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师后，七军与独一师两个部队共约2000人，后向茶陵进发。在严塘与陈光中的部队打了一仗，俘虏了一个团长。到达茶陵苏区，补充了一部分棉衣，受到苏区人民的热情招待，部队情绪高涨。吃尽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到了根据地感到有了依靠，感到根据地人民的亲切，深深认识到毛主席创建井岗山根据地和他的根据地思想的英明伟大。
以后到莲花休整了一个短时期，就到永新与湘东南特委机关会合，安置了后方与伤病员，留下了河西教导队，特委给七军补充了七八百人。这时没有接到中央指示，我们也没有过河东的打算，与红七军主力也没有联系上，我们就在湘东南特委的指导下进行行动。
中央红军反对敌人二次“围剿”时，红七军的部队和独立第一师与红二十军会合（军长肖文久、政委曾炳春）在河西积极配合行动，进攻敌人。
为了统一指挥河西部队行动，临时组织了河西总指挥部，我为总指挥，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兼总指挥部政委。当时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同志正在湘赣，我们有事即和他商量。这时的军事行动任务是湘东南特委决定的，主要是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二次“围剿”，巩固扩大苏区，开展游击战争。
红七军、红二十军、独立一师，在总指挥部指挥下统一行动，大约是四五月间，首先进攻吉安永阳镇敌人的一个旅。独一师部队作战是勇敢的，和七军进攻永阳，二十军在战斗中垮了下来。敌人迂回到后面包围了我们的指挥位置，相当危险，后终于打退了敌人。敌人跑了，我们占领了永阳，这个仗是胜仗也是败仗，二十军的战斗力太差。永阳镇战斗后，我即带部队去找红七军主力。会合之后，七军和独一师向安福方面行动（二十军没有去），安福之敌向我进攻，我将敌打垮，追至城下，包围了敌人，大家商量确定进攻守城之敌，打了一下，没有打下来就不打了。
袁州（宜春）行动是因为那里敌人对群众摧残的很厉害，红军好久没去，群众情绪低落，地方工作开展困难。于是特委决定七军和独一师到袁州附近游击一下，相机歼灭敌人（找点小仗打），以鼓励群众斗争情绪。部队在袁州西活动，为了找报纸看消息，曾打了一个靖卫团的据点，几十个靖卫狗子向袁州逃跑，部队追了一下到河边也就回来了。没有攻城，我也不记得打过泰和。
由于没有电台和中央联络，当时交通十分困难。在二次反“围剿”中，中央没给什么指示。行动是由湘东南特委确定的。在中央红军粉碎敌人二次“围剿”之前（5 月），滕代远和张启龙同志就带特务团过河东去了。
袁州行动之后又向湘东南行动，曾两次攻克茶陵，又打开攸县和安仁县城，两次占领酃县，后回永新。六七月间中央命令七军过河东，这时已粉碎敌人二次“围剿”，正当反三次“围剿”开始，七军过河东是为执行反敌三次“围剿”任务的。王震同志率领独一师送七军到赣州以西之沙地，我们从赣州以北过了赣江。
一次重大的失策“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企图变我国为殖民地。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抗日救国已经成为当时全国人民群众一致的要求。可是，卖国贼蒋介石却悍然不顾民族存亡，继续驱使其军队进攻我红军根据地。1933年1 月，我党发布了宣言，表示红军愿意在3 个条件下与一切军队合作抗日。这个宣言，受到各阶层广大爱国群众的热烈响应，并且也影响了一部分国民党的军队。当时，被蒋介石从上海抗日前线调来进攻红军的十九路军，便是仇恨日本侵略者，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响应我党抗日宣言的一支国民党军队。
1933年春，我们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以后，驻在福建的十九路军的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错，先派陈公培，后又派秘书长徐名鸿与陈公培和红军谈判。
和不和十九路军谈判？在党内曾一度引起争论。当时统治全党的第三次“左”倾错误，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对当时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更是毫无认识。正如我党中央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因而‘他们拒绝和十九路军谈判。’”
这种错误主张，遭到了一部分同志的反对。这些同志认为十九路军本质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的利益的，与帝国主义和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当权派存在着矛盾，因此，它有反共的一面，也有对日仇恨、对蒋不满的一面。现在日寇紧逼，而蒋介石却把他们从抗日战线上调来打内战，并且从政治上、经济上进行种种压迫，因而他们的反蒋情绪就必然发展起来。在这种形势下，被迫与我们合作，是完全可能的。而我们联合十九路军，不仅在政治上对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军队会起到重大的影响，在与蒋介石的军事斗争上，也会产生直接的对我有利的作用。经过一番争论，“左”倾错误的领导乃不得不同意和十九路军进行谈判。
中央派我（军事方面的代表）和方方同志（福建省委的代表）等来到河州。谈判的主要内容是订立抗日反蒋协定及划定边界问题。经过十多天的磋商，把南北各线边界划定，作出了抗日反蒋的文字协定，并决定双方互派代表。
“左”倾路线领导在军事上同样采取了错误的措施，我们谈判期间，东方军仍在北线与十九路军打了好几仗。我们虽然把谈判的结果通知了北线我军，告他们在前线与十九路军联系，可是却没有能改变“左”倾路线的这种错误的行动。
这年9 月，蒋介石开始了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相隔不到两个月，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州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正式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这时，蒋介石立即调“围剿”军一部向东去打十九路军。
一天，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同志忽然找我去，告诉我十九路军方面要求我方出兵配合作战，并派一个军事代表去。因为我是广东人，大革命时期和十九路军有些关系，中央决定派我立即去福州担任军事代表。博古同志特地指示我：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点队伍过来。可是，关于如何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推动革命形势发展，如何出兵配合作战，支持他们反蒋抗日，克服其软弱动摇等等问题，他却一字未提。
我思之再三，对于中央所采取的方针，始终不敢苟同，也觉得此去工作甚是为难，作为一个军事代表，就要决定问题，可是在这个错误方针下，我又怎能决定问题呢？因此，我便建议此去不叫军事代表，而只以军事联络员的名义进行工作，有什么问题，请示中央，这样可以取得转寰的余地。博古同意了我的建议。
由于福建方面敦促甚急，我接受任务后，带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很快就出发了。
辗转来到福州，福建政府主席李济深立即接见了我。寒暄一番以后，他劈口就问我：“你们部队究竟什么时候出动？”
我早就估计到他们会提出这个问题，便答复道：“三军团已经出动了，现在到了那里，还不知道，我可以打电报去问。但是，还希望你们能把前方的情况随时通知我。”
李济深的脸色阴暗下来，好半天，才又低声说：“司徒飞旅被消灭了；廷锴不久就要从前方回来了。”
听了他的话，我暗暗着急。看来：十九路军难于抗拒蒋介石大军的压逼，福建政府的上层人物已经开始动摇。如果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我军毅然出兵猛击蒋军侧背，这股反蒋势力，或许不致这样迅速地被扼杀。可是，党中央会不会改变既定的方针呢？
后来我才知道，这时，十九路军果然已经决定放弃福州，陈铭枢、蒋光鼐已经消然去港，李济深的行期也只在这一两日了。
这些天，蒋介石的飞机来福州轰炸扫射，街上人心惶惶。码头上更是混乱不堪，达官贵人，豪绅政客，纷纷登轮逃命，到处是一片败亡的景象。
第3 天晚上，蔡廷错从前方回来了。由于战争失利，他已经完全丧失了锐气，成天忙干部署撤退。
我见他这样悲观，便鼓励他说：“红军即使不能赶到，只要保持住有生力量，事情还大有可为。第一步，可以退泉州，第二步，可以退漳州，最后，我们背后还有这么大的根据地，不管他有多大兵力，也奈何我们不得！”
可是，这时他意气已尽，无心再图进取，回来后第3 天，便率司令部渡过乌龙江，撤退到莆田。接着又继续南撤，形势急转直下，十九路军的部队跑的跑，降的降，诞生不足两个月的福建政府就这样迅速地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毁了。
我来到福州仅一个星期，便亲眼看到这个反蒋政权的灭亡，不胜惋惜。这并不是因为十九路军是革命的军队，相反的，他们不过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别。他们之所以反蒋抗日，无非是为了避免在反共内战中损失自己的力量。他们软弱动摇，空喊民主口号，不知道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与广大士兵，其失败早在意料中。但是，假如我们利用这个大好形势，积极帮助并领导他们，使这个从敌人内部分化出来的反蒋抗日力量，得以生存发展，这样，不但是粉碎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整个中国革命的形势也会更快地发生变化，抗日高潮会来得更早。可是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竟把这个有利时机错过。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就在蒋介石猛烈进攻十九路军，福建政府摇摇欲坠，亟需红军支持的时候，“左”倾错误领导却不让红军打击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反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地去攻击永丰地区的堡垒。这样就使蒋介石在消灭十九路军后，得以从容驱军南下，继续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以致使苏区大部沦丧，中国革命战争濒于绝境。所以说，“左”倾错误对福建事变的政策，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回忆及此，不禁联想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当时，我曾经跟随周恩来同志去西安，参予了我党代表团的工作。同样是敌人内部分化出来的抗日势力发动的政变，同样遭到反动的亲日派的武力威胁，也同样产生过动摇。可是事情一落到毛泽东同志手里，处理便完全不同。一方面，为了停止反共内战，迫蒋抗日，说服张、杨释放蒋介石，粉碎了亲日派企图扩大内战，以利日寇进攻的阴谋，促成了国内和平的实现；另方面，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要求，当亲日派何应钦廿万大军兵临潼关威逼西安，张、杨表现动 摇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立即调红军主力开赴蓝田、商南一线，壮其胆而振其气，克服了张、杨的动摇。谈判结束，为了防止亲日派制造磨擦，破坏统一战线，又立即命令部队以一夜140 里的速度撤离了前线。一进，一退，高度表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正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在上述两个方面，防止了“左”倾盲动和右倾的错误，终于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的伟大局面。
对待福建事变的政策，是“左”倾错误在革命任务与阶段关系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产物。他们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小资产阶级，因而对那些可能争取和孤立的中间势力，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政策，并称之为“最危险的敌人”。“左”倾错误和其他错误结合一起，就使中国革命遭到空前的损害。而毛泽东同志从马列主义基本观点出发，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正确地对待和处理了各阶级的关系，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一整套的英明政策。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从上述对待两个事变的政策的对比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是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
论皖东武装磨擦（1940年）
在今年3 月以后，皖东我新四军曾与皖东地方政府及地方部队发生了相当严重的武装冲突。事实的经过，外间知其真相者甚少，特略论如下。
我们所说的皖东，是指淮南铁路以东，淮河以南之安徽所属地区，有津浦铁路纵贯其间。淮南津浦两路，均为敌寇所占，如是又将皖东分为津浦路东与路西两个区域。在皖东各县城及所有村曾为敌人占领，受遭敌寇的蹂躏，至今除开定远、含山、和县县城没有敌人，来安、盱眙县城被敌人占领，经我新四军收复以外，其他如凤阳、滁县、全椒、嘉山、合肥、天长、六合、仪征、江浦各县城与各重要据点，现仍为敌人所盘驻。即是说皖东曾为沦陷区，虽经我新四军四、五支队2 年来艰苦作战，虽收复失地，至今皖东的四边及纵贯中心的津浦路，仍有敌人，并且时常出来扫荡我军，烧杀和掠夺人民。
我新四军四支队活动于津浦路西地区，五支队活动于路东地区，并有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活动于无为地区，这是2 年前安徽前廖敌主席正式划归我们新四军驻防作战的区域。在这区域之南为长江，隔岸与我新四军军部及一、二、三支队相望，在淮河北岸，则有六支队活动并与山东苏北之八路军活动地区相联。所以，皖东为联系我八路军与新四军之枢纽，又为大别山之前卫，我军必须坚持在皖东地区活动。
我新四军四、五支队来到皖东驻防抗战，已经2 年多了。当 我们来到皖东时，直至最近，没有任何其他的正式国军到皖东来，到最近才有江苏的八十九军三十二师之一旅及预备旅到皖东盱眙天长地区。在很长的时期，除地方游击队外，只有新四军四、五支队在皖东坚持抗战。我军曾几次粉碎敌人对皖东的扫荡，收复来安、盱眙县城，经过大小400 余战，虽然我军伤亡巨大，但是收复了不少的失地，保卫了皖东人民。我军在皖东并且诚意的执行了统一战线原则，诚意要与友党友军的人士共同来建立皖东民主的进步的抗日根据地。我军为尊重行政系统起见，当每次收复失地之时，所有行政人员均由省政府委派，即一乡保长，我军亦从未委派和保荐过。其他一切行动及与友党友军接触，均无不小心谨慎，务求团结抗战，能达于美满之地位。但我军这一切努力与顾全大体的行为，均被反共派顽固派误认为软弱可欺的表现，给他们以反对我军、破坏我军，进行磨擦的机会。而皖东的反共派、顽固派、投降派分子的活动，就更加猖狂起来。
首先，来到皖东的行政党务人员，大多是经过选择与上过磨擦课的专家。他们来到皖东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我军进行磨擦。他们曾召集乡保长会议，要乡保长动员人民控告本军的所谓“不法行动”，他们伪造出千百件情报去蒙蔽上级，他们禁止人民援助本军抗战，不许人民为本军抬伤兵、买粮及运输。他们禁止人民参加本军抗战，他们向人民说：“谁参加新四军的，就要烧谁的屋子，杀谁的头。”因此本军官兵家属被枪杀蹂躏者不下数百人。他们到处断绝本军与其他方面的交通。曾有某机关之密令谓：对新四军之少数来往人员可以逮捕枪决以不了了之，不以上闻云云。因此本军交通及来往人员被逮捕、枪决、暗害、失踪者已有数十人。他们禁止人民参加本军所召集之民众会议，禁止人民接近本军，禁止人民阅读本军所出版之书报，禁止青年投奔本军，禁止本军伤残退伍官兵回乡居住，并逮捕拷打驱逐他们。本军江北部队系大别山及豫南内战时之游击队改编而成，因此本军不能不在大别山及豫南设立留守处，照顾我们历年来伤病残废官兵及官兵家属，然 此亦不能见客于反共派，于去年冬初首先袭击我豫南竹沟留守处，屠杀我伤病残废官兵及官兵家属100 余人，我军为此曾派交际科长王恩九同志前去与当地确山县政府交涉，王同志亦被该县常备队所杀害。我军在经扶之留守处，也于今春被包围袭击，死伤数十人，至今我数百伤残官兵及官兵家属无家可归，露宿山谷旷野之间。至于他们在民众大会造谣诬蔑辱骂本军，则更不知几几。本军对此横逆之未，一贯忍辱退让，不与计较，除开交涉向上级请求制止外，本军对于这些无法无天之行为从未尝予以还击。但这并不停止反共派顽固派对本军之攻击。
事情发展到最近，是愈加恶化了，反共派顽固派已开始对本军进行武装攻击，企图用武装歼灭本军，如是发生大规模之武装磨擦。
反共派顽固派在今年春即在皖东到处宣传，要驱逐本军出皖东，说本军将奉令调江南，甚至某些区、乡、保长也以高傲命令的口气向本军说：你们南调，你们倘若不走就打你们！如是要本军南调之空气弥漫于皖东。
当时我们想，反共派顽固派的目的，是企图消灭本军的，本军是不能如反共派顽固派的愿望南调的。因为：（一）本军在皖东抗战已有2 年，皖东敌人还时出造谣，又还没有其他的国军到皖东来，本军保卫皖东的成绩也并不坏，那为什么还要本军南调呢？本军可以到江南抗战，难道就不能在皖东抗战吗？如有别的国军队可以来皖东抗战，本军在皖东地形、敌情已经熟悉，为何又不能在皖东抗战呢？留本军在皖东抗战，比本军南调及调别的军队来皖东均来得适宜，那又为什么一定要本军南调呢？因此“醉翁之意”已不难明了。（二）江南京芜地区狭小，本军军部及一、二、三支队均在江南这一地区，还有国军十多个师也在京芜附近，江南抗战部队不独嫌过少，且嫌过多。本军一、二、三支队在京芜狭小地区内游击已不能回转，若本军江北部队再行南调，则简直无法活动，若敌人出击，反共派顽固派对本军不讲客气之时，则 本军全部均填炮坑无路逃生，因此本军绝不能照此行动。（三）本军四、五支队均系大别山及豫南两淮健儿，现大别山及豫南周围均有敌人，本军已丢弃了自己的家，自己的根据地，这还不足，还不让本军在皖东立足，必欲逐本军出皖东而歼灭之。当然为本军将士所极不愿意，本军首长也不能不顾及这种情形。（四）长江天险为敌占驻，军人来往阻碍尚多，大军南渡更不可能。自长江被敌占后，至今尚无任何国军大部队南北调度者，而必欲本军于此时南渡，实为不近情理之言。综以上这4 项，本军无法南调，本军早已申明：虽有明令，本军也不能南渡。然而这就成为反共派顽固派进攻本军的资本，说本军不愿执行命令，“所以该打”。从这以后，就形成了反共派武装进攻本军的全部思想。
从今年一月份以后，皖东五区专员李本一所指挥之第十游击纵队，安徽省政府皖北行署（驻定远）主任颜仁毅所指挥之第十二游击纵队，前五区专员赵奉藻所指挥之第二十游击纵队，定远县长吴子常所指挥之常备队后备队，及皖东地方顽固土劣谢少臣、王桂东等，就不断向本军小部队进攻，俘捉我军人员，围缴我军小部队的枪支，逮捕枪杀我军官兵及家属，掠夺我们布匹资财之事，已几数起，捆绑我军人员在街上抽打示众，说谁还当新四军的请看榜样。并逮捕我军女同志剥脱衣服游街，我军官兵家属之妇孺及60余岁之老父亦有被杀者，甚至侮辱到我高级军官之家属。就我张云逸妻室小儿近从江南来到江北，携款7 万元，也联同护送人员20余人，长短枪11支，在无为县之襄安被当地保安第八团所逮捕，至今尚无下落，我军派出交涉之人也被扣留，事变是一天一天来得严重。至2 月底，乃在滁县县长樊公纯领导之下，滁县常备队及后备队千数百人开始向我在滁县驻防甚久之第七团武装进攻了。
起初，滁县常后备队向我七团部队攻击，捉去我17人，缴去枪16支，我未还击，向该县长交涉还枪还人，县长置之不理。次日，该县长又指使数百人向我攻击，我仍未还击。第3 日又向我攻击，并不还我枪支及捕去之人员，我忍不可忍，乃子还击，且将其击溃，并缴来枪支30余支，当即送信给县长与专员李本一，声明我军还击之原因，请将捉去我军人员、枪支发还，我也照还滁县常备队之枪支。但李、樊等仍置之不理，并借此扩大冲突，并动员其游击纵队调集五区集结，常备后备队数千人，向我七团进逼不已。我见事态有扩大趋势，仍于3 月7 日派人转信（附后）向李本一交涉。声明我愿将七团调离滁县县境，避免冲突，并愿交还所缴滁县常备队之枪支，但愿李也交还我军枪支人员及物品。但李仍不愿口口口口□，置我提议于不顾，并乘我七团调离滁县之际，于3 月7 日乘虚调集两千余人配合由北面西面而来之颜仁毅、吴子常之部队，三面合击我驻无恙之指挥部及四支队司令部与我后方医院。杀我死伤数十人，至使我军乃不得不下决心给以坚决之抵抗。首先在界碑集附近，击溃由东而北向我指挥部进攻之李本一部千余人，再击溃由北面口口□方面而而来之吴子常部五六百人及由西面高塘集方面而来之颜仁毅部千余人。因此，乃发生大规模之武装冲突。自此以后，我指挥部难保无恙，但颜、李、吴、樊各部即不断进袭我军驻各地之部队。当我驻定远红心铺之部队为敌寇袭击包围，我军经过定远附近前去救援红心铺之时，县长吴子常派队袭击我军，因此我军对各地进袭我军之部队，不得不予以坚决之还击，直至将颜仁毅、吴子常所部大部击溃，无力再行进袭我军，冲突始得适当停止。
在冲突中缴获了颜仁毅、吴子常及李本一的不少文件，在这些文件中证明反共派顽固派进攻我军之目的，是企图完全消灭我军，并且有长期的布置和计划。我军幸而未遭其毒手。兹将这些文件摘要如下：1 月21日行署主任颜仁毅致其廿队长密电云：“对于某部（即新四军）表面尤宜极端和平，兹定办法如下：遇见其着便衣之队伍，以其作土匪名义剿之，我也派便衣队假装民众或假装土匪袭击之，暗地着便衣参入民众内面围剿之”。又云“无论用何种办法前往剿办时，不可使其知道系我们的部队，并且来去不可同道路”。“此电看后即付火定铎子马戍”云云，下有颜之刻章。由此看来，我军小部队之屡遭攻击，及我军人员之屡被逮捕，是有这些反共分子命令之下发生的。
颜仁毅又在3 月2 日午后子时的命令上面说：（一）嘉凤、定远近日发现冒充军队之“土匪”（此为对我军之重大侮辱）。（二）本部为巩固后方计，奉令“肃剿”。（三）各部之任务分别于左：1 、第一支队（除派一大队归吴县长指挥外），其余应控制于二十墩、宋府集、孙家岗之线，将定远本乡“土匪”肃清。2 、吴县长掌握之一大队于徵日推至张桥左翼与第一支队联络，右翼与谭家巷第二支队联络，发动民众“肃清”定远东南乡之“匪”。3 、第二支队归李大队长，口口推至谭家巷左翼与吴县长联络，右翼与本支队联络，肃清大桥（我指挥部所在地）方面之“匪”俟，与莫支队长取得联络后，再“会剿”口口王回岗、界碑集（即我各军后方机关所在地）之“匪”。4 、第二支队（缺第三大队）县特务大队及步炮两门于江日护送点验委员至界碑集，再联系其行动指挥谭家巷之李大队长“协剿”大桥、王回岗、界碑集、得胜集（我后方医院所在地）之“匪”。5 、凤阳县长在本部“南剿”定远东南乡“股匪”时，应与本部驻扎孙家岗之第一支队取得联络。6 、王英珊全部（重机枪连、步兵炮、特务中队归该员指挥）控制于高塘镇。（四）各部“肃剿”方法必须以政治与军事并进。（五）（略）。（六）（略）。
注意：此密电只发至县长及大队长上，中队长以下用口传达。
司令颜仁毅（私章）
由此看来（一）我军是国家委任的正规军队，该颜仁毅称我军为“土匪”，实属重大的侮辱我军；（二）颜仁毅是奉令“肃剿”我军；（三）江日“护送点验委员至界碑集”之事实是已于3 月2 日午后10时以前即已定妥了的进攻我驻大桥指挥部之阴谋；（四）该部进攻我军是有全盘布置的。
又吴子常于3 月18日致安徽省政府民政厅之密电上曰：“东冬两日新四军乘我县队回防不及之际于大桥镇、三关集、老人仓、得胜集、王回岗等处，□□□徵日（5 日）率县队及武装民兵数千进取老人仓，驱逐大桥之某部大本营，与之一拼死而后已”。
吴又于徵日（5 日）特致民政厅一电云：“职又（4 号）晨率常备二中队出城将某部‘扫荡’，并于石板集结武装民众数千分4 路向老仓进犯，经20余里之小战，某部节战节退，战至徵晨已停，职于徵日进占老人仓，某部伤亡数十，我常备二中队长吴均四战亡，重伤3名，某部张云逸、戴季英部计千余人退在三官集、大桥矣。”
由此看来；（一）驻大桥、三关集、老人仓、得胜集、王回岗等处之部队并非‘土匪’，而为新四军，且为新四军之大本营；（二）该县长率常备队两中队并集结武装民众数千‘扫荡’我新四军；（三）他分四路向老人仓进发，“且经20余里之小战”，我军是节战节退，该县长进占了老人仓，我军伤亡数十，我军张云逸、戴季英退至三官集、大桥。由此证明是该县长进攻我军，而我即在伤亡数十之后，仍不断思退，并不是我军进攻他们。
由此看来是忍着避开的。
又颜仁毅在第五战区第十二游击纵队司令部3 月7 日午后7 时定远参字第258 号命令说：（一）某部连日因友军之压迫，大部集结于大桥、王回岗、曹家岗、肖家墟一带，有向西、北两方突围模样。
（二）本部有堵截与清剿该部之任务。
（三）决以分进合击之处置“歼灭该部”，兹区命于下：1 、着第一支队（缺第二大队）附迫〔击〕炮2 门，以大桥为目标，以老人仓、大桥、马家桥3 点集合，职向南搜索推进；2 、着第一支队第二大队于老人仓附近地区选择据点分向东南两方面严密警戒，并掩护主力向前推进。
（四）第二支队（缺第三大队）附特务大队迫〔击〕炮2 门、重机关枪两挺，以王回岗、曹家岗为目标，该支队应作左侧之部署：A 、以第一大队沿胡村欧庄子之前前进……向谭家巷、王回岗之“股匪”严密监视。
B 、该支队长亲率主力沿张桥公路前进到达张桥后（子），即派一中队在张桥南端占领伏势村庄向江巷梁园方面监视，再将主力向东南之汤杨坊、大河庄挺进以进击王回岗“股匪”。
（五）王英珊大队控制于高塘铺附近。
由此看来：（一）我军是因友军之压迫（即指受李本一军之压迫）汇集大桥，并未向任何友军攻击（此事实关系第七团从滁县自动撤退至大桥附近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为避免冲突而撤退也），我们要继续向西北两方撤退而没任何进攻友军之表示。（二）颜仁毅游击纵队是要来“堵截”与“协剿”本军；（三）颜仁毅之目的是要“歼灭”本军；（四）颜仁毅之手段是以“分进合击之处口”向我驻大桥及其附近之指挥部及各机关攻击。
从这此文件看来，反共派顽回派是有计划的决心要消灭本军，毫无疑问，本军至此已不能够再行退让，如再退让，本军就只有死亡！因此，乃于3 月7 日对各路进攻我军之反共武装予以坚决的抵抗，乃将各路分别击溃，缴枪数百支，俘获数百人（向其解释口官兵，施行释放）。如是颜仁毅、吴子常等其势凶凶的反共头子，也只得抱头鼠窜，滁县之反共武装，也被我军全部击溃；有严重汉奸嫌疑之县长樊公纪也只逃之夭夭；南面的李本一也只能建筑工事，固守不出。我想这不过是给这些反共英雄们以小小的教训，他们反对我军第一个计划，已被打破了！
现在我军已停止反击，避免冲突，只要反共派顽固派，再不以武装进攻我军，则我军也再不向他们还击了，他们捎去与杀害我们之人员，我军当然希望释放与抚恤。本军在此异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危机深重之际，是绝不愿意向一切抗日父老磨擦的，只有在被迫不得已时才予以抵抗！这是我军一贯的主张。
但是，事情并不能就此了结，冲突似有再行扩大之势！被击退的反共派顽固派他们将要蒙蔽事实，造作各种报告，以便挑起更大之武装冲突。据闻，大别山方面已有大批正规军队动员，并向皖东开展；反共派顽固派也正在眉飞色舞，他们仍在做更大的计划企图歼灭本军于皖东。然而本军除一方面公布事实真相，并向各方面呼吁和平，请求和平解决外，对于从某方面而来之武装进攻也决不畏惧，本军只得准备一切抗抵对于我军之任何进攻！我们知道，在目前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时，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是没有人民赞助的！我军之自卫战争是能够胜利的。所以我们不怕反共派顽固派的任何进攻，也只有彻底击退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抗战才能坚持，团结才能巩固，国家民族才能得救。否则让他们猖撅下去，统一战线就会在他们的挑拨之下破裂，抗战就不能坚持，中国就会亡国。
然而，我们是衷心诚意的希望精诚团结，抗战到底，我们前电请蒋委员长、李司令长官、白主任、李主席及其他各界领袖，呼吁和平，请求停止军事行动，一切问题均由和平途径商讨解决！因此，我们更希望各界领袖、贤明人士同声呼吁，化干戈为玉帛，固团结以抗战，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本军所求者为生存，为要有立足之地，为要能够坚持抗战，此外别无所求。我们相信：在各界同胞一致赞助，要求和平的舆论之下，冲突是能避免的！反共派顽固派是无从挑拨的！抗战是能胜利的！中华民族是一定要独立解放的。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新四军成立后，我在皖南军部担任参谋长。当时党组织在大别山有一个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彭康，不久就改为鄂豫皖区党委，郑位三任书记。新四军在江北有一个第四支队，是由两支武装合并组成的：其第七团和第九团是高敬亭领导的原鄂豫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第八团是周骏鸣从河南竹沟带来的原桐柏山红军游击队。
1939年5 月初，军长叶挺到江北来视察，于5 月中旬在庐江东汤池宣布成立江北指挥部，由我担任江北指挥部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时在延安），邓子恢担任政治部主任，赖传珠担任参谋长，统一领导新四军江北部队。7 月，以第四支队的第八团为基础，又成立了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副司令周骏鸣，政委郭述申。第五支队是我们独立自主搞起来的。
抗战初期，江北的地方党和新四军的关系是相互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地方党受长江局领导，军队受皖南军部领导。1937年以后，由于上海、南京失守，不少青年学生从城市撤退到农村，要求武装抗日。如果我们当时向敌后发展，这是一个最好机会。但是由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强调发展武装要经国民党批准、承认。因此，虽然发展了一些武装，但都不是新四军领导的。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的，并不需要国民党承认，国民党也不会承认的，只要群众承认就行了。我到江北后，便将第四支队第九团、挺进团和游击纵队恢复起来，并扩大了游击纵队。但王明主张精兵主义，说一个支队只要两个团就够了。当时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兼二十一集团司令廖磊也说：“你们没有钱，兵要精，不要多”。在这点上，右倾机会主义者与国民党的观点是一致的。我曾当面驳斥廖磊说：我们的力量并不是多，而是少。你为什么要往大别山，而不到安庆、合肥去呢？蒋介石为什么要到四川而不到上海、南京去呢？这是因为你们的力量不够，怕日本打！由于东南局主要负责人什么都讲合法，怕破坏统一战线，所以皖南军部的武装一点也没有扩大。
在江北时，国民党无理扣减我们的弹药，我们就搞税收，还办了一个教导队，把干部训练一月或半月后就放出去搞武装。我们武装抗日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虽然是国共合作抗日，但国民党始终是想消灭我们的武装力量的，我们要求得生存，磨擦是一定会产生的。我当时与东南局负责人争论说：我们现在之所以有磨擦，是国民党欺侮我们力量太小，什么事都还要向廖磊请求，如果我们的武装发展到10万人，那时国民党就不敢与我们闹磨擦了，什么事情还要反过来请求我们，不然他的省主席就当不成。
党中央的指示是要我们向敌后大力发展，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根据地。但东南局负责人却要一切通过国民党，向国民党要委任状，不执行中央向东发展的指示，硬要把已到苏南的部队调回皖南。当时国民党为了割断新四军和八路军的联系，命令我们皖东的第四支队和豫皖苏边区彭雪枫的第六支队调到江南去。廖磊还无理限制我们皖东部队只准在津浦路东西30里之内进行活动，企图借刀杀人，让日军打我们。当时我们没有接受国民党这个命令。针对这种右倾错误，毛泽东有过指示：对国民党不合理的命令，要进行抗议，不仅中央可以抗议，哪个军队都可以抗议，我曾故意对廖磊说：如果我们与日本打仗失败了，你当司令也不光荣。
以国民党的面目来进行革命，大革命时期我们搞过，但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搞表面宣传工作，不敢争取领导权，同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使大革命失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正确方针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达到团结的目的。王明只讲团结，不讲斗争，这是重复陈独秀的错误。他们害怕破坏统一战线，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他们不了解抗战是全民的要求，不是少数人的要求。为什么蒋介石在表面上也要抗战？因为他也懂得，不抗战人民会起来反对他。毛泽东说过：人心向背，是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当时华中比华北的发展机会好，完全可以在华中敌后大力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但由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没有这样做，失去了在华中发展的最好时机。
1939年11月底刘少奇来到皖东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才开始得到纠正。刘少奇来之后，传达了党中央的正确指示，批评了王明的“苦力政策”，指出不发动群众，不发展武装，不建立政权，做国民党的工具是极端错误的。他还指出，要抗战一是要有枪杆子，二是要有“家”——建立根据地，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他还向江北的广大干部介绍了华北工作的经验，从而扭转了局面。
1939年12月，日军约有两三千人向我们发动“扫荡”，江北指挥部把第四支队全部兵力调上去反击敌人“扫荡”。我们的装备虽然比较差，但因为在战斗中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战术，战士们作战又勇敢，所以最后在全椒县周家岗一带粉碎了敌人“扫荡”，并乘胜追击到古河。在日军“扫荡”开始不久，驻古河的国民党专员李本一部队都跑掉了，我们占领古河后，李本一才敢回来。这一仗是随刘少奇从延安来皖东不久的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徐海东指挥的，此战政治影响很大，给群众的印象很好。群众从国民党部队和我们新四军对日军“扫荡”两种不同的态度上认识到：新四军是真正打日军的抗日部队。
这一仗以后，在刘少奇领导下，我们在皖东地区进行了发动群众、扩大军队等一系列工作。邓子恢当时说：我们就是要发展“人、枪、款”。我认为是很对的，革命就是要建立武装、建立根据地，才能有立足点。自从刘少奇来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后，皖东的抗战局面才彻底打开。我们江北党和军队的同志都一致拥护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的正确领导。
1940年春天，国民党桂系军队在淮南津浦路西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调第四、第五两个支队主力在路西反击，从藕塘镇打到定远县城，先后建立起定远、凤阳、滁县、全椒、合肥、含山、和县等县政权。我们在路西反磨擦斗争正激烈进行之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以10个团的兵力进攻半塔集，我方仅有五支队后方机关和一个教导大队及少量留守部队，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顽强坚持了一个星期。后来路西的主力调到路东支援，陈毅也派叶飞的挺进纵队赶来配合，打垮了韩德勤的进攻。这一仗是建立淮南抗日根据地决定性的战斗。战后，在路东先后成立了嘉山、来安、盱眙、天长、六合、高邮、仪征等县政权，自定远和半塔自卫反击战以后，桂系李品仙部再不敢轻易向我们发动进攻了。
各级政权建立以后，立即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津浦路东反动地主出自对新政权的仇恨，组织武装暴乱。当时来安县屯仓区我们的区长被地主杀死了。因为这关系到新政权能不能站住脚的问题。我们对反动地主武装进行了坚决镇压，把地主武装暴乱迅速地镇压下去了。
经过减租减息，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组织扩大了，有了自己的政权作依托，很短时间内，新四军武装力量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打开了华中抗日的新局面，在淮南津浦路两侧广大地区建立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坚持敌后抗战现阶段中在军事上必须研究的几个问题（1944年5月）
一、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问题从我们在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以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即已经由战略进攻方针（即发展的阶段）转到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方针了（即巩固与坚持的阶段）。现在，为了大家了解怎样执行这一积极的战略防御方针，，我想把它讲一下，但又因为它与一般战略原则和抗日战略问题都有关系，故须先把一般的抗日的战略问题约略说之：（一）一般的战略与抗日战略（1 ）在一般战略中有战略进攻，亦有战略防御。但对进攻与防御的采用，并不是根据考察防攻本类利害多少凭主观愿望而选择，乃是估计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谁优谁劣而决定。如我强敌弱，而我欲达到消灭敌人，扩大自己之目的，则采用战略进攻；反之，我弱敌强，而我有拒止敌人，巩固自己之目的，则必须采用战略防御。这两种战略方针，不是绝对分开的，而是互相联系的。如在进攻中有防御，在防御中亦有进攻。譬如，我们实行进攻时，有突击方向和箝制方向之区分。突击方向采取坚决进攻的动作，箝制方向则暂时采取防御动作。我们实行防御之时，也有守备部队与突击部队之分。守备部队其任务为坚守阵地，而突击部队则待机进行反突击（进攻）。可是，进攻中的防御，防御中的进攻，都属于次要的与辅助的地位，亦是暂时的。这就是说进攻的防御是为着辅助达到进攻之目的，而防御中的进攻则是辅助达到防御之目的，二者不能机械的去看，亦不能孤立的去看。所有这些，就是一般战略运用中的基本原则。
（2 ）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我们领袖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早已英明的指出——是防御的，持久的，同时又分为退却、相持、反攻3 个阶段。现在已进到敌我相持阶段了。在6 年抗战过程中，事实证明了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此问题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已有详论，这里不多说了。
在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所执行的战略问题，我认为亦可分为3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略的进攻（这仍属于整个抗日战略的局部进攻）；第二阶段是积极的战略防御（同整个抗日的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战略反攻阶段（同整个抗日战略的反攻阶段）。现在已经进到第二阶段了。这3 个阶段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着，与整个抗日战略各阶段也都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
（二）积极的战略防御是什么我们目前在敌后所执行的战略，不是战略进攻阶段，已是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阶段。这种战略任务既不同于消极的防御，亦不同于单纯防御，更不是战略退却。它是在防御中，一方面善于拒止敌人，打击与削弱敌人。不仅军事上是这样，就是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也要采取各种办法，积极去破坏它，瓦解它。另一方面又要善于保存自己力量，加强与积蓄自己的反攻力量（军事上，政治上，物质上，都要如此），转变敌我形势，伺机反攻，消灭敌人。如果只要防御，不要进攻（反攻），或者只要进攻，不要防御，这都是不完全的积极战略防御方针。因为现在采用积极的战略防御，是为着将来待机大举反攻。但在条件未够，时机未熟，为着达到防御目的，亦必须采用部分进攻。二者要能互相联系互相变动的运用。至于如何变动，则是依当时敌我具体情况而来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