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这句话见《列
宁选集》第4 卷第692 页）我们搞大跃进也是这样的。可是彭德怀同志的
话却自相矛盾，他既承认工农业增长的速度史无前例，又要不发生一些毛
病，那怎么可能呢？这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片面性。意见书中说：
‘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这个估计也过分了，是言过其实。彭
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中又说：‘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
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
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
治性的。’彭德怀同志把我们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到这样政治性的高度，
显然是完全错误的。对阶级关系紧张的看法，也是完全错误的。找们在计
划工作中，有些比例失调是事实；市场情况，有个时期也相当紧张。这是
在大跃进当中发生的一些困难，是暂时的困难，前进中的困难。我们的困
难已经渡过了高点。小麦收下来了，早稻收下来了，困难的顶点就过了。
当然这不是说没有困难了。可是彭德怀同志却把困难夸大了，说全国都是
紧张状态，甚至阶级关系很紧张，这种估计是错误的。”
由于在郑州会议上刚挨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人们对这位理论家就不大
留情面了。不论他怎样表态，怎样长篇大论，引经据典，人们还是不放过
他。田家英告诉我：在8 月初最紧张、尖锐的斗争开始后，“这位老夫子就
躺倒装病，不参加会议了”。接着在10 月间，这位理论家就发表了他的长
篇论文：《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清算“同路人”
彭德怀“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老账了；来批判“彭、黄、张、周
反党联盟”的资产阶级复辟欲望了。
张闻天在第二组。就在23 日下午讨论毛泽东的讲话时，张闻天还在小
组会上说：“为了总结经验，指出缺点，原是符合中央方针的，但可能把缺
点讲得多了，讲走了边。”24 日，柯庆施指责张闻天在发言中提出多从主观
主义。片面性方面来检查总结大跃进，“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之后，他还
是坦然的，发言时仍讲出心里的话：“由于工作岗位不同，站在不同的角度
看问题，对问题的看法，也就不完全一样。我没有经验，是从旁看的，与
整个群众运动联系得不够。同时，觉得你们不大愿意听，我们要讲缺点，
你们要讲成绩。这主要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大家把不同的看法，不同的
意见，经常讲出来，经过争论，认识一致了，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会开
得很有味道。现在有顾虑的人还是不少的。彭总写了一封信，引起大家争
论，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柯庆施同志今天就讲了好几条，这样交换意见
是很好的。不怕扣帽子，不乱扣帽子，不怕争议，有话就讲，大家认识一
致了，没有负担了，这就是心情舒畅。有什么讲什么，就没有什么紧张了。
我有时也想，不关我的事，我讲不讲，我是搞外交工作的，讲了以后还有
些后悔，我何必讲呢。紧张状态的确是存在的，养成民主风气很重要。这
里都是负责同志，下面更严重些。”
在7 月26 日的小组讨论会上，张闻天再次作了检讨。他首先还是重申，
参加庐山会议以前，“对党的总路线的正确，大跃进的伟大成绩，以及缺点
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向来是没有怀疑的”。然后谈到，参加庐山会议
后，逐渐有些不满，是因为感觉到：似乎有些同志只是喜欢讲成绩，一讲
到缺点，就要讲成绩；一讲缺点，似乎就对大跃进的成绩估计不足。“因此
在小组会上，在肯定了大跃进和总路线以后就大讲了一通缺点，还批评了
一些不愿意讲缺点的论点。我当时自以为这样做是出于责任感，目的是为
了帮助同志，并不怀疑自己的立场有什么问题。”“对彭总的信，当时也以
为基本上好，对大跃进的成绩和总路线的正确是肯定的，只是对于缺点的
有些提法还可考虑，但也关系不大，只要把问题提出来就好，也不认为有
立场问题。”即便是主席23 日讲话后，开始时对主席所说的立场问题、动
摇问题体会也不是那么深刻。“现在，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自己反复考虑，
才认识到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很深刻、很重要。”可见，张闻天思想的转弯受
着外部的巨大压力和内心的痛苦折磨，但他这时还是没有“上纲上线”地
责备自己。只是检讨说：“对某些同志们怕讲缺点、怕自我批评的疑心，是
不合实际的，是不对的。”“有些缺点和问题，是有那么一些事情的。但是
我片面地强调了或夸大了这些缺点，使人得到印象是问题很多，成绩不大。
事实上，我所提的许多问题和缺点，许多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有的
正要去解决。”张闻天向自己提出一连串的“为什么”：“为什么不去研究什
么是当前形势的主要问题？为什么不强调全面地去总结经验，首先是正面
的经验？为什么不强调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思想？为什么不强调要继续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而偏要片面地强调或夸大缺点，强调总结反面的经
验？”对“左”的错误有切肤之痛的张闻天，根本无法解开这些“为什么”，
只好归结为：对大跃进伟大成就估计不足，对总路线还有某种程度的摇摆，
积极支持不够，干劲不够，表现不够坚定。他承认：“主席说到立场问题、
动摇问题，我是有这个问题的。”“看到了我的问题，我也就想到彭总的信，
也是有这个问题的。我认为主席在这方面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张闻天提
到错误产生的原因：首先是没有直接参加大跃进运动，对群众的思想感情
体会不深，对国内当前的主要政治动向认识不清；其次是由于思想方法上
的片面性，教条主义，夸夸其谈的老毛病还没有完全克服。在结束检讨发
言时，张闻天表示：愿意撤回在上次小组会上带有错误偏向的发言。
26 日，经过两天反复思考，黄克诚（在第五组）作了检讨。他说，自
己19 日发言的缺点，还不在于多讲了已经过去了的缺点，而在于对当前党
内思想的主要危险完全没有涉及，根本原因是嗅觉不灵。听主席的讲话，
受到极大的、深刻的启发和教育。去年具体工作中的那些缺点，应由全党
来负责。绝不应该由主席负责。“我是中央书记处的一员，有我应该负的责
任。”上山后，才看到彭总的信。我同他说：你有意见写信告诉主席，是好
的。但信中对某些问题的提法和用词不妥当，特别是关于“小资产阶级狂
热性”的提法很不好。对信中所述意见的错误性质认识则不明确，没认识
到其思想具有当前开始露头的右倾代表性，总的精神是错误的。黄克诚最
后谈到他曾经反复考虑过建设速度的快和漫的问题，认为在没有掌握建设
经验的时候，虽然慢点可能少出些乱子，快点可能多出些乱子。但根据主
客观形势和条件，宁可承担些乱子，把速度放快点比慢点好。自己在思想
方法上有一个极大的毛病，一个问题或一件事物到我面前的时候，常常把
困难和不利方面想得多，对有利方面想得不够，因而在实际行动中，常常
谨慎有余，进取不足。这也是对党内发生某些“左”的现象比较敏感，对
右倾偏向嗅觉不灵的重要原因。
周小舟在第二组，直到27 日，他才作长篇发言，他的“觉悟”较慢，
他仍较多地回顾去年湖南的具体情况。因此，人们频频插话，柯庆施更不
断质疑，追问周小舟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周小舟则讲他对总路线从未动
摇，也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自问没有把三句话割裂开来。主席讲话，自
己毫无思想准备。对彭总的信，原说总的精神是好的，同意的，某些提法、
词句可以斟酌。听了主席讲话，才认识到是方向问题，立场问题，才感到
这封信是不对的。最后承认上次发言是错误的。人们对周小舟的发言极为
不满。
23 日之后，彭德怀就再没有到餐厅同大家一起吃过饭，他的心情自然
非常沉重。23 日晚上散步时，他遇到聂荣臻，聂荣臻问他对毛泽东讲话的
感想，他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这是他对过去许多历史
误会一贯持有的态度。聂荣臻劝他认真考虑，要作检讨，对党有利。他反
复考虑，毛泽东讲得那么严重，不作检讨是不行的，否则弯转不过来。但
要全部否定自己，也觉得不合实际。因为信中并没有反对大跃进和总路线，
许多问题讲得并不错。24 日下午在第四组的讨论中，彭德怀有一些插话。
他说：“对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正确，我是不怀疑的。对小土炉问
题，我本意是想批判‘得不偿失’的说法，但未写清楚。我也想把工业搞
得快一点，但看到范县的文件，感到搞得急了，又听说山东耕牛死了1/4，
济宁专区的灾荒我也很关心，在捷克时还打电话回国问情况，对这些情况，
我又确有点忧虑，思想上发展了片面性，失去了主要的方面。”谈到写信的
事：“开初，对把信印出来有点不高兴。我曾想：我与主席是学生和先生的
关系，这封信是写给主席一个人看，请他指示的，如要印发作为意见书，
我就要仔细斟酌一下。晚上想想，发下来作为反面教材有什么不好。另一
方面，也暴露了我自己，让大家斗一下，把模糊的东西搞清楚一点。争论
印不印，是不对的。我的这封信，印出来有好作用，也有坏作用。坏的方
面，如果领导不强，会有很多人被迷惑，会打击积极性。当然，由于有毛
主席的领导，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信中缺点写得很多，缺乏分析，意
思没写清楚，不是因为仓促，是思想方法有问题。”彭德怀还说：“为什么
写这信给主席？华北会议我得到一条重要的教训：我这个人是旧军官出身，
有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容易犯上。有了那次教育，对此
有所警惕，所以有一些想法就写信给主席。”这些插话半是检讨，半是解释，
他显然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
彭德怀请了两天假，反省过去的种种问题。尽管内心矛盾重重，26 日，
他还是违心地作了检讨，承认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信中对如何肯定大跃
进的成绩，以及研究经验教训的看法，是有错误的。关于写信的原因，他
说：“我写这封信时，是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能够深刻地研究和总结一下经验
教训，使我们的建设工作搞得更好一些。这是出发点和动机，因而就过多
强调了困难和缺点方面，对于全国情况缺乏具体分析，提出了一些错误的
看法。这种错误的看法，可能引起在经济建设中快和慢的摇摆。”“我的思
想落后于实际，对全国情况了解甚少。当时只感到截至13 日的小组会中，
对经验教训探讨得还很不够。从会议的《简报》上看不到反面的意见。空
气有些沉闷。思想上有点急躁情绪。担心有些缺点可能要重复，不利于今
后的跃进。为了提起主席注意这一情况，就在13 日写了一封给主席参考的
信。那时又听说小组会在15 日就要结束，使我心情更加急切。我感谢主席
的严正批评，纠正了我的错误。”他坚持说：“这封信，当时考虑只是供主
席参考用的。信中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提出了一些问题，也没
有交代清楚。如信中的‘有失有得’，‘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紧张，
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提法，都是不妥的或错误的。”
他最后说：“这次会议意义十分重大。对我教育很大。现在会议快要结束了，
建议会后收回我7 月14 日给毛主席的信。存人中央档案，作为我今后思想
检查的资料。”
彭德怀发言之后，在场的朱德放下心来，宽慰地说道：“彭总发言的态
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彭总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
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
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
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谈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
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做包袱背起来了。”
可以说，当时大家都把事情看简单了，都以为只要当事者基本承认了错
误，问题就可以告一段落，还以为会议就快结束了。殊不知更大的风暴，
更激烈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还在后面。
彭德怀后来在笔记中追叙了当时的心情：“7 月26 日。我出席了小组会。
对我7 月14 日信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作了检讨。主要说明这个提法是
对革命群众泼了冷水，对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比例失调’，也讲
得严重了些。其实这些检讨是言不由衷的。”“我在小组会上作了言不由衷
的检讨之后，心情十分不安，多么难过啊！真像万箭穿心似的。”他的难过，
并非个人得失，而是担心这样下去，对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将会产生更
加严重的后果。他真想再去找毛泽东当面辩论一次：当前形势决不是什么
一个指头的问题，切不可由于他作了检讨，而放松对缺点、错误的纠正。
由于主客观悬殊之势已成，他也只能这样想想而已。这些思想痕迹，他都
在后来追记的笔记中保留了下来。彭德怀万万没有料到的是，26 日的检讨
如万箭穿心，今后还必须作比这更十倍违心、十倍万箭穿心的检讨啊！
我是列席会议的工作人员，可是也被作为重点，在小组会上受到严厉批
评。我在第一组，有北京的几位部长同在一组。20 日的发言，我曾谈到钢
铁翻番和1959 年高指标，同华东计划会议有关，这当然刺痛了柯庆施。小
组会上有人揭发我在火车上说过：1958 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我这是
转述胡乔木的一种比喻。我的发言和我当时的思想，也决不是这个意思。
这时我就一口咬定，这是我自己打过的一种比喻（从而撇开了乔木，有延
安的经验，有事自己承当，不牵连别人。）我说车不按轨道走是要出轨的，
只是讲综合平衡中出了问题。这位揭发的同志当时并不在火车上，我就追
问，那么是听见谁说的呢？他说是柯老说的。我就说，这更奇怪了，柯老
又不在火车上。当时这位同志就收回了“李锐说大跃进翻了车”这句话。
当时我太不冷静，太少年气盛，不该接着说这样伤人的话：“我同你今后只
能谈风花雪月。”从此，“李锐说去年翻了车”就讲不清了。那时我必须极
力辩明自己是赞成总路线、大跃进的。我跟柯庆施“结怨”，还有这么件事：
1958 年3 月成都会议时，冶金部的报告很受毛泽东的赞赏。柯庆施在南宁
会议很得恩宠，是当时的大红人，也急着想写一篇东西，以便在会上印发。
他找我起草，但他谈不出多少东西，我难为“无米之炊”。只记得他有过这
类豪言壮语：15 年内，全国人人都要当大学生，那时他正应聘为复旦大学
讲课。我费力凑了两千多字。结果此文没有在会上印发，他大失所望。后
来田家英告诉我，柯庆施向他埋怨：李锐的文章没有写好。（以后中央开会，
他必带张春桥，庐山会议也带了去。）这天中午吃饭时，柯庆施知道了我们
小组会的情况，就斟了一杯葡萄酒，走过来要跟我干杯。我就大声说：柯
老，你是看见过列宁的人，何必跟我们后生小子过不去。满餐厅几桌人都
听见我这句话，见到这个场面：我硬不干杯，转回餐桌不予理会，使得这
位柯老下不了台。这个细节一方面说明，我这个人何等“少不更事”洞时
也说明当时的情况，还只对事没对人，会议的空气还允许我如此放肆。但
柯庆施这个人我是忘记不了的。《龙胆紫集》“戊己辞”九首最后一首：咏
某“战友”，就是写此人的：
“人皆学士”此雄心，福至心灵沐主恩。
应命捉刀难补意，语人落第乃输文。
未能合唱法螺调，因得常攀牛鬼亲。
一跌风波吾老矣，盖棺“战友”典型存。
26 日，我作第一次检讨（《简报》都刊出的），首先检讨了上次态度的
不好。随着简单说到一年多来的思想情况：从我本身的工作（水电）来说，
从来是觉得可以多快好省的（长期为此争取过），对总路线、大跃进是认真
贯彻执行的。去年以来，同主席的接触和向主席写过三封信，主要是谈当
时钢铁指标定得过高，其他难以平衡；以及对计划工作等方面的意见；总
的精神是如何更好地实现大跃进和贯彻总路线，对鹤寿同志（王鹤寿也在
第一组）和冶金部的意见，从来也只是说指标定得过高了，左邻右舍有困
难。对于把“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我有一种想法，认为像庐山这样的会
议，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把一些缺点和问题谈清楚。对于彭
总的信，我是有过同情的。刚一看到时，感到作为对立面提出来是好的，
当时还同别的同志说过，彭总伟大（果然后来有人揭发）；以后又看了一遍，
也只是感到一些词句和一些提法上，例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问题，
上次我讲了（记录没有写上）。至于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对总路线的怀疑、
摇摆扭于自己的思想状况，根本没有这样的嗅觉。听到主席讲话后，对许
多问题比过去看得深了一步，受到很大教育。
大家认为我没有敞开思想，有的人对我的发言不满意，我那时还完全没
有意识到大难即将临头。还把我在小组会上同别人争论的情况，以及不跟
柯庆施干杯之事，得意地告诉周小舟和周惠。他们听了，也颇为高兴。
对事，也要对人
7 月26 日是庐山会议的一个关键日：反党定性，批斗升级；犯错误的
同志不单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问题。这天各小组都传
达了毛泽东的几句话，我的记录本上是这样记的：事是人做的，对事，也
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话只有这样几句，各种
传闻就复杂多了。
7 月23 日夜，我们三人到黄克诚住处这件事，被传播开来，传到了毛
泽东耳中。我担忧的人家会怀疑是“小组织活动”，竟然真的出现了。黄克
诚和彭德怀又是住在一起的。人们自然疑心：你们听了讲话后，晚上还聚
到一起，究竟要干什么？
26 日印发的作为7 月23 日讲话的续篇，《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即对李
云仲信的批示）有的放矢，说得极为清楚：“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
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
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 年
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
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评论》号召那些“得失相当”
论的中间派，不要再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
摇摆。”《评论》最后说：“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
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
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
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
样。”
关键就在“右倾活动”、“猖狂进攻”8 个字；谁还敢“摇摆”呢？谁还
敢当“中间”派呢？
就在发出对李云仲信的批示的第二天，毛泽东还批发了另外两个材料，
一个是《国务院秘书厅学习简报》，一个是《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
社的各种看法》。这两个材料的内容，前面已作过介绍，都是对大跃进、人
民公社的不同意见。
我的记录本上，还记有7 月26 日上午周恩来的一个长篇讲话的要点，
是向北京来的各部委负责同志苦口婆心作关照：要接受当前这个突然发生
的他也没有料到的严峻形势，怎样渡过今后难关——既要反右倾，又要把
工作做好。要点如下：
谈政治方向与工作态度两个问题。弄清政治方向，划清界限。思想问题，
路线问题，如对后者有所怀疑，就是根本立场问题。两者有联系，又有区
别。会议形势的发展，事前我也无思想准备。也许有人感觉到“山雨欲来
风满楼”；许多人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四个星期会议的发展，大家慢慢
懂得了。不是简单的经验总结，而发现是方向问题，是一场政治斗争。党
内思想动态不能不反映党外思想动态。到了时机成熟时，主席才讲明这个
问题。主席一开始就讲过“得失论”。
去年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总路线为群众所掌握，9000 万人上山，食
堂遍及全国。怀疑者认为得不偿失。党外以龙云为代表；党内有天津干部、
江西党校的议论，东北李云仲的信。会内是另一种形势，怀疑总路线，左、
中、右，站在哪一方。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
主席论十大关系，1956 年提出多快好省，已经奠定了总路线的基础。
现代方法，简易方法，不断发展、转化，两条腿走路以前者为主导。不能
单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局部与全局，还有当前与长远，得失要算总
账。去年绝非得不偿失、得失各半，而是得多失少。
是投身于群众运动的热潮，还是对之泼冷水？每一个单位炼钢、炼铁得
不偿失，都登报，行不行？算总账，划得来。说“左”了，实际是说“左”
的人右了。
总路线同群众要求必须结合在一起。说总路线“基本正确”，是怀疑总
路线。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总路线是否正确？
补贴几十亿划不划得来？这是李先念提出来的。我说划得来。李先念是
不怀疑总路线的。落实指标，落到可靠程度，是否是机会主义？大家“焦
头烂额”、“精疲力竭”，算了四个礼拜的账，是否是机会主义。（周恩来在
会议期间，一直抓计委和各工交部算细账，落实1959、1960 两年的主要指
标）
落实以后继续前进，决不是机会主义。这就是政治态度。泄气思想是动
摇总路线。我们只是去掉一部分虚气。
动摇总路线有两种表现：基本肯定，得失各半；都是泄了气，没有看到
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另一种偏向是，尽说些空话，看到许多问题不去解决，熟视无睹，放心
得下。这同样是右倾。表面积极，总责备下面，光说空话，这实际是帮助
了怀疑派。否认失调，否认紧张。这也是一类工作态度。
到底是否有赤字？是否通货膨胀？
会议初期要回答这些问题。会议中期，许多意见提出来了；怀疑、动摇
出现了。中央领导同志中也出现了。引起了大家注意。
23 日讲话之后，会议进人第三阶段。究竟站在什么方向。还是采取批
评、团结的方针。彭总在主席处讲过匈牙利事件（李井泉同志警告过他）。
个别地方可能出现，但整个国家决不会出现，出了偏差，中央马上纠正了。
综合平衡，苏联搞了20 多年，农业几十年未能平衡。
执行总路线过程中发生的偏差，不是路线问题。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是主观、客观相结合。今年850 万吨钢材，最后算账只700 万吨。也不要
被此吓倒。不要沉溺在小洋群中，两条腿要走稳当，如意算盘不能打得太
多，不要拍王鹤寿的桌子，各部是否有这类事？
几十万条错误，不能动摇总路线。问题只是偏差与不力，有的人碰到一
个问题出现，就又怀疑一番；只看到个别现象，又忘记了全局和真理。我
焦心如焚，置身其中。
另外一种态度，是站在局外指手画脚，做旁观者，中间派。尽管有的指
责是对的，但根本问题是方向，包括立场与目的。两种目的，两种态度。
定要弄清政治方向，才能划清界限。各人按自己的思想情况作回答。北京
来的人占一半多，当此紧急关头，要表态。北京来的人，在会议中哇啦哇
啦。
第二个问题讲工作态度。要正确算账，把账算清楚。地平线上出现了右
派进攻，还不到猖狂程度。公布了落实的指标，最高国务会人大常委会开
后，必定议论纷纷，会发生各种怀疑，甚至反对总路线。郑州会议后，纠
正了许多偏向，局部地区还有夏荒问题。
6 月 13 日分配了 850万吨钢材，加进口 52 万吨，但国内实际只有700
万吨，将影响多方面的工作。对这些问题，应当采取既严肃又积极的态度，
不要被吓倒了。
财政信贷、物资、劳动三平衡，即货币总发行额同商品总额相除，这是
公式，不是教条。一切要同中国实际结合。面对客观事实，提出解决办法。
商品跟货币流通的矛盾，承认商品、商场的紧张。去年不仅吃多了，也用
多了。因而要大力提倡节约。
我不安了半年，并非对总路线动摇。但决不可盲目乐观。钢材订货，找
不到厂长，心里着实难过的。总之，积极负责，不说空话，面对铁的事实。
从武昌会议至今已8 个月了，大家在小组会上要作适当自我批评，不要怪
地方。
基建用钢材要减 32%，共 250万吨。生产用钢材减 52万吨，减9.2%。
从不切实际到切实际。对远景，要增强信心。要保持二五跃进速度。实
干、苦于、巧干。落实各项指标与措施。大家想办法。同心同德，不埋怨、
不畏难。
周恩来是当家人，他不能空谈总路线正确，空谈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
在庐山自始至终务实。他知道北京来的人的心理：着急的是今年指标如何
落实、如何完成。他对此是一直不安的，也可说是忧心如焚的。这篇讲话，
言词之间，可以见到内心的矛盾。值此批斗升级、对事又对人之际，他一
方面要保卫总路线，遵从毛泽东的指示和意图；另一方面要保证工作正常
进行。既要务虚，又要务实；既要正视困难，又不能为困难吓倒。他已感
到即将出现他不愿出现的巨大风暴，要大家把工作做好。
周恩来讲话，最后才谈到血淋淋的事实：当年钢材要砍掉302 万吨！这
是那些煽动斗彭反右的人，不屑顾及的区区小事。
“党内右派在猖狂进攻。”毛泽东一声令下，“要划清界限”！于是不论
过去有没有表过态，或讲得重讲得轻的，都起而踊跃发言，大家直接对着
彭德怀、张闻天等开火。
——开始联系历史上的几次错误路线：立三路线、一次王明路线、二次
王明路线、高饶事件，认为凡紧要关头彭德怀都是动摇的，总是站在错误
路线方面。这次反对总路线，有其历史根源。
——思想上是个人英雄主义。说彭德怀自以为“有骨气，不信邪”，以
犯上为荣。百团大战是无组织无纪律。还有人提到会理会议，反对毛主席
的军事指挥问题。
——重提延安华北座谈会总结的彭德怀的四大错误：抗战战略方针上反
对毛主席，打百团大战；执行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历来对群众运动
泼冷水；闹独立性。
——彭德怀。张闻天。李云仲等共同特点，都是说党内不能讲话。
——彭德怀说，他批评的具体对象是冶金部、农村工作部和宣传部，这
三个部恰恰是主席抓得最多的。张闻天说“好大喜功”，这指的是谁？还不
是毛主席。
——猖狂进攻已经到来，不仅是立场问题，动机不是为了党的利益，而
是别有用心，是要在党内掀起一场斗争，反对总路线，攻击毛主席。彭、
张等看到气候已经合适，认为抓住了辫子。要向毛主席和中央算账。
——而且还有个组织问题：此次彭德怀是元帅，张闻天是副帅。一封信，
一个发言，都带有反党纲领性质。锋芒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向党的挑
战书c
——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海会议上都讲过，要防止党的分裂问题。
是有所指的，指的就是彭德怀。
——“第一书记说的算，别人说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
人威信是不对的，是不正常的现象”，还有“什么都是第一书记挂帅”。彭
德怀这些话是讲毛主席的，他对毛主席攻得厉害。他在小组会上还讲过“脱
裤子”，‘要脱大家都脱”。
——周小舟、周惠的思想与彭德怀是一根红线串起来的。有的人还质问
周惠：你是拥护总路线、毛主席，还是拥护周小舟？因为这时人们对周小
舟的检讨很不满意。周惠还为之说了公道话。
——“是否同国际朋友的影响有关系？”“是否到国外取了什么经回来
了？”这一类所谓“里通外国”的问题，也开始有人提了出来。
最为严重的是小组会外的种种议论和传言，“湖南集团”和“军事俱乐
部”的说法传开了。总之，空气越来越紧张，人人都在摩拳擦掌，投人战
斗。周恩来讲的“工作态度”问题，再没有人顾及了。
除了对彭德怀、张闻天等开火，那些赞成和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
或同彭德怀看法接近的人，在小组讨论中也无不遭到严厉指责。27 日的第
二组讨论中，有人发言指责陶鲁笳“态度不老实”，说他前几次的发言实际
是同意彭德怀的意见的，并且有所发挥；在食堂问题上，他的态度甚至可
以说是猖狂的，他不同意“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还另外提了他
自己的一条方针；在某些问题上为彭德怀的意见书作了补充和说明。还说
陶在紧要关头有摇摆，至今仍掩盖自己的错误根源，躲躲闪闪，隐蔽自己
的政治态度。同一天第四组的会上，有人提出黄克诚的问题：黄的发言是
与彭德怀有共同之点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他的第二次发言已经作
了初步检查，并且讲到彭总征求他的意见，这是诚恳的。但有一个矛盾使
人难以了解，一方面说他当时对彭德怀的若干观点，表示有不同意见；另
一方面，他在发言时，差不多与彭德怀意见书的精神相同，而且对人民公
社问题讲得很突出，认为可办可不办时不如迟办几年，认为农业成绩估计
过高是造成紧张的主导原因，并且把目前紧张情况及党的威信估计得过于
严重。对于这些问题黄克诚在第二次发言中没有谈到，也就是还不接触思
想。这个组讨论中还点了田家英，有人说回家英几次为彭德怀解释，并替
彭德怀意见书中所说的阶级关系发展成为政治性问题找根据，要求田家英
谈谈自己的思想。
前面谈到，26 日的小组会上，有人对我的检讨发言不满意，大家认为
我没有敞开思想。27日、28 日的小组会，在批评彭德怀意见书的同时，仍
继续提到我的问题，除了追查讨论中的发言，还查到了火车上说的“比例
失调，好像火车出轨”等话。28 日小组讨论一开始，就要我检查三件事：
发言中说过毛主席提出1070（钢产量翻番）的任务后，王鹤寿曾表示为难；
还说过从主席提出“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以后，北京在去年
很长时期人们只讲突破平衡，不敢说平衡，是什么意思；关于“综合平衡，
比例失调，好像火车出了轨”的说法。讨论中，又扯出了在中南组发言时
说的，“以钢为纲”这句话是否不用为好的话，以及说过的感觉会议有压力，
“像空气一样看不到，摸不到”的话。我在讨论中作了些解释，被说成“思
想方法没有摆对”，要我“不要一句一句地对”，意思是不要去对说过的话
—一作说明。从《简报》上得知，其他组在讨论中也牵扯到我。第五组27
日的会上，罗瑞卿插话：“李锐同志曾向我们——在座的有柯庆施、李井泉、
陶铸、刘建勋、周小舟、周惠、李锐和我——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今年第
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所有制问题，如果不是毛主席而是别人提出来，会不会
戴右倾帽子？李锐同志这样提出问题不知是什么意思？据我看，李锐在会
议前一阶段表示了很多错误观点，而且发展到了相当狂妄。”28日有人发言
说：“还要对几位同志提些意见，如张闻天同志、李锐同志等，读了他们的
发言深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感。他们以彭总意见书为纲，有的加以发
挥，有的遥相呼应。”“这些同志或从人民公社和农业估产偏高人手大做文
章；或从大炼钢铁造成所谓比例失调发议论，把紧张说成像老虎一样吓人！
这无非使人相信，工农业并举这条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搞坏了。他们共同之
处是：口诛笔伐，火气旺盛。但都喊着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但不
论怎样说，毕竟市场有限。人们相信主席的话，嗅出这正是在内外敌人夹
攻的紧急关头党内一些人的摇摆罢了。”
当时受到指责的还有贾拓夫。他在26 日第三组作检讨，说对彭德怀的
信原党总的精神是好的，没有想到是路线问题。就有人插话：彭德怀的信
上说，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难以决断，是不是计委的个别同志向彭德怀
诉过苦？会外的传说，是贾拓夫向彭德怀提供了炮弹。因此贾拓夫一直较
紧张，后来在全会批彭德怀时，他把去过彭德怀家几次这些生活琐事都被
迫作了交代。万毅也曾经表示基本同意彭信的意见，也感到会议上谈缺点
时有压力。26 日作长篇检讨时，他还是解释为什么感到压力问题，是由于
邓洁发言谈缺点时，组长即说，专找缺点一千条、一万条也有。使人难于
讲话。
7 月23 日到29 日之间，我同周小舟、周惠还是有些来往的，田家英也
悄悄跟我联系。有天晚上，田家英来到我的住处特意告诉我，在起草反党
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我通知：：周，加倍小心谨慎。田家英还告诉我，
问过总理，没有我的名字，这期间，田家英还告诉我一些重要情况：在毛
泽东住处召开的大区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彭德怀就是纳吉。毛泽东独自在
房间时，林克（英文秘书）在旁，对林克说：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
李锐这次也是个右派。
这种狂风暴雨的党内斗争，周小舟大概是第一次经历，他有一种很悲观
的思想，同我谈过，很想“挂冠”，去搞个农场，甚至说，不如‘出家”。
修改自己的发言稿时，他改不下去。谴责彭德怀的信，“良心上过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