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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十大将军传——07张云逸》
张云逸张云逸（1892.8.10 —1974.11.19），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生于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头苑区造福乡上僚村。1908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堂。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4 月在广州参加黄花岗起义。同年10月辛亥革命中，又参加攻打两广总督府的战斗。1912年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1914年毕业后，被同盟会南方支部派入军阀部队，从事秘密反袁世凯斗争，历任粤军排长、连长、营长。1915年参加护国战争。1923年任广东省揭阳县县长。1924年到粤军许崇智部任旅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4 军25师参谋长，同年10月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秘密掩护和支持25师主力参加南昌起义的行动。同年12月后，在广州、香港等地从事中共秘密工作。
1929年7 月，被中共中央派往南宁，与俞作柏、李明瑞建立关系，任广西军官教导总队副总队长、警备第4 大队大队长、南宁警备司令。重视并坚持对所辖部队实行改造，为举行起义奠定了基础。同年12月11日，与邓小平等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7 军，任军长，指挥红军打退桂系军阀的反扑和进攻，建立了右江苏区。1930年4 月率红7 军主力转战桂黔边，曾攻占贵州榕江城，6 月率部回师，攻占百色、奉议、恩隆等县城，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攻打柳州、桂林的指示，与邓小平、李明瑞率部离开右江苏区，转战于桂、黔、湘边界地区。1931年1 月在广西全州召开的红7 军前委会上与邓小平等决定停止执行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转向湘粤边开展游击战争，适时向中央苏区转移。2 月全军抢渡乐昌河时，被敌截为两部。他率军部和58团大部，迂回突破粤军封锁，于3 月中旬进入湘赣苏区，与湘东独立师会合，成立河西临时总指挥部，任总指挥，进行了永阳镇等战斗。4 月在永新与红7 军主力会合，改任河西总指挥部参谋长。随后，与李明瑞指挥所部连克安福、茶陵、安仁等县城，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同年冬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参与组建军委机关和领导红军的参谋工作建设。1933年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后任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研究和总结红军的战略战术和参谋工作，发表《战斗指挥研究事项》等指导性文章。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协助军委领导组织侦察、开路设营、部署军事行动。到陕北后，兼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6年两广事变后，受中共中央派遣，往来于广州、香港、南京、武汉、福州、桂林等地，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抗日战争初期，参与领导新四军的组建、整编等工作。1938年春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 支队司令员，指挥了清水潭、马家园等战斗。11月率两个连到江北无为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组建江北游击纵队，后率部东进，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5 月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指挥和中共前委书记。指挥第4 、第5 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在淮河以南、津浦路两侧积极打击日伪军。1940年1 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与书记刘少奇等指挥第4 、第5 支队主力先后取得大桥、半塔集反顽作战和夏季反“扫荡”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 师师长，抗日军政大学第8 分校校长。直接领导第2 师同敌伪顽的军事进攻、政治破坏、经济封锁进行斗争，同时注重加强根据地建设。1943年1 月专任新四军副军长。
1943年11月陈毅代军长赴延安后，他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4年7 月部署第4 师主力西进，基本上收复了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同年冬部署第1 师一部渡江南下，开辟苏浙皖边敌后新区。接着又指挥新四军各师开展对日大反攻作战，歼灭大量日伪军，收复大片失地。1945年6 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新四军第一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等职。1945年秋执行战略部署的调整，组织领导了新四军一部北移的工作。随后指挥主力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破袭津浦铁路（天津一浦口），迟滞国民党军北上。1946年11月，组织胶东、鲁中军区部队发起平安战役，歼国民党军1.5 万人。1947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时，指挥军区地方部队配合主力作战。同年8 月兼中共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在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整顿后方，克服困难，为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提供数亿斤粮食、动员上百万民工支援前线，保障了作战的需要。1949年9 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2年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是中共第八至第十届中央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74年11月19日病逝于北京。
张云逸著述红七军的诞生一、诞生前敌人的情况当在1928年秋天的时候，我党中央估计国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蒋桂军阀双方的矛盾日益加深，明争暗斗就发展到武装冲突，这个军阀战争经过长期酝酿，终于1929年口月在武汉等地爆发了。战争的结果，桂系军阀失败，蒋介石集团战胜了归附蒋的桂系军阀将领李明瑞、杨腾辉、俞作柏等。蒋给李为广西总司令，杨为副总司令，俞为广西省主席，统率部队南下收复广西。没有多久，李、俞等又反蒋，大举反攻归蒋的军阀陈济棠，在半途中，李军所部军队为敌收服，均叛变归附李、白再投蒋介石，李、俞单身逃脱。
二、我党在广西秘密工作的情况我们党根据上述形势估计，决定派一部分同志抓紧时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到广西李、俞军政中去活动，培养革命力量，乘机夺取军政领导权，创造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
那时我们同志陆续先后到南宁的有；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李干辉、袁振武（袁也烈）、符克振（独立团营长）、胡斌、符录、冯达飞、徐狄生、李谦（上3 人都是黄埔第一期生）章健、许进、许卓、余兴、李朴、何世昌等，在小平同志领导下进行工作。
我到南宁时，适办军事教导总队（抽调各部队的班排长来训练的），我被派去教导总队为副总队长，主持教育工作，队里的政治教员和连长都是我们同志担任，工作进行较顺利，只有2 个月已发展党员300余人，这是红七军骨干一部分。我又兼任第四大队队长，李谦同志副大队长，这部队是旧军队，纪律不好，我们决定半月内迅速改造，将教导总队的党员（李天佑、广辉武同志等）和进步分子接替原来的营连排长，很快把这个大队巩固起来。
在李、俞决定进攻广东时，我们党估计是要失败的，只设法把我们领导的教导总队，第四大队、第五大队留在后方训练，以保持力量，李、俞口口前方后，我们又利用南宁警备司令之职权接管省军械局，准备在得前线失败消息，即把所有武器弹药等运到右江去，扩大部队之用。适李、俞在前线失败的消息传来，南宁人心波动，教导总队内部无发生动摇，我们即提出同第四大队到右江办扩充训练，待机反攻，一面坚决反对叛变投敌，争取大部分过来和第四大队到右江，同时将军械局武器全部（山炮、迫击炮、轻重机枪、步枪和弹药、无线电等）装上9 艘汽船向右江进发，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主力沿右江而上，第五大队由俞作豫率领到左江去。
广西在1925年大革命时期，有许多地方都有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活动。大革命失败，被国民党反动派李、白、黄等军阀严重的破坏与屠杀，只有右江装运在韦拔群同志等领导下，坚持斗争。至1928年党派雷繁（经）天同志回桂联络失散的同志，恢复广西党的组织，邓小平同志到后，又决定出右江地委书记，开展该地区工作，同时由第四大队派一营部队进驻百色，打算在右江建立革命根据地。
三、我们到右江后的情况我们到了右江地区，在部队和地方都公开宣传党的主张，发动和组织群众，发展地方武装，进行反地主恶霸斗争。同时整顿补充训练第四大队，扩大教导总队，训练干部，并以右江督办的名义（国民党原设右江督办）统一管理地方各县行政。当反地主恶霸斗争开展之时，右江封建势力勾结国民党第三大队开来右江协防（实际是准备向我们进攻）。我们将计就计引诱他们到乘马地区，集中力量完全消灭之，局势稳定了。
此时党中央派龚饮冰同志来右江传达中央指示：将右江原有部队转变成为红军第七军，以张为军长，邓为政委。并询问何时能宣布成立。我（当时邓不在家）说：我们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但还须有40天的准备工作。龚返中央，邓回来即召集会议，决定于1929年12月11日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部设在右江百色城。并决定扩大和整编部队，把第四大队编为第一纵队，以李谦同志为司令，沈静仑同志为政委；以机关枪营和一部分地方武装编为第二纵队，以胡斌同志为司令，以袁任远同志为政委；以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东凡地方武装编为第三纵队，以韦为司令，李朴同志为政委，并组织军部机构。
我们依照决定在部队加紧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同时坚决暗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分子，保证纯洁部队。到了12月11日即在百色宣布红七军成立，右江各县都开军民大会热烈庆祝，特别是百色平马发动群众参加大会，热烈庆祝自己的军队——红七军诞生。
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一大革命时期，广西也和南方其他各省一样，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地展开了革命运动，“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减租减息”等口号，春雷一样响遍城市、乡村，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的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当时，党也掌握了一部分武装，领导人民展开了武装斗争，声势浩大。
蒋介石国民党反动集团叛变革命，进行清党反共、屠杀工农群众、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勾结帝国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革命斗争，反对国民党投降叛变，号召全国人民组织工农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继续承担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荣任务。大革命失败时，广西党的组织和工农群众的工作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成千成万的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被反动派捕杀或监禁了，其余的转入了地下继续斗争，只有韦拔群同志领导着右江地区的群众，仍坚持着公开的武装斗争。
1929年初，蒋桂军阀战争结束，李宗仁部师长李明瑞和杨腾辉，当了广西省绥靖正、副司令，俞作柏做了广西省主席。那时，我们党中央决定利用这个时机，派遣一些同志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广西，到李明瑞部队中进行工作，也有的分头到左、右江农村进行工作，发展革命力量，争取领导权，以便创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先后到达广西的有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李干辉、袁振武（也烈）、李谦、冯达飞等同志，由邓小平同志负责领导。
二我们到达南宁后，经过党的活动，并通过党员俞作豫同志（他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长，是俞作柏的弟弟，李明瑞的表弟），向李明瑞建议开办一个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并且活动由我去负责。李明瑞果然答应了。
教导总队有3 个营9 个连，都是从部队里抽调来的班、排长，后来，我们又把广东和广西地方党陆续派来的工人、学生党员，除袁振武同志和一部分同志到第五大队进行工作外，其余的都安插在教导总队各个连队里当干部和学员，建立了各连队党的秘密组织，以便于开展工作。这时，全队共有1000多人，9 个连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排长也是挑学员中思想左倾、比较接近我们的来担任。另外有些党员，则以教员的名义在总队部工作，袁任远等同志就是当时的政治教员。在我们控制全局的优越的条件下，紧张地展开了活动，加强对学员进行革命的政治宣传教育，加强党的秘密组织工作，两个月便发展了300多个新党员，李天佑、卢绍武等同志都是在这时候入党的。
这时期，我们对政治上反动的旧军官，采取了“调虎离山”的办法，给这些人以较高的职位，让他们专门担任军事训练，实际上却是剥夺了他们的指挥权力，使他们与群众隔离开来。这样，他们的反动思想和行动，就无法影响群众，更无法利用指挥实权去支配群众和阻碍我们党对群众的领导。
我们将党的基层组织秘密设在连队里，也是能迅速争取群众的重要原因。正由于支部设在连队里，教育群众、争取群众的问题，就自然的成为支部的一项日常的任务，使党员能更加适时地、灵活地、因而是有效地对更多的群众进行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同时，我们又把政治水平较高的党员都尽量地配置到连队里当学员，充实支部的力量，使每个党员都能与群众保持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更便于教育、争取他们到党里来。
在上述条件的保证下，我们抓紧时机积极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使党的力量益发增强。如果没有这个时期的大发展，我们就没有可能使革命的影响在全队占据上风。从而争取更多的群众到革命方面来；也没有可能在后来给四大队输送了100 多个党员，保证了党对四大队的改造。
一个多月后，通过党的活动，我又兼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队长。这是李明瑞来广西后，收容土匪、民团、散兵游勇编成的队伍，成分复杂，纪律极坏。李明瑞知道：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里由于有共产党员进行政治工作，战斗力之强是十分闻名的，那时我曾在那支队伍里干过师参谋长，李就想利用我来帮助改造四大队。他找我谈话，我当即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军队太坏，要我兼可以，但要由我提名配一个得力的副大队长协助；第二，改造工作必须采取坚决、迅速的措施。他犹豫了一下，点头答应了。
党组织接到我的报告后，决定派李谦同志担任副大队长，并给予指示。我们一到那里，立即按照党所指示的原则，发动士兵群众，揭露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军官的罪恶行为。士兵群众一经发动，斗争异常坚决、勇敢，一致要求严厉惩办那些反动军官。我们当即严办了两个营长，只留下一个姓梁的营长（李明瑞的表弟）未动。连长以下的军官，除一部分撤职外，大多数送到教导队当学员，进行教育改造。却又从教导队调来了100 名左右的党员，担任连排干部，符禄和何子祁2 同志当了营长，连长以下的军官，几乎全是我们的人。这样一来，便基本上掌握了这支部队。然后又进行整顿，进行革命的教育，并且大量招收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加。只一个月，部队就从原来的1000多人扩大到2000人，面貌焕然一新。
在党的秘密领导下，我们在四大队所采取的一系列的坚定、果断的措施，保证了我们能够迅速地掌握和改造这支旧军队。首先是我们掌握了大队的领导权，从而大队以下的各级的领导权也迅 速地被我们掌握，这就使党的意图，能够通过行政的命令予以实现，并且得到贯彻的保证。在旧军队里，官长的命令是足以左右一切的。
其次是发动群众。在广大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的民主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发动他们与反动军官进行斗争。通过斗争，一方面揭发了反动军官的罪恶，打掉了他们的威风；另方面，群众的革命觉悟也在实际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提高，更加拥护我们党的主张，从而益发密切地团结在我们的周围。通过这一斗争，我们深入地了解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并加以培养教育，吸收到党的组织内来，以建立或充实连队党的秘密组织，使党的工作能够在每一个连队中都得到组织的保证。这是改造旧式军队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再次，是迅速果断撤换旧军官。经过士兵与反动军官的斗争，抓住群众要求惩办反动军官的时机，接受群众的意见，坚决撤换反动军官，并立即派遣党员干部掌握各级领导权，建立党的秘密支部，这样连队党的秘密领导核心，便迅速形成了。
最后，改造部队的成分。除了加强政治教育外，从组织上注意增加工农成分的比例，也是十分必要的。一支旧式军队，如果其中工农成分不占优势，那么他的坏作风、坏习气，就很难改变，这支部队也就很难为我们所掌握、很难得到巩固。我们在改造四大队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加，迅速增加了部队中工农成分的比重，这对我们能迅速巩固这支部队、联系和团结群众，起了决定性作用。
综上所述，如果不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不依靠群众的积极参加和支持，要改造旧式军队为新型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
我们到南宁还不到3 个月的时间，李明瑞和俞作柏突然决定反蒋，在这年9 月，便大举进攻广东的陈济棠。李明瑞只有3 个主力师，内部又不一致，来广西时间很短，立足未稳，政治、经济基础都很薄弱。我们党内根据上述情况，估计他们一定会失败，因此，决定利用军阀混战之际，大胆的发展我们的力量，便借口还没有训练好，不能配合作战，建议他们不要把教导队、四大队及五大队带去作战，而担任维护后方的任务。经我们一再说明和坚持，李、俞终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只是从教导队调走了300 多人回各师去。
他们出发后，我们党随即决定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去右江地区，五大队派一个营去左江地区，准备今后的工作，并协同地方党发动群众；其余的留守南宁，继续加紧整顿补充。并且活动由我兼任了南宁的警备司令，利用这个职权，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军械库里储存着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堆积如山的弹药。同时，将汽船预备好停在邕江边待用，并且在部队中作各种应变的准备工作。
谁知，李、俞的失败来得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原来杨腾辉和黄权、吕焕炎等师长，久已心怀不满，队伍刚到桂平就立刻叛变，把3个师及特务营全部带去投降了李宗仁。李、俞只剩下身边的几个马弁，黯然逃走。李、俞一回到南宁就向左江去了，前后只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结束了他们的一场好梦。
一听到前方的消息，我们即按照原来的决定，立刻组织了大批的部队和民工，把军械、弹药搬上船，准备撤退上右江去。
失败的消息在教导队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原来学员们大多是从3 个师里调来的，一听说部队倒戈，都闹着要回去。党员们虽然积极展开了活动，可是由于有些坏分子从中鼓动，风潮却越闹越大。
当夜，我们党组织就把各支部的书记和委员找来，研究对策。决定第2 天分为许多小组，各组都有党员参加，对那些反动分子进行斗争，在群众面前尽量地揭露投降分子的反动本质，坚决反对投降的可耻行为，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同时，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以争取大多数可以争取的人到我们这边来。经过一天的反复争论，大部分人都认清了是非，解除了实际顾虑，表示愿意跟我们到右江去干革命，但是还有些人坚持要走。
采取分散的小组的形式，组织群众与反动分子进行争论，是解决反革命分子起哄闹事的办法。因为分散，反革命分子相互之间就无法联系，在态度上，情绪上，也就不能互相支持、互相影响，易于被我们各个击破；同时，小组形式的会议，容易掌握，适合于我们作说理斗争；在真理面前，反动分子的恐吓、欺骗和煽动，是很难影响群众的。
在小组斗争胜利的情况下，我们在这天午后，把全体学员集合起来。我说：“有些同学还是要走，这也可以，我们革命部队是由有革命觉悟的人组成的。现在就站队，愿意跟我们去右江继续革命的，站在这边，愿意去投降反动派的，站在那一边！”队伍立刻散乱了，大部分拥到我们这边来，那些反动的军官、兵痞、坏分子，就往那边集中。还有些人在中间犹豫，许多党员和进步的学员们就喊他们的名字：“××，站到这边来吧！”“一失足成千古恨哪，看清前途，不要跟反动派去呀！……”那些犹豫着的，甚至已经跑到那边去的人，又陆续走过来一些。最后查点人数，愿意跟我们的，有五百数十人，坚决要走的有100 人左右。
三第2 天，我们还特地举行了一次欢送会，对这些投降分子，作了最后一次教育工作。学员们纷纷上台讲话，都是说：我们是同学，是一家人，你们到那边干，我们在这边干，都应该为劳苦大众利益尽力，不要替军阀升官发财去卖命打仗……。我们把这批人的枪统统留下，发给路费，把他们送走了。这场斗争，由于党采取了依靠群众的办法，不但争取了大多数群众到革命方面来，而且提高了党员、积极分子的政治思想水平，有力地教育了广大群众；而对投降分子来说，也是给他们上了一次严峻的政治课。
因为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在南宁时，党决定加强有江地区的领导。在1929年6 月，先派雷经天等同志到右江，建立党的右江 特委组织，加强党对右江工作的领导，恢复工会、农会的组织，和开展群众的武装斗争。当时党的右江特委机关就设在田东（又名平马），特委书记是雷经天同志。在特委的领导下，右江沿岸各县都有群众的武装斗争与韦拔群同志领导的群众武装呼应起来，声势更大。
在李明瑞、俞作柏逃往左江后，邓小平同志即率领着党委和在地方作秘密工作的同志先两天离开南宁，并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溯右江上驶。我带着教导总队及四大队，从陆路掩护前进。几天后，来到田东。从此，我们党便由秘密工作状态变为公开了。
我们到达不久，军械船也到了。过不一会，忽然看见叶季壮同志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那位同志中等身材，20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止安详。我们连忙迎上前去，叶季壮同志就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同志！”——“哦！你就是邓小平同志！”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小平同志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们一时忘记了说话。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互相介绍，兴奋地谈笑。这时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里保存起来。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小平同志就和我住在一起。这时已是10月了。
小平同志首先召开了一个党的委员会议（后来称前敌委员会，书记是小平同志）。会上决定了几件事：第一，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二，整顿、补充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第三，是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以便进行反霸斗争。第四，是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
根据党委的决定，大家立刻行动起来。在部队中公开宣传党的主张，严办了一向克扣军饷、打骂士兵、为大家所痛恨的梁营长（即先派驻百色的第三营），因而大大推动了部队的民主改革，战士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革命积极性也增强了。
部队整顿之后，便分散各地帮助群众打地主恶霸，收缴其武装，并将没收其财产，发给群众。在部队和地方党的共同努力下，当地的群众革命运动便大大地开展起来。群众政治觉悟提高，热爱自己的军队，纷纷报名参军，因而部队便迅速地扩大了。革命烈火燃烧着有（左）江地区，声威震动了全省各地。右（左）江是壮族人民占多数的地区，革命运动的开展，也标志着壮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以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团结斗争；而韦拔群同志则是右江地区出色的群众领袖，他领导着群众坚持英勇的武装斗争，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我们在党委会上还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四大队不能指挥地方政府，必须有个公开的行政名义，才能取得税收，为起义筹措经费。大家想到旧政府原设有右江督办和左江督办，便决定使用这个名称，并在右江宣布我为右江督办，在左江宣布俞作豫同志为左江督办。宣布后，我立即通知右江备县县长、税务局长将全部税款上缴。这一带比较富庶，特别是烟税更加可观，我们一次便收得了几万银元。
可惜的是那时毫无经验，对政权的重大作用认识不足，对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体会亦浅。因而，当我们取得政权之后，只知道收税解决财政问题，却不会利用它来做更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例如那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发动农民群众向政府告状，揭发地主豪绅的罪恶及种种不法行为（如私设公堂、监狱、杀害人命等），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抄没其家财，收缴其武装，将他们一网打尽；也可用各种办法，如以编训名义，将各县土豪武装分别集中起来，然后缴下他们的枪械。我们没有这样做，这就使后来发动群众斗争依然遭到困难，并且影响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这 是当时我们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缺点。
正如上述，地主恶霸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反革命气焰还十分嚣张，因此，我们发动群众，将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坚决地展开后，有的大豪绅竟跑到南宁去勾结反动的广西警备三大队，请求他们到右江来驻防，以对付我们革命的群众运动。我们已先获得消息，早作了布置，决定让他们进到田东，立即坚决、干脆予以消灭。当该大队长熊镐派人前来联络时，我便佯作欢迎。结果，预定的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来敌除了一部分稍稍抵抗了一阵外，其余的几乎没有费我们一枪一弹，1000多敌人全部当了俘虏，缴了700 多支枪。地主们这着棋被打垮后，气焰顿时收敛了不少。我们趁着有利形势，配合地方武装，展开活动，群众便大大地发动起来。
四过了几天，我们派到上海向党中央请示的龚饮冰同志秘密回到百色，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要我们在左、右江地区创建根据地，创建红军，颁给的番号是红七军，委任我当军长，邓小平同志为政治委员。左江地区的部队编为红八军。我们再派龚回上海，把撤退到右江地区后部队和地方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并且表示，我们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大概需要40天的准备，就可在百色宣布起义。
小平同志当即召开了党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在这次会上，决定加紧准备，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会议结束，把工作布置后，小平同志便带着一部分干部，到左江地区去布置工作了。后来，俞作豫同志领导的第五大队，在红七军成立之后，于1930年2 月，也在龙州宣布成立了红八军，俞作豫同志任军长，何世昌同志为政治部主任。那时，俞作柏已逃去香港，李明瑞经过几番挫折，在我党的影响下，转到了革命营垒，随后加入了共产党，成 为坚定的革命战士。红八军成立后，有力地策应了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但不久就遭到李宗仁的进攻。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终于因为部队基础较差，敌我力量悬殊，而遭致了严重的失败。红八军最后剩下的几百人，由袁振武等同志率领，转战到右江，与红七军汇合，并加入了红七军。
在小平同志去左江后，我们便根据党委决定，将部队编成3 个纵队：原四大队编为第一纵队，李谦同志担任纵队司令，沈静斋同志任政委；将机关枪营、特务营以及黄治峰同志和阮殿煊同志所领导的思林、奉议、恩隆等县地方武装合编为第二纵队，胡斌同志任司令（后为冯达飞同志），袁任远同志任政委；第三纵队是由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东兰、凤山一带地方武装编成，由韦拔群同志任司令，李朴同志任政委。一个纵队实力约相当于一个大团，后来改为十九、二十、二十一3 个师。同时，扩大教导总队，从各纵队和地方武装中，抽调班排连长及优秀的战士来训练，以培养初级干部。韦国清等同志，就是当时从第三纵队抽调来教导总队学习的。这时，部队成分也较前大有变化，战士中，从旧军队来的只千余人，其余的都是右江的农民和工人、进步学生。军部各部的机构也建立起来了，参谋长是龚鹤村（到中央苏区后调任中原军区参谋长，后来叛变了），政治部主任陈豪人（1931年1 月我军占领全州时，离开了队伍），供给部长是叶季壮同志（后任政治部主任）。
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就在1929年12月11日，在右江地区的百色起义，公布红七军的番号，同时在田东宣布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红军的干部和战士们，每人都领到一套新灰色军服，军帽上缀着引人注目的红五角星，个个精神抖擞。周时，上自军长，下至战士，都同样地领到了第一个月的薪饷——20块银元。
这一天，右江各县城乡，都热烈庆祝右江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的诞生。前委派我到田东去参加当地的庆祝大会。天气特别晴朗，田东万人空巷，都聚集到镇北的广场上来。红军战士们威武、 整齐地排列在主席台前；农民们敲锣打鼓，妇女和小孩穿红着绿，从百十里外赶来，广场上挨挨挤挤站了足足5 万多人，红旗如海，欢声雷动。庆祝会开过后，就在广场上进行了各种文艺活动，演戏、唱民歌等等。这一带农村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饱受国民党和地主豪绅摧残而新翻了身的农民们，当着他们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成立的时候，怎不欢欣鼓舞呢。这一整天，人们都沉浸在狂欢中，右江苏维埃政府招待到会的5 万人吃了饭，让大家尽欢而归。
下午，我们乘着一艘挂满镰刀铁锤红旗的汽船回百色时，沿岸农民都从沸腾着的村庄里涌到江边来，敲着锣鼓，举起红旗，朝船上欢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七军万岁！”，我们船上的同志也不断地向他们挥舞红旗，高呼口号，河上河下，口号声汇成一7 一股巨大的声浪。这时，晴空万里，阳光耀眼，红旗招展如画，许多同志在此情此景下，激动得流下泪来。大家都说：“我们一定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革命力量，巩固胜利！我们一定要把红旗插到全中国去！”
红七军能够这样迅速、顺利地建立与发展，首先是由于党的坚强的领导，和党员们团结一致、艰苦努力的工作。我们部队里的党员，虽然有些是外省来的，有些是广西地方上来的，还有大部分是在部队中新发展的，但是大家非常团结，革命热情很高，都能自觉地服从组织的决定。他们都是红七军的政治骨干，也就是红七军能够发展和巩固的有力保证。
其次，是教育群众、争取群众。从旧式军队转变为新型的革命军队，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必须提高广大战士的革命觉悟。、而反动军官正是压制民主、阻碍群众革命积极性的一种恶势力，是改造旧军队中的绊脚石。广大士兵群众对反动军官的虐待非常痛恨，我们如果不搬掉这块压在群众头上的石头，就不可能更好的联系群众，甚至会脱离群众；另一方面，也只有通过与反动军官的斗争，我们才能最迅速地取得士兵群众的拥护。因此，发动群 众与反动军官的斗争，就成了改造旧军队的最实际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正由于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抓紧与反动军官的斗争，因而我们就教育了群众，从而争取了群众站到革命方面来。
第三是争取领导权。我们采取了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党的活动，取得了部队的领导权；另方面，发动群众与反动军官进行斗争，在群众积极要求惩办、撤换旧军官的愤激情绪下，我们接受群众要求，即分配党员干部担任各级领导。由上而下地采取命令方式，使撤换、调配干部的工作顺利进行；又由下而上地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这两者一结合，我们所掌握的领导权便不可动摇了，从而达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保证了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同时，部队也才能更加巩固。
政治上、经济上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也在制度上固定下来了，促使部队内部益发团结一致。这也是红七军建成和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除了上述部队的内部因素以外，革命武装的发展必须依靠地方党和广大群众。当时，广西还有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一支群众武装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因此，我们党选定在这块地区创建根据地是正确的。我们如果不到右江和当地的革命群众会合，便很难在短时间内建成红七军和得到巩固、发展；同时，也由于有了革命武装的配合，右江群众的革命运动也才能进一步开展，并且迅捷地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权。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依靠政权，这是革命武装建设的最重要的条件。
关于红七军在湘赣边活动的一些情况1930年立三路线统治时期，决定红七军打大城市，与朱毛红军会师武汉，我们公开的提法是：开始打柳州，然后打桂林，会合朱毛红军。具体的任务是：搞总暴动，打大城市（柳州、桂林）消灭两广军阀，建立两广政权，与全国红军会师武汉。中央派邓刚为中央代表，监督贯彻执行。当时红七军有一万多人，执行此任务有些困难，红七军党代表邓小平同志，曾对此产生怀疑，与中央代表有些争执，后来还是执行了中央的决定。为贯彻立三路线，组织了行动委员会，曾冒险攻打柳州。因部队训练差，完不成任务，连受严重损失，两门山炮也埋掉了，根据地丢掉了，以后就没继续攻打桂林。到了全县（此时中央代表邓刚回上海），行委接受了教训，但考虑到当时如果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需要两三个月，困难较大；乃决定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此时七军已由原一万多人减员为4000多人，只有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每团9 个连。从全县经湖南道县到江华，沿途与敌挨户团进行战斗。在江华城受敌袭击，我们守城门，外有敌人进攻，城里有内应到处打枪，有一连未撤出来。部队受阻后，又返回全县（此时正值1931年元旦），改道向广东进发，在连县打了一仗，至乳县与湘粤军六、七团之众作战一天，部队损失很大，牺牲师长一人，伤师长一人，团长2人。此时部队只剩3000余人。当时部队相当疲劳，到乐昌西北的梅花地区（大革命即有党的基 础）找到地方党的组织，才听到立三路线是错误路线的传达。在梅花得到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休息了两天，决定继续东进到江西去。在乐昌以北过乐昌河（武水）时，由于船只少，部队过河慢，敌人从韶关、乐昌用汽车增运兵力，向七军进攻，此时邓小平同志率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两个营过河后经湖南汝城、桂东到达赣南。被阻于河西之五十八团一个营和军直属队一部和伙食担子等，由我率领抵抗韶关方面来的敌人，未能过河，又返回梅花地区，整理部队，丢掉大行李，留下不能走的伤病员，把军直属队的警卫连、特务连（李天佑任连长）和五十八团的一个营编为两个营6 个连。
休息了两天，在地方党的帮助下，从梅花转道向湖南进发，梅花地方党组织派人担任向导，经湘粤交界之坪石（属乐昌）乘由群众伪装之运粮商船，于夜间顺利地渡过武水，这是群众的力量，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是不行的。过武水后群众帮助带路，到达郴县东××山岭休息了四五天，湘军分数路进攻，部队转到了桂东、资兴。在资兴附近过的旧历年。敌又以3 师兵力进攻，又转移到酃县王里塘，迂到当地游击队（朱总司令建立的，有几十个人）。这时汝城大恶霸匪首胡凤璋和他的儿子带1000多人追来，当即将其击溃，缴了百多条枪，休息一下过了水口，在酃县附近一个山上与王震同志率领的湘东独立第一师第三团会合了。这时大约是1931年2 ～3 月间（旧日历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