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当然，我也说了，去年对一些过高的指标，我一直是有怀疑的。
关于“以钢为纲”口号，我说，在武昌会议时，我同别人谈过；没有这
口号，群众不能发动，但这口号不完整。钢容易上去，小士群容易上去，
机械可是难办，问题多。在庐山，我在小组会上谈过，今后以不用“以钢
为纲”口号为好。对“1070’我也想过，以为少一点，例如 800 万吨，可
能情况会好些。我认为这并不是对大办钢铁持否定态度。
我谈到，今年五六月间到四川、贵州。广西、湖南等地，看到的农村情
况是好的。只是联系到本部门工作的情况，感到有些紧张。上山前脑子里
装了许多问题，例如哈尔滨电机厂由于让路，积压各种成品半成品8000 万
元，而全厂资财总值为二.互亿元。比例问题，平衡问题等等，脑子里装得
多些。
有人问我：你说庐山会议不让讲缺点，对讲缺点有压力，究竟怎样想的？
我说：我是从这一件具体事来说的。田家英在小组会上谈到他在四川所
见到的公社工作中的缺点，被组长批评了两次，有一次批评得还很严厉。
有人问：你是代表田家英讲话？我答：这样说也可以。
有人问：你去年对中央的方针实际上是怀疑的，是不是这样？你必须从
思想上真正弄清楚。
一下午的对话，我没有来得及回答大家的所有批评和问题。第二天上午
接着开小组会，我说，上山时，思想是混乱的，对总路线的看法有矛盾。
在具体工作中遇到一堆具体的问题，如指标过高，屡次下降，造成被动。
对冶金部的意见多些，感到一机部的困难很多；但实际上对冶金部的情况
并不清楚，冶金部也有困难，担子重。昨天我讲过1070 万吨是否少一点为
好？我对“以钢为纲”口号是有怀疑的。至于浮夸风气，在自己的工作中
感到并不那么严重。上山后，听到这方面一些事情。对综合平衡，比例速
度，认为应当有个框框；没有想到，总路线的执行只有一年，到底应当有
个什么速度，还要在继续贯彻总路线的过程中来解决。但总感到速度应当
有个框框，否则计划不好安排。
关于质量与数量的问题，在第一次发言中，有一个想法：总认为质量、
品种、规格不解决，有数量也不完全解决问题，这是从我亲身工作中体会
到的。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我的脑子里还没有全部解决。算小账的思想
很多。离开北京时，听说由于去年计划几次变动，产品不成套，暂时不能
使用的产品，所费材料上百万吨。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很混乱，很矛盾。
上山时，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得到解决。鹤寿同志对毛泽东同志说过，当前
有松劲危险，我是毫无所感的。对几个月来各省的同志向群众、向党内作
了多次检讨，我也没有去了解。去年“以钢为纲”，1100 万吨，几千万人上
阵，解决了大跃进的速度问题，推动了全党办经济，管工业，推动了公社
的发展，地方工业的发展，小土群推动了小洋群的发展。这些道理过去也
不是不知道，但是在思想上被那一堆问题、缺点挤下来了，因此我就不像
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一样，站在几亿人民的立场上。总路线的立场上，从
继续鼓足干劲方面来看问题，而是站在总路线的外头，对一些已经解决或
正在解决的问题，还指手画脚加以指责。在这样一个右倾思想抬头，向党
进攻的紧急关头，自己动摇起来，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去了。
接着谈了同周小舟、周惠的关系问题：南下到湖南后，周小舟同志是宣
传部长，我是副部长；后来他去湘西了，我接替他的工作。周惠同志1940
年在延安时就熟的。我们开始都在中南小组。我去小舟那里打过麻将，扯
过谈，主要是谈些湖南情况。“插红旗、插白旗”的问题，是小舟跟我说的。
插白旗的省粮食多些，插红旗的省倒少些。小舟谈过，去年冬天，郑州会
议之后，关于粮食问题，他同王任重同志有过争论，要么你是官僚主义，
要么我是官僚主义，一个估产高些，一个估产低些。当时毛泽东同志也在
场，也谈过高指标是上面压下来的。还有密植问题，四川较密，湖南较稀。
在会议过程中，也谈过有压力的问题。这一点，田家英同志在四川的经历
以及同李井泉同志的争论和受到严厉批评，使我产生这种感觉。关于7 月
11 日＊ 日，毛主席找我们谈过两次话的情况，为了避免受到一歪曲毛主席
意图”的指责，我是这样分析和说明的：毛泽东同志发现我们的情绪不正
常，因而鼓励我们讲话，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思想上的牛鬼蛇神放出来。我
承认，第一次的发言有怨气，情绪是根本不对的。对已经解决的问题，对
冶金部、对计委。对华东600 万吨大加指责，这与整个会议精神是不对头
的。
于是就有许多人插话：毛泽东同志说牛鬼蛇神（实际上毛泽东并没有
说），你恐怕有，有就讲出来，要讲彻底些等等。
我继续说：讲一下对彭德怀同志的信的意见。我对彭德怀同志是一般的
认识，在延安有过一次接触，为《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去杨家岭找过
他。当时他问起我本人的一些情况，因我刚从保安处放出来不久。记得他
讲过一句话：“光荣的孤立是很难的”，印象很深。去年去广州开会，在汉
口时与彭在一个地方住，晚饭后和他一起散步，我并没有提起在延安找过
他之事，他问起我哪儿人，我说是平江人，他就讲了平江暴动的经过。我
与彭德怀同志单独接触就这两次。在我的感觉中，彭有朴素英雄的印象。
对彭的历史只晓得百团大战的事。对彭的信，接到后，曾在两个地方闲谈
过，同田家英谈，他们是觉得信有问题的。说彭伟大是在周小舟处讲的，
旁边有人听到。意思是彭将问题尖锐提出，觉得总的精神是好意。只是觉
得这信词句上提法上有些地方不妥当。主要是信中有不少与自己思想共鸣
的东西。如虽不同意浮夸风吹遍各部门，但觉得去年浮夸风是一个问题，
去年有些东西是“左”了，对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具体领导，也觉得是个
问题。如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还没有很好解决，以及应当系统总结经
验。我的第一次发言，只讲了彭德怀的信作为对立面提出，引起深人讨论，
精神是好的，内容上有些问题。说彭伟大，说我基本同意此信，是后来作
检讨，暴露自己思想时提出来的。
接着谈同黄克诚同志的关系。黄是南下后湖南的省委书记，我在他领导
下工作3 年，感到他谨慎、朴素，印象很深。我调北京后，每年到他那里
看望一二次。最近一二年来，工作忙，没去过。18 日晨恩来同志召开大会
前，接到小舟电话，约我去看望黄老。我去得较晚，小舟、周惠已在，大
概谈了会议中的压力问题。彭德怀与黄克诚住同一所房子，去开会之前，
彭走进房来，谈到他的信，黄提了一下：“你的信问题很多，漏洞很多。”（有
人插话：不是漏洞很多，是观点一致）彭说：我的信是独立创作，假如你
来了，我会跟你商量一下。
23 日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思想很震动。才知道彭德怀的信是严重
政治性问题。那天晚上我在小舟、周惠处，大家心情沉重。小舟一下不能
转过弯来，还说问题是不是那样严重？我的思想比较混乱，但问题到底怎
么样，也不太清楚，感觉要经过斗争，才能解决问题。小舟情绪有些紧张，
打电话约黄老谈谈，我们三个就到黄那里去了。黄说：“你们不要紧张，彭
的信是有问题，你们的错误应该检查。”后来又扯到湖南粮食问题。正要走，
彭德怀进来了。房子里凳子不够，我们都站了起来。彭说：“我的信是写给
毛泽东同志看的，不是要他发的。”讲了一下当天毛泽东同志讲话以后散会
出来，他们碰到时谈话的情况。这时我心里有些紧张。听彭谈了几句，大
概十点多钟，我们就走了。这种行动是会引起怀疑的。30 日毛泽东同志又
找黄克诚、小舟、周惠和我谈了一次话。
我在庐山的思想过程大体如此。对彭德怀的信，有两个阶段：23 日以
前是共鸣；23 日毛泽东同志讲话以后，我列席了31 日的常委会和8 月1
日常委会，听了常委同志对彭的本质的彻底揭露，我才知道彭是怎样一个
人。一年多来，我担任了毛泽东同志的兼职秘书，中央会议参加得比较多，
毛泽东同志也多次同我谈话，对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应当了
解得较多的。但是由于自己思想上的右倾根子，在这次大风浪中严重摇摆，
对去年大跃进，对伟大群众运动泼冷水，错误是非常严重的。这点非常痛
苦。毛泽东同志这次一共和我们谈了五次，为了教育我们，用心很深。但
到8 月1 日那次谈话，我还向毛泽东同志说，去年1070 万吨是否少一点为
好，可见我之顽固、动摇到何种程度。当时他严厉批评了我，说我斤斤计
较。现在我对彭信的看法同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这是对大跃进的攻击，
对总路线的攻击，对党、对中央、对毛泽东同志的攻击。我这一次的动摇，
根本的问题是：我虽人党时间比较长，但我是一个未经过很好改造、地主
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没有经过群众运动的锻炼。不要说在广大群
众中，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也没有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同“左派’同
志呼吸与共。
我平时在工作中，看困难的一面多一些。最严重的是常自以为是，对总
路线实际上没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总路线的根本问题，是发动群众，鼓足
干劲的问题，多快好省是与群众路线分不开的。只有鼓足干劲，发动群众，
才能力争上游。自己总觉得多快与好省有矛盾。自己在这方面是并不通的，
对总路线这个根本的问题，体会得很不够。对数量与质量的问题，也还没
有完全通，认为可以在今后计委的会议上再去解决。特别向鹤寿同志提一
下，去年钢材与钢是不大成比例的。钢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66%，而
钢材只增长26.2%。第一个五年计划钢的成材率是79%，而去年是56%，今
年上半年是67%。（这时还讲这些具体问题，可见我的“顽固立场”）
最后，我说：我诚恳接受同志们的帮助，愿意进一步作检讨。我说完以
后，小组共有15 位同志相继发言，对我提出批评和问题。据《简报》的综
合，他们的意见可以概括为这样4 点：
1.说我开始暴露了一些思想，有进步，但暴露得很不够，检查得很不深
刻，没有接触到根本的本质的问题，对我的发言是不能满意的，还不能过
关。
2.说我的错误归根到底是个立场问题。庐山会议是大是大非的斗争，在
这个斗争中我是站在错误的一面的，已经离开总路线走得很远了，而且已
上了反总路线的阵，已陷人“军事俱乐部”而不能自拔。在这方面我还没
有划清界线。
3.说我骄气很重，态度傲慢、狂妄，目空一切，有对抗情绪，怨气很大。
自以为颇有先见之明，但没有被重视，被接受。还有人说我有宗派情绪，
什么插红旗的省指湖北问题多，插白旗的省实际上是指湖南问题倒少。
4.说我的检查总纠缠在一些具体的枝节的问题上，对思想、活动躲躲闪
闪、含含糊糊、零打碎敲，态度不老实，不诚恳。还说我听了毛泽东的两
次讲话，毛又找我们谈了3 次，我又列席了两次常委会，小组对我又花了
很多时间，可以说是苦口婆心，仁至义尽了，应该放下架子，老老实实把
思想活动和盘托出，站在党的立场，划清界线，彻底检查交代。
8 月6 日上午继续开小组会。首先是我发言，回答前天会上对我的意见
和批评。我说：上庐山以后，前一个阶段在中南小组，与周小舟、周惠有
些接触。上次会上已谈了一些情况。红旗、白旗，是从他们那里听到的，
他们告诉我，是谭震林在广州一次会上给湖南插的白旗。
刚说到这里，就被人打断了，说：你今天第一句话精神就不对。不是因
为同在一个小组里，你才和小舟、周惠有接触。
有人接着问：庐山会议的前一段，你经常与周小舟同志来往，并放出庐
山会议有压力的空气。究竟你们都讲了些什么？当中彭德怀同志曾与周小
舟两次谈话，他们讲了些什么？黄克诚同志头一天上山，第二天清早你们
就在黄那里聚会，又讲了些什么？毛泽东同志讲话以后，你们感到很紧张，
当天晚上又在黄克诚那里聚会，这两次彭德怀都参加的，都讲了些什么？
要交代清楚。
我接着交代：关于湖南的情况。现在记得起的，他们谈过这样一些事情：
去年高指标，湖南钢铁高潮是由对粮食估计比较乐观引起来的。食堂的原
则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谭震林曾倾向于自愿参加，小舟也是这样的意
见，周惠则有不同意见。中央关于自留地的指示，省委稍有不同意见，与
中央通了电话冲央同意湖南根据实际情况去办。对粮食分到户，他们在做
法上也有不同意见。湖南的粮食分到生产队、食堂，只是指标分到户，粮
食并不分到户。对会议有压力，我们几个谈得比较多。周惠同刘建勋等人
一起开玩笑，后来传成省委第一书记有三种人……
接着有人问，是哪三种人？我说：一种是老老实实讲假话，一种是对情
况不了解，一种是讲了假话。周惠对刘建勋开玩笑说，去年广西放卫星，
一天生产20 万吨生铁，登了《人民日报》，第二天又给中央打电报作检讨，
名利双收。我听到王任重同志在小组会上检讨，过去老老实实说了假话。
以后三个小组都责问周惠。
于是有几位同志连续向我质问：照你刚才说的话，你听了周惠说的就相
信了。现在要划清界线，不要这样解释了，要和盘托出。
谭震林、曾希圣为这事在恩来同志那里拍了桌于，追问三类什么人。后
来就改称为三部分人。
这话不是开玩笑，这是事后的话。你又不在场，怎么能说是开玩笑呢。
我说：我记得清的就是这些。当时感到这是开玩笑。后来周惠为此事受
了批评，我错误地认为这就是压力。
我过去与黄克诚同志在湖南一起工作，对黄的印象很好。前几年，有小
事情，如为水电工地要旧汽车，去看过黄一两次，最近一两年没有去过。
18 日早晨，恩来同志召开大会前，快9 点了，到黄那里，看到小舟、周惠
在黄那里吃早饭。谈到浏阳有人给黄一封信，大概是反映这个县的干部作
风问题。还说了一些湖南情况。快到开会的时间了，就住在黄对面的彭德
怀夹着本子过来了。我又再次说到，黄对彭说，你的信有问题，不能这样
讲，漏洞很多。彭德怀说，你如果早上山，我会找你商量的。
23 日以前，我已将彭德怀意见书看了两遍，感到只是在提法上，如说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处，有些疑问。这在当时也和别的同志谈过。我在小
组会上的发言并不完全是支持。记不清哪一天，到小舟、周惠那里，在座
还有王任重同志，谈起彭的信，大家表示了一些同意的看法。我说了一句
“彭总伟大”，别人不敢写这样的信，信很尖锐，对引起讨论有好处。当时
还谈到了会议的缺点等等。
毛泽东同志于11 日找小舟、周惠和我去谈话，17 日找小舟。乔木、田
家英和我去谈话。毛泽东同志是知道我们脑子里有问题的，气味不对，鼓
励我们有问题就讲出来。毛泽东同志还从《三国演义》谈到密植，要求不
要太密。总路线，如果有30%坚决执行的积极分子，大部分随大流，也不会
有问题。第二次谈话时，田家英比较长时间地谈了他在四川一个公社工作
两个月的情况，谈到毛泽东同志关于产量要落实的一封信，他所在的公社
传达了，周围的公社却没有传达。有一个四川有名的劳动模范反映，去年
产量有虚假。我听了这些情况，总认为有浮夸风的问题，这对我第一次错
误发言是有影响的。听了毛泽东同志23 日针对彭德怀的信的讲话，我感到
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我到小舟那里去，谈到讲话，小舟说：问题是否要
提得这样严重呢。周惠也谈到与小舟在工作中有争论，小舟保守一些。刘
澜波也对我说过他们同组别人的反映：小舟的发言关于彭信的说法不对。
这时我的思想也还是模糊的，因为我也偏到彭信的一边去过。不过，我想，
既然毛泽东同志讲话了，当然问题是有这样严重的。
有人插话：对小舟的这种态度，你怎样表示的？
我接着说：小舟感到有些紧张，想找黄克诚谈一谈，就给黄打了个电话：
可不可以来？李锐、周惠都去，好不好？这已经是9 点多钟，比较晚了。
大家去了之后，小舟谈了心情，一下转不过弯，还有抵触情绪。周惠好一
些。我没有表示什么抵触，就是思想很混乱。黄克诚对我们说，不必紧张，
彭的信是有问题，你们发言有错误，要检讨。后来又扯到湖南粮食问题，
去年钢铁指标高，湖南是粮食引起来的。黄克诚在西北小组发言，我当时
并不知道是什么内容……
有人问：周小舟、李锐两人都说到钢铁指标高是由粮食引起来的，黄克
诚的发言也是如此，以前你们是否谈过？
我说：我曾错误认为，1959 年原来的钢铁高指标是华东600 万吨带头
的。过去好像感觉大家觉得粮食无后顾之忧……
有人问：谈到比较紧张，怎么一下子又转到了粮食问题？我答：记不清
楚了。又有人说：一提紧张，又说到粮食问题了。
我接着说：两次到黄处，记不得哪一次，黄克诚还谈过，北戴河会议时，
他同柯庆施、王任重、小舟谈过公社问题，说公社暂时挂个牌子好了。
又有两位同志插话：粮食也讲了，公社为什么不讲？
我接着说：我们要走时，彭德怀进来了，黄的房子较小，只两张沙发，
两张椅子，我们都站起了。彭谈到当天散会时他同毛泽东同志谈话的经过，
说信是写给毛泽东同志看的，不是要印发的。我们三个不想再坐下去，就
走了。因为不是住在一处，走出门口我们就分了路。一出门小舟就遇见了
罗瑞卿。28 日我在小组会上作了检查，说我是迷失了方向，偏到中间派的
右边来了。认为彭的信只是对总路线的怀疑，动摇，还没有朝反中央、反
毛泽东同志这方面去想。同志们对我的检查不满意。30 日一早，毛泽东同
志找黄克诚、小舟、周惠和我谈话。主要是问黄克诚一军团、三军团的事，
黄与彭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单刀直人，问是否父子关系？黄谈了自己在三
军团的历史，反对过立三路线，被斗争过、撤职过。与彭的关系，批评过
彭，与彭的意见并不都一致。又说了第二次王明路线时他的情况。又说了
在北京工作中，也与彭不完全一致，但两人感情是好的。毛泽东同志批评
了政治与感情可以不统一的说法，指出这样说是不对的，说人的意志、思
想、感情应该是一致的。毛泽东同志还提到“湖南集团”，我们四个听了感
到很紧张。黄解释说，过去是同事关系。毛泽东同志又谈了交心问题，对
小舟的意见多一点，说他格格不人。对我的批评是发言的气味不好。我谈
了一下自己思想情况，开会前一阶段同小舟、周惠谈缺点多一点。谈话以
后，为“湖南集团”问题，我心情很紧张，一夜未睡，向毛泽东同志写了
一信，交代这件事。信中检讨：这一年多来，挂名秘书，参加中央多次会
议，毛泽东同志找我谈话多次，对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应当有更
多的体会。但到庐山以后，同情彭德怀的信，小组发言的精神不对头，乱
讲一些话，严重右倾，严重自由主义。内心很痛苦。“湖南集团”的事情……
有人插话：是“湖南派”。
我接着说：“湖南集团”的事情，我交代同几个人的关系。同彭德怀的
接触，只是去年去广州开会面谈过一次。同黄克诚的关系，在湖南一起工
作，尊重他，信赖他，同他谈过两次心里话。一次是1950 年，谈高岗的干
部政策不好，这是看到韩进被开除党籍一事引起去谈的。1948 年我当过高
岗半年多政治秘书，由于对这个人不满意，才坚决要求离开的。黄克诚听
我说了之后，即就干部政策作了一般的解释。1953 年发表高岗为计委主席，
我以为中央如此安排不妥，和爱人议论过，曾想给中央写信，又不敢写，
就去找黄克诚谈。这一回较多地谈了我对高的看法。黄克诚说中央的决定
是正确的。自从担任了兼职秘书，工作又忙，即没有再去过黄克诚那里。
同周小舟的关系，当时在湖南，周是宣传部长，我是副部长，后来接替他
的工作。周惠在延安就认识。这次开会的前一阶段，对于要多谈些缺点，
是气味相同的。两次去看黄克诚，彭德怀也去了，谈的内容已在给毛泽东
同志的信上简单写了。31 日早晨5 时，把信送去。上午10 时，毛泽东同志
召开常委会，谈彭德怀问题，黄、二周和我四人列席。毛泽东同志告我：
你的信已经给常委传阅了。会上谈彭的历史情况。散会时毛泽东同志留下
“湖南派”（大家觉得“湖南派”比“湖南集团”更如实些，我就马上改口
照讲）吃饭。第二次常委会，会后又留我们吃饭，谈了一阵。我又提出去
年1070 万吨是否可以少一点，毛泽东同志批评我“斤斤计较”。上次同志
们批评我这是向毛泽东同志进攻，从我的内心我觉得不能这样说。同志们
批评我有宗派情绪，红旗、白旗问题。还有同志向我提过，两湖水利纠纷，
有无这种情绪。这次同小舟、周惠接触多一些，对湖南事情感情多一点，
我承认自觉不自觉有这种宗派情绪。5 月4 日至6 月15 日，我到了4 个省，
原来思想上有病，对去年大跃进中某些事情有怀疑，纠缠在1070。内心感
到人民公社是否快了，会议前一阶段感到有压力，向党要民主，这一系列
右倾思想，形成我对总路线的动摇。我只觉得这次虽犯了严重错误，但是
还没有什么个人意图在内。我是愿意暴露思想的，如说“彭总伟大”，基本
同意彭的信，是28 日检讨中谈的。以前纠缠的出轨或翻车的问题，实质上
是对大跃进的怀疑。我的根本问题是立场问题，缺乏无产阶级革命热情，
没有站在几亿人民的立场来看去年的大跃进。这种动摇状态，碰到彭德怀
同志的信，就暴露出来了。经过毛泽东同志的指出，同志们的帮助，我的
认识才改变过来。不过我原来根本不了解彭德怀写信的意图，是有意向中
央、向毛泽东同志进攻。但我的发言确起了呼应的作用。有的同志说，是
否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摸气候，押宝。我要说明不是这样的。庐山会议原来
要谈的十几个问题，好多就是我思想中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是鼓励我们有
话讲出来，他对彭信有什么意见我并不知道，也没去试探。我最近才听说
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找我们谈话以后，小舟很高兴，同别人谈过，我当时是
没有同别人谈过的。
我说了这些，马上就有好几位与会者抢着发言，分析批判起来：
——感到同我们之间有异己感c 从火车上就进攻总路线，不仅上了阵，
而且是打先锋的。“以钢为纲”，你是不赞成的，几个“元帅”升帐，你是
不赞成的，全党全民办这办那，政治挂帅，这些口号你都反对，1070 已经
超过，而且拿到手了，你到今天还在怀疑，人民公社你也有怀疑。从你的
一系列的语言、活动上看，你是系统地反对总路线的。
——已经进了一军事俱乐部”了，也是反对总路线的，你对人民公社、
大跃进、1070、比例关系，都有意见，这一联系就联系到总路线。这一次
来庐山。你说带来了很多关于比例关系的资料和本本，显然是准备进攻的。
——彭德怀根本不认识李立三、王明，却拥护立三、王明路线。你说和
彭德怀同志不熟识，却可以说他伟大。你说你和黄克诚、小舟很熟，常去
看他们，但是还有人也和小舟很熟，给小舟打了几次电话，小舟就是推故
不见，这怎样解释？
——你们一次两次去找黄克诚，为什么不找别人？
5 日上午的小组会上，还有人发言说，我两次发言都“没有把根子挖出
来”。而且把我作为这个小组里的“碉堡”，说我如果不把自己的观点和问
题全部交代出来，那么“小组里的碉堡就没有攻下来”。
以上我将小组会上自己的几次检查，如此不厌其烦，罗啸而重复地录出，
目的就在如实反映过去政治运动中，挨整的人过关之难。
会上耐心帮助的同时，会外也在收集我的材料。1958 年11 月，斯大林
格勒水电站截流，我曾应邀率一个代表团去过苏联，同留学生有过一次谈
话。一份驻苏大使馆党委从留学生那里得来的反映（大概曾刊外交部的内
部通报），8 月8 日以（李锐同志在苏联访问时的一些言论）为题，作为会
议文件发下来了。不到600 字，没有多少内容，可以跟当时的批判话题扯
得上的只有一句话，就是我对留学生说过，“中国现在有点乱糟糟，开始提
出1070 万吨钢时，中央也是没有底的”。我当然懂得，发这个文件，目的
并不在于揭发我多少材料，而只不过是发一个通告，表示把我列人“军事
俱乐部”了。只是这个几百字的材料也与事实大有出入（写这个材料的人
是水利部派出去的一位实习生），我看了之后，就向会议秘书处写了说明，
可是也没有更正。
回忆起来，也有使我至今感动的事情。还在会议初期，一次同工业各部
部长游山，大概是在植物园，大家谈到在农村的一些困难情况时，我冒了
一句“中国的农民好”，意指要是在东欧，早闹事了。走在旁边的煤炭工业
部部长张霖之听到了这话，没有做声。到小组会斗争我的高潮中，他将这
话悄悄告诉了刘澜波，却没有在会上揭发，显然是有意包庇。这位保护过
我的同志后来于“文革”中惨死。前述回忆刘澜波的文章，其中也写到了
这件事。
我在1980 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的发
言中，曾说过这样的话：说实在的，这十多天会，我的心理状态极为复杂，
我觉得很悲观。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
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这十多天我没有再到饭厅去吃
过饭，犹如一个病号，饭送到房间里，吃得很少，任何佳肴美味都食之无
味，睡得也少。但我还是坚持每天参加会，勉力作点记录。我的悲观情绪，
田家英是觉察到了的，以致我常用的安眠药，后来都受到控制。
关于“斯大林晚年”问题
大概在8 月7 日以后，6 个小组合并成3 个“临时小组”，即第二组（组
长柯庆施，曾希圣代，副组长廖鲁言），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
重、萧华），第五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舒同、黄火青）。每个组50 来人。
彭德怀在第四组，组员有一半是军队同志，老三军团的几乎都在这一组。
黄克诚在第五组，军队同志约比第四组少一半。张闻天、周小舟在第二组，
没有现役部队同志。这个形势就是集中力量批斗彭、黄、张、周四人。我
分在第四组，对个人来说，一下子轻松了，可以逃脱非常难受的批斗日子。
但是旁听大家对彭、黄、张、周的那种面对面的尖锐语言，上纲上线的武
断，乃至难堪的人身攻击，种种可怕的质问，仍然是非常难受的。我的记
录本上这以后的几天直到8 月13 日开大会，完全是空白，什么也没有记，
可见心情之低沉。现在从《简报》补充一些这几天的发言情况。那些过于
难听的攻击、质问等，《简报》上也未作反映。
8 月8 日，陶铸在合并后的临时第二小组会上又揭批张闻天。他说给洛
甫的检讨发言提三点意见：（1）洛甫同志与彭德怀同志的关系，与“军事
俱乐部”的关系，完全是自觉的、有意识的，并有实际行动的。这一点要
肯定，不能含糊。洛甫同志检讨说，彭的信写好后，内容都讲给你听了，
并告诉了你信安了五条刺毛泽东同志的“刺”，只是叫你看，你不看，怕犯
宗派。这种避开责任的讲法，只不过是玩弄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蠢技
而已。彭信一印发出来，你立即发言拥护，安的刺更多更毒辣。你把发言
提纲给彭看，彭赞扬讲得全面，你说“这是支持你”。显然，这些来往已不
是一般活动，而是自觉地有组织地反党宗派活动。（2）目的是什么？要交
代清楚。洛甫同志应当承认，你们的共同目的是反对总路线，反对毛泽东
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你们曾商量要中央出来作检讨便是铁证）彭
德怀、洛甫同志专门搜集缺点，夸大缺点，目的就在于要搞垮总路线。所
谓‘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这句话我以为对那些故作危言
耸听、要大讲缺点的人，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们
口口声声说是拥护毛泽东同志的，但为什么不满，甚至刺毛泽东同志，商
量要逼中央出来作检讨呢？（3）洛甫同志说他犯错误的原因是“小资产阶
级的动摇性”，这个帽子很不合适。洛甫同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根
本未改造好。据我所知，他当过中学教员，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到过美
国、苏联，从苏联回国后，就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地位爬得很高，发号施
令，没有在下层做过工作，更没有经过严格的党的生活锻炼，当然也没有
经过群众运动的考验，所以跌了跤子。跌跤子后，把他以前的位置变动一
下是完全合理的，而不应该心怀不满。可是洛甫同志不是这样的，他是“不
甘寂寞”的，这样何事不可为！
关于张闻天此时的心境，他的秘书有这样一段回忆：“8 月9 日，闻天
同志从会场回来，心情沉重，没有讲话，却又坐上车子，让开到姑岭镇外
的山中。我跟去了。在苍茫暮色中，他仁立在一块巨岩边，望着逐渐暗淡
而模糊的远方。许久，他慢慢回过头来，说：他们在追‘秘密反党计划’，
好像谁先发言、谁后发言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又说：这种做法危险——
没有什么材料，想这样逼出一个‘有计划有组织’来。他眼中流露出难言
的愤激和疑虑。我看他为自己受错误批判的痛苦倒不是太大，一片忧国忧
民的赤子之心，才使他感到特别的惘然。”
8月8日，周小舟在临时第二小组会上作长篇检讨发言，包括六个问题：
（1）当前形势和我的基本态度；（2）对彭德怀同志信的认识；（3）我同黄
克诚同志的关系及我对黄的看法；（4）我和张闻大同志的一次来往，谈了
些什么；（5）和李锐同志谈了些什么；（6）我的检讨。在周发言过程中，
与会者不时插话，批判，追问。
柯庆施：你算不算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
周小舟：看怎么说。从思想上说，有些联系；但彭是反党中央。反毛泽
东同志和反总路线的，就这方面说，我当然和他们根本不相同。
有几个人问：你怎么与他根本不相同？
周小舟：我不是说了吗，彭是反党、反毛泽东同志、反总路线的，我怎
么会同他根本相同？
柯庆施：毛泽东同志讲话后，你还跟我讲：毛泽东同志对彭的批评是否
过重了些？
周小舟：我不是那么说的。
曾希圣：那天我坐在你旁边，听见说了。
张仲良：你对他的信参谋过没有？
周小舟：没有。
曾希圣：讲的话要人家相信，你不要自欺欺人，你们思想相同，而且你
到他那里去过几次，他的信怎么会不给你看？
周小舟：他的信我没有看。
张仲良：彭上午讲了，写信前与你商量过，你告诉他不要写信。周小舟：
你记错了，不是这回事。
陶铸：你干脆把提纲丢掉，不要好了，就讲你对这封信起了什么作用？
你在俱乐部处在什么位置？你的问题没有彭、张、黄那么严重，交代清楚
了就行了嘛！本来你是陷得不深的，现在越陷越深。
周小舟：你们要戴大帽子，什么帽子都可以戴。
廖承志：你这个话就厉害了。
廖鲁言：每个人都要戴帽子，问题在于戴什么样的帽子合适。别人不给
戴，自己也应该戴。
李立三：你想戴个和彭德怀同志根本不同的帽子，这合适吗？周小舟：
我怎么会与他相同？
柯庆施：第一，你基本上同意他的信；第二，你认为毛泽东同志批评得
太重了；第三，毛泽东同志说黄克诚同志感情和理智分家，你是不同意这
种说法的，你只相信黄克诚，而不相信毛泽东同志。
陶铸：你不戴帽子不行，这次会大家不会给你戴的。许多问题你是同意
彭德怀同志意见的。……
…………
柯庆施：原来你不是头，现在你成了维护错误路线的最后一个人了。
周小舟最后连他准备的第二个问题也没有讲完，就被与会者以上述这些
问话打断了。
8 月9 日，罗瑞卿在临时第二小组发言，内容主要是揭批周小舟。他说
想讲两方面的问题：首先要问小舟同志，你们在毛泽东同志那里谈话之后
（时间大约是7 月 10 日），好像得了彩一样，并且迫不及待地打电话找我
谈话，以后又由周惠同志当面约我要谈一次，打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是
不是想借此宣传我，影响我？或者对我施加压力，要我不要阻挠你们大谈
特谈大跃进的缺点呢？23 日毛泽东同志讲话以后，为什么不再找我申明一
下，说“上次对你宣传错了，应该更正一下”。为什么不作这个申明呢？从
23 日到今天，我已经等了17 天了，周小舟同志你根本不想更正，请问是什
么道理？
接着罗瑞卿详细揭发了周小舟、周惠跟他谈话的情况，并提出如下问题：
（1）你（周小舟）同彭、黄、张的基本观点那样一致，难道你没有参与军
事俱乐部的机密？（2）你对彭德怀同志急于发难，在彭对形势的估计分析
上，起过什么作用？（3）你到彭德怀同志那里究竟议论过一些什么？23
日毛泽东同志刚才讲过话，晚上你和周惠、李锐二同志又去了，议论过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