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日本加紧蚕食华北、内蒙，中华民族危机加深 第二节 日本对华北主权的逐步攫取.2
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激怒了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运动持续到12月16日，原订12月16日举行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大会，只好延至12月18日举行。其大会开得十分短小，据报道，“晨起，外交部街及东单牌楼一带，加紧戒备，军警林立，……开会时间，事前井未发表，开会时，仅到有少数来宾，及该会职员与新闻记者等30余人”，开会仅20余分钟就宣布散会。[《国闻周报》卷12第50期，1935年12月23日。]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产物，是一个在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地方政府。委员会的委员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方授意或征得了日方认可的亲日分子，如王克敏、王揖唐、高凌霞、李廷玉、贾德耀、冷家骥等，他们中有的还是汉奸分子。委员会下设经济、外交、交通等“特种委员会”，多为亲日分子所把持，并设有日本人顾问。委员会在行政上与南京政府保留半独立关系，而经济上，南京政府的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收入等完全被截留，与日本保持“特殊关系”，通过日本所设“兴中公司”等殖民机构实行“经济提携”，满足日本对华北各种资源的需求。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本于1936年1月制定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要求将自治的范围扩大到华北五省，并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大体上可以信任的时候”，让宋与殷汝耕“合流”，[〔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第349页。] 尽快实行完全的“自治”。日军参谋部也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在明朗化方面总是进了一步”，它将“成为华北五省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阶梯。”[〔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第128、133页。]
然而，在全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下，宋哲元对日态度也日益明确。
1936年5月，他提出要“力保主权”的口号，释放被抓捕的爱国学生，在各学校开展军训，在军队进行爱国抗日宣传，在委员会同南京政府的大政关系方面，尽量执行南京政府指令。
1937年2月，宋甚至不顾日本的反对，派秦德纯代表他参加南京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公开宣布“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第8页。] 连经济领域过去对日最为妥协的状况，也开始改变，宋遵照南京政府意旨，停止了津石铁路、塘沽建港等项目的对日谈判，中止或改变了龙烟铁矿等项目的筹建上马。在土地管理等方面，亦抵制了日本的贪得无厌的要求。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日军吞并华北的阴谋。
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坚决斗争，曾迫使日本对其侵略华北的政策作了微小调整。如1936年8月11日的《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特别是1937年2月20日制定《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强调注意不要“造成激发中国民众的排日抗日感情。”[《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57页。]
其侵华的根本决策虽没有改变，却不得不采取更带欺骗和伪善的策略。
五、伪“蒙古军政府”的成立
日本对热、察等内蒙地区主权的攫取，采用了类似平律等地的手法，十分注意扶植傀儡政权，首先拉拢的是李守信。李系热河土默特旗蒙古族人，出身土匪，后投靠张作霖，因功逐渐升迁，任张学良东北军骑兵团长。
1931年冬李部驻防开鲁，曾与日本驻通辽的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暗中勾结。1933年初，李部击落一架日本低空侦察飞机，李守信亲自将飞行员和电台等送往长春。此事博得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赏识，送他手提式机枪15挺，步枪25支，现款3万元。随后，李欢迎日军进入开鲁城，井协助日军占领林西，破日军委派为“热河游击司令”。从此，充当“关东军的谋略部队。”[〔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译本、第121页。]
日军也认为由于李的投靠而“理出了推进内蒙古工作的头绪。”[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274页。]
1933年4月28日，李守信按照日军的指令侵入与热河邻近的察哈尔地区，以多伦为中心建立了“察东特别区”，李任行政长官兼军长。日军认为，单靠李守信还不足以策动内蒙的“独立”，又着手扶植第二个傀儡，即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德王是察哈尔部正白旗人，生于1902年，1908年世袭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多罗社棱郡王。
1919年德王开始主持全旗政务。他从年轻时起，就抱有掌握内蒙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
1930年冬，驻张家口的日本特务盛岛角芳等，即以游历为名，到苏尼特旗进行拉拢德王的活动。
1931年夏德王到北平时，盛岛等请他到扶桑馆吃饭并进一步煽动他独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拉拢蒙古王公加入伪满，实行“满蒙联合”。1932年，日本陆军派遣特务笹目来苏尼特旗，在德王的掩护下，冒充喇嘛，长期潜伏进行活动。同年，德王前往北平，串联当时住北平的蒙古王公等上层分子，组织了一个“蒙古王公代表团”，到南京活动。他们要求改组蒙藏委员会，反对当时由南京政府所委派的委员长石青阳，另用蒙藏人担任委员长，为蒋介石所拒绝。返回北平之后，继续以该代表团为基础，结成松散的社会政治团体，到处奔走串联，酝酿实现“内蒙古高度自治”。
1933年6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委任德王为蒙古军第1军长。但德王推辞不就，却前往百灵庙召集西蒙古部分王公，于7月26日举行第一次“自治”会议，通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在西蒙实行“高度自治”。9月28日，又在百灵庙召开第二次“自治”会议，并通过“内蒙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国民党政府顾虑日本在背后插手，为避免事态扩大，遂同意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以乌盟盟长云端旺楚克（即云王）为委员长，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即沙王）和索特那木拉布坦（即索王）为副委员长，由德王担任秘书长。1934年4月23日在百灵庙举行了成立大会，因云王、索王均已年迈，不愿到职视事，“蒙政会”实权遂落入德王手中。
德王在此时暗中通敌，尚未公开叛国，仍与蒋介石拉关系，领取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资助。1934年底得到一次性蒙政会建设费12万元，经常费则每月3万元。还得到军政部拨发步枪、手枪300余支，轻重机枪20余挺，迫击炮数门，载重汽车4辆，大小无线电机10台等物资，这些经费和武器等，奠定了蒙政会的物质基础，增加了德王个人的活动资本。
德王要求的“高度自治”与日本策划的“内蒙独立”十分合拍。1934年初，日本特务笹目由苏尼特旗德王府动身回国，不久再回德王府，并在该旗设立特务组织“善邻协会”的分支机构，以办理卫生、文化事业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
1934年夏，长期在内蒙地区活动的日本大特务盛岛角芳，也潜来百灵庙与德王晤谈，并答应送给德王步枪2000支。同年10月，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来苏尼特右旗进一步拉拢德王，德王也就“干脆进一步与日本人勾搭起来了。”[《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版，第20页。]
1935年1月，日军制造察东事件，“这一事件事实上具有援助德王内蒙自治工作的意义。”[《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第123页。]
当月，德王派其心腹宝贵廷带着他给伪满察东警备司令李守信和关东军驻多伦特务机关长植田的密信，潜赴多伦。在植田和李守信的帮助下，从内蒙东部招兵买马，成立了1个团，由宝贵廷任团长，暂在李部属下进行秘密训练。接着关东军派突浦为苏尼特右旗特务机关长，在该旗架设电台，并与德王商定保密办法，宍浦化名石田三雄，以“善邻协会”理事名义为掩护。从此，德王与日本的勾结有了正式固定的联络渠道。不久，日本关东军蒙事处第2科长石本寅三与参谋田中隆吉等，来到苏尼特右旗会见德王。
会晤中，田中拿着写有“满洲国”和“蒙古国”的一张纸对德王说：
“我们日本已经帮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共同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第21页。]
1935年6～7月间，日本连续制造了张北事件和河北事件，在加紧分离华北的同时，也加快策动内蒙独立。日本关东军专派小野寺少校给德王赠送飞机1架。日本“满铁”总裁也同时派员给德王送来整套的电影、照像和放映机。8月，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借渡边上校、田中隆吉参谋等，亲自飞往内蒙，与德王密谋建立“蒙古国”的问题。
1935年12月，正当华北危急之际，德王应日本关东军邀请，赴伪满“新京”（长春）与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参谋长西尾寿造、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会谈，商定先在内蒙西部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立独立的“蒙古国”。为解决经费和武器问题，关东军送给德王日币50万元和步枪5000支。德王由长春返回苏尼特右旗后，确定成立“蒙占军总司令部”。此时，关东军“期望一举推进内蒙工作，使李守信占据口北六县，代替中国保安队，使此地区成为内蒙自治政府的基地。”[《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第131页。]
12月，李守信伪蒙军在日军支持下，侵占察东的张北、室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8县，并控制了察东的正兰、镶白、正白、镶黄、太仆寺等8旗，在张北建立了李守信的伪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德王随即在察东成立“察哈尔盟公署”，任命其亲信卓特巴札普为盟长，达密林苏龙为副盟长。1936年2月1日，在张北举行了“察哈尔盟公署”成立典礼，察哈尔部的蒙人8旗遂为德王控制。
“察盟公署”虽成立，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为成立统一机构，以号令其他各盟。
1936年2月12日，德王在他的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乘专机到会祝贺。会后制定了组织大纲，决定由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4月24日，在关东军的操纵下，由德王出面，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召开了所谓第一次“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抛出“以内外蒙古和青海为一体建立蒙古国案”，“蒙古国体案”和“蒙古军政府组织大纲”等文件。
同年5月12日，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嘉卜寺）成立，云王为主席，索王、沙王为副主席，德王任总裁，总裁掌握军政大权，实行独裁制，李守信兼参谋部长，村谷彦治郎、山内、稻茨、山本信亲、崛并德五郎等日本人分别任主任顾问及军事、财政、外交、教育等顾问。会场上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作为军政府旗帜，正式使用成吉思汗年号纪元731年，日本方面派宋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参谋田中隆吉、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玖及日本顾问村谷彦治郎等与会。其后，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每月补助该伪政府30万元经费，并编成一支1。3万人的内蒙人军队。[〔日〕《现代史资料》8，第612页。]
这样，德王终于正式投靠了日本，当了傀儡和蒙奸。
伪蒙古军政府建立之后，日本欲将其与伪满和伪冀东政权更紧密地纠集在一起，由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建议德王应和“满洲国”缔结协定，于是德王借同李守信等人乘飞机到伪满新京访问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等人，又拜谒伪康德皇帝溥仪，行三跪九叩之礼，溥仪在关东军授意下封德王为“武德亲王”，并授予“钦任状”。德王与伪满外交部缔结了所谓“蒙满协定”。此后，德王又根据田中隆吉的指示，派伪外交署署长陶克陶与冀东伪政权殷汝耕会商，缔结了所谓“蒙冀协定”。这样，日本用刺刀扶植起来的关内外的三个傀儡，就被其主子拴在一起，充当日本侵华的走卒。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