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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9 年的庐山会议，已经过去30 多年了。
庐山之变影响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
践从此升级，引入党内，直到中央领导层，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
1980 年秋，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
关于庐山会议，我曾作过一个较长的发言（《简报》刊出两万余字）。当时
就有中央领导同志催我，将这段史实尽快详细写出，否则，许多真相后代
难以弄清。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自己也觉得义不容辞。但由于工作繁忙
及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动笔。现在利用在青岛消夏的时间，将已经收集和
整理过的资料编写出来。
所写的是回忆录，以自己亲身经历为主，同时也记录了许多史料，尤其
是毛泽东的多次讲话，当年并无录音或正式记录（如两次常委会的批彭纪
实是我记录的），为传信存真，考虑再三，还是尽可能如原貌都保存下来，
以供党史研究者参考（这对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研究，也是很
有用处的）。一般读来或嫌繁琐、枯燥，这也是难以两全，无可奈何之事。
由于人为限制、保密制度和种种清规戒律，当代历史包括党史的研究，
还没有真正进入繁荣时期，离自由讨论、科学探索也还很有距离。我这篇
史料性的东西，其中引用的不少资料，其实在十年动乱中已由红卫兵散播
开来，国外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一直在利用，应该说不再具有机密的性质
了。我现在不能说自己所记的一定全部准确无误，但我还相信自己的记忆
力和判断力，一生在写作方面也是一个谨慎的人，一字一句我都是负责的。
如果有错误或不准确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庐山会议虽然是当代至关重要的一段史实，牵涉到许多“敏感”的人事，
但毕竟过去30 多年了，可以到“任人评说”的时候了。我们许多老同志尤
其红军老同志，写了许多有价值的回忆录，这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遗产。
我们的党史上有许多有争议之事，待做正确结论；不论怎样，直接或间接
的当事人，将它写出来，尽管不完善甚或有错误，我总觉得写出比不写出
好。否则，人亡事灭，说不定历史会留下空白点或竟成为千古之谜。因此，
史学界所谓要“抢救活资料”，是很有道理的。在庐山时，我亲自听到彭德
怀说过，“我一生不留笔记与文件”。但为了要澄清对自己多年沉重的种种
历史误解（“三七开”，执行立三路线，打长沙，打赣州，会理会议，军分
会指示，二次王明路线，百团大战，高饶事件，庐山会议等），他终于在待
罪闲居时，写了《八万言书》以为申诉；在伤残囚居时，又如实“交代”
了自己一生经历。这就是我们现在何等幸运地读到的《彭德怀自述》。
作为当事人，我提供了这样一份史料性东西，自己也觉得是了却了一件
多年来的心事。
再说一句：我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作者
引论——庐山会议的由来
回顾1959 年夏的庐山会议，就不能不想起在这前后的总路线、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以及
神话般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
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在极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但也同样在极
短时间内暴露出它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
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从1958 年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 年4 月上海会
议的半年中，不断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之后，为了进一步纠“左”，克服
混乱现象，以便继续鼓劲，继续跃进，才又举行庐山会议。可是，当彭德
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
毛泽东就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
进攻”，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了。
三面红旗当然不是突然出现的，有其必然发生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
后，为进人社会主义，毛泽东原来设想的近期目标是15 年实现国家工业化
和三大改造；至于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则认为需
要50 年时间。周恩来也说过，中国工业化是10 年、20 年的问题，欲速则
不达，必须稳步前进。但是从1955 年下半年批评农业合作化的“小脚女人”
开始，毛泽东就认为各项建设事业应当大大加快，应当不断批判右倾保守
思想，以农业改造速度促进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速度，并在总结苏联经验
教训后，社会主义建设上开始提出“多快好省”的方针。因此，1956 年三
大改造的完成就过快过粗，15 年的计划3 年完成了。（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
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当时对此种快速进度尤其经济建设上的加快速度，党
中央领导内部的意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956 年年初，周恩来提出过，既
不要犯右倾保守又不要犯急躁冒进的错误。1957 年的经济建设是健康发展
的，国民收人有所增加，消灭了财政赤字。直到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周
恩来、陈云、李先念等，都对克服急躁冒进做了工作。这次会议制定了一
个合乎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计划，注意到综合平衡，压缩了基建规模，控
制了过高的增长速度。但毛泽东认为1957 年的增长速度低于1956 年的增
长速度，出现了马鞍形，反冒进反错了，是属于方针路线性的错误。他还
认为反冒进使右派钻了空子，将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说这是吹了一股阴
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40 条和“促进委员会”吹掉了。于是，从1957
年10 月三中全会开端，不断批判右倾保守，实际上否定了八大制定的正确
路线。经过1958 年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广州会议，为大跃进作了充分
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南宁会议上，指名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
认为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犯了离右派不远的政治方向的错误。从此，“反
冒进”的声音噤若寒蝉。1958 年5 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周恩来、陈云等被迫在
大会上作了检讨。会上指责对大跃进、高指标抱怀疑态度的人为“观潮派”、
“秋后算账派”，号召在全国“拔白旗、插红旗”。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二
五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工业方面普遍翻了一番以上，农业
方面普遍提高了20%到50%。钢从1200 万吨提高到3000 万吨，煤从2 亿吨
提高到4 亿吨，粮食从5000 亿斤提高到7000 亿斤。这样，全党从上到下，
形成一种普遍看法：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在建设方面，“左”比右好，只
准反右——反保守，不准反“左”——反冒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
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争速度、抢时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从
而以“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为口号，动员全国人民，以“破除消
极平衡论”、“树立积极平衡论”为经济高速发展的理论；“以钢为纲”，“三
大元帅（钢煤粮）升帐”，“两个先行官（交通、电力）开路”，大搞群众运
动，“小土群”遍地开花等，成为实现高速度、大跃进的具体方法。到了8
月北戴河会议，要求当年钢翻一番，达到1070 万吨。二五指标比三个月前
的八大二次会议，又普遍翻了一番以上，1962 年比1957年的工农业指标，
要几倍、十几倍地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0%以上，基建投资年增长50%
以上。1962 年指标，钢变为1 亿吨，煤为11 亿吨，粮食为15000 亿斤。八
大二次会议提出的7 年赶上英国15 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到北戴河会议，就
分别改为3 年和10 年了。
1958 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三四月间，先
后同陈伯达、刘少奇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4 月间中央正式发出
“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 月1 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在毛泽东同志的
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
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
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
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在《红旗》杂志上发表）8月初在参观
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句“人民公社好”之后，
全国转瞬之间就公社化了。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是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
式，也是所谓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从而解放生产力的手段。当时确实从实践
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
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还
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明确说道，这首先是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
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做积极准备；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三四年或五六年之事；
应通过公社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由于有了大公社这种
政社合一，熔工农商学兵于一炉的组织，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
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毛泽东这时正式谈到破除资产阶级
法权的问题，设想公社应当实行平等的分配，无甚差别的物质生活；还谈
到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失策，是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随
后，全国一哄而起，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吃
饭不要钱”最早是由柯庆施提出来的）城市公社也认为是势在必行。
由于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等，随着
很快在全国刮起来了。1958 年6 月份开始，河南放小麦亩产卫星从2000
多斤放到7000 多斤。接着是湖北等省放水稻卫星，亩产多少万斤的消息，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作通栏套红标题予以报道。安徽、江苏、湖北、河
南宣布为早稻千斤省。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四省人均粮食产量，宣布
超过千斤。随后就放钢铁卫星。日产生铁，先是河南鲁山1000 吨，禹县4000
吨，接着是广西鹿寨20万吨，广东87 万吨，后来河南产钢三天300 万吨。
河北徐水县3 个月苦战，基本消灭了水旱两灾。河南半年实现了水利化。
有的地方40 天实现绿化，实现“四无”（无麻雀、老鼠、苍蝇、蚊子）。凡
事都“化”：“车子化”、“滚珠轴承化”。“绳索牵引（耕地）化”、“机械化”……
凡事“全民大办”：全民办钢、办电、办铝、办煤窑、办铁路、办教育、办
大学、办哲学、办文艺、办体育，直到全民写诗，人人当作家。建成第一
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就说成是我国已跨进了原子能时代。总之，一切大
跃进，比学赶帮超。
当然，三面红旗是由急于求成的思想而来的。急于求成是为了迅速改变
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穷则思变，所谓一穷二白正是大跃进的动力。中国
百年落后总是挨打，“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
影在笼罩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人家看不起我们，主要是由于
我们钢铁、机械、粮食少了”，这种种因素，都驱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
谋求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同时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人类的进步事业
做出应有的贡献。当年此种雄心壮志和满腔热情，确实感动了广大党员和
人民群众。
新中国成立前的28 年，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
国，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确实难而又难，尤其是要
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最为不易；其实践和理论的正确，
举世公认。在这漫长的28 年中，历经无数艰难曲折，可以说，毛泽东从不
轻敌，始终是兢兢业业，谦虚谨慎的。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
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内外敌人
强大，还有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干预这些巨大的客观因素制约有关。这28
年，毛泽东确实成为全党的表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
开国之后，内外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抗美援朝胜利，证明美帝也不过如此；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斯大林盖子被揭开；三年经济好转，建设顺利进行；
一连串的胜利，尤其三大改造3 年完成，似乎客观上失去任何制约。于是，
一切困难逐渐不在话下。加之，党与个人的威信空前提高，人人由衷地高
唱《东方红》。这种种主客观形势的变化，使得毛泽东开始不谦虚谨慎了，
个人的独断专行日渐发展起来。一穷二白不认为是困难，反而认为“好画
最新最美的图画”；革命中经历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建设时期可
以重现了；搞经济应当“势如破竹”，“高屋建瓴”，“一气呵成为好”。这样，
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为只要“政治挂帅”，就可以无视经济工作本
身内在的规律。于是，随意搬用革命战争时期的各种经验，乃至将阶级斗
争的方法，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应用于经济建设。“六亿神
州尽舜尧”，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凡是人类能够做的事，我们都能
做，或者很快就能够做，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够做到。
希望革命（和建设）迅速取得胜利这种急性病，井不是从毛泽东开的头。
马克思和思格斯的著作中就反映过这种情绪：似乎欧洲的革命危机已经迫
在眉睫。列宁更是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它的最后阶段；曾将第一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在德国和匈牙利等地出现的一些革命行动，看做全欧洲革命
的开端。在苏联国内战争开始时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就包含有直接向共
产主义过渡的因素。这种“过渡”方式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后，才不得不转
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总结了这个教训：
“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
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
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
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
“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
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这说明，
列宁确实有过直接过渡的意愿，而且列宁也并不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多
么遥远的事情。他在1920 年讲的《青年团的任务》中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
“现在已经五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
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十五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
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据列宁的设想：“再过一二十年就会生活在共产
主义社会里。”
斯大林1936 年就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1939 年宣布，三个
五年计划时期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
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隔得远了。外部的直接刺激是赫鲁晓夫。
1957 年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 周年庆典。在这以前不久，苏联成功
地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人宇宙空间的轨道上，开始了人类的太空时代。
《人民日报》曾称赞此事：“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
在庆典活动期间，赫鲁晓夫提出了15 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既然第一
号社会主义国家要在15 年内赶超第一号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作为无产阶
级国际主义的义务，第二号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当在15 年内赶超第二号资本
主义国家。于是毛泽东提出15 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不但要同资本主
义国家比，而且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似乎也可以比一比。八届三中全
会上，毛泽东就说出过这个意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
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
能。”后来就更异想天开，说是进入共产主义我们不抢先，进入了也不宣布
为好。
希望国家的建设事业更快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一种良好的愿望本来无
可非议，只会受到人们的赞许。而且在一定限度内事在人为，只要组织得
好，避免失误，再加上机遇，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可以比较快
一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怎样把速度适当提高的办法。
可是，速度的快慢，只能在有限的幅度内摆动，归根到底，它不能不受到
原有基础、资源、技术。人的素质等条件，以及经济活动自身规律的制约。
当年毛泽东完全不顾主客观条件，只凭良好的愿望，把人的能动作用无限
夸大，结果只能事与愿违了。
作为大跃进的组织形式是人民公社。在毛泽东的晚年，他曾批判所谓的
“唯生产力论”，公社则可以看做是鼓吹“唯生产关系论”的。他对不断改
革生产关系，可以说是锲而不舍地执著。公社虽然是在很短时间里突然出
现的，但是它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却是蕴蓄已久的。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
一文中，我曾说过，“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早年所受的芜杂的思
想影响，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由于思想往往是‘先人为主’的，彻底
清理极为不易。青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
之情”。1919 年12 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第1 卷第2 号上发表的毛泽
东《学生之工作》一文，反映了这种“思想初恋”：“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
生活，而没有办法。1918 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
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
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而先
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人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
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当时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思考“新村”
的问题。《新青年）杂志上就刊登过周作人、武者小路实笃等谈新村的文章，
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但是在毛泽东的思
想中，看来是更多地受了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大同书》里对理想
社会描述得十分具体：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儿童
按年入学养院，老则入养老院……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对所设想的
“新村”的描述，是很接近康有为的想法的：“含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
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
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
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
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
之地也。”这似乎可以看做他人民公社思想的胚芽。这篇文章中关于“工作
之事项”的规定“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岂不也很像他
后来概括的“农林牧副渔”么。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提到了康有为，
将他列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并且说，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康
有为关于大同世界的设想，其中哪些是应该而且可以实现的，哪些只不过
是乌托邦的幻想，毛泽东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无一字评论，这里只是为康
有为惋惜：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现在到了中国人民大跃进时代，
毛泽东自认为已找到了这条道路：他执掌国柄，康有为只能想想的事情，
现在可以付诸实施了。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说过这样的
话：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当年筹办人民公社的时候，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曾经把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
一同送给徐水县的干部。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有多么
驳杂了。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
泽东还为《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
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
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
合）等做法，也是欣赏的。看来，除了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近世欧
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都给了毛
泽东或多或少的影响。
回顾这一页历史，真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打败了强大的内外
敌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胜利
以后，要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体现中华民族雄心壮志的
领袖，由于急于求成，欲求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挨打局面”，要超英赶美，
同苏联并驾齐驱，于是终于陷人了自己从来对之深恶痛绝的主观主义：竟
然无视中国生产力还很低下的现实，无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
无视内外主客观实际情况，于是战争年代的谦虚谨慎一去不复返了，以为
凭借战争时期的经验，党和个人的威信，动员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
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于是晚年的毛泽东终于陷自己于带空想色彩的理想
社会主义中而不能自拔。1959 年的庐山会议，实际表明也是一场为维护这
种理想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
上庐山开会（关于我的记录本）
1959 年6 月30 日接到通知，上庐山开会。这天北京上山的人到居仁堂，
彭真传达了要讨论的13 个问题，说是开神仙会。一起听传达的有薄一波、
康生、吴冷西、田家英等。
我在庐山会议时用的一个黑皮记录本保存下来了。庐山会议后，在水电
部受批斗时，我曾经将自己多年来的全部日记本、工作笔记本、来往信件
（主要是家信）等，凡属可以反映思想动态的一切资料，统统上交了，以
便组织上彻底“清算”我这个人。（在延安“抢救运动”时就有过这种经验）
可是，我惟独保留了这个记录本以及在庐山时的有关资料。我觉得这是山
上这场大风波的真实记录，为历史也为我自己，我应当将它们留在身边。
1963 年12 月下旬，从北大荒回京闲住二年后，我再次被下放到安徽大
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当文化教员。1967 年11 月10 日，当时安徽省军
管系统来人，以负责人要找我谈话为由，连夜将我送到合肥。我当即明白
是被捕了。（果然第二天用专机将我送到北京入秦城监狱）在清理我的书物
时，我告诉那几位穿军服的同志，这个本子是重要之物，我特在封里写上
“李锐庐山会议的记录本”几个字，以防将来找不到。1979 年1 月，我回
到北京重新工作后，中组部的同志来退还“专案一办”为审查我而收存的
全部有关资料时，却不见这个记录本。这使我想起1967 年8 月间的事情。
北京专案组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来，要我交代同胡
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情况，并说专案组长是
周总理。当时我虽已50 岁，且是8 年戴罪之身，却依然少年气盛。我说，
毛主席周围的人，最危险的不是他们三个人，而是陈伯达，“我最不放心的
是陈伯达”。于是我举出事例，以为证明。但是专案办的人不让我写材料，
只答应口头转告周总理。于是我向总理写了封信。10 月间，专案组的人又
来过磨子潭一次，向我查问有关事情，并退还我给总理的信，说此信他们
不能转交。因此，11月10 日遭逮捕时，我心中明白，定是同触犯了陈伯达
有关。那时此人正红得发紫。我将这个情节告诉中组部的同志，请他们设
法找到这个记录本。果然，不久他们从陈伯达的档案中找到了。（这个记录
本上没有像其他退回的资料一样，盖印有“专办”的编号，可见一开始就
被陈伯达取走了。）
1980 年10 月到11 月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草稿时，我根据这个记录本，得以将庐山会议的情况作了扼要的介绍。
当时大家对这个介绍是很感兴趣的。现在还是这个记录本帮助我完成写这
本实录的任务。
记录本的第一页记有：6 月30 日居仁堂传达：庐山会议要谈的13个问
题，只记了前5 个问题的简要内容，可能是当时觉得反正上山后会有正式
文件的，其他的就没有再记，5 个问题所记如下：
一、读书。中委、省、地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卷。
为基层干部、公社党委编三本书：好人好事，如王国藩，实事求是；坏
人坏事，虚报浮夸，随风倒等；中央指示，加省委的一些指示。
读完要考试，在职干部要抽时间学习。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要做冷锅
上的蚂蚁。
二、国内形势。形势好转中，何时基本好转？彻底好转？盲目性也减少
了。
三、今年任务。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商业、运输、劳动。
四、明年任务。
五、1962 年任务，不是搞数目字，先确定方针。
（三、四、五三题，后来并为“任务”一题。）
从将要讨论的问题来看，大跃进的高温早已下降，从毛泽东到地方负责
人，大家都已冷静下来，都觉得需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安排好今明两
年的任务和各项工作。“人心思定”，许多指标需要进一步落实。
北京上山开会的人，主要是计委和工交各部的负责人，同乘一专列，于
7 月1 日下午7 时到武汉，随即乘船到九江。车上李富春召集工交各部负责
人开了一个短会，研究1960 年计划方针。我在发言中谈到，去年的教训在
于没有了综合平衡或有了也不起作用，“万马奔腾’都是脱缰野马。经济活
动本身有其规律，不论怎样“跃进”，也摆脱不了客观规律的制约。我还转
告了同在车上的胡乔木的有关谈论。胡乔木也谈到对综合平衡、经济规律
的意见：如天体运动，太阳系各行星绕太阳运动，有其轨道，不能失去平
衡。火车、汽车运行也有车道，规律亦如车道，车子如不按车道走，就要
出事故，特别是火车，一出轨就要造成大事故。
我同胡乔木认识较早。1939 年夏，南方局开青年工作会议，我当时在
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兼省青委书记；冯文彬、胡乔木代表中央青委从延
安来到重庆。开完会后，胡乔木到湖南检查青年工作，我随即调离湖南撤
退到延安，我们一直同行。到延安后，他将我留在中央青委宣传部工作。
吴冷西是我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时的同事。田家英在中央政治研究室
工作，有文章寄到报社，必经我手（我管评论），于是成为文字之交。在专
列上，我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主要是交换各自的看法，对1958 年
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也同吴冷西有过一次闲谈。吴说，不久
前在毛主席处谈话，主席这样谈到：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是不行了；
还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又说，沉重心情5 月后才开始好转。吴说，
主席还谈到政治家与书生问题：书生多端寡要，抓不住时机，不能当机立
断。1957 年反右时，抓住卢郁文讲的话，写了《这是为什么？》，使形势急
转。这使我想起田家英1958 年同我的一次闲谈，谈到他有次和谭震林一起
在主席处谈话，谈到经济形势和有关问题时，主席突然说起，还拍了桌子：
“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因此在火车上，我们四人的交谈中
有一共同观点：1958 年毛泽东亲自到前台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施令，结
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这时，他自己也感觉到，应当如何来转弯了。
在“江新”轮船上，遇到陶铸，他请我们吃荔枝，谈到广东因闹水灾，
更增加形势的严峻，不过他还是乐观的。
经过4 月上海会议，“以钢为纲”的问题也大都暴露。农业和工业两方
面，因大跃进造成的后果都很严重。两次郑州会议之后，农村“五风”等
问题已开始有所纠正，但对形势的总估计，从毛泽东起，一般还认为只是
一个指头顶多两三个指头的问题。这时有许多省粮食已很紧张，出现成片
地区挨饿甚至死人的情况。山东、安徽、湖北、甘肃、云南等省都比较严
重，广东边境县已有到湖南抢粮的。
神仙会
研究党史的人，一般以1959 年7 月23 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为界，将
庐山会议分成前后两期，前期是神仙会，后期为反右倾。也有将会议分成
三个段落的（各半个月）：7 月2 日到16 日彭德怀信印发，为真正的神仙会；
16 日到8 月1 日，从纠“左”与反右的对立交锋，突然转到大反右倾；8
月1 日前为政治局扩大会议，8 月2 日到16 日为八届八中全会，大批彭黄
张周，最后全会通过保卫党的总路线和关于反党集团的错误两个决议，为
反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为什么叫做神仙会？
1958 年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前后，就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经历来说，除
开江西和长征，恐怕是遇到了抗战时国民党封锁边区不发军他后，从未遇
到过的困难；也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后，从来未有过的紧张。大家已不断
检讨，顶风迎浪苦斗了大半年。一般认为，许多问题在解决中，形势已开
始好转，复杂而沉重的心情有所解脱，可以让大家来开怀畅谈，总结一下
经验教训，安排好今后工作，以便继续鼓劲干下去。夏天到庐山开会，可
以避暑，远离尘嚣，精神都放松一下，过一阵较闲适的生活。庐山天下名
山，富历史古迹，多神仙故事，权且都来当当“神仙”吧。
我是第一次登庐山。7 月4 日寄出的家信中写道：“1 日下午7 点半开船。
甲板上啖荔枝，谈形势，早稻丰收在望，人们心情倒还舒畅，江风甚凉，
留连甲板，12 点后始人睡。2 日天亮之后，庐山在望。九江曾是口岸，立
过租界，岸上仓库颇密，昔日繁华当远胜长沙。一路车队爬上牯岭，共24
公里，登1100 余米，转400 个弯道。云雾满山林，不识真面目。当年蒋介
石仆仆此道，乘四人抬滑杆，一条公路也修不成。这次中央来开会，当地
主人紧张动员，尽力招待。北京部长们多住在原来一所疗养院，其他散居
山崖诸楼台，不辨方向。案头有《注意事项》，诸如加衣盖被之类，并云：
此间空气清新，使呼吸加深，胸阔肌肉加强，血液循环增进，红血球增多，
氧同化作用良好，食欲增加，发汗咳嗽减少，等等。窗外满岭松杉，烟云
弥漫，清风习习，时感阵雨欲来。午饭前，看完两本《庐山指南》。午饭吃
两碗半，午睡一小时，晚饭照旧，当是‘空气清新’奏效。整理带来文件，
阅当地报纸。预报有雨，不敢外游，夜观赣剧《思凡》、《惊梦》、《悟空借
扇》，皆主席所点也。”
以下是3 日所记：“晚上跳舞，舞场为一小教堂。上帝有知，都进不了
天堂的。一切都极安静。有戏、有舞，却消没在山风松涛之中。跟北戴河
另一番滋味，那儿总是让你挂念着海，想到海中飘游整日才好；这儿是‘深
山养道之心’，尘嚣世俗之感皆被融化也。”
4 日晨又记：“清晨被阵雨惊醒。夜来风雨声，云雾知多少。至今只见
窗外庐山，真面目还不清楚，讨论问题增至18 个。先开小组会，我在中南
组。”
7 月10 日第二封家信中写道：“7 月5 日上午阴晴未定，同京官们登含
鄱口（壑谷正对鄱阳湖，似口含湖水也），归来得句，三、四两句甚为小舟
所欣赏：
含鄱口上鄱阳含，水色天光变幻间。
高处为云低处雾，笑谈不觉失群山。
情景完全写实。”这天同游的是哪些人已记不清楚。但一阵阵雾气扑面而来，
两人对面座谈，忽然不见人影，转眼之间雾散云开，又一切重现。此种反
复图像，至今如在眼前。
初上山的几天，人们游兴极高，诗风很盛，这同毛泽东的两首诗传开来
很有关系。6 月23 日，毛泽东到湖南，24日下午畅游湘江，25日由周小舟
陪同到韶山。28 日小舟随同到武汉。毛泽东即乘船到九江，29日上庐山。
小舟与我们同船来山。《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一上山毛泽东就写给
小舟、乔木二人，附信征求意见。我与小舟同在中南组，这时他就兴致勃
勃地将原件给我看，并将两首诗抄在我的记录本后面。诗中词句，同后来
发表的有些出人。《登庐山》还有小序：“1959 年6 月29 日登庐山，望鄱阳
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由此可见当时
诗人的松快心情和豪兴不减。《登庐山》最后两句同后来发表的不同：“陶
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
最初几天，人们于开会空隙，游山玩水，成群结队到仙人洞看晚霞。传
说唐朝吕洞宾在此修仙，系悬崖绝壁之天生石洞；7 月是庐山云彩变幻最美
的月份。古往今来，胜景古迹，能诗者自不免引发诗兴。我的本子上还有
董老亲笔写的一首七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