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年左右赶上英国》，一是《为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另外，还陆续补充了一些从理论上论述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文章，
将在第7 版上发表。关于人民公社的调查，现正在积极进行。各省对此十
分热心，大都书记挂帅，组织大批人马下去，准备从中选些好的典型材料
送给我们。我们也已组织了五十多人下去支援。
胡乔木及时写出了批判文章，题目是《剥开皮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
见书为什么是一个反党的纲领》，近6000 字。8 月27 日中央办公厅向党内
印发了此文。胡乔木的文章讲了五个问题。
（一）彭德怀同志1959 年7 月14 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书，实质上
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提出的一个反党的纲领。这个意见书的攻击
锋芒，上是直接指向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指向着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泽
东同志的。这个意见书表面也讲了一些大跃进成绩伟大、缺点难免、前途
光明之类的话，但是这是为了作掩护的，因为彭德怀同志知道，没有这个
掩护，他的反党面目就暴露得太明显了。意见书的主体是在所谓总结经验
教训的部分，特别是所谓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的部分。他在把大跃进污蔑
成是“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以后，进而分析其“社会原因”，提出
了一个所谓“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的断语，
随即暗示为党的历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复活。这样，他就打着“无
产阶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招牌，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
导展开了猖狂的进攻。而实际上，他却是站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
的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进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路线。这是整个意见书的实质。
（二）彭德怀同志把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描写为“小资产
阶级狂热性”和“浮夸作风”是极端荒谬的，这是对党、无产阶级和六亿
五千万人民的污蔑。首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几亿人民的群众运动，
有深刻的经济和历史的基础。这两个运动不但不是出于什么“小资产阶级
狂热性”，恰恰相反，是最后消灭资产阶级经济和小资产阶级的运动。其次，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于这两个运动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这种马克思主
义的实事求是的领导，同历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坚持错误路线
直至斗争遭到严重失败的情况，有什么相同之点？
（三）彭德怀同志为了要替他的反党纲领寻找借口，为了要煽动右倾分
子向党进攻，故意把几亿人民的伟大运动中的暂时的局部的缺点加以极端
夸大。在他的意见书中，没有一处说到这些缺点在全局中只是十个指头中
的一个指头的问题，决不是偶然的。彭德怀同志夸大缺点错误的最反动的
言论，就是说“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会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
苏联军队来”。这个反动观点是他在庐山会议以前和庐山会议期间再三宣扬
过的，从这句话也最能认识他的意见书中关于形势估计的真面目。
（四）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尽管表面上也说了许多拥护总路线、拥护大
跃进、拥护人民公社的话，好像只是批评了一些缺点错误，实质上他不但
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而且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
导也是不同意的。他在小组发言中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容易犯官僚主义，
虽然表面上说“当然不是铁托所讲的制度上的问题”，实际的观点却是相似
的。他说什么纠正“左”比纠正右难，又说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主
要要防“左”，更显然地是为右倾机会主义辩护。去年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错
误，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而来，根本没有任何路线性的错误，而党中央和
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则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比较，毛
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过，尽管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说来，“左”比右并没有什
么好，但是两种错误的社会来源和政治性质是不同的，“左倾”分子还是忠
于革命的，而右倾分子却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影响反映在党内的结果，
他们是害怕革命、不要革命特别是不要社会主义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
有些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还可以积极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
命，虽然在方法上也经常要犯错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些资产阶
级革命家就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长期生死斗争中的主要危险。他的意见书实质上只
是反映了我国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将要彻底胜
利、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将要最后灭亡的反抗。
（五）彭德怀同志自己承认，他在意见书里是有意对党的伟大领袖毛泽
东同志“安了几根刺”的。他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等人污蔑
毛泽东同志像“斯大林的晚年”，攻击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上海会议，攻
击第一书记挂帅，污蔑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人敢讲话，等等。这一系列的
恶毒的诽谤和阴谋，无非是为了要破坏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
的威信，而树立彭德怀同志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伪君子、野心家、阴谋
家、高岗集团的重要成员的威信，无非是为了分裂党和人民解放军，按照
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和人民解放军，并且实际上是配合国内外的反动势
力的进攻，破坏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只有从这个背景上，才能深刻
地认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和其他有关反动言论行动的真面目；以及同他
相配合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等人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反党言论
和行动的真面目。
陈伯达的批彭文章颇得毛泽东欣赏，原来的题目是《请看彭德怀同志的
政治面貌》，毛泽东改为《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文章
约14000 字。
陈伯达的文章是从彭德怀的历史来批判的。文章说，我们必须从社会阶
级斗争的现象来看待问题，必须从彭德怀同志参加党以后的历史来看待问
题。以彭德怀为代表的这些反党分子，都是在民主革命中带着资产阶级要
求加人党的。我们党内有很多人在参加党以前，也拖着资产阶级世界观而
在参加党的时候也还带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但是其中的大多
数在革命的斗争中，愿意接受党的改造，抛去了他们原有的资产阶级和小
资产阶级世界观，而接受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彭德怀同志和他的同盟者就
不是这样，他们一直没有接受改造，还是用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对抗
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文章把彭德怀在1941 至1943 年发表的四篇文章作为靶子，系统“剖析”
彭德怀的所谓“同党对抗的纲领”。文章说，彭德怀同志在革命的长时期中，
满脑子都堆了一些资产阶级的观点，甚至是封建阶级的观点。他所以对这
些观点特别感兴趣，并且反复宣传这些观点，只是因为它们具有政治欺骗
性。而这种欺骗性，适用于一个具有两面性的伪君子的政治活动的需要，
适用于一个民主革命时期混人无产阶级党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需要。我
们对于彭德怀同志的伪君子的社会本质和政治本质，正应该从这里去观察。
由于彭德怀同志在我们队伍里面，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份进行
活动。所以，在实际上，他向来有以下三种表现：第一，他对毛泽东同志
的领导，对党中央的领导，在大部分场合总是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就是
大家知道的，“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第二，他又要群众，又非常害怕
群众。他在华北工作的时候，那里的农民运动曾经“三起三落”。就是说，
当群众起来以后，他又给群众泼冷水，把运动压下去。这样反复了三次。
第三，他对于中国革命要走向社会主义，虽然也有些模模糊糊的认识，但
是，他对于在抗日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和要求，将仅仅是“和平
民主”。他对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竟然这样武断地和狂妄地说，“我
可以肯定地答是资本主义的，因为经济制度仍然是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
由此可见，他对于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
党》这两大著作几乎毫无所知。
文章在“清算”了彭德怀的历史之后，又联系到庐山会议作了批判：彭
德怀同志这次提出的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相对抗的纲领，说来说去，
不外两条：第一条，反对党的领导和党的领袖。第二条，反对群众运动。
这两条都是重复了他的老观念。反对党的领导和党的领袖，反对党的政治
挂帅，就是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他原来所说的，
不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以党治国”，至于对群众运动，如果说彭德怀同
志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惊慌失措，那么，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特
别是对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更加惊慌失措了。反对党
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党
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就不能够充分发扬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和首创精神，就不能够高速度地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所以实质正是
这样，彭德怀同志的反党活动，是在灭亡中的资产阶级向我们欣欣向荣的
社会主义事业进行的一种绝望的进攻。
陈伯达说，在民主革命时期彭德怀同志同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分歧是
如何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方法上的分歧，但是还有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点。
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问题已经不是革命方法上的分歧，而是要不要革
命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是还要不要把社会主义革命
进行到底的分歧。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坚定地领导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而相反，彭德怀却在实际上要使资本主义复辟。
陈伯达的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当年第22 期上，12 月13 日，中央
又将此文印发给各级党委。
胡乔木的文章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只是在党内传布。庐山下来后，我已
看不到任何党内文件，这篇文章是1997 年才看到的，得以在本书第3 版时
补入。从文中可以证实一件事，即庐山通过“彭德怀反党集团”决议时，
这个集团当时的成员除彭、黄、张、周外，还有李锐这个人。胡这篇长文，
更全面地维护了毛泽东和三面红旗的历史地位。从文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
有关“左倾”和右倾的这种看法：“‘左倾’分子还是忠于革命的，而右倾
分子却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影响反映在党内的结果，他们是害怕革命、
不要革命特别是不要社会主义革命的。”
庐山会议散了，接着的事情是北京开军委扩大会议深人批判彭德怀和黄
克诚；外交部揭批张闻天反党集团；湖南省委揭批周小舟反党集团。我虽
然只够资格当一名追随者，水电部还是先后花了几个月时间，揭批了“李
锐反党集团”，直到1960年2 月才最后结束。随着我下放北大荒劳动锻炼，
走上此生中最艰难的20 年历程。
我的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也就到此为止。我个人以后的事情，有无必
要再来回忆，很难说定，因为那只不过关系到个人的沉浮，而庐山会议则
关系党和国家的沉浮。我写出这篇实录，完全是为了让后人知道有这一段
史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结束语——庐山会议的教训
如前所述，在庐山召开的历时46 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
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之后，于1959 年8 月17 日宣布结束。我的关于会议的回忆也已经结束；
下面要说的是我对庐山会议的总的看法。30 年之后作的回顾，也许可以说
是比较接近“盖棺论定”了吧。
在这场惊心动魄、关系党和国家历史命运的党内大斗争中，对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敢于凛然直言的彭德怀，作了深刻剖析的张闻天，
提出中肯批评的黄克诚、周小舟，被定性为“彭。黄、张凋右倾机会主义
反党集团”。随之，全党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
并根据庐山会议“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全国继续实行经济上的持续
跃进。庐山会议的结局，不但没有达到纠“左”的预定目的，反而使“左
倾”狂热如火上加油，愈益炽烈。庐山会议给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带
来了难以估量的后果，从而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向党内、向中央
领导层发展，终于不可避免地导致10 年“文革”灾难的到来。
上面就我的记录本和当年保存下来的有关资料，将庐山会议的实况作了
一个比较详细的叙述。特别是将毛泽东的几次讲话。谈话要点，以及两次
常委会批彭德怀情况，尽可能如实录下。这样就便于了解会议和毛泽东晚
年思想变化的过程。回头看这段史实，似可归纳为这样几点：
第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晚年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社会
主义建设思想的实践。在运动中，毛泽东曾多次谈到自己的社会理想。他
认为乡社合一，就是将来共产主义的雏形；工农商学兵，公社什么都要管。
当时不仅是毛泽东，包括中央和地方的主要领导人，大都自豪地描述过几
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
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
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
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
产主义公社。总之，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为了实
现这样美妙的前景，还在理论上提出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商品货币
关系，废除八级工资制和家庭私有经济等观点。毛泽东将大跃进和人民公
社化视为是一场几亿人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实践中谋求一步到位，运用战
争年代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大搞“人海战术”，“拔
白旗、插红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依靠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来高速
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
到”等口号，成为一时风尚。毛泽东认为中国一穷二白是极大的好事（而
不言经济文化条件太差，起点太低是最根本的困难），穷则思变，这是革命
的天然基础；认为中国的农民比西方的工人先进，他们之中蕴藏着一股极
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然而，这个
大运动仅仅沸腾了半年，问题便接跨而来：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失调，工业
生产全面紧张，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泛滥成灾，农村生
产力和社会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现实和理想发生了明显的冲突，迫使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不能不有所冷静，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庐山会议前的
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这半年中的主题就是纠“左”，整顿
公社的所有制，对群众退赔，修改一些过高的指标等，以便解决继续跃进
的问题。
尽管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没有按照原来的设想发展下
去，可是这一社会平均、公正和平等的思想，始终是毛泽东所执着追求的。
“文革”之初发出的“五七指示”，曾作为“建设新世界的五七道路”；全
国都要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
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以
此达到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差别的理想社会。
第二，当时纠“左”，神仙会阶段提出的18 个问题，并不意味全党上下
已清醒地认识了产生“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毛泽东并未放弃对理想社
会的执着追求，他将运动中的成绩和错误做了惯用的形象比喻：九个指头
同一个指头的关系（这也是当时大家普遍接受的比喻）。他一直把大跃进、
人民公社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不容许怀疑和反对；至于运动中有偏差和问题，则认为不必大惊小怪，是
前进中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不断纠正就是了。如认为公社已整顿得差
不多（还要保留公共食堂），工业只须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而最关紧要的
是，劲可鼓而不可泄，“三面红旗”决不允许怀疑，这样，形势就会很快好
转起来。毛泽东的认识是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共同认识。当时，有谁不
愿意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呢？有谁不向往“按需分配”的共
产主义社会呢？当然，也有部分同志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比较冷静，对党内
普遍滋长的“左”倾思想忧心仲忡，因此，对纠“左”的认识程度比一般
人深刻一些，这就是“彭黄张周及其追随者”，以及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
主义”分子的一大批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言事，对总路线和大
跃进还是肯定的。他的不同意见，主要是将错误出现的原因，归结为领导
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背离了“群众
路线和实事求是”，应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东西。彭德怀尤其张闻
天对“左”的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比毛泽东深化了一层，就被认定
为怀疑“三面红旗”，当然不能容忍。毛泽东当时说得明白：一个百花齐放，
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
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庐山会议也
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嚆矢。
第三，庐山会议的严重政治后果，首先表现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
毛泽东发动了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批判，并对这
场错误批判进行了理论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
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
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
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着唯物辩证法，矛
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
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
不同罢了。”由此，在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提出的，在三大改造基本
完成后，国内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
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观点，就直接引申到
了党内。毛泽东把彭德怀等为更好地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而提出的正确意见，
视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而且尖锐到这种程度：他们进攻的实质，
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的先
锋队，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要
按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阶级斗争”理论运用于党内，同他对社会阶
级和阶级斗争状况判断错误有密切关系。1956 年9 月党的八大通过的政治
报告，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形势，对我国的阶级、阶级斗争和主
要矛盾等重大问题，本来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八大报告指出：在我国，官
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已经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消灭的
过程中；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
级斗争已经取得基本的胜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
决；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
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今后全
党全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毛泽东所同意的八大通过的正确
路线，没能在实践中得到坚持。第二年，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的反右派运动，
强化了“阶级斗争”理论。在1957 年10 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
毛泽东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
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 年5 月党的八大
二次会议，又重提我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错误观点；更为严重的是，
开始将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国内还有地主
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他们的反动思想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虽
然经过1957 年反右派斗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受到了清算，
但他们并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通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时刻在制
造舆论，准备复辟；他们必然要在党内寻找其代理人。基于这样的认识，
从大跃进运动一发动，毛泽东就把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逐渐移向党内。在
运动中开展的“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斗争，把社会上的种种对党不满
同党内不同意见联系起来。（当时在十几个省的省级干部中，揪出了“反党
集团”和“右派集团”）一些对运动有疑虑或发表了某种不同意见的讲真话
的同志，就被认为是打白旗、促退派、观潮派。从而使“阶级斗争”理论
在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八届八中全会以后，从党的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层，都开展了反对“右倾
机会主义”的斗争，错误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干部，许多对大跃进、人民公
社化运动的错误提出过不同意见，讲了真话的同志，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
义的帽子，全国戴帽子的共达三百几十万人，大大超过1957 年的“右派分
子”的数量。尤为严重的是，经过庐山的斗争，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接受
了“阶级斗争”实践，导致了这一错误理论不断发展，斗争的范围逐渐以
党内为主，矛头日益指向党内领导层，最终出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在这样一种理论的指引下，庐山
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自是当代历史合乎逻辑的发
展。
第四，庐山会议直接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
的弊端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庐山会议由前期纠“左”，转为后期反右，转
折点是7 月23 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
的批判和斗争。自此时起，没有人再讲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
题不少”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的
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发批判。整
个会议于是形成一边倒的形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
后立即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对彭德怀等人算历史旧账，作出政治结
论和组织处理。
本来，党内发生原则意见分歧时，如果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党的领导人
谦虚谨慎，大家能畅所欲言，一切不同意见尤其是少数人的意见能得到尊
重，即对党的最高领导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健全时，是非自容易辨明，错误
就可以避免。但经过南宁会议，到庐山会议时，党内民主生活已很不正常，
所谓民主集中制，剩下的只是集中，集中于一个人的意志。庐山会议的形
势，说到底，就是对毛泽东批评不得，尤其是有过“旧怨”的人批评不得。
那时就已经感到“全党共诛之”的气势了。
刘少奇在八大作政治报告，“党的领导”一节，有这样一段关于发扬党
的民主生活的话：“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于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
众的经验和意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
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
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
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
程中的各个侧面。每个领导者都必须善于耐心地听取和从容地考虑反对的
意见，坚决地接受合理的反对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对于由正
确动机、按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任何同志，必须继续和睦无间地
共事，绝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
体领导，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党内团结，党的组织和事业也才会日
益兴旺。”八大隔了3年了，这段话人们可能淡忘了；可是4 月上海会议才
过去两个月，关于提倡海瑞精神——敢于犯上直言，关于“有时真理掌握
在一个人手里”，关于“李锐怕鬼”（实际是赞扬李锐上书，但胆子还不大，
要将副本送李富春，内容还写得太简略）的话，都还言犹在耳。然而，朝
令可以夕改，喜怒可以无常。戴上一顶“敌对阶级”、“右倾机会主义”的
大帽子，这些全党刚刚听到的话，就统统不作数了！
第五，庐山会议还推动了个人崇拜的发展。在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前
后，毛泽东曾比较注意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盲目迷信权威。1956 年（关于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曾科学地总结了斯大林在个人崇拜问题上造成
的错误，指出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关于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在八大修
改党章的报告中，特别说到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
把个人神化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
的重要意义，对于各国共产党员产生了巨大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
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
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
错误的机会。”“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
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历史的不
幸是，几年之间，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斗争，都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顺
利进行，真可说是“接二连三的胜利”，使毛泽东日渐骄傲起来。1958 年3
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过这样一些话：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
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
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
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
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
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把崇拜真理同崇拜个人相互混淆，
毛泽东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为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由于毛泽东多年来领导的正确，他对中国革命的丰
功伟绩，为全党所公认。也由于客观环境需要树立党的领袖的威信，在宣
传上我们确实长期习惯于把党的领袖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而从来不讲
领袖是一个集体；把中国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说成只是毛泽东
一个人的贡献，而不讲也包含集体智慧的结晶；把一切成就归功于毛泽东
个人，少讲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把领袖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更不讲领袖
也会有缺点，也可能犯错误，等等。长期这样宣传的结果，个人崇拜就自
然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当然，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宗法伦理观念和小农经
济的影响，几十年农村环境和农民战争的影响，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
理所当然把毛泽东看做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
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一些老革命家，他们的革命意识
中也难免受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更何况那些别有用心的人。1958 年3 月
成都会议上，当时华东协作区负责人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提出：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正
确的个人崇拜”，自然得到党内高级干部的赞同，可以说，当时都以推行对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荣。7 月23 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发言中，讲到
“始作俑者”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深感彭德怀上书言事伤害了毛
主席。老帅劝说彭德怀作检讨时，这样说道：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
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这种党内以个人是非为是非，不提倡独立思
考，讲义气而不讲真理，大家确是安之若素的。因此，在全会闭幕后的第
二天，刘少奇又向全体与会者专门讲了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和个人崇拜
的问题，说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党内也有人学赫鲁晓夫，搞反对对毛主席
的个人崇拜，从而批评了彭德怀，认为这实际上是对于党、对于无产阶级
革命和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力。
“神仙会”阶段，尽管对“左倾”错误认识的深度不同，但当时头脑清
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应当说是占多数的。不仅彭德怀、张闻天、周小
舟等是如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都发了言，表了态。直到7 月23 日
前，周恩来一直召集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地方负责人开会，算细账，抓调
整。除开毛泽东立意要反彭德怀的右倾，剪除这一“历史隐患”之外，以
柯庆施、康生为首的一些人，都触动不得，一触即跳：他们决不服输，过
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他们还到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加油添醋，渲染上
纲，说“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这也就促成毛泽东的主观武断，以为彭
德怀这回要“挂帅反毛”，是“魏延反骨”作怪了。林彪上山之后，虽讲话
次数不多，也没有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张牙舞爪，但他三言两语，起了批
彭定调的作用。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之后，就进一步推动
个人崇拜的发展，终于使这个野心家在“文革”期间有大肆活动的机会。
无情的历史说明：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后
果，是一旦领袖犯了错误，就必然导致全党跟着犯错误，造成长期的全局
性的错误。
第六，庐山会议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当年比给政治生活蒙受的危害
更为直接。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动下，各地不顾大跃进运动已经
产生的严重比例失调和农业出现的危机，仍盲目坚持继续跃进，使国民经
济日益紧张，造成严重的饥荒。突出表现为；农业生产大倒退。根据后来
的统计，1959 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3.6%，粮食实际产量只有
3400 亿斤，比上年减产600 亿斤，仅为最后调整计划的62%。棉花、糖料、
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重工业继续追求高指标。1959
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8%以上。钢产量达1387 万吨，比上年增长
73.4O；生铁达到 2191 万吨，增长60%。原煤、机床、发电量等也大幅度
增加。1959 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由上年的35.2%，提高
到43 石%；与此相反，农业的比重由34.3%降到25.1%。基本建设战线进一
步拉长。1959 年全国基建投资在上年急剧膨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81 亿元，
增长30%，总投资规模达到350 亿元。由于基本建设战线长，投资效果差，
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69.2%，比投资效果已经相当差的1958 年还
低5.6%，积累率异常膨胀，由上年的33.9%，猛增到43.8%，成为新中国成
立以来最高的一年。积累额增加致使消费额比上年减少了22 亿元。人民生
活水平明显下降。1959 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15%，而粮食征购量却
比上年增加14.7%，农民口粮大幅度减少。全年人均消费水平由上年的83
元降到65 元，下降了22%。
1959 年底，国民经济已经步人严重困境，可是，陷入“左倾”冒进狂
热的人们，看不到也不愿意承认严峻的现实。1960 年1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仍然估计，当年将是一个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计划完成钢产量1840 万吨，
并提出了8 年完成农村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
国家计委编制的1960 年计划，仍然以大跃进为基本指导思想，提出继续进
行“反右倾斗争”，争取国民经济的不断跃进。然而，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
客观经济规律，企图用主观意志推动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急于求成的“左”
的指导方针，只能导致更为惨重的失败。1960 年，农业继续减产，总产值
比大幅度下降的1959 年又下降了12.6%，主要农产品都比上年大幅度减产。
其中粮食减产530 亿斤，棉花减产1292 万担，油料减产 52.7%，生猪头
数减少32%。轻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了9.8%，在棉布、棉纱、食糖、卷
烟等主要轻工业生产严重萎缩的情况下，重工业总产值却比上年增长了
25.9%。许多重工业产品产量，都比上年大量增加，其中钢产量达到1866
万吨，比上年增加479 万吨。基本建设战线继续拉长，积累率一直维持很
高的水平。1960 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388.7 亿元，比上年增加
了39 亿元。基建投资在国民收人中的比重达31%，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
的一年。国民经济各部门正常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
度下降，国家财政出现赤字81.8 亿元，货币发行过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
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日益困难。从1960 年第二季度开始，许多大
城市粮食库存挖空，各地普遍缺粮缺布，全国被迫压低口粮标准，实行“低
标准”、“瓜菜代”，减少民用棉花的供应定量。主要商品都实行凭票凭证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