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有限的攻势并不是黑格所希望的。他自1915年12月担任英军总司令以来，一心想要在弗郎德勒平原上进行一次决定性的会战。他完全沉醉在他的设想之中，甚至于相信，在美国的援兵来到之前，他也可以单独地击败德军。
结果，经历夏秋两季的弗郎德勒战役成本极大。6月7日，目的有限而获得成功的米希尼斯之战，揭开了弗郎德勒战役的序幕。米希尼斯作战的头十七天，接连发射了三百五十万发炮弹，并且在一开始还爆发了19枚装有100英磅的高效炸药地雷。这在6月14日才结束，而这时英军的死亡数字已达到了一万七千人，德军为二万五千人，其中包括被俘的七千五百人。照克鲁特威尔教授的研究，“似乎在相当大规模的会战中，英军的损失要比德军少，这似乎还是第一次。” [ 作者注：《1914-1918年世界大战简史》，（1934年版），第438页。 ]
7月31日，接着便开始了第三次伊普尔会战。英军为一次会战集中这么大规模的炮兵，在英国的历史上还是少见的。总之，序幕性的射击延续了十九天，发射的炮弹约为四百三十万发，总重约十万七千吨，而且都投掷在预期的低势战场上。整个战场的表面被炸得一团糟，所有的排水沟、堤岸、水道和道路等都被破坏，造成了一片几乎无法通过的沼泽地，步兵在这种泥泞之中滚打了三个半月。当会战于11月10日结束时，德军在十英里长的防线正面上被压后推，最深的距离是五英里，牺牲的人数是二十万略少一点。然而，他们的敌人的损失，最少的估计也有三十万人。 [ 作者注：这些是B．H．利德尔-哈待的估计。由于宣传的需要，英国官方历史学家列举的数字是经过修改的。 ]
就这样，在西线战场上结束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火炮消耗战。政治家们为什么总是避免这样的消耗战，今天回顾起来，人们已不难理解了。
五、 机动性的再生
机动性的再生，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人的问题。如果没有步兵，那么堑壕仅仅是沟和篱笆所构成的障碍物而已。只有在堑壕中和铁丝网后的人和他的步枪或是机关枪，才能使堑壕和铁丝网具有战术价值。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消灭人，解除他的武装。如果不经数月的准备就能做到其中的一点，而且不破坏战场的表面，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长时期的准备会阻止奇袭的效果，而地面的破坏又会妨碍车辆的运动。
首先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德国人。1899年的海牙公约是禁止使用有毒武器的。尽管如此，德国作为参加国却无视这一公约。德国人决定，采纳邓多纳德在1812年和1825年所提出的建议，用毒气窒息在敌方堑壕中的守卫部队。他们选定了氯气，这是一种普通的商业产品，很容易得到大量的供应。氯气的排出方法，是把装有氯气的金属气筒埋在防线的胸墙里，使气体排放出来。对于英法联军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德国人还不清楚他们有了一种夺取战斗胜利的手段，并不知道积存大量的气筒来进行大规模的正面进攻。他们只把毒气攻击当作一个小型的试验来看待，而选择的地点是伊普尔突出部的东北一个地段。这是英法防线的结合部，由阿尔及利亚人和加拿大人负责防守。
进攻是在1915年4月22日下午5时发起的，一开始便是疯狂的炮击。炮击停止后，一股黄绿色的气体就从德军的防线上升起，随风飘向敌方。其效果是可怕的，一切接近正面防线的人都被窒息而死。靠近气体边缘的人，都在惊恐之中仓皇逃命。24日，德军又放了一次毒气，结果英法防线被迫后撤了三英里，退到了伊普尔附近。德国人当时未能认清的是，氯气进攻的反复使用不能获得同样的成功，因为它是可以用面具或其他的简易工具来抵御的。协约国军队立即采用—些办法，他们在1916年便开始使用防毒面具了。 [ 作者注：在1854年，邓多纳德向潘默里勋爵提出了用硫磺气作窒息剂的建议，在此之前，J.斯坦豪斯博士就发明了第一个木炭滤毒罐。 ]
氯气云的进攻有许多弊端：它的效力完全要靠风向和风速来决定；气筒也很笨重，不便于运输和装置；气筒装置以后，住在附近的人总是惴喘不安，因为也许要等几个星期才会被使用，而在这期间，敌军的炮击或是意外的炮弹都能使它们破裂。同时，这也是一种纯粹的静态攻击方法。
如果使用毒气炮弹，这些缺点也就可以随之消失。 [ 作者注：此外。对短射程来讲，也可使用迫击炮弹和李文式发射器。后者可以发射一个装有80磅气体的气筒，使气筒通过速射可以树立在浅的堑壕内，也能一次连射100到500筒。英军有一次曾对朗斯发射了2500筒。 ] 毒气炮弹大体上不受风的影响，它还可以突然集中气体对准选定的目标，而且并不需要进行特殊的训练。这可算是一种机动的进攻方法，唯一的不足便是用弹壳来作容器，因而容量太少。不过，有了光气和芥子气，这是比氯气更厉害的气体，这一不足也就部分地得到了补偿。
后一种气体，也被称为黄十字或伊普里特，是一种相当持久的化学制品，是强有力的糜烂性毒剂。这种气体很少杀死人，但是，你只要接触到它，无论是液体还是气体，都会在皮肤上严重地产生水疱。水疱是在暴露4小时到12小时之内出现的，恢复起来极为缓慢。因为空气中只要有四百万分之一的毒剂含量，水疱就会产生，所以，这种毒剂非常适合于炮弹使用。因为它的持久力不易被大地破坏，所以，只要使用少量的气体，在几小时甚至几天之后也足以导致许多人受伤。
1917年7月11日，德国人在伊普尔突出部第一次使用了芥子气。在随后的六个星期中，英军就有二万多人受伤。从那时起，英法也开始大量地制造芥子气。
1917年9月1日，冯·胡提尔将军在攻击里加防线时，第一次巧妙地运用了毒气，以达到穿透的目的。他在俄国防线上选择了一段宽度不到四千六百码的地段，把强有力的炮兵部队集中于此，平均每八码的正面上即有火炮一门。他先使阵地上到处充满毒气，然后，再实行进攻。这样，整个作战活动只在几小时之内就结束了。这一成功是依靠他的战术，其目标不是毁坏铁丝网和堑壕，而是要使防御者丧失作战能力。
1918年3-6月，德国人在西线的一些大会战中，不断地使用了这种战术。在会战中，每次发动攻击之前，他们都大量地使用光气和芥子气，想借此摧毁敌人的士气。3月21日到4月5日期间，毒气成了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 作者注：鲁登道夫将军在他的回忆录第2卷第597页中写道：“我们的炮兵依靠毒气来发挥它的作用。”在第579页他又说：“炮击是有力的，而且在短期内能使敌人的炮兵瘫痪，”并能“使敌人的步兵躲在掩蔽部里。” ] 这使得德国人把英军驱逐出了从阿拉斯到拉费里的五十英里的正面防线，而且还前进了大约四十英里。然而，在4月间，芥子气却弥漫着阿尔芒蒂耶尔的上空，以致于街道的小沟里都散发着气味。这样，德国人在没有进入之前，就已占领了这个城镇，没有付出任何血的代价。
1918年9月，美军在对圣米赫尔突出部的进攻中，以及在随后的作战中，都因受到德国毒气弹的作用而损伤严重。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的死伤总数为二十五万八千三百三十八人，其中七万零七百五十二人，就是说有27.4%是因毒气而伤的。 [ 作者注：参见A.弗里斯准将和J.韦斯特著《化学战争》，（1921年版），第388页。 ] 同时。在死亡总数四万六千四百一十九人中，因中毒气而死亡的却只有一千四百人。这就是说，死亡人数占死伤总数的24.85%，而中毒气死亡的人，只占2%。因此，与通常的看法相反，毒气在战争中是使用得最人道的武器，也是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即使防毒面具有100%的功效，但是戴上防毒面具就会减弱战士的一半战斗力，而且，对芥子气是没有什么保护作用的。
至于解决僵局办法的第二步，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要使对方的步枪和机关枪通通失效，以来解除防御者的武装。要这样做，就得有一个很大的防盾用以挡住身体，当进攻者移动时，可以由此得到保护。因为这个防盾太沉重了，不便携带，便被装在一个能自动移动的车上，而这车也必须是装甲的。又因为这种车要离开路面，穿越战场堑壕，所以也要用履带替换车轮。这三项要求便促成了坦克的发明。坦克是一种小型的具有灵活性的堡垒，它最初被称为“陆上军舰”。
这种想法也是极为古老的了。但在内燃机未发明之前，这种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僵局形成之后，英法两国许多富有想象力的人便提出了关于如何能使装甲恢复灵活性的各种建议。 [ 作者注： 参见B.H.利德尔-哈特：《坦克》，（1959年版），第1卷第2章。 ]
1916年9月15日，在松姆河会战期间，第一次使用了坦克。由于机械的故障和战场上恶劣的地形，投入战斗的坦克为数很少，但它还是显示出一种可能：只要有了改进的机器，增加它的数量，并集中使用，而不是分散出去，那么僵局就能打破。德国人的记录证明，“人们面对坦克时，感到无能为力。” [ 作者注：同上，第1卷第75页。 ] 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被解除了武装。遗憾的是，英军的高级将领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结果，直到康布雷之战为止，坦克仍然都被零星地消耗掉了。
在康布雷之战中。其目标是在12小时内不用任何种类的炮火准备，对敌军的四道堑壕防线进行一次奇袭式的突破。九个坦克营，共有三百七十八辆坦克，引导两个步兵军，穿过西线上最坚硬的堑壕体系，兴登堡防线。这一防线有很深的铁丝网保护，许多还建立在反斜面上。想要切断它们，就得要几个星期的炮击，需要几万吨的炮弹。
1917年11月20日上午6时20分，英军穿过了一片未被破坏的地面发起进攻。敌军在惊慌中撤退，到下午4时，从一万三千码的基础线上，已穿过了一万码。在第三次伊普尔会战中，这种同样没有准备的进攻却花了三个月的时向。英军俘虏了八千多人，缴获了一百多门火炮。仅就战俘数量来说，足有两个担任进攻的军所损失的人数的两倍。
由于缺乏预备队，在战斗接近尾声时，终于遭到严重的失败，但是毫无疑问，正如约米尼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提出来的，装甲在战场上的出现能够打破僵局。1918年8月8日进行的亚眠会战，确定性地证明了这点。
在这次决定性的会战中，四百六十二辆坦克配合飞机，引导英军第4集团军的三个军，在亨利·罗林森将军的指挥下进人战斗。 [ 作者注：法军的第1集团军在他的右侧协助作战，但他们没有坦克。 ] 这又是一次完全的袭击，德军纷纷逃跑，其防线迅速被突破。
在德军官方的战争日志上这样记载着；“8月8日，当太阳在战场上下落时，德军遭受到开战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这一事实已是确定无疑了。” [ 作者注：引自《英国官方历史》，（1918年版），第4卷第88页。 ] 惨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坦克所带来的恐怖心理，坦克本身的杀伤力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进攻突然发起，德军不战而逃，这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奇迹。没有坦克，就不会有人能达到这种奇袭的目的，而且是这种利用坦克的突然攻击引起惊慌。正由于增添了坦克，步兵便感到彻底地无能为力，当面前的对手不能用步枪或机关枪遏止住时，他们就本能地夸大危险，以减轻他们投降或逃跑行为的耻辱。诚然，坦克是一种物质性武器，但更应该说是一种心理性的武器。
鲁登道夫对坦克的作用所作的分析是不错的。他曾说：“我曾担心的事情，和我常提出警告的事情，在这儿都变成了现实。……8月8日我们的战斗力开始下降，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深信，从此以后，我们总部的一切计划都已失去安全的基础。至于计划，今后还可以制定，只要是在战争中可行的。但对于领导来说，就象我曾讲过的，只是具有一种不负责的赌博性质，我认为这是非常致命的事情。对我来说，德国人民的命运，这个赌注太高了。战争必须结束了。” [ 作者注：《我的战争回忆（1914-1918）》，第2卷地684页。 ]
六、 国内防线的崩溃
集中进行的毒气攻击和大规模的坦克攻击，虽然已经证明，敌军的堑壕防线是可以突破的，但是，它们只是打破了对峙的局势。要完全恢复灵活性，还需要在迅速突破之后紧接着实行迅速的扩张，但这不是用骑兵（这是当时流行的思想），而要用坦克的力量，此外，还要有越野的运输工具以提供补给，也就是说，需要履带式车辆。然而，在1918年，这些工具还不存在，所以也就不能重新获得完全的灵活性。结果，正如布洛克曾预言的那样，战争的结束不是通过战斗，而是由于饥饿和革命。
战争的延长使国力日益疲惫，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促使中欧国家崩溃的，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英国的封锁，另一个是英国政府的巧妙宣传；一个击中了敌人的要害，另一个破坏了敌人精神上的耐力。到了1917年的春天，所有的交战国都对战争非常厌倦了，以致于俄国三月革命的爆发就象野火—样地向西蔓延。法军中的兵变大部分都是受到这种感染的结果； [ 作者注：4月16日，一个在1916年被派往法国的俄国旅在他们的兵营中发生兵变，不过在三天的炮击之后被迫投降了。 ] 在俄国的德国军队也受到影响。在意大利，也是因为这一影响而造成了卡波里多的惨败，当时有四十万士兵放弃了战斗。早在5月26日，威廉·罗伯森在给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恐怕这一事实是不能忽视的，即国内已经出现不安定的现象。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是受了俄国革命的影响。近来发生了一些严重的罢工事件，而且还有更多不满情绪在酝酿之中。”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1卷第313页。 ]
战争开始之后，由于受到伦敦宣言的限制，封锁难以奏效。于是，英国枢密院颁布了一系列的命令，以逐步取消限制，达到封锁的目的。1914年10月29日发布的第二道命令，严格地限制了进入德奥两国的物资。于是，1915年2月4日，德国命令潜艇封锁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周围的所有水域，以此回敬英国。5月7日，就发生了“露西塔尼亚”号邮船被德国击沉的事件。船上有一百二十八名美国人丧生，从而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到处都是求战的呼声。英国政府利用美国舆论的主战情绪，于5月25日又发布了一道枢密院令，宣布禁止任何种类的货物进入或离开德国，对德实行全面封锁。然而，德皇由于害怕美国人的愤怒，命令停止对客船和所有中立国家的船只进行攻击，此决定一直延续到1917年1月31日。此后，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德皇宣布采取无限制的潜艇战政策。于是，美国又于4月间向德国宣战。
封锁影响所及，使敌国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每一家工厂和每一个农庄，都受到威胁。而且，到了1918年夏季，如果不是有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小麦救急，那么，中欧国家恐怕都会由于饥饿而投降。从1914年8月起，到1918年夏季，奥匈两国的牛，由一千七百三十二万四千头减少到三百五十一万八千头，猪从七百六十七万八千头减少到二十一万四千头。 [ 作者注：《军事行动——意大利1915-1919》，（英国官方历史，1949年版），第379页。 ] 而且，据估计，在实行封锁的最后两年中，德国有“八十万非战斗人员死于饥饿或因营养不良而引起疾病。这比英国船只上那些被潜艇击中而淹死的人还要多出五十倍。” [ 作者注：A.布赖胤特：《为完成的胜利》，（1940年版），第3页。 ]
封锁为撒播宣传的种子开辟了一片肥沃的士地，就连美国内战也不例外。在以往的战争中，还没有这样的恶毒和卑劣。在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时期，各交战国不仅不到敌国去策动叛变，反而防范这种事件发生。拿破仑如果在1812年鼓励俄国的农奴和乌克兰人造反，在百日政变中在法国煽动起革命，那么，情况对他会是很有利的。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 作者注：恩格尼·塔尔：《拿破仑》，（1986年版），第289、381页。 ] 惠灵顿公爵曾亲口说过，他害怕在任何国家中煽动起来的革命。1871年，俾斯麦对巴黎公社没有采取友好的态度。在过去的时代中，进行战争，其目的只是为了改变敌方的政策，而不是改变敌方的政府，即政策的制订者；只是要改变政府的思想。如果政府被推翻了，也就没有稳定的当局来进行和平谈判。那个时候，世界仍是有理智的，因而在敌国中造成无政府的社会状况的思想，被认为是违反常识的。
宣传战是杰出的、民主性的工具。它的目的是要支配群众的心灵，即卢梭所谓的“全民意志”。它的目标可分三类：一是在本国防线上激励群众的心理；二是争取中立国家群众心理的支持和拥护；三是搅乱敌方本土防线上的群众的心理。
为了达到第一类目标，就必须唤起潜伏在人们心中的部落性本能，而且为了激化这些本能，就得把敌人变成魔鬼。
为了达到第二类目标，就要使中立国家承认并且相信这些宣传都是事实，就用英国在美国所进行的成功的宣传那样。例如，英国宣传说，德军士兵曾砍断了比利时儿童的手指，把战俘钉在十字架上，等等。这种宣传激发了美国人的仇恨，从而使他们疯狂地投人到战争中来了。只有在交战的条件下，在宣传的蛊惑下，并在一个国家内行成为普遍行动，这种疯狂才能被理解……有时，几乎是一种原始的狂喜控制着美国人民。这种狂喜曾被一种难以忘怀的方式作了如下的表述：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仇敌。这是促使人们振奋的。人们记得，在新英格兰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曾有人提出，抓获德皇后，要把他下油锅。这时，整个观众席都站了起来，歇斯底里地尖叫。表示赞同。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心情，正是这种疯狂的热情占据了我们的心。” [ 作者注：《1914—1917年英国在国内和在美国的宣传》，（1935年版），第67-68页。 ]
莫里森和康马杰写道：“整个战争中一个最惊人的事情，就是一个政府很容易用近代的技术和群众的建议使其人民相信谎话，尽管这个民族是有理智的，是有个人主义和民主化的背景的。” [ 作者注：《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1942年版），第2卷第479页。 ]
为了达到第三类目标，就要从心理上使敌人堕落，破坏其人民和军队的忠忱——解除他们精神上的武装。这种攻击的形式是如此的阴险，以致鲁登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再三地提到它，认为精神上的破坏和封锁是使德军失败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他写道：“封锁和宣传被齐头并进地用来对德国的种族和精神作战。这对德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当战争延续时，这种负担就变得更加沉重……封锁和宣传逐渐地破坏了他们精神上的决心，动摇了他们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它使德国许多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逐渐消失。唯我至上……我们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敌人的宣传和布尔什维主义鼓吹的革命思想，德国人很容易接受……致命的学说在群众中传播。在国内和前方的德国人民都受到了它的致命打击……敌人的宣传麻醉着我们。这种宣传受到了强烈的群众暗示的影响，它和军事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是不择手段的……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从1918年开始，宣传更注重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内容。战争被描绘为上层一万人以牺牲劳动者为代价的行动。因此，德国的胜利也就是劳动者的不幸……在中立国家中，我们也遭受到一种精神上的封锁……我们丧失了一切信誉，而敌人的信誉却无限地增长……美英两国宣传的明显的目标，就是要逐渐地达到在德国内部发生革命的目的。” [ 作者注：《我的战争回忆》，第1卷第360-368页。他还写道：德国政府不理解宣传的性质，他们反对宣传，因为他们认为，宣传是太炫耀、粗俗。（第1卷第380页）所以，在德国没有宣传部。（第2卷第701页。） ]
鲁登道夫提到，从1918年初开始，联军的宣传就是以社会革命为内容。很明显，他所指的是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这是威尔逊总统在1月8日宣布的。一个月以后，总统又进一步宣称：应该没有割地、赔款和惩罚的要求，承认民族自决是最重要的原则，一切领土问题的解决都不应违反有关人民的利益。
“十四点”的提出，虽然不是为了宣传，但实际上却是最厉害的宣传工具。它们抓住了厌战世界的幻想，并且给德国一个通过谈判和平地结束战争的机会。虽然在那时，德皇和他的顾问们拒绝考虑这些，但是它们却已渗透到德国人民心灵的深处，最终使战争得到一个极不光彩的结局。
8月8日的会战，以及随后的失败，使鲁登道夫极为震惊。9月28日，他来到兴登堡的房间，提议立即停战而不能再拖延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不考虑在东面放弃任何领土，我们以为，协约国必须完全地认识到，布尔什维主义对它们的威胁和对我们的威胁是同样巨大的。” [ 作者注：《我的战争回忆》，第2卷第721页。 ] 在这一点上，他正好估计错了。
10月3日，德国总理致书威尔逊总统，表明德国政府接受“十四点”和随后的各次宣告，以此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接着，双方便开始了外交接触，直到10月23日为止。这时，威尔逊总统进而意识到，由于革命条件的奏效，需要补充到他的计划中的一个事情，应该是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维持欧洲现存的稳定性，而不是在试图增添敌人现存政府的活力，也就是说，应该不是考虑削弱他们，而是要摧毁他们。那一天，他告诉德国政府，如果他被迫与德国的军事统治者和贵族进行和平谈判，他要求的就不是和平谈判，而是全面的投降。这也就是说，要迫使现在的德国政府退位，而让—个革命性的社会主义革命集团来取代它。11月3日，一批德国水兵在基尔发生兵变，连柏林也很快卷入到了革命的激流之中。9日，德皇退位。11日，在康宾森林中的里松德斯火车站，协约国和德国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
奥匈帝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威尔逊总统曾坚持认为，使奥匈帝国内的斯拉夫人得到完全的满足，是休战的条件之一。结果，在布达佩斯、布拉格、莱巴赫、希拉杰弗、克拉科夫和仑堡等地都建立了独立的政府，并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中立政府以取代中央行政机构。11月12日，奥匈帝国皇帝卡尔宣布退位。随后，在维也纳宣布成立了一个共和国，古老的奥匈帝国从此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样，也就在欧洲种下了一个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