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面目真难识，叠障层峦竞胜奇。
乍雨乍睛云出没，时高时下路平坡。
盘桓最好寻花径，伫立俄延读御碑。
如许周颠遗迹在，访仙何处至今疑。
花径离仙人洞不远。周颠和御碑是朱元璋得了天下后编造的一段天人感
应的故事，以说明他是真命天子。不知何故，这首诗没有收人《董必武诗
选》中；也许选编时，觉得此诗尤其第一句仍不合时宜吧。在《朱德诗选
集》中却有《和董必武同志〈初游庐山〉》一首：
庐山真面何难识，扬子江边一岭奇。
公路崎岖开古道，林园宛转创新陂。
行游险处防盲目，向导堪称指路碑。
五老峰前庄稼好，今年跃进不须疑。
不但是步原韵，意思也是回答原诗的。朱总这诗是7 月7 日写的，他们的
诗正好反映神仙会初期人们的普遍心情：陶醉自然，忘情物外。我还记得
游东林寺时，匾额为康有为所书，出寺不远，总理在寺门口向我大声问道：
“李锐，康有为的字是中年写的还是晚年写的？我回头竟随口大声应道：
“是晚年写的吧。”我似乎记得康氏晚年才到过庐山，当时也没有细看字迹。
在神仙会阶段，会议讨论是由总理主持的。
大跃进时期历次中央会议，同我来往交谈最密切的是田家英。家英也好
诗词。这几天他同康生、陈伯达也有游山赋诗之举。他告诉过我他们三个
人的几首联句，也抄在我的本子上：“三人结伴走，同上含鄱口；不见鄱阳
湖，恨无拿云手。鄱阳忙开言，不要拿云手；只因圣人来，羞颜难抬首。
五老牛马走，鄱阳紧闭口；东海圣人来，群山齐拱手。若请诸葛亮，西风
去借求；晴日君再来，畅饮浔阳楼。”家英对陈伯达历来有看法，曾跟我详
谈过第一次郑州会议时，这位“经济学家”趋时邀宠，发表不要商品生产、
取消货币的谬论，遭到毛泽东批评挖苦的情况。但家英对康生其人历来敬
重，以至诗中称之为“东海圣人”（康生是山东诸城人），未能识破其阴险
奸诈。这大概也同他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处于安全状态有关。
关于神仙会的情况，我的《龙胆紫集》《庐山吟》九首的第一首，说得
颇清楚：
借得名山避世哗，群贤毕至学仙家。
出门总是逐风景，无日能忘餐晚霞。
漫步随吟古今句，高谈且饮云雾茶。
林中夜夜闻丝竹，弥撒堂关北斗斜。
云雾茶为庐山产名茶。全诗句句写实，没有丝毫夸张。
7 月16 日，我的第三封家信还谈到：“挤时间小游山几次。此山特点在
高，绵延90 余座山峰，经历了第四纪冰川，高峡深谷，‘磅礴五百里，奇
秀甲东南’。因夹在江湖之间，云雾不断，气候变化较大。坐在屋子里，有
时太阳进来，只能穿衬衫；太阳遮没，又得穿上毛背心。上山后，只热过
两天。”由此可见，直到16 日，我还有兴致顾到山景，心情还是愉快的。
信中还写到这样重要的情节：“几天来参加起草会议纪要文件，特疲劳。主
席约谈了一次，小舟、周惠同在（开同乡会也），心情甚舒畅，相机进言，
颇为融洽。会议已近尾声，但具体的日子还不清楚。原来说是开到16、17
号的，今天已经16 了，还没有开过大会。”
这以后就没有再写过家信了。直到8 月二日，为使家中先有个精神准备，
写了这样几十个字的“报丧”书：“20 多天来，会议极为紧张。我在会议期
间，由于思想上的右倾情绪，犯了错误，在作检讨，心情极为沉重、紧张，
很难再写信了。还要开全会，大概10 号以后，会才能结束。”
如果有“神仙会”的话，可以确切地说：7 月16 日后不几天就结束了。
十八个问题
1959 年6 月29 日在船上，毛泽东同各大区负责人柯庆施、李井泉、林
铁、欧阳钦、张德生等座谈，征求对形势的看法，谈了准备在庐山讨论的
问题。刘少奇和朱德是6 月30 日上山的。周恩来是7 月1 日上山的。陈云
和邓小平因健康原因没有上山。7 月2 日开过一次常委会，确定了要讨论的
18 个问题。其中国际形势一题，是旅途中同周恩来通电话时，周建议加上
的。
我的记录本上载明：7 月3 日，中南组开会，首先传达下述18 个问题；
是组长口头传达，并无文件。所记内容，同别组的传达，详略与题目次序
小有差异，后来我又对照别组的文本补记了一些。从文字记录看，都是毛
泽东本人的口气。
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
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
所以应当好好读书。8 月份用一个月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
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
卷（第3 版）。去年我们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此书总结了苏联经验，
但有缺点，如和平过渡，通过议会夺取政权之类。哪有那回事，革命必须
通过武装斗争（1957年右派无一根枪，还要进攻）。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
本书，问读了没有？读了一点，读得不多，自己也没有读。山东、河北建
议：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一本，《好人好事》，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
理，不随风倒、不谎报、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如河北王国藩，山东
菏泽的一个队。一本，《坏人坏事》，犯错误的，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
的，各省找几个例子。一本，从去年到现在中央各种指示文件（加省市的）。
三本书10 万字左右，7 天读完。读完后讨论三个星期；不仅读，还要考试。
县、社领导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提倡读书，给县、社党委每
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使大家冷一下，做冷锅上的蚂蚁，不要做
热锅上的蚂蚁，不要整年整月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
二、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
是在两者之间。八大二次会议方针政策对不对？要坚持。总的说来，湖南
省委有三句话，他们说得巧妙：成绩伟大，经验丰富，前途光明。实际是
问题不少。去年以来，一年半中，许多政策执行的结果，成为一条腿走路。
基本问题是：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统一领导，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
最重要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
些（各种各样产品都要有）。农业12 项：粮棉油麻烟茶糖菜丝果药特，都
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
把精力搞小高炉、小转炉，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又大
春荒。一路看了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四个省，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
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
今年现在的形势同去年此时的形势比较，哪种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刮
起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去年许多事是一条腿走路，不是两条
腿。我们曾批评过斯大林一条腿走路，自己提出过要两条腿，反而一条腿
了。大跃进中包含某些错误与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些问题，但包含积
极因素。去年情况本来很好，但带来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一面，没想到
困难的一面。现在形势好转，盲目性少了。何时能彻底好转？争取明年五
一节。去年脑子发热，但热情宝贵，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问：你
们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卡子？有些问题现在还没
完全弄清楚。似乎促进派腰杆不硬了。总之，怪话不少，要让人家讲。你
说得清就说，说不清就硬着头皮顶着。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三、任务（或分成两个问题，即今明年任务，4 年任务）。工、农、轻、
重、商、交各方面，过去是两条腿，去年丢掉一条，重挤掉了农、轻，也
挤掉了商。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轻，就好了。到底如何搞法，基本建设
如何安排？今年钢是否1300 万吨？能超过就超，不能超就算了。钢明年只
能增400 万吨，达到1700 万吨（富春插话：明年或 6、7、8 三个数：1600
万、1700 万、1800 万）。以后几年也是年增400 万吨，2300 万吨就超过英
国。定要确保质量，不要追求太多数量了。赶上英国说的是主要产品，钢
太多了不一定好。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去年
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三成，即1000 亿斤。1964 年搞到10000 亿斤。
恢复农业14 条。指标比原定的稍高一点，还是12 年达到。两个口号不变。
15 年内主要产品赶超英国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要让下面去超过。
人的脑子是逐渐才实际的。
去年做了件蠢事，好几年的指标要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指标，恐怕要
4 年才能达到。过去安排是重轻农，现在是否改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
研究一下。过去搞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
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
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不会违反马克思主义，
这样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则，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这几年农业第
一，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应当成立农机部。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安排
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不赞成。现在看来，陈是对的。衣食住用行安
排好了，就不会造反，这是六亿七千万人安定不安定的问题。什么叫造反？
就是要使人们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过得舒服。日子过得舒服，才有利于
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三机部，搞农业机械，还成立农
业研究院。过去土改时说过：“炮是要打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
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第三条还有，如果忘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
实际挂帅的是农，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农业问题，一日机械，
二日化肥，三日饲料。饲料要有单独政策，现在是人吃一斤，牲口半斤；
过一过，要都吃一斤；再过一过，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两斤，逐渐比人多。
农、轻、重，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它4 年（准备犯4 年错误）。不提口号，
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要多少化肥、农用钢材，这次会议定二
下。
有两种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红军
的三大纪律，现在两条还有用。还是要讲“一切行动听指挥”，统一领导，
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什一线”不搞一平二调。总的看，10 年来群
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真搞共产
主义；另一种（这占多数）是权利归他是共产主义，否则，是资本主义。
山东有的地方发现抢粮之事，这很好，可引起注意。对那些摧残人民的官
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我们的国家是不会亡的，社会主义是亡不了的，
搞社会主义是会坚持到底的。蒋介石是回不来的。美国如打来，我们最坏
退到延安，但还会回来的。
四、体制。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去年人、财、商、工四权下放多了一些，
快了一些，造成混乱，现在要适当收回，对下要适当控制，要收回来归中
央、省市两级。强调集权，统一领导。统得不可过死，过活也不好，现在
看来不可过活。
五、公共食堂。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
在这几个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能保持30%也是好的，形式可
多种多样。太分散的户不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积极维持；
一为湖北号召自愿，拟从少到多，30%一50%，将来80%。吃饭基本要钱，
一部分不要钱。四川是老小不要钱。湖北是半供给制。供给部分要少，三
七、四六，可以灵活。供给制不要否定。食堂与供给制是两回事。按月发
工资，大部分办不到。
六、学会过日子。湖北农民批评干部：一不懂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农
村和城市，都要留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总要增产节约。今年不管增
产多少，粮食按去年4800 亿斤标准过日子。去年湖北的错误，是穷日子当
富日子过了。放过卫星的县过得最差。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七、恢复三定：定产、定购、定销，3 年不变，定多少，要多少。这次
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征四留六。自留地不征税。
八、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九。综合平衡，大跃进的大教训之一。去年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
了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三种平衡：农业本身（农
林牧副渔等）；工业内部；工业与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
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
能有群众路线。
十、生产小队改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的问题在于原高级社小，现叫生产
队。生产、生活的核算放在一起好，否则浪费很大，反正归管理区。一改，
怕影响生产，弄个“半”字。
十一、农村党团作用。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都由生产队长
包办代替了。无支委会，无组织领导作用。
十二、宣传问题。去年有些浮夸，怎样说法？1959 年的四大指标定高
了，现在陷于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即有人提出，利用人大
会议改，失了点时机。找个适当时机改过来，但改多少还摸不准。是否人
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以后是否不公布绝对数。这可以学
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
十三、工业管理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争取一二年内解决。煤炭的含硫
量超过了允许的标准（0.07%），其他产品质量也很差，出口退货，名誉不
好。
十四、对去年的估计：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
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要等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来。过去
一段时间的积极性，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看出问题，才能鼓起劲来。跃进
公路，修了这么多也没垮台。秦朝、隋朝很快就垮了。
十五、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十六、全国协作关系。破坏了原来的协作关系。搞了大的，挤了小的。
大区搞体系，公社工业化，工厂综合化。协作区搞些调查研究，计委的派
出机关。
十七、团结问题。统一思想，从中央到县委。河南120 万基层干部，40
万犯错误，3600 人受处分，是个分裂。
十八、国际问题（列了个题目）。对资产阶级不易一次认清，界限要分
清。同蒋介石打了10 年，讲统一战线时，一切都忘了。
1958 年大跃进的最高潮为8 月北戴河会议：钢翻一番，1070 万吨；建
立人民公社；主张供给制（责难工资制）；宣传过渡到共产主义非遥远之事，
等等。一整套“左”的理想或空想。从而全国大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
款，吃饭不要钱等）、高指标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为保证
“钢铁元帅升帐”，基建投资增加一倍；工人增加 2000 万；9000万人上山
炼钢铁，要为 1959 年产钢3000 万吨奋斗。两次郑州会议开始纠“左”，强
调要“压缩空气”，“冷热结合”，要搞综合平衡，要刹住一平二调三收款，
要整顿公社，解决所有制，核算以原高级社为基础。上海会议后，毛泽东
又给各级干部一封信：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定要实事求是；要把粮食
抓得很紧很紧。尽管有这些纠“左”的措施和讲话，但依然对总路线。大
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绝对肯定，仍坚持“以钢为纲”，对公共食堂
等仍旧依依不舍，1959 年还要继续跃进。总之，气可鼓不可泄。依据这18
个问题的基本估计与基本精神，庐山会议自然不可能对大跃进进行根本调
整。例如 1959 年钢的指标，从1958 年12月武昌会议压到2000 万吨，1959
年4 月上海会议压到1650 万吨，庐山会议开始压到1300 万吨，仍旧是完
不成的高指标。因为1958 年钢的实际完成数即合格的钢产量，后来只落实
到800 万吨。粮食指标从10500 亿斤压到5500 亿斤，也还是办不到的。后
来的实践证明：高指标不降，大跃进等“三面红旗”不根本怀疑，实难以
从根本上纠“左”；所有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等也难以真正刹住。
所以这18 个问题的提出，似乎不是“热锅上的蚂蚁”了，但实际也决非真
正“冷锅上的蚂蚁”。何况就是对这18 个问题的看法，当时也还存在分歧，
并不是上下看法都一致了。所以庐山这场风波，从发生大争论来说，是必
然的；但是后来出现如此“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可怕局面，则有一定的偶
然性。
中南组的讨论
7 月3 日开始，按大区分6 个组开座谈会。中央各部委同志分别参加各
组。我被分在中南组。组长是陶铸。按照18个问题，摆情况，谈看法，提
意见。白天开会，晚上自由活动，星期天休息。当时讨论的情况，大概是
各人根据自己的思想认识来谈。我的记录本只记了些要点，也不是每个人
的发言都记，前几天记得较多，后几天记得很少。小组会并没有按照问题
逐个讨论，多是一揽子发言。
关于读书，大家发表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读书，作用极大。在北京没
法读书，要看的东西太多。学习制度取消了，星期日名存实亡。几个人一
组，读一个月。“一把手”没有什么离不开的。价值法则、商品经济等问题，
认识上并未解决。过去不知钢之厉害，去年碰了钉子，也应当利用人家经
验。不学，书记当不下去。还有千万人饿肚子的问题。觉悟有了，就需要
逼着读，读完交篇心得文章，很有必要。协作区应当搞点理论协作。《红旗》
应当有争论文章。关于去年秋收与炼钢之间的矛盾，还有深翻土地等问题，
中央当时未能当机立断，等等。
7 月3 日，陶铸首先谈广东情况：今年广东洪水灾害，早稻约损失30
亿斤。经过救灾与克服共产风，党群关系有改变。群众说：“共产党可共患
难。”广东粮食一向宽裕，多给群众留一点，挽回在港澳的影响。去年向港
澳吹过牛。共产风将副业、手工业刮掉了，商业协作搞乱了。将丝一下搅
成一团，“九年惨淡经营，真是毁于一旦”。750 万农户，70%以上养猪；一
吃一死，都不养了。副食伤得太厉害。群众回家吃饭，听其自然，回去一
个时期有好处。这样，家庭养猪能快恢复。群众懂价值法则，我们不懂（农
民舍得杀三只鸡给母猪吃）。过去7 年，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同步增长。去
年前者大增，后者很少增，都各顾各了。手工业纷纷下马。过去供300 万
吨煤，今年只几十万吨，33 万人又返回农村。先安排人民生活，再安排基
建。不能光看这一年、半年中发生的问题，要看三五年，看长远些，看积
极方面。广东有了年产500 万吨煤，5 万吨钢的能力，也有了水压机。去年
苦战一下，不后悔；兵无苦战不行。不要光看消极东西，不要有埋怨情绪。
去掉盲目性，主要是没经验。广东讲了3 个月的一个指头，现在不讲了。
落实指标已差不多了，仍要鼓起干劲。人们对总路线是有怀疑的，定要坚
信，不能动摇。
我同陶铸在延安时就认识，接管沈阳时，他是市委书记，军管会时期，
天天在一起。他对我们年轻人并不摆老资格，有话脱口而出。他为人直爽，
曾经对我说过：“我这个人是只左不右的。”虽然当时广东形势严峻，他还
是干劲十足，只承认有一个指头的问题。
同日，刘建勋也多少讲了点广西“大势”：感觉有压力。今年很紧张，
但秩序好，跟1957 年散社时情况不同，说明“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胜利已巩
固”。去年许多措施、作风，使干群间有隔阂。缺点那么多，讲了就完了。
再不搞什么八百斤、千斤省之类虚名了。给农民小自由非常重要。人心思
定。政策三定，粮食归户，群众最满意。刘建勋特别强调广西煤的问题，
现在只有200 多万吨，明年需要300 多万吨，也没有焦炭。周惠后来在闲
谈中跟我说：刘建勋滑头，言不及义，每次发言都强调煤的问题，其他要
害都不谈。
7 月4 日，周小舟发言，他不仅谈了湖南情况，还对总的形势提出了看
法。他首先说：不可估计太乐观。去年底，湖南号称粮食翻了一番，达450
亿斤，估计只330 亿斤（按后来落实到245 亿斤，只增产约8%）。生铁76
万吨，实际60 万吨。湖南粮食情况较好，是由于我们没有搞敞开肚皮吃；
但其他一样紧张。基建搞多了，县以上1000 个项目，只有300个经批准，
其他是自由化的。上下都想多干。工人从90万增加到134 万。下面干部对
经济失调，还不感觉严重。钢指标定为1070 万吨的决心是好的，但安排800
万吨就好了。公社问题，当时似乎是因为农业、工业形势所迫而建立公社，
但太快、太大，几股风一刮，越包越多。（谭震林插话：“根本是把老规律
打破了，不也过来了。”）现在条件下，农业、工业到底能按什么速度发展？
农业不能30%，每年10%－20%还有可能。过去农业提出要赶日本，可见头
脑发热程度。食堂问题，湖南的反对派有六条理由：1.根本不节约；2.不
利于养猪；3.破坏林业；4.不能积肥；5.不节约劳力；6.吃得不愉快。我
们还是努力办好。粮食定要分配到户，但只能是指标，粮要按月领，否则
必过多喂猪、喂鸭，斤谷斤肉。小自由范围放宽些，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去年变化不大，只顾了吃穿用，再没人盖房子了。现在普遍人心思定。但
转弯也不宜太急，得慢慢转。
接着吴芝圃发言：河南共产风刮得厉害，虚报浮夸也最厉害，影响全国，
特向各省道歉。基层干部严重违法乱纪者3600 人，坚决清洗。农民的工具、
树木、房子等，都算了细账，退赔了。由于得到群众谅解，已有95%的干部
连选连任。春节时有几万人浮肿。由于粮食大调动，比历年春荒吃得好。
人均1 斤，巩固食堂，勉强支撑下来。粮食基本供给制。食堂改革炊具，
用磨面机。开辩论会后，现在食堂一个未散，90%可巩固下来。多种经营好
的，全省有 10%发工资，从六七元到卫元不等。5%自留地，一半在食堂，
一半在私人。农业大胆实验，创造了一些经验。最大变化在水利。去年600
万人上山搞铁，从小土群到小洋群到洋铁厂，算是有了工业。每县有了个
机械厂，可造锅驼机。每个公社有个小修配厂，车床多了。铁今年可完成
60－70 万吨，钢5 万吨，就是质量难保证。总路线完全正确。大跃进是事
实，只是步子大了，要退回来。错误已作适当检讨，怨气还不是太大。不
过，党内外讲话顾虑太大。知识分子有三不讲：报上没登过的不讲；领导
没讲过的不讲；同公布数字不合的不讲。这是反右的副作用。河南今后方
针：一切为巩固公社、食堂、丰收和大跃进。大集体、小自由要稳定下来，
计划要稳定些，年年能增产，浪漫主义变现实主义。吴芝圃讲的精神，同
周小舟的显然不同。大家觉得他对河南严重形势太轻描淡写了。实际上在
1958 年12 月河南省委召开的会议上，粮食产量虚报、干部违法乱纪严重等
问题，即已发现，尤其密县已经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事件。
王任重谈了湖北许多实际情况，心情是沉重的。首先对1958 年看法：
成功与失败都尖锐，取得的宝贵经验，从经济与政治两方面说，都有长远
意义。教训确实沉痛，比1954 年大水灾情更困难。今春500 万人几两粮，
吃稀饭，教训才深刻。1954 年没吃过12 两以下。已死了1500 人，15 万人
患浮肿病。早稻下来才能好转。这是全党全民教训，很难过。对所谓胜利
估计错误，是盲目性，主观主义，冲昏头脑。粮食只产200 多亿斤，却按
450 亿斤过日子。今年1 月还相信有400 亿斤（反了浮夸，公社上报仍说有
430 亿斤）；3 月还说有350 亿斤；4 月再摸，不到300 亿斤；上山前由县委
书记再摸，230 亿斤。1957 年是219 亿斤。为什么增产不多？大跃进掩盖
水旱灾情，500 万亩只收几十斤（仍报千斤），有100 多万亩早稻失收。去
年追求密植、高产，放卫星成风。领导只抓了小面积样板田，只抓了公路
边看得见的。脑子发热，难于转弯。说真话真不容易，县委书记、劳模当
面说假话。假象掩盖了真相，芝麻100 斤可说1 万斤。大半年冷不下来。
大家老老实实在说假话。（刘少奇插话：不要轻信，要有具体办法，使人不
说假话。去年一股风，批评右倾保守，插白旗，老在帽子威胁下，说老实
话的人去年不好混。）群众批评：一不会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年底大吃大
喝时，老农已提出警告。今年不可乐观，无大灾荒，可增产，但也到不了
300 亿斤。粮种得多，油料就会少产。努力干，从困难处着想。去年错误对
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小视，有的要一两年才能好转。手工业搞
掉了，要恢复。工厂财务混乱，超支5 亿。3 万吨半成品，所赔的钱谁出？
说大话，吃大亏。纱厂办钢厂，用掉流动资金。各县盲目盖了些工厂，可
以改办学校或变成仓库。总之，1958 年有丰富经验，也有深刻教训，要作
充分估计，不要怕错误说多了，影响积极性。讲清楚，出点冷空气，说右
倾，我也不怕。人的认识总有局限性，过程是曲线的。脑子发热，很少看
到不利；困难时，又少看到有利。过与不及，永远存在。党内有互相埋怨
情绪，不利于团结。
7 月6、7、8、9 日几天，转入讨论食堂问题和农业问题（这是地方最
熟悉的问题），以及计划、任务，各省谈今明年和1962 年的指标。例如湖
南1962 年指标较低：按人均计：粮1000 斤，猪一头，油6 斤；认为粮食
指标过高不利，使用劳力过多，会影响其他副业。大家对林业意见很多，
认为森林工业局实际是森林商业局，木材在深山搬不出来。河南再三讲开
发三门峡以下梯级水库，还要大办水利。
1958、1959 年两年，我以工作人员身份（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列席历
次中央会议，在小组会上从不发言。鉴于当时形势，7 月8 日上午，我破例
在中南组谈了两点意见。一是“以钢为纲”、“元帅”等口号，不再提为好。
二是，去年怕提综合平衡、怕提按比例发展。1958 年一提出“以钢为纲”
的口号，我就不以为然。一次同乔木谈及，他只说，这不过是取其谐音的
“文字游戏”而已。因这口号不合经济规律，从而对于它引起的工业内部
关系问题，他没有我感受得深切。关于“元帅”，他倒有过同感，说：“元
帅是可以发号施令的。”这时我特地细读了一遍《政治经济学）的有关章节，
关于综合平衡与比例关系想得比较多。自己管电，电同国民经济各部门都
有密切关系，是大跃进中最为被动而紧张的环节，电力当时虽被封为“先
行官”，却根本无法先行。我在发言中还谈到钢的产量达到1 亿吨，美国花
了80 年，苏联花了40 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快一倍，但苏联人口也多
些。我们可能比苏联快些，但究竟能快多少？速度要大致画一条线，在某
个数字的左右，摆动的幅度要有个限度，即某种波浪式，不能偏离太大，
不能打摆子，扭秧歌，尤其要有长期计划。（当时毛泽东不同意定死长期计
划，我几次进言无效。）还谈到工业速度由钢来决定合不合理？以什么“为
纲”的口号，容易导致简单化，片面化，单打一，滑出界限。综合平衡即
相对的稳定性，要瞻前顾后，要看长远一些。关于必须按比例的问题，我
提到1958 年《红旗》一篇否定比例的文章，似是计委的同志写的。我的这
些意见，有的人很不以为然。我发言时，罗瑞卿还打断过我的话，但我还
是坚持把意见讲完了。我的记录本上只写了“引起争论”四个字。
7 月9 日下午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综合平衡问题，记录本上没有具体写
是哪一个人的发言，记了这样一些意见：综合平衡中最重要的比例是积累
与消费。积累率苏联是25%左右。其次是工业与农业、劳动力分配。工业内
部轻与重、原材料与加工业等。关于轻重缓急，重重急急，六保户都失灵，
专案（指必须保证的）变悬案等，大家意见甚多。认为越跃进越要有后备，
越要留有余地。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公式，共产主义社会还是需要的（列
宁的话）。农业“八字宪法”也包含比例关系。主观能动性须根据客观规律
办事。统计很重要，去年多假统计，因此也就导致假计划。去年规律是上
有好者，下必甚焉。群众说：共产党九年半讲真话，为什么这半年如此爱
听假话？1958 年那种突击性决不能经常，要根据经常现象做计划。有节奏
的均衡生产，鼓足干劲应当是经常的能持之以恒的干劲。领导经验不能代
替农民经验，农民说，“不同意的事情，做起来手软”。衣服可以几年不做，
饭不可以一天不吃。农业要很慎重，一点不能冒风险。由此可见，大家头
脑基本上是清醒的。
7 月4 日，刘少奇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有不少插话，最后还讲了这样
一大段话：1958 年跃进，吃了1957 年的库存，预支了1959 年的。因此1959、
1960 年都要补课。领导看好的多，而且估计偏高。去年二类苗比一类苗好，
过于密植，施肥不当。产量有的红旗队低，白旗队高。1958 年最大成绩是
得到教训，比跃进的经济意义大。全党全民都得到了深刻教训，也证明了
可以大跃进。另一方面又出现了这么多乱子，是破坏性的。斯大林似说过，
平衡有了破坏，才知其重要。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没碰钉子就知
道转弯，是难以办到的。不要犯长期性、全国性错误；暂时性错误非犯不
可，犯了有好处。全党全民取得经验，同个人取得不同。全民炼钢，亲身
体验。碰了钉子转弯，就是正确领导，就是马克思主义。王明路线，短促
突击，损失完了，还不知道转弯，要让历史来总结。对去年问题，当前形
势，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因为有了教训，认识就大大提高了一步。有些
半成品还有用。对小高炉、小转炉，吸取双轮双铧犁经验。工厂达到设计
能力，要时间；快，也要时间，欲速不达。双轮双铧犁的完善，还有个过
程，何况小高炉、小转炉。去年的经验教训，不是以前七八年能取得的。
大家注意，不要泄气；泄一点也难免，以不泄为好。要不要革命？革命就
要出问题，不能怕出乱子。不要责备下面，所有错误和问题都由省地县担
起来，省委主要担起来，干部也不要老检讨了。很显然，这时刘少奇虽然
谈到教训深刻一面，仍是以“革命”的名义来为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辩解。
7 月6 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组讲了如下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要认识农民
还有私有者这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办公共食堂，对生产有利，
但消费吃亏。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样愿意共产吗？
食堂自负盈亏，公家吃总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
现在，有些农民不安定，想进城，不盖房子，不买家具，养猪、种菜比以
前少了，有了钱就吃掉，这不好。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
穷”。农民富了怕什么？要让农民自己想办法过好日子，兴家立业。家庭制
度应巩固起来（按：毛泽东1958 年有过废除家庭的思想，几次讲过这样意
思的话），否则，有钱就花光。原则上应回到家庭过日子。如不退回到家庭，
粮食够不够？食堂要吃饱、吃好，人心才能稳定。总之，要让农民富裕起
来，不会成富农路线。这是有关5 亿人口安定的问题。多年以来，陈云同
志对粮食抓得多么紧。北戴河一高兴起来，是从粮食多了出发的。工业主
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其他乱得不太大。苏联依靠经济核算制，商品规律，
生产总是越来越多。多搞粮食，变成鸡鸭肉蛋，可以出口，换回东西。各
省不要搞工业体系，但工业方向是重要的。
会外漫谈
大跃进期间历次中央会议，我同田家英来往最多，交谈也最深。我们在
延安就比较熟识。1941 年后，他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国内组，我在《解放日
报》评论部。我们对历史与杂文、诗词都有同好。从1948 年起，他就担任
毛主席的专职秘书。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住在中南海。1952 年我调来北京，
主管水电工作，跟他隔行隔山，但并未因此减少我们间的共同话题。我在
悼念家英的文章中曾写道：大跃进期间的交往，就不仅限于摆摆龙门阵，
或者跑跑琉璃厂了，而是经常议论时政，忧心国事，臧否人物，乃至推敲
文件。这是真正的交心，当然也是危险的交心。所谓“危险的交心”，就是
有时难免对主公（这是我们谈话时，他对毛泽东的尊称）有所议论：除谈
论老人家独到的长处外，还谈到短处。如说主公有任性之处，这是他有次
同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谈到深夜时两人的同感。他还谈到主公常有出尔反尔
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
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田家英还说了这样一件事：
反右派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放手发动群众的阻力，有来自党内的。
有次主公同民主人士谈话中，举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不同意鸣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