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上午，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恩隆县平马镇经正书院隆重开幕。百色、那坡、田州、平马、果化等城镇工会选出的工人代表，百色，恩阳，奉议，恩隆、思林、果德、隆安、向都、镇结、东兰、凤山等11个县农民协会选出的农民代表，红七军士兵委员会选出的士兵代表，共80多人出席大会。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已在前一个晚上到达平马，指导大会的召开。大会奏完国际歌后，陈洪涛同志报告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筹备工作情况，张云逸军长在大会上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胜利诞生。这喜讯给到会代表极大的鼓舞。大会讨论建设各级工农民主政权，扩大红军、组织地方赤卫军，实行土地革命、肃清反革命分子等问题，并通过了实施政纲。大会选举了雷经天为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主席，还选有肃反，劳动、军事、土地、财政等委员。
这天的12时许，平马镇广场红旗如海，歌声雷动。各县代表排着整齐的队伍，到广场参加庆祝大会，他们每人的胸前佩挂一张“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的红布代表证；红七军指战员穿着新灰色军装，撕掉了青天白帽徽，系上红领带，整齐地排列在主席台前，个个精神抖擞，英姿威武。广场上参加大会的挨挨挤挤2 万多人。当雷经天、陈洪涛、黄治峰等陪同张云逸军长登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并鼓起雷鸣般的掌声。
陈洪涛同志主持会场。他宣布庆祝红七军的成立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诞生，全场欢声雷动，鞭炮齐鸣。在这掌声、欢呼声、口号声中，张云逸军长含着微笑，从座位上站起来，大步流星的走到讲话台前，用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演讲。有时他还捻着自己的那（纟咎）小胡子。他说：“红七军的成立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诞生，是工农群众的一件大喜事。红七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是保护工农群众利益的。欢迎右江父老兄弟选送优秀儿子踊跃参加红七军。”张军长讲完话后，把一个包着红布的大印交给雷经天主席。雷经天主席接过大印后，表示要为工农兵掌好印，还宣布政府各项政策。
下午5 点多钟，张云逸同志和随员，乘着一只挂镰刀、铁锤红旗的汽船回百色。各县来参加会议的代表、部份群众到平马一（礻马）码头欢送张军长。张军长在雷经天、陈洪涛、黄治峰、滕煊甫、滕国栋、黄永达等同志的陪同下来到码头，人们鼓掌，各县代表站在靠近汽船的地方，和张军长握手告别。顿时，岸上、船下，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七军万岁”的口号声和右江的波浪声汇成一股巨大的声浪，回响在右江山谷林涛。
右江红旗升起来了，经济工作怎么办？张云逸同志对军部和政府的经济工作非常关心，经常过问军费收支，被服和枪支弹药的情况，反复指示：要认真做好军需工作。张军长还亲自在恩隆县创办铸锭厂、兰芳兵工厂、被服厂、解决了当时急需的困难。
是年12月的一天晚饭后，张云逸同志和警卫员一起来到平马铸锭厂负责人陆启瑞家。陆启瑞和妻子苏春凤，见到张军长亲临寒舍，似见如故，陆请坐又沏茶。张军长说：“自已人，不要客气了。”接着和陆启瑞促膝谈心，从家常谈到铸造银锭工作情况。谈着谈着，张军长道出了来意，他说：“无事不登三宝殿。老陆呀，我和你商量一件事，现在军部和政府有一批从地主豪绅、资本家没收来的银器和碎银元，是否可以铸成银锭兑换银元，给红军军响和苏维埃政府解决一些财政的困难。”“这个可以办到。”陆启瑞信心十足地说。
张军长接着说：“老陆，那我拜托你负责这个工作了。”第2 天，陆启瑞就召集陆启荣、吴顺保、凌保、苏春凤等十多人进行讨论分工，分为5 个小组，一个小组一个风箱，自制统一的模型，各个组都有铁锤、铁枕、铁钳等工具。铸银锭小厂就在这样因陋就简地迅速建办起来了。厂设在文昌庙（今庆平小学），主要任务是将手饰、耳环等旧银器熔铸成银锭、每块银锭重16两（旧称），相当于14块光洋的值。每天可熔铸出银锭约150 斤，建厂一个多月，计产银锭6750多斤，确实为苏维埃政府弥补了一定的财政困难；同月底，梁维祯打报告给张军长，请求派师傅和工人来修烂枪、造弹，张军长立即批复，并写介绍信到南宁找兵工厂的人员来，后来梁维祯就派梁天才到南宁去，果然从南宁带回来一个叫李荣周的师傅来。他上来办好合同手续后，转回南宁，过了20多天，又率领30多个工人和搬来工具箱。这样兵工厂就算筹建起来了。该厂建在兰芳村爱桑屯，故命名为爱桑兵工厂。厂长是阮丽千，经理是梁天才。该厂内设有造枪、造弹、维修3 个车间，工人师傅利用简陋设备，靠自己双手制造枪支弹药。建厂仅数月，制造新枪200 多支、子弹6 万多发、修理坏枪80多支，新枪除补发给赤卫军战士使用外，余下的卖给当地群众，收得经费作为厂的经济收入，改善工人的生活。工厂建立后，屡次遭到敌人的破坏，厂址先后搬迁到布干、弄足、市绒、弄图等地方，人员也多次变动。工人散伙了又集中起来，集中起来又散伙。一次是搬到弄图，敌人又来破坏，并打死了一个工人，这个工人叫黄标。丧心病狂的敌人，对兵工厂的建立，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到处围剿。1934年，兵工厂基本完成它的史命，终于停办了。这时，有的工人跟着部队去，有的也散伙回家了；同月底，张云逸同志又指派平马车缝工会主席黄木生，负责创办被服厂，厂址设在黄木生家（今中山街17号），约有40个工人，他家只能安置4 台衣车，其余30多台分散在各户生产。红七军代表，恩隆县苏维埃政府委员陈皆玉分管被服厂工作。该厂办后，为红七军生产军服500多套，棉大衣200 余件，干粮袋及子弹带1500多条，剪制各区乡苏维埃政府的犁头红旗数百张和红七军战士的红色领带标志1000多条。该厂于1930年2 月，隆安战斗失利后才停办。
迎接李明瑞 保卫苏维埃1929年10月初，李明瑞和俞作柏反蒋失败后，随同俞作豫率领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赴龙州。俞作柏即出越南转去香港，李明瑞却被法越当局以有“通共”嫌疑拒绝过境而留在龙州。11月中旬，李明瑞鉴于当时刚复辟的李宗仁、黄绍竑指挥黄权等部驻在桂东南与蒋介石的粤军相遇，无力后顾，南宁兵力空虚，便想回来占领南宁，以图东山再起。李明瑞先商量得俞作豫的同意，由俞集中第五大队，随后开到崇左一带待命。他亲自赴右江找张云逸，联络第四大队去攻打南宁。李明瑞到右江后，张云逸恳切的向他说明，我党的主张是建立革命根据地。左、右江群众基础较好，依靠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大有发展前途，如果不建立可靠根据地而纠缠军阀混战是没有出路的。同时，张云逸同志还说明我们也同意向南宁发展，但要在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巩固以后。并表示左、右江正式建军后，我党准备请他担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希望他走革命道路。李明瑞听罢张云逸的话，不禁大吃一惊，急忙摆手说：“不行，不行，我到这里，还是个战士，那能挑得起如此重担？”李明瑞一副严肃的样子。
张云逸也一本正经地说：“请不要客气，只有你能挑得起这个重担，论资历，你是著名的滇军讲武学堂出身；论打仗，你指挥过干军万马，是北伐军的虎将；论跟蒋桂打交道，你最熟悉他们的脾气。现在有共产党领导，你一定能胜任。”李明瑞说：“行了，行了，旧事已如烟云。过去，苦头也吃过不少。现在我倒是想在共产党领导下，从头做起，当一名战士。”张云逸见他一再谦虚，只好进一步交底说：“原来中央考虑任命你担任红七军军长，但邓代表和我们一起研究过了，我们认为你担任总指挥，统领红七、红八军更合适。请你考虑。”李明瑞觉得张云逸的话真挚诚恳，合乎当时的革命形势，就心情舒畅地说：“行呀，你们先在右江举起红旗，我们左江跟上。”李明瑞欣然接受劝告，表示愿意参加革命。张云逸就派了一个步兵连护送李明瑞转回龙州。1930年元月29日，张云逸按前委在平马召开的全会的预定计划，率领一个特务连从田东，经思林、果化等地，经过两天行程到达镇洁，迎接李明瑞正式就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职务。这天，风和日丽，大地复苏，高高的木棉挂满蓓蕾，含苞待放。张云逸率领一连战士在路边等候。李明瑞一下马，张云逸就迎上去：“李总指挥，幸苦了！我是专程来迎接你的！”“不敢当！不敢当啊！以后还是叫我李明瑞嘛！”张云逸笑着说：“不叫总指挥，难道叫特派员好？”说得随从的人员都笑起来。2 日，因桂系在战略上有了改变，其主力移到南宁，决心以南宁及左右江为后方，向廉、钦攻广东，在此战略，乃分3 个团攻右江，兵临隆安县城，战事告急，张云逸和李明瑞立即离开镇洁，前往思林县城赴隆安督战。经过邓小平和张云逸过细的思想工作，以及马列主义陶冶，李明瑞终于成为红七、红八军得力的指挥员。
隆安战斗失利后，我军只能暂时驻扎在平马附近的山区，平马镇遂被敌人占领，其实这就打乱了张云逸和李明瑞的原计划（到东兰休整）。张云逸说：“平马镇是右江工农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给敌人占去，影响可不小。如果敌兵不多，我们要打一下收复平马。”侦察员说：“平马镇有覃兴一个团驻守。”“趁敌人没后援，攻它一下。”李明瑞接着说。2 月12日，平马战斗打响了，红军和赤卫军，分兵3路，首先攻下平马的屏障——马鞍山，击溃敌人一个营，又乘胜追击敌人直到牛行街。敌人虽然森严布垒，但我军采取“分兵把守，分路挺进，全面开战，形成包围”的战术，弄得敌军丧魂落魄。经过5 昼4 夜的激烈战斗，整个平马镇除了东庆街的城隍庙（今庆平小学）和观音庙（今县政府）这两个据点还没有攻下外，而这两处弹丸之地仅占平马镇的五分之一的面积，其余全部被我军占领。敌军有小部份据险死守，大部份已惊慌逃遁。因我军得知杨骏昌团，从田州方向回头增援平马覃兴团。在不明援敌多少的情况下，惟恐敌人援兵夹攻，所以张云逸军长下令收队。虽然没有攻下平马全城，但我军勇猛善战，杀了桂军一个回马枪，威慑了敌胆，牵住敌人的尾追，使我军顺利地挺进七里山区。这场战斗，击毙敌军100 多人，缴枪100 多支，大大地激励红军指战员们革命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1930年4 月初，红七军外出到黔桂边游击，6 月，胜利回师右江后，于7 月初，我军派往云南的侦察员汇报紧急情况：“南京政府，命云南龙云部取道龙州、百色，沿左右江进攻南宁，其经右江的张冲师已到富宁，将经剥隘入百色。”过几天后，二纵队第二营六连的战士，在百色那毕方向，又抓到4 个头戴北伐军式的大沿帽，帽脚围着一条红布带，身穿深绿色军装的兵，送到红七军军部，经张云逸和李明瑞审讯，得到他们交来一封信，信中写道：“敞军假道百色，沿右江南下进攻南宁，绝不侵犯贵治及骚扰军民，幸勿误会，请借百色至南宁通道……”。
张云逸同志认为，这是蒋介石的诡计，当时，桂系军队留少数看守广西老巢外，大部份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亲自率领出发湖南，协助粤军张发奎部、湘军唐生智部、和北方军阀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李宗仁、白崇禧指挥的桂军先头部队占领长沙，直指岳州，黄绍（立友）、黄旭初指挥的后续部队也到达湘边，开向衡阳，形成第二次反蒋的高潮。故蒋介石即命粤军余没谋沿西江向南宁进逼，又命云南军阀龙云迅速出兵广西，妄图扰乱桂系军阀后方，牵制桂军北进。龙云派卢汉为总指挥，率滇军两个师约19000 多人，由滇桂边界的旧州进入广西。卢汉蛮横地要求我军退出百色、恩隆、果化至南宁一线走廊，给他们让路。鉴于滇军兵力数倍于我军，红七军前委乃决定暂时让开，待滇军兵力大部通过后，乘袭击其后路，拦截辎重。7 月下旬，张云逸军长率军部和第一、二纵队撤出百色，经田州、平马到达思林，部队埋伏在思林县古芬村、果德县可恒村一带交界的鹧鸪坳，指挥所建在那叭屯（今田东县定广村）。当滇军大部队开过后，我军突然猛击其后续部队。滇军闻警迅速组织反击。双方反复争夺阵地，战斗非常激烈。经过5 昼夜的冲杀已达到伏击的目的，我军也十分疲劳，张军长只好下令撤出战斗。而滇军急于向南宁进军，也不敢恋战。这场战斗滇军伤亡600 多人，其中击毙一个团长，重伤一个特务营长，俘获官兵500 多人，缴获步枪400 多支，10多匹骡马，几十担烟土等。我军也伤亡400 多人。战斗结束后的第2 天，部队就到平马进行整训。
平马整训 胜利转战我军在鹧鸪坳攻打滇军撤出战斗后，就收队回师平马，本来欲想恢复百色，但原来距离大部队约60里处，担任向百色警戒任务的第二纵队一营一连的连长，暗中勾结少数反动排长和兵油子，将营长和副营长杀害，率队向百色逃去，一般干部和士兵受挟被迫而跟去。这事变说明，当时部队尚未彻底肃清和改造好旧军官、兵油子，故军前委决定：部队在平马一带进行整训。在整训中。部队一方面帮助地方建立武装，组织县、区赤卫队；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为期3 个月的平马整训开始了。
张云逸军长等选择在平马整训，这是正确决策。因为平马镇是右江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是老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份，群众基础好，右江地区武装敌人较少。另滇军和桂军阀互相斗勾，也没办法抽出兵力来对付，这对集中整训是十分有利。1930年7 月15日，在恩隆县平马镇古老的城隍庙（今庆平小学）里，红七军军部教导队开学典礼开始了。在开学典礼会上，张军长给学员们讲了话，要求参加人员努力学习政治、军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教导队有队长、指导员、教务主任，下设3 个区队，每个区队3 个班，共有学员100 多人，教职员和学员大部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少数民族学员占大多数。在学习期间，张云逸军长还经常到班上看望大家，做军事技术示范，和同志们促膝谈心。在整训期间，恩隆苏维埃政府按照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颁发的《土地法暂行条例》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土地革命开始在百谷、那恒、林凤、上法等乡村搞试点。田舍区上法乡陆子明带头在群众面前公开烧毁家里的地契约，群众也陆续拿出契约烧掉，并没收地主陆献臣、陆正良等的土地和财产，然后按人口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经过3 个月的整训，部队的政治素质，阶级觉悟和军事技术都有了很大提高。地方政权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红七军原定于10月1 日，离开右江苏维埃根据地北上，但在出发前一天，中央派代表邓岗（拔奇）同志赶到平马，传达中央指示。于是红七军的行动计划只好暂时推迟。对于中央给红七军的命令，前委有不同的看法。张云逸等少数同志认为，红七军刚诞生，人力、物力、财力都有明显的不足，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攻下柳州、桂林，消灭两广军阀是很困难的，不赞成把红军拉去打大城市。但中央一声号令只能执行，不能违抗。出发前，在平马召开了军民群众欢送大会。张云逸军长向战士和群众讲了话，他说：“英勇的红色战士们、军官们，亲爱的工农群众！今天，我们要离开可爱的苏维埃根据地了，离开亲爱的家乡、父母、妻子、同志、朋友了。但是，我们离开只是暂时的。现在，我们去执行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去打敌人！我们相信，日后一定会胜利回来的。”“工农同志们，党政工作同志们，希望你们继续为保卫苏区而斗争！再见吧！”全体官兵、广大群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10月4 日，张军长离开平马，与李明瑞、陈豪人、龚鹤村、叶季壮等率领红七军一、二纵队和新编的第四纵队集中龙川（今属百色市）绕道凌云、乐业、上天峨、南丹，赴河池整编。
关心同志 秉公办事曾在张云逸身边工作过的许多同志都这样说：“我们的张军长，在战场上是叱咤风云的将军，在同志们中是和蔼可亲的慈母。”是的，这是对张云逸军长切实的评价。
百色起义后，红七军以新型的人民军队出现在祖国的南疆，部队实行官兵政治上平等的原则，在生活待遇上，从军长、政委到每个普通战士，都领一样多的薪炯，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张云逸同志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艰苦朴素，除了因工作需要多配一匹马外，其余跟战士的待遇完全一样。他对干部战士十分关心和爱护。1930年2 月间，我军在隆安与敌军激战，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和军部特务营长符禄等同志光荣牺牲，许多同志负伤，军长叮嘱军医处长吴清培同志，要尽最大的可能救护他们。他看到负伤和牺牲的同志，心里无比悲痛！当他得知符禄同志身负重伤在抬回平马途中牺牲的消息后，立即赶来与符禄同志的遗体告别，将烈士埋葬在平马镇东面的马鞍山上。他参加培土后，站在墓前默哀流泪，迟迟不愿离去。张军长对工作深入细致，对战士的生活也非常关怀。同年7 月上旬，红七军伏击滇军撤退后，张云逸军长和雷经天主席研究决定在那叭屯设立红医站，把伤员约300 多人集中医治。房子没有怎么办？张军长找来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商量，发动群众献工献料，不几天就建成了30多间留医用的简易房子。他高度赞扬了群众的革命热情，还亲自到病床前慰问伤员同志，给群众极大的鼓舞和安慰。廖春盖父子3 人都在红医站里给伤员治疗，张军长常向他们问长问短，问他们家有什么困难极需要组织上去帮助，使他们父子3 人安心为伤员治疗。当时经他们父子3 人用中草药治疗的200 个伤员中，经治疗无效的仅死2 人，其余的伤员都治愈重返部队。张云逸军长在那叭屯红医站看望伤员时，还和当时专为红军等粮的思林县农民赤卫军一营二连副连长廖忠德攀谈。问：“你做什么工作。”答：“我是为部队筹粮的。”问：“你去那里找米，价钱怎么样？”答：“我是在思林街上买米的，5 枚铜板一斤，而我出6 枚给人挑到家。”张军长听了点点头说：“合理、合理！”
在鹧鸪坳打滇军时，缴获了一批辎重弹药、烟土、被服、法光等胜利品，装上12匹马驮。当时，张云逸军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赤卫军营长梁维祯，梁营长又委派连长廖利甫和黄荣敬、黄力等3 人护送到定广村那叭屯军部指挥所。可是，他们3 人见利忘义，心怀鬼胎，送到半路就把2 匹马驮的法光，运往林秀村弄太屯，后又转到平果县太平乡那洪村那袍屯3 人分赃，只交10匹马驮到军部。军部发觉少了2 匹马驮法光。当晚，张军长马上传讯梁维祯，限他10天后把案查明。后把案件查出，贪污人就是廖利甫、黄敬荣、黄力3 人。当时，张军长就下令把他们逮捕归案。廖利甫深知自己贪赃枉法，军规不可置容，于是就妄违逃命。最后，只抓得黄荣敬、黄力2 人押往平马枪决。当时，对广大干部、军民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隆安、平马、亭泗战斗后，部队撤到东兰县武篆休整了大约两个星期。这时，同志们反映了张云秋同志的一些缺点错误。张云逸同志给他及时的做思想工作。从家庭身世，谈到兄弟俩的成长，从国家的危难深渊，谈到人民的流离失所。使其弟从迷途醒悟，反省过去，从零做起，展望未来。张军长不但做弟弟的思想工作，还对大家说：“我的弟弟有缺点错误，大家要坚决给予揭发、批评，否则，发展下去，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不久，便把他弟弟调离军部，经理处处长由叶季壮同志接任。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张军长不讲情面，刚直无私的革命精神。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张云逸同志近一个世纪的一生，经过历史风雨的洗刷，使他磨炼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特别是在田东短暂的踪迹，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刚正耿直的优秀品质，正是今天我们建党、建军和经济建设的思想宝库，正是今天我们抚今追昔所要学习的主要内容。每当我们想起敬爱的老将军——张云逸同志，一幕幕往事就呈现在人们的眼帘，记起当年田东各族人民对将军的称颂：斧头不怕硬丝柴，红军不怕反动派，豪绅地主威风倒，张军长英名传山寨。
真挚的友谊 覃国翰 黄超 谭庆荣怀念张云逸同志1980年初春，美丽的桂林城飘着细雨，虽仍感寒意，但毕竟是春天了，寒风中夹着暖气，大地正敏感地开始披上绿色的新装。我们3 人聚集在覃国翰同志家里，情不自禁地谈论着我们红七军的老军长张云逸同志，大家按老习惯，称他张老。我们红七军老战士和张老的友谊，源远流长，诚挚，深厚。谈起这种友谊，真是春风送暖，把我们带到半个世纪前那种战火中的青春年华。
1929年红七军成立时，张老就和我们有着深厚的战斗友谊，不！还更早一些，在为创建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就有了。这种友谊，是在战斗中建立的，也只有在战斗中，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
1930年，红七军奉命从右江北上，艰苦的行军，残酷的战斗，张老为同志们的安危焦虑，为死难的同志几次流出了眼泪。
部队刚出发不久，就在四把、长安打了两仗，增加了不少伤员，有些伤员被安置在老乡家里，但也舍不得离开部队，一拐一拐的偷偷跟着部队出发。张老见到这种情景，眉头紧皱，站在部队中不动了，见一个伤员走过，就上前问问，有时还扶着走一程，嘱咐部队干部照顾好。我们见张老又忙又累，就请他放心，我们包管好好照顾伤员。张老考虑了一下，交待说：“他们是我们的战友，什么东西都可以丢掉，不能丢掉战友！”这话很快传遍了部队，同志们热情地帮助伤病员，伤病员咬紧牙关，紧跟部队，部队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气氛。
最使张老动感情的数梅花战斗，这次战斗干部伤亡大，张老含着眼泪向这些为革命献身的战友的遗体告别。李谦师长在这次战斗中负重伤，临牺牲前要求见见张老，张老急忙赶去，李谦师长一见张老，眼泪刷刷往下掉，紧紧握着张老的手，深情地说：“军长！我不能跟随您了，望您保重。”说完，安祥地闭上了眼睛，张老抱住李谦同志的尸体，眼泪象泉水一样地涌出。李谦师长是员猛将，从在南宁改造广西警备第四大队起，一直是张老的得力助手，他的牺牲，张老如失左右手。此后数十年，张老一直深深怀念这个亲密的战友。
张老深情怀念战友，在部队渡乐昌河时表现得更感人。邓小平、李明瑞同志率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部分过河后，敌军大部队压来，张老率领其余部队过不了河，后面部队情况危急，随时有被敌军包围的可能。可是，张老好象不知自己所处的严重局面，一个劲地念叨：过河部队是不是摆脱了敌人？他们在哪里？还能不能汇合？什么时候汇合？在部队分开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张老那个愁劲就不用说了，没有安静地吃过一顿饭，香甜地睡过好觉，有时想急了，见到谁就抓住谁问：邓小平同志、李明瑞同志在哪里？当不能得到回答时，他只好叹口气走了。
张老也有高兴的时候，那是在乐昌河，分离的两支部队重新会合时，他摸摸这个，看看那个，对别后的情况问得那么细，听说部队进展，同志们都很好，他笑得那样快活。自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以来，我们还没有看到他这样乐过。
张老这种战友的感情，红七军的每个战士都有很深的感受，红七军战士也同样深深热爱自己的这位老军长。记得，他从红七军调走时，大家都舍不得，不少同志还闹了情绪。黄超同志说：“张老调走时，我心里很难受，好象丢掉什么。好在那时还没有打仗，如打仗，肯定要受点影响。”
温暖我们的张老，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大将，但在他领导下的指战员，都在他身上体验到慈母之心的温暖。
“张老对我们，完全是慈母心肠。父母死，我没有掉泪，张老死，我痛哭了一场。”覃国翰同志这样开始了他的回忆。
“1929年12月11日成立红七军，我在红七军里，只是一个基层干部，与张老接触并不多，可几十年来，我深深地记着他，没有想到，他也深深地记住了我。
“1950年1 月，我带领150 名干部，在刚起义过来的二十一兵团做整编、改造工作，突然接到通知，说张老点名要我回广西。张老那时是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
“到达南宁后，我住在省委招待所，第2 天去见张老，张老急于去开会，没有详谈，只是简单地告诉我：”去百色分区当司令员，任务很艰巨。‘艰巨怕什么？红军战士哪一个不是从艰巨的任务中走过来的？我高高兴兴上任去了。
“到百色后，一看，确实很难，土匪多，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多，我们的兵少得很，只有一个独立团。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平北分区当司令员时，还指挥4 个团呢！说老实话，我不仅没有泄气，反而把气鼓得足足的，平生的劲都使了出来，我就不相信革命力量消灭不了反动势力。但两个月后，到南宁开会，在张老面前却发开了牢骚，我说：”给我兵，给我枪，百色是红七军生长的地方，反革命杀我们的人还少？杀了6 万多！今天，我杀这个数的1 ％、1 ‰不行吗？‘最后还非常任性地提出：“答应我！不然，我不当司令员了。’张老没有生气，他开始眼睛有点湿润，为百色地区死难的战友而难过，继而用慈祥的面容看着我，缓慢而温柔地说：”百色起义时，四围都是白色统治区，今天，全国大部分都解放了，再困难也没有那时困难。力量从哪里来？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对反革命，要宽大与镇压相结合。我知道你干得好，做了不少艰难的工作，到我这里发点牢骚，可以嘛。‘会议的间隙，张老邀我到他家作客，他爱人韩碧大姐，待我比亲人还亲，问寒问暖，毫无外人的感觉。张老的话，张老的待人，真象是慈母的手在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心，再有什么问题，也解决得了。他下面的干部，再调皮，也得老老实实回去工作。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南宁开会研究重点进剿土匪的问题，张老对百色的情况很了解，想减轻我们身上的压力，要我们撤出百色，把党政军机关搬到田东去。我虽然对这种关心很感动，但考虑百色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池，群众吃过不少苦头，再不能让土匪糟蹋群众了，于是说：”不放弃百色，有我覃国翰在，就有百色在。‘张老慈祥地笑了，充满着信任地说：“那就不要动了。’”我参加革命半个世纪多，各个方面都在不断成熟了，但一到张老面前，我还是个孩子，高兴了就在他面前笑呀！跳呀！不高兴时就在他面前耍脾气、发牢骚。所得到的是爱抚、嘱咐、教育，没有给我戴过帽子，打过棍子。现在，张老死了，他那慈祥的面容，善良的心，我永远不会忘记。“
扫墓1961年清明节前夕，张老来到南宁，大家都很照顾他，他总是说：“广西就是我的家，我回到自己家里，不是客人。”推却各种照顾。但他也有个要求，要到东兰去给韦拨群同志扫墓。
张老带着卢绍武、陆秀轩、黄超等一些红七军老战士从南宁出发去扫墓。黄超同志叙述了这次扫墓的经过：“第一天到达田东，张老带着我们去看1929年10月28日消灭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的地方，说我们打第三大队，指战员机智勇敢，战斗进行得很顺利。现在，有许多好的同志不在了。他问黄治峰、阮殿煊等一些同志是怎么牺牲的，大家一一作了回答，他严肃而沉痛地说：”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第2 天到巴马，我们陪同张老去看亭泗战斗的地方。1930年3月红七军隆安失利，经马鞍山一战，开进东、凤革命根据地休整，在亭泗把尾追的敌人打退了。战斗中，韦拔群同志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战斗。战斗后，韦拔群同志把经过训练的老兵、老赤卫队员补充第一、二纵队，使红七军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补充，对红七军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边走边谈，张老高度赞扬‘韦拔群同志度量大，没私心’。回到巴马县城又住了一天，张老很关心老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到处看看，最后还组织人员画了一张巴马建设的远景图。
“从巴马到东兰，就住在机关里，张老每天跟我们谈论韦拔群同志，他说韦拔群是个很好的同志，对敌人斗争坚决、勇敢，从1921年回到家乡闹革命，经过1923年打东兰的失败，1926年的东兰惨案，以后敌人的围剿、烧杀就更多了，他没有退缩过，把东、凤一带建成为一个好的根据地，为红七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有利的条件；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服从党的决定，从不讲价钱，要人给人，要枪给枪，再大的困难自己承担。我们大家都要学习他。
“清明节那天，我们在韦拔群同志墓前，默哀献花圈后，张老饱含着眼泪，谈到在河池与韦拔群同志分别的情景。那是1930年10月，邓小平同志和张老率领红七军主力北上前夕，韦拔群同志把好战士好武器交给第十九师、二十师后，带着几十人的一个连队，打着二十一师的旗帜回东兰去，张老送韦拔群同志几十里路，韦拔群又回送张老几十里。张老说：”那时，我已经预料到，敌人会乘红七军主力北上的机会，对右江地区进行残酷的围剿，想到韦拔群同志的担子太重了，想到右江人民会受到摧残，有许多话要嘱托，韦拔群同志也有许多话要向我讲，走走停停，完全忘记了时间，但时间不等人，我们还是分别了。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诀别。‘张老的话，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里，都饱含着泪水。
“扫墓后，回到住地，大家还在议论韦拔群同志的战斗故事，以及在人民群众中的传说。一些好心的群众，说韦拔群是天上的红神，大海的蛟龙。一说到这些，每一个人都破涕为笑了。张老说：”劳动人民把自己尊敬的英雄神化，说明群众对英雄寄予了莫大的希望。‘我们说：“神，解救不了大众的苦难，共产党人都能把劳苦群众从苦难中解放出来。’张老说：”韦拔群同志就是模范共产党员‘。
“在东兰住了3 天，张老对东兰的革命和建设都一一地询问，和县的领导一起研究如何把东兰建设好。临走时，县领导和群众都感谢张老对老革命根据地的关怀，张老情意深长地说：”我应该感谢你们，在红七军成立和战斗中，壮族人民的子弟支持了我，不然，我这个军长当不成。‘“
我们听了黄超同志的回忆，感慨万千，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张老怀念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同志，是对壮族人民深厚的感情，在战斗中播下的友谊，将万古长青，永不凋谢。
看望张老每到一个地方，只要听说有红七军的老战士在，就要去看望；红七军老战士只要知道张老在那一个地方，也一定去看望。对这个问题，我们谈得更热闹。
谭庆荣同志说：“长征中，我在五军团当参谋。过娄山关前，有一天，毛主席带领中央机关经过我们部队，大家虽然紧张地在准备战斗，但很兴奋，增强了胜利信心。大概过了100 多人，就看见张老来了，那时，他是中央情报局长。他走到我身边问：”战斗准备得怎样？‘我说：“正在准备’。他听我说广西话，问我‘原来是哪个部队的？’我说：”红七军的，您是我们的老军长。这里有个便衣排，一半多是红七军的。‘张老高兴地笑了，嘱咐注意警戒，走出十几米远，又走回来，拿出地图摊在地上，指着地图说：“你们两头都要设防。’他对我们关心备至，走时，回头告诉我：”向同志们问好！不能一一看望他们了。“‘黄超同志说：”张老一次去大连，路过沈阳，听说我在沈阳军区工作，当即打电话给我，却打错了地方，打到黄惠良同志那里去了。黄惠良同志原来也是红七军的，接电话后，高兴地告诉我和谭庆荣同志。我们立即去看他，他非常高兴地接待我们，说总想找我们谈一谈，我们和张老在一起，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从红七军的创建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每当他听到红七军老战士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工作得很好的时候，总是点头微笑，好似得到莫大的安慰，大家边说边用指头算开了，张老越算越高兴，把一只手的5 个指头伸开说：“红七军有50来个将军，一个将军是在多少次战斗中打出来的，50个将军加起来多少次？’谈了一阵，我们向张老告别，他恋恋不舍地一再嘱咐：”你们有机会，一定常来跟我玩玩。“‘覃国翰同志说；”1965年深秋，桂林的天气比较冷了，张老路过桂林，住在榕湖饭店，事先没有通知我们，我们不知道，没有去看望他。一天上午，他突然来到我们军队的干休所，先到我家，说我们这里好冷，我才知道张老身体有病怕冷，劝他早点回去，他笑了笑问我：“这里住有多少红七军老战士？’我告诉他后，他硬是一家一家去看望，勉励我们好好把身体养好，如果国家遭受侵略，别看我们这把老骨头，还可以顶一阵子，讲得大家都笑了。以后他又把我们找到榕湖饭店，谈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谈红七军的战斗历程，他说这是广西壮族人民的光荣史，今天的广西，是多少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啊！我们是亲自走过来的，能不能用笔把它写出来呢？写出来，能激励自己，还可以教育后代。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都成了革命对象，还讲什么光荣历史。今天，该实现张老这个遗愿了。”
覃国翰同志这么一提，我们都争着说开了：到战斗过的地方去走一走，想一想，不怕麻烦，不怕再白几根头发，把能记住的东西都拿出来。
最后，我们很自然地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景。那时，我们想去看张老，要受到不少限制，难得很。覃国翰同志说：“1969年在北京学习，我要去看张老，硬是不准假，又不讲理由，没有去成，以后，张老逝世了，再也见不到了。”覃国翰同志眼里含着晶莹的泪花，我们心里也难过，有点说不下去了，还是黄超同志打破了这个短暂的沉寂，继续说：“1969年，我也在北京学习，覃国翰同志和我一起请假，不知道为什么，只批准我一个人去。一个人去就一个人去，我坐公共汽车去，下车后，一步一步走到张老家，张老看到我很高兴，说：”见到你们很不容易，还有什么人来？‘我说还有覃国翰同志，没有请到假，很有意见，张老默不作声，也为见不到而难过。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更加想见见自己的老战士，这是可想而知的。最后，他派车送我走，他那表情，真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慈祥、亲切。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张老逝世了，我们之间真挚的感情永存！
注释：（1 ）覃国翰，原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黄超，原任沈阳军区后勤部油料部政委；谭庆荣，原任沈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对一位革命长者的怀念 李晓光纪念张云逸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我注视着陈放在案头的一张照片，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这是张云逸同志的身着大将戎装的照片，他那慈祥和霭的目光，像往日那样凝视着我，要说什么似的。记得他送我这张照片时，亲笔在背面写了“晓光同志惠存，张云逸，1961年12月15日。”从那时以后，我又多次看望过他，每次见面，他都给我以极大的教益。
最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见面。那时我已受到不应有的株连，但张云逸同志还是毫无犹豫地接见我，给了我许多安慰和勉励。我发现，同他赠送像片时相比，他苍老多了，谈话时，头不由自主地在颤动。这一次他谈到了许多老同志，他深有感慨地说：“现在不知他们怎样了。”接着他陷入了深思，似乎在追寻往事的踪迹，表现出了他的愤慨和伤感，这时，他头颤动得更加厉害了，我怕他过于劳累，不敢久谈，只好扶他回卧室休息。想不到，五年之后他逝世了，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我第一次见到张云逸同志是1947年。年初，鲁南战役结束，我从前方调到参谋处工作，从此每天都有报告和通报由我起草，经来光祖处长、袁仲贤副参谋长和张云逸副军长审批发出。部队改称华东军区后，大家还是习惯地称呼张云逸同志为“张副军长”。这期间，我每天都见到他。他常常低着头，戴上老花眼镜，紧闭双唇，凝神思索，用一支派克钢笔或小楷毛笔，认真地修改电文稿，像语文教师给学生修改作业似的，一丝不苟。有时他也亲自起草电文，如以华东局或华东军区首长名义向中央军委的作战建议电报，多是他亲自起草的。他工作起来，总是那样聚精会神，十分严肃。那年我刚17岁，第一次接触高级首长，起初有点拘束，但几次接触以后，就自然多了，觉得他是一位十分和霭可亲的首长。每当他改完电稿，只要没有别的事，他都耐心指点我这个电稿为什么这样修改。那时，我们就听说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粤军和北伐军中的著名幕僚军官，在红军中也是少数最优秀的参谋工作者之一。他又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他治军整军有方，大至改造旧军队成为钢铁红军，在军事斗争中，运筹谋略，纵横捭阖，指挥部队作战，小至实施军事教育，研究战略战术，以至参谋工作的文书业务，他都有丰富的经验。我读过他多篇关于参谋工作的文章，阐述参谋工作者应有的作风和修养，以及战时和平时，战斗前、中、后参谋工作的要领，是他的这些教导，引我进入参谋文书工作之门。他特别强调要培养参谋人员的战略眼光和工作预见性。在参谋文字工作方面，他对军语的使用，文字表达，要求都十分严格，每一份文电都要十分简明准确。有一次，我接东西南北方位在电稿里写了河流的一岸。他指出，在军事文电中，要按河流的流向写明左岸或右岸，只有这样准确地表述，才不致引起误解。他还指出，必须勤查地图，核对清楚，不能照抄照转。又一次，他问我：“你学过写革字吗？”接着又说：“在电报稿里不要写草字，要考虑到译电报困难。”他看我有点窘，微笑着解释说：“不是不可以知道草字怎么写，只是不要写在电报稿纸里，电报要求字体工整。”
我在参谋处工作一段时间后，张副军长要我去给他当秘书，因为首长原来的秘书刘平同志调司令部做政治工作。刘平离任前，向我交代了办好电报、管好文件，管好生活等三项任务。前后我在张老身边工作不到一年时间，但朝夕相处，使我从这位革命长者的言行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我先是在参谋处作战科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后在华东局秘书处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张云逸同志也是参加作战科党小组生活的。他经常强调首长、干部在党内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所有党员都要遵守党章。他亲自缴纳党费，按时参加党小组会，从无疏忽，从不特殊。在党小组生活会上，他经常结合形势、任务对党员同志提出严格要求。当山东各地掀起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时，他在小组会上提出党员干部要自觉地参加土改运动，参加驻地附近的群众斗争会，受过苦的要找到受苦的根源，没受过苦的也跟着喝一点苦水，一起提高觉悟。对我这个入党不久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我的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我出生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后经组织同意把我送到山东老家生活过一个时期，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地主阶级的社会关系。在土改中，我写信给老家的农会，表示坚决支持土地改革。部队的报纸（大概是《军直小报》）报道并表扬了我的正确态度和坚决行动。这和张老的教育也是分不开的。
华东局和华东机关由沂水地区向胶东转移时，在掖县城附近，张云逸同志乘坐的吉普车被一部分轻伤兵拦阻，要强行乘年。为解困，我跑步到掖县公安局调来一个班，当我带着这个班赶到时，张云逸同志已表白了自己的身份，在向他们训话了。这次首长发了脾气，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严厉地批评人。以后，再也没见他那么严厉过。这些伤员明白违犯了纪律，面面相觑，诚惶诚恐。但当张云逸同志知道他们距集中地点还有较长路程，粮票将要用完时，就亲自批条给兵站部于眉部长，请他为这批伤员解决粮票问题。他们受了一次教育，表示康复后重返前线的决心，然后欢欣鼓舞而去。我带着公安局的这个班站在那里，手足不知所措，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幼稚，我也受了一次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