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回去了还不安分，两天不折腾就闲得慌，于是成立了日后闻名遐迩的东林书院，还制定了院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培养愤青的书院。
相比之下，王守仁的龙泉山诗社就没有东林党那么大的影响力了，社员们的主要活动无非是吟诗作赋，相互品评。偶尔游山玩水，下棋对弈，一派名士生活。
这段时期是王守仁文学创作的迸发期，他以诗言志，抒发苦闷，佳句迭出。比如：三月开花两度来，寺僧倦客门未开。山灵似嫌俗士驾，溪风拦路吹人回。君不见富贵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酲（醉酒）须五斗？未妨适意山水间，浮名于我亦何有！
这种消极归隐的念头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被打消了，在诗社后期写给诗友陈宗鲁（后拜入阳明门下）的诗中，王守仁积极追求内圣外王的意念再次显露：
学诗须学古，脱俗去陈言。
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
又如昆仑派，一泄成大川。
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
子才良可进，望汝成圣贤。
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这是先就明代前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讨论一下自己的看法，然后又转到成圣的话题上来。
弘治十年，王守仁26岁，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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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圣为文两彷徨（2）
这段时期，王守仁开始用心钻研兵法，四处寻觅兵书来研究，每遇宾宴，经常“聚果核列阵为戏”，显然是想成就一番统御之才。
可惜，弘治时期的明朝已不再具有主动出击的军事意志了。实力是一方面，意志是另一方面。休养生息得久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再打起来牵涉到方方面面，患得患失，投鼠忌器，最终自然也就文恬武嬉了。
明孝宗一度想建功立业，扫平北方，却遭到大臣们的阻止，于是他去问还算有些想法的内阁大学士刘大夏：“太宗（朱棣）频出塞，今何不可？”老油条刘大夏答道：“陛下神武固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远不逮。度今上策惟守耳。”
至此，明朝的皇帝再没有挥师北伐的激情了（脑残志坚的朱厚照除外）。
但这丝毫不影响王守仁学习兵法的热情，因为即使不当军事家，兵法中蕴含的一些权谋思想也值得一个有追求的人把玩与借鉴。后来的事实证明，心学在制敌时其实就是兵道。
王守仁对《司马法》的点评颇具儒家的王道风范：“用兵之道，犹必以礼与法相表里，文与武相左右。”
不要嘲笑王守仁的书生气，以儒术解释兵道是合理而正义的。兵者，国之大事，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兴衰，不用正义统帅必成凶器，王守仁站在“天下”这一高度看待战争，已不囿于一役之胜负。
而他评价《吴子》时又有点知行合一的意思：彼孙子兵法较吴岂不深远，而实用则难言矣。想孙子特有意著书成名，而吴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
这一段对孙武和吴起的对比太精准了，杀妻求将的吴起渴望出人头地，却一生坎坷，简直就是中国版的于连。性格决定了其带兵打仗追求实用的特点，包括他爱兵如子，亲自为生疮的士兵吸脓，目光如炬的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却很不厚道地通过士兵母亲的话暗指他收买人心。事实上，吴起这种死了都要找人垫背的实用主义者被人不爽是很正常的，但《吴子》的价值正在于其务实到极点的态度。《孙子兵法》喜欢谈理论，把里面的军事术语删去就是《老子》。《吴子》则不同，它绝不说任何大而无当的话，通篇只讲“山谷中应该怎么布兵，森林里应该怎么行军”，可以说《孙子》是战略，《吴子》是战术。
而在王守仁看来，兵者，就是用来以暴制暴的利器。这一点同心学一样：志者，帅也。同一件事，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朱熹曾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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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也是如此，这是一门炼心的学问，不在正心上下力，不在立志上用功，只贪求权术，违背圣人之道，永远不可能达到随心所欲，运用自如的最高境界。
这年是王守仁的思想冲突融合最为激烈的一年，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的他在谈兵的同时还潜心佛老，又不知从哪找来一封朱熹上宋光宗的奏疏，老朱在奏折里教育皇帝说：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对朱熹已经有所怀疑的王守仁还是照着他开的“方子”修炼了一段时间，仍感一无所获，于是对自己成圣的目标越发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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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以日以年，上下求索
官场其实不好玩
弘治十二年，王守仁28岁，终于考中进士，“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
二甲第七名相当于全国第十名。自此，属于王阳明的时代到来了。
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明朝官制。
内阁：起初由模范皇帝朱元璋设立，为自己处理文件的秘书机构。内阁大学士一般三到五人，官阶很低（正五品）。随着后面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懒，内阁大学士承担起处理政务的重任，内阁成了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关。“三杨”（仁宣时的三大名臣杨荣、杨溥、杨士奇。明称贤相，必首“三杨”）之后，内阁阁员一般兼任六部尚书，并且非翰林不得入阁，于是入阁拜相便成为每一个文官梦寐以求的事，而由此引发的掐架对骂、暗算谋杀等政治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成为明朝一道独特的风景。
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排名要分先后）。六部各设尚书一人（正二品），直接对皇帝负责，尚书之下有左右侍郎（副部长）、郎中（司长）、员外郎（副司长）和主事（处长）。
都察院：直属于皇帝的监察部门，下设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再往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分管每个省的监察工作（明朝有两京一十三省）。十三道监察御史与直属于皇帝的六科给事中统称“科道”，就是通常所说的言官。
六科：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设都给事中（正七品）、左右给事中与给事中（从七品）。给事中品级虽低，权力很大，皇帝交给各部办理的工作每五天要到六科那里注销一次，如有拖拉或办事不力者，六科直接向皇帝报告。六科还参与官员的选拔、皇帝御前会议、审理有罪的官员。最重要的是六科有封还皇帝敕书的权力，皇帝的旨意如果六科认为不妥可以封还，不予执行。
翰林院：相当于中央党校。翰林院的首长叫翰林学士（正五品），下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两人（从五品），侍读、侍讲各两人（正六品）。修撰（从六品）考中状元后立即授予此职，编修（正七品）考中榜眼、探花立即授予此职。翰林虽无实权，但从翰林院出来的人大多成为高官，乃至内阁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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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大理寺（最高人民法院），与刑部、都察院构成三法司。
太常寺：主管祭祀。
光禄寺：主管宴享。
太仆寺：管马。
鸿胪寺：接待外宾。
回到工部，此部虽排六部之末，但上管皇家建设，下管植树造林，对想发财的人来说简直就是肥缺美差。不过，王阳明一不缺钱，二不贪财，志不在此的他不甘庸碌，争分夺秒，即使只是实习，也热情似火、斗志昂扬。
但可惜，承平日久的大明朝早已失去了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土木堡之变”更让后来者对北伐噤若寒蝉。目睹这茫茫一片的沉沉死气，王阳明愤怒了，上了一篇措辞激烈的奏疏：
臣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一些大臣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这帮人抑制大公刚正之气，专养怯懦因循之风。于是，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长此以往，衰耗颓靡，朝纲不振，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而近日的边陲之患正是上天在警醒陛下，革故鼎新，改弦易辙的时机到了啊！
接着，他又提出八项措施供皇帝参考，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和军事，所虑甚深，所思甚广。
其实，历史学家对明孝宗朱祐樘的评价基本一致——弘治中兴。但问题是，历史上的“中兴”太多了，这个中兴到底掺没掺水？
朱祐樘童年不幸，常年遭受老女人万贞儿的迫害，命悬一线。作为一名“御姐控”的儿子，多年来，朱祐樘忍辱负重，寄人篱下，一年三百六十天，刀风霜剑严相逼，怎一个惨字了得！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朱祐樘噩梦般的童年比穷人家的孩子恶劣多了，这种生存环境都能抗到长大的，一般不是成为美国诸多B级恐怖片里的变态，就是成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朱祐樘属于后者。
不过，朱祐樘的贤名主要是体现在与文官集团融洽的关系上，史书上关于他批复文官奏折记载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上嘉纳之”。
但“上嘉纳之”不能当饭吃，治国要的是真才实干。即使弘治朝豪华的内阁阵容掩盖了朱祐樘能力上的平庸，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时人的记载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
比如弘治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东阳奉命去曲阜祭孔，一路上便见到了许多令人感慨的现象：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有菜色。盗贼猖獗，青州一带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一带满路都是流民，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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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足十天，官员的工资拖欠已逾数年。东南自古富庶，是纳税大户，一年之饥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若是今年秋天再歉收，如何承受？臣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李东阳作为一时文豪，将汇报写得煽情动人、直言不讳，一时间广为传颂。但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他也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只是反复提醒皇帝要“节用广储”。
客观地讲，朱祐樘还是很勤奋的，选用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名臣，比如徐溥、刘健、谢迁、马文升。
但制度不改，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李东阳笔下“贪官酷吏，肆虐为奸；民力困穷，怨咨交作”的现状。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制度是有保质期的，只有不断地修补、革新，才能保证社会机器的良好运转。改革固然会伤及既得利益团体，固然会出现波折动荡，但不改则必死无疑，因此，一个立志进行改革的优秀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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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到底是个啥？
王阳明清楚此刻自己人微言轻，但他还是希望皇帝将他的八项建议交内阁审议，酌情施行。然而奏折呈上去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没有抱怨是不可能的，以有限的生命投身于漫漫仕途，多少人就在这光阴虚度中步入耄耋之年，哪还有平治天下的精力和热情？
正所谓“春花闻杜鹃，秋月看归雁；人情薄似云，风景疾如箭”。王阳明早就看透了官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特点，发牢骚道：就做官这项高风险的职业而言，皓首而无成者占绝大多数。幸而有成，能得其当盛之年者几人？这几人中，想做点事却又半途而废、垂成而毁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谓之难乎？
但王阳明跟普通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总能全面地把握事物的两面性，在自己偏激的时候立刻将心态调整到中间状态。比如他对仕途偃蹇感到郁闷时，马上又说：“天下之事，其得之不难，则其失之必易；其积之不久，则其发之必不宏。”
王阳明看问题之所以这么独到深刻，皆因其务实到极点的思维方式。
心学教会了我们一件事——不要被自己一时的情绪所左右，偏激永远是因为你看得还不够多。
那怎么才能达到这种中正平和的境界？致良知。
不要去寻章摘句，咬文嚼字了，王阳明的良知很简单，就是他临死时的最后一句话。就跟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导演库布里克，在他最后一部电影《大开眼界》里让妮可饰演的女主角说出最后一句台词“Fuck”来作为其导演生涯的谢幕一样，王阳明临终前用了八个字来回顾他的一生以及对人生和世界的总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多么简单的八个字，多么深刻的道理！良知者，内心之光明也。
不过这仍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怎么界定内心的光明呢？
我的答案是，符合自己真性情的想法就是光明。
这就跟孔子所说的“直”、“礼”和“仁”一样，这是做人的三重境界。“直”是人的真性情，地球人都有，小孩表现得最多，大人一般情况不表现出来。“礼”是什么呢？孔子的礼不是礼教的礼，而是选择一种不伤害他人、恰到好处的表达方式。
那仁呢？仁就是“直”和“礼”的自然流露，个体情感与理性原则的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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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心学上来，光明与否不是外人说了算，是你自己说了算。不能说服自己的话是废话，不能从内心产生认同的道理就不是你的“理”。
于是又有问题了，光不光明都是我说了算，那是非标准由谁来定？其实，我们常说的“善”和“恶”都是社会根据需要来划分的，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都是伪问题，人性用四个字总结就是“趋利避害”，不存在什么善恶之分。然而，用社会规范来约束人的行为是非常必要的，就跟孔子的用“礼”来修饰“直”一样，没有限制的社会是欲望爆炸的社会，最终只能走向毁灭。大部分限制是根据既往经验总结得来的，是符合浑然天成的良知的，但也有一些限制是违背“趋利避害”的本性的，这就看个体如何巧妙地处理这些矛盾了。
经历的多了，就会发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这里的“君子”不单指贵族阶层，而是普遍意义上道德文化修养高的人；“小人”也不是指品格低下的人，而是指没有见识，社会地位很低的平民百姓。君子见多识广，心胸豁达，不贪图小利，往往能成大事；小人鼠目寸光，患得患失，往往把很小的事都搞砸。比如当你去见比自己社会地位高很多的权贵时，君子因为心怀坦荡，谈吐不俗，就会妙语连珠，给对方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而小人因为急功近利，难以坦率，只会给人以畏首畏尾的形象。
良知之心就是君子之心，渊默之心，临危不乱之心。君子的权术是高超实用的艺术，小人的权术是滑稽可笑的表演。怎样成为君子？拥有光明之心。如何拥有光明之心？深入思考，全面把握，说服自身，内心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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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1）
阳明此刻并不平静，观政工部却去考虑户部、兵部的事，很明显是不想按部就班当个官混子。
明朝言官权重，有点追求的人都希望跻身其列，王阳明也不例外。当他的朋友以礼科给事中擢为京兆尹（北京市市长）时，他羡慕道：给事中是言官，京兆尹是三辅（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位官员）之首，朝廷这项任命是用言官来试做三辅啊！
在此期间，王阳明被委派以钦差的身份去督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
这个王越比较神，虽然是皇帝的亲属，但很有追求，是个进士。当年参加殿试时，狂风突起，将王越的试卷给吹到天上去了，王同学顿时欲哭无泪。还好考官又给了他一张卷子，让他答完交了。
没承想这年秋天，朝鲜国使节来京进贡，竟然带来了王同学的那张卷子，说是朝鲜国王一天视朝的时候，一物从天而降，定睛一看，却是天朝学生的试卷，不敢怠慢，便叫使者将之带回北京。
一张卷子跋山涉水从北京飘到朝鲜已然够神了，而据《王阳明年谱》考证，经常“通神”的王阳明早年曾梦见王越赠送弓箭给他就显得更神了。
作为此次工程的包工头，阳明格外留心，预演了一下自己的统御之才。他组织民工演练“八阵图”，劳逸结合，按时作息，比之前在桌上聚果核为戏更加真实直观。这次的监工经历让王阳明明白了一个道理：权力越大，指挥的人越多；指挥的人越多，越能成就大事。
任务完成后，29岁的王阳明循例担任实职，授官刑部云南司主事。这个正六品的官相当于现在公安部分管云南省案件的处长，小是小了点，但很有实权。
权利与义务从来都是对等的，刑部主事要求身处京师而能决断于千里之外。并且，大小事务，杂乱无章，是一项很费脑力很磨耐心很容易得罪人的工作。
而且，礼与法、情和理的冲突是刑部官员必须时刻面对的悖论，悖论思考得多了，王阳明自然也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深刻了。
第二年，阳明被派到江苏淮安会同地方官审决重犯。职务虽说不高，但可以实现意志，施展才华，于是阳明又来劲了，详细审阅卷宗，四处走访证人，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
事毕，他冒雨游览了九华山，沿着羊肠小道涉险寻幽，探奇览胜，访问了许多名人隐士，心旷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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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华山，阳明结交了不少僧友。比如化城寺有个叫实庵的和尚，生得仪表堂堂，能诗善画，学识渊博。王阳明与他相识，当即结为诗友，并为他的画像题词：从来不见光闪闪气象，也不知圆陀陀模样，翠竹黄花，说什么蓬莱方丈，看那九华山地藏王好儿孙，又生个实庵和尚。噫！哪些妙处？丹青莫状。
也只有时刻对外部世界保持浓厚兴趣的人才可能写出这样俏皮生动的文字。
之后，阳明又找喜欢谈仙论道的道士蔡蓬头搭讪。蔡蓬头装13，不鸟他，他也不生气，客客气气继续请教，心理素质非常强大。蔡蓬头被问烦了，扔下两个字“尚未”，就起身走到后厅去了。王阳明不甘心，又跟到后厅追问，蔡蓬头还是说“尚未”。
王阳明软磨硬泡，蔡蓬头终于不说废话了：“你虽然以隆重的礼节待我，终究还是一副官相。”说罢，一笑而别。
地藏洞有位异僧，坐卧松毛，不吃熟食。阳明听说后，攀绝壁、走险峰，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和尚。
和尚假寐，想试验他道行深浅，被阳明一眼看穿。阳明不慌不忙，在他身边坐下，摸他的脚。和尚觉得他不是个酸腐文人，就“醒”了，道：“路险，何得至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