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供应。全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造成成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据《中国
人口年鉴》的统计，1959 年，全国人口增加1113 万，净增率为10.19‰；
1960 年，人口减少1100 万，净增率为-45.7‰；1961 年，继续减少348 万，
净增率为-3.78‰。
由于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不仅直接造成1959 年至1961 年
连续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更为严重的是，如前所述，阶级斗争和社会主
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错误发展，终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庐山会议是全党和整个民族的历史悲剧。值得庆
幸的是，具有生命力的政党和民族是决不忌讳自己前进中经历过的挫折和
犯过的错误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正视失败，才能从失败中得到启发，才
能吸取教益，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庐山会议的是
非功过作出公正的结论，从而走上拨乱反正的大道。历史证明，我们的民
族，我们的党，是经得起重大挫折和重大失败的；一切沉重的历史包袱，
我们已经和正在卸去，我们会更轻装前进的。
附录一：读《彭德怀自述》
一口气读完《彭德怀自述》（以下简称《自述》，思绪万千，感慨无穷。
历史何等公正，人民何等幸运，十年动乱之后，终于能读到这样一本惊心
动魄、震古烁今的《自述》。
1966 年12 月，彭老总从成都被撤到北京批斗游街，毒打致残，此后又
被囚于暗室，专案审查，直到1974 年11月29 日去世。去世前已瘫痪，他
对最后被允许看望他的侄女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瘫了，可我的案
子还没有搞清楚呀！”
《自述》是“犯人”的交代材料，作为对“专案审查”者的提问的回答：
“不准表功，只准老老实实交代。”这些多年反复交代的材料是为了弄清所
谓“案子”而问而写的。可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却是一部中国红军建军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30 年革命战争史；又是一个旧军队的士兵，如何毕生征
战，终于成长为几百万革命部队统帅的历史；一个农民的儿子，怎样立志
救贫，秘密结社，勤奋自学，终于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总之，这
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人的历史。
彭老总一生的经历和成就，主要是领导打仗，《自述》写的也主要是军
事斗争。他的对手最早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军阀，后来是日本的将军，
最后是美国的上将。枪林弹雨，出生人死，何止身经百战。他起义参加红
军前，从士兵到当班、排、连、营。团长，打了12 年仗。他是红军当年最
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家之一（还是红军中第一个会打大炮的炮手）c 他一生打
败仗不多，战场上犯的重大错误也寥寥无几；读完“解放战争”、“抗美援
朝”两章，使人更加感到这是中外古今战争史上少有的统帅。朝鲜停战协
定签字后，联军总司令克拉克曾对他的僚属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
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引自《自述》。以下引文均
引自《自述》）
1958 年4 月从武昌到广州开会时，我同彭总住在一起。他知道我是平
江人后，曾同我详细谈了平江起义的经过，还特别谈到他的一个心愿：今
后想编写战史。战争是他的职业，他最心爱之物，一生心血倾注于此；往
事，故人，战场，无不铭记于心。因此，尽管手边毫无可供参考的材料，
身心又遭受如此严酷的摧残且独居暗室，想看见窗外一丝阳光而不可得，
他却能将三四十年的战争经历、戎马生涯写得这样清楚，乃至许许多多地
名、日期都准确无误。作为一部历史文献，尤其是那些无其他人能提供的
历史事件细节的第一手材料，自然最为人们所珍视，治史的人更会孜孜研
究。读完全书之后，我首先想到的则是所谓“野心家”、“伪君子”以及“一
贯反毛主席”的问题。这是1959 年庐山会议时，林彪、康生等人对彭老总
的诬蔑、批斗的主题，直到去世之日，一直戴在他身上的如磐枷锁。在庐
山时，虽然彭总的一生我知道得不多，同他本人的接触也很有限，但同许
多同志一样，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对他的诬蔑。我也被迫作检讨时，坦然承
认说过这样的话：彭总伟大，只有他敢于写这样的信。其实，当时这种认
识只是晚辈的一种感觉；现在读完《自述》，更清楚了解一些历史关节之后，
我才真正知道彭总伟大在何处。
从《自述》中，可以举出红军初创时期的三件事，以说明彭总是一个何
等赤胆忠心、照顾大局的人。
第一件事，率部守井冈山。1928 年11 月间，平江起义开辟了湘鄂赣根
据地，成立边区特委之后，彭总和滕代远等率领红五军中的5 个大队（有
七八百人），前往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当时湘赣两省反动军队准备再次“围
剿”井冈山。红四军约5000 人，草鞋单衣，没盐吃，粮食很困难，只有离
开井冈山到白区打土豪，才能生存。发展。可是上千的伤病残人员和妇幼
无法安置，又不可能带走，势必派队留守。四军前委多次开会讨论，最后
决定由五军这5 个大队留守井冈山，让彭总兼任四军副军长。这是一个极
其严重而冒险的任务。除彭、滕二人外，五军其他干部都不赞成留下，认
为“我们是来取联络的，任务已完成，应立即回湘鄂赣边区，传达‘六大’
决议”。彭、滕“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准备牺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
发展”。当时敌人有两三万人，敌我力量悬殊达三四十倍。激战三昼夜之后，
五路阵地有三路被敌突破，彭总集合3 个大队约500 人，带领伤病残员突
围。“时值严寒，天下大雪，高山积雪尺许，我的干粮袋炒米丢失了，我不
愿别人知道，两天未吃一粒米，饥饿疲乏，真有寸步难行之势。可是枪声
一响，劲又不知从哪儿来的。”突围后又遇伏击，在赣南边界几县转战两个
多月，巩固扩大了部队，打下瑞金，才跟四军重又会合。“我向四军前委汇
报了撤出井冈山的经过。毛党代表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
井冈山。”当时，毛泽东是有自我批评的。
第二件事，反对一、三军团分家。彭总领导的三军团原是独立发展起来
的，1930 年8 月第二次打长沙，才同一军团联合成立一方面军。《自述》欣
慰地写道：“从此以后，我即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之下进行工作
了。”这之前，中央2 月来信，对形势估计错误，要朱、毛离开红军，当时，
彭总就给中央写信，表示不同意：“时局紧张，主要负责人不能离开部队。”
“信是由四军前委转的，原稿留毛主席处。”1930 年正三月，第一次反“围
剿”开始时，因三军团所部多是平江、浏阳与阳新、大冶人，有地方观念
的干部反对过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东西而阵，各发展各的地
区。而当时只有两个军团合起来，才有可能吃掉敌一个整师。《自述》说：
“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
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
在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就占优势。”彭总分析形势，说明留在湘鄂赣的地方
部队，可以坚持并扩大。“有意见到河东讨论，但不能妨碍行动，更不能说
一、三军团分家。”毫无疑问，这是关系到第一次（及以后几次）反“围剿”
能否胜利的大关节。
第三件事，揭露伪造信件。第一次反“围剿”是空前大战；毛泽东制定
的方针是一放开两手，诱敌深人”，即把敌人引到根据地内来打。当时，地
方正打AB 团，三军团转向中心地带，以至连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原来江
西省委中有人怀疑毛泽东这一军事方针，说是右倾机会主义、退却路线，
他们提出要“打到南昌去”。于是发生封锁红军，散发传单，写大标语“拥
护朱、彭、黄，打倒毛泽东”等情况。这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动。这
时彭总突然接到一封仿毛字体的署名毛泽东的伪造信件，用以挑拨毛、彭
之间关系。他根据自己的认识，立即断定：“毛泽东同志决不是一个阴谋家，
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这封信是伪造的，这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
恶阴谋。”（这时发生的反AB 团和富田事变，情况极为复杂，有待重新作历
史总结）他当天就召开三军团紧急前委会议，亲笔写了一个简短的三军团
宣言，坚决拥护毛政委、拥护总前委的领导，即刻将宣言和假信送到总前
委。第二天，三军团开到离总前委15 里的地方，“我亲自去请毛政委来三
军团干部会上讲话，使三军团干部第一次看到毛政委”。
红军初创之时，党中央远在上海，各地红军揭竿而起，八仙过海，各显
神通。如果说有“野心家”，这正是历代农民战争最容易发生“火并”之时。
然而从以上三件事，我们能从彭总身上看到一丝一毫“野心家”的影子吗？
恰恰相反，他完全不顾一己安危、局部利益，而完全、彻底服从全局。他
自从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品质和正确领导之后，就敬佩之、服从之。
当然，他不是一个喜欢盲从的人，对某种主张还没有认识清楚时，也许要
保留一时；某些具体问题，也许一直有争论。但纵观全部帕述》，彭总在整
个革命战争时期是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的。在决定出不出兵援朝的那次中
央紧急会议上，在大家着重谈了出兵不利的情况之后，彭总（从兰州飞来）
进人会场晚了一点，听到别的同志转述了毛泽东讲的这一段话：“你们说的
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
心里也难过。”接着读下面这段《自述》，能不感动吗？“我刚到，未发言，
内心想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
饭店。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
也睡不着。”（失眠者仔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之后）“把主席的四句话，反复
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我
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
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这就使人想到，整整20
年之后，“这一票”又是相当重要的。
彭总的老战友、老部下所写的怀念文章，不约而同多用这一类的标题：
“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神威不灭，浩气长存”，“忠心耿耿，铁骨
挣挣”，“英雄气魄垂千古，国际精神召万民”……这自然是他们几十年的
亲身感受和发自内心的由衷赞美。
可是，庐山会议却说彭总同毛主席的关系三七开（三分合作，七分对抗），
说他执行了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自述》对后者有如实的说明。1930 年传
达立三路线，命令打武昌。彭总精通军事：“前有坚城，后无退路，侧长江，
背南湖。”真要打，“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因此拒不执行。后来“妥协”一
下：割据鄂南6 县，打开岳州。7 月，何键派3 个旅进攻平江，三军团以
8000 人对3 万之敌，3 天打4 仗，追歼溃敌，迅雷不及掩耳攻占长沙。“这
在军事史上是不多的。”然而彭总却作了检讨：“由于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
胜利，对于立三路线，也起了支援作用。”8 月，成立一方面军的会议上，
经过讨论，总前委决定第二次打长沙。当时三军团半年内扩大了6 倍，连
续作战，没有休整。彭总说：“我未发言。从三军团本身来说，迫切需要短
期整训。”结果围攻长沙月余未下，后来经过毛泽东、朱德的说服，才撤出
战斗，佯攻南昌，巧夺吉安。对此，彭总是坚决拥护和执行的。他是一个
谦逊的人，从不掩饰自己的过失。在第四次反“围剿”前后，由于执行了
当时中央领导的打赣州等错误命令，《自述》中有深刻的检讨。他是一个刚
直不阿的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尤其遇到重大关键问题，决不计较个
人得失而率直陈言。第五次反“围剿”前后，他已逐渐认识到王明路线的
错误，从军事到政治，有过一系列抵制，而且每次都是直接给当时的中央
领导人打电报，其间还写过长信，只是从未得到过答复。彭总被人看做是
张飞，他也以此自诩，有时不免脾气暴躁一些。打仗的人，谁没有个脾气？
由于不断唱反调，他被撤掉军委副主席职务。形势越来越严重，对比以前
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彭总对当时中央的错误看得更加清楚了。1934 年春广
昌战役时，中央领导人亲自到前线督战，强迫三军团打阵地战，固守广昌，
遭到惨重损失。在指挥所里，面对面争执，彭总“大胆地准备个人的不幸”，
历数指挥的错误，指着鼻子痛斥他们“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意卖爷因
心不痛”。请看帕述）中正气凛然的记述：“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
里，准备随他（李德）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
无所顾虑了。”
抗日战争初期，彭总是否执行了王明路线呢？请看《自述》：“至于‘一
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条，原来思想上就没有准备实行。在当时，我们想，
在日军占领区，蒋介石是去不了的，也管不着我们，一切还是照毛主席的
独立自主方针办。到1938 年秋六中全会时，八路军已发展到25 万人，成
立了许多暂编、新编、教导旅。这些从未通过国民党，如要通过它，一个
也不会准。”
从长征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许多重大历史关节，彭总起
过什么作用，众所周知，无庸赘述。所有这些，《自述》都有记载。但也有
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例如 1939 年冬彭总过西安，在程潜（时任国民党军
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处当面大骂何绍南：“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
抓了你公审！”何未敢再去，绥德从此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他还对程
说：“今天谁要反共，他先放第一枪，我们立即放第二枪，这就叫做礼尚往
来，还要放第三枪。”1940 年第一次反磨擦战役，全歼朱怀冰两个师。当时
处境严重，彭总来不及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了中央，得到了认可。”又如，
1947 年3 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敌我兵力十比一，这时是彭总自动请缨
的。
彭老总自幼没有读过多少书，在旧军队中靠自学提高了文化。在江西时，
他曾觉得自己理论知识不够，颇有点“自卑感”。从童年起，他认识社会，
体会人事，都是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来的。他的志向、思想、感情也大都
不是从书本中来的。也许由于这些原故，他似乎很不习惯，更不善于为自
己辩护。这可举长征时的会理会议为证。由于林彪想要改变军事领导的一
封信，会议对彭总发生了误会。彭总并不知道写信之事。虽然“当时听了
也有些难过”，“我就没有申明……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庐山会议又
重提此事。因此，《自述》总结了这种不爱申辩的教训：“在这24年中，主
席大概讲过4 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
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
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像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
是我不对。”这是一个多么纯朴、多么过分自洁的人啊！
直到庐山会议，尽管种种诬蔑、斥责、非难铺天盖地而来，彭总仍然是
照顾大局，不愿多作申辩。其实，大跃进时的种种问题，他早有察觉，部
队中反映的有关材料，都及时给毛泽东送去。1958 年12 月，武昌会议公布
粮产7500 亿斤，他有所怀疑。随后到湖南视察，到了自己的家乡，情况更
加清楚。他担心群众饿肚子，立即给中央打电报，认为不能征购1200 亿斤，
只能900 亿斤。会议初期，在小组七次发言，想找毛泽东面谈未果，才亲
自口述笔改写了那封有名的信。通观彭总一生言行、性格和为人，不难了
解，这完全是一件自然而正常之事，何况信中还肯定了大跃进的“伟大成
绩”。《自述》最后这一段话，真是令人不忍卒读：“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
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
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惟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
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
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8 月下旬至9 月上旬），
这种现象尤为严重。”有一次：“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
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
“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30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我
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同所谓“野心家”是诬蔑之词一样，所谓“伪君子”，主要是对彭老总
出名的生活俭朴、厌恶奢侈的一种故意颠倒黑白的诬蔑。彭总的童年和少
年，是在讨米、饿饭、砍柴、挖煤、当堤工这样苦难的生活中过来的。他
的一个弟弟是活活饿死的。大年初二，祖母要带着三个小孙子出去讨米，“我
立在门限上，我不愿去，讨米受人欺侮。祖母说，不去怎么办！昨天我要
去，你又不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寒风凛冽，雪
花横飘，她，年过七十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我
三弟还不到四岁），拄着根子，一步一扭地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
那样难过”。写这些“交代材料”时，写到伤心的时候，我们威震寰宇的统
帅，常常写哭了，眼泪打湿了纸张。“他们走远了，我拿着柴刀上山去砍柴，
卖了十文钱，兑了一小包盐。砍柴时发现枯树兜上一大堆寒菌，捡回来煮
了一锅，我和父亲、伯祖父先吃了一些。祖母他们黄昏才回来，讨了一袋
饭，还有三升米。祖母把饭倒在菌汤内，叫伯祖、父亲和我吃。我不肯吃，
祖母哭了，说：‘讨回来的饭，你又不吃，有吃大家活，没有吃的就死在一
起吧！”’“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在
我的生活中，这样的伤心遭遇，何止几百次！”
彭总一生不忘本，一生关心、热爱劳动人民，始终保持最朴素的阶级感
情，尤其严格要求自己，这同他童年的苦难生活分不开。“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
在庐山时，彭总说过，他一生不保留笔记与文字材料。可是他却为后代
保留了这样一本《自述》。彭总很喜欢《离骚》中的两句：“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与《自述》相距两千多年，内容与价值自
然不同；但两位作者的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志洁行廉，为后人之楷模，
可与日月争光，则是相同的。这本《自述》应当向每一个青年、每一个共
产党员推荐；这是一部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人的教科书。
1982 年2 月
（原载1982 年《人民日报》）
附录二：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
——我认识的黄克诚
第一次见到黄克诚，是1948 年3 月在东北局平分土地运动的总结会上，
那时我刚从热河调来。哈尔滨是后方，大家衣着都比较整洁，不那么土气
了，只有黄穿一身枯黄色旧军装，特别显眼。至今留在记忆中的是会上他
同凯丰的激烈争论。高岗去了热河半年，这段时期由凯丰主持，许多地方
执行政策“左”，“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侵犯了中农，杀人也过多。黄的
纯粹湘南土音，我是每句都听得清楚的，有一句话记得最清楚，他最后站
起来，声色俱厉地说：“左”得跟江西差不多，这种严重错误，是被战争的
胜利掩盖了。
会开完后，黄即调到热河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这是一个艰苦地区，我
原在该区任报社社长。后来南下时听报社的同志说，黄一到热河，处事雷
厉风行，如干部一律吃大灶，分局负责同志只有个别有肠胃病的例外。报
社班子随黄进天津，后又南下湖南。在湖南3 年中，我先后主持报社和省
委宣传部的工作，省委的大小会议始终参加，还常去黄的家中，同他逐渐
无话不谈。在湖南，大家亲切地叫做“黄老”，他时年不到五十，大概由于
高度近视，人又显得苍老，这个称号沿用已久。我人党之后，经过抗战前
后地下党时期，延安6 年，热河东北4 年，以及在湖南这3 年，上下级和
工作关系中，熟识的老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不在少数；但敢于没遮拦，
随便交心，明明知道对方不会同意，也敢于表达、敢于坚持己见的，黄老
是头一个。大家知道，多年来风风雨雨，同顶头上司建立这种信任，多么
不易！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到？不摆架子，平易近人，为人耿直等，这种优
点，不少老同志都具备，但光有这些，还不一定能建立上述这种关系。同
窗老友见了面，往往可以随便交谈，不怕走火；但上下级之间，总是戒心
多一些。一同黄老接近，就使人从骨子里感到，他是一点领导气、官气（俗
话叫“首长架子”）都没有的，是一个从思想作风到生活小节，在待人接物
上，非常随便随和，真正平等待人，也从不掩饰自己观点的人。他身上既
没有农民习气，也没有知识分子习气和军队干部习气，是一个什么“气”
都没有的人。在他面前，百无禁忌，使你敢于直言，敢于顶撞。
湖南刚解放，是新区，报纸的作用大，天天有社论，社会重视，群众关
心，那时还有民主党派的报纸。朝鲜战争爆发时，群众关心国际形势，疑
问极多，尤其害怕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对此报纸不能缄默不言，尤其对同
行还有个舆论导向问题。可是，按照惯例，地方报纸对国际形势无发言权。
鉴于广大读者的迫切需要，不及等待中央报纸的声音，我接连发表了许多
篇由自己执笔的社论和评论，这也同平时省委对我的信任和放手有关。但
关于三次大战等问题，我同省委领导也同黄老发生了很大争论。于是，只
好向中央请示。中央宣传部随即回电：同意报社的做法。记得黄老将回电
给我看时，笑着向我说：李锐，你胜利了。还有一回，在他家里，谈起我
军刚到东北时的困难形势。他率领三万五千华中部队，长途跋涉，历时两
月，出山海关到辽西时，部队已非常疲惫，还有减员，不休整无以作战。
关于当时东北的战略方针，他认为必先建根据地，站稳脚跟，作长期准备，
不能急于求成；没有巩固的后方，不能作战。他将这些看法和当时困难情
况，两次电告中央，同当时林彪、高岗等人意见不谋而合。于是就议论到
高岗其人。根据自己在热河和哈尔滨时（住在高的家中），同高密切接触中
的印象，我谈起高的严重缺点，其中一条是用人有亲疏、有小圈子。黄虽
不以为.然，但也并不介意于我。刚到湖南时，省委内部人事关系，有过个
别不协调之事。由于黄老威信高，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在学生时代，我虽然读工科，但对历史一直有兴趣。在延安经过整风抢
救，很想多了解些党内斗争的历史情况。于是同黄老的谈话中，常问及这
方面的问题，如“AB团”到底怎么回事。还问过这样的问题：在江西反“围
剿”时，毛主席威信高，为什么王明路线一来，夺了他的权，中央高层中
无人挺身支持他？黄谈到党内“左”的病根很深，大家惯于盲目服从，也
谈到毛的性格脾气以及用人缺点，因此失掉一部分人心。关于用人缺点，《黄
克诚回忆录》（上）有一段这样的记载：有一个原反对毛的一军团的干部何
笃才，下放到三军团黄那个师当宣传科长，何很称赞毛的本事，没有人能
超过。“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到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
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
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
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有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
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使用顺从自己的人，对待不同
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何笃才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
就是因为李会顺从，骗取了信任，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权力。结果，
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李韶九可谓江
西时期的康生，此人采用逼供信，大肆捕人，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因而
激起富田事变，造成大打“AB 团”的错误肃反。
这种记不清次数的漫谈中，黄老谈过他自己一生中的重要经历，说他被
批判为“右倾”、“右倾机会主义”，以及受降职处分等，总不下十来次。这
些情况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较详细的叙述。在过去漫长的战争年代，
由于“左倾”盲动、立三路线，尤其王明路线的长期干扰，同时党有纪律
约束，必须服从上级的形势下，使得人们惯于服从，不敢讲真话。可是，
不论教训有过多少次，吃过多少亏，黄克诚始终是一个一贯敢于讲真话的
人；如果碰上一个不整人的上级，意见不一，他就会争论不已，吵架不休。
早在大革命失败后，黄离开唐生智部，辗转回到家乡湘南永兴县时，特
别支部决定组织暴动，夺取县城。他以为力量过于单薄，主张先发动群众，
准备条件。尽管事实上暴动没能起来，他还是受到严厉批判。这是他第一
次被说成右倾机会主义。那时湘南特委积极推行第一次“左倾”盲动路线，
命令各县大烧大杀，不仅要烧掉县城和土豪劣绅的房屋，还要将沿衡阳至
广东乐昌间大路两侧村庄，统统烧掉。黄不顾县委领导批他右倾机会主义，
还是设法保住了永兴县城，没有烧掉。他的哥哥是老实农民，很不赞成烧
房子，说地主房子为什么不能分给穷人呢？他深知农民群众对乱烧滥杀，
非常反感。从井冈山回来的人说毛泽东也是不赞成烧杀的，这使他对自己
的看法更加坚定，于是将不许烧房子，规定为部队的一条纪律。当时由于
坚决反对乱杀无辜的做法，黄还一再同县委领导唱反调。县委开会批判他
右倾，责令检讨，他拒不认错，于是被撤销县委委员职务，不准他参加党
的会议，只让他带兵守城。
朱、毛在井冈山会师后，湘南5 县共有8000 农民武装撤退到井冈山，
后因环境困难而仓促决定，将这8000 子弟兵编成四路游击队，仍分散回到
敌强我弱的湘南各县去打游击，黄任第二路司令。领导无经验，农民恋故
土，这支初出茅庐的队伍，除开保留少数干部和人员外，很快就被敌人全
部打垮了，并且遭致各县的大屠杀，一片白色恐怖。黄克诚与一个同伴从
永兴孤身出走，浪迹四方，求食宿，找组织。从1928 年10 月到1930 年春，
他从武汉到上海到天津一带，最后又回到上海。其间目睹大革命失败后，
大城市中党组织惨遭破坏的情况，自己饱尝流浪孤独之苦。这一段生活，
使他深深感到敌我力量的悬殊，没有根据地做依托，不能发展武装力量，
革命很难前进，连个人的生存都成问题。最后在上海接上组织关系后，中
央军委派他到红三军团工作。
这时立三路线提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计划，传达到三军
团。黄克诚预感到情况不妙，以为拿现有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无异以卵
击石。于是给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写信，陈述自己的看法。三军团打下平江
之后，讨论下一步的行动，黄再次提出反对攻打大城市的意见、他根据自
己的亲身经历，知道城市决不可能举行暴动，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
他也不赞成暴动夺取长沙的主张，以为只能相机智取。黄的这些意见受到
严厉批评，认为他不宜担任重要领导工作，撤销了原要委他为纵队政治委
员的任命。
1932 年初，苏区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夺取赣州，黄时任三军团一师
政委，为主攻部队。事前他极力反对打赣州。后来赣州久攻未克，伤亡重
大，敌军反攻，始被迫撤围。战役进行中，黄曾数次建议撤退，并批评彭
德怀为“半立三路线”，敌反攻时，未接命令，主动撤走，幸未追究。后来
开会批判，被认为对抗中央路线，还说他一贯右倾，如反对中央的土地政
策，支持打“土围子”扩大苏区（这都是毛泽东的主张）等，黄不服气。
部队过赣江西岸之后，一路行军，一路挨批判，黄也就同批判他的军政治
委员贺昌争吵了一路，拒不作检讨，并表示要同他们争论20 年。这次没有
受处分。这年10 月，开了批判毛泽东的宁都会议之后，三军团随即在广昌
开会，贯彻宁都会议精神。因为黄支持毛的路线，就把他拉出来批判，会
后撤销了他第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
长征途中，黄一直做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四师的政委，突破敌人四道封锁
线，斩关夺隘，浴血奋战，先后两位师长阵亡，一位师长重伤，他几度遇
险，千钧一发，幸免于难。在第二次占领遵义后，他看到主力红军受到如
此重大削弱，再也经不起消耗了，便向领导同志提出：当前保存革命力量
为第一重要，应当尽量避免打硬仗。他还具体谈到有几次战斗，其实是不
必打的。黄的这次谈话，又一次被认为是右倾和缺乏信心的表现，又认为
他已不宜于带兵打仗，调离所在部队，回军团司令部试用。后经他恳求分
配点工作，才任命为司令部侦察科长。在会理会议之后，批判右倾机会主
义时，黄虽已不担任领导工作，由于是“老右倾”，又被当做靶子，被批判
了一通。
红军出了草地之后，从一军团调了几名领导干部到三军团。黄不改好提
意见的秉性，依旧照常向新来的领导提意见，并坚持自己的看法。于是被
认为“狂妄”，“目无组织”，甚至有这种说法：像黄克诚这样的人，年纪大
了（当时他不过三十来岁），又不中用，当个普通战士都不够格，还怕他掉
队，落人敌手以成后患。这说明他当时处在一种相当危险的境地。三军团
多年来在彭德怀言传身教的影响下，不论环境如何变化，始终保持艰苦朴
素本色，上下一致，伙食一律，无人搞特殊化。对新来的领导聚在一起改
善伙食，干部和战士看不惯，难免讲些怪话，加以个别战士有违反纪律的
行为，值此部队极端疲惫和减员之时，新来领导准备审查干部、整顿纪律，
要处理所谓问题严重的人。黄于是又找领导谈：经过千辛万苦，刚走出草
地，有问题应以教育为主，不能再搞这等脱离群众之事。军团领导本来准
备安排黄担任纵队组织部长之职，也因此而告吹了。
在军事行动方面，黄克诚“一贯右倾”；在肃反斗争方面，黄克诚也“一
贯右倾”。中央苏区开始打“AB 团”的肃反运动时，黄时任三军团四师政委。
最初他也盲从过，虽然比较保守、但也肃掉了一些。上边一号召，下边一
哄而起，就是搞逼供信。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对‘AB 团’的存在及其
危害性，对‘阶级决战’的口号和所谓‘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阵营内破坏革
命’的事实，开始一段深信不疑，对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觉地遵
照执行，从而，铸成了遗憾终生的大错，至今回想起来，犹感沉痛不已。
如果要细算历史旧账，仅此一笔，黄克诚颈上这一颗人头是不够抵偿的。
由于这次错误的教训太惨痛了，使我刻骨铭心。毕生难忘。所以，以后凡
是碰到搞肃反、整人之类的政治运动时，我就不肯盲从了。”黄克诚是一个
真正不二过的人。
第三次反“围剿”之前，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 团”运动。
黄时任第三师政委，上边命令抓捕所谓“AB 团”分子，他就拒绝执行了。
可是当时肃反委员会权力太大，三师中还是杀掉了一批干部，其中有不少
是很优秀的干部，如前面提到的何笃才便是。何是湖北人，师范学生，参
加过南昌起义，对一军团的情况很熟悉，黄同他相处中，无所不谈。以后
再要抓人，黄就硬着头皮顶住，坚决不从，还对肃反委员会的人说：你们
要抓的人中，并没有一个地主、富农分子。后来实在顶不住了，就悄悄通
知名单上的人上山躲藏起来，打仗时再下山参加战斗。但最后这些人还是
被找到杀掉了。他为此无限痛心，悲愤地质问肃反委员会，为什么滥杀无
辜？同他们大吵了一通。因此黄也被怀疑是“AB 团”，“托陈取消派”，决定
将他抓起来“审查”。在三军团，黄同彭德怀之间已建立了相互直言的关系，
有时吵了架也相安无事。这对幸亏彭深深信任这位打仗和进言都勇敢的部
下，进行了干预，他才得免于难。但仍然被戴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
帽子，撤掉了他三师政委的职务，分配到军团司令部当秘书。他对彭德怀
的干预从来不知道，彭也从未跟他谈过此事。后来庐山会议上受批判时，
说他支持彭的《意见书》，是为了报救命之恩，他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
1959 年庐山会议8 月1 日常委会后，毛泽东留我们旁听的四个人吃饭时，
就曾问过黄、彭“父子关系”的说法。1931 年12 月，开始纠正肃反“扩大
化”之后，黄才又被起用，任一师政委。一上任就赶上前面谈到的打赣州。
1935 年9 月，长征的红军向陕北作最后的进军。指战员体力消耗很大，
伤病员很多，行军时掉队的人仍一路不断。保卫部门怀疑这些人情绪不振，
会投敌叛变，决定严办。当时黄已降职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对这些同志
实在不忍处理，有一位受过重伤的管理科长，只因过草地时丢掉几名伤兵，
也要交付审判。他就去找上面求情，却遭到了狠狠的训斥，撤掉了他所长
的职务。总结了这些沉痛的教训，抗日战争中他在新四军时，在华中局扩
大会上作报告，谈到审干和锄奸问题，提出了“宁可错放，不可错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