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
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
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
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
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
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
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
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过列宁的手搞，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
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
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
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胶有三分。要垮就垮。
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
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
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
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10
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
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
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
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
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8 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
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
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
本，降低含硫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
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
盐杂，农中有12 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
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党不管
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
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礴，可以感染群众，
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
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
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
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
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
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做什么病从口人，
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
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
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
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
是驳谁啊！始作涌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 万吨钢，是
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 万人上阵，补贴40 亿，“得不偿失”。
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
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
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
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
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
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
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
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
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
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
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
录传得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他是唱戏的，不然为什么叫谭老
板。长处是一股于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切切要好。但放大炮，在
重大问题上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
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
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
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
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地延
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20 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
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
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
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
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
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啊！（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
快就要来了。）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
主新阶段，后头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在以前也讲
过吧？（刘：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一国可以
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刘：依靠自己本国的农民可
以建成社会主义。）依靠农民。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
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
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
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3 个月也好。要
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1927 年大革命失败，等等。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1927 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
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1/10，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
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毫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
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
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动力，多付了一点钱，刮了一次
“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
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指《苏联社
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
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
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
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
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
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
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涌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
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
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
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
你有没有责任？（按：柯曾在1957 年12 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
《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15 年
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
宁会议的先声。）钢铁你要搞600 万吨（按：1958 年6 月华东计划会议，确
定华东1959 年钢铁指标为600 万吨，引起全国1959 年指标全面高涨，也
影响到1958 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1070 万吨，北戴河会议发公报，
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间下大祸，9000 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
应该绝子灭孙。补贴40 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
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
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
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
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这个讲话，对我们这些“动摇分于”，“离右派30 公里”的人来说，无
异于晴天霹雳，闷头一棒。散会后，我们离开小会场不远，回头看见彭德
怀挡着毛泽东在说话。（后来知道，是彭德怀申明，这封信只是供主席个人
参考的，没有准备印发给大家。）
我们四个人：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和我，沿着山边信步走去，心中
都是沉甸甸的，没有一个人讲话，怀念田家英文中，我记下了这一情景：
走到半山腰的一个石亭中（大概是小天池），大家停下来，还是没有人吱声。
亭中有一块天然大石，上刻明人王阳明诗句：
昨夜月明山顶宿，隐隐雷声翻山谷。
晓来却问山下人，风雨三更卷茅屋。
刻诗者是否预知我们要到这个亭子来？诗意跟我们此时心境有某种暗
合。（此诗是不久前偶然碰到的，在秦城做诗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当年是
背得的。）在亭中，远望长江天际流去，近听山中松涛沉吟，大家仍无言相
对。见到亭中几个石柱无一联刻，有人提议，写一副对联吧，我拣起地下
烧焦的松枝，还没有想好联句时，家英抬手写了这一首有名的旧联：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在心头。
写完了，四个人依旧默默无语，沿着原路，各自回到住处。我的《庐山吟》
第五首，回忆了这一凄凉时刻：
信步无言山路旁，大江天际去茫茫。
明诗刻石已难记，亭柱书联却未忘。
中午饭吃不进去。下午就开小组会，讨论毛泽东讲话。晚饭后，千不该
万不该，又到小舟和周惠的住处去了。这当然是由于思想不通，满肚子意
见要发泄，去找他们谈谈，平息一下情绪。小舟同我一样，比较激动。他
怀疑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
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
党的分裂。我们都同意这种看法。周惠也感到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决定，
反复变化太快。谈到斯特朗的谈话，她曾当面称赞毛泽东超过马恩列斯，
而毛泽东没有答话。感觉多年来的顺境，毛泽东确实骄傲起来了。我认为
毛泽东确是喜欢高指标的（这是我这一年多来的接触和个别谈话中，深深
感觉到的），只喜欢柯庆施那样一些吹牛说大话、奉承迎合的人（柯是个手
拿大棒，随时准备整人的人）。当然，谭老板放炮不准，但勇于负责，还是
很喜欢的。黄克诚这样比较偏于稳重、多看困难的人，就很不喜欢。我又
说，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小舟也认为这个讲话，是“一百八
十度转变”，使人转不过弯来。他特别激动，想三人一起到毛泽东处辩论一
顿，争吵一顿也好。我认为从讲话来看，正在气头上，去也没法谈。于是
小舟要去找黄克诚谈。这时，我倒有个心眼，觉得这样去谈，不就变成“小
组织活动”了？会授人以柄。周惠也不想去。但拗不过小舟。他拨通电话，
黄克诚不同意我们去。由于小舟的坚持，黄克诚只好说：“你们要来就来吧。”
于是就发生了非常不幸的“二十三夜事件”。
当然，黄克诚也是思想不通，心情极为沉重的。开完会回来后，他和彭
德怀都吃不下饭，也都没说话。小舟将斯大林晚年的话讲了。说袁世凯称
帝前，围着袁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意谓毛泽东受了蒙蔽。我
说了一句很愤激的话：他不能一手遮天。黄克诚劝我们不要激动，说毛泽
东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自己有错误，多想想，可以作检
讨。黄克诚最后劝慰我们，有意见还是当面去见主席谈谈。周惠很少说话。
这样，我们才平静下来。小舟又谈了些湖南当前抗旱等一些工作问题。这
时已经近10 点钟了。将起身走时，彭德怀到黄克诚的房间来了。他们住在
一栋平房的两头。小舟见彭德怀进来，即说：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30
公里了。彭说，着急有什么用。我见房内无多余的椅子，都站起来了，就
催小舟：太晚了，该回去了。我们三人即走了出来。由于住处方向不同，
我单独一人走了。回头看见小舟正在路边碰见罗瑞卿，向罗瑞卿打招呼。
在秦城狱中，回忆庐山旧事，常常怀着自责的心情，7 月23 日夜发生
的事，更追悔无已。《庐山吟》第六首，记“7 月23 日夜”：
山中夏夜鬼缠身，号角鸣金耳不闻。
心事满腔何处诉，已无缘再让交心。
批评与检讨
7 月23 日下午开始，6 个小组开会讨论毛泽东上午的讲话。7 月26 日
之前，发言的人态度都还是比较冷静的，语气也比较缓和，会议的气氛还
是比较正常的。对彭德怀的信的批评也基本没有脱离信的本身。不过说法
轻重不同而已，只有少数人调子比较高。许多人的发言还着重做了自我批
评。
还有一个情况，可说明讲话后仍在按正常程序办事。就在23 日上午散
会后，周恩来召集几位副总理谈话，其中周恩来同彭德怀的对话很能说明
问题，周恩来还在谈形势的困难，还在安慰彭德怀。
周：9000 万人上山，1070 万吨是一个革命。2700－3000万吨则根据不
多，现在落实到1300 万吨。
彭：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
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把落实同泄气区分开。
彭：1070 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
而且他比较冷得早，10 月底就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供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
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此
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
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
上海的煤只有7 天的储备。6 个月的存粮只有310 亿斤。去年增加了2080
万人。按“一五”经验上元货币比9.6 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1956 年，
1：8.8 就紧张了。
彭：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周：这是方法，不是1956 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
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吸取教训。今
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
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样两方面都说了的。
这是周恩来当时真实的心情。这里还可以插叙这样一件事。周恩来对钢
铁生产的情况是一直不放心的，怀疑指标是否真落实了。上庐山之前的5
月19 日，他派陆定一和他的秘书许明并一位专家，沿津浦线南下到上海，
一路实地考察。陆定一在《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刊《光明
日报》1979 年3 月6日）文中回忆道：“从北京出发，经济南、薛城、枣庄、
徐州、南京，到达上海，然后经苏州、无锡、常州回京。在这些地方，我
们亲眼看见所谓用‘小土群’或‘小洋群’办法炼钢铁是极大的浪费。炼
铁要焦炭，没有炼焦炉，就堆在地上烧，结果大部分炼焦煤被白白烧掉，
只有中间一小部分能作为焦炭用。所谓‘小高炉’，很多是用砖砌的，炼不
出铁，炼出铁来也不合格，已经弃置不用。开矿的民工有的很苦，吃的是
地瓜藤子；没有地方住，在地上挖个方坑在坑里铺上地铺，被褥都是湿的。
弄虚作假的现象也很严重，例如，炼出的铁含硫量高，不能用，却充好铁
计算生产数字。我们到了上海，当时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柯庆施和市委管
工业的书记马天水不敢见我们。他们派了一个人向我们说大话，说1962 年
上海要年产1000 万吨钢。我们一计算，单是为了运输煤炭、矿石和生铁，
上海的车站和码头就不够用，且不说其他了。”回到北京向总理汇报时，“总
理只是仔细倾听我的汇报，没有谈他的看法，也没有批评我思想右倾”。陆
定一曾同我在一个组，他较少发言，只记得大家批判我时，他只有一句较
重的话：“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大概这也是迫于不得已说的。在文章中，
陆定一还谈到，从北京去庐山的火车上，他同彭德怀谈话时，也把对总理
的话对彭说了。于是在山上也有人说他右倾。
26 日这天，传达了毛泽东新的指示：对事也要对人。印发了《李云仲
的意见书》及长篇批示。会议就进一步升级加温，就不只是信的问题，而
且是人的问题了；就不是无组织，无准备的了，而是有组织，有准备，有
纲领地向党进攻了；而且还是“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的问题了。
23 日下午，朱德参加第一组，他第一个发言。说大跃进是靠热来的，
热是革命的基础。他还谈粮食紧张的原因，“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如
果不能节约粮食，小食堂就比大食堂好。农民私有制惯啦，分散消费，还
能节省一些。”又谈到手工业问题，去年挤掉了一些，很多升了级，一升级
国家背上了包袱。“没有私有制不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各自生活，这
也是个经济核算制。”25 日，他在第四组作了较长的发言，才谈到对彭德怀
的信的看法。首先说：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要搞清楚。把问题
搞清楚了，统一了认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过去批评我空洞的乐
观主义，现在可以说是落实的乐观主义。彭德怀的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悲
观失望，但是他把缺点错误说重了。这不合乎事实。彭总的一个特点，是
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
改正错误。彭德怀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错误的，应当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检查一下自己，对某些缺点看得太严重。他最后说：“彭总有一股拗脾
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
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
得更好的。”朱德同彭德怀是三十来年的战友，相知很深。看得出来，这时
他非说这番话不可，但还是很尊重彭德怀的，总怕过分伤了老朋友的心。
这时许多人在发言中，都不同程度地作了检讨。谈到彭德怀的信时，作
这样一些表态：开始只当做一般文件看待，并未引起重视，听到主席讲话
后，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对信的认识，有个变化过程。开初只觉得有些
提法、词句不当，但精神是好的，没有意识到这是根本方向问题等等。原
来发言基本同意彭德怀的信的精神的人，当然更要作较明确的表态。
要说彭德怀这次是有准备、有组织地反党、反毛泽东的活动，这个弯是
不容易转的。
谭震林在第五组，26 日黄克诚检讨之后，他接着发言。说主席讲话之
后，他思想沉重。自己重犯“一触即跳”的老毛病。他认为去年刮“共产
风”，“这是我要负责的，过去作过的检讨一律不算，要追究责任，要给处
分，都是应当的，我毫不推脱这个责任。这一条，毛主席不仅无过错，而
且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两次郑州会议，“主席严厉地批评了这种‘左’倾
错误。问题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其次谈到去年农村工作确实有一个大错
误，就是估产偏高，又没有抓好过日子问题。相反还提倡“放开肚皮吃饭”。
“这个错误我应该负责任，要批判，要处分，应该由我承担。”随即说，认
识了错误，又改正了错误，可不可以将“功”折“罪”呢？或者说“戴罪
立功”呢？最后谈到，心头还有点火气，并非检讨不诚恳，就是因为彭德
怀的那封信。“这封信是烟幕加毒气。彭德怀同志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
国的好同志。他为革命事业是立下了不朽的功劳，这些谁都是无法否定的。
我决不因为这封信，就不承认他的过去。他的为人也是正直无私的。他勇
敢地写这一封信，引起争论，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我不能因为他过去的
一切功劳而原谅他。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是要和他斗争到底的。这种斗
争并不妨碍我尊重他的过去，也不妨碍我尊重他在将来再作出的成绩。”
谭震林对彭德怀的信严重性的看法，虽然同朱德有质的不同，但这两位
井冈山时代同彭德怀一起浴血苦斗过来的人，在这种时刻，对彭德怀的过
去和为人的耿直，仍然作如此评价，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也是代表了许多
人的心声的。可是过了两天，当人们批评他讲的这段话时，慑于外来的压
力，心直口快的谭震林，不得不收回他讲的这番话。而且说：“我看他不像
张飞，倒有点像魏廷。”
7 月 23 日下午，李井泉在小组（第四组）作了检讨。他说，并不怕讲
缺点，只是对把缺点讲得过分有点抵触。他承认去年头脑确有发热；也有
官僚主义；钢铁说有把握完成，实际没办到；农业产量上报数字过多；农
村劳动力也动员过多。但“以钢为纲”，一马当先，带动万马，今天看来仍
是正确的。主要是钢铁质量问题，但对于小土群加小洋群是不怀疑的。毛
主席在公社化和全民办钢这两件事上，有着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不是两
条大罪状，而是两条大功劳。他这次发言还没有谈到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
向题。26 日，李井泉对彭德怀的信作了长篇批评发言。他说，彭总信本质
上的错误，是没有站在1.5 亿至3.5 亿的贫苦农民和9000 万办钢铁群众的
感情与要求方面来看问题。说彭总没有一点群众观点也不是事实，但彭总
在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对运动的看法是有问题的。主席常教导我们应从阶
级分析看问题。去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曾听到主席说过我们党的阶级基
础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我认为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既是党的阶级
基础，又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可靠的阶级队伍，也是我们观察问题的落脚
点。在执行总路线中出现的群众性的两件大事（一是大办钢铁运动，一是
公社化运动），是历史上空前没有过的，而彭总的信中批评的锋芒恰好针对
着这方面。很明显，对去年大跃进的看法，如果从同情1.5 亿至3.5 亿贫
苦农民和9000 万大炼钢铁群众的态度出发，那就会做出正确估计；如果离
开了他们，那就一定会做出错误的结论。主席批评那些方向错误和动摇的
人，本质上的错误，就是离开了伟大运动中的群众。彭总信的错误也在此。
李井泉还谈到彭德怀对人民公社和大办钢铁的看法：彭总多次说公社不办、
迟点办更好，很不赞成“吃饭不要钱”的口号。这是对生产关系要适应生
产力发展认识不足，特别是对贫苦农民要求解决贫困的迫切心情缺乏同情
感，因而对公社化的看法也是错误的。彭总信对小土群的看法，前后在意
见书中也有错误的。信中一段话的主词是在前面肯定了浪费，而把巨大的
成就却估计得不够。后面只说虽是浪费，是“有失有得”，这种估计是不恰
当的。彭总这封信只能使人们感到我们在公社化、大跃进中犯了一个了不
起的大错误，甚至犯了路线性质的错误。实际上起了否定总路线的作用。
柯庆施在24 日、26 日两次长篇发言，《简报》一次刊出时，约五六千
字。他说，“我决不是不承认缺点、错误的人，但即使在一两件事情上有怕
痛、护短的情况，也是不应该的”。“现在有人只衷心高兴第二句话（问题
不少），到处扩大缺点。”他着重谈了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这封信的整个
内容，应当肯定是错误的。”尤其是信中说的工、农各阶层间关系紧张是政
治性的，浮夸风吹遍各地，“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易犯“左”的错误，
纠“左”比纠右难等，实质上否定了大跃进，否定了总路线的正确。于是
谈到路线错误问题：“从党的历史上看，只要路线错误，就非要改造党的领
导机关不可，因为历史证明，凡是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柯庆施
的这两次发言，是开始批斗彭德怀时，小组讨论中最早的“画龙点睛”之
笔。
王任重在24 日的发言中谈到了如何对待群众运动中的“偏差”问题。
他说，建设中的群众运动有其不同的特点，但一切群众运动都是一样，要
么就不起来，冷冷清清；要么起来了，就出些“乱子”，出些“偏差”。对
于这些乱子和偏差，应当怎么看法，怎么解决，这在我们是有过无数次教
训的！抗战期间有过反“左”泼冷水的教训。1947 年的土改出过“左”的
偏差，主席及时纠正了。三反。五反、镇反都有过某些“左”的错误，也
都及时纠正了，没有泼冷水。1956 年跃进刚起来，来了个“反冒进”，主席
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1958 年是更大的跃进。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
些偏差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态度，是肯定成绩、纠正错误、巩
固胜利、继续跃进呢？还是泼冷水？王任重说，关于全民大办钢铁和人民
公社化是两大功绩，不是两大罪状。执行当中有缺点错误，是暂时性质的。
有许多问题都是事先预料不到的。碰了钉子知道回头，挨了饿学会过日子，
不值得大惊小怪，忧心如焚。右派攻击我们是“卫道者”、“歌德派”、“教
条主义者”，我们就是要保卫总路线，歌人民之功，颂人民之德，绝不能动
摇。
我20 日的发言，曾点名批评了王任重两件不慎重的事。23 日讲话之后，
他向大会秘书组写了一封信，刊登在《简报》上。他说：“李锐同志在小组
会的发言中，说我在三峡科学研究几百人的会议上讲，成都会议的决议都
是促进的，惟有三峡的决议是促退的。我要说明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中
央关于修建大坝的决定，我参加过讨论，我是十分拥护的。我只是说过有
的同志希望时间更提早一些，要求科学家们鼓足干劲，想办法能使三峡大
坝的修建提前完成。我写《毛主席在湖北》一文是不够慎重的。但是我决
不会在那样的场合说中央的某一个决议是促退的。那样说是违背党的组织
原则和纪律的。”由于形势的发展，我没有就此事再饶舌了。不过，“促退”
之话是确确实实说了的，这是参加会议的机械部主管电机制造的负责人告
诉我的，当时他们被将军将得很厉害。
康生在第四组，24 日也作了长篇发言。他说：“主席提到立三路线、王
明路线、张国焘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事件等历史教训。我昨晚初
步回想了一下，在立三路线时，没有犯错误。在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我是
执行过这个路线，犯过错误的，在第一次整风时曾经作过检讨。张国焘路
线时，我不在国内。在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事件、整风反右以及现在执
行党的总路线中，由于在主席和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没有动摇过，没有犯
过大的错误。”在这一番表白之后，康生说：“我认为主席所说大炼钢铁和
人民公社的两大‘罪状’，是从反面来讲的，是从敌人、右派、党内反党分
子的看法来讲的。从我们、从全党、从全国人民来讲，这不仅不是‘罪状’，
而是两次伟大的功绩。这不仅是对加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大贡献，而
且，历史将会证明，这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也是重大的
贡献。在具体工作上有一些缺点错误这是暂时的、局部的、难免的，而且
是不难纠正的。实际上，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即已经得到纠正。把我们
经济生活上的某些比例失调现象，夸大成为影响整个社会各阶级关系的错
误，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对大跃进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我们做具体
工作的同志应当多负一点责任。譬如说，主席提到15 年内让所有的人进大
学的想法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不应由主席负责，而且也不应由柯老负责，
主要应当由我们管教育工作的同志特别是我自己要负责。北戴河会议关于
教育工作的决议中虽然提到这个问题，但也不是说让所有的人都进大学，
而是说在普及中学后，凡是有条件的青年和成年能够受到高等教育。同时
规定了15 年普及，15年提高。共需30 年时间。现在看来15 年普及可能要
求过急了一些。但这种问题的性质，并不属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那一
类。”关于彭德怀的信，康生说，“首先引起的一个感觉是‘彭总为什么要
写这封信’？觉得意见书前后矛盾，不合逻辑。前面肯定，后面否定；前
面说‘是’，后面又说‘不是’。看了这信，会引起人的思想混乱。意见书
不是文字问题，而是思想方向问题”。康生还说彭德怀不要一再解释说，这
封信原来是只给主席看的，没有想到会印出来。
24 日，曾希圣、陈正人（都在第三组）的发言；都谈到当前资产阶级
动摇性，其实质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贯彻执行总路线的斗争，是同
现阶段继续存在的阶级斗争分不开的。贺龙的发言，提到洛川会议问题，
说对毛主席的抗战战略方针，有人不坚决执行。这时对彭德怀还没有作过
多的批评。
这里可以提一下陈伯达其人在庐山的表现。我们的闲谈他参加过，观点
是比较一致的。因此有前述23 日主席讲话后四人散步之事。7 月18 日、19
日，在第三组，他曾两次长篇发言。认为不能忽视大跃进的副产品，要对
事不对人，要摆事实，讲道理等等。他说“我和陈正人同志开了一次火”：
中央农村工作部应作检讨。因为陈正人认为农业并没有多大问题。粮食只
是小部分地区紧张。又说到他受骗、吃苦药之事：“我去年在河南遂平、山
东范县（按：范县曾宣传两年进人共产主义）所看到、听到的一些东西，
有一部分是不真实的，是下面干部预先布置的。最近《红旗》杂志的同志
到那两个县，把一些情况查清楚了。我把反映这些情况的信，给舒同和吴
芝圃同志看了。他们两位都很难过。”庐山会议前，陈迫达回过福建家乡作
调查，“因为是本地人，我自认为比较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他反映了许
多福建的问题。23 日之后，在小组会上，陈伯达自然成了被批评的对象之
一。他着急修改原来的发言稿（《简报》刊出时删掉一些），又连忙长篇大
论批判彭德怀的信。并且摆出理论家的架势：“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基本上
是错误的。从意见书中，说明彭德怀同志的主要观点是错误的。彭德怀同
志形容大跃进的情况，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很明显的错误。
在大跃进当中，人民群众的那种冲天干劲很感动人。冲天干劲，是马克思
先用过的句子。主席在讲话中，说到巴黎公社的例子。马克思就是用冲天
的英勇精神，来形容巴黎公社的革命行动。列宁在他的言论中，发挥了这
种精神b1905 年革命以后，列宁同普列汉诺夫发生了根本分歧，他经常用
巴黎公社的例子来批评普列汉诺夫。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难道可以
说巴黎公社是什么‘小资产阶级专政’或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专
政吗？我们去年大跃进的行动，是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下全国人民的冲天
的英勇精神。用巴黎公社的例子同大跃进相比，是两种不同的事情，但是
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无产阶级的冲天干劲是相同的。我完全同意主席讲
话的看法。去年我到遂平。范县，又到广东、福建，是被广大群众的那种
冲天的英勇精神所感动的，所吸引住的。对群众的冲天干劲，我是没有怀
疑的，虽然我说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去年的大跃进，是有深厚的群众基
础的，是非常广泛的群众运动，决不是少数人凭自己的主观想法搞起来的。
彭德怀同志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且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
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这个估计是错误的。”
陈伯达还说彭德怀意见书里边的观点，一个对形势的估计，一个对倾向的
估计，都是错误的。“意见书既然说‘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来没
有过的’，可是又要使大跃进‘四平八稳’，那就难了。列宁在临死前最后
一篇文章中，曾经引证了拿破仑的一句话，来驳斥第二国际的没有文化不
要搞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拿破仑说过：‘首先要投人真正的战斗，然后再
看分晓。’列宁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