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没有回答他，只说自己想讨教修炼上乘功夫的方法。和尚见他对佛学颇有见解，便同他谈论大乘教义。俩人越聊越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18年后，王阳明重游九华山，而异僧早已远去，不禁发出“会心人远空遗洞”的感慨。其心心相印，可以想见。
九华山之游让王阳明看清了道家和佛家各自的局限，同时又吸取了两家的精华，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而此时的北京正流行诗文复古运动。这是一场由李梦阳、王廷相为代表的“前七子”发起，反对当时千篇一律的八股式文章的文学改良运动，同环绕在内阁首辅李东阳周围的“茶陵诗派”针锋相对。
李梦阳绝对是愤青的偶像，他傲睨当世，曾上书孝宗皇帝，历数皇后之父张鹤龄的罪状，差点为此送命；出狱后在街上遇到张氏，他仍痛加斥骂，并用马鞭击落张氏两颗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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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2）
“前七子”中另一个何景明更变态。此人在京城做官时，曾让仆人带一只便桶去赴宴，席间竟坐在便桶上读书，以示对时人的不满。
这帮人之所以这么傲然不屑，一是有资本，二是文坛确实死气沉沉，让人难以忍受了。
李梦阳行文自由、感情真挚，最可贵的是能直抒胸臆、针砭时事，曾激愤地写道：“若言世事无颠倒，窃钩者诛窃国侯”，很有点韩寒的味道。而何景明更是在《东门赋》中通过一对濒临饿死的夫妇的辩说，得出了“潜寐黄泉，美谥何补”的结论，鲜明地亮出了反对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教条的旗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问题是李东阳也是大文豪，人4岁就能写径尺大字，乃至景帝朱祁钰召试时竟喜而抱至膝上。
一次，父亲带他进宫考神童。李东阳人小足短，跨不过门槛，考官笑道：“神童足短。”李东阳随口对答：“天子门高。”临考时，李东阳坐上考席，父亲站在旁边，考官出一上联：子坐父立，礼乎？李东阳当即作对：嫂溺叔援（嫂嫂落水小叔子去救），权也。
此时，朱祁钰正在品尝御膳房的螃蟹，便以此为题出一上联：螃蟹浑身甲胄。李东阳略加思索，对以“蜘蛛满腹经纶。”朱祁钰喜而赞道：“是儿他日作宰相。”
从天顺八年中进士起，李东阳立朝五十载，历任礼部、户部、吏部尚书、内阁首辅，参与内阁机务长达十八年。
由于文官集团在成化朝饱受黑恶势力的摧残，或贬官或隐退，一度与皇权产生了距离感。等到老好人朱祐樘一上台，文官们都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又来了。于是，左愤右愤纷纷登场，与皇权之间的信任关系重新建立起来。
这从李东阳对宪宗朱见深和孝宗朱祐樘流露出的不同感情就能看出。
李东阳为这两个皇帝分别撰写过悼词，孝宗的悼词极尽赞美，比如：极意穷幽隐，虚怀仰治平。近臣常造膝，阁老不呼名。
而之前给朱见深开追悼会时，李东阳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总不能说“御姐甲天下”吧？于是只好绞尽脑汁编些空话来凑数。实在编不出，就把后代拉出来凑数，说些“欲知圣泽远，圣子复神孙”的鬼话。
因此，孝宗朝的李东阳虽然也痛陈朝野弊端，却从未表示过对朝廷的失望。相反，这恰恰是他求治心切，追慕“三杨”和仁宣之治的内心写照。因此，李东阳继承“三杨”衣钵，续写僵硬空洞、华而不实的“台阁体”诗文的举动就显得自然而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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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朝廷被划分为两代人，一代是先朝旧臣，另一代是当朝新进。就跟现在的80后骂90后是非主流、脑残、小Loli，90后骂80后是宅男、腐女、伪小资一样，弘治朝的斗争也异常激烈。
新生代以李梦阳为代表，他不像李东阳那拨人因为经历过天顺、成化两朝的政治环境、人世风波，人格已变得干练老成，而是充满了义无反顾的进取精神。这帮人搞文学复古就跟现在的很多小青年穿着汉服到处乱跑一样，其本质是出于对现实状况的不满，李梦阳就曾在《上孝宗皇帝书》中公开指出国家已患元气之病，不改必亡。
李梦阳开的药方只有两个字：复古。他认为唯有复古才能振作士气，革新朝政。而王阳明的设想则更彻底、更全面，他要从改造思想意识入手，使士人树立起求圣的志向以及远大的政治理想。
可惜，李梦阳一帮人在京师搞得轰轰烈烈，王阳明微小的声音早就淹没在复古潮流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见踪影。
国人徒好标新立异、盲目跟风，所谓复古，所谓国学热，不过是叶公好龙，得其皮毛，形式大于内容罢了，自古已然。
失望至极的王阳明决定告别政治、告别文坛，他上疏皇帝，回家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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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陆异同
阳明回到绍兴，在会稽山上的阳明洞搭了个房子，摒弃俗务，专心修炼导引术。导引术是一种神秘的养生术，和现在的气功类似。据传，王阳明由于长期在洞中修炼，获得了一种先知先觉的能力。
一日，阳明在洞中静坐，几个朋友来访，还没到山门，就看见他的仆人前来迎接。众人惊愕不已，都以为王阳明快得道升仙了。
阳明在会稽山留下很多诗作，比如“池边一坐即三日，忽见岩头碧树红”、“江鸥意到忽飞去，野老情深只自留”他一度想就这么神超形越，世外悠悠隔人间了。然而，就在他准备挥刀斩断一切俗念，了却尘缘，魂归自然的刹那，一个念头蓦地在脑海中闪现：我能舍弃一切，但我终究无法舍弃亲人。
王阳明毕竟是读孔孟之书长大的，深知天伦不可违。而且，即使在远离庙堂的山水之间，依然有“夜拥苍崖卧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的诗句，可见其终究不忘“王公”。
这种矛盾的心态可以解释心学为什么被人看做是儒家和道家的结合。很多人把儒和道简单理解为入世和出世是片面的，孔子就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慨，道家也不是简单地跑到山里躲起来你就修道了。
老子的思想核心就是一句：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追求一种自然而然的心态，不妄为。叔本华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因为每个人都长期处于欲求不满，目标不能实现的纠结中，这就需要时刻调整心态。老子肯定追求目标，但同时强调行动不要刻意，做作，心态要自然，学会主动放弃不可能改变的事物。心学中权变的智慧正来源于此。
其实，陶渊明的一句诗很好地注解了道家思想，那就是：结庐在人境。结庐在山野的未必是修道之人，人境才是重点。
第二年，王阳明移居西湖，心情渐好，复思用世。他听说虎跑寺有一个僧人闭关三年，不语不视，觉得不可思议，便登门拜访。
和尚果然泥塑一般，岿然不动。阳明想测试一下他，大喝道：“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和尚被吓得跳了起来，睁开眼睛同他交谈起来。阳明问他家里情况，和尚说还有一个老母在。阳明又问了一个刁钻的问题：“想念母亲吗？”和尚愣了愣，道：“无法不想。”
王阳明笑了，给他讲了一番“爱亲本性”的道理，听得和尚眼泪哗哗地淌，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剧变，哭着谢过阳明，收拾行李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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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也回到北京，销了假继续当他的刑部主事。
不久，机会来了。已经小有名气的王阳明被派到山东去主持乡试。
齐鲁之地，圣人之乡，又是选拔人才的工作，王阳明开始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了。
于是，当年的山东考生们集体抓狂了。因为当他们拿到试卷时，发现第一题的题目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这句话是孔子他老人家说，意思是：大臣嘛，用道义侍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
放在明朝，这句话是很犯忌的。因为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春秋，诸侯割据，礼崩乐坏，周天子根本没人鸟，八佾舞于庭成了家常便饭，僭礼之事随处可见。那么OK，诸侯都不遵循人臣之礼了，底下的贵族还有对其死谏到底的必要吗？
到了战国，形势更是每况愈下，孟子同学愤怒了，骂骂咧咧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由此可见，儒家的原教旨是反对愚忠的，归纳起来就是：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因此，朱元璋反感孟子，派人删节《孟子》一书就显得天经地义了——“民贵君轻”也就过过嘴瘾罢了，剩余价值理论也就用来批判一下万恶的资本主义罢了，你还很傻很天真把它当真了？
然而，王阳明首场就出这样的题是颇具深意的。
对比宋儒里的理学代表朱熹和心学代表陆九渊不难发现，理学的要求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外在事物归纳总结得多了，经验值攒够，你就升级了。
那么，这种从外向内的修身路数到底有什么问题？
很简单，因为格到什么程度才能升级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于是就出现了心与理无法合一的问题。这就跟天天提“保持党员先进性”一样，你就是说破了嘴，也有人当耳旁风，心、理终判为二。
于是，朱熹自认为很扎实的学问在陆九渊看来都是虚的。九渊同学早就说了，小朱啊，你那套理论都是“歧出和假借”，支离而空洞，是“道问学”，于身心性命无关，最多也就成个专家学者，对学术文化有所贡献，而于道德践履、成圣成贤没什么鸟关系。
陆九渊认为成圣之学是内在的感悟，是人格的完成和践履，由内而外，达到与天地合德同万物一体的境界，而与知识多寡、学问深浅并无直接联系，这也是后来王阳明“人人皆可成圣”的由来。
一言以蔽之，理学与心学的区别就是“为学”和“为道”的区别。
朱陆之争从“鹅湖之会”始，终二人一生。几百年后，理学因官方的吹捧而成为显学，但问题终于慢慢显现出来。
三个理学达人
原儒并不反对追求利益，《中庸》里也有“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的语句。
只要你品德高尚，名扬四海，位高权重，富甲天下，寿比南山又有何不可？
问题是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才德与禄位并不完全对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道德楷模孔子。孔子的思想品德肯定能打100分吧？但此人一生却颠沛流离，教书糊口，被后人遗憾地封为“素王”。
到了明朝，才德与禄位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有才德者不必有禄位，有禄位者未必有才德。人人都做抬轿人，无人想做轿中人。朱熹被大家伙抬来抬去，成了标准的敲门砖。
于是乎，有人问了：人科举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总不至于选出来的都是唯利是图的人渣败类吧？
OK，问得好。理学这玩意有人当敲门砖使，也有人坚信不疑，但后者要么成为“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花瓶，要么极端固执、偏激。
坚守理学的人一般都自律甚严，具有高洁的人格和凛然的正气，这些都是他们超越常人之处。但这帮人严于律己，更严于律人，薛瑄就是其中的代表。
小薛是理学专家，由于当御史当得不错，天天笔耕不辍，揭露社会阴暗面，身兼《南方周末》、《杂文选刊》等知名报纸杂志的客座评论员，文笔犀利，思想深刻，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于是，以“三杨”为代表的政治局委员想接见一下小薛，鼓励他继续创作，争取成为一面了解民生、反映需求的窗口。按理说是个正常人都不会拒绝，搞不好就是条升迁之路啊！但小薛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负责纠劾百官，不应私见大臣，从而拒绝相见。看看，这就是纯正理学家和普通人之间觉悟的差异。
到了正统年间，王振呼风唤雨，扰乱朝纲。但对小薛而言，机会却从天而降。由于大臣们都不屑与死太监为伍，以王振为首的黑社会团伙长期处于人才匮乏的尴尬局面。为了挽回局势，小王开始刻意拉拢群臣。小薛因为和小王是同乡而被提拔为大理寺少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三杨”出于好心劝他去见见王振，至少面子上要过得去。小薛拒绝不行；“三杨”无奈又找和他关系不错的李贤去劝他，小薛终于忍不住，开始义正词严了：我的官职是天子给的，现在却让我向私人谢恩，我做不到！
后来王振越做越大，文官见了都要上前作揖行礼，只有小薛视而不见。王振出于尊重，主动向他作揖，小薛也不还礼。
是个男人都该怒了，何况一个太监？
薛瑄得罪了权倾朝野的王振，终于被诬蔑下狱，差点丢掉性命。
这还不算，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有一段记载，说小薛当年做南安提学（南安市教育局局长）时，一些生员因为生病回家休养，小薛便停发了这些人的廪米（官府按月发给在学生员的粮食）。停发倒也罢了，问题是他竟然还要追讨回以往所发的廪米！
也许你认为这很刻薄，但小薛从不这么想。人家是立志要痛下决心克除私欲还复天理，最终达到圣人境界的。在这天理与人欲的交战中，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彷徨过，艰难过，并一再自勉：千万不能因为困难而懈于用力。考察小薛的心路历程，可以深切体会到他的矛盾和痛苦。
另一个达人叫曹鼐。此人是宣德八年的状元，深谙程朱之义，之前他在做典史（县公安局局长）时，捕盗抓获一美女，目之心动。换了别人，美女今天不献把身肯定是说不过去了。而作为一名生理正常、血气方刚的青年，曹鼐却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发乎情止乎礼”。
美色当前，小曹坚强不屈，不断地在纸片上写下四个字：曹鼐不可。写一张烧一张，反反复复几十次，其思想斗争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难能可贵的是，小曹最终还是坐怀不乱，克制了情欲，成为一名当代柳下惠，真不知道是可喜可贺还是可悲可叹。
更严重的是理学家邱濬，此人官至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
邱濬廉洁耿介，自甘清苦，一生嗜学，至老不衰，应该说没什么大的污点。但各种史书中却记载了他很多不好的遗闻琐事。《明史》中说他性格狭隘，经常跟同僚吵架，还把帽子扔到地上置气。若只是缺乏容人之量倒也罢了，很多人对邱濬的评价都是诸如“貌如卢杞心尤险，学比荆公性更偏”之类的恶语。
荆公是王安石，这个倒也罢了。卢杞却是唐德宗时最大的奸臣，为相期间残害忠良，颜真卿就栽在他手里。一次，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郭子仪大宴宾客，姬妾环绕。一听说卢杞要来拜访，郭子仪马上让姬妾全部退下。有人不解，问之，郭子仪说：卢杞相貌丑陋而心胸狭窄，妇人见之必笑。他日若得志，我全族都有覆灭之险。
将邱濬比作卢杞，可见其人格品行已经受到严重的怀疑。
即便如此，邱濬仍没有被归入小人的行列。若再向前发展，偏执之心与逐利之心相结合，就使得士人的人格问题更趋严重。
俞伯牙和钟子期
明朝中期这种情况就蔚然成风，口诵仁义道德而行杨朱利己之实的人渣败类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这帮人往往还瞒天过海，身居高位，把持朝政，祸国殃民。一时间效尤者众，纪纲颓坠，士风败坏。
俗话说得好，时势造英雄。就在大伙被恶心得快受不了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一个对阳明心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此人手举一本《象山全集》，斜刺里杀将出来，向大家推荐已经被忽视了很久的陆九渊。这个人就是陈白沙。
陈白沙早年从学吴与弼，学了半年觉得没什么新意就走了，自个儿回家闭门读书。读累了就自己动手修了个春阳台，天天坐在里面思考问题，足不出户好几年。
陈白沙最初也和大多数乖孩子一样，遵从朱圣人的教诲，到处格物，结果一无所得，总是觉得心与理不能融会贯通，便逐渐转变到从心中自求的方向上来，最后得出“道也者，自我得之”的感悟。
陈白沙是明代由朱转陆的第一人，可谓心学运动的先驱。他秉承陆九渊的“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提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心本论，“静中养出端倪”的功夫论，确立了自己的心学立场。
仔细梳理一下心学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陆九渊最早把人的主观精神“心”作为本源，用以反对朱熹将心与理一分为二的理学，革除士人只重诵读古书而忽视主观精神修炼的流弊。
他以“辨志”“求放心”为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辨志，也被称为“霹雳手段”：一事当前，审查自己的态度是否大公无私，是否趋义舍利，把人从现实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等夺人心志的境遇中超脱出来，用本心决定方向、做出判断。正所谓“先立乎大者”，先弄明白了做人的根本道理，学会了怎么做人才可能无往而不利。
然后是陈白沙。小陈的确是明朝第一个转弯的人，而且是180度的大转弯，直接转到道家、佛家那儿去了。事实上陈白沙思想的转变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一种时代潮流、历史趋势。明代前期的士人思想可以于谦之死为分界线，于谦的遭遇直接导致了一种信仰的崩塌和对朱熹那套理论的怀疑，伴随着这种绝望，陈白沙的思想应运而生。
由于黄宗羲的评价“有明儒者树立成圣的理想，寻找成圣的方法，至陈白沙始明，至王阳明始大”，后世便将陈白沙归为心学一脉。
其实，他更倾向于佛老。
陈白沙很少发表学术论文，常常借诗明志。他的诗只有一种题材——山水田园诗；他的诗最喜欢赞美一个人——陶渊明；他的诗都有同一个主题——反映官场是桎梏人的牢笼，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由于过于风格化，以至他的学生湛若水都深受其影响，乃至小湛参加完会试后，考官杨廷和拿着他的卷子笑着对其他人说：“这个卷子肯定是陈白沙的学生做的。”拆开糊名处一看，果然如此。
湛若水，广东增城人，从学于陈白沙。小湛原本不想参加科举，因母命难违，才入了南京国子监。弘治十八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当庶吉士。当时王阳明刚在山东主持完乡试，被授予兵部武选司主事，结识了湛若水。两人一见如故，大相契悦，一起讲求身心之学。
阳明对湛若水的评价是：守仁立世三十年，未见此人。湛若水对王阳明的评价是：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
俩人认为已经八股化了的理学，是为今之大患，“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因此，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从理学中突围出来，倡明真真正正的圣学，最终在思想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就在王阳明、湛若水往来于兵部和翰林院，相互讨论，出入孔孟，游弋佛老，沉醉于精神盛宴的同时，一场巨大的风暴即将到来。
第5部分 政治风波，光荣下狱
官不聊生的日子到来了
正德十三年，恶搞皇帝朱厚照郑重其事地下了一道谕旨，要给一位名叫朱寿的将军加封镇国公。他命吏部道：“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领六师，扫除边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五千石。”
朱寿是谁？拽到可以让史上最自大最不理朝政最非主流最脑残的明武宗朱厚照这么重视？！
朱厚照抢过主持人的话筒：你爷爷的，我就是朱寿！看什么看，没见过帅哥啊！
话说明孝宗朱祐樘大好人一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好不容易博了个“弘治中兴”，结果因为忽视了对娃的教育，导致辛辛苦苦十几年，一夜回到弘治前。
朱祐樘快挂的时候，派人把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召至乾清宫病榻前，嘱托道：“朕自继位以来，一直遵守祖宗法度，不敢怠慢荒惰。日后之事，多烦尔等费心！”
就这样还不放心，他专门拉着刘健的手，托孤道：“太子年幼，好逸乐，爱卿当教之读书，辅导他成为明君。”
烛台上的火光飘忽不定，随风摇摆，终于化作一缕轻烟，渐渐散去。老实人朱祐樘轻轻地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还留下了一个祸根。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中国的史书问题多，争议多，但所有的正史、秘史、稗官野史都统一口径，坚定不移地给予了明武宗一个明确的评价——昏庸至极。（朱厚照：你爷爷的，那是他们跟我的价值观不同。）
朱厚照到底有多昏庸？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就是清朝的皇子们在读书时如果不专心，师傅就会马上怒斥一句：“你想学朱厚照吗？”于是，这些小皇子，小贝勒，小格格们私下里玩游戏时，一言不合就会吵起来。
贝勒甲：靠，你丫二不二啊，你朱厚照啊！
贝勒乙：草，你丫才朱厚照呢，你爸朱厚照，你妈朱厚照，你全家都朱厚照！
平心而论，朱厚照也是冤大头。李东阳就曾说：老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皇帝不够了解。
其实，这个说法已经很保守了，现实情况往往更遭，老百姓和皇帝之间起码隔着七八道关卡，是个人都会不指望信息在经过这么多层传递后仍不失真。
由于每道关卡都是一道选择题，加工哪个，隐瞒哪个，说多说少，如何取舍，这些都是有讲究的，也是各级官吏必须拿捏好的头等大事。
因此，在权力方面，皇帝无与伦比，但在信息的封锁和扭曲方面，文官集团却占据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即使是负责直接向皇帝反映真实情况的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御史也不能免俗，要么被收买，要么等着被踢出局。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官场上彼此心照不宣的共识——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皇帝很着急，后果很无奈。
朱元璋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仙，不可能对官员的每一起违纪行为都了如指掌。因此，他遍插特务，机关算尽，就是为了监督百官，肃贪反贪。然而，这场猫和老鼠的游戏似乎永无止境，贪官污吏就像野草一般顽强，赶不尽、杀不绝，义无反顾，前仆后继。
被逼无奈的朱元璋甚至用发动群众运动、重金悬赏的方式来保证吏治清廉。可惜他忘了一点，所谓的官和民不过是一种身份的转化：考中进士是官，脱了官服就是民，骨子里那些东西没有任何改变。贪官即刁民。
事实也是如此。很快，原本信心十足的朱元璋就开始抱怨一些刁民利用他赋予的权力横吃横喝，敲诈勒索，甚至和他们监督的对象同流合污，不仅没有达到全民反腐的初衷，反而让社会更加动荡，只好紧急叫停。
所以到了明朝中后期，皇帝宁可信春哥也不再相信文官（早就绝望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嘉靖和万历。崇祯本来还挺信，结果被骗得惨不忍睹。就在他吊死煤山前几个月，内阁首辅周延儒还把一场压根就不存在的战役吹成大捷，捞到一笔奖赏。而且据他所编，战役是在距离北京不过几十里地的通县打响的，就在皇帝眼皮底下，这不是把崇祯当白痴吗？
因此，一上台就雷厉风行除掉魏忠贤的崇祯到了执政后期悲哀地发现自己竟不得不重新起用宦官，否则智商都会遭到侮辱。
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明朝出产了那么多怙恃弄权的太监了——除了相信朝夕相处的太监，皇帝别无选择。
于是，刘瑾出现了。
刘瑾很贪、很黑、很坏，简直就是人渣中的极品，太监里的败类，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毋庸赘言。
但问题是，他究竟贪污了多少钱？
根据史学大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的记载，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约合人民币255亿元。
不用惊讶，也不用怀疑，赵翼向来以挑刺为乐，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
正德初年，兵科给事中周钥奉旨去淮安查勘，在返京的船上自刎身亡。由于下刀很重，旁人抢救时，周钥已口不能言，在纸上写下“赵知府误我”几个字后一命呜呼。
给事中监察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品级虽低，却握有实权，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周给事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金饭碗，寻死作甚？
原来，刘瑾当权，贪婪骄横，奉使出差的人归来，他都要索取一笔不菲的贿赂。周钥到淮安办事，淮安知府赵俊本来答应送他白银千两以应付刘瑾，谁知临走时却变了卦。周钥彷徨无计，只好自杀。
一千两白银相当于今天40万元人民币，乍听之下好像很离谱——至于吗？
至于。因为有前车之鉴。
之前另一个给事中安奎和御史张彧出京盘查钱粮，回来刘瑾索贿，嫌他二人给得少了，就找了个借口，用东厂的新发明惩罚他们——戴着150斤的枷示众。要不是那几日阴雨连绵，这俩人必定中暑身亡。事实上，能从东厂的这项科技创新中逃生的人屈指可数，大部分都死得很惨，还不如像周钥那样自我了断，选个惬意点的死法。
当然，刘瑾想做大做强，靠自己单干是不行的，必须招兵买马，组织阉党。
很快就有人主动投诚。都察院右都御史刘宇带着上万两银子（约合400万元人民币），敲开了刘瑾的家门。
这是刘瑾收的第一笔过万的红包，他惊喜交加道：“刘先生何厚我？”意思很明白：想要啥直说吧。
刘宇后来成为阉党的核心成员，官至兵部尚书。在任期间，所获颇丰，以至于当他再次高升，成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后，发现文官的贿赂不如武官大方，竟怏怏不乐道：“兵部自佳，何必吏部。”
刘宇也就是条指哪打哪的狗，真正给刘瑾当狗头军师的是焦芳。
问世间权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焦芳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
这个出生于河南南阳的贫二代是天顺八年的探花，他进过翰林院，授过编修，当过经筵讲官，还曾为太子讲读。
成化十年，小焦已扎扎实实当了十年的翰林院编修，比他资历浅的升学士了，但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平时没注意攒人品，愣是没他的份。
不仅如此，还有人向内阁首辅万安进谗：“像焦芳那样不学无术的人，也想当学士吗？”焦芳听说后，猜测此人是大学士彭华，因为之前彭华曾多次讥讽他没有才华，于是放出狠话：“彭华在背后算计我，如果我当不上学士，就跟他同归于尽！”
彭华觉得焦芳心理不正常，指不定哪天真的就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了，便找到万安替焦芳疏通。万安为了息事宁人，只好做了个顺水人情，将焦芳升为侍讲学士。
《明史》在记叙焦芳初入翰林，遭到排挤时说他“不学无术”其实是不恰当的泄愤之辞。试问一个能给杰出坏人、流氓地痞、极品人渣刘瑾当军师的人，怎么可能不学无术？人是典型的要学有学、要术有术的复合型人才。反而是上面提到的万安、彭华，人称“纸糊阁老”，才真的是胸无点墨，尸位素餐，堵住了无数年轻人向上攀爬的道路。
成化朝的现实是从内阁就开始烂，身处这种环境，再正直的人也会腐败变质，焦芳一天到晚都觉得自个儿怀才不遇，更不可能例外。
其实，细考焦芳的成长历程，人家也是吃着圣贤的精神食粮长大的，也曾梦想着成仁取义，吟咏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直至双眼湿润，也曾每天走来走去，为中国的命运苦苦思索……
于是乎，大家集体纳罕了：这么一个曾经心忧天下、胸怀苍生的有志青年最终怎么堕落为一个死太监的狗头军师？太令人痛心疾首了！
500年前，王阳明遇到了同样的疑问。于是，他循着焦芳的人生轨迹，开始了他的探索。
在焦芳担任侍讲学士期间，吏部尚书尹旻炙手可热，其子尹龙也在翰林院当侍讲。小焦深知齐大非偶，以自己的地位轻易巴结不上尹旻，就去奉承尹龙，打算曲线救国。
然而好景不长，尹龙犯法被治罪下狱，尹旻也被革职查办，而焦芳因为与尹氏父子关系密切，被赶出了翰林院，贬为桂阳同知（副市长）。
在桂阳任上，焦芳日夜梦想着东山再起，每遇升迁机会，便软磨硬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从他艰苦卓绝的履历上就能体现。弘治初年，他升任霍州知州，接着是四川提学副使（教育厅副厅长），南京右通政。
焦芳熬到这个位置上就算是正四品了，他咧咧嘴，环视了一下四周，不客气道：“我焦芳又回来啦！”
于是，左手拿着《红与黑》，右手挥舞着《我的奋斗》的焦芳再接再厉，谋求复入翰林院。
问题是此刻焦芳正在家服丧，怎么才能如愿以偿？
他在等一个人，一个和他经历差不多，也在家丁忧的人——南京国子监祭酒李杰。李杰守孝期满，很得人心，内阁首辅徐溥想让他重入翰林院，阁臣刘健执意不肯，说：“今天破例让李杰复入，明天焦芳就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徐溥没听刘健的劝告，还是让李杰重返了翰林院。
焦芳蓄势已久，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日夜兼程，风尘仆仆，一路狂奔到北京，四处打点，援引前例，终于得遂其愿，服完丧事便重新挤进了翰林院。由于刻苦钻营，没过多久又当上了礼部侍郎。
据说当年稍有良知的人惊闻此消息无不感到肝肠寸断，悲痛莫名，泣不成声，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三江共震，五岳不安，百鸟悲鸣，万兽默哀，天公无眼，公理何在？！
焦芳对刘健阻止他复入翰林一事耿耿于怀，时常当众撒泼，谩骂刘健。不仅如此，由于打压过焦芳的高层多为南方人，长期积怨使他的地域歧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后来竟写了一篇《南人不可为相图》呈交刘瑾。朝中每退一南方人，焦芳便喜不自禁，写文章亦必诋南而誉北，心理极度扭曲。
升任吏部侍郎后，焦芳又开始恶心吏部尚书马文升。对于这个正直无私的老头，他总是或明或暗地贬损。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还经常发挥特长写文章，上书言“御边四事”，阁臣谢迁看后认为大而无当，予以否定，于是焦芳又移恨谢迁。
朱厚照在他即位的头九个月就花掉了四百多万两库银。户部尚书韩文财政告急，廷议时，大臣们说没别的办法，只有劝皇帝节俭。焦芳知道旁边有皇帝的耳目，故意慷慨激昂道：老百姓家尚且需要用度，何况一国之君？！
正德元年，马文升去位，焦芳靠着不失时机的阿谀，毁人誉己的手段，当上了吏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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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开始耍流氓
再来说刘瑾。周钥自杀事件发生后，那个一毛不拔的赵知府被逮捕问罪，刘瑾却安然无恙。
但此事被传得沸沸扬扬，影响很坏。阉党骨干，吏部侍郎张彩找到刘瑾，劝他说：“那些官员给您行贿，用的都不是私财，而是先在京师借贷，回去后又打着您的旗号四处搜刮银子来偿还。这样下去岂不是积累民怨，遗留祸患吗？”
刘瑾深以为然，他早就不缺钱了，安全却越来越宝贵。此时，御史欧阳云等人又来行贿，刘瑾摇身一变，大义凛然地揭发了他们企图用糖衣炮弹腐蚀优秀干部的恶劣行径，为自己换来了拒贿的美名。
然而，刘瑾不是文官，美名对他而言只是微不足道的点缀。只要安全系数足够高，他还是会变着花样地纳贿，毕竟天下是他朱家的天下，亡国亡的是他朱家的国，刘瑾又没有儿女，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当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一分为二”，尽量客观。首先，刘瑾没有像我们现在有些领导干部那样喜欢把财产转移到国外，相反还从日本使臣那敲诈了一万两白银，单从爱国主义的立场上看，被左愤们奉为偶像不是没有可能；其次，刘瑾没有子女，不生产富二代，不会使贫二代产生“一代贫，代代贫”的绝望情绪，这就有利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最后，刘瑾的爱好是收藏奢侈品，这就为手工艺匠人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比起劳动保障部门的光说不练要实惠得多。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刘瑾一不包二奶，二不炒房，三不出国考察，只在国内消费，还为文物的制造和保留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实是功过参半的。
可惜，古人不会有我这么长远的目光，以刘瑾为首的“八虎”犯罪集团招致了外廷的强烈不满，刘健、谢迁、李东阳相继上书请杀刘瑾，朱厚照不听。
户部尚书韩文每次退朝，都泣恨不能救正，户部郎中（财政部司长）李梦阳说：“大臣共国休戚，徒泣何益！”韩文问：“计安出？”李梦阳高声道：“言官交章弹劾，阁臣死力坚持，去宦官易事尔。”
翌日退朝，韩文和六部九卿大小官员密议，众人同仇敌忾，都认为天下兴亡，匹官有责，便展开了新一轮的联名上疏。
朱厚照拿着由文学青年李梦阳起草的奏疏，看了又看，半晌方道：“你爷爷的，写得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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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文盲朱厚照被华丽且严厉的奏疏当场击晕，和司礼监几个宦官商量一番，决定把刘瑾遣送南京。刘健等人听说后反复陈述不可，一定要斩草除根。兵部尚书许进说：“过激恐将生变。”刘健还是坚持要处死刘瑾。
这很好理解，时人在评价当朝三位阁臣时就说：“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意思是说，谢迁口才好，李东阳智谋多，而刘健擅长决断。
一向比较正直的司礼监太监王岳，将刘健等人的意见转告朱厚照，并力挺阁臣。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朱厚照只好答应次日早朝下旨逮捕刘瑾。刘健听说后，与众人约定，早朝时伏阙面争，诛杀刘瑾，王岳为内应。
然而，所有的奏章都得经过吏部签署，此时的吏部尚书正是对刘健、谢迁等人恨之入骨的焦芳。于是，他立刻派人向刘瑾报警。
大惊失色的刘瑾带着“八虎”其他人等连夜进宫，环跪于朱厚照四周，磕头痛哭。见朱厚照有些心动，刘瑾趁机反咬一口：“王岳想害奴等，他勾结阁臣，目的是要制约皇上的进出行动。为此，他必须先除掉奴等对皇上忠心耿耿之人，扫除障碍。”
朱厚照听说有人要限制他自由，立马变色，当即任命刘瑾为司礼监掌印，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抓捕王岳，解送南京孝陵种菜。
次日清晨，大臣们兴致勃勃地入宫早朝，准备伏阙跪奏，却发现形势大变——皇上说刘瑾等人从小服侍至今，不忍处理，此事日后再议。
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刘健、谢迁、李东阳别无他法，纷纷上表辞官。
朱厚照看到辞呈后嘟囔道：“你爷爷的，敢威胁我！”一气之下直接让刘健和谢迁滚蛋，非常有魄力。
为什么不让李东阳走呢？这是刘瑾的主意。第一，李东阳在倒刘活动中态度并不激烈；第二，前朝老臣要是一个不留确实也有些过分。
李东阳则再次上疏乞退，朱厚照的批复很简单：“卿勿再辞。”
在送别昔日的战友时，李东阳泣涕涟涟，刘健正色道：“何以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留下的作用远远大于离开，直面黑暗所需要的智慧和勇气远胜于逃避。
北京的官员经此打击，大都噤若寒蝉，沉默以对了。南京的六科给事中接过大旗，全部站了出来，交章挽留阁臣。
刘瑾恼羞成怒，竟派锦衣卫前往南京，将为首的戴铣等人押解至京，二十多人，集体享受廷杖待遇，戴铣被活活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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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以蒋钦、薄彦徽牵头的南京十三道御史跳了出来，联名上疏，要求朱厚照罢免刘瑾，委任大臣，务学亲政，以还至治。
刘瑾黔驴技穷，一律以“廷杖除名”处置。
按照明朝的传统，廷杖时可以用棉絮裹身。但在刘瑾这，规矩改了，必须脱了裤子打。而且，刘公公训练打手很有一套，对狠手的要求是：做个皮人，里面塞上砖头，打下去皮子完好砖头粉碎；对轻手的要求是：在皮人外面裹上一层纸，重重地打下去，纸不许破。行刑时就看监刑太监的暗示：脚站成外八字就往轻了打，站成内八字就往死里打。
于是，“蒋钦”这个名字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残卷中脱颖而出，同三国时的东吴名将蒋钦一起，彪炳千古。
御史蒋钦显然是不喜欢就事论事的，他在奏疏中大爆猛料，将刘瑾那些破事和丑闻全抖了出来，然后放出狠话：现在全国都感到寒心，唯独陛下你还把他放在身边使用，这是不知道左右有贼而把贼当成了心腹。请陛下亟诛刘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刘瑾。使朝廷以正，万邪不入，则系臣之所愿！
这是要一命赔一命，相信刘瑾在看到奏疏时，心里还是会掠过一丝恐慌的。
让国家领导人心神不宁本身就是罪，马上蒋钦就又被打了三十大板，扔进监狱。
蒋钦笔耕不辍，在狱中继续写道：请陛下将臣与刘瑾比较一下，是臣忠还是刘瑾忠？臣的骨肉都被打烂，涕泗交流，72岁的老父也顾不上赡养。然臣死不足惜，所惜者，陛下随时可能遭受亡国丧家之祸！望陛下杀掉刘瑾，悬首于午门，使天下都知道臣蒋钦直言敢谏，知道陛下英明果断。如果陛下不杀此贼，就请先杀臣，臣宁可与龙逄、比干同游于地下，亦不愿与此贼并生于世！
蒋钦此疏，字字泣血，忠心毕现，览之者无不动容。可惜他遇到的是一个流氓皇帝和一个流氓太监，所以，疏入，再杖三十。累计九十棍，就是铁人也扛不住，蒋钦终于实现了与刘瑾不共戴天的志向，三日后卒于狱中。
历史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正义和公道或许会迟到，但却绝不会旷课。
几十年后，当手无寸铁的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死劾只手遮天的严嵩时；一百年后，当一身正气的都察院左都御史杨涟死劾祸国殃民的魏忠贤时，他们的心中都曾闪过一个名字——蒋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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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秀的老师是生存
朝廷上下鸡飞狗跳，却不见王阳明的身影。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实在太不显眼了，朝中大佬们下岗的下岗、跑路的跑路，中层官僚上书的上书、拼命的拼命，一片热火朝天，你死我活，王阳明你在干吗？
他一直在观察。
王阳明不会像蒋钦那样一条道走到黑，也比戴铣等人圆滑。然而，良知与个性又使他不能完全无动于衷。于是，在戴铣等人被押赴进京之前，他上了一道精彩绝伦的奏疏——《乞侑言官去权奸以彰圣德疏》。
小时读《古文观止》，喜欢那些文气充沛，纵横捭阖的文章，为苏洵的《六国论》所倾倒。长大以后，渐渐懂得，像《陈情表》这样表面阴柔婉转，实则暗藏玄机的文章才是真正的奇文。王阳明的奏疏就将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
这封奏折用语委婉，言辞平和，基本上是很和谐的。而且，他绝口不提刘太监，只说戴铣等人触怒了皇上是不应该，但作为言官，他们的职责就是劝诫您，即使说错了，您也多包涵包涵，以开忠谠之路。现在您派锦衣卫（白痴都知道是刘瑾的主意，王阳明装傻充愣）把他们拿解赴京，群臣皆以为不当，却无人敢言，是怕得罪了您，受到相同的处罚而增加您的过错（真体谅）。但长此以往，再有关乎国家安危的事情，皇上还能从哪听到谏议？为了增强感染力，王阳明摇身一变成了电影导演，用了一组平行蒙太奇，提醒皇上这天寒地冻的，万一这帮人在押赴京城的道儿上挂了，您老人家这杀谏臣的恶名可就背定了，到时候群臣纷议，您再责怪左右没有劝诫您就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