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子。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自己从未反对过鸣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一次谈到江青的生活作风及毛泽东周围服务人员的某些情况，他很看不惯，
很是厌恶。他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三条意见：一是能
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这是我们不止一次
谈论过的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事）；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第
三条他感触最深，谈过反右派前夕的一些情况。神仙会阶段时，我们的心
情是比较愉快的，以为这次可以真正认真、彻底纠正一下“左”的东西了。
我们都感觉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当时，
关于1958 年的种种问题，我同田家英谈得最多。他还讲过这样一副有针对
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我们都认为，毛泽东不如
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
刚上山的7 月3 日晚饭后，我散步路过胡乔木住处，他让我进去闲谈，
实际上是火车上漫谈的继续。随后陶铸也来了，三人一起谈。
陶铸愿意参加这种漫谈，当然同他当时的思想状态有关，因为广东去年
的教训太大。他在广东省委的理论刊物《上游》1958 年第11期发表了《总
路线与工作方法》一文（文章的摘要于7 月4 日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和比例有所论述。他认为广东经济建设受反冒进影
响，1957 年慢了一些，而1958 年下半年又过了一些。原因是没有很好掌握
速度的客观法则，跃进速度是在条件允许之下一定的速度，去年将钢铁生
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广东近两年仍要贯彻执行农业为主的方针，从去
年实践来看，重工业和基建搞得过多是有问题的；今后两者发展速度，必
须在确保人民的生活资料得到基本满足的前提下进行。以下这些我们三人
的谈话内容，我都记在记录本上，大体上以胡乔木的意见为多：
共产风是北戴河刮起来的，也是公社化后刮起来的。会后，张春桥大肆
迎合，写了《论资产阶级法权》一文，很受毛泽东的欣赏，亲自写了按语，
在《人民日报）转载。因此郑州会议时，柯庆施将张带了去。但当时对共
产风刹得较快，这个问题就没再谈了。毛泽东对徐水等地农民那种“铺天
盖地”的劳动生活（集体劳动，安营扎寨，挑灯夜战等），极为赞赏，希望
推而广之。关于钢翻一番，并非从农业生产而来（当时有不少人持这种看
法）。这个意图，是1958 年6 月间，毛泽东在游泳池同我的一次谈话中，
听到他说的，这时冶金部还毫无精神准备。我认为此事同1958年各大区安
排1959 年指标时，华东区首先刮起钢的上涨风，有最密切的关系。我参加
了华东区的这次计划会议。华东区1959 年的钢指标，要达到600－700 万
吨，冶金部曾据此计算过，1959 年全国可达到3000 万吨。因此，促动毛泽
东下决心：何不1958年就翻一番呢。但胡乔木说，这也同他对国务院的领
导不满有关，想以抓纲张目的方法，用此口号来带动其他工作，带动各方
面的大跃进。从这里又谈到在去年大风大浪中顶不顶得住的问题，都认为
计委有责任；陶铸还从王明路线的历史情况，谈到富春是顶不住的。冶金
部的负责人，当然更有责任。在成都会议时，冶金部写的报告，强调小高
炉、小转炉作用，大大受到表扬，因此就更加迎合，后来就更加无法抵挡
高指标之风了。三人都谈到必须遵守客观经济规律，不论如何政治挂帅，
也不能违反规律。还认为应当尊重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而去年刮风以来，
就都避免再提苏联经验了。对毛泽东所讲经济发展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
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绝对的说法，我们表示很大怀疑。乔木除开再一次
引证了天体运行的规律等外，还举了遵守战争规律的程序：先遵守战争规
律，次遵守革命战争规律，再遵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这是《中国革命战
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名言，他本人似乎忘记了。计划工作必须以综合平衡
为主，必须经常保持平衡，不能以此来套矛盾规律。平衡内部即包括矛盾
的两个方面，无矛盾即无所谓平衡。然后又谈到上海会议。上海会议上，
毛泽东大讲海瑞精神。胡乔木说，毛泽东引起海瑞说法的意图有多次，但
是目的在不出海瑞；因为让海瑞出现，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我们正在谈
着，富春进来了。这种谈话也就中断了。大概是由于在火车上我转述了乔
木的意见，富春特来找他漫谈的。
7 月6 日夜，我到田家英和吴冷西住处（他们住在一起）闲谈，胡乔木
和陈伯达也在座，几个人谈得很晚。以下所记也是胡乔木谈得较多：
综合平衡的问题进一步肯定，多少米煮多少饭，人走路也是要保持平衡
的。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
因此才经常出现危机。（其实当年我们对二次大战后西方经济情况所知甚
少）这个问题当时谈得最久，也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我引经据典，举了
不少例子，以说明我的观点：经济工作必须保持经常的平衡，尤其不能人
为地破坏平衡。我们还从理论上搬出，平衡是否即列宁所讲的“均势”，还
把书找出来了，又认为并非如此。随后谈到，社会主义经济现象总是平衡
的，而政治现象才是不平衡的。富春提出“运动中求平衡”也是一种遁词；
认为毛泽东提出这个说法，是为自己1958年的错误辩护，不肯服输。接着
说到比例问题，不按比例，即无真正的速度。“为元帅让路”，去年做到极
点，因而失去其他比例，结果钢铁本身也终于上不去。“以钢为纲”、“三大
元帅”等提法，统统违背了按比例的规律。胡乔木又谈到，对元帅的命令
是要绝对服从的，去年陈云被迫说过这样的话：“乱七八糟，总要过河的。”
实际是过不了河的。关于公社的由来，是受峻岭山、七里营、徐水三地的
影响，当时供给制的思想也是由此而来。公社与供给制的问题，在北戴河
会议时，无人有精神准备。胡乔木还特别谈到，1958 年一反常规，毛泽东
当时指示过：报纸刊载中央活动和有关言论要及时。为什么南宁会议、成
都会议都没有要报道呢？可见北戴河会议前后，毛泽东的头脑发热之程度。
武昌会议公布粮产7500 亿斤时，陈云曾不同意公布，告诉了胡乔木，而胡
乔木没有向毛泽东汇报。为此，上海会议时胡乔木挨了批评，称赞了陈云：
“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这时胡乔木说，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
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向刘少奇说，
不要公布公社决定，王不敢去汇报，刘少奇向毛泽东转告了，结果毛发了
脾气。胡乔木说，王稼祥应当受到表扬。随后大家谈到，自南宁会议后，
柯庆施等人受了夸奖，不久又进了政治局，于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
右派运动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养成讲假话的习惯。去年讲假话成风，
登峰造极了。
这个期间，我同田家英还有几次单独的闲谈，记得田详谈过他在四川蹲
点调查的情况。关于过分密植的问题，农民很反对，他同李井泉有过很大
争论。他还发现真假两个罗世发的问题。（罗是四川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
模）罗说，过去高产是干部逼迫下虚报的。田有一个专门调查的材料，我
催促他赶紧弄好，送与主席一阅。吴冷西也同我谈过，书记处开会，有些
意见都是让胡乔木去反映的。
1959 年五六月间，为查看一些水电工程，我从四川、贵州、广西转到
湖南（资水柘溪水电站正开工），6 月初到长沙。1949 年到1952 年我在湖
南工作时，周小舟与我是正副职关系。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当年我们
一见如故，朝夕相处，意气相投，凡事直来直去，建立了友谊和一定的交
心关系。这次我在长沙只停了两天，小舟约我到家中长谈了一夜。他正从
湘西调查一个月回来，途经湘潭、邵阳，丰富了第一手材料，曾边检查边
解决实际问题。5 月底开了省委常委会。他在会上，就公社、供给制、公共
食堂、作业组。大队核算、怕不怕发生资本主义、人心思定、山区经济、
湖区负担。粮食与钢铁指标，以及农民积极性与劳动生产率等十多个问题，
作了长篇汇报，对大跃进、公社化以来的“五风”等“左”倾错误，提出
了尖锐的批评，着手布置较全面的纠“左”。1981 年我在怀念小舟文章中回
顾了这夜的谈话：关于一年来的看法，我们毫无顾忌，交换见闻，观点一
致。虽是忧心忡忡，仍然谈笑风生。小舟是一个平易而谦虚的人，并不固
执己见，尤不愿谈自己。这夜的长谈，他却禁不住讲到他的先见之明。他
说，湖南去年老挨批评，被插过白旗。可结果是插红旗的省粮食少些，插
白旗的省多些。1958年11 月郑州会议之后，对粮食估产，他跟左邻右舍有
过争论：要么你是官僚主义，要么我是官僚主义，因为湖南估得低，邻省
估得高。还有密植问题，有的省过密，湖南较稀。从农民的一句老实话，“做
了一天活，身上冇（没有）出汗”，提出农民积极性问题。他不赞成办常年
食堂，办食堂浪费人力物力。说公社供给制，穷的时候不能搞，富的时候
也不能搞。还谈到1958 年韶山大吃偏饭，粮食也只增产14%。他的总的看
法是人心思定，需要冷静下来，总结经验教训。路过长沙时，我同周惠也
有过两次闲谈，觉得关于粮食安排，食堂问题，大炼钢铁等，湖南做得比
较好。有3 万小土炉没让点火。中央关于自留地和粮食分配到户的指示，
湖南提出不同意见，中央也接受了。印象深的是，他谈到广州开会，压粮
食高产指标，谭震林嫌湖南低了，被摘了白旗；他同谭为此有过几次争论。
上庐山之前，毛泽东一路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对许多
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因此，前后酝酿了18 个问题。去湖南时，王任
重同行，似乎也是有意让王接触湖南情况。当时湖北粮食与市场全面紧张，
想向湖南借粮。到湖南后，对毛泽东来说，这大概是当时印象较好的一个
省，颇为称赞，因而采纳了小舟对去年总结的三句话，作为庐山会议的基
调。周惠有基层工作经验，虽然有时思想也难免“左”（反右时欠了账，后
来作了检讨），但1958年粮食抓得很紧，对大炼钢铁等一套做法是怀疑的。
关于粮食估产，他同广东、湖北都发生过争论。他挖苦过陶铸：广东粮多，
你卖给湖南一两亿斤吧。因此，随后也通知周惠上山开会。我同周惠在延
安中央青委工作时即熟识，南下湖南时又碰到一起，在山上自然也是很谈
得来的。
神仙会阶段，我与二周同在中南组。我们脑子中都装了一堆问题，他们
装的农业方面的多，我装的工业方面的多，正好互相补充。小组会的各家
发言，自然也是我们闲谈的话题。他们认为农业的高指标是由上而下压下
去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还在毛泽东。因此，去年讲大话。吹
牛皮的一些人，一个时候很吃得开。小舟认为那些拆房并居、砸锅炼铁之
举，简直是反动的。周惠说，去年第一书记应当各打五十大板。我们都认
为在小组会上还难以畅所欲言。例如我惟一的一次短的发言，就有人将我
顶住；又听说田家英在西南组的发言，挨了批评。因此，觉得会议确实还
有压力。
由于都是老关系，我在上述的两处闲谈，自然择其印象深而观点一致的
互相沟通。小舟同乔木还有过单独的交谈。这种“危险的交心”，当时是无
“危险”之感的，而且颇感我们的看法居于上风。胡乔木与回家英在华东
组，其他几个组的情况大体相似，这时会议《简报》发得不多。彭德怀在
西北小组的发言，是后来听说的，当时并不知道。那时也没多打听别组讨
论的情况。北京来的工交各部委的人，都没参加过两次郑州会议，对综合
平衡等问题的看法意见相差不多。“钢铁元帅升帐”之后，一机部同冶金部
的矛盾最大，因为钢材品种特别是生铁质量不合格，一机部非常为难。上
海会议时，赵尔陆同我详谈过这方面的问题，这次听说他带了几箱不合格
的生铁上山，准备让会议的印象更深刻一些，后来也并没有摆出来。
干部反应与社会舆论
7 月10 日以前，神仙会阶段，发的文件不多，大体是有关速度和比例
关系的资料（主要是国家计委编的），以及干部和党外人士对大跃进的看法。
（《内部参考》、《经济消息》、《零讯》等内部刊物所载）这些都同18 个问
题纠“左”有关。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到会议原来的目的。7 月23 日讲话之
后，毛泽东自己批发了一些反右文件，其中有《李云仲同志的意见书》及
《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等，还有安徽省委书记张
恺帆“下令解散无为食堂”的事件。恰恰是这些材料如实反映了当年的真
实情况。由此可以说明，我们几个人的会内会外议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
础。干部和群众的许多议论，实际比我们谈得尖锐而深刻，也更全面。现
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议论。
1959 年5 月间，当讨论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巩固公社方针时，江西党
校80 多个县委一级干部初步鸣放后，对1958 年大跃进有如下看法：
1.大跃进是吹起来的，是浮夸、谎报的结果；
2.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是得不偿失；
3.粮食、副食品供应的紧张，就是农副业没有大跃进的证明。对公社化
运动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1.是“早产儿”，“群众不是自觉入社，是被风刮进来的”；
2.违反了客观必然性，“是根据上级指示人为的产物”；
3.没有高级社优越，“农民只说高级社好，没听说人民公社好”；
4.搞人民公社化根本没有条件，“公社的缺点大于优点，现在是空架子，
金字招牌”。
关于中央通过的两个有关公社的决议，认为是“心血来潮”，是“左”
倾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把两种所有制转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
是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有不少
人认为“共产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中央。省、地三级应负责任，因为
决议本身就提出先搭架子，由公社统一核算、自负盈亏；武昌会议说中国
实现共产主义比苏联容易；北戴河提过工资制改为供给制等。也有人认为
上下都应负责，风由上面刮起，到下面就越刮越大了。关于公社生产方针，
认为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时过早，原料、技术、设备、产品、销路等环节，
问题极多，且影响农业生产，容易造成劳民伤财。公社仍应以农业为主，
工业放在从属地位。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应该取消，应增
加社员收人。都认为公共食堂并非共产主义因素，有三大坏处：排队、抢
食、浪费粮财；现在不要，将来也不能要。
在5 月间讨论经济形势时，天津市各区党员干部对1958 年大跃进有以
下种种看法，部分人抱有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1）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
认为全民炼钢得不偿失，粮食不够吃，市场空前紧张，“破坏了社会主义经
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成了盲目发展，是冒进了”。（2）工业跃进了，
农业没有跃进。（3）政治跃进了，经济没有跃进。经济损失很大，集中表
现在炼钢上。大炼钢铁有四大害处：一、影响秋收；二、影响整个工业生
产；三、炼出的铁不能用；四、国家赔了23亿。结果是劳民伤财，全面紧
张。（4 ）生产上跃进了，生活上倒退了。（5 ）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对农
民的觉悟估计过高，忽视农村的现实条件。”“主观愿望超过了客观。”等等。
六七月间，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在自由议论学习中，从生产关系适应生
产力性质的规律看，认为办人民公社的条件根本不成熟，发展也太急太猛。
吃饭不要钱不符合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全民炼钢”的口号不对，“小土
群”可以不搞，1070 万吨钢的指标也可以不提，因为这是领导上主观主义
的规定。要算政治账，但也应算经济账，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赔的钱
可以进口好多钢。经济效果不好，也使政治影响不好。“以钢为纲”的口号
有问题，满足不了经济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
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
广州军区据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这个材料是彭德怀提供的），“少数营
团干部对经济生活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经济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
决的。有的人讲怪话：“现在除了水和空气以外，其他一切都紧张。”“中国
大跃进举世闻名，但我怀疑，市场紧张就是证明。”有人甚至认为我们的事
业后退了，说：“1956年好，1957 年较好，1958 年成问题。”他们否定成立
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说“公社成立得太快了，太早了，不合乎规
律”。“人民的觉悟没有跟上来，工人、农民和军官都对成立公社有意见”。
“苏联建国40 年还允许私人有房子，我们建国不到10 年，就什么都‘公
有化’了”。“公社的优越性是宣传出来的”。他们认为经济生活紧张是由于
路线上有错误。说：“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
错误，中央要负责任。”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类似情况，有位排长听战
士唱《社会主义好》这支歌时，不耐烦地说：“算了，不要唱了，我看这支
歌非修改不可。”海南军区一个指导员说：“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
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倒是一年不如一年！”有位排长讲怪话：
“在公社劳动，还不如给地主干活，给地主干活有饭吃，还给钱。”讲这些
话的人，都有名有姓有职务，汇报材料中说，这些人“政治上一贯落后”、
“有一人是反右派斗争时的重点批判对象”。上述少数部队中下层干部谈
的，当然主要是当时农村情况的反映。
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于1959 年7 月4 日到无为检查工作，他
是本地人，战争时期长期在这个地方工作，因此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他
感到最突出的问题是公共食堂不能再办下去了。9 日，他在新民公社王福大
队，向队干部和群众宣布三条“三还原”：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
还原。当晚就要县委书记予以贯彻。到7 月15 日，全县6000 多个食堂就
“一风吹散”了，并对少数“雷打不散”的也下令统统解散。张还责令县
委调查公社化前后有关劳动力、生产资料、房屋、干部作风和发病率等情
况的变化。这是会议后期大批右倾时，有名的“张恺帆事件”。
6 月间，国务院所属工业、农业、财经、文教十几个部委的党外人士，
听了国内经济情况解释后，统战部作了一个综合反映：少数人对于这个解
释，仍有怀疑和不同看法。例如，地质部副部长许杰说：“1958年的成绩，
说大也大，说没有也没有。”有的说：“去年大跃进，还不如前几年没有跃
进。”有的甚至说：“现在物资供应紧张情况，比日本统治时期还要严重。”
不少人对去年粮食增产仍有怀疑，“粮食增产每年绝不可能超过 50%”。不
少工程师说：“炼钢损失了23 亿，这笔钱可以建设几个鞍钢。”“如果拿这
笔钱向外国买钢，能把全世界年产钢都买来。”“去年炼钢到街上去挖砖，
这叫做一面建设，一面破坏。”“给钢让路这个提法不恰当，不符合有计划
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文化部有人说：“去年大跃进，可说是人民力量大检
阅，是人民对党的信赖，但党也不能滥用这种威信。”一机部的工程师说：
“去年接近了精神第一性，有人说产量可以翻一番、两番、甚至七番、八
番，只要群众说行，群众是多数，你说不行也不行，走群众路线的结果走
错了。去年发生的错误，没有经验是一半，另一半是思想问题，有些人不
懂装懂。”一机部一位人大代表说：“我在思想上有一个矛盾没有解决，就
是如何对待运动。我很怕运动。对有些意见，我思想不通，但也得干。”轻
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说：“不说真话，怕说真话，都是怕戴帽子。”
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如邵力子、史良等，也都对去年大跃进和当
前市场供应紧张情况忧心忡忡，持有批评性的看法。章伯钧、罗隆基、龙
云等，发表了许多尖锐的、讽刺性的意见，即许多“右派反动言论”。章伯
钧说，1958 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
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
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上最唯心。龙云说，解放后只
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
倍增加。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
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
是斯大林主义。于学忠说，共产党的政策忽冷忽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
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
7 月4 日，毛主席批发了“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如山西
（前进》第6 期社论《论社会分工与协作》，指出大跃进中，某些社会分工
被打乱了，某些地区与部门协作关系中断了。当前问题是，对重点建设的
要求偏高偏急，基本建设的铺点过多过宽，而有关生产和生活的轻工业和
某些次要的原材料工业，则照顾偏轻偏少。有的行业为保重点，被迫转业，
如陶瓷业改成耐火材料厂，许多铁器手工业集中成冶炼企业。社论认为目
前阶段，各地区不应强调建立一套工业体系，决不能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估
计过高，对待手工业改组要慎重，在相当长时期内，它们在生活与生产两
方面，仍是现代化工业的必要补充。社论还批评了在厂矿企业发展多种经
营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在视察武钢时提出的），似乎大跃进要求社会分工越
粗越好。有些厂矿不管条件允许与否，盲目发展“卫星厂”，提出“万事不
求人”的口号。又如北京《前线》连续发表社论，号召注意综合平衡，不
但在全国、全市应该抓紧，而且在一个厂矿企业，一个县区、公社内部，
也应加注意。从而批评了在计算产品和产值中的不正常现象。在某些企业
中，为了追求产值数字，甚至不惜大量投料，生产不急需产品或不能配套
的半成品，浪费了材料，积压了资金。产值计划虽然完成，产品计划却没
有完成。这样做是本末倒置，从而影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为
当前工业生产中主要矛盾之一。
从上述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广大干部和党外人士，尤其是技术人员，以
他们的亲身感受、所见所闻，对1958 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炼钢，
乃至总路线，提出了根本怀疑和否定性看法，也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各
省市领导也或多或少地正在从思想认识上扭转过头的东西。连柯庆施也带
了一些纠“左”的材料上山。神仙会初期批发这样一些材料，自然是为了
澄清思想，统一认识，使庐山会议开出个比较好的结果。
李云仲的一封信
庐山会议后期（7 月26 日），毛泽东批发了《李云仲的意见书》，写了
近3000 字的批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这个批示实际是7 月23 日讲话的
继续，以推动批判“右倾思潮”。从对大跃进的看法与对计划工作的意见来
说，李写的是一封极具见解而有代表性的“万言书”，其中还暴露了计委内
部的有关情况。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的副局长，写信时任东北
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他的工作岗位使他较能了解全面情况。这封长
达二万多字的信，于1959 年6 月9 日寄出，是直接给毛泽东写的。信的内
容具体，观点鲜明，论证确凿，态度诚恳。开头就说：“很早就想给您写这
封信，一直到现在才发出……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根据个人在实际工作中
的体验，我想对目前经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联系到一些思想作风问题，
提出一些意见，供参考。”毛泽东的批示说，李云仲“认为从1958 年第四
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
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 年整风反右的斗争
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
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
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
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
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
得’论。”当年像李云仲这样较高级的干部，敢于直言上书，指出大跃进是
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会外的闲谈，
至少都还不敢这样露骨地直说。信中说“问题可能是从大搞水利建设开始
的”，这是事实。我在水电部工作，也有亲身体会。这股水利化的风大体是
1957 年冬刮起来的。李云仲的信中说：“这里提出两年水利化，那里就提出
一年、甚至几个月水利化，其实当时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但许多
地方大量的大中型水库、灌渠、河流工程，在既无勘查设计，又无设备、
资料的情况下，就大规模施工了，结果有许多工程建成后毫无效果，或者
成为半成品；但是耗费掉大量的劳力和器材，这种工程我看过很多。”信中
还写到，1958 年1 月，他去过滦县扒齿港，亲眼看到该县为了要修一条100
多里长的大灌渠，既未经勘查设计，又未经群众讨论，要挖掉即将收割的1
万亩小麦。他找县委负责人谈，也未能制止住。结果这条水渠，雨季一到
全淤死了。后来又参加“苦干十天”的大会，10 天内养猪增1 倍，扫除文
盲，除掉“四害”，锄完大田，等等。“竟没有一个人提出意见，反而都去
应承这些根本无法实现的任务。”信中还特别提到：“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
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几千万人抛开一切，
苦干了几个月，上亿吨的矿石，上亿吨的煤炭，上百万吨的钢铁材料，上
百亿度的电力，几亿吨的运力……都白白消耗在没有效果的‘生产’上了，
得到的却是毫无使用价值的土铁，这是对国家元气最大的消耗。”关于公社
化运动，信中谈到：“劳动力和各种资料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我到过金县
郊区的一个生产队，这里共有300 多户人家，去年年初有猪300 多口，但
今年只剩了9 口，鸡鸭去年几乎杀光了。”关于基本建设，1958年全国已施
工的限额以上项目有1900 多个，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两倍，几乎所有省、
市都要安排在几年内建成一个工业体系，现在继续施工的只有几百个了。
从而谈到经济工作中的本质、要害问题是：“1958 年和1959 年上半年的固
定资产动用系数连 50%也不到。（即100 元投资花下去，能动用的不到50
元）上百亿投资，上百万吨钢材，几百万吨水泥。木材……被白白抛在几
千个工地上，长期不能发挥效用。看到这些损失确实很痛心。这种情况本
来可以避免的。”然后信中说到，由于到处大办，都要翻番，只得大量“招
兵买马”，去年增加2100 万职工。结果不仅农民、渔民，而且售货员、理
发员、手工业者也都转为工人。购买力提高了，但消费资料远未跟上去。
信的第二部分建议“在各级干部中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
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加强党性锻炼”。应当说，这是切中时弊的药
方，只差没说，反对主观主义应当首先从中央。从毛泽东本人做起。（但说
了“各级干部”）李云仲认为八大制定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问题是用
什么样的思想作风贯彻。他从下面干部发生的情况这样说道：“为什么主观
主义可以有时在一些工作领域能畅通无阻？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未能在党
内造成一种坚持原则的气氛，在有些场合下，以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为特
征的迎合情绪却感到很浓厚。这种迎合情绪绝不能与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
相提并论。这是主观主义也就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潮能够滋长的思想根
源。”他举出上述滦县的例子。然后谈到他在计委工作时的情况，在局务会
议上几次提出：“计委一定要管限额以上的项目，这些项目的设计任务书必
须经过审查，否则要造成严重后果。这个道理在当时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但既无人向计委领导反映，也无人认真研究这些对国家有决定意义的情况
和问题，你提你的意见，我应付我的公事！直到武昌会议提出清查时，才
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大量的半截厂房、房架、柱子已立起来了；几十亿
的投资。几百万吨的建筑材料、大量的劳动力，已经被占用在不能发挥效
用的‘工程’上了。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基建项目、规模的安排合理与否，
往往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决定性的作用。基建战线过长对当前紧张状况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李云仲亲自参加了大炼钢铁运动，“回来对一位负
责同志小心翼翼讲了几次：‘矿石、焦炭、煤消耗这么多，成本这样高，炼
出来的又都是不能用的土铁，可不能这样搞！’这在当时大家都知道。但这
位同志却和我讲，事实上很多人当时也这样讲：‘这不能算经济账。’当然，
这个问题早在实际工作中解决了，不过当时老是想：为什么不能算经济账？
难道社会主义不是要发展生产力？又为什么不叫人家提意见？”
关于1959 年计划，信中说：“我们从开始就参加了这项工作，一直感到
问题很大。虽然在多次会议上，并且向很多能接触到的领导同志提出意见，
也整理过一些资料来说明计划中的问题，但是谁也不愿提出来。今年年初，
在整理一个资料时，我又坚持把计划问题提出来，却又受到领导上的严厉
申斥，甚至提出了‘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为此事长时间难过极了。”
这位申斥过他的领导同志，也明知“差口这么大”的严重性，后来又向人
说：“有些事情你就要看破红尘。”李云仲似乎不能理解当时许多高层负责
同志的为难处，因此在信中说道：“明明是重大的原则问题，却要大家‘看
破红尘’，这是什么样的人生观！我回到宿舍以后老是想来想去，共产党员
对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能采取这种态度？这些人是把党的事业放在前面，
还是把个人得失放在前面？党的一部分事业，由这样的‘领导’来管理是
适当的吗？”
作为国家计委的计划工作人员，信中还谈到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
“最危险的是那种会引起阶级关系尖锐化的比例关系失调，因为这会造成
全面紧张。工、农业的比例关系，还有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就是属于
这一种”。去年增加的2100 万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农村中的骨于劳动
力几乎抽光了），连他们的家属恐有五六千万人，由生产农产品一变而为消
费农产品的人。这“不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呀”！“关于计划工作问题，几年
来是大家意见最多，也最不满意的一件事情。今年这个多了，明年那个少
了；今天变过来，明天变过去；今天生产这种产品，明天生产那种产品；
今年这个项目施工，明年那个项目停工……总之是，‘左右摇摆，进退维谷’，
真是‘进亦忧，退亦忧’。一位同志跟我说：‘今大很多问题，计划部门要
负百分之百的责任。这样说可能有些过分，但是作为综合性的国民经济计
划机关，未给中央当好‘参谋部’却是事实。”然后，信中指出近年计划工
作中的主要问题有三：
1.全面了解和掌握情况，才能做好综合平衡，但实际常常是在各单位、
部门间，年度、长远间，以及材料、进度，主机、配套，以及基建项目间，
顾此失彼，畸轻畸重，“有数字无措施，有计划缺检查”。
2.这不能简单归于无经验，而是主观主义思想作风严重，特别是1958、
1959 两年，既缺乏全面性的调查研究，又很少进行综合性的分析、规划；
每次提出的方案很少是经过多方面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讨论；各方面的意见
特别是具体经济计划工作人员和厂矿企业的意见，很少得到考虑；每次计
划方案，下面意见很多，也知道问题很大，但就是不采纳，甚至无人听取
这些。向中央提出所谓方案，往往是3000万吨是积极的，是可以争取完成
的；2200、2000、1800 万吨也是积极的，可以争取完成的。其实很多做具
体工作的人都了解，没有充分根据，漏洞百出。今年的计划调整后，钢按
1300 万吨，比去年增加 500 万吨好钢，当然，仍然是跃进指标，但问题还
很多。
3.在大运动中，计划工作不能正确坚持党的原则，跟着人家跑，时冷时
热。苏联计划工作的重要经验，就是要坚持原则。“计划机关在一个部门。
地区对一些重大问题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必须从全面出发坚持原则，不能
怕有争论；事实上往往由于在这方面站不稳而吃大亏。对这项经验，我们
吸取得不够。”信中还谈到一个最迫切的问题（这也是我当时最忧虑并几次
进言的问题）：“长期计划必须尽快编制，否则许多重大问题不能解决，如
基本建设和重大项目建设规模问题，大型设备的生产安排问题，部门间的
比例问题，工业布局和地区规划问题，重大的技术政策问题等。”
此外，信中还针对毛泽东提倡的一个地区或一个省建立独立工业体系问
题，以及去年以来，中央把工业、商业、财政、物资等管理权限下放过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