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恢复到1957 年的正常情况。这些都是他当年在庐山的一个笔记本中写到
的。
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彭德怀自述》说道：“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
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
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
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
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所以我7 月14 日
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为
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
毛泽东同志’的目的。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
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
直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他会斟酌的。”由此可见，这封信确实是写
给毛泽东本人参考的。不论动机与内容，写信人应是无可指责的。
对彭德怀的信的反应与形势的变化
7 月16 日重新编组之后，彭德怀的信也分发下去了。从17 日起，开新
的小组会。头两三天，对《议定记录》稿与彭德怀的信的意见，发言者如
有涉及，大体是同时谈到的。后来两三天，即到22 日下午为止，如果涉及，
就只是对信的评论了。但总的还是在“形势与任务”这个范围内来谈的。
这时总理正召集各部开会，讨论计委提出的今明两年的计划安排，落实各
项主要指标，通过《议定记录》，以便结束会议。
会议原来还是比较平静的，虽有不同意见，在一些问题上有所交锋，但
并不很尖锐，没有根本性质问题的争论，也少长篇大论。所有的发言，包
括我们几个认为会议还有压力的人的发言，以及《议定记录》和彭德怀的
这封信，都是从根本上肯定和维护“三面红旗”的。可是，一石激起千层
浪，彭德怀的信发出之后，突然起了这么个作用。发言中对信有意见，或
多或少，或轻或重，主要集中在第二部分，即对大跃进、全民炼钢、人民
公社化等缺点、错误的评价，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如何看待1958年的经验
教训问题。关于对这封信的看法，彭德怀后来在自己的笔记中，是这样估
计的：多数同志基本上是同意的，但其中不少人认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
有些人对第二部分意见较多，认为讲得过于严重了；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对
的则是个别人。还有许多人没有发言。这个简要分析，大体符合实际情况。
前面已录下了胡乔木、周小舟和我的发言，是很支持彭德怀的信的。下
面录出的一些人的发言，对这封信，有的是明显的支持或反对的；有的没
有直接表态，言内之意也好，言外之意也好，究竟是支持或反对，读者可
以自加体会。
黄克诚是17 日上山的。18 日一早参加国务院会之前，周小舟和周惠约
我去看望他。我们都谈到会议有不能多说缺点的压力。黄克诚说，在书记
处会议上他也说过：我黄克诚总算一个敢讲点话的人，但现在也不大好讲
了。谈到彭德怀的信，黄克诚说粗看了一下，有漏洞，有问题，还有刺；
照实际情况，还可以说得重一些，但这话不能对彭德怀说。后来传说周恩
来有这样的话：黄克诚早上山就好了，这样，彭德怀写信之事就可能不会
发生。20 日在周恩来处开会，批评周惠时，黄克诚曾同谭震林大吵了一顿。
19 日，黄克诚在第五组发了言，没有谈彭德怀的信。他说，他同意主席讲
的三句话和少奇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问
题不少”这句话，两头是一致的。他说：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
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
健康，就会干劲更足，更踏实。他同意（议定记录冲讲的三条缺点，再补
充以下几条：互.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2.比例失调；3.1959年计划指
标过大。头一条起了主导作用，后两条与之有联系。北戴河通过公社决议
时，黄克诚就对陶铸、周小舟等人谈过：公社挂个牌子算了。黄克诚是一
个遇事尤其重大之事惯于多想困难的人，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他自己的艰辛
经历，包括乞食千里才回到苏区，以及多年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在党内
斗争特别是打AB 团等错误肃反政策的教训中，使他养成的一种思考习惯。
他在党内是有名的“老右倾”，受过多次打击和处分，但他不以为意，该讲
的还是讲。可惜陶铸也好，周小舟也好，谁也挡不住公社大挂牌子。这时
黄克诚在发言中谈到公社问题时说：“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请大
家研究，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
搞了好；从短时期说，不搞更主动些。北戴河决议的领导作用，赶不上七
里营、徐水那一套。”谈到作风问题，他补充一点，即只能讲成绩，不能讲
缺点。举出高扬反映河南炼铁中问题的例子。当时中央工交工作部副部长
高扬带了一个工作组，到河南登封、禹县、鲁山等地了解炼铁情况，这是
大放卫星的地方，发现质量不好，产量不实，向中央写了封信，提出看法。
材料转到河南省委后，河南省委大发雷霆。这就是讲好的高兴，讲缺点不
愉快。黄克诚认为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在发言中，他还
指出去年兴了铺张浪费之风。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
了，但很不舒服。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
肉。干部吃那么好，行吗？最后谈到缺点造成的影响：二.粮食紧张是解放
以来没有的。基建材料、市场副食也紧张。2.党与群众的关系受到影响。
3.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毛主席也讲过开动脑筋，放下包袱；缺
点不讲，总是个包袱。
赵尔陆（一机部部长）和陶鲁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都在第四组，他们
21 日的发言，都积极地肯定了彭德怀的信，后来都引起非难，受到批评。
赵尔陆说，过去一个短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已使党中
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些微的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作为高级干部，由
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应
该感到沉重。从这种心情出发，对彭总的信感到同情，彭总的精神值得学
习。建议书值得斟酌的是有个别问题的提法（如说缺点的性质是具有政治
性的），分析不够，容易引起误会。大跃进期间，部门之间工作矛盾最严重
的是一机部同冶金部。可以这样说，冶金部在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包括
产品的质量。数量等问题，最后主要都落实到一机部，由一机部来承担。
陶鲁笳直率地说：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信中的某些词句容易
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比
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关系紧张，是相当严重的，现在虽然已大体纠正了，
但完全解决还要做很多工作。缺点的性质问题，从理论上讲，如有缺点错
误，必然非右即“左”；大跃进中主要的倾向，肯定不能说右，当然就是“左”。
彭总并未说党的路线“左”了，只说缺点的性质属于“左”的范畴，这是
对的。问题是处理的方法，目前可以不公开提出反“左”，以免挫伤群众的
积极性。但将来一定时间，把执行总路线中右的和“左”的经验教训总结
出来，还是必要的。
贾拓夫（在第三组）也觉得彭德怀的意见书总的是好的，总的精神是同
意的，这会推动大会的讨论。上山时，自己脑子装了很多问题，在西北组
讨论时，感到缺点讲得不够，应该在肯定成绩下把一个指头的问题讲深讲
透，从而得到教训。这些问题搞不清楚对今后的跃进是不利的。同时，既
然已经分清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把缺点讲透不会吃亏，否则还
会吃亏的。后来贾拓夫受到严厉指责，认为他给彭德怀的信提供了炮弹（材
料），批评他把阴暗面看得大了，在重大关键问题上，嗅觉不灵敏，有点摇
摇摆摆。这是后话。
还有万毅等人的发言也是基本同意彭德怀信的内容和精神的。
7 月22 日上午，欧阳钦任组长的第六组，继续讨论形势和任务问题时，
关于缺点和经验教训，大家仍继续发表了许多意见，《简报》有如下较详细
的反映：
缺点和问题：1.不会过日子，误以为粮食已经过关，失收的损失约占
10%到20%，以致有些地方发生浮肿、夏荒。2.刮“共产风”虽时间不长，
但很危险。3.少种、高产、多收乃长远方向，没有经过试验，就过多、过
早地实行，结果少种了一些地，造成损失。4.比例关系失调，市场紧张，
紧张的时间较长，影响很大。（这是针对其他组有人发言，认为市场紧张已
经或很快就会过去而说的。）
产生缺点的原因和经验教训：l.经验不足，确有些问题不可避免，但也
不要把什么事情都说成经验不足，说成发展过程中难免的。2.知识不足。
3.官僚主义这一条，应写到文件中去，有些虚假现象是不了解真实情况所
致。4.虚报浮夸的作风一度滋长。5.夸大主观能动作用。如“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的“增产无限论”等。当时有的技术人员说，“你们在搞精神
第一性”。6.有骄傲自满情绪。对外国专家的意见不虚心听，不学习先进经
验，在国外的留学生也一度翘尾巴。7.对于重点与一般，注意重点忽视一
般，多快好省贯彻不全面，没有真正实行两条腿走路。注意多快，忽视好
省。8.没有掌握毛主席久已强调的“一切经过试验”，“由点到面”的逐步
发展的工作方法。9 有抢先的思想。如“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北戴河有人
提出是作为今后考虑的（按：这个口号，柯庆施在八大二次会议时就提出
了），有的抢先实行。报纸一宣传，就普遍推开。争着放卫星，互相攀比之
风泛滥全国。10.提口号不慎重，如“粮食基本过关”，“放开肚皮吃饭”等。
关于今后如何鼓足干劲，必须解决四个问题：二.解决政策问题，认真
贯彻郑州会议以来已公布的各项政策，农民就怕变。2.一切重大措施要经
群众讨论。3.把人民生活安排好。4.改进领导作风。中国是个大国，必须
注意多留后备，生活资料、生产资料都应有必要的积蓄和储备。
这个组在17 日、19 日和20 日三天的讨论中，发言涉及彭信的，只有
个别人批评了“得不偿失”论，说“有得有失”不能并列，而且得多失少；
不同意工农业失调是“具有政治性”的提法。也有人说，目前主要不是浮
夸风，而是“指标越低越落实”的泄气思想。谷牧、戎子和、邓洁的系统
发言，都一致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必须说够，同时缺点也要说透。不要隐瞒
缺点，但也不要把一个指头说得又大又粗。谈缺点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改
进、提高工作和有利于全党的团结。邓洁说，刮“共产风”那一时期，有
骄傲自满情绪，有的不可一世，以为超英赶美不在话下，对苏联也不放在
眼里。有的滥用党和毛主席的威信，说的是政治挂帅，实际是主观主义挂
帅，如说白水可以煮成酒等。对于缺点不要怕痛，怕痛将来还要犯错误，
已经花了“学费”，就要把经验教训总结出来。戎子和对大炼钢铁很是怀疑，
小高炉炼出的生铁含硫太高，不仅不能炼钢，用于浇铸都不行，老百姓都
不要。这种生铁成本高，调拨价也高，冶金部向财政部要补贴20 亿元（后
来实际补贴了40 亿元）。谷牧分析了钢铁形势，1959 年可产铁50万吨以上
的省有10 个，产钢50万吨以上的省有6 个，生铁合格率已达70%。还对比
了八大规定的1962 年各项主要工业指标，同1959 年预计完成的相比，即
两年完成了原来的五年计划，确是大跃进。他还说，从某些具体问题看，
缺点可能是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指头的问题，说它是一种“左”的倾
向也未尝不可。但是从总的形势说，主要是缺乏经验和思想方法上的主观
片面性以及官僚主义，纠正过程中转得很快，以不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和“左”的倾向为好。
这个组22 日上午的讨论，万毅说，彭德怀同志把自己考虑到的问题提
出来，对于此次会议深人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
胆忠心的。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是
有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如果再多说几句。多加分析就清楚了。万毅还批
评说，在大跃进中虚报浮夸的作风在滋长，夸大主观能动作用，如“人有
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增产无限论”等，是搞精神第一性。对于重点
与一般、多快与好省贯彻不全面，没有真正实行两条腿走路；注意重点忽
视一般，注意多快忽视好省。万毅说，没有认真掌握主席久已强调的“一
切经过试验”、“由点到面”逐步发展的工作方法。有的有抢先思想，比如
“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在北戴河会议上有人提出是作为今后考虑的，但
是有的就抢先实行，加上报纸一宣传，就变成较普遍的行动。放卫星你比
我高，我想比你更高。有的口号提出不慎重，如有的说“粮食基本过关”，
“放开肚皮吃饭”等等。有的人说，从实际工作执行中，从一个时期发生
的具体问题看，如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等，说它是政治性的
问题也未尝不可。有的人说，有些问题热得过火，如有的县提出“两年进
人共产主义”等。类似这些问题，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不算过分，
但这是局部的暂时现象，不要说成是普遍现象。有的人说，说我们处理经
济建设问题不像处理平定西藏叛乱、金门打炮那样得心应手，指我们这方
面还缺乏经验，也是可以的。
从18 日到21 日，第三组的讨论中，对彭德怀的信持不同意见的主要有
陈正人、程子华和贺龙。
陈正人不同意信中“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这一点。他认
为大部分地区的粮食并不紧张，只有小部分地区紧张，市场情况也是如此。
而且，紧张情况正在逐步好转。好的现象多，坏的少。虚夸现象过去是存
在的，现在已大力改进了。现在的问题是另一方面的，即发生瞒产现象。
陈正人同柯庆施等住一栋房子，当时很受柯的影响。我们都在一个饭厅吃
饭。记得在23 日前，不同观点紧张交锋的几天，也许出于好意，一天饭后，
陈正人把我拉到一边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指谁？为什么说“有失有
得”？“失”放在前面，“得心应手”这些话也是有所指的。
程子华认为“认识过迟”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从北戴河会议到现在，
许多重大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并非认识过迟。“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
了一种假象。’这种估计，实际否定了农业大跃进的成就。也不能把工业、
商业上的缺点，都推到农业上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说的错误的
思想根源。可是总路线三句话，“15 年赶上英国”，以及破除迷信、解放思
想、敢想敢干等，都是推动大跃进的动力；广大群众要求很快改变“一穷
二白”的面貌，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把党的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
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也不符合实际。去年群众路线有了很大
发展，商业战线也搞起了群众运动。“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
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这种
说法不恰当。就是对食堂不满意的，也只是少数人。对全民炼钢估计上，
结论是“有失有得”，也不恰当。发生一些缺点，有的不可避兔，有的由于
没有经验。最重要的是，因此取得了宝贵经验，不能把得、失并列相看。
贺龙认为，我们的缺点还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工作
上有一点缺点、错误，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纠正。这是中
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回想博古王明路线的错误，“整个湘鄂西苏区，被
承认为党员的只有关向应、卢冬生、夏曦和我。提起这些事，我真痛心。
而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像这样的路线错误是难以纠正的。而我们去
年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右倾保守错误，执行总路线
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工作方法上有些缺点所产生的。既是这样，就谈不上
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什么难于克服的错误。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
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接着贺龙
揭发了一件事：“我记起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
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更过火了。”这就是毛泽东23 日
讲话中，关于“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的由来。
余秋里的发言中，也对彭德怀的信提了两点不同意见：第一，说“浮夸
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浮夸作风在某一个时期，
某一个地点是有的，不能说是吹遍各地区各部门。同时，成绩的确很大，
并不是谁瞎吹。对于吹，要有分析。第二，“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
不能这样说。我们有缺点错误，群众固然有意见，但是群众也的确承认我
们去年的成绩了不起，群众是高兴的。
柯庆施17 日的发言，根本没有对彭德怀的信正面提任何意见。就得失
关系，只是说，就某一部分来说是有失，但就整个情况来说，不仅不是“得
不偿失”，也不是“有得有失”，而是“得多于失”。说1959 年华东428 万
吨生铁任务，就是要靠去年建设起来的“小洋群”设备完成的。群众对缺
点的意见，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严重。正如上海工人说的：“只要向
我们说清楚，我们哪里是要捣国家的蛋。”“不要说当这个大家不容易，我
当这个小家也不容易，还经常买葱忘了买姜的。”说农村粮食真正紧一点的
是山东济宁，但济宁现在基本上稳定了。华东其他各省尚有小部分地区的
粮食，曾有不同程度的紧张，都已作了安排，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我们
正在切实改正缺点，同群众的关系不像有些人谈的，那么紧张得了不得。
在柯庆施这个组的张仲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不点名地批评了彭德
怀的信中的观点。他说，从甘肃去年的大跃进情况看，是“得多于失”。甘
肃去年的粮食落实数字120亿斤，比1957年增长41%。粮食真正紧张的有 7
个县，主要是不会过日子，疏忽大意，对粮食问题抓得晚了，对仓库也没
有管好。由于粮食方面发生了问题，有的同志就怀疑到去年大办钢铁对不
对？说炼钢任务大了，划不来。这些看法虽然不是多数人的，但是有一定
的代表性，必须在认识上统一起来，才能达到团结。张仲良举了甘肃的例
子，说1957 年甘肃铁一吨不产，去年钢就炼了5 万多吨，建设了一批小高
炉，培训了四万多技术人员和工人，这样既炼了铁，又炼了人，不花点学
费，是办不到的。他说，这些成绩没有去年的大跃进，没有去年的群众运
动，是办不到的，花再多的钱也是买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争取了时间，加
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这些成绩说明“得不偿失”的观点是错误的，“有
失有得”的看法也是不对的。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不能等量齐观。
李井泉也没有对彭德怀的信发表意见。但在后来批判彭德怀的时候，我
听到他说过这样的话：你们有一个俱乐部，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来对付
你们那个俱乐部。20日的小组会上，《简报》反映，他只谈了公社问题。他
是从供给制这个角度，评价公社优于高级社的。他认为发生的问题，主要
表现在所有制和“吃饭不要钱”两个问题上。把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很快
变为公社的大集体所有制，步子迈大了一些。“吃饭不要钱”，看来全国普
遍实行也有问题。北戴河关于公社决议中，“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和工
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精神，仍然保持着。他认为高级社的评工分制度虽可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社员收入悬殊很大，有30%超支户，需要救济。这是
干部、群众容易接受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的社会基础。“我对于这点寄
以极大同情。有的高级社不按国家计划，偏重种植价值高的经济作物，这
也是高级社所有制的缺点。因此，应当承认半供给制是多数农民赞成的。
四川实行包两头，对老人和小孩实行粮食供给制。公社经过整顿后，占人
口多数的贫农心情舒畅，劳动积极。食堂对组织生产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出勤率可增加10%至20%，劳动时间增加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半供给制和
食堂尽管还有缺点，“我是很留恋的”。
22 日下午，陶铸在小组作了长篇发言。他谈问题的基调同会议初期有
了不同，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用不着丝毫怀疑。去年粮食增产30%，工业增
长66%，古今中外所无。大搞群众运动，是我们党在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局
面，而人的精神面貌的巨大改变，其价值更是难以估量的。有些问题本来
可以避免，是工作没做好，如广东不该提倡吃三顿干饭，土炉炼铁可以不
搞，公社化应尽量少搞平均主义等。我跟陶铸比较熟，闲谈时他跟我说过：
“我这个人历来是敢打冲锋的。”陶铸确实是一个痛快人，心口如一：“我
们在下面做工作，脑子确有点热，因此，出一点乱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他不同意不让讲缺点和有压力的看法：“事实上，不仅在中央的会议上我们
不怕讲缺点，就是万人大会要我们脱掉裤子，狠狠地打自己的屁股，我们
也干过了。”他说，搞运动开始时是要一点“压力”的，运动起来后，就要
善于倾听反面意见。省一级领导在制定政策、措施时，要因地制宜，严格
遵守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还要认真读点书，真正懂得政治经济学的基本
规律，并能运用它。农业要发展，主要靠机械化；逐步改善农民生活，搞
平均主义是不行的。这次会议总结经验很重要，是在肯定伟大成绩的基础
上来总结。“如果中央和省的主要领导干部看法表面一致，实际上有分歧，
对下面影响就大了。下面在等待庐山会议出‘安民布告’。”最后，他谈了
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彭总的信对这次会议深人一步展开讨论，起了好的
作用。党内应该提倡彭总的那种不隐讳自己的意见，大胆讲出不同意见的
精神。彭总的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词用字的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
问题。讲成绩与缺点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时关系，但从通篇精神看，
对缺点的看法决不止一个指头。这封信里把去年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
看成好像把整个阶级关系搞翻了似的，看成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
现，看成为去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
些，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去
年大跃进和伟大的群众运动以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否可靠。从我党的历
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所产生的‘左’的错误，
那确实是难以纠正的。而难以纠正的错误，也就决不是如党中央和毛主席
所屡次指出的是一个指头的缺点、错误。这样，就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
们去年下半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不是一个指头的错误，而这种错
误现在我们并未纠正，因此目前党的主要任务是反‘左’。这样就会把事情
搞坏。虽然大家优国忧民来提出问题，结果一定会适得其反。”
在陶铸发言的同时，王任重在第四组也作了发言。他同意赵尔陆的意见，
对自己犯的错误沉重一点，可以多想点问题。（讨论中有人对赵尔陆所说“对
缺点、错误应该检讨，应该沉重”不以为然，认为检讨是应该的，但不必
那样沉重。）过去总喜欢听好的一面，对坏的一面则不那么容易听得进去，
或是听了之后心里不如听好的那么舒服。而下面的同志对我们缺点的批评
是非常谨慎的，有的害怕提了意见给戴帽于。中央部门有的同志下来看到
了问题也不公开对我们提出批评。省级机关下乡检查工作也是多说成绩，
不大肯说缺点，这是值得我们省委负责同志注意的。他说，无论是总结经
验、说透缺点或调整比例，都不能把冲天干劲减少。湖北省委接受去年“说
大话，吃大亏”的教训，提出“立大志，建大业”的口号，仍然需要强调
鼓足于劲，力争上游。关于“左”和右的问题，在执行总路线当中发生的
某些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如刮“共产风”，是带有政治性的，是“左”的。
但不能一般化地讲“不‘左’则右”。计划或高一点或低一点，任何时候总
是有的，所以一般的计划不准，不能认为是“左”或是右的问题。在经济
建设中，究竟是“左”的危险是主要的，还是右的危险是主要的？从长期
看来，主要的障碍可能还是右倾保守。王任重表示不能同意在经济建设中
纠正“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的说法。关于“得
不偿失”的问题，王任重说，“得不偿失”的说法必须批判，大跃进具有伟
大的历史意义，总的说来，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从
1958 年造成了大跃进的局面的历史意义来说，缺点错误则不成比例。一个
指头的问题今后还会有的，什么事情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王任重还
说，经过几年努力实现“吃饭不要钱”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他说，办
食堂是个正确方向，但可以根据地区的不同，灵活执行，不必强求一致。
他不同意有的同志提出的“根据条件，可办可不办”的方针，认为“积极
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是对的。
北京来的同志多关注计划安排和一些具体问题。这些方面比地方的同志
体会深，也谈得深。
19 日，聂荣臻（在第六组）就小高炉和大型钢铁企业问题，对于地方
同志还在吹“两小无猜”，有针对性地发表了意见。首先，认为小高炉目前
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如容易建设，适合生产铁合金等，但要调整、提高，
并且要形成原料基地。大型骨干企业如武钢、包钢，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这样大的国家，发展工业，没有大型企业做骨干是不行的，它们是全国性
的，下放到一个省管理是困难的。今后大型企业的建设，因时间长，必须
作规划，选择基地更具有决定意义，不能随意修改设计标准，那种只注意
“省”而不注意“好”的现象要纠正。大型企业的发展应当是向现代化、
机械化、自动化的方向前进，而不是搞土设备、土机床。其次，还谈到增
加钢的品种和提高规格质量问题。今后必须注意提高质量。目前我们钢的
品种只有300 多种，而世界上钢的品种已达3000 多种。应该对钢的品种规
定出一定的比例，特别是合金钢最低应占 10%以上，而现在只有3%。现
在有的特殊钢厂为了完成任务数量，在炼普通钢。此外，还要大力抓一下
化学工业，现在化工很薄弱，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酸、碱最感缺乏，
应对化工原料生产规定出一个必须达到的指标。聂总没有提彭的信。他所
谈的问题，北京同志都感到是最切中要害的。
18 日，王鹤寿就冶金部的工作作了简要检查，说关于钢铁方面所发生
的种种问题，主要由于存在主观性和片面性，没有注意到钢铁同各方面的
平衡，这应由冶金部负责，跟各省无关。鹤寿同我一个组，我曾将毛泽东
跟我们的谈话，“两小无猜”，“曹营之事难办”等，同他谈了，暗示他作点
检讨为好。
李先念在第四组，20 日的小组会，李井泉发言之后，他有针对性地谈
了几个具体问题：1.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分别不同情况办常年的、
季节的、临时的、一部分人参加的食堂。食堂的好处是节约劳力，但有三
个问题要考虑：是否多吃和浪费粮食？360 斤口粮肯定不够，在家吃饭可以
糠菜半年粮；燃料问题，北方用煤要增加，今年预计要销八九千万吨；副
食品的商品率是否会下降？（有人插言，肯定要下降）2.公社问题，步子
走得快了点，对农民的觉悟和干部的水平估计过高。3.综合平衡问题，这
是大跃进中一条主要经验教训，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
则。要注意三方面的平衡：各部门内部的平衡，如搞多少钢，不能只看有
多少高炉、平炉和转炉，还要看矿山、轧钢能否跟得上；左邻右舍的平衡；
最后集中在物资、综合财政和劳动力的平衡。去年计划工作在这三个方面
都有缺点。4.小高炉问题，需要整顿，否则不能坚持。去年搞小高炉贴了
40 亿，也不可惜。但有些同志认为40 亿搞1000 万吨铁的生产能力，比武
钢用15 亿搞300 万吨并没有多大不合算，这一点要研究。小高炉的账要细
算。
20 日，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在第二组）也作了检讨性的发言：去年报
粮产7500亿斤，现在4800亿斤，高了1/3多；棉花报6700万担，现在 4300
万担，也高了 1/3 多。（后来查明的实际数字都更低，粮食只比1957 年
增产2.5%）这种工作中主观主义的原因有二：1.总想多搞一点，对困难条
件看的少，有利条件看的多，脑子发热，愿听好的，不好的听不进去；2.
官僚主义，对下面数字缺少核对。现在要更正，弄得中央很被动。“我的心
情是沉重的。我们主管部门应该负主要责任。”关于农村工作方面的缺点。
错误，谈了五条：1.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2.混淆了集体所有制与
全民所有制。这两项都是郑州会议后才纠正过来。3.过早否定了高级社小
集体所有制。第二次郑州会议才解决。4.对社员统得过多，如劳动时间、
副业生产、集体生活等管得过死过多。这些问题，中央、主席很快发现，
连续发了好几个文件，及时改正。5.具体工作当中的错误甚多，如强迫命
令、技术措施一般化和乱推广等。“但搞错了的毕竟是少数，如果多数搞错
了，又为什么大增产？”关于群众路线问题。强迫命令，一度有发展，这
不能全怪下面，上面指标高，不切实际，下面就不免强迫命令。但群众路
线也都有发展。同自然界作斗争，怎样搞群众运动，也应该加以总结。廖
鲁言认为市场是紧张的，猪和蛋要到明年夏天才能缓和。最后谈到彭德怀
的信：“我认为彭总的精神、态度是很好的，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了，引起
大家讨论，这已经起了很好的积极作用。这种精神，我们应该学习。至于
信的内容，有些问题的估计，例如‘基本证实总路线是正确的’、‘浮夸风
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不能同意。”
刘澜波也在第二组的讨论中作过类似发言。他主要是谈电力工业的情
况，说我们也有指标过高、不切实际的地方，如曾设想过今年装机1000 万
千瓦，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在提出装机指标时，对制造发电设备所需钢材
品种、机械制造能力等未认真研究，总想多搞些，不愿落后影响别人。你
可以，我也可以，大家团团转。如果认真研究以上情况，感到不可能时停
下来，问题也就暴露出来了。电力工业的计划指标过高，我们是有责任的。
刘澜波还谈到彭德怀的信：“关于彭德怀同志给主席的信，有意见就说的精
神是好的，主席讲过多次，要大家有话就说，应当提倡这种精神。”
20 日上午，朱德（在第三组）在发言中，再次强调帮助农民建立家务
的重要性，并且说，不论在工矿企业和公社中，都要加强经济核算，个人
也要有核算，这样，日子就好过了，生产和生活就可以安排好了，也就可
以形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毛主席号召我们读书，就是要把建设社会主
义的规律搞通。
彭德怀在第四组。就在21 日讨论到他的信时，有一段很重要的插话，
说到他写信时的心情：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任何人（包括反对派）也
推翻不了，一些缺点也已经基本纠正了；但有些思想作风上的毛病，还需
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克服。因此，在肯定了成绩之后，必须正视缺点，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全党。他听说15 日要闭会，有些意见未讲完，心
里放不下，仓促写了这封信，文字上、逻辑上有些缺点，没有能准确表达
本意。建议会后把他的信收回。这个插话虽短，但写信的本人听到许多反
应之后，已感到不安，感到信有缺点，怕引起不好影响，要收回他的信，
以免再向下扩散。按理说，即令对这封信和写信的人抱了成见，本人有此
声明，也可以不再追究了。可是这段话，后来也认为是假的，不是本意。
以上扼要地记录各组讨论情况，尽管对彭德怀的信看法不一，甚或有各
执一端的，但总的说是正常的发表意见，不过有了更多的、甚至较尖锐的
争论。应当说，这是很好的也是正常的现象。其实，当时大家最关心的还
是安排好今明两年计划，有个“安民告示”，快点通过《议定记录》，以便
下山去抓工作。会议已经开了20 天了，都想快点下山。可是，会议形势的
变化，不在会场上，而在会外的活动。譬如：有天刘澜波告诉我，柯庆施
向他说，主席跟柯庆施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木跟他一二十年，总还是
一介书生。这使我想起1958 年4 月广州会议时，毛泽东谈到要善于听不同
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过的话：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
顶到墙上，顶得要死。我连忙将柯庆施的话告诉田家英。田家英跟我谈到
他们的估计：“左派”司令部由柯庆施、李井泉等挂帅，他们组织人攻击《议
定记录》，攻击彭德怀的信，也攻周惠。他们知道彭德怀同毛泽东之间有历
史上的宿怨，说这封信的矛头就是针对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个
人决定”，“政治性问题”，“纠‘左’比纠右难”，“不那么得心应手”，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