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扫荡”、反磨擦斗争取得胜利之后，中原局不失时机地指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委任皖东各县县长，将鄂豫皖区党委从大别山撤到皖东的千余名干部派到各县，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在刘少奇直接领导下，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于1940年3 月17日在定远城成立，魏文伯任县长。接着，凤阳、滁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组成定凤滁三县联防办事处，魏文伯兼主任。在这前后，嘉山、来安、盯眙、天长、高邮、宝应、仪征、六合、淮宝、合肥、和县、含山、巢县、无为等县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1940年4 月18日，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委员会办事处成立，贺希明、邓子恢、方毅先后任主任。同年8 月1 日，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委员会办事处成立，黄岩、童汉璋先后任主任，魏文伯为副主任。津浦路东、路西抗日根据地政令所及人口达200 万。皖东抗日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开创了淮南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从此，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雏形便在皖东津浦路东、路西形成。
1941年1 月13日至18日，津浦路东召开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到会议员131 名，内有开明士绅50名。会上，邓子恢作《抗日民主政府一年来施政工作总结报告》，邓子恢继续当选为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主任，方毅为副主任；邓子恢当选为参议长，爱国人士朱雨江、赵坚为副参议长。2 月，颁布《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同年9 月18日，津浦路西召开第一届第二次临时参议会，选举童汉璋为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办事处主任，魏文伯为副主任；选举魏文伯为路西参议会参议长，爱国人士刘子谷为副参议长。
皖东抗日根据地是在对日伪顽三角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不单要同日伪军不断战斗，而且还要同顽固派不断地进行自卫斗争。1940年4月至8 月，来犯的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主力被我军击退到运河以东，此后，津浦路东地区的新四军部队主要是同日伪军作战；路西地区则一直处于同日伪顽尖锐的三角斗争之中，这是淮南敌后抗战的主要特点。
二、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1941年5 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根据皖南事变以后的斗争形势，将华中抗日根据地划分为7 个战略区，建立中共盐阜、淮海、淮北、路东、路西、苏中、苏南等7 个区党委和舒（城）无（为）桐（城）庐（江）特委。皖东抗日根据地的路东、路西区党委和舒无桐庐特委统归皖东党政军委员会领导，书记郑位三。路东区党委以刘顺元、方毅为书记，管辖来安、嘉山、天长、盯眙、仪征、六合、高邮等7 个县委；路西区党委黄岩为书记，管辖定远、滁县、全椒、凤阳、合肥、寿县、定东南、含（山）和（县）等8 个县委；舒无桐庐特委书记何伟、李步新。皖南事变以后，在皖东的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副军长张云逸兼师长、罗炳辉任副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辖第四、五、六旅（分别由四、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改编）及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独立旅）、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
1941年春，新四军第二师在津浦路西粉碎了日伪“扫荡”及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巩固了路西根据地以后，主力遂转向天（长）仪（征）扬（州）地区开展破袭战，经金牛山等战斗，歼日伪军800 余人，粉碎了敌军对路东根据地的进犯。路东军民继1940年9 月粉碎日伪军10000余人的大“扫荡”后，1941年5 月又粉碎了日伪军5000余人的“扫荡”，巩固了路东根据地。
1942年，是淮南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军频繁而残酷的“扫荡”、“蚕食”，李品仙部的进攻，加上严重的干旱，给淮南军民造成严重的困难。
为了战胜困难，淮南军民坚决击退日伪军进攻，保卫敌后抗日根据地。1942年1 月至3 月，新四军第二师击退日军2000余人对津浦路西地区的“扫荡”。10月，李品仙部第171 师进犯藕塘；11月，日伪军10000 余人大举“扫荡”淮海、淮北和淮南抗日根据地，其中，由明光、滁县、定远等据点出动的日伪军3000余人向定远地区“扫荡”，均被津浦路西军民粉碎。1943年6 月，津浦路东我军在东南边区发起反“蚕食”、反伪化的斗争，攻克仪征县谢家集据点，收复仪征、江都县20多个乡，成立甘泉县，打通二师淮南抗日根据地和一师苏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8 月，二师主力一部，击退进犯六合县解放区的日军，取得桂子山战斗胜利。
为了战胜困难，淮南抗日根据地厉行精兵简政，紧缩机关，充实基层。新四军第二师主力缩编，加强地方武装，津浦路东8 县合并为4 个办事处（县）。1943年3 月，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淮南抗日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撤销路东、路西区党委，组建淮南区党委，谭震林任书记，刘顺元任副书记，辖津浦路东、路西两地委。赵启民、陈光先后任路东地委书记，李世农任副书记；谭希林、黄岩先后任路西地委书记，谭光廷任副书记。成立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辖津浦路东、路西两专员公署，汪道涵、郑抱真分别任专员。周元斌、李竹平分别任副专员。新四军第二师师长罗炳辉兼淮南军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辖路东、路西两军分区。
为了战胜严重困难，淮南军民掀起大生产运动，战胜自然灾害和敌人封锁，改善军民生活，为反攻作物质上准备。
1943年1 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从苏北转移到皖东抗日根据地盯眙县黄花塘，直接领导皖东斗争。
1943年，淮南抗日根据地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44年，淮南新四军转入局部反攻，至1945年7 月，淮南抗日根据地发展到2 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280 万，新四军第二师兵力扩大到4.4 万人，并在南京城郊建立上元县。
1945年8 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朱德总司令命令在华东的日军由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同村宁茨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军军部驻地天长地区，就日军投降事宜，接受陈毅将军的命令。新四军军部发表粟裕为南京特别市市长、方毅为副市长，黄克诚为江苏省主席，罗炳辉为安徽省主席。新四军第二师组织南京支队渡江南下，进抵南京城郊。第二师在战略反攻中，收复定远等6 座县城，占领津浦、淮南铁路各一段。9 月2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屡遭侵略，饱受屈辱。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斗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第二师歼敌2 万余名，在南京附近建立了拥有330 余万人口的解放区，第二师由其前身新四军第四支队成立时的3100余人发展为近5 万人的兵团。这是淮南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取得的伟大胜利。
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徐海东、赖传珠、高敬亭、郑位三、罗炳辉、谭震林等领导淮南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淮南军民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半塔烈士纪念塔和藕塘新四军第二师抗敌纪念塔记载着烈士们的英雄业绩，永垂不朽！
注释：（1 ）本文节选自龚意农、杨联主编的《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 版，第6 ～16页。题目和文中小题为原书第2 章第一、二节。节选时略有删节。
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筹建前后 叶建忠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民族危亡时刻，国民党被迫接受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同年10月2 日，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1938年1 月6 日新四军军部转设南昌，下辖4 个支队，8 个团，总人数10300 余人，其中，福建的人数占全军一半以上。
为了在福建开展统战工作与恢复党的组织，党中央决定在福州成立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1938年2 月党中央派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再次来福州与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谈判这一问题。2 月9 日张云逸从南昌到达闽浙赣特委所在地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随同张参谋长来福州的有王助、孙克骥、张的秘书徐平羽（又名王白如、白丁）、新闻记者马骏以及警卫员、机要员等十几人。他们一行于2 月23日到达福州，24日上午张云逸偕同王助出见福州记者并发表谈话。
1938年春节前一天，新四军第六团（闽东红军游击队）在屏南县城接到军部电报，立即开赴前线。叶飞、阮英平在农历正月初三把队伍带去了。闽东特委工作由范式人负责。叶飞等走后，范又接到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的电报，即到福州见张，张说：他此行的目的要办两件事，一是，1937年10月间在漳浦有数百人被国民党缴械，要追回人和枪。二是，谈判成立办事处。张又说，陈仪不同意成立福建办事处，只同意成立福州办事处，人数限制不超过20人。于是范式人便留在福州参加办事处工作。
1938年2 月底，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正式成立，地点设在福州市城内安民巷27号（现53号），办事处人员有新四军参议、办事处主任王助（因军部不能委任将级军衔，所以用参议名义显得位高），新四军上校秘书范式人，副官章水和。1938年八九月后又增加工作人员庄草（现名林楷），看门兼烧饭林书壮，并配备一个警卫班。办事处人员都穿灰色军装，挂“抗敌”臂章，门口后来挂上黄底黑字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的牌子（有的同志回忆当时没有挂过牌）。
办事处成立后，则致力于恢复和建立福建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号召群众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组织进步文化人创办刊物、教唱革命歌曲、义演、募捐、办美展、办夜校、支持开办生活书店、保护抗属、红属，为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5 月由于日寇进逼福州，办事处迁往南平。1940年6 月办事处接到省委有关避免遭受国民党暗算，撤退红色干部的通知，决定自动撤销，因而完成了它的使命。
办事处筹建到撤销前后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它的主要历史作用是：一、执行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积极主动“联蒋抗日”，推动全民族抗战。1937年10月中旬党中央曾派张参谋长和机要员林青第一次到福建找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谈判有关释放政治犯和福建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竟遭到陈仪无理拒绝。11月上旬，在武汉的博古、叶剑英、李克农又派顾玉良随带叶挺将军的介绍信到福建找陈仪谈判有关改编问题，陈仪逼于形势，不得不答应，但又使出调虎离山之计，以图借日本之刀来消灭共产党军队。我党为了全民族利益不计既往嫌隙，在闽西、闽北、闽东等聚集4 个团5000多人的兵力，组成新四军4 个团，另一个连，开赴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
抗日大军开赴前线以后，党中央为了团结抗战，扩大统一战线，1938年春又派张云逸、王助等第二次来福州找国民党省主席陈仪谈判，主要办3 件事：一是，在漳浦事件中我方有数百人被国民党缴械，要追回人和枪；二是，谈判成立办事处；三是，要求释放政治犯。以上三点陈仪基本上都答应了。漳浦数百人与被释放的政治犯一起由张参谋长带赴前线参加抗日，后方成立办事处，办理有关军部后勤事宜。这是我党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党的政策“联蒋抗日”的胜利！
二、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是对外的办事机构，对内则代表福州地区党的组织。福州从1934年党组织遭到破坏以后，党员失去了联系。办事处成立后，一方面积极恢复过去在福州和邻县失去党组织关系的同志的联系，如张立、江国荣等；一方面培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如何思贤、王一平、林涧青、郑震霆、卢懋榘、舒成、高力夫、梁真等。同时派出党员干部分赴各地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如连江林涧青、梁真等，古田陈必猛（即林聿时）、福清陈金来、永安王一平、沙县陈振芳。1938年5 月间办事处又提出成立“民先”，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办事处又通过卢懋榘等同志联系进步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知名人士郁达夫、楼适夷、黎烈文、杨骚、许钦文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1938年6 月，著名爱国人士李公仆来福州，请他作了“唤起民众，不做亡国奴”的讲演。10月。郁达夫、黎烈文、卢懋榘等在于山戚公祠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大会，号召团结抗日，共赴国难。
办事处还利用合法组织和一切机会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占领宣传阵地，教唱抗敌歌曲，组织歌咏队，举办美展、募捐、义演、办夜校等等，发展进步势力，团结各界爱国人士。
三、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动员和组织有志之士，献身革命。办事处通过各级党组织，组织进步青年阅读革命书籍，成立读书小组、读书会、办短期培训班，引导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办事处派何思贤、卢懋榘、林白、陈必猛、黄辰禹、郑震霆、薛碧香等到南屿和南港等地，训练武装人员，筹集枪支，派林涧青、梁真、林君玖等到连江丹阳溪东乡以办农业合作社名义，培训武装干部，准备开展游击战争。
四、争取团结抗战，反对制造磨擦。抗战初期，国民党对南方红军游击队采取“清剿”政策，妄图消灭我们军队，如1937年7 月15日闽粤边发生的“何鸣事件”，1938年3 月闽中发生“泉州事件”，都是国民党一手制造的。1938年3 月国民党顽固派突然袭击宁德我军留守处，当场打死我军警卫排长石头梯，并打伤多人。留守处被砸烂，40多位留守处人员被押送福州市。办事处成立前后对国民党制造的磨擦事件，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既揭露了敌人阴谋，又争取团结抗战，保持了我党军队的独立性。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前后 张凯每当我回忆起，自己当年在新四军中生活、学习、战斗的岁月，“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军歌的战斗旋律，便使我这个老战士的心激动不已。
多年来，我有个心愿：要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前后这段历史再回忆一下。这对于我们记取历史的教训，悼念在抗日战争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人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徐海东、罗炳辉、赖传珠诸同志，进而对展望未来，也许是不无意义的……
一1937年7 月8 日，即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的第2 天，我们的党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宣布了抗日战争的开始。同年8 月，中国工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8 省13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则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1 月6 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正式办公。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实际是政委），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全军共编为4 个支队。江南3 个支队，江北1 个支队。
1938年3 月14日，第四支队首先集中于皖西霍山县流波疃地区；继而于4 月进抵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3 月，军部亦由南昌迁至岩寺，第一、二、三支队也于4 月在皖南岩寺集结。至此，一支雄壮的抗日铁流业已出现在大江南北两岸广大地区。
新四军军部在岩寺住了一个短时期，很快转到皖南泾县的云岭。各支队经过一段短期整顿，继续东进。1938年5 月，第一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到达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同年7 月，第二支队挺进江南敌后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第三支队则进入皖南铜陵、繁昌地区。新四军的东进，有力地打击了苏皖的敌伪军，钳制了沿江向华中内地进犯的日寇军力。深入到沦陷区的各部队，大大鼓舞了敌后人民的抗日情绪和坚持斗争的胜利信心。
然而，新四军取得的每一胜利，却是十分不容易的。我们不但面对日寇的疯狂进击和蒋介石伙同地方顽固势力的干扰，而且还要同内部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等思想倾向进行艰韧的斗争。当时，我们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东进方针的过程中，的确是有过一段难忘的曲折过程。遵照党中央指示，1939年5 月和11月，先后成立了新四军江北和江南两个指挥部，势如破竹，打开了大江南北敌后抗战的大好局面。
二当时在江北的第四支队，下辖七、八两个团，另属一个手枪团，一个特务营。全支队约3000余人，由高敬亭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未到职），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林维先任参谋长。该支队根据党中央“东进”的战略方针，1938年2 月，七团和八团、手枪团分别从湖北省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省确山竹沟出发，三四月间到达安徽省桐城、庐江、舒城之间蒋冲东西汤池流波疃一带。先后收复了淮南路西的无为、庐江、襄安等城镇，为继续向淮南路东地区挺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四支队主要领导对党中央、毛主席制定深入敌后的东进方针理解不深，因此，除了八团遵照党中央的方针，继续东进深入到淮南路西的地区外，其余部队在桐城、舒城地区停留时间较长，没有及时东进。
1938年12月，中央指派军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到达江北无为地区，了解情况，检查四支队工作，督促四支队继续东进。随后不久，邓子恢同志亦由皖南到了江北地区。
张云逸、邓子恢同志到了江北以后，积极开展与安徽桂系当局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并将庐江、无为地区地方党领导的一部分游击队和人民自卫军组织起来，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由孙仲德任司令员，黄岩任政治委员。张云逸、邓子恢同志向第四支队的广大干部传达了党中央关于东进的战略方针。经过耐心工作，四支队逐步向淮南地区两侧活动。
这时，桂系当局已在大别山区暂时站稳了脚根，在日寇诱降和蒋介石的指示下，公开转向反共。四支队广大指战员对党中央的东进指示有了进一步的理解，面对这种局势，纷纷要求东进。1939年3 月，部队到达合肥附近地区。
三1939年4 月底，叶挺军长亲临江北（随行者有罗炳辉、赖传珠等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于5 月4 日在庐江东汤池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命张云逸同志兼指挥，先后任命罗炳辉、徐海东同志为副指挥，赖传珠同志为参谋长，邓子恢同志兼任江北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挥部的成立，对扭转这一地区的抗战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高敬亭同志问题处理以后，徐海东同志兼任四支队司令员，辖七、九、十四三个团。徐海东同志原是鄂豫皖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39年9 月受到党中央委派，到新四军江北部队担任领导工作。由于紧张而艰苦的战争生活，他身患肺病，又没有休息和治疗条件，病情加重，但他一直带病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特别是他兼任四支队司令员后，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向我淮南路西地区进犯，徐海东同志于1939年12月下旬，在周家岗战斗中，带病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3 昼夜，毙伤日军160 余名，并乘胜收复了大片土地。这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中取得的重大胜利，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打破了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的反动欺骗宣传。
1939年7 月，以四支队八团为基础，成立了新四军第五支队，下辖八、十、十五3 个团，罗炳辉同志为司令员，郭述申同志为政治委员，周骏鸣同志为副司令员，张劲夫同志为政治部主任。从此，五支队在罗炳辉、郭述申等同志率领下，坚持在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罗炳辉同志身高体魁，一口云南乡音。他平时总是着装整齐，裹绑腿，扎腰带，在腰上挂支左轮手枪，那身影、嗓音、风度，给人一个直观印象：确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是我军一位优秀的指挥员。日寇从津浦路滁县出发，占领铁路东边的来安县城，国民党的旧政权人员不是闻风而逃，就是附敌为逆。为了坚持保卫路东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扩大我军的影响，鼓舞路东军民的抗战士气，罗炳辉同志亲自部署和指挥，先后3 次攻打来安城，第3 次兼用火攻，消灭日军100 余人，伪军200 余人，粉碎了日伪的“扫荡”计划。从此，“罗司令三打来安城”的故事，就在淮南苏皖边区到处流传，五支队也威名大振。
五支队刚成立时，部队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基础较差，罗炳辉同志就组织领导整训部队，从基础训练做起，亲自做示范，手把手地教，有时还经常出题目考问战士，他总是讲：“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他就是这样严格要求部队的，同时对待下级或战士又是十分关怀、体贴。天气尚未转寒，他就关照供给部的同志及早为战士们准备冬衣；部队有了伤病员，他常常嘱咐炊事班的同志，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做好一点的东西给伤病员吃，部队到了宿营地，他亲自检查床铺和生活安排得怎样；休息时，就找干部掰腕子，比臂力，给战士们讲故事。那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官兵亲密无间的情景，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的拥护和爱戴。
我是1939年秋，从皖南来到江北地区的，当时军部组织了一个巡视团，共十余人。由军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陈再励为团长，军部教导总队教育长冯达飞为副团长。巡视团还带了一个20多人的服务队，开展部队和地方上的宣传、文艺活动。巡视团的任务，主要是到江北四、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检查帮助工作。这年冬天，陈再励、冯达飞两同志奉命返回皖南，我则留在新成立的江北政治部，担任组织科长。这时江北政治部才算正式成立起来，总共不到十五六人（服务队除外）。从此以后，我就在江北皖中、皖东地区与江北部队一起活动，再没有返回皖南。
当时的鄂豫皖区党委，在1939年7 月前，曾受到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没有将主要力量放在敌人占领的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而是把大批干部留在大别山国民党第五路军部队所在地，帮助五路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事实上，为国民党桂系当了“苦力”。到了1939年7 月，接到党中央指示才进行了转变，有计划地把党领导下的抗日青年和进步人士，分批转移到新四军主力活动地区。致使江北的广大地区在抗日初期未能取得更大发展，错过了1938年下半年和1939年上半年的大好时机。回忆起来，很使人感到可惜！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由于受到王明的“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使江北的局面未能有更大的发展。这种状况，一直到1939年秋冬，少奇同志到了皖东以后，才完全扭转过来。
四1939年11月初，党中央、毛主席派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以中央代表身份，到了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华中敌后军民进行抗日战争。
少奇同志到了江北指挥部以后，他为了团结教育干部，指导进行抗日斗争，与干部战士亲密无间。他走到那里，就深入到那里进行调查研究，不拘形式地找干部谈工作，谈思想，谈生活。由于我当时工作在江北指挥部，有幸亲身感受到了少奇同志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质，亲耳聆听过不少他的教诲。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磨擦，在经济上进行封锁，在政治上制造磨擦，限制“异党”，破坏抗战。他们妄图削弱新四军的力量，完全暴露了他们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少奇同志正确贯彻党中央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方针，在中原局干部会议上，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明确树立独立自主地发展人民武装，依靠群众创造根据地，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少奇同志指出：深入敌后发展游击斗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说：“我们不但要打日本鬼子，还要坚决地对国民党顽固派搞投降分裂的勾当进行斗争；如果不在反磨擦斗争中取得胜利，敌后就没有我们的地位，就没有抗日根据地。”他还意味深长地说：“抗战光说不行，要有钱，有枪；有了枪，没有家也不行，还要有个家，建立家就是建立抗日根据地。”当时，皖南军部少数领导人，在王明路线影响下，指责“独立自主”地发展部队，自搞武器，自筹抗日经费的正确行动是“人、枪、款主义”，是“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冒险政策”。少奇同志针锋相对地反驳说：“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民主的政权，人民承认它，这是最合法的！”当时，我们听了少奇同志的多次讲话，觉得茅塞顿开，心明眼亮。这对于江北广大干部提高认识，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抵制王明错误路线影响，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0年2 月，桂系李品仙在津浦路西向我进犯。少奇同志号召我们，要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坚决打退顽固派的进攻，决不让步！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一方面采取自卫，一方面做敌人的分化瓦解工作，取得了这次反磨擦的胜利。与此同时，苏北的韩德勤部向我路东地区大举进攻，妄图以东、西、南三面围攻我军兵力很少的半塔集守备部队，进而消灭我淮南地区的部队。对此，中原局决定：先留少数部队坚守半塔，主力集中到路西打退桂顾的进攻，在打退桂顽后，再将主力回师东进，解半塔集之围。并要求苏南，苏北的部队积极配合这一行动。江南指挥部陈毅司令员和粟裕副司令员，当即令叶飞同志率领的挺进纵队和陶勇同志率苏皖支队，沿运河西进，星夜赶来支援，共同向蒋介石的嫡系韩德勤部展开反击。经过十多天的激烈战斗，粉碎了顽固派的进攻，共歼敌两三千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枝弹药，残敌丢盔弃甲，狼狈地向三河以北溃退。
至此，津浦路东，路西广大地区连成了一片，津浦路南段东、西两侧，淮河以南，长江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在新四军各部队的控制之下，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半塔集保卫战胜利以后，皖东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和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精神，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除领导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外，还大力领导地方工作。领导建立了路东8 个县的抗日联防办事处和联防司令部，邓子恢同志担任主任，方毅同志为副主任，这是华中地区第一个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联防办事处在邓子恢同志的领导下，展开了大规模的群众发动工作。提出了“三七分租”、“分半给息”、“废除旧债”等口号，进行减租减息运动；规定了惩治汉奸、组建农会、组织抗日人民政府等办法，建立各级组织，进行剿匪、反霸、反汉奸斗争；同时，还从部队中派出一批干部到地方做群众工作，加强了军民团结，密切了军民关系。
邓子恢同志从事农民运动有着丰富的经验，大家称誉他为“农民运动专家”。凡派往各县做地方工作的党、政、军干部，在去以前他都要召集大家讲话，交待政策、任务，并特别强调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原则和在反顽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他主张发动农民既要靠思想教育，也要解决一些实际利益问题。他常常告诫干部，苏维埃时期的红军为什么能得到群众的爱戴与支援呢？就是因为红军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严明的群众纪律。邓老他不仅口讲，而且常常亲自深入农村，召开各种座谈会，宣传党的政策，提高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信心。由于邓子恢同志的正确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使淮南地区广大军民更加团结一致，克服各种困难，取得不断的胜利。
五但是，就在这以后不久的1940年冬至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反人民的高潮。1941年1 月上旬，蒋介石一手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地区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的八九千人遭到了巨大损失。
为了对付时局的突然变化，“皖南事变”后，中央决定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整编部队。全军共编为7 个正规师，一个独立旅。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同志为副军长，赖传珠同志为参谋长，邓子恢同志为政治部主任。
江北指挥部所属的第四、五支队和其他一些地方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下辖四、五、六3 个旅。以江北指挥部为基础建立二师师部，江北政治部改为第二师政治部。至此，江北指挥部和江北政治部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二师的师长，初由张云逸同志兼任，后由罗炳辉同志担任，郑位三同志任政治委员，周骏鸣同志为参谋长，郭述申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张劲夫同志为政治部副主任。后肖望东同志任二师政治部主任。
少奇同志去苏北。皖南事变后，经党中央批准，原来的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为华中局，统一领导华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回忆这段历史，我亲自经历和目睹江北指挥部的建立过程及江北部队的发展壮大，并且看到了新四军曲折的发展过程，它说明了这样一条真理：没有武装斗争就没有人民的政权；要进行武装斗争，就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但最主要的是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来指引。江北地区所以能够战胜艰难险阻，最根本的是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可是皖南地区，军部领导同志由于没有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不但没有使部队迅速壮大，反而遭到了“千古奇冤”，使革命力量受到了巨大损失。
虽然，我们伟大的国家已经进入了建设四化的新的历史时期，但是，这一惨痛的教训，仍每每在我们这些老战士的心中萦回。记取这一惨痛教训，对于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始终和党中央政治上保持一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想，这也是我们对在抗日战争中献身的革命先烈的英灵的最好悼念……。
注释：（1 ）张凯，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东汤池成立 杜金山 李明胜1938年3 月中旬，新四军四支队的七、八、九团和手枪团在金寨会合后，由支队司令高敬亭率领进入舒城、庐江、桐城、无为地区。为了统一领导江北之部队，于1939年5 月5 日以张云逸同志为首，在庐江西乡40华里之东汤池正式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副指挥徐海东、罗炳辉，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副主任张劲夫。指挥部和政治部分别住在八字门和屯井虞家。
当时江北指挥部所属的新四军四支队分别驻扎在舒城的东江冲、西江冲和汤池大小马槽等地，所有驻军纪律严明，军民关系非常密切。同时还成立了服务队（宣传或文工队），化装宣传，张贴标语，内容是号召民众团结起来，站在一条战线上，打倒日本鬼子。通过宣传教育，广大群众对抗日斗争情绪高涨，纷纷要求参军，仅在东汤池参军即达600 多人。江北指挥部成立后，除整编四支队外，以周骏鸣领导的八团为基础成立新四军第五支队，罗炳辉任支队长。
1939年冬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奉中央指示向东伸延。叶挺军长渡江至皖北，于1940年5 月初在东汤池月形地，召开千余军民联合大会，号召加强团结，反对分裂，站在一条战线上，打倒日本鬼子。
同年5 月底，江北指挥部离开东汤池和舒城东进抗日，所属部队全部开拔到津浦路西之定远、全椒两县交界地区的青龙场、白龙场、周家岗等地，开展抗击日寇斗争。
当时，江北指挥部离开东汤池，留下老七团所属的庐南游击大队之郑子铮同志，坚持庐南、桐城、无为边境，开展抗日活动。
新四军第二师和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周骏鸣肖望东刘顺元等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过去50年了，我们在新四军第二师工作过的同志，对二师的抗战历程和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新四军第二师是皖南事变后，由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其所属部队整编而成的，是坚持华中抗战的主力部队之一，在长期尖锐复杂的日伪、顽、我“三角斗争”中，转战在淮南的广大地区，坚持抗日。在抗战中，不但要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还以很大的兵力执行对西防御的任务，反击顽军的破坏和进攻，并协同兄弟部队向东发展，为淮南和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新四军第二师的发展壮大与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淮南抗日根据地是在反“扫荡”、反磨擦斗争中，于1940年3 月以后创建起来的。它位于淮河以南的津浦铁路两侧，是联接我皖江、淮北、苏北、苏中根据地的枢纽地带，它对南直接威协日伪的指挥中心南京，对西防御桂系顽军（简称桂顽）东犯，是我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前卫，是支援、配合友邻地区创建、巩固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要地。
我二师在与日、伪、顽反复较量中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是由二师部队和淮南地区的特点与条件决定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先后设在淮南多年，直接领导和指挥我们抗战；二师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抗日方针和政策，正确地处理了日伪、顽、我“三角斗争”的矛盾；淮南地区的党政军民对部队和根据地的建设都很重视；二师部队有较多的红军骨干，战斗力较强；淮南地区临近南京，人民群众长期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对共产党有较深的了解，对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衷心拥护；我二师和淮南各级民主政府始终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对伪军的争取工作做得较好。这些对我二师部队的发展壮大和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回忆我二师的战斗历程，大致经过了3 个阶段一、坚持淮南，支援淮北1940年下半年至1941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德、意、日法西斯积极准备并猖狂扩大侵略战争。日军为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对蒋介石加紧诱降，对我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蚕食。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以华中为重点，发动了第2 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淮南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顽军的军事进攻、政治破坏和经济封锁下，处于最艰苦、最困难时期。日伪军不断对我进行“扫荡”，在淮南根据地周围增设据点120 余个，部署兵力约3 万人，常驻淮南地区与周围据点的日军有第十三混成旅团，伪军有第四、六师和警卫二师，“扫荡”时还从第十五、十七、六十一师团和伪军第三、二十四、四十六师抽调兵力。顽军频繁地向我进攻，经常同我对峙的先后有桂顽一三八、一七一师，第十游击纵队和第三、六、八保安团，加上土顽武装共约2 万人，向我大举进攻时还有一七二师等部参加。日、伪、顽军有时还默契配合夹击我军。我淮南抗日根据地在此形势下，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局面。
（一）整编所属部队，阻止桂顽东犯皖南事变后，为适应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反击蒋介石的反共行径，遵照党中央将新四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的命令，江北指挥部及其所属部队于1941年2 月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副军长张云逸兼师长，郑位三任政委，罗炳辉任副师长，周骏鸣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未到职），张劲夫任副主任，胡弼亮任供给部部长，官乃泉任卫生部部长。下辖3 个旅9 个主力团，1.5 万余人；两个联防司令部和地方部队9000余人。四支队改编为第四旅，旅长梁从学，政委王集成，参谋长詹化雨（后黄序周），政治部副主任张树才，辖第十、十一、十二团；五支队改编为第五旅，旅长成钧，政委赵启民，参谋长张元寿，政治部主任侯政（后祝世凤），辖第十三、十四、十五团；江北游击纵队改编为第六旅，旅长兼政委谭希林，参谋长朱绍清，政治部主任徐祥亨，辖第十六、十七、十八团；路西联防司令郑抱真，政委谭光廷，参谋长李国厚（后杜国平）。同年底，陈庆先任副司令，吕清任政治部主任，辖独一、独二、独三、独五团，1942年又组建了独四团；路东联防司令杨梅生，政委刘顺元，副司令罗占云，参谋长赵俊，政治部主任王敬群，辖独三、独四团。同时，将皖中的巢（县）、无（为）、含（山）、和（县）地区与活动在该地区的江北游击纵队第二团（缺一个营）及地方武装，划归皖江地区和七师。同年9 月后，我师又成立了军工部和社会部，吴师盂任军工部长（后王新民），侯政调任社会部长。二师通过整编更加坚强，走上新的发展阶段。
1941年1 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置抗战大局于不顾，复令“进剿”淮南区的总司令李品仙率一三八、一七二两个师向我淮南进攻，并限两个月内完成任务。
根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我二师的任务是，坚持淮南津浦路西，阻止桂顽向我东犯，确保淮南津浦路东，坚持淮南敌后抗战。作战方针是加强对西防御，配合友邻向东发展，随时准备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击退顽军的进攻。针对桂顽在路西对我蚕食、围剿的态势，以最大的决心坚持路西，保障路东，决不让桂顽越过津浦铁路向东进犯。因此，我师以路东为基地，将六旅及五旅第十三团部署于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坚持路西阵地。调四旅到路东整训和机动，并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准备策应路西作战，保卫路东。五旅旅部率第十四、十五团，继续配合兄弟部队向东发展，巩固和发展淮（阴）宝（应）、淮（阴）泗（阳）及皖东北地区。
时隔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2 次反共高潮即被我打退。桂顽经我自卫反击后，士气沮丧，又见我军斗志昂扬，充分地作好了反击的准备，遂停止了对我的进攻，于二三月撤回了向我路西地区进攻的部队，其东犯企图被我粉碎，我在路西反顽斗争的形势暂时有所缓和。
（二）粉碎日顽进攻，保卫淮南地区1941、1942年期间，路东地区的日、伪军加紧了对我蚕食、“扫荡”。在路西地区，不但日、伪军加紧对我蚕食、“扫荡”，顽军也于1941年10月以后又加紧对我进攻。为了坚持路西，确保路东，粉碎日、伪、顽军的“扫荡”和进攻，我淮南党政军民进行了频繁激烈的艰苦作战。
在路东地区，1941年4 月，日、伪军在天（长）、仪（征）、扬（州）地区增设据点，修筑天——仪公路，蚕食我路东根据地。我四旅第十二团、五旅第十五团和路东独四团等部队，在天、仪、扬地区发起了反蚕食作战，在谢家集、铁牌店、十二里岔等地，毙伤敌200余人，击毁汽车3 辆。战斗结束后，我十二团转移到金牛山以南地区。日、伪军遭我打击后，恼羞成怒，进行报复，又从扬州、仪征出兵700余人，偷袭我驻金牛山的部队，遭我四旅第十二团迎头痛击，经一天激战，毙伤日军200 余人，伪军300 余人，俘日军2 人，伪军30余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迫敌狼狈溃退。
日军在天、仪、扬地区遭我痛击后，又以5000余人的兵力于5 月28日在飞机的掩护下，对我路东地区进行报复性“扫荡”。我师四旅第十一团在来安县张山集、屯仓与敌激战两天，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毙伤日、伪军300 余人。6 月3 日，我四旅第十团在盱眙县车棚击溃了向盱眙县马坝等地“扫荡”的日、伪军，毙伤敌100 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