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位置，他这样义正词严地回答：“真理在谁手上，就跟谁走。”据不少同
志回忆，毛泽东当时曾对张闻天作过这样称誉的戏言：“你是一个开明之
君。”但他决不是只求形式地“紧跟”，更不是一味盲从的人。延安整风运
动开始时，接受毛泽东的教导，他深感有深人实际，深入群众，对中国社
会作周密调查的必要，主动要求到基层去。1942 年1 月，他率领调查团到
陕北的神木、府谷、米脂、绥德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对农村、城镇的生
产和社会关系进行全面调查，长达402 天。他亲自主持调查会，长时间地
访问农民、基层干部和各阶层人物；查阅、收集大量有关经济和社会的文
字材料，家谱、碑记都不放过；亲自或指导其他同志共写出19 篇调查报告。
这说明张闻天一旦大彻大悟过来，何等诚恳地向群众学习，并且在以后的
政治生活中一直坚持求真知的科学态度。后来他在延安主持编辑的《参考
资料》，对国民党统治区和国际形势作具体分析，文章质量是很高的，许多
论文是他亲自撰写的。（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些马兰草纸印刷的珍本）东北地
区土改运动中，同其他解放区一样，一度发生过“左”的偏向。1948 年3
月，东北局为此召开过一个月的总结会议，自始至终我都参加了。张闻天
主持的合江地区的土改，基本上没有受这股“左倾”思潮的影响；关于团
结中农，区别地、富，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等，他都为省委写了文件，作了
一系列合乎实际的规定，防止了可能发生的偏向。所以，张闻天在王明路
线统治时期所犯过的“左”的错误，早以自己的言行证明彻底清除了。他
不仅没有再“旧病复发”，而且在党犯新的“左倾”错误时，能够坚决顶住，
明确地。全面地从实际到理论，指出这种错误，分析其原因，提出克服的
办法。可是，历史多么不幸，这顶沉重的“旧病复发”的帽子，直到他去
世之前，一直戴在头上。然而他并没有就此中断对真理的探索，在庐山蒙
冤之后直到十年动乱期间，他还撰写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和文稿。从中可以
看到，他不仅始终坚持真理，不畏横逆，挺身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而且从理论上总结了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在中国建设社
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有过许多真知灼见，同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何其相似。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这种精
神，多么催人奋进，永放光辉。
戊戌政变的第二年，1899 年，被“放归”的黄遵宪，写过一首发感慨
的诗：“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
函中。”表明了一代先驱的自信心。黄遵宪深信，他所赞同的那些维新变法
的主张，虽然一时在高压之下受到了摧残，但是时间终究会证明它是正确
的，20 年之后一定会证明它是正确的。黄遵宪的期望没有落空。20 年后是
1919 年，这一年发生了五四运动，提出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已经大大超
越了戊戌时代那些维新志士的要求了。
张闻天在庐山的《发言》，当时我是从心底里赞同的，觉得他比彭德怀
的信讲得更清楚，而且作了理论的阐述。在当时的气氛下作这样一篇发言，
不仅要有至大至刚的正气，而且要有理论上的自信。他当然是深信自己意
见的正确性的。张闻天在一生的最后时刻，以衰病之身，管制之严，仍奋
笔痛斥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谬论，写出那些研究政治和经济，以及党内
民主生活的战斗檄文，当然也必定是坚定的自信心驱使他写的。现在，历
史的曲折终结了。张闻天的这个《发言》和《选集》中其他文章特别是晚
年所写文章的观点，已经被普遍接受了。这也是在时间过去了20 多年之后，
才被承认其正确性的。现在，两个三中全会的文件比张闻天当年所想的更
是大大前进了。我们的国家在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的指引下，可说正在
经历第二次革命，正在欣欣向荣地向国家现代化的总目标胜利前进。张闻
天在天之灵当会感到欣慰。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正确意见要过20 年才
被接受的事，相信当不致再出现了吧。努力做到这一点，是我们后死者、
后来人的崇高职责。
1985 年6 月
附录四：实事求是，何惜乌纱
——怀念周小舟
小舟于1966 年12 月26 日在广州含冤辞世，至今整整15 年了。
为查勘五强溪工程，1979 年初秋到长沙，我去过小舟旧居。当时一阵
莫名的寂寞之感袭来：蓉国已是花千树，不见周郎谈笑声。1949 年南下湖
南时，我与小舟在开封初会。大概由于是同乡，年岁、经历相差不远（他
比我大五岁，“一二.九”以前人党），共同熟人不少，好尚又多相似，因而
一见如故。湖南有句俗话：“长沙里手湘潭票。”“票”字含义不易说清，硬
要翻译，假、大、空近似，即善耍嘴皮的漂浮人物。小舟是湘潭人，跟“票”
恰相对立，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之后约一年半时间，正副职的工作关系，
我们朝夕相处，意气相投，凡事直来直去，建立了友谊和某种交心关系。
20 年后的寂寞之感，勾引起大跃进年代的往事：独自徘徊谁共语？到乡翻
似烂柯人。大跃进尤其庐山会议这一段史实，最能说明小舟的为人。
1959 年柘溪开工，5、6 月间，我从四川、贵州、广西转到湖南。小舟
约我到家中长谈。他正下乡一个月归来，丰富了第一手资料，在省委常委
会上提出农民积极性、公社供给制、大队核算、公共食堂、粮食与钢铁指
标以及劳动生产率等10 多个问题。关于大跃进一年来的看法，我们毫无忌
讳，交换见闻，观点一致。虽是忧心忡忡，仍然谈笑风生。小舟是一个平
易而谦虚的人，并不固执己见，尤不愿谈自己。从追悼会的悼文中，才知
道1956 年毛泽东到湖南，见到大好形势，曾夸奖过他：“你已经不是‘小
舟’了，你成了承载几千万人的大船了。”这夜的长谈，他却禁不住谈到他
的“先见之明”。他说，湖南去年老挨批评，被插过白旗；可是结果插红旗
的省粮食少些，插白旗的省多些。1958 年11月郑州会议之后，对粮食估产，
他跟左邻右舍有过争论：要么你是官僚主义，要么我是官僚主义。因为湖
南估得低，邻省估得高。还有密植问题，有的省过密，湖南较稀。从农民
的一句老实话，“做了一天活，身上没出汗”，提出农民积极性问题。他不
赞成办常年食堂，办食堂浪费物力人力。说公社供给制，穷的时候不能搞，
富的时候也不能搞。还谈到1958 年韶山大吃偏饭，粮食也只增产14%。他
的总的看法是，人心思定，需要冷静下来，总结经验教训。
因此，7 月初开始的庐山会议前期，我与小舟来往较多。毛泽东在会前
视察过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对湖南的工作颇加称赞。小舟带上
山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被接受为会议的方针。
当时刘少奇也反复讲：成绩讲够，缺点讲透。到7 月22 日为止，会议还称
为“神仙会”：交流情况，各抒己见。周总理三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谈形
势，算细账，强调陈云的三个平衡。大家座谈之余，游山赋诗，心情愉快。
毛泽东的两首诗——《到韶山》、《登庐山》，正由小舟传播开来。这两首诗
是毛写给小舟、乔木二人，附信征求意见的。小舟在抗战前后，当过毛泽
东的秘书，也爱好诗词。（“小舟”之名，即由毛泽东叫他“小周”而来）
我们同在中南组，开会后不几天，他就兴致勃勃地将两首诗写在我的笔记
本上，并将原信给我看。诗中词句，同后来发表的微有出人。《登庐山》还
有小序：“1959 年6 月29 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
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由此可见当时毛泽东的松快心请。我的本子
上还有董老亲笔写的一首七律，颈联为：“盘桓最好寻花径，仁立俄延读御
碑。”这都可说明会议前期大家的情绪。
按6 个大区分的小组会，讨论毛泽东提出的读书（读政治经济学）、形
势、任务、体制、食堂、学会过日子、综合平衡、产品质量等18 个问题。
小组会上，可说议论纷纷，但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如不赞成“以钢为纲”、
公社化过早等，还不能完全畅所欲言。有不少同志护短，转不过弯，直至
反对批评过分密植。小舟是率直而言的。我的笔记本上，记有他7 月 4 日
的发言：1070 万吨不如 800 万吨；公社一股风，越包越多；总产值至多每
年增长10%到20%（按：其实这也很难做到）；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湖南
省县以上1000 个项目，只有300 个经过批准。他还谈到食堂反对派的6 条
意见：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力，吃得不愉快。会
议原准备半个月左右结束，毛主席指定乔木、小舟、家英和我等七人起草
一个《会议纪要》，论述形势、任务、综合平衡、经营管理。食堂等几个主
要问题，总结1958 年的经验，指出今后方向。
此时发生的影响当代历史的不幸，即小舟同彭德怀的往来以及导致彭写
那封信。1958 年12月武昌会议之后，彭德怀来到湖南，由小舟陪同三天，
到过湘潭乌石（彭总家乡）、韶山和株洲。沿途看到为搞居民点，有的房子
迁拆一空；有上千人挤在一丘20 亩的田里搞深翻；听县委书记汇报粮食的
困难情况；还看了一些土高炉。后来彭又去平江。小舟介绍，这是个“刮
共产风”较严重的地方，干部的强迫命令也厉害。他们之间谈得比较深。
上山之后，小舟又找彭谈过两次话。彭表示，有些意见，希望同主席敞开
谈谈，但由于自己个性，怕谈不好。小舟就根据眼前经验：“我们同主席谈
话很随便呀。”怂恿彭去谈。原来7 月11 日夜，毛主席找小舟、周惠和我
去漫谈过一次（以后还谈过几次），谈得很是融洽。毛主席认为1958 年的
问题主要出在综合平衡上，说他自己有时也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
面和各个部门。还风趣地说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
办得很。小舟乘机而言：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夜谈话情况，
小舟给彭讲了。彭德怀于是决定给主席写一封信，反映自己的主要看法。
小舟还建议彭根据在西北小组的几次发言，予以整理，系统写出，这就是
后来批判彭德怀时，追究小舟为“宣传员”、“提供材料”和“当了参谋”
的由来。
彭德怀的信是7 月16 日印发给大家的。小组会议从此起了一些变化，
多围绕这封信和《会议纪要》继续讨论形势。有些对情况了解不深、不全，
特别是护短的同志，不很赞成彭的意见，且多从一些措词上加以指责。康
生和柯庆施等人，更是兴风作浪。7 月19 日，小舟在小组会上完全同意彭
德怀的信，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可以斟酌。
他特别谈到得失问题：从具体问题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
都是有的，要加区别。比如湖南搞了5 万个土炉，有2 万个根本没有点过
火；有些地方晚稻并秧，大大减产，这就只有失而无所得。缺点少讲，或
讲而不透，是难以正确总结经验教训的。正确地检查缺点，不仅不会泄劲，
反而能够更鼓舞正确的干劲。他以为各人由于工作方面不同，接触事物不
同，因而看法不同。大家一起讨论，从各方面把问题提出来，经过分析，
就可以达到一致。
大家知道，7 月23 日毛泽东作了反右的讲话之后，会议急转直下。小
舟是第四个受到千钧压力的人，他虽然不得不作些过头的戴帽检讨，但没
有生造或夸张一星半点事实；相反，他还为彭德怀辩护。8 月3 日小组发言
中，小舟举出彭跟他谈的两件事，以说明彭德怀自己承认“对主席的正确、
伟大是逐步认识的”。一是井冈山会师，毛泽东不准井冈山的人议论湘南失
败，以利团结。彭德怀说，可见毛主席的伟大深远精神。二是抗战初期运
动战与游击战之争，彭说，很久之后才认识自己的错误和毛主席的正确。
这就证明彭德怀从心底敬佩毛主席。
这个时刻，我与小舟还碰过面，他非常感慨，说准备撤职，摘下乌纱帽，
但希望有机会去办好一个农场。小舟是一个对革命对自己极端负责的人，
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由于主客观之势太不相容，许多事他想不通，非常
伤心，非常痛苦。8 月13 日写给主席的信中有这样的话：“解剖我们自己，
披肝沥胆，又感觉与实际情况确有出人。我想假若戴上（右倾机会主义）
这样一顶帽子，我对主席。中央、全党、湖南党员和人民，甚至对自己的
老婆和孩子，都必须说我犯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错误，然而再
说下去，势必泪潸潸下，不尽欲言。”
去年到广州，见到小舟的夫人王宁同志，探问小舟辞世前的情况。我们
党几十年历次政治运动，大风大浪之中，有许多同志能够立如砒柱，始终
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小舟正是这样坚持并以身殉的人。也许他
一时有绝望之感，人谁不有一时的迷误呢？这只是说明他的极度认真，执
著于自己的信念，而决不是脆弱。要知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就是实事求是。
党已给庐山会议作了正确的结论。与此有关的受过委屈还活着的同志，
如今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可是小舟（和彭德怀。张闻天等一样）
却以54 岁的盛年抱恨以终。小舟当年企盼的党的集体领导。高度民主生活，
正在到来。每逢佳节倍思亲；欣逢盛世，怎能不加倍思念故人呢？神州遍
地皆春色，只是词场少一人。小舟是爱旧诗词的。上庐山第四天，我的登
合部口句：“高处为云低处雾，笑谈不觉失群山。”颇为小舟称赏。故人谈
笑仍如在，使我伤怀奏短歌。小舟同志，愿将下面这首七律遥祭你在天之
灵：
周郎意气永兴叹，抛却潇湘第一官。
举世沉冤皆大白，当年遗愿可长安。
桃符旧岁翻新岁，流水前澜让后澜。
知己平生能得几？心香燃尽泪阑干。
1981 年11 月
（原载1981 年《人民日报》）
附录五：请吴冷西给一个“说法”
最近一位朋友特地送来新出版的《回忆胡乔木》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9 月出版），说其中吴冷西的文章《忆乔木同志》，谈到庐山会议时，
比在9 月25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多了一大段话，不点名地指责我和我写
的《庐山会议实录》。我读后认为，这决非记忆有误，而是无中生有，歪曲
事实，说得严重一点，是蓄意诽谤。因此有公开澄清答辩的必要。
现在先看这一段话：
当错误地批判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局势无法改变
之后，他仍然想帮助一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他同田家英同志和我商量，
建议这位参加起草工作的人写一封检讨信给毛主席，以求得谅解。乔木同
志的这个好心没有得到好报。二十多年之后，这位起草参加者著书立说，
扬言他写那封信是“终身恨事”，似乎是乔木同志的建议害了他。尤有甚者，
这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在其著作中竟然还说他在庐山会议上保护了乔木和
家英，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这位起草参加者在庐山会议后期，写了所谓“检
举材料”，罗列许多“罪状”，告发乔木同志、家英同志和我。彭真、一波、
尚昆同志要我们在大会上同此人对质，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同志都目睹当
时会场上对质的情景。中央为此调查了两个多月，直到十月初，毛主席找
乔木、家英和我谈话时才算结案。事隔三十多年，知情者越来越少，我责
无旁贷，要为乔木、家英两位亡友公开澄清历史事实。
有关的历史事实其真相究竟如何？
关于乔木建议我向毛主席写封信，事情的原委我的《实录》书中写得清
清楚楚。毛主席于7 月23 日作了批彭讲话之后，晚上，我到周小舟、周惠
住处，三人思想都不通，随后又到黄克诚住处，继续发牢骚。周小舟讲了
“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我也讲了“他不能一手遮天”的话。后来，
我们三人到黄克诚处去了解这件事，被传播开来，传到主席耳中。“湖南集
团”的指责即由此而来。田家英转告胡乔木的一个主意，让我给主席写一
信，以释主席关于“右倾活动”的猜疑（见《实录》初版208 页），“七月
三十日.晚上，反复考虑之后，接受乔木的意见，向主席写了下面这封信。
当然，‘斯大林晚年’等要害问题，我隐瞒了，而且用‘政治生命’这样的
重话作保证，想取得主席的相信。现在回忆，仍觉得是终生恨事”。（212
页）
“斯大林晚年”问题，是8 月10 日才在两个大组的会议上被揭发出来
的。我写那封信时，还是抱着“侥幸过关”的心情。因此，“在秦城狱中，
回忆庐山旧事，常常怀着自责的心情，七月二十三夜的事，更追悔无已”。
（179 页）
任何一个读过我这本书的人，都会理解，所谓“终生恨事’这四个字，
完全是表述一种自责与内疚的心情，即听了主席的批彭讲话后，不应当跑
到周小舟处再发牢骚，从而惹出后来那么复杂而严重的局面来。这怎么扯
得上“似乎是胡乔木同志的建议害了他”呢？
吴文无中生有的要害，还在“尤有甚者”所指之事。在庐山会议时，究
竟是我“保护”（在书中我从没有用过这两个字）过胡乔木。田家英（还有
吴冷西），还是揭发过他们的“罪状”？
庐山会议时，我只在7 月30 日向毛主席写过一封信（要常委中传看，
没有印发），8 月11 日写过一份“检讨书”，作为大会文件印发了。除此以
外，没有写过片言只字。这有会议的全部文件作证。
大概是7 月25 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找在火车上的发言说过：1958
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我这是转述胡乔木的一种比喻，我的发言和我
当时的思想，也决不是这个意思。这时我就一口咬定，这是我自己打过的
一种比喻。（从而撇开了胡乔木，在延安的经验，有事自己承当，不牵连别
人）我说车不按轨道走要出轨的，只是讲综合平衡中出了问题”。（193 页）
这是批彭开始时的情况。在整个批斗阶段，我始终只将“坦白交代”限制
在同周小舟、周惠两个人的交往中，而决不涉及其他任何人，因为二周同
我的关系已是人所共知的了。
8 月10 日“斯大林晚年”问题被捅出来之后，“我最担心的是同田家英
（也还有胡乔木）的来往，再这样被追逼下去就复杂而麻烦了。……可是
关于我同田、胡间也有活动，第二组的《简报》上已有反映，于是我就先
单独同薄（薄一波）谈出我的想法：‘祸’是我闯的，一切由我承当，我作
交代，作检讨，但人事关系只能到周、周、黄为止，这已是众所周知的，
无可隐讳，决不能再扯宽了。薄根同意我的看法，要我‘先发制人’。我随
即写篇自我揭发的检讨。十一日上午我交出检讨，检讨由薄看过”。（322
页）“不料我的这点‘苦心’，使得小舟极其不满，因为我曾同他谈过一些
田、胡同我谈过的东西，他认为我‘言不由衷，推卸责任’。结果他八月十
三日向毛主席写的信中交代材料，如前所述，被毛主席批示：‘全篇挑拨离
间，主要是要把几个秀才划进他们的圈子里去，并且挑拨中央内部。”’（323
页）小舟这封信的内容，我在书中没有摘录。庐山会议时尤其后期，印出
的《简报》和“传阅”文件是很多的，但是，《毛泽东同志对“周小舟同志
的信”的批语》（附周小舟同志的信）这份文件（1959 年8 月14 日八届八
中全会文件67），在会议将结束时并没有发给我，因此当时我并不知道小舟
在这封长信中，除开交代了他同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的来往交谈之外，
还专门写了同李锐的有关交谈，信中说“但是他隐瞒了他谈到的许多问题”，
将我转告他的胡乔木、田家英等同我谈过的一些话都一条条写上去了。接
着写道：“这些自由主义的乱谈，是否事实，我完全不清楚。谈后他说当做
（纸）烧掉。他的用意是乔木、伯达、家英、冷西等同志都是好人，不要
连累他们，并且又把事情弄得愈来愈复杂。他的交代不谈这些，我认为这
一点用心是善良的。请您考虑，可否把这段情况只在中央少数同志之间查
明，不要传播开去，因为我确实认为乔木。家英、伯达诸同志都是善良的
（虽然也有自由主义的错误），把他们扯进去对党没有好处。”小舟当时受
到的压力很大，他原想让毛主席一人了解这些复杂情况，万万没有料到，
毛主席立即把他这封信印发出来，并写上了那样严厉的批语。由于我没有
看到这份67 号文件，因此才发生8 月15 日（或14 日）的大会上，我在书
中写到的这一情节：“我的回忆中，周小舟由于思想不通，没有让他在大会
上作检讨，但在大会上逼他作交代。他又谈到他八月十三日向毛主席信中
写过的，关于我同田家英等来往之事。特别是提到田离开中南海时准备向
主席的三条进言（按即不要百年之后有人作秘密报告，听不得批评，能治
天下不能治左右），全场震动。于是刘少奇问我，是怎么回事。在十一日交
出的检讨中，我完全撇开了同田家英等的往来，这个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于是我站起来，大声而从容地说道：这三条意见是我自己的想法，跟田家
英无关，大概是小舟听误会了，这完全由我负责。刘少奇马上说：李锐不
是中央委员会的人，他的问题不在这里谈，另外解决。于是，这个险情总
算避开了。”（343 页）这天以后，8 月16 日的大会就不让我参加了。庐山
会议后期的八中全会，开过多次全体人员的大会，参加这次会的许多人（包
括吴文提到的三位国家老领导人）还健在，除了这一次刘少奇主持的大会
上，或可说李锐曾同周小舟“对质”外，谁还参加过彭真、薄一波、杨尚
昆要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同此人（李锐）对质”的会呢？吴文肯定
“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同志都目睹当时会场上对质的情景”。请问，哪一天
开过这样的大会？《简报》的哪一期刊载过这一情景？
老熟人吴冷西究竟为什么要对我这样无端指责？此时此举，所为何来？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关于李锐的为人，有一件事，老熟人不应当不知道，
因为这就写在《庐山会议实录》的开篇——“上庐山开会（我的记录本）”。
1967 年8 月间，当时我早已下放在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北京专案组的几个
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来，要我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
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情况：并说专案组长是周总理。当时我虽
已五十岁，且是八年戴罪之身，却依然少年气盛。我说，毛主席周围的人
最危险的，不是他们三个人，而是陈伯达。‘我最不放心的是陈伯达’。于
是我举出事例，以为证明。”（15 页）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可
谓红得发紫。当时说这样的话，自知是要担风险的。可是，李锐就是这样
一个人，为维护自己的信念，为坚持真理，是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度
外的。果然，1967 年11 月11 日，一架专机，将我从安徽送到北京，关人
秦城监狱。在狱中八年，为任何熟人写“证明材料”，都是如实落笔或着意
保护，从未有过什么检举揭发之事，包括对我落井下石的人。
我的一生，所受冤屈不为少矣；总认为是非公道自在人心，从不计较，
一笑置之。但这一次老熟人的文章，我非计较不可，因为这太出乎意外，
太违反常情；因为这发生在“文革”噩梦已逝去18 年之后，庐山会议已平
反16 年之后。还因为这是出自延安时期老同事之手，是白纸黑字，印在书
本上的东西。看来，作者至少是想让世人相信：李锐此人，并不老实，大
家要小心此人的“著书立说”啊！《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其实是胡乔木
建议我写的，书出版后并表示他对此书完全负责。这些过程，在1989 年此
书初版和1994 年6 月增订再版中，我都有说明。乔木生前一再肯定这本书，
不仅当面同我谈过，也同别人（我同吴共同的老熟人）谈过。吴冷西不是
在乔木生前提出对我的责难，而要在乔木去世后，再来为“两位亡友公开
澄清历史事实”，这岂不令人费解？我希望老熟人吴冷西给我一个“说法”，
也给历史一个“说法”。
1994 年10 月28日
原载《读书》1995 年第1 期
增订版后记
本书初版于1988 年底，有一个“出版说明”如下：
1959 年7、8 月间举行的庐山会议，是中共党史极为重要的一页。本书
作者李锐同志曾参加这次会议的全过程，会议后期被列为“彭德怀反党集
团”的追随者而受到批判。1980 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草稿时，看到作者有关庐山会议的长篇发言后，当时，主持《决
议）起草的中央领导同志即建议作者写出这一段历史（在11 月 19 日的信
中说）：“你是否可以负责写一庐山会议始末史料，写出后再找有关同志补
充审定。这事很要紧，值得付出心血。万一我辈都不在了（人有旦夕祸福），
这一段重要史料谁来写呢？会写成什么样子呢？”根据自己的记录本和有
关原始资料，作者终于在今年夏天写成此书。鉴于有关庐山会议的情况，
现已有数种书刊广泛流传，其中史事，或嫌简略，或有失真。特将此书少
量刊印，内部发行，供党史研究和有关同志参考。其中不当之处，请阅者
批评指正，以便作者修改，今后再出定本。
当时是内部控制发行。当今之世，越是内部发行，越是容易在社会上传
开。几年来，此书我自己送人近200 本，至今还有人索取；无论老中青哪
一代人，大都愿意看这本书，我也乐意送人。现在到处弄不到这本书了。
既已开过支票，自己也觉得不如再出一个完备些的定本。
1980 年11 月，胡乔木写信催我尽快成书时，曾指定党史研究部门的同
志，从资料方面给我以帮助。这次增补修订，仍旧是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
还有有心的同志帮我摘抄材料，细心安排如何补充。
这次比较多的补充修订是两个部分：一是毛泽东的几次讲话包括7 月
23 日的讲话，初版主要是根据自己的记录，这次找到更详尽的记录作参考。
二是进人揭批“军事俱乐部”和揭发“斯大林晚年”问题之后，各小组一
些较重要的发言。其他就零星一些。总之，力求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实录》。
总计增加了近6 万字。原来从“引论”到“结束语”共25 节，现在是28
节。此外，还附上我近年来纪念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文章，
约4 万字。
这本书的发起人胡乔木已经作古了。他收到我的赠书后，一次见面时对
我说：这是我建议写的，我对此完全负责；还表示再版应公开发行。可惜
他见不到这个新的版本了。
我要向支持此书的好友和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这种鼓励，我也难
以75 岁的带病之身，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完成再版的劳作。
李锐
1992 年8 月于北京医院
1993 年10 月最后修订
增订三版后记
《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于1994 年公开出版发行后，出版社告知，
已发现的盗印版有五种，共加印八次，期间早已脱售。这次增订，比较多
的是四个部分：一是“对事，也要对人”这章，增补周恩来7 月26 日的长
篇讲话，7 月23 日毛泽东已作批彭德怀的讲话之后，总理仍召开国务院各
部长会议，酝酿计划指标的调整。二是新增“大会批判”一章，即8 月11
日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之后，13、14、15 三天连开大会，全体中央委员参
加，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三是毛泽东8 月16 日讲话与
五个文件，四是新增“8 月17 日的工作会议”一章。会议由毛泽东主持，
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人事调整及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继续批判的
情况。此外，其他个别章节也小有增订。总计共增补约45000 字。
本书1988 年初版，10年过去了，共补充修订3 次，力求使这次会议的
全部情况得到更完整的反映。
李锐
1998 年11 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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