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决定在盐城成立新的新四军军部。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我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淮南新四军统一改编为二师，师长张云逸兼、副师长罗炳辉，政委郑位三，参谋长周骏鸣。不久中原局改为华中局，华中局来电派我到淮北工作，任四师政委兼淮北党政军委员会书记，后改为淮北区党委书记。从此，我就离开了战斗2 年的淮南，赴淮北投入新的战斗。
注释：（1 ）本文系1960年访问邓子恢记录整理。
（2 ）邓子恢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淮南抗日联防办事处主任等。
回忆抗大五分校的建立和第一期学习情况 徐承连1940年9 月，淮南路东反“扫荡”结束后，在天长汊涧镇召开了总结大会，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等领导同志在大会上都讲了话。这次会上还决定将新四军江北干校（校址在汊涧镇）解散。干校的二、三大队原址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一大队前往苏北，成立抗大第五分校。
我是1940年7 月参加大马场战斗后调到江北干校一大队二中队学习的。汊涧会议后没几天，一大队在刘少奇、张云逸等同志率领下，经过四五天的行军到达盐城，先住在城内的海陆中学，后搬到北门外千佛寺。
11月初，抗大五分校在盐城正式成立，（这个分校是新四军抗大总校）。校址设在海陆中学。校长由陈毅同志兼任，政委由刘少奇同志兼任，副校长是张云逸、教育长是谢祥钧，后由冯定同志担任。分校编为5 个大队和一个机炮连，我们一大队仍编为第一大队；第二、三大队是从苏北干校和其它干校改编过来的；第四、五大队是从地方招收的学生队，五大队是女生队，对外叫鲁艺学校，全校干工、学员共3000多人。
分校成立大会和第一期开学典礼，是在海陆中学大操场上举行的，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等领导都出席了大会。刘少奇同志在讲话中说：抗日军政大学是为部队培养骨干的，你们都是各部队选送的优秀干部和老战士，毕业后就是一名大学生了，就是部队的基层领导和骨干了，你们学习很重要，任务也是很艰巨的，希望大家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尽快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军事技术水平，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英勇奋斗！刘少奇同志的讲话，使我们明确了学习的目的，端正了学习态度。
5 个大队的学习重点各有不同，一、二大队为军事队，三大队为政治队，四、五大队是为部队培养文化、宣传、文艺骨干的队，我们军事队以军训为主，突出技术和战术训练。技术方面，主要是射击、刺杀、投弹、土工作业等；战术方面，主要是单兵动作和班排连攻、防训练，以及游击战术等。还学习一些其它军事常识，制式教练也是一项重要军事内容。军事队每周二、四用两个小时学习政治，主要是学习社会发展史，党的基本知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学习一些自然科学知识等，刘少奇还作了3 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对我们教育很深，至今还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还把《论共产党员修养》印成小册子发给党小组，星期六党日活动时组织党员学习讨论。
此外，文化学习抓得也较紧。由于学员中大多数不识字，学校就组织这些同志认字，写字，教员们头天晚上写5 个字，叫大家认，再布置作业，次日下午收回作业本批改，晚上发给学员，再布置5 个字。那时，纸、笔、墨都很困难，只好每人做一支木笔，先在地上写，写熟后，再用铅笔抄到本子上，行军时也不放过学习机会，每个人背包上绑小板凳，上面挂个硬纸牌，也写上5 个字，让后面的同志边走边认，大家学习的劲头都很足。
那时，学校的生活既紧张又艰苦，冬季每天早上5 点半钟起床，一直忙到晚上9 点才休息。训练时，大家都懂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句话的道理，不怕苦，不怕累，摸爬滚打，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都想多学点本领。星期六早上，大队一般都要进行会操，有时全校组织会操，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同志也常参加，有时还亲自进行讲评，周末都要开个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间有什么问题，就当面锣鼓当面敲，大家的心情都很舒畅。文艺生活也很活跃，一周学会一首歌曲，部队一集合起来，就互相拉歌子，很热闹。
分校的校舍不足，又比较简陋，我们一大队的一、二中队和大队部都挤在一座庙堂里（三中队住海生桥，离我们两里多路），地铺一铺就没有空地方了。上课时把背包背出来，坐在外面地上听课，雨天就把地铺的稻草堆到墙角在室内上课，桌椅凳也没有，记笔记，写字就在腿上或扒在背包上。寒天里我们从来没有洗过热水脸，每天清晨总是砸开冰冻进行洗漱。伙食费每人每天8 分钱，但大家吃得都比较满意，那时生活都很苦，部队每人每天只有5 分钱伙食费，我们学员够优厚的了。
我们在学习期间，正值皖南事变。事变发生的第2 天早晨，刘少奇同志来到操场讲话向我们宣告这个消息，并动员我们做好战斗准备，等待中央指示，打到皖南去，营救军部的同志，后来，校领导几乎天天早上都要向大家通报军部被围情况。一天早晨，刘少奇、陈毅等同志站在大操场上，心情很沉重地说，军部已经与我们中断了电台联系，军首长和同志们可能遇到危急情况。我们听后，义愤填膺，纷纷骂蒋介石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分子，是最大的卖国贼。当时有许多同志把戴有国民党军队的帽徽摘下来，当场甩掉，有的气得连帽子也扔掉不要了，一致要求打到皖南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营救被围同志。
那一段时间里，全校处于临战状态，每人准备了两双鞋子，15天的粮食，整装待命。当时我们除了加紧训练外，其它活动都围绕着“皖南事变”进行，如开会、学习、讨论等都是讲这个事，各个班还专门办起了墙报，把个人参战要求的决心书贴在上面。记得饶漱石还看了我们的墙报栏，并表扬了我们的求战决心。后来，听学校领导说党中央有指示，不去皖南了。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又大肆狂叫，宣布新四军是“叛军”，取消其番号，妄图彻底消灭新四军，针对蒋介石顽固派的罪恶阴谋，党中央采取了针锋相对坚决反击的方针，一方面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一方面发布命令，重建抗战有功，驰名中外的新四军军部。1941年1 月底，重建新四军军部大会在海陆中学大礼堂召开，分校全体学员都参加了大会。会议由陈毅同志主持，刘少奇同志宣读了中央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兼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饶漱石为副政委，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新四军各部队也进行了整编，我们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扩大了，原5 个支队编为7 个师后，每个师辖3 个旅，一支近900 多人的抗日队伍，英勇奋战在各个抗日的战场上。
我们在学习期间，还参加了苏北抗日根据地保卫战。1941年2 月，日寇进攻盐城，并向苏北大举进攻，为保卫苏北抗日革命根据地，保卫刚成立的新四军军部，我们全校师生都参加了这场保卫战。我们一大队奉命到盐城北的上岗镇阻击南下之敌，部队刚到镇西，鬼子已占领了镇东头，我们立即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虽然敌我力量悬殊，不少同志受了伤，有的已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同志们发扬了不怕流血牺性的革命精神，与日寇进行殊死的战斗，连续阻击了7 天7 夜，没有后退半步。后来，军部调来特务团增援，学员队与特务团的指战员一道，一举击溃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上岗战斗胜利后，我们二中队又奉命奔赴九里窑守卫，后又调到秦南仓的五里窑十字河口，控制日军的船只活动，敌人知有我军把守，始终未敢从这里通过船只，使敌人的进攻受到了一定限制。
3 月初，我们从战场回到学校继续学习，回城不几天，日本侵略者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又派飞机轰炸盐城，妄图配合蒋介石反动派消灭新四军，海陆中学和军部的房子都被炸毁了，军首长们住的小院里，落下了几枚炸弹，几栋小楼亦被炸坏，庆幸的是军首长都在城外九里窑开会，免遭此难。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学校和军部不得不撒离出城过着野外生活，我们上课、吃饭、睡觉都在露天，虽然困难较多，但大家情绪饱满，学习抓得也很紧。敌机一连炸了七八天后逃走，我们又回到城内学习。
4 月下旬，第一期学习结束，开了结业典礼大会，发了结业证书，上面还贴了本人照片。结业时，我们进行了会餐，每个人一斤猪肉、还有酒、香烟。会餐这天中午，刚吹号开饭，刘少奇、陈毅、张云逸、赖传珠等首长都来了，看到首长到来，大家立即站好队欢迎首长，这时只听陈毅同志说：“你们会餐也不打个招呼，也不邀请我们参加，好啊，你们不请，我们就自己来嘛！”陈毅同志的几句风趣话，把大家都说笑起来。开饭后，首长们端起酒杯走到每个班跟前敬酒，并说：你们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现已圆满结业了，希望你们再接再励，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为党为人民立下新的战功。
忆张云逸副军长的几件事 沈华新今年（1 ）是张云逸同志诞生100 周年，这不禁使我想起抗日战争时，我在新四军司令部门诊所工作时，他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他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处处以身作则，以一位普通战士严格要求自己；非常关心干部、战士和群众的疾苦，以一个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出现在群众之中。还有……，这些高尚品德永远印在我的脑海中，他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们永远崇敬他。
亲自为老大娘请医生1942年，我们军司令部住在江苏省阜宁县停翅港。有一天上午，张副军长突然来到我们门诊所，和蔼可亲地对我讲：“小沈，我的房东老大娘病了，请你到我家中替她看看病。”我立即回答说：“我就去。”接着又说：“首长，只要叫通信员或警卫员来叫我一下就行了。……”他听了后，又很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讲：“小沈，听你的口气，似乎我就不能来了，你应该知道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子弟兵吗，我为什么不能来？你快去吧，我还要去四科有事。”我立即背起药包去替老大娘看病。我一边走，一边浮想联翩，心潮翻腾。记得有一次，张副军长警卫员跑来找我，要我给张副军长的家属去看病，恰巧，被张副军长看见，他就对警卫员说：“门诊所工作很忙，他们不但要为司令部许多单位巡诊，还要做防病保健工作，有时还要替人民群众看病……，以后凡是我的家属有病，只要自己能跑去看病的，都要自己去门诊所，不要门诊所派人来。”可是，他对房东老大娘却不一样，他在去四科工作途中，还亲自跑到门诊所，叫我出诊，去为房东大娘看病。他真是爱人民甚于爱自己的亲人，以实际行动教育了我们。当我对老大娘讲，是张副军长叫我来的，在场的人民群众都感动得热泪滚滚。
一定要儿子背着背包去上中学军部移到淮南黄花塘以后，一年9月的一天早饭后，张副军长见有一匹马不在，就问警卫员：我们的一匹马到哪里去了？这下很为难了警卫员。他深知在张副军长面前是不能讲假话的，如果说了假话，不但要受批评教育，还要严肃处理。更知张副军长以身作则的模范作风是一贯的，对自己和家属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从不允许破例。所以，警卫员还是老实地告诉了张副军长：“我和饲养员看小张年纪小，背着背包等东西，还要走这么远的路，怕他吃不消，所以用马送他去上学。”他听了后，立即下命令，叫警卫员将他儿子追回来。在追回后，他和他们就此事开了一次小讨论会。老饲养员首先讲：“是我看小张年龄小，同时我也有空就送他去了，千万不要怪他们……。”警卫员接着说：“是我叫的，这事做得不妥，以后我保证不这样做。”可张副军长却和蔼可亲地对他们说：“我们都是老同志了，都知道我们部队在红军时代就有许多红军小战士，现在也有不少抗日小战士，他们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爬山越岭，身上背着背包和我们一样行军几十里，甚至100 里以上，有的还要照顾伤病员。他们中的大多数和我的儿子年龄差不多大，有的甚至还比他小，他们能这样做，为什么我的儿子做不到呢？何况，他背的东西比小战士轻，又是白天，路又好，走的路程又比小战士少。绝不能因为他是副军长的儿子就特殊，要知道我和你们都是普通的革命战士，和那些可爱的小战士之间是同志关系，只是我分工担任副军长……。”听完张副军长的发言。大家一致认为用马送小张上学的做法只对他有害。小张听后也抢着发言说：“爸爸，妈妈，叔叔们！请您们放心，我一定向红军抗日小战士学习，学习他们不怕苦的好思想。”讲完后，立即很愉快地背上小背包上学去了。
在战士中过节日我记得每逢中秋节或春节，只要张副军长在军部，他都要到战士中去过节日。有一年的中秋节，我到他那里去巡诊，他老伴对我说：“他一早就去特务团了，要和战士们一起过中秋节了。”这使我想起也是这一年春节的上午，我去炊事房检查饮食卫生和炊事员中有无患病的。正好遇到我们的张副军长已在那里和炊事员一起包饺子，他边包边和他们谈家常。他问炊事员在参军前在家里过春节的情况，炊事员们都踊跃发言，当有几位同志讲到那时在家过春节时，想吃一顿饺子都很困难时，这时，张副军长用启发式方法发问说：“这是不是你们的命苦，地主的命好决定的。”炊事员们说：我们说不清楚，请首长跟我们说说。张副军长很亲切地说：“什么命苦命好都是一些骗人的鬼话，我们的命都是一样的，只困为地主老财家占有很多土地，而你们家有的没有土地，有的也仅是有很少的土地。因要吃饭，那只有给地主种田，或租地主的土地，而地里收的粮食又大部分被地主拿去，收上来的粮食不够吃，只有向地主借钱，借粮。借钱是要付高利息，借粮一斗要还2 至3 斗，这样一来，你们家就越来越穷，所以过年时想包一顿饺子都困难，你们说对不对？”听了张副军长的一番话，炊事员们都齐声答：“是这样的道理。”张副军长继续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不但要使全国人民在春节时能吃上饺子，而且要使全国人民都富裕起来，生活越过越好。在平时也能吃上饺子、鱼、肉等好东西。这种情况只有在日本侵略者被我们赶出去以后，把代表地主老财的阶级推翻，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你们有了自己的土地，粮食才能归于你们自己，日子才能越过越好。所以，我们当前首要任务是要将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炊事员们听完了这席话，都喜笑颜开地说：“到那时就好了。”有一位炊事员激动得站起来讲：“到那时我一定请首长和同志们到我家过春节。”逗得大家都笑了。
下午，我又去警通连巡诊。连队领导为使战士们过一个愉快的春节，不但这几天伙食搞得好，还组织一些文体活动。突然战士们都站起来齐声鼓掌并高喊：“我们的张副军长又来拜年了。”我抬头一看，果真是张副军长，只见他面带笑容，不断地向同志们招呼讲：“同志们！我又来向你们拜年了，祝你们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在今年的各项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他见战士们正在做拔河比赛等文体活动，就说：“同志们，我来当你们拔河比赛的裁判员好吗？”战士们个个都高兴地鼓掌道：“欢迎！欢迎！”这时连队文体活动更加热烈了。当他的拔河裁判基本结束向战士们告别时，战士们又以热烈的掌声欢送张副军长，并齐声高呼：“祝首长身体健康！”一直等他走了很远，才继续进行各种文体活动。
张副军长就是以普通一兵的身份生活在群众之中。回忆起当时印象最深刻的3 个事例，脑中很自然的又出现张副军长在行军中的形象。当他看到哪位同志患病，他就跳下马，让病人骑上他的战马，而自己和战士们一起行军的情景。
张副军长！我们怀念您，崇敬您。您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们一定踏着您的足迹，永远向前，为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奋斗终身！
注释：（1 ）[ 指1992年。] 缅怀郑位三张云逸同志（节录） 陈祥每当我回忆起在新四军四支队和二师时期那段生活，心头总要浮起对两位领导同志的深深怀念。一位是新四军第四支队长兼任政委、后为二师的政治委员郑位三同志；一位是原新四军参谋长，江北指挥部指挥、后为副军长兼二师师长的张云逸同志。他们在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对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对军队的扩大和建设都作出过卓越的贡献。这两位领导同志虽已离开人世，但他们的共产党员优秀品德却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从1939年秋开始，位三同志就一直随四支队部队行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再次掀起反共恶浪，终于在1941年初制造了干古奇冤的皖南事变。这时，四、五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位三同志任政委，张云逸同志兼任二师师长。这两位领导同志是淮南地区党政军的优秀领导，他们情同手足，军政工作十分协调。
张云逸同志是1938年11月由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领导江淮地区的抗日斗争的。1939年5 月他任江北指挥部指挥。1941年1 月任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等职。云逸同志是我党我军的老前辈之一，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他早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就担任过红军副总参谋长的职务。
记得1941年夏，二师在黄花塘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当时正值云逸同志50寿辰，师政委郑位三同志代表中共二师军政委员会和师党委号召全师向张师长学习，给予部队广泛的影响和深刻的教益。
云逸同志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他在担任江北军事指挥和任二师师长职务时期，曾指挥过许多著名的战斗。例如1940年春，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来，国民党桂系军队和韩德勤部集中数倍于我的兵力，向我军大举进攻。我军在张云逸同志统一指挥下，经过数十次战斗，歼灭了大量敌人，粉碎了敌人消灭异已的阴谋，为胜利开创淮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云逸同志十分重视和关心部队的建设，重视培养干部战士的军事素质。他曾亲自兼任抗日军政大学八分校校长，经常到学校为学员授课。他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一丝不苟，以他渊博的军事知识结合古今中外的战例，深入浅出地为学员讲授军事理论，并经常亲自教操，亲自作战术示范动作。他十分耐心，循循善诱，对于没有弄懂的理论问题，只要提出来，他总是耐心细致地进行解答，直到弄懂为止。谁的军事动作不合要求，他便反复纠正。一个高级指挥员能够这样，确是可贵的，在军事史上也堪称楷模。
云逸同志的组织观念是非常强的。他身为副军长兼师长，外出活动或下部队时，总是要向其他领导同志或参谋人员打招呼，说明自己的去向，从不擅自行动。他为人谦和，平易近人。有一次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参加抗大八分校开学典礼，云逸同志即以校长的身份请子恢同志作指示。我们当时想，张副军长怎么还向政治部主任请示呢？后来大家才领悟到，一个革命者，任何时候都应当谦虚谨慎，军事指挥员尊重政治工作者，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云逸同志以身作则，使学校工教人员和学员们受到了教育。
云逸同志作风民主，他在作出一些重要决定前和指挥作战时，总是尽量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而且他的下级不论有什么意见，都敢于随时向他提出。身为副军长兼师长的云逸同志，在战斗频繁的敌后环境里，很少坐在屋里听汇报。不论是军事行动，部队训练，还是做思想工作，他总是要到基层调查研究，去看望战士们，去找各级干部谈心，虚心地听取指战员的意见。1941年，我在八分校政治部做组织工作，张校长每遇学校召开会议处理政策性问题时，都参加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最后作出结论。
云逸同志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1941年春，抗战进入艰苦的阶段，部队生活十分困难，几乎天天吃绿豆。为了改善部队伙食，云逸同志经常深入伙房，了解情况，与大家研究改善部队伙食的办法。他几次将学校营团干部召到师部驻地，讲授军事课和野外战术动作，同时设法给学员们加两个菜，改善生活。云逸同志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真正做到了和广大指战员同甘共苦，保持了官兵一致的优良作风。
每逢我回忆起这个时期的战斗生活，总会深切地缅怀两位革命先辈，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今天，我们缅怀先烈，悼念老一辈，就是为了学习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献身精神。
记新群烟草公司创建（节录）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二师供给部创办的新群烟草公司，是华中敌后根据地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家公营机器卷烟公司。它所生产的飞马牌香烟，牌子最响，声誉最高，不仅获得淮南根据地军民的好评，就是在邻近根据地和一些兄弟部队中也是很受欢迎的。解放战争中，烟厂随军北渡黄河，转移途中坚持生产，所到之处，军民也是争相购买。后来大军南下，由开形势发展的需要，新群烟草公司不存在了，可是飞马牌香烟在华东地区仍有几家烟厂生产，供应市场，历史事实证明，新群烟草公司在保障供给，增加财政收入，开展对敌经济斗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新群烟草公司生产的背景及其名称的由来香烟是军民都需要的消费品。可是由于日伪封锁，机制香烟进不来，当时淮南根据地除有一家私营小烟厂外，全靠手工卷烟，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就部队来说，问题更加突出，有的烟瘾大的同志没有烟抽，索性把树叶、麻叶、棉絮用纸包起来抽。部队首长对这一情况很重视，张云逸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对二师供给部胡弼亮部长说：“我们当领导的要关心干部战士的生活问题，吃的、穿的、用的都得关心解决，我们能不能办个烟厂，解决干部、战士的抽烟问题？”胡部长向张副军长报告说：“我们也有这个打算，准备自己动手办个烟厂。”并把办烟厂的计划作了汇报，张副军长听后很高兴，当即同意了办厂计划，并说：“好啊！将来在供给制中把发香烟也作个规定，你们看好不好？”又指示说：“我们办烟厂，头一条重要意义：就是要配合政治开展对敌经济斗争，这也是根据地建设的一个项目，要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这里须要谈一下我们二师合作社对当地私营烟厂的支持与合作关系。它是我们产生自办烟厂打算的一个重要因素。抗战初期，日寇侵占扬州、天长、六合等县城后，铜城镇及其附近广大地区是国民党统治区。当时，由于敌人实行经济封锁，机制香烟进不来，手工卷烟供不上，于是铜城镇有几位商人，集资筹办起一个“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搞了一部卷烟机，生产名叫神龙牌的香烟，供应市场。但在国民党政府的敲诈勒索之下，当我军解放该镇时，这个烟厂已奄奄一息，难以维持下去了。师领导了解到这个厂的困境后，指示合作社支持该厂一部分现金，以解决其燃眉之急。但是要长期生产，他们还是不断感到资金不足，于是到1942年底，私商就要求我们投资，合股经营。经请示上级，同意合作社投资入股，公私合营，并派出干部、战士进厂参加生产和管理。这就使群众烟厂能够继续生产下去，并得到一定发展。而我们也从中学到了烟厂管理经验和业务知识，使我们产生了自办烟厂的念头，为筹建新厂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我们新群烟草公司的前身。
自办烟厂的方案确定后，给厂和香烟取个什么名字好呢？我们多方征求意见，经过一番议论，最后大家认为：既然公私合营的烟厂名叫群众烟草公司，出品神龙牌香烟，那么，我们就取名为新群烟草公司和飞马牌香烟吧。其意义是：1 、烟厂取名新群烟草公司，意为新的群众烟草公司。它既有别于又要胜于合营的群众烟草公司，同时含有根据地的群众是新型的群众之意。2 、香烟取名飞马，意为赛过神龙，同时含有象征革命发展如骏马奔腾之意。
二、因陋就简艰苦创业购买卷烟机和聘请开机技师，是筹备工作中的关键问题。因为没有机器就谈不上办厂，没有技师就开不动机器。但是这两个问题在根据地是无法解决的，都得到敌占区才能办成。当时敌人对机器的控制比对布匹、药品的控制更严，尤其从敌占区城市请一个技师到既危险又艰苦的农村来，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通过商人关系，想方设法，费尽周折，才搞进来一部卷烟机，又通过他们做了大量细致工作，给予技师优惠待遇和各种生活照顾，终于聘请来一位技师，从而把关键问题解决了。如何解决大批烟盒印刷问题，也是一大难题。因为当地只有一家仅有三、五个工人的石印作坊，连印刷神龙牌烟盒都来不及，当然更不能承担我们飞马牌的印刷任务了。当时，我们想到，淮南日报社有圆盘机，可以解决问题，于是与报社印刷厂联系，他们答应可以承担印刷任务。但缺乏制作锌板的条件，这又需要到敌占区去办。我们又托生活书店的同志，冒着危险，到敌占区做了几块锌板，这样就解决了烟盒的印刷问题。
新群烟草公司的管理干部和工人，主要来源于师合作社。因为此时合作社撤销了，大部分人员就转到烟厂，从经理到会计、采购、营业等，都是合作社原班人马，这是建厂的骨干力量。同时，从部队调进一批干部（其中有几位老红军）、战士和随军家属（当包烟工人），还招雇了当地部分男女工人。部队同志实行供给制，雇请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和月工资制。我们称部队同志为内工，雇请工人为外工。厂址选择在铜城镇西边小李庄，是一个地主家的院落，房屋约20余间。10间较大的正房和厢房当车间用，炮楼当会计室，楼下办公，楼上放钱和住人，其余零星房屋就当宿舍。根据生产工序的不同，厂里分卷烟车间、制丝车间和包装车间。我们的车间不是一级行政组织，不设专职管理干部，每车间指定一名专人负责，不脱离生产，厂部实行精兵简政，不设职能部门，脱产管理人员也很少。当时的设备非常简陋，卷烟机没有动力设备，我们就做了个大木轮，套上皮带，用人力摇。在包装间，我们做了几张长桌当包装台。制丝间仅有一部切丝机，又买了一口大铁锅，砌了个锅灶用来炒烟丝。我们就是这样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地很快将烟厂筹备就绪，于1943年上半年开始投产，当时，每天产烟600 余条，大部分供应部队，实现了张副军长提出的在二师部队供给制中增添香烟一个项目的要求，初步解决了部队吸烟难的问题，多余香烟就在市场销售，供应群众，开始缓和了市场香烟紧张的状况。
三、精工细作力创名牌我们从建厂的头一天起，就树雄心，立壮志，一定要使飞马烟胜过神龙烟，力争创出名牌。所以狠抓质量，主要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采购上等烟叶。烟叶好差是决定香烟好差的基础，安徽定远、凤阳一带的烟叶色质精良，闻名全国，所以我们专门采购这些地方的上等烟叶。从铜城到定远，必须穿过敌人津浦铁路封锁线。尽管有一定危险，但我们仍决心把好烟叶搞到手。于是选派了得力干部、自备骡马10匹，组成运输队，不间断地出发到定远朱家湾一带采购烟叶。运输队的同志冒着危险，顶着严寒酷暑，长年累月地往返于津浦路东西之间，有时自身力量不够，还雇请当地老乡帮助运输，从而源源不断地将大量烟叶运回烟厂，保障了烟叶供应。二是精心炒制烟丝。烟叶进厂后，我们进行挑选，将优等烟叶加工成丝，次等烟叶另作处理。加工前先把烟梗全部抽掉，然后才刨成烟丝。炒丝时要求达到不焦不碎，香料要搅拌均匀。三是科学配加香料。我们对香料配制缺乏经验，就再一次通过来往于敌占区的商人，想方设法搞到上海大烟厂的配方。在此基础上逐步摸索经验，取长补短，终于搞出了一个较成功的香烟配方。四是认真搞好包装。我们要求技师认真卷烟，包装工人细心包装。每支香烟都严格做到不紧、不松、无空头。
由于我们重视香烟质量，千方百计精工细作，因而使飞马烟一出厂就深受好评，广大军民交口称赞，越传越广，声誉迅速提高，真象是一匹飞腾的骏马，奔驰在淮南抗日根据地。群众争相购买飞马香烟，前来订货的商贩络绎不绝。烟厂门前经常排有长长的队伍，甚至夜里还有人睡在那里等候批货，寂静的小李庄，顿时变得热闹起来。为供应市场更多的香烟，我们于1944年上半年又添置了卷烟机、切丝机各一部，盖了20间竹草结构的厂房，增加100 多名工人，并加开了夜班，每天生产香烟1200余条，较好地缓和了市场供烟紧张状况。在这一段期间，新群烟草公司前后两任经理分别是刘保华、李德秀。
四、统一领导发展壮大1944年下半年，为了适应根据地经济事业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上级决定，部队的企业单位交给地方政府统一领导。于是我们新群烟草公司和路东军分区创办的生产工农牌香烟的东联烟草公司，统归路东专员公署建设处领导。公私合营的群众烟草公司，这时也归属建设处领导。为了便于管理，建设处决定在新群烟草公司的基础上，成立新群烟草总公司，总公司下设一厂（新群烟草公司）、二厂（东联烟草公司）、三厂（群众烟草公司），总公司设在铜城镇，各厂仍在原址生产。总公司机关设有总务股、营业股、会计股以及铜城、汉涧两个分销处。总公司及3 个厂共有职工约600 余人，拥有卷烟机5 台，切丝机3 台，分别生产飞马牌、工农牌、神龙牌香烟，日产量约2500余条。
1945年前后，总公司及一、二厂（三厂已并入一厂）相继搬迁到盯眙县古城镇附近。总公司设在古城镇上，一厂在镇东朱家四，二厂在镇西斗山。抗战胜利后，我军收复盯眙县城，总公司于1946年初进入了盯眙县城。这时，新群烟草总公司的组织机构及干部配备，有了大幅度调整。在机构设置方面，撤销了两个厂部、其职能人员并入总公司有关业务股，一切生产业务统由总公司办理。总公司下设总务股、工务股、会计股、营业股以及盱眙、铜城、议涧、竹镇、古城5 个分销处，同时还成立党支部和工会，以便对工人进行思想教育和福利等工作。总公司党支部书记刘智惠，工会主席殷毅。进入盱眙之后，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全公司拥有卷烟机8 台，切丝机4 台，动力设备已取消了落后的人力木轮而改用柴油机，职工也猛增到近千人，日产香烟3500条。工资发放，除外工仍实行计件工资和月工资外，内工均改为低薪制，按折实标准发薪。这一时期，可说是新群烟划公司的鼎盛时期。
五、度过难关迎接解放1946年8 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对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我们为了夺取最后胜利，暂时放弃部分地区。当国民党军疯狂进攻盯眙县城时，新群烟草公司被迫抢渡淮河，用骡马和牛车，载着沉重的机器和原料北上，长途跋涉。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烟厂仍不断利用间隙，就地装机生产，直至1946年底，撤退到山东沂水县界湖镇时，才暂住下来，这期间，新群烟草总公司一面进行整顿，一面恢复生产，二师供给部的勤富烟厂也合并进来。在沂水期间，我们还派出部分干部、工人带一部卷烟机，到鲁中第三军分区协助他们开办新生烟厂。1947夏天，敌人大举进攻鲁中和胶东等地，我们的烟厂北渡黄河，撤退到渤海地区惠民县境内。当时，这里是华东后方，环境较安静，烟厂又住下来，开动机器，坚持生产。这时，全厂保留卷烟机2 部，干部和工人200 余人。
1948年春天，在我华东野战军准备解放济南、青岛的前夕，为了做好对大城市工厂企业的接管工作，新群烟草总公司并入山东大鸡烟厂，并在以后直接参加了对济南、青岛、徐州等烟厂的接管工作，有的同志至今还是这些地方烟厂的骨干。济南、徐州等烟厂回到人民手中后，都曾生产过飞马牌香烟。上海卷烟厂至今还把飞马牌香烟作为一种保留产品生产、出售。解放初期在华东军区后勤部开办的勤丰烟厂和安徽省军区开办的建新烟厂中，都有新群烟草公司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可见新群烟草公司不但在战争年代发挥了作用，而且也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培养了力量。（刘俊、王德明整理）
张云逸在田东的踪迹 黄大昆阳春3 月，朝霞满天。1961年清明节前夕，张云逸同志风尘仆仆地来到曾战斗过的地方——广西南宁市和田东，并到东兰去给书拔群烈士扫墓。第一天到达田东，张老带大家去看当年消灭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的地方，去看右江苏维埃政府旧址，并到县烈士墓扫墓。这是张老对田东县各族人民的深厚感情、对为革命牺牲的战友的怀念。
张云逸同志领导百色起义，时间已经过去60年，他已于1974年11月19日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在那硝烟弥漫中的战斗身影；在那千山万水中留下的脚印；在那壮家瑶寨里与人民谈心的音容，都时刻地铭记在田东县各族人民的心中。
扫开路障1929年春，李明瑞在俞作拍的鼓动下，倒桂搞蒋，得到老蒋的委任状。6 月，与俞回桂主政。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省政府主席和省绥靖司令。当时，我党在广西已有群众基础，加上俞、李原来受我党影响，同情革命。他们与蒋、桂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因此，他们执掌广西政权后，想借助我党的力量来巩固其地位，要求我党派干部到广西工作。为了发展广西的革命力量，抓住有利时机，我党中央及时派邓小平为党中央代表到广西工作，与此同时，张云逸同志也通过李明瑞的战友，粤军海军司令陈策写信介绍到广西工作。经过党的活动，张云逸被调到俞、李新建的警备第四大队去当大队长，还担任广西教导总队副主任。但第四大队是李明瑞到广西后，收容土匪、民团、散兵游勇编成为队伍，成份复杂，纪律很坏。李明瑞知道，大革命时期，张云逸曾在国民革命军里当过师参谋长，这支队伍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曾闻名于军界，李就想利用张云逸来帮助改造第四大队。当李明瑞征求张云逸的意见时，张云逸当即提出了两个条件：军队太坏，要我兼任大队长可以，但要由我提名配一个得力的副大队长协助；第二，改造工作必须采取坚决、迅速的措施。李明瑞稍微犹豫，也就点头答应了。经党组织决定，选派李谦同志担任副大队长。该大队经过短时的整顿，调来党员担任基层干部，招收农民、工人和学生来补充，部队掺了沙子，显得更有生气。再加上，对反动军官采取“升迁”、“调训”等办法进行处理。结果该大队很快成为一支我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同年10月初，李明瑞和俞作柏不听邓小平和张云逸的奉劝，突然决定反蒋。然而，李明瑞部下的杨腾辉、吕焕炎、黄权等三个师，都给蒋介石收买而倒戈了。俞、李只剩下身边的几个马弁。张云逸同志深知李明瑞的困境，立即派兵接应李明瑞返回南宁。正如李明瑞对俞作柏所说：“全完了！要不是张云逸派部队接应我，我可能还回来不了。”当时，李明瑞对张云逸是多么的感恩啊！
反蒋失败，遂于1929年10月14日，李明瑞和俞作柏逃往左江。10月17日，邓小平同志即率领党委和在地方作秘密工作的同志离开南宁，并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溯右江上驶，前往百色。张云逸带着教导总队及第四大队，从陆路沿江掩护前进。20日，水陆两路，先后到达平马。虽然，邓小平同志在南宁工作三四个月，代表党组织对军队工作作过许多宝贵指示，但为了保守党组织的秘密，张云逸一直未能与邓小平见过面。到平马时，经叶季壮介绍，张云逸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战友见面，分外激动。当天省农协右江办事处在平马召开了欢迎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当地农民群众等几千人，张云逸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打倒国民党，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会上群情激奋，场面热烈。第2 天，部队启程百色，大部份军械部带去，暂时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恩隆（今田东下同）七里区等深处保存。同时，将第四大队一个营留驻平马、一个营住四州、一个营下驻果化，领导机构率教导总队、直属队到达百色。
自从张云逸同志率部到右江后，革命活动由秘密走向公开，革命烈火犹如干柴堆加上了汽油，越烧越旺。广大群众日盼夜盼，闹翻身求解放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然而，妄想听命于卷土重来的新军阀的熊镐，便带上1000多名的士卒，象警犬一样紧紧跟踪我党领导的第四大队，分驻有江重镇，虎视眈眈，伺机吃掉我军，盘踞右江。幸好邓小平和张云逸两位同志，心明眼亮，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做到勇谋取胜，先发制人。果断地于10月28日，在百色、恩隆、奉议（今田阳，下同）迅速地歼灭了反动的第三大队。张军长还在百色设“鸿门宴”，智擒了三大队长熊镐。这一仗的胜利，为百色起义的准备，开辟了大道。张云逸同志说“如果说百色起义是高潮，那么消灭第三大队就是序幕。”可见，消灭第三大队敌军是多么重要的一着啊！
严冬时节，寒气袭人。各地的土豪劣绅，看到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并与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妄图扑灭农民运动。张云逸同志早就看到这一步棋，下定决心把他们消灭掉。恩隆、思林（今田东、下同）、奉议等县各路农军，密切配合张云逸同志所率领的第四大队，围剿土豪劣绅，打击地主恶霸的反动势力，革命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于1929年11月1 日，张云逸同志派一连人枪，和滕国栋、黄治峰率领恩隆、奉议农军共千余人枪，围攻韦宁村大土豪黄曹山团局武装；11月21日，张云逸同志又派第四大队第一营长王抗节率部会同思林、恩隆县的黄永达、滕国栋等带领农军共2000余人枪，汇集于恩隆县万巩乡，进攻同老土豪黄贵朝的巢穴；11月底，张云逸同志再派一个连和滕国栋、黄永达、蒙元升率领农军共1000余人枪，分4 路向那坡进攻，拔掉恩隆县五毒俱全的大地主谭典章这颗钉子。谭典章认为，自己多年经营的老巢，牢不可破。但经过我军7天7 夜英勇奋战，攻下了层层布垒，匪徒们被打得焦头烂额，鼠窜逃遁。谭典章也只身逃到那领屯旁的山沟里去躲住。在搜捕中，我队员韦少荣发现谭匪在深山沟里，一枪打中了他的左腿膝盖上，还企图潜逃，最后被打死，并割下头颅送到平马镇示众。各族人民为除掉这个恶惯满盈的“土皇帝”，无不拍手称快。
张云逸同志不但狠抓部队的改造工作，提高部队的素质，发展共产党员，壮大革命队伍，收缴反动军队武装，而且还与我县农军紧密配合，围剿土豪劣绅，从而增强了广大人民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心，为百色武装起义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成立作好准备。
百色起义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诞生1929年11月初，中共广西党委派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的龚饮冰回到了百色。龚饮冰向部队党委传达了中央指示。中央同意邓斌、张云逸等同志在左右江地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中央颁给的部队番号是：进驻右江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进驻左江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任命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俞作豫为红八军军长，邓斌为红七、八军总政委。前委还决定在广州起义2 周年即12月11日举行百色起义，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同时诞生。
这天早晨，睛空万里，右江河面光波粼粼，朝霞撒满平马上空，古城锣鼓喧天，歌声嘹亮，鞭炮齐鸣，响彻云宵，好一派欢乐景象，大街小巷贴有红绿色标语：“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打倒军阀官僚！”“打倒土豪劣绅！”街上人山人海，附近百数十里的有组织的农民，都汇合来了。三营战士，自卫队队员全副武装，背着步枪、手持梭标、长矛；工会、农会会员拿着斧头、铁锤，扛着锄头；学生们打鼓吹号，挥舞红旗；妇女小孩穿着红绿的节日盛装，手持一面小红旗，从四面八方涌向平马镇北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