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扫荡”前，由于日军不断“蚕食”，冀中抗日根据地基本区的面积、人口均已减少了约2/3，只剩下3000余个村庄，约280万人口，1。9万平方公里土地。中共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预料敌将“扫荡”冀中，发出指示，要求作好反“扫荡”准备。各部队拟定了分散活动的方案，划分了活动区域，规定主力团一般以营为单位，基干团、地区队以连为单位活动，机关及医院学校、工厂等非战斗单位，进行了疏散。但是，对日军“扫荡”的残酷性、长期性、严重性仍然认识不足。
5月1日，日军开始第一期“扫荡”，动用兵力约1。5万人，地区限于边缘区，其企图在于将八路军压缩到滹沱河、滏阳河与德石路之间的三角地带之内。到9、10日，日军第41师由山西开到德石线展开，完成了合围。冀中区党委、军区曾于7日指示，主力部队大部转向敌侧后，但无法执行，机关、部队大部被迫退向根据地中心区，陷于拥挤、被动局面。11日，日军转入第二期“扫荡”，对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进行分割围歼。冀中军区除留主力一部坚持中心区斗争外，领导机关和主力大部陆续突围，向外转移，13日，军区机关率领第27团等，转至溢阳河以东地区。日军则出动所有的兵力共5万余人，连续围追堵截向外突围的八路军部队。
5月16日，日军转入第三期作战，这时日军在抗日根据地中心区留下机动部队，隐蔽集结于主要点线，故意留出较大空隙，引诱八路军返回。当此反“扫荡”紧急时刻，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5月18日、20日，先后发出指示，指出此次敌人“扫荡”冀中的残酷性和长期性，号召冀中军民发挥最大的顽强性与坚韧性，争取反“扫荡”的胜利；并决定冀中军区抽调3个团和部分地区武装，转移至山地，以保存力量；冀中地区党政机关改变斗争方式，采取两面政策，不能立足的干部，应随军转移；坚持原地斗争的武装，应采取公开和隐蔽、军事和政治相结合的斗争方式。同时指示邻近冀中各区八路军，积极行动，配合冀中反“扫荡”斗争。
由于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对敌情判断不够准确，认为“扫荡”的敌人可能撤走，只留下一部分建立据点，进行“清剿”，于是在5月21、22日连续发出反敌“清剿”恢复地区的指示，要求第6、第8、第9军分区主力部队返回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日军发现八路军返回中心区，即以重兵围攻，第6、第8军分区部队受到相当大的损失，第9军分区部队进到肃宁以西时，得悉第8军分区部队遭合围，即返回白洋淀地区。
6月4日，冀中区党委和军区根据上级指示，决定主力部队分别外转，留下大部分基于团（小团）和地方游击队继续坚持斗争，指示外转部队要绝对保守秘密，切实掌握情况的变化，自拟路线，自定具体时间，尽量多带一些新兵和分散的干部、学员。到7月初，冀中党政军机关和主力部队先后到达了预定地区。第17团（欠1个营）、第18团、第29团转到了北岳区；冀中领导机关、第27团、警备第1团、抗大第3团、骑兵团、回民支队，先转到冀鲁豫区，后经太行区到达北岳区；第8军分区第23团和地委警卫营转到冀鲁边区；警备旅第2团转到太行山区。留在冀中坚持斗争的干部、游击队和群众与敌展开艰苦的反“清剿”斗争。
日军对冀中的大“扫荡”到6月20日结束，大部陆续撤走，留下守备部队和大量伪军继续进行“清剿”。
在5～6月的反“扫荡”斗争中，冀中八路军毙伤日伪军1。1万余人，但自身遭到很大损失。根据地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部队减员将近一半，达46。8％。地方党政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地方干部被捕、牺牲的数目很大。群众被打死、打伤和抓走达5万余人。敌人的暴行并不能使冀中军民屈服，他们在更加残酷和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
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1942年5～6月反“扫荡”作战
日军第1集团军根据方面军年度作战计划，于4月16日下达作战计划大纲。其设想是：预定5月15日作战开始，分3期进行，第一期消灭太岳南部沁河河畔的八路军；第二期对太行区涉县北方、第三期对涉县南方八路军作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听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185页。] 后来在执行中增加了第四期对太南国民党军的作战。日军参战兵力为3万余人。八路军太行、太岳军区根据同年春季反“扫荡”经验教训，作了较为充分的对敌准备。
5月15日，日军开始第一期“扫荡”，以第36师主力及第69师一部，共7000余人，奔袭大岳南部沁河沿岸东峪、马壁地区的八路军第386旅。第386旅及时向北转移，使日军扑空，此后，日军第36师于19日调住太行北部地区，第69师于28日撤回浮山、府城等原据点。同时，日军独立混成第3、第4旅及独立混成第1、第8旅，从18日起逐渐开始行动，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从北面、东面构成了封锁线；第36师于23日进至西南和南面，从而完成了合围。5月24日，日军转入第二期作战，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对合围圈内的八路军展开攻击，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在第385旅第769团一部掩护下，分西、北、南三个方向突出重围，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等几位负责干部在指挥突围作战中，25日于十字岭壮烈牺牲。尔后，日军转入“辗转清剿”。为粉碎敌之“清剿”，八路军主力分别向敌后方城镇据点和交通线积极展开破袭战。30日，八路军于辽县县城东南苏亭镇设伏，歼敌140余人，31日奇袭长治日军机场，毁敌机3架，汽车14辆，油库2座，八路军还袭人敌后方虒亭、五阳、黄碾等据点。6月8日，日军转入第三期“扫荡”，“扫荡”太行南部地区，将第129师直属队和新编第1旅一部压缩合围于涉县西南的石城、黄花地区。
6月9日夜，八路军突围。19日日军撤退。从6月20日开始，日军转入第四期“扫荡”，进攻太南陵川等地区的国民党第27军。（见附图1）
太行、太岳敌后抗日根据地此次反“扫荡”，历时38天，共歼敌3000余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等牺牲，是一个重大损失。经过这次“扫荡”，日军构筑了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第三道封锁线。日军在平汉铁路边沿有第一道封锁线；到1941年5月，跳跃15～25公里，在北起获鹿，经南佐、赞皇、柳林、三王村、赵店、营井、和村、彭城，南到观台、水冶，构筑了第二道封锁线；第三道封锁线距第二道封锁10～20公里，南起武安西北的任家岭、功德旺、西坚固、神台、台峪、院头镇、北正村，北至元氏西北之仙官寨。[《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
1942年夏季，日军因中途岛海战大败，战略攻势停滞，出现对日军不利的转折，这不能不对侵华日军产生不利影响。日军大本营为扭转太平洋被动战局，急需从侵华日军中再向太平洋方面抽调兵力，并明确取消在上半年计划的“四川作战”，据此，12月17日，中国派遣军召开方面军及集团军司令官会议，下达了中止“四川作战”（五号作战）准备工作的命令，并明确指示各军应以加强治安、压迫当面之敌确保占领区作为主要任务。[〔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211、214页。]
10月8日起，日伪开始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此期间，日军进行了秋冬季“肃正”作战（称为“治强战”）。该作战是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作战与春夏季进行的“扫荡”相比，规模小一些，每次持续时间也短一些。
1942年，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1000人以上的“扫荡”77次，（比1941年多8次），其中万人至5万人的大“扫荡”达15次（1941年万人以上的“扫荡”9次），比1941年更为频繁。
三、华北敌后军民反“蚕食”斗争
1941年以来，由于日伪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肃正建设三年长期计划”，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退缩局面。到日伪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前，1941年10月底，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已比一年前缩小了约1/6。[《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
到1942年4月底，冀中抗日根据地基本区的面积和人口均减少了约2/3（“五一”大“扫荡”后则大部变为敌占区，一部变为游击区）。
冀南抗日根据地仅剩下枣（强）南、武（城）北、威县以南之香城固附近及馆陶周围这三小块地区。山东抗日根据地小清河以南、胶济线以北、寿光以西、邹平以东地区变成敌占区或游击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由300万人口减少到70～100万人口，雁北地区基本变为敌占区；地处忻县、岚县、离石、汾阳间的第8军分区仅剩17个行政村；第3军分区的忻（县）静（乐）公路以南、汾河两岸地区的大部分村庄被敌占领。
抗日根据地退缩的原因，一是由于日军不断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与“清剿”，二是由于日军“蚕食”，“扫荡”与“蚕食”是配合进行的。日军“蚕食”政策的本质，就是改变速战速胜的政策为逐渐的侵占、逐渐的扩大其占领区，缩小抗日根据地，以达到其所谓“确实掌握占领区”与实施殖民地化的目的。“蚕食”政策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它远在日军提出“治安肃正”的方针，向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的时候就开始萌芽了，而其彻底的实施，则在1940年末，特别是1941年3月开始其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之后。因此，这是“治安肃正”方针的继续，是“治安强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针对日军在冀南实行“蚕食”政策，中共中央曾于1941年6月9日指示第129师并八路军总部，“击破这种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处处为民众着想……对于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反对（这不是右倾退缩），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在这些地区内，应多采用两面派政策”。[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125页。]
但是，由于对敌实行“蚕食”政策的危害性认识不够，采取的措施不力，某些地区的工作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为了讨论对策，1941年11月1日～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作了《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详细分析了敌“治安强化运动”的政治、军事阴谋和前两期的实行情况，提出了坚持敌后抗战总方针下的三个基本中心工作。这就是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开展敌占区、接敌区的群众工作，开展根据地工作。其基本精神为两点：“一个是确定我们根据地的游击性比前加强，但不是流动性，要求武装斗争与人民进一步的紧密结合。另一个是将开展敌占区与接敌区工作和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提到适当的重要地位。”[《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109页。]
为打破退缩和被封锁的局面，八路军在军事指导上提出“敌进我进”口号，注意向敌后之敌后发展。
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召开会议，根据1941年夏组织“武装宣传队”等经验，正式决定建立“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展开工作，并对其任务、组织、活动方式等作了规定。其任务，除一般宣传、调查工作外，兼负锄好、发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打击敌“配给制度”、破坏敌伪统治秩序之责。组织上，每支武工队以50人为原则。队员必须是政治可靠，身体强健的，真能负起光荣的宣传员、组织员、战斗员的工作任务；每队由3～5人成立党的委员会，负责领导一切工作，行政方面可设队长及政治委员各1人，政治上一般的应受地委领导，军分区指示其军事行动；每队配备的干部，至少要有一两个等于地委或县级的坚强干部。[《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
根据北方局这一决定，1942年春，八路军各军分区普遍派出武工队。各武工队出动前，均进行必要的训练。各级领导对其相当重视，太行区武工队初次出动前，1942年3月17日，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亲临讲话，指示各种注意事项。[《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
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在日军分割封锁的格子网内，建立了隐蔽游击根据地。武工队成为贯彻“敌进我进”方针的重要而有力的方式。
1941年以来的反“蚕食”斗争，获得了一些成绩与经验，但总的来看，还未扼制住敌“蚕食”推进的势头，“敌进我退”的严重局面尚未扭转。一些地区在斗争中，还存在放弃武装斗争的右倾错误，或者机械呆板坚持的“左”倾错误。
针对反“蚕食”斗争中存在的种种问题，1942年3月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它深入分析了敌人“蚕食”政策的实质、特点、危害性及实施步骤，指明了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方针和策略，提出“反‘蚕食’斗争是目前华北全党全军的一个最紧急的任务，只有争取这一斗争的胜利，我门才能渡过这一黎明前黑暗的艰苦路程”。
它指出：“蚕食”政策是目前敌人向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攻的一个主要手段，是由“治安肃正”与“治安强化”发展而来的一个最毒辣的阴谋，它的进攻是缓步的、隐蔽的、零星的，”几年来，敌占区的扩大，根据地的缩小，由于敌人的‘蚕食’所造成者十之七八，敌人‘蚕食政策，给予我们的危害，较之严重的‘扫荡’与‘清剿’，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抗日根据地的“许多地方对敌的这一恶毒阴谋，过去和现在都表现了不容许的忽视与麻痹，消极退却与单纯应付的现象。至今除少数地区外，还没有一套有效的具体办法”。“我们各方面给敌有力的打击不够”，造成了敌人“蚕食”的嚣张。
它指出：敌人实施“蚕食”政策时，是十分具体与灵活的，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敌人积极进行各种准备与进行秘密活动。其方法是向准备“蚕食”的地区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发展暗中维持会等。为配合这些活动，还不断进行军事“扫荡”、“清剿”、残酷镇压，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破坏一切抗日干部的地位，迫使抗日武装难于公开存在，以便其奸细活动。
第二阶段，主要是在一切准备工作完成的基础上，将秘密工作完全公开起来。其方法是，首先依托原来的据点，向正面或侧面迂回15～20公里建立新的据点，将被“蚕食”的区域划为方格，然后施行种种活动，驱逐抗日武装力量，破坏民兵，捕捉抗日干部，制造群众与中共、八路军对立，建立公开维持会，严厉镇压下施以小惠，以达其统治目的。在迫使暗中维持会公开时，条件很低，只要上钩就行，待面目已经表明，要求便一步步的加紧起来。有个别小的地区、也有不依靠军事力量，只经过政治压力，达到“蚕食”目的的。
第三阶段，如果第二阶段敌之“蚕食”目的达到，则进行深入与巩固工作，使这些地区完全变成其统治的占领区。
它指出：反“蚕食”的基本方针，是停止敌占区的继续扩大，应根据具体情况，针对敌人的每一步骤，给以及时的有效的打击。在敌准备阶段，应运用八路军和抗日政权的合法地位，给敌人一切活动以坚决的打击，使秘密特务、秘密点线、秘密维持会不能存在。“而两面政策，亦应有严格限制。两面政策一般运用在敌占区，不应任意运用在根据地内”。灵活的坚持武装斗争，给敌人为配合秘密活动而进行的“扫荡”以必要的打击，争取武装斗争的胜利。如在第二阶段，敌人的“蚕食”阴谋已大体实现，应以武装斗争为主，扫除敌武装便衣队，使敌不能轻易建立据点，对已经建立公开的与秘密的间谍组织，必须给以坚决彻底的肃清，对死心汉奸则应给以严厉镇压，争取武装斗争胜利，显示抗日力量。在第三阶段，若敌人已达到“蚕食”目的，估计一时不易把敌人击退时，应灵活的转变战斗方式，深入各方面进行秘密工作，确实掌握一切伪组织，撤退公开不能立足的干部，积蓄力量，恢复力量，准备合法斗争；另一方面，对深入根据地的点线，则应给以坚决袭扰。粉碎敌之出扰部队，停止敌人向抗日根据地两侧继续扩张。
它强调：反“蚕食”斗争，必须正确掌握武装斗争，轻易放弃武装斗争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坚强的武装斗争为核心，反“蚕食”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合法的斗争形式只有在敌占区才是主要的。在敌人向我根据地或接敌区（即游击区）进行“蚕食”时，至今以合法斗争为主，而放弃武装斗争是非常错误的。只有武装斗争与合法斗争联系起来，才能争取反“蚕食”斗争的胜利。
为此，特决定：
1。各根据地特别是平原地区的正规军，应以1/3或1/2的正规部队分散为以连、营为单位到各县去，深入到敌后去活动，其余正规部队应相对集中整训。这些以连、营为单位分散活动的部队，任务是帮助与培养地方武装；捕捉汉奸交地方政府处理；与地方党取得密切的工作联系，灵活的开展游击战争，破坏和扰乱敌人的所谓治安区（敌占区），配合打退敌人的“蚕食”进攻。
2。必须更进一步地改善武工队工作，必须给武工队以政策的及必要的技术训练，如锄奸、反奸细、破路、爆炸等。
3。加紧培养地方武装，发展民兵与游击小组的活动与建设，这是粉碎敌人“蚕食”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它还指出：要注意正确掌握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联系，机械地理解以政治为主或以军事为主都是不对的，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来决定两种斗争的重点应放在那一面。敌“蚕食”第一阶段时，应以政治为主去根绝敌人一切可能利用的因素；当进至第二阶段时，军事斗争的比重也就随之加强了。
这一指示在八路军华北各战略区得到贯彻执行，对于粉碎日军“蚕食”政策，扭转敌后根据地退缩局面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7月7日，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联合发布《关于展开全华北全面对敌政治攻势的指令》，要求“由‘七·七’起以两个月为限展开全华北全面的政治攻势”。工作重心是：
1。强化对敌伪军伪组织敌占区民众之宣传工作。如宣传日军的困难，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损失（如珊瑚岛海战、中途岛海战等）、日军必败；打击日军到处叫嚣已经消灭八路军、共产党，毁灭抗日根据地的谣言；号召敌占区人民咬紧牙关，再熬过两年，宣传两年胜利之根据及理由。
2。“反对敌寇的强化治安运动，揭露治安运动为日寇奴役与掠夺华北人民的本质，为敌人蚕食我根据地的毒辣阴谋”。
3。加紧瓦解敌军争取伪军伪组织的工作。《指令》要求这次政治攻势党政军必须密切配合一齐行动，务求发扬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之相互配合之威力，政府、军队、抗日团体、学校、民兵都应迅速动员起来，“组织许多武装宣传队、工作队、突击队向敌占区游击区广泛出动猛烈进攻”。
在北方局、军分会、野战政治部关于反“蚕食”斗争、开展政治攻势指示的指引下，从1942年下半年起，华北的反“蚕食”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晋西北区在认真贯彻执行北方局、华北军分会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设法扭转本区局面的关键时刻，又得到延安的直接指导。毛泽东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大大缩小极为关注，指示运用各种力量，“把敌人挤出去”。
遵照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和北方局、军分会的指示，晋西北地区积极开展反“蚕食”斗争。1942年下半年，抽调军队和地方干部、战士、地方游击队员共1079人，组成15支武工队。武工队大体分两种，一种短小精干，活动于环境恶劣、据点密集之处，偏重于政治宣传工作，如雁北第5军分区组成两支武工队，每队只有8个人；另一种以一个正规军连为基础，活动于突出据点的主要方向，军事任务比较多，人数为几十至百数十人不等。
从6月15日～10月15日4个月的时间里，反“蚕食”斗争获得了一定成果。全晋西北共摧毁区村伪政权及伪代表178个，另外恢复了清水河境内村政权40个（原属两面派性质），总计收复大小村镇218个（不含第8军分区，统计时该分区报告未到），逮捕伪组织人员289人，依据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其中基本上教育释放（205人），对于忠于日军作恶多端并曾破坏抗日工作，捕捉干部，敲诈群众等坏分子交抗日政府，判处死刑执行枪决（31人），并出布告公布其罪行，以教育群众。共恢复抗日政权171个，建立情报网76个；在伪组织中发展了抗日的群众组织，如岚县组织了一个光明社，吸收20余人；争取伪军伪组织人员70余人。主动进行反“蚕食”战斗224次，毙伤敌伪459人，俘虏日军3人。但也还存在缺点，如雁北第5军分区反“蚕食”斗争未取得明显成就，主要由于领导不统一，组织不健全，互不配合，以及群众纪律不严。反“蚕食”中存在的问题，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在1943年1月25日的总结中尖锐地指出后，得到切实纠正，使反“蚕食”斗争得以进一步顺利开展。
晋察冀军区于5月15日向各军分区转发了北方局、华北军分会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要求各军分区接到指示后，组织营级以上干部，联系实际斗争情形，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结果及新的意见汇报军区。9月11日，中共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在军区驻地平山县寨北村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党政军高于会议，贯彻党中央关于“敌进我进”指示，明确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会议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斗争形势，回顾了开展反“蚕食”斗争以来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1942年1月晋察冀分局高于会议，曾提出在敌推进时，应向敌后展开活动的方针。
但在实际行动中，缺乏具体有效的办法。虽曾多次向“敌后之敌后”派出小部队，但除部分成功外，多遭到损失或被迫撤回。会议针对上述情况，根据北方局、华北军分会反“蚕食”斗争指示，确定以地方军全部、主力军的1/3或1/2，经常深入到敌人的侧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并确定取消区游击小队，普遍发展村游击小组。这次会议对于扭转被动局面，恢复被敌“蚕食”地区和开辟敌占区工作。起了重要作用。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北岳区各军分区以主力1/3～1/2分散伸展到敌人侧后，开展游击活动，打击与阻止敌新的“蚕食”推进。并由各团、各地区队组织许多支武工队、小部队，伸到封锁沟外，恢复失地和开辟新区，配合正面的反“蚕食”斗争，形成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
1942年下半年，北岳区伸展到沟外活动的武工队和小部队共恢复和建立了1600个材政权，其中许多是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或隐蔽根据地。在从12月1日～7日发动的突击宣传周中，在沟外逮捕了近6000多名伪组织人员，带到抗日根据地，经短期教育后释放，给伪组织人员极大震撼，对争取和瓦解伪组织起了很大作用。
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晋冀豫区党委，根据北方局、华北军分会反“蚕食”指示，着重结合太行区的实际，于5月17日发出《关于执行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补充指示》，指出：粉碎敌人“蚕食”政策的基本关键，是开展群众运动，执行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指示（减租减息），领导群众斗争，使群众走向坚决抗日的立场；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去发展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决定凡反“蚕食”斗争剧烈的地区，必须以矿大地方武装为日后3个月的中心上作；正确执行锄好政策，为改变不少地区汉奸嚣张、群众恐慌的局面，对于死心塌地罪大恶极的汉奸，经地委批准，要有计划有对象的捕杀；坚决反对那些在敌人封锁线纵深的游击队借口保卫群众利益而埋枪解散游击队、取消游击战争的机会主义；不论在敌占区或敌“蚕食”区活动，都必须随时随地注意宣传教育，强调民族气节，在政治上尖锐地反对维持会、反对汉奸、反对投降，克服群众和干部中敌我观念的模糊。
太行区在反“蚕食”的斗争中，根据日军“蚕食”政策的基本目的是“变点线占领为面的占领”，无论其实施手段方法如何，其基本的方式都是怎样巩固与扩大伪组织（维持会），并经过它来实行统治与维持这一实质，因而把反维持与掌握维持作为斗争的焦点，创造了宝贵的经验，取得了显著成绩。
其经验是：首先利用敌我力量的对比、工作深入的程度，划分不同地区，确定何处禁止维持、何处继续维持、何处允许维持，如第3军分区规定，敌伪据点7。5～10公里以外，一律禁止维持。对禁止维持区的伪组织坚决打掉，对其中死心塌地的汉奸、主谋者枪决，并没收其财产。对在敌我争夺的游击区（缓冲地带），争取其变成秘密维持，这种秘密维持，在日军方面是合法的，共产党、八路军表面公开反对，不允许其公开存在，但实际由抗日干部控制，不取消它。在敌占区的伪组织，则实行两面政策，予以控制。自接北方局、军分会5月4日指示到10月，太行区共摧毁维持会292个，争取两面派31个村，掌握伪组织21个，锄奸475人，解决土地问题70件。
太岳区经过1942年反“蚕食”斗争，将敌人压缩于据点2。5公里以内，2。5公里以外的伪组织全被摧毁，使敌特务爪牙不敢如过去那般猖狂；群众振奋，抗日游击队得到相当发展，如第6军分区之洪洞大队仅9月1个月内就扩大69名，第4军分区青城游击队由20人扩大到200人；敌伪动摇不断反正，敌突出据点，在八路军围困下，不敢轻易外出活动，或被迫放弃；打击了敌伪特务爪牙，教育了伪组织人员，如沁县伪村干部百余人、长子30余人、洪洞之曲亭附近60余人被抓到根据地，经短期教育后放回。
冀南是被日军“蚕食”相当严重的地区，仅1942年4～6月日军即动用很大兵力对冀南进行几次大的合围“扫荡”，如4月29日～5月7日，日军1。2万余人合围“扫荡”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第6军分区之武（城）北地区及第4军分区之邢济路南地区，6月11日合围“扫荡”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枣（强）南地区。基本区被日军摧残，小块根据地更被细碎地分割，冀南大部变为敌占区或游击区，冀南八路军各部完全分散，以连排为单位活动。7月，冀南军区派遣武工队或小部队伸向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政治攻势。8月21日发动攻势，歼灭了8月初侵入大名以东地区的伪军3个半团。9月，粉碎了日伪军万余人对枣强以南地区的“扫荡”。
在7、8、9这3个月中，冀南军区进行大小战斗540余次，毙伤日军600余人，伪军1000余人，俘日军2人、伪军2380余人，恢复与开辟了许多小块根据地。到年底，原来退出的地区已大部恢复。
冀鲁豫军区根据北方局、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5月4日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和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7月7日关于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7月决定：立即开展夏秋季军事、政治攻势，方针是：“坚持边区东部、北部，反击日伪军‘蚕食’、封锁；大力开辟边区的西南部，打通与水东区的联系，以便支持他们的斗争”。在7～9月的夏秋季攻势中，冀鲁豫军区共拔除日伪军据点近50处，歼日伪军1000余人；开辟和扩大南华、东明、长垣、考城等地区，卫河、尚和、昆吾、濮阳、卫南等县的工作均有恢复，打通了鲁西南与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的联系，使边区形势一度缓和。9月27日起，日伪军1万余人对催范观中心区、第8军分区昆（山）张（秋）地区进行了为期18天的大“扫荡”，使昆张地区全部变为敌占区。
10月，日军合击第1（泰西）、第4（运东）军分区。
12月，日伪军又以1万余人（其中日军9000余人）对湖西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湖西专员李贞乾等牺牲。9月以来，日军对冀鲁豫边区接连不断的“扫荡”、“蚕食”，给边区造成极大损失，边区大部分地区变成“格子网”，进入更困难的时期，日伪据点、兵力均较上半年增加。到1942年年底，边区有日军据点199个，比上半年增加53个。
山东八路军提出“翻边战术”，即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蚕食”。在反“蚕食”的斗争中，八路军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坚持边沿区，积极打击敌人的“蚕食”推进和伪化活动。滨海区教导2旅于1942年11月上旬发动海陵战役，攻克日伪据点16处，粉碎了敌沿陇海线方面向海陵县的“蚕食”。在坚持边沿区斗争的同时，八路军还派出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占区，还要求被敌“蚕食”地区的地方武装和工作人员坚持原阵地，县不离县、区不离区。
1942年，山东八路军还争取伪军1万余人反正。由于1942年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特别频繁，仅9月～1943年1月即进行5次万人以上的“拉网合围”大“扫荡”。因而“敌进我退”的局面尚未能改观。
1942年日伪据点由上年的1321处增至2507处，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则进一步的缩小。
自贯彻执行北方局、军分会反“蚕食”斗争指示后，华北的反“蚕食”斗争出现有利转机，到1942年秋，除部分地区外，基本上制止了敌人的“蚕食”，形势开始好转。邓小平在194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于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曾针对本区的情况说：“1942年成立武装卫作队……特别是北方局、军分会提出反“蚕食”斗争之后，收效很大。所以1942年5月以前，根据地还始终是退缩的，5月以后则完全改观。”[《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7页。]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