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不得不为此事专门开一次会，批评了周惠。
如果要说得形象一些，当时庐山会议的形势，正是密云不雨，气压很低；
或者如每天常见的窗外景观：云雾缭绕，不识庐山真面目。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7 月17 日下午5 点到夜10 点，毛泽东又找周小
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和我五个人去谈话。其中四人是《议定记录》
的起草人。胡乔木与田家英不消说，在毛泽东身边已十多年，其他三人，
应当说，当时也是很受毛泽东信任的或看重的。这次谈话，还是毛泽东谈
得多，也谈得很融洽，最初大家还议论了他的《返韶山》、《登庐山》那两
首诗。一起吃晚饭，喝茅台，还敬了酒。下面是毛泽东谈话的要点，按记
录本上一条条记的（括号中的话是笔者加的）：
关于总路线，真有70%拥护就不得了。真正骨干有30%也不得了了。大
部分人是随大流的。
昨天晚上我谈了（指组长会上）：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
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这里讲的右派，很可能是虚的即打引号
的，但也可能是实的即不打引号的。近30 年之后，写到这里，我也无法肯
定是虚是实，请读者和史家来研究。据笔者回忆，当时的意思是虚指的，
也许毛泽东本人当时也确定不了。当然，按照后来历史发展的事实本身来
确定这种含混不清的说法，也无不可。）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
调的人通讯。计委这次来了反对派的人（指贾拓夫、韩哲一。宋平），正面
有富春一个人就够了。只让签字不行，还得了解情况和问题。工业系统是
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
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
而且敌人有隙可乘。（这是承认管理经济比革命难。）
6 个地区大组人员打乱（这是11 日夜谈话时，我们三人的建议），使之
不成体系，免得谈来谈去一个腔调，问题展不开。国务院那么多部组成的，
不包括省；任何一个工厂总办在一个省。（之所以搞大跃进提出“以钢为纲”，
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对国务院工作不满的一种表现——抓不住“主要矛盾”。
在成都会议时，乔木同我谈过这个问题。）权力集中很不容易。过去司令部、
政治部有矛盾（指井冈山时期），权力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敌委员会。（这是
说明自己为何要亲自抓经济的道理。）中央红军8 万多人，到吴起镇剩7000
人。开干部会，说比过去强了，因为干部经过了这样艰苦的锻炼，当时许
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这个话的意思，还是指1958 年虽吃了亏，但取
得了经验，大家得到了锻炼。）接着反复讲1300 万吨来之不易（这是指1959
年落实的年产钢指标，有人说是否右倾机会主义了）。就是不能完成，也不
要如丧考妣。只要真正鼓足了干劲，指标没有完成也没有关系。成绩讲够
很重要。他们（指各省头头们）在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都有
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李井泉是挑担子的人，容易有脾气。我提倡过
密植，（关于密植）现在是中间偏右派。
关于密植这段话，是由田家英的插话引起的。1959 年初，田在四川他
舅舅的家乡蹲点，才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关于1958 年稻子平均亩产千斤，
原来都是一个口径。食堂经常吃稀饭，菜里见不到一点油荤。后来才查清
楚，亩产只有580 斤。这个现象在四川是普遍存在的。上海会议时，家英
就告诉过我，他在家乡如何饿肚子。上海会议后，他又到四川调查，发现
省委规定的“双龙出海。蚂蚁出洞”（只有行距，没有棵距）的高密植，社
员都接受不了。这时正逢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下达：“插秧不可太稀，也
不可太密。”他就据此在蹲点的公社，号召不要过于密植。在省委召开的会
议上，他反对高度密植，同李井泉有过很大争论。最后省委还是决定，全
省继续实行高度密植，只是让田家英所在公社可以稀一点。
早在1958 年10 月，田家英在河南新乡七里营公社调查时，就发现过小
麦产量浮夸，食堂伙食很差，社员体质下降，劳动生产率低等情况。同时
还根据修武县委书记的意见，反映了公社所有制存在的种种问题。在四川
将近半年的调查，使他对农村五风的情况，有了更多的感性的了解。在西
南组开会时，谈到下面受压而虚报产量这些问题时，他受到组长李井泉的
批评，以致讲不下去了。上山时，他领导的工作组交来真假罗世发的材料。
这些这时他都直率地谈了。毛泽东不能不相信在自己身边工作了十多年的
人讲的话，但又还得维护那些最忠实地、勇敢地执行总路线、大跃进的地
方负责人的威信，认为他们是身挑重担的人。
毛泽东接着说：现象与本质有时不容易看清楚。万人检查团（这是大跃
进时各地流行的造声势的方法）是形式主义，不能深入了解情况，群众不
会当众说真话。称赞《宣教动态》、《外事动态》办得好（这两个内部刊物
都反映了1958 年以来的某些真实情况），应当办《经济动态》。关于粮食产
量的估计，比7 月11 日夜谈的更为谨慎。毛泽东说真正高产的恐怕只有5%，
一般水平的是95%。而我们做工作，只能立足于95%。因此，年增产30%是
不大可能的。
谈到粮食问题时，小舟又说到全民炼铁，各种高指标，其根子在粮食估
产高了。毛泽东认为也不尽然。接着他又谈到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
对的道理。谈到这个问题时湖乔木一言未发，他是不同意这种理论的。毛
泽东颇同意乔木提出的，各工业部长们下去当几年厂长的建议。说孔夫子
的职业为道士，做过会计，管过田地。也同意我们说的，政治挂帅，不能
代替具体的经济工作。我们又提到还是由陈云挂帅好。我还说到三委（计
委、经委、建委）工作要统一。乔木说，少奇的意见，还是由陈云主管计
委工作为好。他还反映了刘少奇的一个说法：有人在观测中央仍有两派限
进与促退或左与右）。毛泽东说，富春是依靠王鹤寿的。接着又谈到袁绍之
多端寡要，好谋无决，不会用将。《曹操传》、《郭嘉传》中对此都有反映。
之后又谈到不要怕乱的问题。周惠说，还是学生不上街、群众不打扁担
的好。毛泽东却说，乱了才好。1957 年汉阳学生闹事，当时估计全国各地
市一二三万学生想闹事不等，也不过几百万人吧。意思很显然：大乱了才
好大治。胡乔木当场表示不同意这个说法：脓疮需要有白血球去攻，但全
身溃烂了，白血球失去平衡，就不行了。
此时彭德怀信刚发出。毛泽东便从彭信谈到洛川会议旧事，说华北军委
分委发的小册子，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这
个小册子曾为王明所利用。
1980 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我
在国务院第十组（能源系统），曾应小组同志要求，介绍庐山会议情况。谈
完7 月17 日的召见后，大家插话说，这次谈话已经把你们几个人当做右派
朋友了，你们还蒙在鼓里。当时我即不以为然。后来也曾听有的老同志谈
到，上海会议时谈海瑞问题，就是“钓鱼”，就是“引蛇出洞”。我认为，“1959
年的夏季形势”是否可以套用“1957 年的夏季形势”，这个问题有待史学家
研究。
这是7 月17 日，彭德怀的信刚刚印发。从这天谈话内容以及情绪来看，
特别是饭桌上频频举杯，谈笑风生，应当说这时毛泽东还没有完全转向“左
派”，更没有立意发起一场反击，上述两封信也可为证。但对彭德怀的信（及
彭德怀本人），自然有他自己的看法。按照黄克诚后来同我谈过的，毛泽东
与彭德怀两人相互成见很深，有许多历史上的疙瘩没有解开。上海会议毛
泽东作报告，批评了一些人的时候，讲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个人是被许多
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
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
犯人。’过去跟我兄弟也是这样。”以此作为印证，黄克诚的说法是有根据
的。记得1958 年4 月从武昌到广州开会时，当夜我同彭德怀住在一起，在
广州又同住一层楼，他除同我谈过平江起义的情况，想专门写战史这些事
外，还谈到在江西时，同毛泽东一起生活时的如何随便：有事到他屋里去，
如果还睡在床上，把被窝一揭就是了。于是慨叹道：现在可不行了。彭德
怀是“山野之人”，始终保持某些“游击习气”，不喜欢叫“万岁”，不喜欢
唱《东方红》，也不喜欢叫“主席”。这种性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实毛
泽东自己何尝不更具“山野”之气，他经常穿着睡衣，靠躺在床上跟客人
谈话。还在游泳池游泳时，同赫鲁晓夫会谈。）
毛泽东这次找我们几个人再次谈话，关于彭德怀的信并没有多说，只是
顺便提到洛川会议，应当说是含有深意的：让我们知道，彭德怀这个人同
他在历史上不一路，启发我们这些“不知世事”的人，不要倒到彭德怀那
一边去。同11 日的谈话相比较，这时无疑有变化了：在密切注意形势的发
展，在防止彭德怀的信出来之后，形势可能向右发展。光几个“秀才”讲
点偏激的话，讲点不爱听的话，无关大局（有时还有好处）。总之，事后细
细想来，17 日找我们五个人作如此长谈，而且有些话可说是“知心话”、“私
房话”，其原因可能是，听到“左派”们对我们有议论，希望我们能同他一
条心，照顾到各方面，以大局团结为重，这样使会议能较快圆满结束。
同我们这两次谈话之前，还没有传出毛泽东正式找过哪些人谈话。田家
英同毛泽东的保卫负责人王敬先（庐山会议后被调离，“文革”中去世，时
任苏州地委副书记）、英文秘书林克及机要秘书等，都关系密切，有什么动
静，田家英都会知道。当时人们都知毛泽东找我们谈过两次话，都想探问，
摸摸风向，这时我是守口如瓶的。
田家英从他的内线得知，毛泽东这时找各大区负责人谈话时，还说过要
印发《阿Q 正传》的话，意即要启发大家，不要自己的缺点毛病触动不得，
像阿Q 一样，一触即跳。
大概是17 日谈话后第二天，我来到田家英住处，胡乔木、吴冷西、陈
伯达都在。谈到彭德怀的信，我们都很感兴趣，觉得信的内容很好，观点
跟我们一致。我还说，只有彭老总才有胆量，敢这样写。胡乔木却讲了这
样一句：这封信可能惹出乱子。他大概是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观察，而
得出这个看法。后来听说，毛泽东同王任重在庐山水库划船时，谈到彭德
怀信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说“现在我不发言”。此事胡乔木可
能知道了。
我的《庐山吟》第四首，这样记述了第二次召见：
登楼再度群言堂，尚在闲谈新乐章。
都觉畅怀言已尽，谁知一夜落飙狂。
《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
按照原来的安排，会议开半个来月，通过一个会议纪要性的文件，大家
下山，各奔前程。文件起草小组，毛泽东原指定五个人：胡乔木、杨尚昆、
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7 月13 日凌晨，他致信杨尚昆：“五人起草小组，
建议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同志，成为
十一人小组，先议两天，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
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
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文件名日‘庐山会
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
不超过五千字。”第一次碰头会，根据18 个问题和各组讨论情况，拟定了
以下12 个问题：关于形势和任务、读书、宣传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群众
路线问题、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体制问题、协作区和协作
关系、组织农村集市贸易问题、过日子问题、公社食堂问题和加强农村党
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各人分工写一或两个问题。除“形势和任务”
外，每个问题写1000 字，最长不超过2000 字。胡乔木写总纲性的“形势
和任务”，我写“综合平衡”和“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周小舟
和田家英写有关农村的几个问题。大家知道，谭震林和曾希圣是大跃进时
冲锋陷阵的带头人，谭主管农业，曾是安徽一把手，但他俩不是主要起草
人。从人员组成情况来看，毛泽东无疑希望这个文件是一个继续纠“左”
的文件。因为我们这几个人这次不只是当做所谓“秀才”看待，而是被认
为对大跃进确有不少中肯的意见；尤其周小舟在内，说明湖南的工作被赞
赏，采纳了那三句话作为会议的基调，现在进一步让湖南的做法在文件中
起作用。
7 月16 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原来按地区分的6 个小组，将人员
打乱，重新编组，组长不动。第一组组长林铁，副组长宋任穷、江华；第
二组组长柯庆施，副组长廖鲁言、甘泗淇；第三组组长陶铸，副组长谢富
治。谭政；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肖华；第五组组长张德生，
副组长舒同、黄火青；第六组组长欧阳钦，副组长江渭清、张国华。从17
日起，按新编小组开会，继续讨论形势和任务等问题。这时彭德怀的信也
已印发出来，讨论中对《议定记录》谈的意见就逐渐少起来，对彭德怀信
的意见就逐渐多起来。
大家对《议定记录》的意见，多集中于“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一般
认为对大跃进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和丰富的经验表达得不够充分有力，因而
对大跃进中所产生的一些缺点和问题及今后前途，也写得不顺畅。或者认
为对成绩讲得不够，会对当前形势有不利影响。或者说，成绩写得很抽象，
缺点写得很具体，这样传下去要泄气的，今年计划就会完不成。“关于形势
和任务”中写到的缺点只有三条，即比例失调，共产风，命令主义和浮夸
风。关于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提到“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时，后面括弧中有这样一句话：“对于1958 年以前我国建设经验和苏联建
设经验没有认真总结和研究。”这句话受攻击最厉害，有的人甚至说：看到
这句话我就读不下去了。曾希圣是起草小组成员，对这一段写法也是不满
意的，他在19 日第三组的发言中，以安徽小高炉炼铁为例，证明大办钢铁
的正确，说安徽小高炉1 吨铁的成本比武钢的便宜90 多元，质量规格也可
以用于建水库。武钢要8 年才能做到年产380 万吨，安徽今年就可出铁140
万吨，所以最大好处是争取了时间。他认为安徽最大缺点是刮了共产风。
下面干部对于缺点的看法，“好比玻璃上滴了一点墨水，一擦就掉了”。“至
于去年工农业比例失调，我不承认。工业、农业不都是增产很多吗？工业
内部的比例是有些失调，但是我的看法很乐观，不经过这样的大演习，我
们受不到这样的教育。”
面对这些对《议定记录》的非难，我们几个主要起草人被逼得讲话，要
起而维护。胡乔木在第二组，7 月19 日他作了较长的发言。《会议简报》中
有摘要记载：
“完全同意把成绩说够。《记录》（草稿）中没有把成绩说够，主要是受
到字数限制，力求简要，以致只讲了原则，决不是起草的同志在看法上有
什么分歧。相信绝大多数同志对于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准备把成绩
部分展开，篇幅适当扩大。缺点部分也决定根据各组同志所提意见改写。
主席为会议出的那些题目，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使‘热锅上的蚂蚁’变
成‘冷锅上的蚂蚁’。当然，如果对于大跃进的成绩还有怀疑，那是不可能
把经验正确地总结起来的，所以就要统一认识，在这个前提下把经验总结
起来。总结经验的任务，是与肯定成绩一致的。现在的问题是会议已经开
了18 天，但是看来真正客观地、系统地、冷静地研究经验的空气，还不是
很浓厚。会议时间不会太长，因此希望研究经验的空气能有所增加，特别
是研究那些还没有引起普遍重视的问题。《记录》（草稿）中关于缺点的原
因，说到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时，括弧中有一句话说，‘对于1958
年以前我国建设经验和苏联建设经验没有认真总结和研究’，这样说是错误
的，应该改正。（按以下接着说的，其实是说明，这样说并不错误）原来的
意思是说，许多同志在实际工作中对于过去的经验研究不够，已经总结过
的在实践中也坚持不够。这个意思，是毛主席在上海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来
的，现在在《记录》中指出这个事实，恐怕还有需要。例如，主席在八届
二中全会小组长会上所总结的1956年的经验，许多毛病仍然在去年重犯了。
值得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这样？分析起来，我们是又有了一些经验，而
又没有经验，这就是矛盾所在。大跃进当然史无前例，但是社会主义又是
史有前例的。正是由于毛主席、党中央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才产生了十大
关系的报告和党的总路线。在这个基础上，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应该具体地
总结各个工作部门的专业性的经验。总结经验，要有原则的总结，也要有
具体的总结；要有政治的总结，也要有经济的总结。经济有经济的规律，
社会主义经济有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又有中国社会主
义经济的规律，正如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所说战
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一样。为要取得经济战
线的胜利，就必须深人研究经济的规律。去年下半年发生的一些问题，原
因之一就是我们对经济规律和经济工作的具体经验研究得不够。在这次会
议上，需要认真地总结一些经验。为此就要有利于总结经验的空气，让参
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不要感觉拘束，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
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缺点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小。但是，在现在
的会议上，各人所见有些参差不齐，也不必紧张。总之，只要是问题存在
的，就要加以正视，研究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
戴帽子。如果说错了，讲清楚改过来就行了。我们讨论的目的无非是早日
实现光明的前途，这一点大家是一致的。说虚夸已经完全过去了，我不能
同意。虚夸的主要方面是下降了，但不是没有了。毛主席要求我们的宣传
工作像过去发战报一样，确实缴了几枝枪就说缴了几枝枪，一枝都不要多。
在经济统计中达到这个目的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要为此而努力。我们党，
在长时期中形成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现在应该恢复这个传统。”
胡乔木的发言是有代表性的，他至少代表了我们这些认为缺点应该说
透，认为会议还有某种压力的人。他完全没有提及彭德怀的信，但实际上
是支持这封信的。
李富春也在第二组，他接着发言。他认为正确地认识形势和认真地总结
经验是密切结合的。“对形势有不同看法，通过讨论求得认识统一是完全必
要的。对于总结经验，认真研究缺点错误以利于提高我们的工作，也是完
全必要的。1958 年以前，我们建设的经验是有一些，但是，很多具体的经
验认真总结很不够，而且如何用于大跃进中来，也没有把握。就全党说，
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全面的建设经验，确实不够，大跃进的经验也确实没有。
从去年北戴河会议到现在，10 个月来，全党取得了大跃进的经验，这是过
去8 年经验中所没有的。问题确实不少，经验教训也很多，需要认真总结，
因之就需要大家冷静下来。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不冷静是不可能总结经
验的，从去年郑州会议到现在，中央都是在不断地发现问题，纠正缺点错
误，不断地总结经验。我们一方面要说，9、10、11月中发生了不少问题，
以及现在还存在的和还可能发生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现在的情况
与去年下半年比，已经有显著的变化，这也正说明了党掌握了批评与自我
批评武器的英明伟大，也正是‘前途光明’的有力保证。”同样，李富春也
没有提到彭德怀的信。
周小舟也在同一个组，李富春讲完之后，他接着发言，讲了不少心里话。
他同意《议定记录》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总精神。肯定了总路线的正确
和大跃进的成绩，应该如少奇说的，把“成绩讲够，缺点讲透”。主席提出
“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的精神要大讲特讲。“我想，
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所以在肯定成绩之后（这点是大家意见一致的），
应该着重总结经验。得失问题，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领导总的来
讲，成绩肯定是伟大的，是‘得大大多于失’的。这个思想，在这次会议
上是一致的。但对于总结经验、揭发缺点，从而克服缺点或者对于某些具
体问题的看法，我看还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以为个人由于工作方面不同、
接触的事务不同，因而看法有所不同，这是很自然的。大家一块讨论，从
各方面把问题提出来，经过分析和讨论，就可以达到一致的。从具体问题
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我看都是有的，要分别讲。比如
湖南去年建了5 万个土炉，有两万个炉子根本没有生过火。某些地方晚稻
并秧，大大减产，这些，我看就只有失，无所得。同意《议定记录》关于
缺点原因的原则分析。我们这些人都是好心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总想多搞一点，快搞一点。刮‘共产风’也是想快一点搞共产主义，其结
果是违反价值法则、按劳分配等某些社会主义原则，所以是错误的。我们
应该把所有这些经验总结起来，引为教训。基层干部的浮夸作风、强迫命
令与我们上面的计划偏高偏大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只是鼓下面的劲，某
些事情办法不具体，某些事情或者我们自己心里也是‘虚’的，然而还总
是去鼓劲，这当然就会发生缺点或者错误的。这种情形，我们自己当然首
先就负有责任。这个经验或者说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我的看法，这次会议
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缺点少讲，
或者讲而不透，是难于使我们自己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的。缺点讲透，会
不会妨碍我们这些人的积极性呢？我认为正确地检查缺点，不仅不会泄劲，
反而能够更鼓正确的干劲的。”小舟对彭德怀的信，最后表了个态：“彭总
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
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在我们几个人的漫谈中，对于“小资产阶级
狂热性”等提法，我们都是觉得不大妥当的，容易引起误会。
我在第一组。作为《记录》草稿的参与者，我发不发言呢？一次散步时，
同吴冷西谈及，他觉得有责任讲，应当讲。（他的发言谈到彭德怀的信，只
认为是文字上的问题，后来也挨了批评。）我上山时，确实带了一大堆问题，
如综合平衡、比例关系等问题。我认为关键在1958 年5 月的华东计划会议。
那时柯庆施正进人政治局，很受宠信，头脑发热得厉害，对下骄横得很。
上海工业基础较好，于是想钢铁先来个大跃进。李富春以及王鹤寿、赵尔
陆。吕正操等工交部门主要负责人都云集上海，帮助华东订1959年的大跃
进计划。我代表水电部参加会议，与冶金部副部长徐驰住隔壁房。华东钢
的指标涨到600 万吨，各大区通电话，一起看涨，因此导致1959年计划的
过高指标，也推动了北戴河钢索性翻一番。我再三问徐驰有无可能性，徐
答华东有此条件，别的地区恐怕不行。一机部的部长助理陈易，则向我诉
苦。当时一机部同冶金部矛盾已开始尖锐起来，主要是钢的品种太少，质
量也有问题，如发电设备主机的大轴，即远不能满足需要。会议期间，我
到阔行参观过制造发电设备的三个大厂，厂长告诉我：指标是柯老硬压下
来的，会上无法提意见。汽轮机厂厂长还向我做了一个手势：这玩意是会
飞的。即大轴出了问题，发电机可以发生大事故，乃至厂毁机飞，历史上
上海出过此种事故。于是华东1959 年的大跃进计划，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我在会议上顶住了，电力无法保证，我有账可查、可算。柯庆施甚为不满，
给我们放上海大跃进记录电影看，还让我去参观上海三大跃进厂：江南造
船厂、一个变压器厂和永龛钢管厂（后两个厂都是里弄小厂）。临走时，我
给柯留下一封短信：奉命去看了这三个厂，很受教益，但不能解决电的问
题，电仍无能为力。其实，当时江南造船厂“3 个月下水”的一艘5000 吨
轮船，我上去看了，只是一个空壳壳的船体而已，主机和内部其他设备装
修都还没有赶上。这个情况我不便在短信上反映。华东计划会议后，我将
这次会议情况及我的疑虑，于7 月7 日向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信，信中主要
谈到电力设备等情况：根据华东需要推算，1959 年全国共需生产发电设备
900 万千瓦（各国最高年产千瓦，英国为400 万，苏联750 万，美国1370
万），相当于1958 年的10 倍。发电设备的复杂，还在变压器、开关、仪表、
电缆以及电动机等配套，大小几千种，特别是铜、铝原材料不够。电与一
切工业生产有直接关系。1958 年全国发电量达不到300 亿度，按华东计划
推算，1959 年全国缺电100 亿度以上。因此，全国工业必须分轻重缓急，
很好排队。否则会出现整个国民经济失调，财政收入减少，反转来影响重
点建设。大家都全面跃进，一切都感不足，需要强调协作和照顾全局精神。
信中最后有这样的话：有些事可以蛮干，有些事蛮干不得。大家确实鼓足
了廿四分干劲，但是在计划上很少听见“留有余地”。这封信长达3000 字。
后来证明，在北戴河会议以前，毛泽东并没有重视这封信，武昌会议时才
予以重视，特别找我详谈了一次。7 月20 日，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就先
讲了华东计划会议的事。现在将《简报》上刊登的照录如下：
“去年大跃进的成绩是极其伟大的。产生了总路线和整套方针。在许多
方面特别是在速度上突破了苏联的经验，突破了许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
束缚，技术革命收获很大，在群众路线上也有发展。成绩是根本的。缺点
虽然是一个指头，但有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对缺点和问题要讲透，不能
讳言；目的是为了今后更好地跃进。
“去年许多东西都是正确的，主要是有的过了头，超过了客观可能性，
因而出了问题。关于钢的指标，八大二次会议所提，比较接近客观实际（1959
年1200 万吨，1962年2500 万吨至3000万吨）。二次会议后，华东600 万
吨带头，就想得过高了，远远超过客观可能。主席提的某些指标曾是当做
问题提出的，应该独立思考，讲清情况，慎重回答。冶金部的思想解放过
了头，只根据炼钢能力提出过高的指标，对上下左右内外前后，照顾考虑
太少。计委主要是根据冶金部这种不可靠的指标，作为整个计划的依据，
没有很好综合平衡。关于综合平衡问题，曾经在思想上发生紊乱。武昌会
议之前人们只讲打破平衡，打破比例（《红旗》1958 年12 期的社论可为代
表），不大敢说比例关系、定额计算。成都会议上，主席所提的均衡的有节
奏的生产，有劳有逸，留有余地，波浪发展等等，很快都忘记了。有不少
正确的东西过了头。例如敢想、敢干、规章制度的打破，对苏联经验的看
法，权力下放，等等。去年安全工作有很大的忽视，据统计伤亡15 万人，
其中死5 万人。（按：这是中南组开会初期，罗瑞卿提供的数字）也有些事
情简单化了。如下达计划采取压的办法；插红旗、插白旗的不够慎重（在
农业上，插白旗者问题少，插红旗的反而问题多）；放松了传统的由点到面
的经验。过去发表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是很严格的，去年在这方面
也有轻率之处。如王任重在《七一》（湖北省委理论刊物）上发表的《毛主
席在湖北》一文，是不够慎重的（按：其中有毛泽东讲粮食多了怎么办这
类话）；又在三峡科学研究几百人的会议上（可能有非党干部）讲话：成都
会议的决议都是促进的，惟有关于三峡的决议是促退的。中央工业各部在
计划指标涨风中，虽然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一齐抬的。当时连
纸面上虚假的平衡也是片面的。当前突出的问题，钢铁是数量与质量的矛
盾，这也是冶金部同一机部和其他各部的矛盾。过去说，没有数量就没有
质量，现在应当说，没有质量就没有数量。要下决心，宁可少些，但要好
些。
“去年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某种空气与压力的问题，对于提出某
些怀疑和反面意见的人，轻易戴上观潮派、算账派、促退派的帽子，压力
是很重的。对1959 年3000 万吨钢发生怀疑，曾认为是立场问题，离开总
路线问题。《经济消息》今年第3 期发表了关于完成2000 万吨钢所存在的
一系列困难，即受到批评，听说当事人还作了检讨。去年6 月到今年年初，
确实有些反面意见很难提出来，很难展开讨论。
“这次庐山会议仍有不愿谈缺点、不愿听缺点的情况；一谈缺点，就可
能是否定成绩，这种压力还多少存在。对于《议定记录》草稿‘关于形势
和任务’部分的批评，有些是过重了的。彭总的信把一些意见提出来作为
对立面，引起大家深人讨论，这种精神是好的。（按：本来我也讲了‘小资
产阶级狂热性’这种提法值得考虑。修改记录稿时，我删掉了这句话。）紧
张形势是存在的，总的说来不是很快就能完全解决的。虚夸的问题也还没
有完全解决。”
我发言之后，同期《简报》上刊有同组其他人的发言，大抵都是针对我
的发言说的。如关于形势问题，大家认为是完全可以好转的，现在浙江、
河南、河北都有好转，有些地方群众干劲更踏实了。对紧张要分析是什么
性质的紧张，究竟紧张到什么程度。工业方面，无非是原材料紧张，经过
调整平衡，加上增产节约，也是能够解决的。庐山会议，大家没有感到有
怕说缺点的空气。对缺点不是不讲，不在讲多少，是要弄清它的性质。我
们的缺点或错误不是方针路线性的，是在执行正确方针路线中产生的。对
《议定记录》草稿，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见，只是表明不同的看法，不是不
许说缺点；更不是对起草人的意见等等。
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当时浙江同志的发言讲农村情况已大有好转，市场
供应鸡蛋已很丰富。叶季壮（外贸部长）一听说鸡蛋多了，马上兴奋起来，
只盯住浙江同志问，鸡蛋能调出多少，因当时外贸太困难，完不成合同。
当然问不出结果。
北京来的人大都住在一座楼上，记得刊有我发言的《简报》出来之后，
遇到贾拓夫、韩哲一和宋平三人，他们一起向我作揖，说是代表他们发了
言。“文革”期间住秦城监狱时，还有外调韩哲一历史的人，要我为此事写
材料。
7 月20 日前后，小组会上对《议定记录》发表的意见逐渐减少，较多
的意见集中在彭德怀的信上了。但上述周小舟和我的发言，则成为7 月30
日以后批判我们的主要根据。
7 月 20 日，政治局正式讨论过一次《议定记录》稿。当然，随着风云
突变，这个《记录》就无人提及，流产了。7 月23 日刘少奇听了反彭讲话
出来，曾约乔木到他住处谈话，以为下面还是必须纠“左”，《议定记录》
定稿能否争取仍发下去。乔木认为已不可能了。后来在全会《决议》中也
未能写上继续纠“左”之意。1962 年七千人大会后，听田家英说过，乔木
曾经提出，要为《记录》平反。
现将《议定记录》中被人们责难得最厉害的“关于形势和任务”，关系
较大由我起草的“综合平衡问题”，这两部分全文并其他十个问题摘要如下：
一 关于形势和任务
（一）必须肯定成绩。去年和今年的大跃进，成绩是伟大的。
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一整套
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大大地展开了干部和群众的眼界，空前地激发了人们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变了工业每年只能增长百分之十几、农业每年只能
增加百分之几的局面，用事实证明我国国民经济可以用跃进的速度向前发
展。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大跃进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真正管理经济工作的开始，大跃进使党和人
民在短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丰富的经验。
人民公社化运动加速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农村整个面貌的改变指
出了远大的前途。在现阶段上的人民公社，基本上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
联社。由于它的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便于加快农林牧副渔和工农商学兵
的综合发展，并且为农业机械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纠正了公社化运动
中某些暂时性的偏向以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将在长时期内发生作用。同
时，公社化运动对于将来农村中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转
为共产主义的过程，也提供了良好的组织形式和宝贵的经验。
（二）大跃进中也产生了一些缺点和问题。主要是：（1）国民经济发展
的某些比例失调。（2 ）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3 ）命令主义作风和虚
夸作风的发展。
产生这些缺点和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一般的建设经验不
足，特别是对于大跃进缺乏经验），部分的也由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