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和中央的正确领导，在华中新四军的战斗岁
月中，黄克诚的处境比过去内战时期大不相同，得以发挥自己的才能，为
苏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他的严格的实事求是精神，遇事多从困难处着
眼的作风，在实践中自有新的发展；他的好提意见并坚持己见的性格，自
然也丝毫没有改变。因此，也发生过同华中局领导意见相左之事。1940 年，
同国民党军韩德勤部的反“磨擦”战役，取得黄桥胜利之后，12 月的曹甸
之战，从政治到军事，黄都是不同意打的，尤其在水网地区攻坚作战，于
我十分不利。后来在打法上，根据历史上的作战经验，黄还作过具体建议，
未被采纳。曹甸战役终于没有打好，他却被认为右倾，撤了第五纵队司令
员职务，保留政治委员职务，司令员由陈毅兼。陈不能到任，实际上黄仍
是一身二任。1941 年夏，日军大“扫荡”，他又同华中局领导发生“保卫盐
城”之争，又被认为不服从指挥，开干部会对他进行批评。他不服，坚持
自己战前所提意见的正确，战役未达预期目的，不是他不服从指挥，而是
上级指挥不当。当时华中局和军部都在盐城，在日军‘扫荡”开始时，他
建议及早撤离，跳出敌包围圈，分散游击，伺机反击。盐城终于未能守住，
仓促撤退，造成损失。他联系上次打曹甸战役，认为两次都是上级处置有
误。由于争论相持不下，黄便电告中央，中央将电报转回华中局，仍争论
不已。虽然意见未变，黄感到这样下去，极不利于团结对敌大局，于是委
屈到底，服从组织决定，在华中局会议和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还向毛主
席发电作了自我批评。事后，他同陈毅交心，终于消除一些误会。1942 年
陈毅总结曹甸战役时，从政治到军事，都承认有不当之处。这以后，黄率
领的新四军第三师，在苏北频繁作战，不断胜利，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
地。日本投降之后，他认为这是我军进军东北的大好时机，不顾饶漱石的
阻挠，他以自己的名义，向中央发了一份一千几百字的长电，陈述对当时
形势的看法，如何在军事上经略华北、山东，收缩华中，调5 万最好10 万
主力出关争取东北。后来中央的方针和实践，证明了这份电报的起草者确
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c
我曾同黄老谈过我在延安被“抢救”，关了一年多监牢的情况。他就谈
到他当年是如何抵制这一运动的。1943 年四五月间，华中局奉中央令开展
“抢救运动”时，黄就建议，要接受打“AB 团”的教训，不要执行，以免
发生逼供信的错误。可是，华中局不能不执行。他没有办法，只好在自己
所属的第七旅，亲自去搞试点。有几个人硬逼时极不正常，抓起来一审讯，
就乱供一气，不着边际了。黄于是立即命令停止“抢救”，将被“抢救”的
人统统释放，做好善后工作；同时立即通知所属部队和管辖地区，一律不
开展“抢救”运动，从而在苏北和三师避免了这场灾难。他的（回忆录）
中，还谈到在华中局汇报审干和“抢救”运动情况时，他如何及时解救了
曾希圣（第七师政委、黄在衡阳第三师范的老同学）的被打成“特务”的
爱人，从而发现“人证”所在的谭震林第二师，每个团都“抢救”了百把
人。于是，饶漱石同意黄的建议，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
1952 年春，得知即将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就以在大学学工科为由，
向省委坚决要求转业到工业系统。自己在宣传和新闻工作岗位十来年，深
感坐而论道，眼高手低的空疏之病，应当去做点实际工作了。可是，我是
本地人，省委以为我应留在湖南，黄老甚至认为我应向理论方面发展。后
来他自己也奉命调中央，最后省委才同意我的要求。到北京后，同黄老仍
保持来往，每年总要去看望他两三次，同他漫谈，获得教益。在水电总局
创业之初，为争取部队的转业干部，向他求过援。黄河规划酝酿三门峡方
案时，他曾表示过怀疑。1958 年1 月，参加中央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后，
回来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特去黄老家，告诉他我的意外遭遇（三峡问题
采纳了我的意见，毛主席命我当他的兼职秘书），自己非常不安，怕以后出
事。记得调离湖南时，黄老曾告诉我：发言权不要太高。我还向他反映了
胡乔木的一种看法，毛主席这时有一种类似抗战初期的兴奋心态。大跃进
期间，忙得团团转，同黄老很少接触。1959 年庐山会议之前，我从西南各
省转到长沙时，同周小舟有过一次长谈，交换对大跃进各种问题的看法。
小舟告诉我，黄老3 月间来过湖南，到浏阳等地看过小高炉炼铁，认为这
样炼铁，浪费资源，劳民伤财，太不划算了；这种不讲经济不讲科学的蠢
做法，是得不偿失的。他肯定湖南没有强迫推广密植做得对，粮打得多一
些，不像湖北、广东，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饿肚子。小舟还告诉我，北戴河
会议时，通过了全国搞人民公社的决议后，黄老曾向他谈过（在座有陶铸、
王任重等），人民公社挂个牌子算了。黄老这次走了几个省，深深感到，到
下面了解真实情况，已很困难。3 月2 日，他在邵阳对陪同他的地委正副书
记和军分区政委，讲了这样一段话：“近年来，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干部中，
有一种反常现象，不敢说真话；说真话的受压制打击，看风说假话的反被
提拔重用。有些假话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瞎指挥，下面怕戴‘右倾’帽
子，就大放‘卫星’，讲粮食亩产几万斤，一个县讲生产钢铁多少万吨。”
他最后说：“我见到什么问题，喜欢一吐为快，敢讲真话，实事求是。正面
的意见，反面的意见我都听，不主观武断，不无理压服别人。”《湖南党史
月刊》1988 年第1 期）
1959 年庐山会议，黄老是7 月17 日上山的。这时彭德怀的《意见书》
已经印发。18 日一早，周小舟、周惠和我去看望他。我们都谈到，在小组
会上还有不能多谈缺点的压力。黄说，在书记处的会议上他也讲过，我黄
克诚总还算一个敢讲点真话的人，但现在也不好讲了。谈到彭总的信，黄
说粗看了一下，有漏洞，有问题，还有刺；按照实际情况，缺点还可以说
得更重一些，但这话不能对彭说。他明明知道会议对大跃进的看法，还有
分歧；他尤其清楚毛、彭之间存在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有些老疙瘩一直没
有解开；他也知道这时要他上山来，自有特殊原因；但他还是在19 日的小
组会讲了真话，以支持彭的意见。他大谈大跃进中的缺点，说有缺点不可
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当时河南最早放炼铁“卫星”，中央工交工作部
副部长高扬去调查，向中央报告了真实情况，河南省委大为光火。他说，
这就是报喜高兴，报忧就不愉快。他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他的发言：毛主席
讲过开动脑筋，放下包袱，缺点不讲，总是个包袱。
关于庐山会议的情况，其中彭、黄、张、周和我这个“追随者”的详情，
我已如实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交代。这里只重提两件事。一是7 月
23 日毛主席批彭讲话后，当天晚上，我思想不通，去找周小舟、周惠交谈，
这已是很不应当的了。不幸的是，周小舟硬要再去找黄老一谈，我说了这
样担心的话，“人家会说我们还有小组织活动”，也未能阻止住，黄老只好
同意我们去。黄一直劝导我们，有意见可以再去找毛主席谈清楚。小舟和
我仍激动，小舟说了“斯大林晚年”的比喻。此事最后被捅开，当然更是
火上加油，定案成“反党集团”。弄成这个局面，23 日夜之事有很大关系，
至今仍感到内疚无已。二是，我们三个人（我与二周）几次作检讨写交代，
关于黄老，我们都无一字一句贬语，都是实事求是地讲他为人处世的长处，
尤其民主作风好，对干部宽厚，以及我们对他的敬重等。这是至今感到的
一种宽慰。庐山会议最后阶段，迫于形势，必须维护党的总路线，维护党
的团结一致，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威信，彭德怀、黄克诚和张闻天只能
“缴械投降”，“要什么给什么”，把一切都兜揽起来。他们做这种违心之事，
当然痛苦万分。那又有什么法子呢，这是历史铸成的。黄老后来对他的儿
女说过，庐山会议后期，他还是违心地认了账，虽说这是万不得已，出于
服从决定、服从上级的惯性，但总觉得自己讲了不实事求是的话，心中一
直耿耿。正由于这个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写检讨交代时，他就变得
更加“顽固不化”了。这里我想附带说一下黄老的家风，他是怎样教育四
个儿女的。他的“家训”有：“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我的
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是没有什么后门可走的。”“你们要学革命，
不要学世故。千万不可不学革命，却把世故学会了。”《新观察》1987 年第
15 期）这四个儿女我都认识，且小有往来，他们作风朴实，都是“寻常百
姓”，都有“乃父之风”。
1979 年初回到北京恢复工作后，仍然同50年代一样，每年总要去看望
黄老几次，回忆旧事，评论人物，更多的是议论形势，关心国家大局。有
时仍然免不了争论，乃至相持不下。1980 年尾讨论《历史决议》前后，我
们也谈过毛主席的功过评价问题，对我教益很大。他的《回忆录》关于这
个问题有一篇附录，从历史上许多重大关节之处，来阐述毛泽东无可替代
的功勋；说明没有毛泽东的领导，就不可能诞生一个新中国。他也实事求
是地谈到毛晚年的错误，但反对以轻薄的态度、感情用事的态度来评价。
最后从古往今来的历史出发，得出结论；必须捍卫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
是我们的精神武器。这篇文章发表后，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正确地认识毛泽
东的一生及其功过，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1986 年黄老病重时，我几次去医院看望。最后病危时，他反对再进行
抢救人为毫无意义，要拔掉身上那些管子，经过医护人员保护才止住。1979
年回到北京第一次去看他时，他就谈到彭老总去世前的种种惨状，这时他
不免又想起彭老总来，说自己也不料能活到84 岁。病危时我去过医院两次，
已只能隔窗探视，病床周围架满各种医疗器械，不得近前。医生说：独心
脏坚强，尚能搏动。隔约半月，12 月28 日正午，电话中得知噩耗，赶到医
院，人病室，始见瘦削面容，在遗体前久久仁立，不禁悲从中来；近40 年
来可以交心的人，从兹永诀！
这天晚上，久久不能人睡，吟得八句，以寄哀思，并在《人民日报》刊
出：
可以交心人永诀，难于握管我伤情。
忘年道谊兼师友，忆昔狂潮共醉醒。
九畹贞风当世仰，一身正气有公评。
更聆教诲今无及，时下何堪失直声。
几年来，一直想写篇文章怀念黄老，来稍稍说明诗中的意思。今年是黄
老90 岁诞辰，不能再拖了。上面所写的这些琐琐碎碎，也只是主要从讲真
话这个侧面，来介绍黄克诚这个不是凤毛麟角，也是难于遇见的真正共产
党人、真正的人。不讲真话，听不到真话，我们曾经付出过多么巨大的代
价；大家都知道，其原因主要在我们一直缺乏应有的民主生活。如果今后
能够做到，大家都愿意都能够讲真话了，相信我们的黄老定会含笑九泉。
1992 年10 月下旬
（原载1992 年12 月25 日《文汇报》）
附录三：重读张闻天的《庐山发言》
去年9 月刘英同志来信说，“闻天同志含冤去世已经8 年多了。明年是
他的85 周年诞辰，有关方面计划为他出版一本纪念文集。你和闻天同志在
庐山受难，很希望你能写一篇文章”。不久前，《张闻天选集）编辑工作小
组将《选集》文章送了一套与我，其中就有张闻天在庐山的那篇有名的长
篇发言。重读之后，一方面引起往事的回忆，另一方面更加深了对张闻天
的敬重。
大家知道，1959 年庐山会议的后期，批判彭、黄、张、周“右倾机会
主义反党集团”时，张闻天被目为“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的“副帅”，受
冲击也是极为严重的。攻击的靶子就是这篇讲了三个小时的《发言》。此时
此刻，张闻天为什么要作这样一个长篇的发言呢？
庐山会议的前期是所谓“神仙会”，原来只准备开十几天，产生一个会
议的《纪要》就结束的。会议的基本精神是毛泽东对当时形势估计的三句
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大家主循刘少奇的两句话：“成绩
讲够，缺点讲透。”各抒己见，有的讲成绩多些或者大话还多些，有的着重
讲了缺点或面临的困难。总之，无甚拘束，开始确有点像“神仙会”的味
道：白天开会游山，晚上散步跳舞。大概在7 月15 日左右，《纪要》草稿
和彭总的信印发之后，形势就向紧张方面变化了。这时，有些同志认为刮
“共产风”等问题已作过检查，正在改正，就不大再愿意多谈、多听缺点，
怕因此“泄气”，今后难以维持继续大跃进的局面。有些同志则感觉还有一
种“压力”，即难以将缺点讲透，认为不把事实和后果摆清楚，找出其根源，
认真总结好经验教训，就不利于今后的工作。多数人的观点比较持中，都
急着下山抓工作。大概在1958 年北戴河会议决定钢翻一番之后，张闻天就
密切注意大跃进发展的形势了。外交部机关炼钢，由于没有原料，他就下
令停止。1959 年3 月在两广参观时，他作了很多调查研究，注意到劳动力
和运输的紧张，许多小高炉并未点火，也还遇到浮夸以及粮食和副食短缺
的情况。在庐山会议前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他一再陈述自己的意见，认
为在宣传中要承认缺点和错误。他同彭德怀在会前和会议期间（他们住处
靠近）有过接触，许多观点相似，“意气相投”。他还找计委和财贸部门的
负责同志了解情况，也找地方的负责同志如周小舟等交谈。他对大跃进有
一套看法，确是忧心忡忡的。彭德怀的信印发之后，有一天在田家英的住
处，我们一伙谈得来的人聚到一起（有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吴冷西
和我，还有陈伯达），正谈论信的内容时，张闻天进来了，同我们一起议论
起来。记得我还开过一句玩笑，说我们这是“低调俱乐部”（所幸者，这个
如追究其名称出典就不得了的玩笑，在批斗高潮时未揭发、坦白出来）。乔
木马上接着说：不是，不是，我们这是马克思主义俱乐部。这个细节可以
说明我们之间谈话的倾向。这是在庐山会议时，我同张闻天主要的一次接
触，因为我们没有编在一个小组。
我没有在张闻天直接领导下工作过。1948 年2 月，我从热河调到哈尔
滨，在东北局工作。5 月间，张闻天离开合江到东北局任常委兼组织部长。
我曾列名于他所领导的巡视团为巡视员，但一直没有参加具体工作，只是
在列席东北局的会议时常听他的发言。这个期间，张闻天着意研究经济问
题，曾对东北各种经济成分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过多次细致的调查，常率领
巡视组深人基层，用了很大精力研究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方针。1948 年
8 月，他受东北局委托，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作了总结，接着又为东北局
写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科学地分析了当时
东北存在的5 种经济成分（国营、合作化、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
和小商品）及其相互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党对经济建设应该采取的方针路
线。应当指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能作出如此全面系统分析的文件，《提纲》
在当时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其中的许多思想被吸
收到1949 年3 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文件中。到1949 年7 月这个期间，
张闻天还先后就供销合作社的方针、土改后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对待私
人资本主义政策等问题，向中央和东北局写了四个文件。其中允许少数新
富农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等意见，曾受到过非难，但他并没有轻易放
弃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1954 年电力代表团到苏联参观时，他在大使
馆接见过刘澜波和找，那天见到李德伦来使馆，知道他当时在学点音乐，
因此使我产生了一种他在苏联时颇有“闲情”的感觉。在庐山会议前期，
毛主席同我们几个人的一次谈话中，谈到遵义会议召开前，先将张闻天、
王稼祥争取过来的故事，还说到派张到苏联当大使，来不及事先征求他的
意见之事。这就使我证实了当年的这种感觉：张闻天还是想在国内做事的，
而且仍然对经济有执著的兴趣。1956 年反急躁冒进后，他就在驻外使馆谈
过，国内有冒进，供应紧张，原材料不足，盲目追求高速度，是主观主义，
忘记了国家还很落后。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准讲反冒进是有抵触情绪
的。因此，他在庐山作长篇发言，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大跃进提出全
面的看法，是很自然的事情，是题中应有之义。他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实际
情况，又有经济理论修养，因而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站得高，看得远。何
况他是过来人，过去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按照他后来检讨时说的，
对“左”的东西特别敏感。他又是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在这样重要的
历史关键时刻，有责任向党中央阐明自己的看法。
这个长篇《发言》是7 月21 日在华东小组会作的（组长是柯庆施），距
离毛泽东7 月23 日作反有报告，只有两天。这时对《纪要》特别是对彭德
怀的信，非难已经很多，如说这封信的矛头是“针对主席”的，“小资产阶
级狂热性就是‘左倾’路线错误了”，“路线错误那就要更换领导了”，种种
说法都在传开，形势已经比较紧张。正是在这样严重的时刻，张闻天作为
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以鲜明的态度，确凿的事实，科学的语言；冒险
犯难，极言直谏，完全支持已经遭到非难的《纪要》和彭的信，作了长达3
个小时的发言。后来批斗他时，说他的发言对彭的信作了“全面的系统的
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小组会的发言，
《简报》中一般只刊要点。7 月23 日之后，这个“副帅”的《发言》记录
稿就全文印发下来。批判时有人统计：全文8000 多字，而成绩只有270 余
字；用了39 个“但”字（“‘但’字以前虚晃一枪，以后便大做缺点的文章”），
13 个“比例失调”，12个“生产紧张”，108 个“很大损失（或损失）”，以
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
《纪要》讲了大跃进三个方面的缺点，即比例失调、“共产风”，虚报浮
夸和强迫命令，但没有对这些缺点展开论述。《发言》说是对《纪要》所谈
缺点补充一些意见，实际是对大跃进作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对
暴露出来的严重缺点，引起的严重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作了系统
的论述；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三种所有制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等
根本问题，作了理论的探讨；最后归结到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
当时讨论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意见，即前述多谈缺点，就会泄气，会打
击群众的积极性。《发言》针锋相对地说，缺点定要讲透。缺点要经常讲，
印象才会深刻。我们那时犯盲动主义，毛主席就经常讲，所以对缺点要采
取郑重的态度，不要采取轻描淡写的态度。马列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
现在我们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增产数字报了那么多，实际上没有
那么多。马克思说过，革命时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要正视这些蠢事。
《发言》指出，关于缺点的原因可以讲得具体一些：比例失调是指标过
高，求成过急；“共产风”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两个问题；虚报浮夸、
强迫命令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所致，否则就扣‘怀疑派”、“观潮派”
等帽子。讲缺点，还应讲具体后果，这样才能取得经验，针对后果提出纠
正办法。如钢铁指标太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造成全面紧张和比例
失调；基建战线太长，“三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做法，浪费太
大，工程质量也差；新增工人太多，招2000 多万，人浮于事；企业产品不
成套，任务朝今夕改，不能实现价值；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产品
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等等。从而造成大量资金和
物资浪费、积压，市场供应紧张，物资储备减少，财政结余用光，外贸出
口不能完成等恶果。“全民炼钢”不单赔了50个亿，最大问题还在9000 万
人盲目上山，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丰产也不能丰收。什么事都提倡全民，
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
关于公共食堂问题，当时议论甚多，河南认为食堂有8 大好处，全省没
一个垮的。大多数人还是要保食堂，以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
的标志。报纸上曾大批“资产阶级法权”，批按劳取酬。《发言》建议取消
“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照顾少数丧失劳动力的人。明确提出：
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
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
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社会主义要贯彻按劳分配，就要强调保
护消费品个人所有权，这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对于穷和富的观念
要慢慢改变。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
由于劳动好。这样的富对个人好，对国家更好，它是应该的，光荣的。由
于不爱劳动，好吃懒做而生活穷苦，是活该，是可耻的。《发言》还精辟地
谈到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宣传问题：共产主义风格。为集体牺
牲个人的思想，这些可以宣传，可以用来要求少数人、先锋队、先进分于，
但是不能当做制定现行政策的根据。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
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
关于产生缺点的原因，《发言》同意《纪要》说的，主要是由于缺乏经
验。但不能以此为满足，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和作风上去找原因，这
样才有利于总结教训，避免今后重犯错误。这也是这篇发言的主旨所在。
关于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发言》专门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讲到主观和
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是对的，但强调过了头，以
致不顾实际可能性，这就成了主观主义。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
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从主观主义进而谈到政
治与经济的关系，领导经济光政治挂帅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有的人公然违反客
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账，只要算政治账。这是不行的。今天总结
经验，尤应该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
综合平衡的问题，当时也是很有争论的，有的人以“平衡是相对的，不
平衡是绝对的”这一法则，为大跃进出现的严重失调辩护，甚至认为就是
要冲破平衡，不平衡是好事。《纪要》中“综合平衡”一节是我参加起草的，
内中有四句话：“统筹安排，供需协调，瞻前顾后，合理布局。”记得因字
数所限，没有展开讲透。《发言》明确地说，经济建设就是要找出相对平衡，
利用相对平衡，按照相对平衡办事。我们利用相对平衡制定经济计划，要
使之大体是个平衡的计划。遇到某一方面被突破，便要做到及时平衡，这
就是积极平衡。还建议在《纪要》草稿中加一条“经济核算”。任何产品，
都要讲成本；要算账，这跟“算账派”是两回事。用毛主席的话，经济工
作要越做越细，就是要精打细算。不算账，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有
一个时期，我们的建设有不计成本、破釜沉舟的偏向，说是要算“政治账”。
其实，“政治账”同“经济账”是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我们的国
家还是一穷二白，资金有限，必须根据节约原则，严格控制资金使用，最
合理地使用每一块钱。毛主席提出要大家学政治经济学。领导经济建设，
不懂或不熟悉经济规律是不行的。中国的经济建设有其特殊性，但是有关
的普遍规津仍然起作用，问题在于两者相结合。政治经济学，不仅高级干
部要学，广大干部也要学。
大跃进时期，不按科学精神办的事太多，报纸上放肆地报道，随便吹牛，
放卫星，超外国，引起很大的混乱，国外影响也不好。庐山会议前夕，在
外交部的务虚会上，张闻天就讲过不要吹，说有些东西我们自己认为是正
确的，但究竟正确与否，还有待实践证明。因此，《发言》强调，必须学习
科学技术知识。许多东西我们缺乏常识。不能随便把原有的东西推翻，更
不能随便吹牛。生产技术措施没有科学根据，光用土办法蛮于不行，蛮于
是要死人的。对于已有的科学成果要重视。“一切经过试验”，试验确实成
功了，再推广不迟。但实验室里成功了的，还不等于在生产中也已成功。
赶超世界水平之类的话，要谨慎，的确比人家高明再讲也不迟，而且以自
己不讲、让人家替我们讲为有利。他觉得当时我国的国际威信已经受到影
响。
《发言》针对性极强，如此明快而尖锐，几乎毫无顾忌。最后谈到根本
关键还在党内民主作风问题时，尤其如此。庐山会议之前两个月，4 月上海
会议时，毛泽东曾提倡海瑞精神，鼓励大家讲话；说不敢提不同意见，无
非是怕撤职，怕开除党籍，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等等。在小组会上，
张闻天也曾谈过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问题。《发言》中这一段话，今天读
来也是有现实意义的：“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
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
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
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
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发言》还特别欣赏《纪要》草稿
中这一段话：“必须在全党干部中间提倡说老实话，提倡实事求是的讨论。
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一时可能有参差不齐，只要大家在实际行动中遵守纪
律，那么这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允许的。应该通过真正同志式的交换意
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断办法，不要随便扣帽子。”《发言》
说：“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
讲共产党光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
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
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
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
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于也来得及。
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
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
样，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
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
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
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
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
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这段话讲得多么好啊！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每一个干部尤其
是领导干部，要永远记住这段话的精神。当年张闻天赤胆忠心、不顾个人
安危的这种精神，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发言》的最后，才提到彭德怀的信，认为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
验，本意是很好的。针对有些人对信中某些措词的挑剔，《发言》为之辩解。
特别是关于最敏感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提法，为最受攻击之处，就是
赞成彭德怀的信的精神的人，也都不敢表示同意这个说法。惟有张闻天一
个人是这样说的：“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
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7 月23 日之后，硝烟滚滚，风云突变。在7 月 24 日的小组会上，张闻
天还是坦然的，发言仍旧从容不迫，讲出心里的话：“我没有经验，是从旁
看的，与整个群众联系不够。同时，觉得你们不大愿意听，我们要讲缺点，
你们要讲成绩，这主要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大家把不同的看法，不同的
意见，经常讲出来；经过争论，认识一致了，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会开
得很有味道。现在顾虑的人还是不少的。彭总写了一封信，引起大家争论，
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不怕扣帽子，不乱扣帽子，不怕争论，有话就讲，
大家认识一致了，没有负担了，这就是心情舒畅。有什么讲什么，就没有
什么紧张了。我有时也想，不关我的事，我讲不讲，我是搞外交工作的，
讲了以后还有些后悔，我何必讲呢！紧张状态的确是存在的，养成民主作
风很重要。这里都是负责同志，下面更严重些。”
就在他的《发言》被当做靶子印发的当天，我们还有过一次偶然的接触，
他问我发言稿看了没有？我说看了，那些缺点都是存在的。在当时的情况
下，也不便于再谈什么了。
7 月23 日之后的一两天，张闻天同彭德怀碰面时，他们还相互谈到：
讲缺点竟如此危险。我们总结经验，人家扣帽子。在后来的“检讨”中，
张闻天交代，他与彭议论的要害，是关于领导作风问题，如何避免一言堂
问题。如果只好听好消息，就必然助长下面报喜不报忧，因而容易受蒙蔽，
容易头脑发热，也容易骄傲。他们还从南宁会议后个人威信的发展，谈到
树立集体威信的重要，以及应防止损害集体领导原则的事情发生。
批斗升级之后，“不仅对事，还要对人”。8月2 日，毛泽东《给张闻天
的信》印发了。张闻天希望不扣帽子，不乱扣帽子，然而，千钧重帽扣下
了：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发言》被指责为：“安的是什么主意？
那样四方八面，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张闻天被认为“旧
病复发”，遭到尖刻的讽刺与奚落。枚乘的《七发》随之印发，害的病与楚
太子相似，这种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右
倾或“左倾”机会主义这类毛病，是有历史和社会原因的，“所从来者至深
远，淹滞永久而不废”。治疗之法，“批判从严”；“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
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
8 月上旬，原来6 个小组并成3 个大组，分头批判彭、黄、张。周等人。
这些“批判从严”之处，就不必多说了。
在后来的“检讨”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张闻天总结了以下
6 条，为“两条路线——总路线和反总路线的斗争”，他说自己从这6 个方
面反了“总路线”：
一。强调发展生产力，即把“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这是把经
济放在第一位，这是“三分政治，七分经济”，而政治也只是为了经济。
二。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物
质生活水平上，进行“和平竞赛”。
三。强调利用物质刺激，即利用工资等级、奖金制等，来刺激劳动人民
和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
四、强调价值规律及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强调一切生产计划都应服从
于经济规律，而不是使经济规律服从于生产计划；强调用经济方法去领导
经济；以及强调经济核算、利润指标等等。
五。在生产管理上，强调厂长、工程师、专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对在生
产中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不断破坏“旧制度。旧规章”；从此也强调了要向
资产阶级管理生产的经验学习，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
六、主张“平衡论”、“按比例论”、“生产渐进论”，反对冒进，反对大
跃进。
总结以上所说，张闻天“检讨”说：“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同党的
总路线针锋相对的路线，其目的是要反对和修改总路线，是要把高速度、
大跃进的总路线改为引导到稳步可靠的路线上来。结果是不要搞群众运动，
取消大跃进。”
当年张闻天写这些“检讨”时，相信他心中是坦然的，当然也是痛苦的，
因为硬要在纸上把自信是正确的东西写成是错误的东西。历史是无情的，
也是公正的，谬误终归谬误，真理终归真理。不是吗，我们的国家现在不
是远比张闻天26 年前的设想更健康地在生活和发展吗！
从上面详细介绍的张闻天的《发言》和“检讨”来看，当然《七发》等
是无的放矢，恰恰相反，楚太于早已“霍然病已”。张闻天如不是早在遵义
会议开始，特别是延安整风期间就将“旧病”治愈，他怎么可能在庐山作
这样一篇精辟的切中时弊的发言呢。我听见杨尚昆谈过，在江西的后期，
张闻天同博古、李德就有争论的，就已经将他挤到政府部门，离开了中央
的核心。现在从公布的文献上已得到证实。这也说明，他在遵义会议上的
转变，不单是毛泽东争取的结果，而是早有自己的觉悟做基础的。遵义会
议之后，他对毛泽东是信服的；在后来历次重大政治关节时，他同毛主席
都是一致的。据说，曾因此遭受过讥讽。当时，张闻天还处在中央负总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