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春光明媚的时候，这个地区每天上午白雾弥漫，或下着毛毛细雨，到中午时才映着淡淡的阳光。
队伍曲折地通过田畴，又蜿蜒地爬上山坡。当我们快到荔波县的板寨时，得到一个消息：板寨方面来了红军。军首长估计是第一纵队来了，但又不能立即肯定。遂派参谋陆琼去探听情况。侦察的结果证明，确实是第一纵队来了。
两个纵队又汇合了，全体人员莫不欢欣鼓舞，歌声、笑声、谈话声响彻云霄。一群一群衣服褴褛的男女老少都围拢来看热闹，人民群众也在庆贺我们胜利的汇合。
两个纵队汇合后，前委决定了新的行动：向苗山进军。那时已是4 月下旬了。
苗山，是苗族聚居的地方。苗族人民被汉族封建地主、官僚压迫赶到这里来，他们过着落后和贫困的生活。因而造成了苗、汉对立。他们不服从汉族官僚地主的管辖，有自己的酋长，一般苗胞是不和汉人往来的。间或有个别与苗族有关系的汉族小商人，挑着日用必需品，进入苗区做买卖，但也是以不等价的交换，换取他们贵重的山货。过去国民党桂系军阀部队是不能进入苗区的，要进来，就得开火。当我军初进苗山的时候，苗胞都走光了，因为他们习惯上认为汉人的军队都是压迫他们的。我们一些懂苗话的同志，沿途向苗胞打招呼，高叫着：“不要怕”、“我们是工农红军，是爱护苗族的军队”、“红军是打国民党反动派的”等口号，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于是，他们也就不和我军采取敌对行为了。但是还持着枪站在山顶上，对我军进行监视。
苗胞走了，房屋没有了主人，长途跋涉的英勇健儿们，饥肠辘辘，得不到粮食，怎么办呢？随便拿么？这是和红军纪律不相容的；如果不拿，军粮又如何解决？部队正在为难的时候，军政治部通知来了，决定各个大单位统一征集住户的粮食、猪和蔬菜，并且按汉人区的市价给钱，食物在哪里拿的，便把大洋留在哪里，并写清征集给养的原因、数量和留给的款项数目，此外还贴上政治部印制的宣传我军宗旨和民族政策的宣传品，希望他们和我军合作反对国民党。同时，政治部还出了布告，布告里说明如果苗胞没有拿到钱的，可以亲自来我军领取。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既解决了部队给养问题，又执行了民族政策，维持了纪律。次日，部队继续前进。苗族中有些人是懂得汉文、通汉语的，他们看了布告和宣传品后，便奔走相告。这样，苗胞开始了解了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本质不同。自此之后，我军每到一处，苗胞都来欢迎，并拿出一些食物来卖。我军用大洋和他们交易，粮食也容易买到了。为了迅速筹措军粮，酋长登高一呼，呼啸一声，四周山谷都听到了。不一会，各家都有人用背篓背粮食出来，交给酋长。我们的给养就靠着苗族同胞的大力支援，很好地解决了。
由于苗区山高路险，又遇着连续几天的寒风山雨，因而行军艰苦异常。好在我军民族政策正确，政治纪律严明，所以苗胞不仅没有为难我军，而且除卖粮食、肉菜之外，还主动给我们带路，遇到难走的地方，还帮助开路架桥，使我军顺利而秘密地到达了榕江边境。
4 月30日正午，我军出了苗山，突然奔袭榕江县城。那时，正是贵州军阀和湖南军阀在湘黔边境鏖战之际。榕江，是贵州军阀的后方，许多军需、辎重囤集在这里，有一个敌军副师长率领的600 人的武装守城，还有数百名警察。我军一到，迅速地向城外山地的守敌猛攻。敌不支，纷纷向城内溃退，我军随即尾追攻城。
敌人对于我军情况事前一点也不知道，当我军突然兵临城下向他们攻击时，他们以为是“土匪”，毫不在意。后来看我军攻势猛，战斗力强，才知不妙。但是，到底我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什么部队，敌人却不知道，只好没头没脑，仓促地登城应战。
我军当时的意图是乘敌人毫无准备之际，一鼓作气攻下榕江。战斗一打响，我军便在城南缺口处爬城。一霎间，双方的枪声、炮声、号声、喊杀声震撼四野。我军前仆后继的进行猛攻，敌军则猛烈地向我军射击。由于我军没有攻城火器，子弹又缺，加上几天来在山地雨天里长途跋涉，几门迫击炮有的运来了炮筒，却没有炮座；有的没瞄准镜，只好把炮筒捆在树上打，但是打不准，轰轰的炮声只能壮壮军威，却不能起歼敌作用。而且，部队是陆续到达的，随到随投入战斗，这就无法组织坚强的突击力量。一直攻击了约3 小时，毫无进展。这时摆在军领导者面前的严重问题是：继续攻下去么，照这样的办法是不行的。因为开始时是奔袭，急袭，现在已形成对峙，敌方有了准备、不打么，问题更大。如果不能攻占榕江，已有的一二百伤员便无法处理，带来的弹药消耗很多，以后作战就会发生困难，部队的政治情绪也会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那时，第一纵队长李谦同志，在最前线指挥，他视察了地形，窥测敌军力量不多，战斗力也不强，而我军的战斗情绪却十分旺盛，人人有攻下榕江的决心，便积极向张军长提议，非攻下不可。张军长随即批准了他的建议。于是加强了政治工作，鼓舞战斗情绪，提出“攻下榕江纪念五一节”的战斗口号。指挥员们又细心选择了几个攻击点，部队重新准备攻城的云梯、大竹钉等。整个部队从军长到士兵，都在紧张地进行攻城准备工作。掩护攻城的迫击炮、机关枪和步枪、稳妥地安置在离攻击目标几百米的地点，攻击部队也埋伏在指定的攻击出发地的坟堆或洼地。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军部下达攻击命令。
下午5 时，一连3 发迫击炮弹向城中射去，这便是发起冲锋的讯号。随即机关枪、步枪向城堡扫射。攻击部队随着密集的枪炮声，如猛虎一般带着云梯、大竹钉，迅速地向城上缺口处爬。敌人的火力也集中地向攻城部队射击。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不少同志牺牲或负伤了。由于城墙高，上不去，突击部队又退了回来。但这种挫折并未挫伤我军攻城的锐气，经过简单的政治动员和整顿，第2 次攻击又立即开始了。这次攻击更为勇猛，敌人的火力也加强了。战士们急了，眼红了，咬着牙，一股劲冲到城下，用大竹钉钉进城墙的砖缝中，再踏着竹钉爬上城墙去。一个倒下了，又上去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不停地向上爬。好在这个旧名古州的城墙，久已失修，缺口较多，所以攻击不到一个钟头，便有几个战士爬上去了。接着，一连连长杨光同志也爬上了城墙，他使劲地挥动着红旗。在红旗的鼓舞招引下，各处攻城部队发出了震撼天地的喊杀声，许多部队登上了城墙。登上城墙的部队即在城墙上攻击敌人，敌人也企图消灭我登城部队，双方在城墙上进行肉搏战。敌人本来就士气不高，此时我军又攻上了城墙，因而敌人军心更乱了。在城墙上肉搏了10多分钟，敌人便纷纷溃退。我军攻击部队大部登城，又下城开了城门，主力大队蜂拥而入，并很快就肃清了城内残敌。至此，我军完全攻占了榕江。时间是下午6 时20分。这一战斗，敌人（包括主力部队和警察）伤亡惨重，约500 人被歼灭。我军也伤亡约300 人，而首先登城的杨光连长，在城上和敌人肉搏中也英勇牺牲了！特务连长李天佑同志以及一些干部在攻城的时候，身先士卒，指挥攻城，也负伤了。
攻城时，不只战士、军官们英勇善战，而农民群众出力也是很大的。城郊的农民，包括汉族和兄弟民族，由于他们饱受封建军阀、地主的压迫，生活太苦了。听到红军的宣传，又看到红军战士将自己仅有的衣服脱下来送给他们，态度和气，纪律很好，知道红军是他们自己的队伍，穷人是爱穷人的，他们多么高兴啊！因而当我军发起攻击时，许多群众，不论男女，甚至背着小孩的妇女也纷纷帮助红军送饭、送水，帮助抬担架，埋尸体。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军深得人心。榕江之所以能迅速攻下，也要归功于基层群众的支援。
次日上午10时，细雨初停，烟雾消散，天空中露出火红的太阳，这象征着榕江的广大劳苦人民，开始拨开乌云见青天。就在这时，军政治部召集纪念红色“五一”节的群众大会开始了。到会的群众约有一万人。在大会上宣传了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意义，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中国工农红军是打土豪，主张公平买卖、维持城市秩序的。同时，将没收地主和官僚的衣服、粮食等物分发给贫苦人民。群众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所以当分发财物的时候，开始有些人还不敢要，经过一再解释说服，他们才把东西拿回去。他们伸着大拇指说：“红军真是‘干人’（即穷人）的队伍。”
大会到下午1 时结束，有些群众还恋恋不舍，后来看到部队整队走了，才慢慢散去。
攻陷榕江的战斗胜利，对部队情绪鼓舞甚大。全军在榕江驻了3天，进行休息整顿，补充了数十名新战士，筹得几万元的款，并在战斗中缴获了几尊大炮，600 多支步枪，十多万发子弹，还有一部无线电台以及其他军用品。这次胜利解决了许多困难，又获得了战斗的锻炼。大家懂得，战斗只要决心正确，不怕牺牲，坚决奋斗，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够取得胜利。
这时，贵州军阀王家烈因榕江被我军攻下，派军回援。由于我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在广西、贵州边境打游击，发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而现在部队的辎重多了，伤病员也有200 多名，队伍笨重了，长驻榕江不是良策。前委即决定：回师右江。主力部队以战斗的姿态沿河北岸行进，少部沿河南岸行进，伤员和辎重坐船，50艘大小帆船由西而东，顺流而下，水陆并进，走了5 天便到达广西边境的福禄镇。获悉敌人4 个主力团从北边追来，我军为了避免背水作战，连夜渡河。次日拂晓，敌人果然追到，但是只好望河兴叹，隔河鸣枪“欢送”我们。
难忘的日日夜夜 欧阳山记张云逸同志在南雄北山1934年6 月间，正当全国第五次反围剿进行得异常激烈的时候，中央决定张云逸同志去湘鄂西工作，我是他的随同医生。
张云逸同志在红军中早有很高威望。1929年，党派他到广西与邓小平同志等一起，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他已到不惑之年，个头不高但很结实，目光炯炯，精力充沛，一张从容而又愉快的笑脸使人感到格外亲切。我们这支队伍共300 多人，编成一个西征支队，张云逸同志任司令员。就在我们行至赣南一个大山谷隐蔽休息时，突然遭到数倍于我之敌的包围。激战4 个多小时，支队突出重围。张云逸同志因连续急行军和紧张战斗，终于病倒了。上级指示把张云逸同志留在南雄北山养病，一同留下的还有其他伤病员，加上警卫员、挑夫和我，共23人，只有4 条短枪。
南雄西北山，地图上叫大庾岭，位于广东南雄西北部，扼南粤与湘赣之要冲，地形复杂险峻，为古今兵家所必争。山上，松竹遍地，茅草满坡，野兽成群出没；山外，广东军阀陈济棠部队层层封锁，频繁地进行搜山。当时，我们每个人除了一身破单衣，其余的粮食、背包和用具都在突围中丢光了，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张云逸同志由重感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上升到40度以上，时常昏迷，病情严重，我和警卫员小张紧紧地守护着他。张云逸同志病成这样，作为随同医生的我，苦于没有药品，焦急万分，有时禁不住籁籁落泪。然而，张云逸同志却是那样安详自若，他安慰我们说：“我的病不要紧，慢慢会好的，不必着急。”歇了歇又鼓励我们说：“‘天无绝人之路’嘛！俗话说，靠水吃水，靠山吃山，同志们多多想办法，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为了治好他的病，我发动大家献单方，采草药。这些土方草药还真灵，张云逸同志的烧终于退下去了，病情渐渐好转，同志们都为此而庆幸。进山初期，由于没有跟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取得联系，我们没有粮食吃。张云逸同志亲自领着大家采香菇、挖野菜。香菇和野菜是用清水煮的，别说油，连盐也没一粒，又苦又涩。张云逸同志首先盛了一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边吃边打趣地说：“大庾岭是个大聚宝盆，吃的东西可不少。”他将碗一举说：“你们说，这‘山珍海味’，是不是老天爷对我们的优待呀！”逗得同志们一阵开怀大笑，野菜不知不觉下了肚。过了一些天，地方党得知张云逸同志在南雄北山养病的消息后，派游击队带着菜、米、油、盐上山，对我们的生活与安全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为了防止敌人搜山时发现目标，张云逸同志叮咛我们不要搭棚子，大家都在大树底下露宿；每天的饭，乘早晨大雾弥漫时全部做好；每星期或10天转移一次。首长体弱，我看到他和年轻人一样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心里委实过意不去，于是背着他搭了一个小小的草棚。他看到后赶忙制止，严肃地对我说：“我和同志们患难与共，你不要让我搞特殊！”于是这个小草棚就只好当作临时的简易伙房用了。有一次转移，他还在发高烧，警卫员和挑夫要背他，他说啥也不肯，执着而恳切地说，“你们不要管我，快去背其他的重伤员吧。”说着便柱起竹棍，迈开了不太稳的步子。沿途，溯溪涉水，攀崖爬坡，张云逸同志不知摔了多少跤。他每次摔倒了都爬起来再走，坚持不给同志们添负担。
张云逸同志大病过后很消瘦，眼珠凹陷，显出大大的眼眶。一次，好不容易为他买到一斤多白糖，他这个一勺，那个一勺都分了。只给自己留下一点儿，冲上一杯开水，我以为他该痛痛快快喝下去了吧，哪知他轻轻呷了一口，急急忙忙三步并作两步地给老炊事员送去。为了给张云逸同志补补身体，游击队的同志费了几番周折，特意弄来一只鸡，香喷喷的鸡汤送到他面前，他接过来往大锅里一倒，一边用筷子搅动，一边喊：“来，咱们有福同享吧！”这时一个同志急了，指着他颧骨突出的面庞，略带埋怨的口气说：“您老这样，我们可有意见啊！”张云逸同志一手叉腰，一手拍拍胸膛，故意提高嗓门大声地说：“看，比你们不差！象我这样的身体，阎王爷是不会要的，哈哈！”几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张云逸同志顾不上自己休息，总是首先逐个查问重病号的情况。为了让炊事员多休息，他不是拾柴、烧火，就是煮饭、炒菜。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他“老炊头军”。本来，我是他的保健医生，他却叫我多去照顾其他的同志。一天下午，我正在给一个伤员洗伤口，在一旁放哨的管理员老何突然使劲拽我，我猛一抬头，只见敌人只离我们十几米了。一个家伙大声喊叫：“有共军！抓活的！”远近的敌人也都叫了起来，看样子大概有一个连的兵力。我们一个箭步跳下悬崖，不顾一切地穿过几十米宽的沼泽地，朝对面山背跑去，引开了敌人，敌人东跳西窜也没有搜到我们，乱放了一阵枪，悻悻地溜了。天黑后，我们摸回来。张云逸同志上前一把将我抱在怀里，问长问短。同志们也高兴得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这半天，首长坐立不安，饭也吃不下！”“敌人一走，他就派人寻找你们去了……”是啊，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张云逸同志是那样镇定泰然，但我们遇到一点情况，他却那样紧张着急。望着首长慈祥的面孔，我激动得好久说不出话来。
张云逸同志是广东海南岛人，方言口音较重，但能听懂。他说话时常习惯地摸摸胡须，做各种引人注目的手势。他几乎每晚都给我们讲革命故事，大家簇拥着他静静地听。银白色的月光洒满树梢，落在身上……张云逸同志用大芭蕉叶啪嗒啪嗒地驱赶着蚊子，讲到第三次反围剿中，红七军和兄弟部队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回师千里，5 天打3 仗，三战三捷，活捉敌师长的生动情景时，津津有味，喜形于色。
10月，中央红军向西南转移的风声传到山上来，一向笑呵呵的张云逸同志变得深沉了，有的同志感到前途渺茫，提出“我们怎么办”的问题。张云逸同志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讲革命必然战胜反革命，革命低潮必定让位于革命高潮的道理，用很多通俗的比方来教育我们。他把手有力地朝前一挥说：“革命就象大海行船一样，不会是一帆风顺，总会有挫折，但这是暂时的。蒋介石一定被打败，革命胜利的目标一定能达到！”听了他富于哲理的分析，望着他坚定的神态，同志们有了主心骨，觉得光明就在前头。他还提出：“如果我们回不了部队，就和游击队联合组成粤北纵队，就地坚持武装斗争，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个计划，由于后来中央指示我们归队，才没有实现。
张云逸同志对游击队十分关心，游击队的同志们也非常敬爱这位朴实和蔼的领导同志。游击队的杨政委是个农民出身的硬汉，积极而热情，就是方法比较简单。一次晚上行动，一个伤员因负伤掉队，被他责备得哭了。张云逸同志知道后，马上找杨政委谈心。他说：“作为领导，处理问题，批评下级，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合情合理。我们游击队和红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和国民党军队有本质区别。指挥员要关心战斗员，不能有官架子，要做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啊！”他还说：“政治工作很重要，宣传教育平时就要多做、做好。激发了人的觉悟，军事工作和其他工作就好办了。”从此以后，老杨经常与群众打成一片，找同志们谈心，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在张云逸同志的关怀和教育下，游击队的革命性、政策性和组织纪律性都有很大进步。
我们从7 月进入南雄北山，到11月归队，共在这里度过了130 多个艰苦的日日夜夜。虽然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仍然是那样令人难忘。
闽浙赣、闽东游击队下山改编侧记 孙克骥一1937年8 月、9 月间，我在中共南方工委党训班学习。
先是1936年冬，闽中特委受中共南方工委之命，设法同活动在闽东的叶飞红军游击队沟通关系。于是，1936年冬天，闽中特委委员俞长樾委托福州大众社进行此事。经派大众社成员胡伯香携带《八一宣言》等文件前赴闽东游击区，胡伯香找到闽东红军游击队部队，但以后就不见回来。事后，得悉胡伯香因被王助怀疑，王助轻率地把他杀掉了。这件事也就暂时搁置起来。正在这个时候，1937年春节之后，闽中特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书记王于洁，委员王孝敏、潘涛、陈炳奎、俞长樾等人被捕，不久，5 人在福州遭国民党杀害，福州大众社成员也有数人被捕。虽然在西安事变之后，福州仍笼罩在白色恐怖气氛之中。6 月间，我撤退到香港，找到中共南方工委。南方工委同我接关系的同志是负责人之一老孔（以后知道他名叫薛尚实）。我向组织口头报告了特委遭破坏和找闽东红军游击队的详细情况，同时又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薛尚实安排我住下来，以后与我经常接关系的有蒲特（即解放后在广东省委工作的饶彰凤）、姚铎和石昂（现名赖石昂）。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一天，薛尚实同我碰头，他告诉我：“组织决定你先到党训班学习，以后再安排你的工作。”8 月间，我到党训班学习。这就是我到南方工委的前因后果。
党训班设在香港九龙城宋皇台附近一片住宅区的一家四层楼上，同学约有十数人，有几位是海南岛人，据说是从广州监狱释放出来的。课程有党的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职工运动、农民运动、游击战术。薛尚实讲的是职工运动，王集成同志讲的是游击战术，这是以后到新四军才知道他的名字；其他教员的名字，他们不说，我们也不问。同学中互相间从不谈姓名和过去的经历。9 月间，学习结束。同学陆续走了一些。有一天，薛尚实来，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你准备同我到一个地方看一位领导同志。”
我穿好衣服，准备跟他走。
薛打量着我说：“有没有好一点的衣服？”
我说：“除了两套换洗衣服之外，身无长物。”
“那就算了，不过，皮鞋该擦一擦。”
我笑了笑。的确，我这双旧皮鞋至少有几个月没有上过油了。我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走了几步，朝薛尚实说：“就是这副尊容了，实在没有办法！”
“就这样罢！”说着，我跟薛到九龙油麻地弥敦道的一家豪华的旅馆。我看看门面，这才理解要我打扮得象样一点的用意。我们走进一间陈设很讲究的房间，沙发上正坐着一位约莫50多岁的老人，看到我们来了，赶忙站起来握手、招呼。这人个子很矮，穿着一套乳白色的西装，敞着领口，没有打领带，装束随便得很。
“这就是小孙，福建人。”
这位老人慈祥地望着我，和蔼地笑着自我介绍说：“我叫老张。”
接着，他问我是福建那里人，家庭情况，什么时候参加党组织？开始时我有点拘束。这时，他叫来了咖啡、茶点，一再要我吃，神情非常恳切。我一一回答了他问的问题。
他凝思了会儿，又问我：“你谈谈你们去找叶飞的事。”
我看了一看薛尚实，又把派人找叶飞的事详细地讲了一遍。接着说：“我已向南委作过详细的报告。”
薛尚实点了点头。我又讲了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部队继续在福建“围剿”闽东、闽北红军游击队的情况。闽北的黄立贵就是这一年春天牺牲的。
老张笑了笑说：“这是国民党的手法，他们一方面否认福建还有红军游击队存在，一方面又疯狂‘围剿’，想尽可能消灭他们。”
随后，又问到福建的一般政治情况。接着他又谈到他在“福建事变”时，曾到过福州和十九路军打过交道。
这次会见在非常轻松愉快的气氛下结束。
我们告别了。我私下忖度，老张无疑是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这样老的高级领导人我还是第一次见过。这次见面之后，可能要我去执行一件新的任务，内心极为兴奋。我私下问薛尚实。薛神秘地笑了笑，说：“你以后会明白的。”
过了几天，薛又来找我。带我到九龙油麻地另一家旅馆里第2 次见到老张。这次，是开门见山地交待我的任务了。
原来，老张就是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张云逸。他不久就要到福建同国民党商谈福建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我的任务是送文件到闽东游击区找叶飞。要我先回福州等他，他随后就来。要我给他留下一个可靠的通讯处，他到福州后好通告我去同他见面。最后，张云逸问我对执行这一任务有什么意见，还有什么困难。
我表示：“党给我的任务，一定坚决执行，我在福州等你。”又问“我何时动身合适？”
“回闽的一切技术问题由老孔安排，动身的时间由老孔通知你。我们在福州再见。”
第2 次会见就这样结束了。同薛尚实分手后，心绪极不平静。我没有立即回到党训班住地，顺路到宋皇台附近的海滨漫步。海面碧空无际，沙鸥点点，凉风吹来，略有秋意。相传这里就是南宋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日丙）跳海殉国的地方，后人为了纪念，便把此地称为宋皇台。这是700 年前中华民族的一出悲剧。现在，日寇已深入华北，上海战端已开，广州也频遭空袭，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全面开展。今非昔比，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抗日战争的前途无限光明，南宋的民族悲剧是永远不会再重复了！我在沙滩上来回徜徉，直到晚霞满天，才回到住处。
过了几天，薛尚实来找我，要我看一份中央的指示。这是1937年8 月1 日《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指示》。要我看后熟记其中各要点，特别是第三点武装问题，鉴于闽南何鸣、吴金事件的沉痛教训，在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过程中，“一定要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概括成一句话，就是“独立自主靠山扎”。同时，又给我一份同样内容的用航空信纸以极小的字体抄写的文件，他告诉我：“内容是一样的。你可以把它秘藏好，到苏区后，交给负责同志。”
随后又约好通讯密码。是用香港报纸中一篇文章做乱码，不进位加电报明码编成密码，然后以密写寄出。他又给我一个香港信箱的号码。
我于1937年10月间回到福州。
二我在福州等了半个月，接到张云逸的信，约我到妙巷的一家旅馆见面。旅馆座落在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机关附近，福州闹市区中的一条小巷里面。我见到与张云逸同来的一位广东口音的青年人，全国解放后才知道他名叫林青，曾任四机部副部长。
张云逸告诉我：“他已同陈仪见了面，但是国民党方面一口否认闽东有叶飞部队存在。现在约定：双方各派一人同去找叶飞，决定由我同国民党方面的人员共同前往。国民党方面出面与他商谈的是建设厅长林知渊。问我对执行这一任务有没有困难。我表示服从党的决定。他又问：”中央的文件保藏好了吗？“
我说“按照南委的指示，蜡封秘藏在一块肥皂里。”
“很好。你放心，现在国共合作，他们不会怎样为难你的。文件在必要时应销毁。你今天来看我，你的政治面目已公开了，你应当把福州的一切社会关系切断，住到旅馆里同国民党打交道。”
“林知渊是个老滑头，在福建是出名的政治不倒翁。”
“我知道，要作两手准备，万一林知渊指派同你前去的人失约，你应立即设法到闽北去找黄道，闽北同国民党已开始谈判，送给叶飞的文件，可请闽北方面迅速转送。”
张云逸匆匆离开福州，临行前，邀我到南台的一家酒馆里吃了一顿饭。
我遵命搬到闽江边的一家小旅馆里，并如期应约到另一家旅馆找国民党指派和我同去的人。此人约三十岁上下，矮个子，圆扁脸，大眼睛，态度十分傲慢。我不准备同他多谈，便开门见山提出启程的日期。到了约定的日期再去找他，此人不在。询问帐房，说是此人已于日前他去。我知道发生枝节，便发函质问林知渊。林知渊约见我，一见面就多方解释，并要我代向张云逸表示歉意。并说，指派的人是保安处的，他对保安处也无能为力。交涉毫无结果。
事态已成僵局。我知道这又是国民党在搞什么阴谋，留在福州无济于事。只有按张云逸的指示，去闽北找黄道，并将详情及今后行止报告了南委。
这时闽北正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红军游击队已改名为抗日义勇军，部队正在从各地分别向江西铅山石塘集中。我先到崇安的长涧源，找到闽浙赣边区党委的财务科长王忠华，而后，由王忠华派交通送我到省委，将文件交给黄道和曾镜冰，并要求他们尽速派交通送给叶飞。
稍事休息数日，我本应返南委复命。黄道和曾镜冰一再同我谈，现在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你回香港去做什么，不如留在闽渐赣工作。我想也是，但总觉得对南委应该有个交代，不然，一去如泥牛入海，总不是好办法。黄道说：“对，这好办，中央秘书长涂振农就在南昌，由他向南委打个招呼不就行了。”
我便因此留在闽浙赣工作。
三1938年1 月间，在江西铅山石塘见到叶飞。这时，闽东已经同国民党谈判。我党又派顾玉良到闽东。这次叶飞和顾玉良去南昌，就是为了向军部汇报谈判和下山的情况。
我向叶飞谈到张云逸在福州谈判以后国民党百般刁难的经过，叶飞说：“我们打了几个胜仗，他们才不得不和我们谈判。”他又笑着显了显身上穿的一套毛料军服说：“这就是国民党保安旅旅长的，一次战斗的战利品。”我说：“你就是穿了这一套衣服去福州的？”叶飞说：“不仅穿到福州，而且穿了这套衣服出席国民党的宴会。”我说：“国民党的人看了作何感想？”叶飞说：“有苦难言，心照不宣而已！”叶飞去南昌不久，又经石塘回闽东去了。
2 月间，黄道同志也自南昌回来，在石塘召开了边区党委扩大会，传达了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分会的指示。这时，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决定闽浙赣和闽东两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闽渐赣的部队改编为五团，闽东的部队改编为六团，改编就绪，即将开赴江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闽浙赣边委也改组为闽渐赣特委。在老区成立留守处；福州成立新四军办事处，由王助任办事处主任。
1938年春节前，张云逸由南昌到石塘筹建新四军第三支队机构。张云逸任新四军参谋长兼任三支队司令，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到浙江开化才到差）。并抽调一批干部到司政机关工作，我被调到支队政治部任宣传教育科科长。五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绍铭，参谋长桂逢洲，主任刘文学；六团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参谋长黄元庆。六团的政治处主任暂缺，以后到皖南才分别由张友来、刘松青先后担任的。
张云逸在石塘筹建完毕，决定再次到福建。他的任务有二：一是去福州同国民党商谈在福州成立新四军办事处，二是了解闽东部队改编情况。2 月中旬，张云逸和秘书王白如（即徐平羽）、新华社记者马骏，以及王助和我一行5 人，从石塘返福建。江西大雪初霁、杉岭上白雪皑皑，松林做生，竹丛青翠。过温林关，到福建崇安地界，气候转暖，一山之隔，气候差别竟如此之大。经崇安县城顺建溪而下，抵南平，改乘汽船沿闽江到古田县的谷口镇，在镇上江边的一家乡间客店中休息。江岸几树桃花正吐蕊怒放，江水清澈，鸭群嬉水，不竟想起“隔岸桃花三两校，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诗句。此时南京已陷入敌手，半个中国迷漫在烽烟之中，此间竟然谧静如许，国破犹觉河山美，留连景色，久久不能离去。
在谷口住宿一晚。翌日，改乘汽车，随张云逸抵古田县城。张云逸往访古田县长，得悉六团已由叶飞率领，于日前取道浦城出浙江去了。当晚，古田县长设宴款待张云逸，驻军保安旅旅长某也在座。我暗想，这大概就是叶飞身上那套军服的主人吧。席间，古田县长谈论到六团集中出发的情况，狂妄下断语说：“我看叶飞的部队，到不了浙江，就要跑光了。”
张云逸笑着回答说：“不见得，这是一支有政治觉悟的部队，不要看他们大多数是大老粗。退一步说，如果真的跑光了，不正是日本人所高兴的吗？”
县长大人碰了软个钉子，搭讪着“顾左右而言他”，转向那位旅长敬酒，着实地把他恭维了一番。那位旅长一杯酒下肚，居然得意忘形，大大地吹嘘起与蒋介石的师生关系来。
张云逸似乎有点不耐烦了，便故意问：“蒋委员长近来好吗？我和他已多年不见了！”旅长愣了一下。“我同蒋委员长还是民国初年在许崇智的幕中共过事，几十年不见了，”张云逸几乎是故意在摆“老资格”了。
张云逸在旧军队的地位很高，这位旅长毕竟资历浅，见识差，有眼不识泰山，只好调转话题，向张老前辈敬酒。
晚间，回到旅馆。马骏说：“今天是‘舌战众儒’”，有谁搭腔：“不是，是舌战群丑。”
第3 天又回到谷口，张云逸准备同王助去福州同国民党商谈组建新四军福州办事处，命我先送一封信给叶飞。于是，我沿叶飞部队开进的路线，一路赶去，到浙江常山县的球川镇才找到部队。六团一路跋涉，正在球川镇休整。我将信交给叶飞，传达了张老的口头嘱咐，沿途千万要警惕国民党的阴谋。
大约是2 月下旬，部队开进到浙江开化的华埠镇。五团、六团在道里汇合。在华埠成立了三支队司政机关。当时部队的装备很差，五团的步枪都配不齐，有相当一部分战士扛的是梭标，子弹更少。但是，部队士气很高，纪律严明，给群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连一向敌视我们的地主阶级人物也不得不满口称赞。华埠的镇长就说：“你们部队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可谓王者之师；不过你们的装备行吗？抗战以来，多少装备精良的部队都被日本人打得丢盔弃甲，你们靠梭标能打日本人吗？”抱有这样观点的人不止华埠镇的镇长。有不少基本群众也为我们担心，他们的担心是出于善意的。但是，他们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只看到武器装备，没有看到这是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部队，没有看到这支部队是人民的军队，能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能在广大的人民之间扎下深根，茁壮成长。
3 月间，支队率五、六两团由开化翻过马金岭，到安徽的歙县岩寺，同一、二支队汇合。军部驻岩寺，支队率五团驻西溪南、六团驻砖桥。在这里，军部决定成立先遣支队，从六个团各抽出一些部队，由二支队副司令粟裕任司令，挺进到江南敌后，首捷韦岗，开辟了江南茅山抗日民主根据地。5 月，六团率一、二营挺进江南敌后。8 月间，支队率五团和六团三营接替国民党一四四师红杨树到青弋江一带防务，武汉失守之后，又转移到南陵、繁昌、铜陵一带开展游击战。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节选一、江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随即渡过长江，沿津浦铁路北犯，与华北南下日军会攻徐州。另两路日军沿扬州、芜湖北犯。中国第五战区第十一集团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在沙河集、明光、池河等地与日军激战。1938年5 月19日，徐州失陷。在这前后，淮南地区的蚌埠、滁县、九龙岗、舒城、合肥、寿县、巢县、和县、含山、江浦、六合、仪征等地相继沦陷，第十一集团军、二十一集团军相继西撤，地方政府逃散，土匪蜂起。处在日军铁蹄下的淮南地区人民饱尝沦亡之苦，纷纷揭竿而起，抗击日寇，保卫家乡。同年6 月，日军沿江淮孔道从浦（口）信（阳）、安（庆）合（肥）公路，穿越大别山麓西攻武汉，第五战区主力撤往平汉铁路以西，留廖磊部在敌后大别山区坚持，改番号为鄂豫皖游击司令部，由廖磊接任安徽省主席。6 月至8 月，舒城、六安相继失陷，安徽省政府（原驻安庆），由六安再迁至立煌（金寨）。
1937年10月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全军共10，300 余人。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桐柏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东进时由戴季英接任），吴先元任经理部主任，全支队3100余人。日军攻陷南京，继续北犯，会攻徐州，江北战局危急。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项英：“高俊（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同年12月29日，周恩来在武汉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临时联席会议，听取傅秋涛、高敬亭、张青萍分别汇报红军长征后，留在湘赣、鄂豫皖、鄂豫边的红军坚持游击战争和党组织的情况，认为这些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在极艰苦条件下英勇奋斗，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其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就鄂豫皖红军改编、东进抗战、开辟根据地等进行了一系列部署。1938年1 月，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鄂豫皖红军以一部参加新四军整编，余部仍在鄂豫皖边界力求发展，以扩大和发展中州游击运动。同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武汉向高敬亭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力量的指示，要四支队从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河南省确山县竹沟东进抗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2 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鉴于日军以突破黄河、夺取武汉为新战略中心，会议决定在长江、黄河间设立一个军区。还决定武汉不守时，从长江局转移一部分干部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建立长江、黄河间的领导机构。2 月，叶剑英、罗炳辉分别赴七里坪、信阳县邢集，动员红二十八军和桐柏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东进抗日。
1938年3 月，攻占蚌埠的日军北犯徐州，高敬亭率新四军第四支队从平汉铁路附近的七里坪、邢集出发，东进到以合肥为中心的淮南铁路两侧地区，在第五战区战斗序列内，参加津浦、平汉战区抗战，在徐州会战中，奉命担负开展淮河流域的抗日游击战争，第四支队司令部驻舒城西南山区西港冲。5 月12日，第四支队一部在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日军，新四军首战告捷。
1938年5 月19日，徐州失陷。5 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致长江局，要求立即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工作，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使高敬亭支队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在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内，即应建立一个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工委，其主要任务为，发动游击战争。江苏省委即应派一些得力干部去。6 月，日军重兵集结合肥，西犯武汉，新四军第四支队在东线参加保卫武汉战役，经连续作战，歼西犯之日军近千名，炸毁日军汽车百余辆，收复淮南铁路两侧地区广大国土，并于同年冬攻克庐江、无为两座县城。在中共安徽省工委（后为鄂豫皖区党委、皖东工委）的配合下，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敌后“初步开创了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同年7 月，以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成立第五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治委员，周骏鸣任副司令员，赵启民任参谋长，方毅任政治部主任。同年夏、秋在以张云逸为书记的江北指挥部前委的领导下，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和发动群众，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县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仍坚持巢县、无为地区的抗战，一部进至和县、含山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同年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员陈毅、副指挥粟裕组织苏皖支队北渡长江，向仪征、扬州、天长、六合地区挺进，与第五支队罗炳辉部会师，开辟该区抗日根据地。至此，皖东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1939年11月，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偕徐海东率中原局机关进入皖东敌后，与驻定远藕塘附近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合。1939年12月和1940年1 月、2 月，刘少奇连续召开中原局会议，贯彻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方针，并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在中原局、刘少奇和江北指挥部指挥下，皖东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粉碎了日军4000余人对皖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大“扫荡”并在江北游击纵队以及前来增援的苏皖支队、苏北挺进纵队和李先念部豫鄂挺进纵队配合下，击退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进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第四、第五支队司令部的国民党军李品仙、韩德勤部，胜利保卫了皖东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指出：四、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1940年3 月21，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发动群众击退反共势力进攻，巩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致胡服及江北新四军负责同志并告项英及朱、彭，中共中央指出：“你们的决心及布置，均是正确的，望坚决执行。在这种坚决方针之下，发动新四军全部官兵的积极性，发动凤阳、定远、合肥、无为、含山、全椒、和县、滁县、嘉山、来安、盯眙、天长、江都、六合、江浦等十五县数百万民众的积极性，肃清反共势力，建立民主政权，争取中间势力，争取一切进步的及中间的国民党，并极力讲究作战方法，就能各个击破反共势力的进攻，并在这种艰苦斗争中巩固这个战略上极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期，反共派的进攻是没有人民援助的，你们的自卫战争是能够胜利的。八路军正设法援助你们，但你们不要靠外面的任何援助，要用完全独立自主与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一切进攻者。”中共中央急令华北八路军黄克诚部增援华中新四军。皖东新四军经一个多月的苦战，终于将李品仙、韩德勤部击退，取得定远自卫战和半塔保卫战的重大胜利，为建立皖东抗日民主政权创造了条件。6 月下旬到7月上旬，我军又平息了国民党顽固派策动的津浦路东来安县屯仓、天长县大通等地反动地主暴乱，击退从淮（安）宝（应）间来犯的韩德勤军。8 月，罗炳辉、张劲夫等率新四军第五支队、第四支队第七团开辟淮宝抗日根据地，并与南下驰援皖东的八路军黄克诚部会师，打通了皖东、皖东北和苏北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