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都是指着毛主席说的。说犯了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还有传言，
彭德怀在拉队伍；说书记处成员，一半对一半（有一半拉过去了）等等。
彭德怀在西北小组说的，华北座谈会“操了我四十天娘”，以及反对唱《东
方红》，反对喊“万岁”的话，都传出来了。同时，在小组会对彭德怀的信
有看法而不表态的人，有的到毛泽东处谈了自己的意见；或者反映现在会
议一个劲在泄气，指标越低越好，大跃进再搞不起来了。这些事实，从以
后两天的常委会上批彭时，毛泽东的谈话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因此，导致7 月23 日毛泽东那篇讲话的原因，除开他本身的主观原因
外，还有众多的客观原因。毛泽东当时除找我们几个人谈过话外，当然还
找各大区负责人谈过话。究竟柯庆施等人怎样在毛泽东面前攻击彭德怀以
及我们这些“右派”的，详情虽不得而知，但上述这些传言，肯定都是或
多或少讲过的。在22日之前，毛泽东同中央常委同志，肯定没有交换过有
关23 日讲话内容的意见。我的记录本上，记有7 月20 日刘少奇提的三个
问题：1.1958 年是“左”倾错误还是右倾错误？2.去年三个月时间，是否
犯了路线错误？3.1300 万吨是否右倾？3000万吨是否“左”倾？
7 月19 日或20 日，晚上跳舞时，我坐在周恩来的旁边，我有意问道：
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的
情况。周恩来一直在主持国务院会，在抓计委，急着安排好今明两年计划。
7 月 22 日下午，政治局还开会修改《议定记录》草稿。
彭真上山后，7 月22 日，由彭真接替周恩来，主持庐山会议的讨论工
作。
张闻天的发言
大概在北戴河会议以后，张闻天对总路线大跃进这一整套做法，就开始
怀疑。他对经济问题有过研究，也深感兴趣。在延安，离开中央领导岗位
之后，1942 年二月，他率领一个调查团，到陕北神府绥米四县和晋西北的
兴县等地，对农村、城镇进行长达400 天的全面调查，收集大量有关经济
和社会的材料，自己或指导其他同志共写出很有内容的19 篇调查报告，从
而更加养成坚持求真知的科学习惯。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工作时，他曾着
意研究经济问题。1948 年到东北局任常委后，常率领巡视组深入基层，对
东北各种经济成分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过多次调查，并用很大精力研究过新
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方针。主持东北城市工作会议时，他为东北局写过
《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东北
存在的5 种经济成分（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小
商品）及其相互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党对经济建设应该采取的方针路线。
这个《提纲》受到中央重视，其中许多思想被吸收到1949 年3月召开的七
届二中全会的文件中。到1949 年7 月这个期间，他还先后就供销合作社的
方针。土改后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政策等问题，向中
央和东北局写了四个文件。其中允许新富农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等意
见，曾受到过非难，但他并没有轻易放弃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
1951 年后任驻苏大使期间，张闻天十分关注国内经济建设，一直将介
绍国外经济情况及经验，作为使馆的首要工作。1952 年，他曾给中央写过
《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建议书。其中提出两个重要思想，一是“拿来
主义”，即国外于我有用的先进东西都拿来；二是“稳步前进”，不要离开
中国现有条件去加速工业化，否则就是急性病。
1956 年反冒进后，张闻天就在驻外使馆谈过，国内有冒进，供应紧张，
原材料不足，盲目追求高速度，是主观主义。他对毛泽东讲的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不准讲反冒进，是有抵触情绪的。按照他自己后来写的“检讨”说：
八大二次会议后，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开始也是拥护的地兴奋过。但
看到一些缺点。错误后，就发生了动摇，以至怀疑总路线，即对毛主席这
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法是否行得通，有了怀疑。外交部机关炼钢，由
于没有原料，他就下令停止。据张闻天的秘书萧扬回忆：“外交部党委开会
时，有时也会谈起国内形势，与会者对当时‘左’的错误都很不满，陈毅
对浮夸风、‘共产风’等批评得尤其尖锐。”（《忆庐山会议前后的张闻天同
志》）1959 年3 月在两广参观时，张闻天作了很多调查，注意到劳动力的紧
张，许多小高炉并未点火，粮食与副食紧张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在庐山
会议前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他一再陈述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尤其认为宣
传中要承认缺点和错误，说我国的国际威信已经受到影响。发言时被人顶
了回去。他同彭德怀在会前和会议期间，以及各自在东欧访问碰面时，都
有交谈，观点比较一致，他是赞成彭德怀写信的。
会议前期，他还找计委和财贸部门的负责同志了解情况；也找周小舟谈
过，同样感到会议不能畅所欲言，谈缺点还有压力。张闻天对“三面红旗”
有一整套看法，确是为党为国忧心忡忡的。他过去犯过严重的“左”倾错
误，对“左”的东西自然特别敏感。他有经济理论修养，能抓住问题的本
质，对苏联建设的经验也比较了解。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这样重
要的历史关键时刻，自然感到有责任向中央阐明自己的看法。
在彭德怀的信印发之后，我们几个人在田家英住处聚谈的那次，正谈到
信的内容时，张闻天进来了，同我们一起议论起来。记得我还开过一个玩
笑，说我们这是“低调俱乐部”。（抗日战争初期，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持
悲观论调，自称为“低调俱乐部”。）所幸者，这个如追究其出典就不得了
的玩笑，在后来批斗高潮时，未揭发坦白出来。胡乔木马上接着说：不是，
不是，我们这是马克思主义俱乐部。这个细节可以说明我们之间谈话的倾
向。这是在庐山会议时，我同张闻天主要的一次接触，因为我们没有编在
一个小组。
张闻天的长篇《发言》，是7 月21 日在第二组作的（组长是柯庆施），
距离7 月23 日毛泽东讲话只有两天。这时对彭德怀的信的非难已经很多，
说这封信的矛头主要是“针对着毛主席”的种种吓人说法，都已传开，形
势比较紧张。就在张闻天将要发言的早晨，得悉风声已紧的胡乔木，打电
话关照，要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
可是，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张闻天以鲜明的态度、确凿的事实。
科学的语言，冒险犯难，直言极谏，完全支持已遭非难的《议定记录》稿
和彭德怀的信，作了长达3 个小时的发言。在他发言时，组长柯庆施和好
几个人，不断插话，表示不同的意见。他毫不让步，按照自己的提纲，侃
侃而言，直抒己见。后来批斗他时，说他的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全面
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小组会
的发言，《简报》一般只刊要点。7 月23 日之后，这个“副帅”的《发言》
记录稿就全文印发下来。（这个记录稿不完整，现在《张闻天选集》所载是
根据原始记录重新整理的。）批判时，有人让秘书作了统计：全文8000 多
字，而讲成绩只有270 余字。用了39 个“但”字，“‘但’字以前虚晃一枪，
以后便大做缺点的文章”，13 个“比例失调”l 个“生产紧张”，108 个“很
大损失”（或“损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
“太”字。《议定记录》对缺点及其原因没有展开论述。《发言》说是对《记
录》所谈缺点补充一些意见，实际是关于大跃进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和
总结：对暴露出来的严重缺点及其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作了系统
的论述；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三种所有制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等
根本问题，作了理论的探讨；最后归结到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
当时各小组讨论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意见，即前述多说缺点，就会泄
气，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发言》针锋相对地说，缺点定要讲透，缺点要
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我们从前犯过盲动主义，毛主席总是经常提及。
对缺点不要轻描淡写，要采取郑重态度。马克思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
我们现在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增产数字报了那么多，实际上没有
那么多。马克思说过，革命时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要正视这些蠢事。
《发言》指出，缺点的原因可以讲得具体一些：比例失调是指标过高，
求成过急：“共产风”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两个问题；虚报浮夸、强迫
命令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所致，否则就扣“怀疑派”、“观潮派”等帽
子。讲缺点还应讲具体后果，这样才能取得经验，针对后果提出纠正办法。
如钢铁指标过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造成全面紧张和比例失调；基
建战线太长；“三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做法浪费太大，工程质
量也差；新增工人大多，招2000 多万，人浮于事；企业产品不成套，任务
朝令夕改，不能实现价值；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产品质量下降，
技术水平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等等。从而造成大量资金和物资浪费、积
压，市场供应紧张，物资储备减少，财政结余用光，外贸出口不能完成等
恶果。全民炼钢不单赔了50 个亿，最大问题还在9000 万人盲目上山，使
农业生产受到损失，丰产也不能丰收。去年什么事都提倡全民，甚至要求
“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
从毛泽东起，当时大多数人还是要保食堂，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乃至共产
主义的一个标志。报纸上曾大批“资产阶级法权”，批按劳取酬。《发言》
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照顾少数丧失劳动力的人。
同时明确提出：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现在有些人把供
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社会
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社会主义要贯彻按劳分
配，就要强调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权，这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对
于穷和富的观念要慢慢改变。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报酬就多，生
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劳动好。由于不爱劳动，好吃懒做而生活穷苦，是活
该，是可耻的。《发言》还精辟地谈到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宣传
问题：共产主义风格，为集体牺牲个人的思想，这些可以宣传，可以用来
要求少数人，先锋队、先进分子，但不能当做制定现行政策的根据。如果
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
建设不起来。
关于产生缺点的原因，《发言》同意《记录》说的，主要是由于缺乏经
验。但不能以说到此处为满足，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和作风上去找原
因，这样才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今后重犯错误。这也是张闻天发言
的主旨所在。关于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发言》专门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
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是对的，但强调过了头，以致不顾实际可能性，这就成
了主观主义。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
速不达，好事变坏事。从主观主义进而谈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领导经济
光政治挂帅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
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
经济账，只要算政治账。这是不行的。今天总结经验，尤应从经济规律上
进行探讨。
综合平衡的问题，当时也是很有争论的。有的人以“平衡是相对的，不
平衡是绝对的”这一哲学范畴的法则，为大跃进出现的严重失调辩护，甚
至认为就是要冲破平衡，不平衡是好事。《记录》中“综合平衡”一节是我
起草的，内中有四句话：“统筹安排，供需协调，瞻前顾后，合理布局。”
因字数所限，没有展开讲透。《发言》明确地说，经济建设就是要找出相对
平衡，按照相对平衡办事，利用相对平衡制定经济计划，要使之大体是个
平衡的计划。遇到某一个方面被突破，便要做到及时平衡，这就是所谓积
极平衡。还建议在《记录》草稿中加一条“经济核算”：任何产品，都要讲
成本，要算账，这跟“算账派”是两回事。用毛主席的话说，经济工作要
越做越细，就是要精打细算。不算账，社会主义是建立不起来的。有一个
时期，我们的建设有不计成本、破釜沉舟的偏向，说是要算“政治账”，而
“政治账”同“经济账”是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发言》认为，
我们国家还是一穷二白，资金有限，必须根据节约原则，严格控制资金使
用，最合理地使用每一块钱。因此，毛主席要大家学政治经济学。领导经
济建设，不懂或不熟悉经济规律是不行的。中国经济建设有其特殊性，但
是有关的普遍规律仍然起作用，问题在于两者相结合。政治经济学，不仅
高级干部要学，广大干部也要学。
大跃进时期，不按科学办事的事情太多，报纸上放肆地报道，随便吹牛，
放卫星，越外国，引起很大的混乱，国外影响也不好。庐山会议前夕，在
外交部的务虚会上，张闻天就讲过不要吹，说有些东西我们自己认为是正
确的，但究竟正确与否，还有待实践证明。因此，《发言》强调，必须学习
科学技术知识。许多东西我们缺乏常识。不能随便把原有的行之有效的东
西推翻，更不能随便吹牛。生产技术措施没有科学根据，光用土办法蛮干
不行，蛮干是要死人的。对于已有的科学成果要重视，“一切经过试验”，
试验确实成功了，再推广不迟。但实验室里成功了的，还不等于在生产中
也已成功。赶超世界水平之类的话，要谨慎，的确比人家高明，再讲也不
迟，而且以自己不讲、让人家替我们讲为有利。
《发言》针对性极强，如此明快而尖锐，几乎毫无顾忌。最后说到根本
关键还在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时，尤其如此。上海会议时，张闻天在小组会
议上曾说过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问题。《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主席常
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
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
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
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
面。《发言》还特别欣赏《记录》草稿中的一段话：“必须在全党干部中提
倡说老实话，提倡实事求是的讨论。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一时可能有参差
不齐，只要大家在实际行动中遵守纪律，那么这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允
许的。应该通过真正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
断方法，不要随便扣帽子。”《发言》说：“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
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光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
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
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
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
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
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
利。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
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
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
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
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
也一定会听的。所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
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
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发言》的最后，才提到彭德怀的信，认为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
验，本意是很好的。针对有些人对信中某些措词的挑剔，《发言》为之辩解。
特别是关于最敏感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提法，为最受攻击之处，就是
赞成彭德怀的信的精神的人，也无不多少表示不同意见。惟有张闻天一个
人是这样说的：“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
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促使毛泽东作23 日讲话的原因很多，张闻天的这个长篇尖锐的发言，
可能是最后一付催化剂。
毛泽东7 月23 日的讲话
7 月23 日早晨，通知大家开会，听主席讲话。（据传，其他常委也同大
家一样，是临时得到通知的）动身之前，我曾同刘澜波谈到对毛泽东讲话
的一种估计。
刘澜波和我住隔壁房，我们不在一个小组。我在会外的活动以及毛泽东
找我们两次谈话，我都避免跟他交谈。我们在延安就认识，1952 年我转业
主管水电工作后，我们之间先后是上下级与正副职的关系，我视他如兄长，
能谈点私房话。在怀念刘澜波的文章中，我曾写道：“7 月23日之前，柯庆
施等率领的‘左派’很活跃，刘很担心我卷人被攻击的靶子中。当时对于
彭德怀的信有各种谈论，‘左派’认为彭的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他和我一
起估计形势的发展，问我的看法。我说，主席讲话，可能是‘左右’两边
各打五十板子。我当时心情很沉重，还有点愤激的情绪。刘也表现得跟我
一样心情沉重。”
下面是毛泽东讲话的全文，当时我作了详细记录，现在参照别人的记录
予以整理。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
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许多文件，还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
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
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
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
要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
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
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
甚正确的，二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
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
现在我们修大安门，搞得一塌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
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
平）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
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
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
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
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塌糊涂。这些话都
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
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
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
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
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
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
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
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
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
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于少了，又没有
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
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
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
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
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
谈了两个钟头。懂蚜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7 石J 这3 个月，平均每天
3000 人参观，10 天3万人，3 个月30 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
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
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
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
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
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
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
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3 个地方3 个月当中，有3 个30 万人
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
的心是好的，唯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
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3 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
我看他10 年还吃不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
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
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
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
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
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30%总之，
加40%为70O，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
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
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
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
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
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
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
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
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
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
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
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
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
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那个我看是可以的，他劫什么人？劫土豪劣绅。
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
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
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
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
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
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息下这股风，证明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五月，有几亿农民，
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
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
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
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
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
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做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
令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比盛世，何愧张
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
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15
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按：
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来做诗：“出师儿女悲，归来辅鼓竞；借问过路
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解律金，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他
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按此歌乃敕勒民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是一篇
翻译作品。）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
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
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
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有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
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
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
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
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
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
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
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次会，我就是这么
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
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
青年时代地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
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
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功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
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
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
你们弄真成假，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
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有
的；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
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头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
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
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
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
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
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
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
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1956 年、
1957 年的那种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
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
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
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
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
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
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
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
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
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了。不讲反
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
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
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
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
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
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
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
克思讲，莫说一年，就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70
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
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
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
办10 件事，9 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
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
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这是一方面。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
我看基本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
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
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
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
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
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他们重复了1956 年下半年、
1957 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
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 公里，接近30
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
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 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
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
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18 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
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
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
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
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
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
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
顶了20 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
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
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l/3，我就满意了。
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
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
11 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
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
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 人口对5 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
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
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
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
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
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
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1956 年就有办的，1958 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
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
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
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