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一分为二，饶漱石、张鼎丞、黎玉等率少数人员留在胶东，张云逸、邓子恢等率大部人员去渤海，并组织华东后方工委。出发前夕我忽然生病发烧，将动身时高烧还是不退，手足冰凉。政治部舒同主任的秘书林路同志，把我生病的情况报告了张云逸同志。张老便和舒主任跑来看望和慰问，叫人端来热水，亲自把我的手脚按在盆里烫洗，并找来医生诊治，安慰我坚持到达驻地再好好休息。顿时，我感到一股暖流涌进心头，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多么慈爱的首长啊！我真后悔！自己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生病呢？
张云逸同志平易近人，待人诚恳，十分关心爱护干部。我在他身边工作期间，看到多位旅以上干部找他谈心，或来信请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不论分配工作，还是治病休养，他都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给以圆满的解决。成仿吾同志从华北寄信给陈毅和张云逸同志，要手枪和提琴，信中说：“手枪以自卫，提琴以教学。”张老看到来信后，立即交有关部门去办理。他的一位特务员，从江北指挥部时期就跟他工作，张老很关心和尊重他，曾对我说：“他文化低，没能调他去学习，去部队锻炼，很对不起他，但革命是有分工的啊！”我听了这话，心里大受感动。
张云逸同志自律以严，生活简朴，他穿的汗衫常是补了又补，特务员要给他丢掉再领新的，可怎么说他也不准丢。行军时，他则尽量轻装，把平时节省下来的食品分给作战科和机要科的同志，有时还把驮骡空出来帮助几位老参谋驮行李。
1947年10月底，调研室需要调一批同志去工作，张云逸同志答允从司政机关选调。于是我被提名，首长同意了，张老亲自告诉我组织上的这一考虑。但那时我的党性觉悟较低，表示不愿作这种埋头苦干的工作，希望到战斗部队锻炼，或者先到军政大学学习，然后再到前方。因我自回后方后，一直怀念前方的战斗生活，何况这时正风传“准备10万干部下江南”呢。张老看我不愿去调研室，春节前便同意我去了军大。这不是无原则迁就，而是耐心地等待我的转变。5 月的一天，调研室一位科长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告诉我副军长来参加会议，叫我去一下。我从一大队二中队驻地阳信县王家集来到校部所在地流坡坞时，正是傍晚时分，张云逸同志吃过晚饭后，正在同余立金、陈铁君等校首长围坐在露天的一张桌边打扑克。我来到副军长面前，他第一句话就问：“李晓光同志，他们还要调你去，你已经学习过了，还有什么意见？”我很难为情地说：“我服从组织决定。”但心里还有点勉强。他接着说：“这个工作很重要，你要做好工作。”我没有别的话说了，便立即到调研室报到。从此以后，除了“文革”中调出工作七八年外，我一直战斗在这条战线上，我经历了从不安心到安心，以后热爱这工作，把青春的最好时光贡献给了它，直至双鬓染霜。这一过程同党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同首长和同志、革命工作实践中的集体的教育和帮助也是分不开的。而张老的言传身教和耳提面命起了更大的作用。
解放以后，我同张老见面机会较少，但我每次去北京，都去看望他。大概是1962年春，我曾几次见到他，每次见面，他都问起我们的工作情况。有一次，我陪尹耕莘同志一起到张老家，张老谈了学习问题。他强调学习是革命者的责任，要一面学理论，一面学业务，至少要学一门外文。张老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要结合实践坚持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革命长者的殷切期望，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又有一次，我去看望张老，留下一本册页请他题字，老人家欣然同意。后来，他把册页带来南京，上面的题字是引用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一段话，张老写道：“晓光同志：我们共产党员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张云逸一九六三年七一节，于北京”。“文革”中，组织通知收缴有关刘少奇同志的材料，张老的这个题词也没法完整保留了。我十分踌躇，后来还是动了剪刀和浆糊，留下“我们共产党员要善于联系群众”几个字拼裱起来，保留了下来。如今，回想起来，一则为保留了张老的遗墨而庆幸，又则因未能完整地保留下来而引为终身的遗憾。1974年11月19日张老去世的时候，我在溧阳县城，从广播中听到了这个不幸消息，我抑制不住悲痛，遥寄无限的哀思。张老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为中国革命立下的不朽功勋和他那革命长者的风范，将长留天地，久驻人间，永存我心的。在迎接他的百岁诞辰和纪念馆开馆之际，我想到他对我的关怀和教育，心情激动，感奋不已，爱以此文，作为对他的深切缅怀和永久纪念。
1992年3 月15日于南京注释：（1 ）李晓光，原任南京军区司令部第三部副参谋长。
怀念张云逸同志 韦国清张劲夫胡立教朱云谦陈锐霆今年１１月１９日，是张云逸同志逝世十周年忌辰。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我们想到他革命的一生，高尚的品德作风，激起了无限追怀之情。
张云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他是广东省文昌县人，生于１８９２年。他于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张云逸同志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忠心耿耿，奋斗不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品德高尚，严以律已，宽以待人，关心干部，爱护同志，为人们所称道，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
张云逸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北伐战争。他入党后，利用社会关系，在国民革命军中做了大量有利于我党的工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在第四军二十五师任参谋长，由于他的秘密掩护，使该师大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他说服张发奎任命共产党员卢德铭同志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长，后来该团转入湖南，参加了“秋收起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派邓小平和张云逸同志进入广西工作。张云逸同志担任了原桂系李明瑞部军官教导总队负责人，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南宁警备司令。他根据党的指示，为把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改造为革命的军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显著的成效。李明瑞在邓小平、张云逸同志的教育帮助下，后来参加了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他成长为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１９２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３０年２月，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有张云逸、韦拔群、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参加，先后举行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当时，张云逸同志任红七军军长。
１９３０年２月至３月，红七军粉碎了桂系军阀的猖狂反扑和进攻。４、５月间张云逸和李明瑞等同志率部到敌人统治薄弱的黔桂边境进行游击战争，攻占贵州榕江，全歼守敌。６月初，红七军回师右江予敌以重大打击，重新攻占百色和解放右江沿岸的奉议、恩隆等县城。后来，红七军奉令北上，在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抵制了“立三路线”攻打桂林、柳州等城市的错误，沿粤桂边界率领该军到达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红七军在一年多时间里，经历了一系列战斗，辗转七千多里，终于胜利到达中央苏区，得到了中央“转战千里”的奖誉，张云逸同志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的亲切接见。
后来，张云逸同志曾任粤赣军区司令员、一方面军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长等职，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跟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道路。长征中，张云逸同志协助刘伯承总参谋长组织完成突破乌江的任务。他亲自察看地形，指导部队架设浮桥，保证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安全渡过了乌江。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７日，张云逸同志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我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协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党中央任命张云逸同志为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他是组建新四军的领导人之一，参加了新四军的整编、集中、展开的一系列工作。１９３８年４、５月间，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展开，１１月，张云逸同志率军部特务营到达江北舒城地区，传达贯彻东进方针，恢复已被取消的挺进团，指挥四支队八团挺进淮南路东，开展皖东游击战争，扩编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抗战任务，推动四支队全部东进。１９３９年５月，成立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同志兼任指挥，并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新四军江北部队。在张云逸同志领导下，积极贯彻中央指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扩编部队。除第四支队外，以八团为基础，成立了第五支队。五支队挺进到津浦路东，四支队进到淮南路以东、津浦路以西的藕塘地区，从而完成了战略展开。到１９４０年，实现了北与八路军打通关系、东与苏中新四军取得联系的任务，为开辟淮南边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刘少奇同志到达江北指挥部，传达了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张云逸同志坚决拥护中央的指示和少奇同志的领导，推进了皖东的抗战局面。１２月，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１９４０年３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向我津浦路西进攻，接着又令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向我津浦路东进攻，企图夹击消灭我军。张云逸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反摩擦的方针和中原局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积极做好自卫反击的准备，坚决贯彻先击桂顽、后击韩顽的方针，先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攻克了定远城，取得了反桂顽作战的胜利，继又指挥四、五支队及由苏中向路东增援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展开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反韩自卫战，取得了第一次华中反顽作战的重大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打击了反共顽固派的气焰，开辟了皖东抗日根据地。陈毅同志曾经说过：“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高度评价了半塔自卫战的重大意义。
皖南事变后，张云逸同志被任命为新四军副军长并兼第二师师长，直接领导二师坚持淮南地区的斗争。１９４１年３月１８日，他同邓子恢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反顽斗争的指示，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夏季又召开了参谋工作会议，作了《作战参谋战时怎样工作》的讲话。１９４２年夏，他调回军部专任副军长前，指示二师供给部开办了飞马烟厂，后来又在二师供给会议上作了《克服浪费、厉行节约》的报告，有力地配合了政府开展对敌经济斗争。
１９４３年秋，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张云逸同志代理主持全军军事工作。在此期间，他指导二师、三师一部的皖东反顽斗争，取得了津浦路西占鸡岗首战歼敌一个团的胜利，以后又予敌以重大打击，有力地策应了我军恢复豫皖苏根据地的斗争。１９４４年冬，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他部署了开辟苏浙皖边区的斗争，由粟裕同志率部渡江南下，成立苏浙军区，取得了粉碎日伪军多次进攻和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的胜利，扩大了江南反攻的前进阵地。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华中局和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当时，陈毅同志由延安返回山东即到鲁南前线指挥作战，张云逸同志领导了部队北撤工作，并率新四军军部到达山东，实现了同山东军区的合并。
解放战争期间，陈毅同志兼任野战军司令员，主要精力在前方指挥作战，军区的军事工作由张云逸同志主持。１９４７年，蒋军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时，张云逸同志组织、指挥地方部队就地坚持斗争，避免了损失，赢得了胜利。同年，华东军区机关转移到渤海惠民地区，由张云逸、邓子恢等同志组成了党的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张云逸同志任书记，领导华东后方工作和渤海地区的土改复查工作，进行了土改、整风、三查三整和整顿后方工作，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克服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对巩固后方，支援战争作出了贡献。
全国解放后，张云逸同志历任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局委员，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直接主持广西工作，大力进行经济恢复，取得了土改、剿匪的重大胜利。
（二）
张云逸同志有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国共合作”下的国民革命军工作。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张云逸同志奉党中央指示，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名义到长汀，与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代表，谈判闽西边界与交通问题，达成了协议。１９３４年１月，张云逸同志又奉命到福州，担任我党驻十九路军的军事联络员，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潘汉年同志一起，参加了同福建人民政府关于合作反蒋的谈判。由于党的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领导，没有采取正确的方针，张云逸同志虽然尽了自己的努力，终未取得成功。后来他写了《一次重大的失策》一文，阐述这次失败的经验教训。“西安事变”后，张云逸同志跟随周恩来同志参加我党代表团的工作。１９３７年４月，由延安去西安，同国民党谈判红军改编问题，在离延安五十里的劳山山口遇匪阻击，周恩来和张云逸同志临危不惧，脱险后又踏上征途，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继续战斗。
抗日战争初期，为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张云逸同志奉党中央指示，奔走于南京、武汉、福州、南昌、桂林、香港等地。党中央还派他到澳门去迎接叶挺同志出任新四军军长。
张云逸同志在江北指挥部时期，鉴于以往参加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在新的情况下，他始终坚持了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反共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张云逸同志曾多次同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廖磊谈判。国民党限制我军发展抗日武装，企图割断江北新四军和八路军的联系，“命令”皖东我四支队和豫皖苏六支队调往江南，并无理限制皖东部队只准在津浦路东西三十里之内地域活动，企图借刀杀人。张云逸同志坚决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廖磊的继任者李品仙，１９４０年初入皖，正值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对我限制与摩擦愈加厉害，直至向我发起进攻。张云逸同志一面提出团结抗战，强硬抗议国民党的限制和挑衅；一面坚决粉碎反共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取得了胜利。
（三）
张云逸同志对党忠心耿耿，把党的事业和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待人热情诚恳，关心干部，爱护同志，个人生活俭朴，工作刻苦，一贯被同志们称道为德高望重的革命长者。
张云逸同志一贯谦虚谨慎，对党中央的指示坚决执行，对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和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同志都十分尊重。他一贯重视维护领导核心，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从不突出自己。他总是兢兢业业地工作，诚诚恳恳地团结同志，他既是一个好“主角”，也是一个好“配角”。当“主角”时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当“配角”时则主动配合，精诚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已年近花甲，常是夜以继日，带病工作。
张云逸同志注意从政治上关心同志，很珍重革命友谊。红七军撤出右江，北上江西时，他同韦拔群同志依依借别，相送分手时赠言：“不要太重私人感情，在阶级斗争中只能依靠自己的同志”。肺腑之言，语短情深，十分感人。
张云逸同志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一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热情帮助，耐心教育。抗战期间，张云逸同志从皖南到江北后，曾耐心地对高敬亭同志做思想工作，争取他贯彻东进的方针，对于解决高敬亭的问题，张云逸同志一直主张以宽厚态度处理。有一位团的干部在战斗中失利，被误解为临阵脱逃，将被严厉制裁。张云逸同志得知后，立即根据实际情况保释了他，保护了干部。
张云逸同志对干部的工作和生活关怀备至。新四军北撤山东后，各地到军部分配工作的团以上干部，张云逸都亲自接见谈话，许多同志都深感张云逸同志待人亲切无微不至。凡经他谈话分配工作的同志都愉快赴任。有个同志不愿做敌军工作，想到部队带兵打仗，张云逸同志对他说，派你去策反敌人，比多几个师、几个旅都重要，说服了他，后来在策反敌军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张云逸同志特别关心患病和负伤的干部。１９３９年，徐海东同志患病，张云逸同志亲自安排他治疗和休养，并派了一个加强步兵连警卫和保护。
张云逸同志工作刻苦，深入细致。他是我军的一位老一辈参谋工作者，对我军的参谋工作建树颇多。抗日战争时期，他对参谋工作作过许多精辟的报告，而且以他自己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作风给部属作出了榜样。他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一丝不苟，经常强调指挥员对情况要了如指掌，参谋处一定要确实弄清。起草各种文书，都要文字准确，不容含糊。他对作战、情报、机要、通信等部门十分关心，亲自找干部谈话，做思想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红军时期，张云逸同志任军委副参谋长时，是在作战局党小组过组织生活的，抗战和解放战争中，也是在参谋处作战科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张云逸同志生活俭朴，战争年代一件汗衫常是补了又补；分给他的食物常常节省下来分给周围的同志食用；行军时用自己的驮骡帮助机关年大体弱的同志驮行李。胜利后，他还是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张云逸同志十分关心下级和年轻干部的成长，经常要求他们要刻苦学习，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增长才干，接好革命的班。他的兼职逐渐减少以后，仍然注意联系群众，经常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老革命根据地去调查研究，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他经常看望离休干部，勉励干部发扬优良传统，鼓励青年要把共产主义事业一代一代接下去。
张云逸同志逝世十周年了，他的革命精神和一生业绩，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他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回忆张云逸 林青张云逸是我的老首长和同乡，我们都是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人，他家在头苑镇上僚村，与我的家文教镇相距只有二三十里路。但是，我们真正相识是在1929年广西百色起义前夕。当时，我们有11个海南岛同乡参加了这次历史上有名的武装起义。此后，我曾有几年时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那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崇高品质、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时时萦回在我的脑际。
（一）
张云逸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在北伐战争中，他身先士卒，骁勇善战，享有较高声望。1929年夏，蒋桂战争结束后，俞作柏、李明瑞掌握了广西的军政大权，党派张云逸到广西开展革命活动，那时，我因身体不好，又痛恨军阀混战，离开了军队（原在国民党第十一军新兵教导团任见习排长），在广州住在同乡陈铣（原名陈泽农，在长征途中牺牲）家里休养。在陈铣的帮助下，我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向往革命。不久，我们听说广西政局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决定前往南宁。陈铣先动身，他到南宁后就在我党控制的警察局工作。我与另一位同乡林镇（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于7 月间从广州坐轮船经梧州到达南宁。之后，我于9 月中旬到右江的奉议县（今田阳县）任警备队长，在我党领导下控制该县的地方武装。百色起义后，我由奉议调到百色，分配在红七军军部经理处金柜股工作，有很多机会见到张云逸。他对经理处的工作非常关心，经常过问军费收支、被服和枪支弹药的情况，反复要求我们要廉洁奉公，精打细算，注意节约，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做好军需工作。我们经理处全体人员牢记张军长的教诲。百色起义后不久的一天拂晓，1000多土匪突然袭击百色城，当时、留守的部队和军直机关仅四五百人，情况十分危急。我们经理处的人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贵重的财物分散埋藏起来，并把部分纸币、黄金和银元分给工作人员保管，大家手里拿着枪，肩膀上背着装满法国“自由神”或中国“大袁头”银元的干粮布袋，构筑简易工事，警惕地坚守岗位，誓与经理处共存亡，经理处长张逸秋（张云逸的弟弟，后牺牲）、金柜股长云广英等都参加战斗。这时，张军长正在平马镇，他接到土匪袭击百色的消息后，心里非常焦急，立即调一个营兵力赶到百色增援，在援兵到达前，我们经过四五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击溃了敌人，保住了百色，我们的钱财和军需物资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二）
百色起义，红七军以新型的人民军队出现在祖国的南疆。部队实行官兵政治上平等的原则，在生活待遇上，从军长、政委到每一个普通战士，都领一样多的薪饷，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张云逸同志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艰苦朴素，除了因工作需要多配一匹马外，其余跟战士的待遇完全一样。他对干部、战士十分关心、爱护。有一次，他看到战士缺少理发用的剃刀，便立刻从自己的的薪饷中拿出几个银毫买了一把剃刀，送给战士们用。现在，这把剃刀保存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成为革命优良传统的教材。
1930年2 月间，我军在隆安与敌军激战，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和军部特务营营长符禄等光荣牺牲，负伤甚众。张军长亲自到卫生所看望伤员，叮嘱军医处处长吴清培，要尽最大的可能救护他们。他看到负伤和牺牲的将士，心里无比悲痛！当他得知符禄身负重伤在抬回平马途中牺牲的消息后，立即赶来与符的遗体告别，将烈士埋葬在平马镇东南方一个山坡。他参加培土后，站在墓前默哀流泪，迟迟不愿离去。
隆安、亭泗战斗后，部队撤到东兰县武篆休整了大约两个星期。这时，指战员们反映了张逸秋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张军长知道后，对大家说：“我的弟弟有缺点错误，大家要坚决给予揭发、批评，否则，发展下去，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不久，便把他弟弟调离军部，经理处处长由叶季壮接任。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张军长不讲情面、刚直无私的革命精神。
1930年4 月31日，红七军主力在张云逸、李明瑞的指挥下打下贵州的军事重镇榕江，“五一”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接着，部队在榕江休整3 天，随即回师右江。这段时间，部队长途跋涉，张军长十分劳累，但还经常深入基层找干部、战士谈心，关心大家政治上的进步，并亲自介绍几位干部入党。在张军长等的带动下，经理处的党员也经常找我谈心，培养我入党。这年6 月1 日，我经叶季壮和陈铣两人介绍入党，后来又担任经理处出纳科科长。张军长为我的进步感到高兴，见面时，总是对我微笑点头，脸上流露出鼓励、爱抚的神情。
1930年10月，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挥师北上。在艰苦卓绝的征途中，张军长把战士的冷暖时刻挂在心头，经常嘘寒问暖，并想了许多办法，解决部队的粮饷问题。他常把乘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却坚持步行。我们离开右江向江西中央苏区进发的近10个月里，张军长一直留着长胡子不刮。大家问他：“张军长，你什么时候刮胡子？”他干脆而有力地说：“不同朱毛红军会师，我决不刮胡子。”由此可见，他的革命意志十分坚强，充满胜利的信心。
1931年2 月在抢渡乐昌河（即武水）战斗中，前头部队五十五团在邓小平总政委、李明瑞总指挥带领下，胜利地过了河，后续部队被敌炮火截断。张军长当机立断，命令五十八团和军部直属队迅速后撤，迂回于崇山峻岭之中，并妥善安置了伤病员。当时，部队的处境艰危，张军长又是独挑重担，即要全面了解和分析敌情、民情、地形等，作出正确的处置，又要深入各营、连，掌握部队的思想动向，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日夜操劳，顾不上吃饭、睡觉，身体消瘦了许多。我们深感忧虑，劝他说：“军长，你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他乐观地说：“没啥！我自己会注意的，请你们放心！”在张军长的周密部署以及乐昌地下党宣传部长谷子元和当地群众的大力协助下，部队在坪石、宜章之间安全渡过武水，冲破敌人的重重阻击，胜利地到达湘赣苏区，与当地红军以及红七军五十五团会师，之后，在配合中央红军进行第二次反“围剿”中，打了几个胜仗，从此红七军英勇善战的声威大震。
1931年7 月，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于都县桥头镇，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会师，随后，红七军归红三军团建制，在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下，参加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在这之前，上级党组织调张云逸到中央军委任一局局长，我便连续几年没有同他见面。
注释：（1 ）原文共三部分，这里节选前两部分。
（2 ）林青，曾参加百色起义。原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办公厅主任。
张云逸同志二三事 覃国翰张老是我的老首长，每当我回首往事时，就油然想起他。1969年我到北京中央军委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曾经想请假去探望他，却没有实现。谁知事隔刚几年，我就接到他逝世的噩耗，心情万分悲痛，不禁流下了辛酸的热泪。现在想起来，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那高尚的品德，他那慈母般的心肠，一言难尽……
慈母凡是和张老相处的同志，无不说他有慈母之心。
1950年，广西刚解放不久，张老就要我回广西工作。当我从湖南回来向他报到时，他正准备到中南局开会，很忙，但仍然对我问寒问暖，接着就直截了当地交代了任务，说：“明天你就到右江军分区（后改为百色军分区）当司令员，我就要去中南局开会，有话回来再说。”我见首长对我如此信任，二话没说，第2 天背行李就走。
岂知，我到百色以后，情况相当复杂。军分区刚成立，百事待兴。干部配备不齐，兵力又不多，只有一个独立团，物资补充又不够。加上右江流散的散兵游勇、士匪多，工作难度大。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回南宁向张老会报，说“不好工作，担子太重。”他问我：“怎么不好法？”我就发牢骚地说开了：“你还不懂？抗日战争时期，我当军分区司令员，有3 个团，包括一个骑兵团，现在也当军分区司令员，只有一个独立团。土匪多，又没有干部，叫我怎么工作，打开局面？”我诉说一通之后，望着他，准备等着他训我一顿。只见他那慈祥的脸上，显得很平静，不时捻着胡子，似乎很理解我的心情，不吭声，不动人，也不板面孔，就连一点怒色也没有。等我平静片刻之后，他问我：“你看怎么办？”
“请军区解决，多给一点兵。”
“我是党委书记，又是军区司令员，也有困难呀！”
“你有困难，有中南军区上级解决，我有困难，只好找军区解决。”
张老在房子里踱步起来，然后说：“你把地委、军分区搬到田东来好不好？”我听张老这么一说，不禁震动了一下，他的话是话中有话呀，他是试探我是有决心干下去，还是把百色让给敌人。这真比打我一巴掌还厉害。我想到这里，脸上顿时热辣辣起来。我说：“不能把桂西让给敌人，我国翰没有向敌人低过头。抗日战争时期，我有困难，自己解决。现在我有个独立团，死也死在百色镇里。”他见我的气慢慢地消了，信心增强后，就说：“这就对了，有决心，就有办法克服困难啊！”停了一下，他又说：“广西是李、黄、白的老巢，土匪多，全省都还有困难，以后再给你一个团吧！”谈来谈去，还是一没人，二没钱，三没有干部。我见他已交了底，就不再说什么。他又拍着我的肩膀，似乎把我向前推了一步，我紧锁的眉头慢慢地展开了。谈完后，他叫我一起进晚餐，我说：“明天我就走。”他说：“发牢骚够了没有？还有什么话也可以到李天佑同志那里再谈一谈。”我又一阵脸红，说：“够了，心情也轻松得多了。你也有困难，但我不喊不成呀！”他哈哈大笑起来，我的若恼，顿时烟消去散。
事后，我跟覃士冕同志交谈，他说：“在新四军的时候，张老是副军长，谁要是有火气，到张老面前，气就消了。”这次我自己亲身体会到了。
让贤1952年，我从中央军事学院学习回来。这时，张老担任广西省委第一书记、省主席兼广西军区司令员，李天佑同志担任军区副司令员。
一天晚饭后，张老约我到邕江边散步。我们沿着邕江边信步，面对着波浪滚滚的邕江，我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党把建设广西的重担委托给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张老慢慢地说开了，他说：“现在我兼职太多，忙不过来，年纪又大了，精力有限，我想把省军区的担子让给别的同志来挑好了。”听张老这么一说，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说：“怎么，把省军区这一摊子让出来？”
“是呀！让出来！”他毫不含糊地肯定。
“司令员，你对广西情况熟悉，工作需要你，你应该继续干下去。”我劝他说。
“不，兼职太多，容易犯官僚主义，再说，别的人也上不来，还是让年轻能干的同志来干的好！”
“那谁能胜任这个职务？”
“李天佑同志。他是红七军上来的，很有基础。”他胸有成竹的说。
“要是真的这样，李天佑行。”我同意了他的主张。
是的，李天佑同志是张老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原是红七军的特务连长，经过南征北战，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好指挥员，任过军长、兵团副司令员。今天张老推荐他出来当广西军区司令员，正是很适合的人选。张老把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接班，和自己平起平坐，并不认为低人一等，相反感到很光荣。他的胸怀多么宽广啊！我又问他：“这是谁的主意？”他说：“我早已反复考虑过。”原来张老时刻考虑着把革命的旗帜接过来，传下去了。这是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啊！我的脑海在翻腾，他又说：“还有你，也可以在军区司令部里多负一点责任。”我知道自己力不能及，急忙推托着说：“我不行……”“怎么不行，才干是锻炼出来的，你也是红七军上来的呀！”张老打断我的话，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当晚，我一夜没睡着。
后来，经中南军区批准，中央军委备案，1952年6 月，李天佑同志担任广西军区司令员，我担任了军区参谋长。
张老自动让贤，在广西党内、军内，开创了先例。
关怀1965年冬，一个北风呼呼的早晨，突然有人来敲我的大门。我开门一看，面前站着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白发苍苍，两边太阳穴青筋突起，脑袋已有点摇晃了。他，原来就是张老，多年不见面，他竟然变得这样衰老了，这是为党为国分忧太多了！我连忙请他进屋里坐，一边递上热茶，一边问张老：“天气这么冷，怎么来到这里？”
“北京更冷，受不了，我要到南宁过冬，听说你们都在这里。就在这里停一停，看看你们！”
“你为我们操心太多了，你要多保重啊！”
他问我的情况，我说：“按少将离休年龄的规定是55岁，可我53岁就离休了。”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嘛，安心休养吧！”接着他说：“听说，你们这里是将军村了。”
“不能这样说吧，只有姜茂生和我是少将级。”我解释说。
“我听老百姓说的呀，你们不要小看自己，群众是尊重你们的，你们这里是将军村、荣誉村。”张老这一番话，把我说得心里暖乎乎的。喝完茶后，他看了看房子，又看看周围，口里不停地说：“不错，不错，党和人民没有亏待你们呀！”我说：“够优待的了。”他看完，就回榕湖饭店去了。临走时，叫我和几个原红七军的老同志到他那里。
下午，我和姜茂生、谭庆荣、黄超、杨维森、覃思忠等同志都去了。一进房子，暖气向我们扑来，加上好不容易才能和张老在一起，身体更感到暖和了。我们坐下来，就热烈地交谈起来，张老说：“你们没有工作，可以给年青人讲讲革命故事，也可以写点东西，教育后一代呀！”我们说：“写东西，困难不少。”他说：“我年纪比你们大，困难更多，我也要写。你们应该写一点，有病就看病嘛！”他还问我们，回农村过没有，他说：“有时间，要到农村去看一看，不要老是‘孤守城池’。”他把我们逗笑了。他的话听起来虽然很轻松，但意义极深刻，一是要我们写革命回忆录，把革命传统传下去；二是不要脱离群众，时刻关心群众生活，离休了也要密切联系群众。这就从根本上提醒了我们，要保持红军光荣的本色。他的话，至今仍在我的耳边萦绕着。当天下午，他又搞了一桌饭，请我们一起进晚餐。
1969年，中央军委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和黄超去参加，趁机请假去探望张老。黄超得批准了，我因有“反革命”问题，未得批准。黄超去到张老那里，张老关心地问：“国翰不来？”黄超告诉他，来不了。张老知其原因，就说：“你们回农村去吧！”意思是说，林彪整你们，不相信你们，你们就回去吧！不要等着挨整，避开算了。当时张老也挨林彪整得够呛，他身体病得更厉害，连回忆录也写不成了。他和我们是患难同当的，张老是被林彪折腾致死的。他时刻关怀我们，我们更永远纪念他。
缅怀张老 学习张老 金冶吴健今年（2 ）是张云逸同志诞辰100周年。回顾张老的革命一生，我们无限怀念，无限敬仰。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新四军副军长，那时，我们有幸在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张老的身边工作多年，他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我们耳濡目染，深受薰陶。回忆半个世纪前，张老对我们言传身教，关怀备至，我们永记不忘。今天，海南省文昌县纪念张老诞辰100 周年活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现特撰文，以表达我们对张老的深切怀念。
我们早就知道张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50年代初，我们从北京到广州检查工作，在参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时，讲解员向我们介绍说：当年差点闹成“七十三烈士”的笑话。为什么？回答说：“孙中山领导同盟会发动广州起义时，原有张云逸参加，后因他又另有任务，所以幸免于难……”。从他那传奇般的叙述中，佐证了我们早就闻知的张老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 月6 日，新四军军部由武汉迁移南昌，张云逸被任命为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1938年11月，他由皖南渡江北上，到了安徽巢湖之滨，庐江以西的东汤池（现称东池镇），位于桐城、舒城两县交界处。这里群山环抱，地形复杂。1939年7 月经党中央批准，由新四军军长叶挺主持，在东汤池正式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为指挥、前委书记，徐海东为副指挥，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为参谋长，统一领导江北部队，开展对日伪军的斗争。江北指挥先后领导第四、第五、第六支队，江北游击纵队，豫鄂挺进纵队。张老到了江北，认识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右倾错误：不敢大胆发展武装，不敢大力向敌后发展建立根据地。1939年11月刘少奇同志到皖东后，传达了中央指示，批评王明右倾错误，指出不发动群众，不发展武装，不建立政权，做了国民党的工具。刘少奇又指出，抗战主要靠枪杆子，有了枪杆子，还要有个“家”，即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张老紧密配合刘少奇，扭转了皖东局面，扩大了军队，建立了政权与根据地，抵制了项英“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1941年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张云逸为副军长。1943年秋，陈毅军长赴延安，准备参加了“七大”后，张云逸代理军长，主持新四国全军的军事工作，指挥新四军各师与地方武装，坚持华中敌后艰苦的斗争，并实现从战略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的转变，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张老是我党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杰出的参谋工作者。早在10年内战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时，他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副参谋长，中央军委作战局长。在担任新四军参谋长时，在皖南召开的两次参谋工作会议上，他作了《参谋工作建设》的专题报告，后又在新四军第二师参谋工作会议上，作《作战参谋战时怎样工作》、《目前建军中的几个基本要求》的报告。他对司令部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业务建设、作风建设都非常重视，特别注意工作经验的总结，在每一个战役或每一次战斗后，都要求各级司令部抓紧时间认真进行总结。他根据陈毅提出的一面打仗，一面建设，“以战教战”的方针，注重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司令部参谋人员的思想政治水平与军事业务素质，以及优良作风的培养。司令部原有参谋人员都知道张老是我军参谋工作的楷模，我们在他们身教言传下，学会战前、战中、战后参谋工作的基本功。“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们永远不会忘怀在8 年抗战中张老对我们的栽培。
在抗战的战略反攻前夕，张老亲自领导全军的整风运动。他率先在党的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并在高级干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阶段中，作了《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在抗战时期的具体表现及对华中各地的影响》的报告，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王明在抗日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华中敌后抗战的经验教训，对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和统一广大干部的思想，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而为全军转入反攻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他还领导全军的大生产运动，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在淮南根据地时，他亲自创办了“飞马牌”香烟工厂，大大增加了经济收入，解决了广大干部战士的实际困难。在军部机关的生产运动中，他处处为干部战士做表率，他亲自捡粪种菜，在房前屋后种上西红柿。他种的西红柿长得最好，每当我们年轻人经过他的家时，总要我们尝尝他的西红柿，大家吃后总是赞不绝口。他的实际行动对军部机关的生产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老很关心部队的练兵运动，他领导第二师的战术技术训练，是全军出色的一支劲旅。为了使战士有健壮的体质，他同罗炳辉都很重视部队的体育训练，有时还指定干部亲自跳越沟渠，做得好的，当场予以表扬或奖励，进一步促进了部队的练兵和体育训练运动。他对军部机关人员军容风纪礼节很重视，机关不少人员是来自敌占区青年学生，生活比较散漫，不大讲究军容风纪礼节，他除在各种会议上不断教育外，还身体力行带头作表率。如机关有些人员见到首长迎面而来，不是躲开，便是侧身而过。为了教育他们，每当张老同这些年轻人迎面相遇时，他便先给你敬个举手礼，给他们做出榜样。
岁月流逝，张老离开我们已近20年了，但他的光辉形象，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他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永远鼓励着我们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