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F. C. 富勒 [英国]
[出自《战争指导》]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
二、 1939——1940年同盟国的战争政策
三、 1940年的闪击战
四、 俄国和德国的国内战线
五、 罗斯福总统的反日亲俄政策
六、 战略重心的转折点
七、 对德国的战略轰炸
八、 灾难的建筑师
九、 向俄国的投降
十、 战术的重大转折
十一、 从胜利到失败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
如果战争是政治的有效工具，那么政治就必须以实际的军事条件为基础。这在1914年可以说是正常的。战争是沿着有长久历史的边界展开的，双方装备相当，都以一种惯用的方法进行战争，并保持传统的思想路线。可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特别是战后的阶段中，就出现了非常不同的条件。在军事方面，采用了新式武器；在政治方面，产生了悲剧性的革命后果。革命开始向十九世纪的文明挑战，并且使战争性质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些革命中，最重要的是困扰着俄国和德国的革命。俄国革命是以列宁和斯大林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德国革命则是以希特勒在国家社会主义党中提出的教条为根据。二者都是极权主义，包括了战争的所有形式。它们在战争中的目标，不仅是以武力强迫自己的对手接受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政策，而且还要在思想上、经济上和社会上改变对手的民族结构。这就意味着下一次战争将是各种思想之间的斗争。有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纳粹主义思想之间的斗争，当然也有战斗部队之间的斗争。然而，由于民主国家的思想所代表的是每个独立国家的主权和其人民的自由意志，所以它们的假想敌人并不是德、俄两国的广大人民；相反，它们的敌人，一方面是要求种族优势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包括那些在德国之外的有关人员在内；另一方面，是苏联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它也是影响到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的。简单地说，思想比人口和军队更重要了。要想有效地战胜对方，就必须彻底毁灭其思想。这也就是说，必须用一种更容易被接受的新思想去取代旧思想。
由这些对立的思想，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战争观念：民主思想是要解放被奴役的人民，或者是防止他们被奴役；纳粹主义思想是想从种族和地理两方面来扩张第三帝国；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想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来促进世界革命。对民主国家来说，和平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即停止战争；对国家社会主义党来说，和平则是孕育战争的时机；而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和平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如果就俄、德两国的战争观念加以比较，那么，前者的观念是包罗万象的，因为它的思想是全球性的，它的战争是连续性的，所以对民主国家的威胁就更大。值得注意的问题，不是希特勒是否比斯大林更可恶，或是斯大林比希特勒更坏，而是他们之中，哪一个人的目标对民主的生活方式更具有危险性。
在1914年，就所有的企图和目的来说，交战各国都是坚固地统一的国家，它们的人民都忠诚地支持各自的政府。但是到了1939年，特别是在已经建立了革命政府的那些国家中，存在着广泛的反动性的内在战线。而在其他的许多国家中，共产党、法西斯党、纳粹党都已生根，它们对民主是一种挑战。如果谁能对这些战线和运动加以利用，并取得它们的配合，那么，他就足以从内部攻击自己的对手。这对于思想斗争和武装斗争都是同样重要的。战争仍然是战争，只是它已经变得更复杂了。不过尽管它是复杂的，克劳塞维茨的关于“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个格言，仍然还是适应的。
二、 1939——1940年同盟国的战争政策
1937年6月28日，当张伯伦先生担任首相时，他比他的任何一个前任都更坚定地相信，欧洲的命运决之于英、德两国的合作。在1925年到1930年期间，兴登堡元帅的外交部长斯特斯曼先生曾努力谋求过英、德合作，但—切都付诸徒劳了。从此以后，英国的每一届内阁都不曾考虑这个问题。而且更加不幸的是，在希特勒当权以后，鲍尔德温政府对国防的关心，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因此，张伯伦开始执政以后，并没有军事力量来支持他的外交政策，只好对希特勒实行安抚策略。那时邱吉尔先生只是国会中的一个议员，但他建议采取另一种方法，即与俄国人联盟 [ 作者注：邱吉尔曾四次呼吁组织法、英、俄三国同盟。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213， 229、285、293页。 ] 。张伯伦对此很不满意。1939年3月26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必须承认，我对俄国是极不信任的。我不相信它会有能力维持一个有效的攻势，即使它想这样做。而且，我也不相信它的动机。在我看来，俄国希望所有的国家都对它唯命是从。这是与我们的自由思想相距甚远的。此外，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等等小国，也是仇恨和怀疑俄国的。” [ 作者注：引自费林著：《张伯伦的一生》（1946年版），第403页。 ]
假如俄国可以信赖，那么邱吉尔的建议就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张伯伦对于斯大林的意图的推测，要比邱吉尔准确很多。尽管如此，要了解张伯伦为什么决定向波兰提出保证，仍然很不容易。因为那是一种稍加伪装的欺骗。费林曾经解释说，他决定这样做，是因为有消息说德国人马上就要对波兰发起突然袭击。
因为不能以权力的平衡来作为他们战争政策的基础，所以，在1939年9月3日，即希特勒入侵波兰的两天之后，英、法宣布，要对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发动一个“思想十字军”。在英国下议院中，邱吉尔用明确的语言对战争的目标作了说明。他说：这不是为但泽而战，或是为波兰而战的问题。我们是为拯救全世界不受纳粹主义的蹂躏而战。是为了保护人类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而战。” [ 作者注：《议会辩论》第5集，第351册，第295号。 ] 因此，这场战争也就是善与恶之间的决战。
除非德国境内的反希特勒势力强大起来，足以推翻纳粹的统治，否则，这种正义的十字军也不会有什么愉快的结局。张伯伦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也知道希特勒的一些将军是支持反对派的。1938年8、9月间， [ 作者注：参见里特著《德国的抵抗》，（1958年英文版），第95页和101页。 ] 反对派通过他们的代表与英国外交部取得了联系，所以，张伯伦于1939年9月4日对德国人民发表广播演说时，展开了思想攻势。他说：德国公民们，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并不是对你们作战，对于你们，我们是没有恶感的。我们是要打倒一个暴虐的政权。” [ 作者注：《德国的抵抗》，第142页。 ] 显然，他的目的是要刺激反对派。从此以后，分化德国内部便成了他的政策中的主要之点。
波兰被打败以后，为答复希特勒的和平建议（这一和平建议曾被英、法政府拒绝），张伯伦说：
“我们不打算剥夺德国在欧洲的合法地位，然而，那个德国必须是一个与其他国家保持友谊和信任的国家。”“我们期待着，时机一旦来临，就能通过谈判和协商来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不是抱着复仇的动机来参加这场战争的，而是为了保卫自由。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而寻求物质利益。我们也不愿意提出任何伤害德国人民自尊心的要求。” [ 作者注：《关于德波关系的文件》，（1939年版），第144号、第195页。 ]
1940年2月中旬，英国外交部的两名代表在瑞士奥齐会见了德国反对派的成员，并把随身带来的一份英国政府的五点建议草案交给了这个德国人。这五点建议是：
（1）英国政府保证；当德国的反对势力由于采取行动而引起危机时，决不乘机在西线发动任何攻势去造成德国在军事上的不利地位。
（2）英国政府宣布，她准备和一个对持久和平有信心的新德国政府合作，并且愿意向它提供必要的财政援助。
（3）在没有和法国政府协商以前，英国不能提出更进一步的保证。如果得到了法国的谅解，进一步的保证也就会有可能。
（4）如果法国也愿意参加和平谈判，最好也把德国反对势力准备在国内采取行动的大致日期，事先通知法国。
（5）如果德国反对势力希望西方国家采取一个能够分散注意力的作战行动，以使他们的行动更容易成功，英国政府准备在可能的范围内满足他们的要求。 [ 作者注：《德国的抵抗》，第158页。 ]
里特还写道，如果认为英国人从一开始就不理睬德国的反对势力，那么简直是一种神话，至少在‘空谈战争’阶段是绝不可能的，就是在张伯伦的政府中也是不可能的。” [ 作者注：同上，第163页。 ]
1939年9月3日，邱吉尔当上了英国的海军大臣，在战时内阁中获得了一个席位。于是，他又故技重演，设计了各种旨在旁敲侧击的、分散性的行动。9月7日，他命令海军参谋部准备一个“突入波罗的海”的计划，并将它命名为“凯赛琳”，凯赛琳是俄国一位女皇的名字。邱吉尔说“俄国在我思想的背景之中”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364页。 ] 十天后，俄国人侵入波兰，并吞并了波兰的一半领上。 [ 作者注：关于这一事件，邱吉尔说 我对于他们是不抱任何幻想的，我知道他们只顾自已的私利而不会遵守道德。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351页。 ] 10月1日，邱吉尔又在广播中说：“我不能向你们预言俄国的行动，那是一个藏在闷葫芦里的谜。” [ 作者注：同上，第1卷第353页。 ] 事实上，只要你对苏联有关外交政策的书籍稍加研究，你就会发现，二十多年来，苏联的行动是没有改变的：即在国内维持和平，而到国外去制造混乱。
邱吉尔的第二个分散行动，是1940年4月间的纳维克远征。他把这次战斗行动称之为“我的杰作”，并对它充满了信心。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493页。 ] 然而，结果却是惨败而归，并且断送了张伯伦内阁的生命。而邱吉尔本人，却是因祸得福，1940年5月10日，他继张伯伦担任了英国首相，并兼任国防大臣。有了这两顶桂冠之后，大英帝国的战争指导大权就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了。
邱吉尔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他敢于冒险犯难，情势越艰险，他的精神越是抖擞。他的才华，他的风度，以及他那种决计要消灭敌人的信心，对于唤起一般人的直觉是有感召力的。这些品质，使他成为了杰出的战争领袖。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国家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然而，正如拿破仑所说的那样：
“一个统帅最首要的条件是有冷静的头脑，要能接受各种事物的正确印象，决不为好消息或坏消息所迷惑。……有一些人，由于其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特殊，往往只注意到某些细节就主观地拟构全图，使事物蒙上幻想的色彩。这种人……终究不适宜于统率军队，不能指挥大军作战。”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2卷第182—183页。 ]
邱吉尔对于上述的要求，究竟能满足到何种程度呢？我们不妨根据他最亲密的下属说的话来进行判断。
伊斯梅将军说：“你不能用通常的标准来判断这位首相。他是你或我所不曾见过的怪人。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他不是在高潮中，就是在低潮中；他有时象安琪儿一样的安详，有时又象是火山一样的猛烈。他总是走极端，从不知道中庸之道。他是一个自然的孩子，他的性格就象春天一样变化无常。” [ 作者注：从1940年5月到1945年7月，伊斯梅是邱吉尔任国防部长时的参谋长。 ]
阿兰布鲁克元帅曾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描写过邱吉尔：
“毫无疑问。邱吉尔自以为他继承了其祖先马尔波罗的所有军事天才。他的军事计划和思想是瑕瑜互见的，有时代表着一种最卓越的观念，有时又代表一种最荒唐和最危险的想法。……他在演讲中，常常把情况讲得很糟糕，有时更是声泪俱下，……他的最大弱点，也许是从来不能一下子就把整个战略问题看清楚。他目光总是盯在画布的某一部分，而忽略了其余的部分……他常常不能纵观全局，特别是当许多的幻想妨碍着他，使他暂时地专心于应付行动时，他这个弱点就显得更加严重了。” [ 作者注：阿瑟·布赖恩特：《时机的转变》（1957）第415，502，723页。阿兰布鲁克从1941年12月起，一直到战争结束，是英帝国参谋总长。 ]
约翰·肯尼迪少将也曾说过：“他是非常顽固的，象是小孩一样，决心要得到那些被禁止的玩具。你向他解释说，那些玩具会割破手指，或是会伤着他，结果毫无用处。你解释得越多，他想得到的欲望就越强烈。”“无论是什么思想，也不管是多么荒唐，一旦被提出，他都会立即下令去仔细研究，或是下令制定计划，要不就是二者同时进行，而且都要求是高速度……为了适当地应付这种情况，最好是有两个参谋部，一个专门应付这位首相，另一个则来对付战争。”……每一个人都承认和欣赏邱吉尔的伟大素质。可是，几乎没有人不怀疑他的素质对他控制战争机器的方法能起适当的补偿作用。 [ 作者注：约翰·肯尼迪爵士的《战争事务》，（1957年版），第275， 173和61页。从1940年10月到1944年底，肯尼迪负责陆军的作战指挥。 ]
邱吉尔在出任首相的两天之后，曾召集下议院对新内阁作了一个信任投票，并且发表了题为《血、汗和泪》的演说，宣布了他的政策。
他说：“你们要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进行战争。我们要用上帝给予我们的一切力量，在海上、陆上和空中进行战争。我们要用战争来打倒这个人类罪行史上空前的暴政。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要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那就是“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不顾一切恐怖的胜利，不管道路还有多长，还有多么艰难，都要取得胜利……来吧，让我们团结一切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朝着这条道路前进。”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第24页。 ]
在战争中，胜利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法，而对于真正的政治家来说，战争的目的应该是和平。直到十一点的钟声敲过以后，邱吉尔才明白了这一点。可是时间太晚了，已经无法补救业已造成的残局。从1940年5月13日起，对他来说，战争就是“击败、毁灭和杀死希特勒，而其他的一切目的，或者说目标，都被排除在外了。” [ 作者注：同上，第3卷第21页。 ] 因此，到1948年3月，他为编写自己的伟大历史而写前言时，极为忠实地写道：“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已经导致了一个颠狂的世界。”他还不胜感慨地说：“千百万人的努力与牺牲，换来了正义的胜利，可是，我们仍然没有找到和平与安全，而且，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危难，比我们已经克服的危难更加恶劣。人类的悲剧已经达到了它的顶峰。”
三、 1940年的闪击战
战略性瘫痪理论找到了它的实际代表，那就是古德里安将军。他出生于188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阅读了一些有关坦克以及坦克战术理论的英文书籍和论文，同时还阅读了戴高乐将军的一些著作，他开始对装甲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瘫痪敌人指挥系统的观念，早在1918年就已经形成了。因此，坦克和飞机的发展，以及各种类型的反坦克武器的采用，要求对这一观念加以修改。例如除非坦克能在夜幕的掩护下急速而准确地行进，否则，它在主力进攻之前就捣毁敌人的各级司令部的设想就不可能实现。但是坦克做不到，而且现在仍做不到。古德里安对此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只要来一个突然迅速的打击，突破敌人的正面防线，那么敌人的指挥系统同样会完全瘫痪。简单地说，他的观念是以B. H.利德尔-哈特所称的“间接路线”为基础的，即目标保持不变，而方法可以不同。这就是他对瘫痪理论的一种贡献。
1940年2月，希特勒召集他的高级将领开会．讨论对法国的作战问题。在各个集团军和军的司令官发言之后，当时担任第10装甲军军长的古德里安，在曼斯坦因将军的强力支持下，向希特勒解释了他将如何使自己的军在第四天到达马斯河，并且在第五天就渡过这条何。于是希特勒向他；“那么以后你又准备做什么呢？”古德里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是第一个想到应该向我提出这个重要问题的人。我答复他说：‘除非我已经接到了其他的命令，否则在第二天我就会继续向西推进。最高统帅应该决定我的目标是亚眠还是巴黎。照我个人的看法，正确的路线应该是经过亚眠，直向英吉利海峡进发。’希特勒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只有布西将军，他所统率的第16集团军位于我的左翼，突然高声喊出来：‘好吧，第一点，我首先就不相信你可以渡过马斯河！’这时，希特勒脸上现出了紧张的神情，用眼睛注视着我，看我怎样答复这个挑战。我说：‘无论如何，总不需要你来代劳呵！’希特勒没有再说话。” [ 作者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1952年英文版），第92页。 ]
英吉利海峡是古德里安的第二个目标。从色当附近的马斯河算起，它在西面一百六十英里之外。所以，布西将军感到吃惊是毫不奇怪的。按传统的观念，只能把目标选在该河西岸十余英里左右的地方。正因为如此，这长距离的目标也就显示了古德里安闪击战的秘密。
这是把机动当作一种心理武器来使用的：不是用杀伤而是进行运动；运动不是为了杀伤，而是要在敌人的后方造成恐惧、困惑、疑虑和混乱，使之谣言四起，直到产生最严重的恐慌为止。总之，它的目标不仅是要瘫痪敌人的指挥系统，而且还要瘫痪敌人的政府，而这种瘫痪又是和速度成正比的。如果借用丹东的话来说：成功的秘诀就是“速度，更高的速度，永远有增无已的速度”。为此，又要求“大胆，更多的大胆，永无畏惧的大胆。”
1940年5月，德国部队组成了A、B、C三个集团军群，正式入侵法国。C集团军群用来牵制马奇诺防线，A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则在它的北面。B集团军群的正面是从荷兰边界上的温特尔斯维克到亚琛，A集团军群的战线是从亚琛一直延续到C集团军群的右恻。A集团军群的编成内有三个集团军，第4集团军在右翼，第12集团军在中央，第16集团军在左翼。德国当时总共有十个装甲师，第5和第7两个装甲师配属给了第4集团军。第6和第8装甲师组成为第41装甲军，由莱因哈德将军领导。第1、第2和第10装甲师组成为第19装甲军，由古德里安指挥。这两个装甲军组成一个坦克集群，由克莱斯特将军统一指挥，集结在第12集团军的进攻地域之内。这个坦克集群加上它的右邻由隆美尔将军指挥的第7装甲师，构成一支突击力量。它的任务是要通过阿登地区前进，渡过迪南特和色当之间的马斯河，并突破敌人的防线。要想弄清楚闪击战的实况，只要跟随古德里安的军一起行进就可以了。
5月10日发起了进攻；11日，法军在阿登地区的前卫部队向西渍退。12日，古德里安便拿下了破仑，在夜幕降临之前，他的两个师又在色当占领了马斯河的东岸。在此同时，莱因哈德将军指挥的军也到达了蒙特尔米；隆美尔的师则到达了霍克斯。13日，在俯冲轰炸机的掩护下，德军渡过了马斯河，在河上搭起了桥；到晚上，色当南面八英里外的切美里村，落人了德军手中，14日晚上，不顾古德里安的强烈反对，克莱斯特下令停止前进。16日清晨继续前进；17日又停止。从那以后，德军开始向英吉利海峡赛跑。18日，到达圣康坦。19日渡过杜埃与佩隆纳之间的北运河。20日占领了蒙特勒伊、道伦斯、亚眠和阿布维尔。至此，松卡培河与松姆河之间的全部地区，都落入到了德国人的手中。这样，英国的交通线路被切断了，通向海峡港口的道路也被德军打开了。德军在十一天当中前进二百二十英里，这就是闪击战。那么它对打击敌人的精神起了什么作用呢？”
对于“山那边”发生的事情，可以在题为《一个参谋军官的日记》的一本小册子中找到说明。这本小册子出版于1941年。它的作者是英国空军总部驻法国空军总部的一个情报联络官。下面的几段话就是从这本小册子中摘录出来的：
5月14日，“德国已经通过纵深五英里的要塞线，它的损失大约为五百人……当俯冲轰炸机攻击他们（法军）时，几乎没有什么伤亡，他们仅仅忍受了两个小时的精神威胁，接着便纷纷抱着脑袋逃跑了。”
5月15日，“由于空中轰炸，色当失陷了……这是关于奇袭观念的最好例证。”
5月16日，“在七天之内，整个南边战线发展如此之快，完全是由一种非正统的原则指导的，现实的情形比想象的更为严重。”
5月17日，“这又是波兰悲剧的重演。”法国的总参谋部不相信在波兰境内所用的闪击战术，能在法国的破碎地形条件下同样适应。
5月18日，“法国人想让我们相信，似乎还能进行一次马恩河会战。但是他们自己相信吗？……速度太快了，运动已经复活了，俯冲轰炸机与装甲师的互相配合为德国赢得了战争。”
5月19日，“有消息说，装甲部队已到了亚眠（大概是一支侦察队）。这好象是某种荒谬的恶梦……德国人不顾一切地进行冒险，这本是极为愚蠢的行动，但是他们却因此取得了成功。法国总参谋部面临这种非正统的运动战而瘫痪了。这种流动形式在教科书中还没有提到过。负责为联军制定计划的法国将军们，还保持1914年的头脑，面对这种新的、令人惊奇的形势，简直变得无能为力。” [ 作者注：值得一提的是：德军在进攻过程中，不断地用法语进行广播。这在法国人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惊慌和混乱，从而造成了难民队伍阻塞道路的情况，使联军的调动更加困难。 ]
5月22日，“我们（英国人）唯一的装甲师昨天到了法国……德国的步兵在哪儿？他的主力在哪儿？我们估计，他们在五千辆坦克的后方，至少还有一百英里的距离。这个估计对吗？（实际数字连这个数宇的一半都不到）。”
谣言是一个神速的旅行者。惊恐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增长，5月15日的早晨七时半，邱吉尔被他床头的电话铃声吵醒了，那是法国总理雷诺的声音。他说：“我们被打败了。色当附近的防线已被突破。他们的坦克和装甲车正在大批地涌进来。”邱吉尔大吃一惊，回答说：“所有经验证明，攻势经过一段时间后会停止的。我记得1918年3月21日，五、六天之后，他们既不得不停下来等候补给。这时，反攻的机会也就来临了。”但是，在1918年3月，德国还没有坦克。这表明邱吉尔的记忆是有毛病的。然而，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却辩护说：“因为许多年来我都没有看到官方的情报资料，所以，对于上次大战以后，因大量高速重装甲车辆的出现而在战术方面产生的激烈革命，缺乏应有的认识。”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第38-39页。 ] 可是，事实并不象他所说的那样。他曾写过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备忘录，标题为《攻势的变化》，其中就可以找到他所需要的一切资料，而且要找资料又何必一定要依靠官方来源呢？”
5月16日，邱吉尔认为他自己有到巴黎去的必要。下午4时，他在莱布尔格特走下飞机，前来迎接他的官员告诉他。“最多还有几天，德国人就要进入巴黎。”于是邱吉尔立即驱车到外交部同雷诺、达拉第和甘梅林进行会谈。在甘梅林对局势作过简单介绍以后，邱吉尔就问他：“战略预备队在哪里？”甘梅林耸了耸肩膀，回答说：“没有。”在法国外交部的花园中，烟雾绕绕。人们在那里烧毁档案，作撤出巴黎的准备。” [ 作者注：同上，第2卷第41-42页。 ]
对于这个恐怖的末日，法国内阁的秘书长鲍多因在他的日记中，作过这样生动的描写：
“丘吉尔的雪茄象火山一样地冒着浓烟。他向他的法国同僚雷诺说，假如法国受到侵入或是被击败了，英国将仍然继续打下去……有朝一日，英格兰可能被夷为平地，法国已经成为废墟，直到那时，他还会坐在加拿大进行指挥，指挥新世界与受德国支配的旧世界进行空中战争。” [ 作者注：《保罗·鲍多因的私人日记》（1948版），第33页。 ]
英国的大多数人民对于德军的前进还没有来得及感到严重不安。他们还安然地坐在海洋屏障的后面，可是他们的政府却已丧失了主意，并未经慎重考虑就采取了一些引起恐怖的措施，结果使全国陷入混乱。许多障碍物横在马路上，路标被拔掉了，火车站、旅馆和村镇的招牌也被取掉了。5月18日，邱吉尔指示他的参谋长，要对共产党和法西斯分子采取行动，结果，使为数不少的人受到拘禁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第49页。 ] ；更有许多人被冤枉地送进了集中营。对于这些人，既没有经过起诉，也没有进行审判。而集中营的情况只能用“野蛮”两字加以形容。有一个德国籍的犹太难民，他曾在德国的塔巧集中营被关六个月，现在又被送进了艾斯柯特的英国集中营。据他说，英国的集中营比德国的更坏，他宁可在塔巧被关六个月，而不愿在艾斯柯特被关一个月。
6月13日，也就是贝当元帅宣布法国要求休战的前四天，邱吉尔又向法国政府提出一个荒唐的建议：主张英法两国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友好联邦。但是，三个星期后，他又命令萨默维尔里爵士击沉在奥兰和米尔斯的法国军舰 [ 作者注：萨默维尔里本人认为，这是一种“野兽的行为”，同时也是“近代史中最大的政治错误”。 ] 。邱吉尔本人也把它称之为“令人沮丧的插曲。”
四、 俄国和德国的国内战线
德国入侵法国是以一个战略性赌博为基础的。希特勒预期，一旦法国被击败，英国将会接受和平谈判。希特勒对于入侵英国是没有准备的。一方面是因为他急忙地挑起战争；另一方面，更可能的是，他认为不必采取大规模入侵战争。所以，在他转身来对付俄国之前，并没有去肃清西线战场，而是使之处于暂时消极无为的状态。同时，他已完全意识到，罗斯福总统始终在支持英国，并且正加紧准备，要把美国也卷入到战争中来。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上述情况就更显得毫无疑问了。在世界历史上，这一事件如同1917年4月6日美国宣布对德作战一样，对命运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大不列颠是不可能长期地继续作战的。
关于俄国，对希特勒来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美国介入战争之前，他能击败俄国并建立他的“生存空间”吗？如果不能够，那么总有一天，西边的消极战线自然也就会成为积极战线，而他就会被陷在两条战线之中。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情。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在于能否对俄国的战略重心作出正确选择。不过，只要参考克劳塞维茨的意见，就可以知道它的位置应在哪里。克劳塞维茨不是明确指出来了吗？只有利用内部分裂的作用，才能征服俄国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4章，第9节。 ] 。后来，孟森把俄国比作一个垃圾箱，说它是靠沙皇政府这一条生了锈的铁箍才勉强维持着。后来，列宁也说过这样的话：
“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俄国这样，大多数人民都在受压迫，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在全部人口中仅占43％，还不到一半；其余属于其他种族，是没有权利的。在俄国一亿七千万总人口中，约有一亿人口是受压迫和没有权利的”。
1941年，斯大林的压迫比任何沙皇的压迫更为严重。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波罗迪人、哥萨克人、高加索人，以及其许多的少数民族，都不会忘记他的十年集体化政策（1928—1938）所带来的恐怖。在这十年期间，大约有一千万人被屠杀、充军和饿死。在1941年，仅仅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这三个小国中，就有四千万人渴望着解放。所以为了瓦解俄国这个庞然大物，希特勒所要做的，只是以一个解放者的身份进入到俄国境内，终止其集体化的政策。这样他就不仅能赢得少数民族的拥护。而且还可以瓦解斯大林的军队，因为他们大部份是由集体化的农民组成的。这就是斯大林害怕德国人入侵的原因，而且斯大林也不相信德国人会愚蠢到“只用军队来进行战争。” [ 作者注：这是弗拉索夫将军告诉希姆莱的话。参见莱特林格所著的《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子》（1960年版），第361页。 ]
莱特林格曾写道：“如果德国把—些类似1918年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建议之类的东西带入俄国，那么俄国也会象当时的德国一样崩溃”。他还补充说：“希特勒实际上不必从进攻莫斯科的队伍中分兵去征服乌克兰，因为乌克兰人会自动向他投降的。” [ 作者注：《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子》，（1960年版），第22页。 ] 可是希特勒却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他宣布俄国居民是“贱人”，并决定要进行一次灭种的战争。” [ 作者注：至于他的政策及执行的方式，参见布洛克著的《希特勒——暴君的研究》，第632页。 ]
1941年6月22日，德国开始入侵俄国。到9月26日，基辅之战结束时，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人成了战俘，而到圣诞节前，又有一百万人被俘。安德尔斯将军曾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大批的人被俘时。说：许多军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俄国改变制度的机会，他们希望德军胜利，所以便大批地投降……许多苏维埃的高级官员也跑到敌人这边来了。并表示要对苏维埃作战。” [ 作者注：《希特勒在俄国的失败》，（1953年版），第168页。安德尔斯是自由波兰军队的总司令。 ]
德军被当作解放者而受到了人民的欢迎。乌克兰人把希特勒当作是“欧洲的救世主” [ 作者注：《戈培尔日记》，第135页。 ] 而白俄罗斯人急于要与德军一起作战。古德里安告诉我们说：“乡村里的妇女用木盘子装着牛奶、面包和鸡蛋送给我们吃。并且拦着我们的车子，一定要我们吃完了，才准我们走。 [ 作者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第226页。 ] 克恩写道：在罗丝托夫“全城的人民都等待在街道两旁，欢迎我们的到来……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突然的转变。布尔什维主义已经不存在了，敌人也已经走了……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遇到的都是人民的挥手和笑脸……苏维埃帝国正处在崩溃之中。” [ 作者注：《死亡的跳舞》（英文版1948年版），第102，94，86页。 ]
于是希姆莱和他的那些声名狼藉的报案人员便出现了。早在1942年，在波兰的官员贝尔霍德博士曾经告诉冯·哈塞尔说，对俄国人和乌克兰人的野蛮虐待是“前所未有的”。克恩也证实了这一点。他指出：那时侯，布尔什维主义在政治上本来已经破产，但它又被希姆莱和他的助手们挽救过来了。他写道：“只因为激起了俄国人民的反对拿破仑式的精神，我们才使布尔什维克从他们的梦幻中建立起了一种政治联盟，并提出‘爱国战争’的口号。” [ 作者注：参见《哈塞尔日记1938-1944》，（1948年版），第219页。 ] 高尔利兹也说：“事实上，德国人不是想摧毁布尔什维主义，而只是要奴役斯拉夫民族，这是在整个战争中最致命的错误。” [ 作者注：《死亡的跳舞》，第108页。 ]
布尔什维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同样地与民主相矛盾，希特勒的目标是要在东欧建立一个“生存空间”， [ 作者注：《德国总参谋部》，第397页。 ] 这两者使德国不可避免地要同俄国发生冲突。所以，在1939年，对法英两国来说最好的政策就是不要卷入战争，而让两个大独裁政权去相互厮杀。在此同时，它们应该加速武装自己。如果能这样做，那么总有一天，形势会变得对它们有利。假使俄国取胜，希特勒就会丧失名誉和国内人民的支持；要是希特勒取胜，西方国家可以乘机从西边进入德国领土。然而，在张伯伦向波兰提出保证之后，这种可能就不再具有任何可能性了。
既然德国已经侵入俄国，赢得一个有利于和平的机会也就出现了。这样英美的政策应该是象H.W.鲍德温所建议的：不应牺牲一个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利益以来帮助另一个极权国家。所以对于俄国的援助仅仅只能是让她能够继续维持战争；而对于德国的打击也不宜过重，以免她退出战争。 [ 作者注：《战争中的错误》，（1950年版）。第10页。 ]
这是一个有利的机会，但由于丘吉尔先生的好战而错过了。1941年6月21日晚上，在德军进攻俄国的前几个小时，丘吉尔与美国驻英国大使怀南特共进晚餐。丘吉尔对怀南特说，德国对俄国的攻击指日可待，不过，他将全力帮助俄国人。怀南特问他：“你不是以激烈反共自居吗？”丘吉尔回答说：“这没有什么。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摧毁希特勒。这样我的生活也简化了许多。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至少也愿意在下议院中为魔鬼说句好话。”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第331页。 ] 显然，他并不曾考虑到，战争的目的决不是要简化他的生活，而是要赢得一个有利的和平。
第二天，在对英国人民发表耸人听闻的广播时，丘吉尔说：
“我们只有一个单纯而且始终如一的目标。我们决心消灭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一切残余，为了这一目标，无论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的决心。我决不退让，决不与希特勒或他的任何党羽谈判……任何反对纳粹的人或国家都能够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与希特勒合作的人或国家，也都是我们的敌人……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宣言。所以我们将向俄国和俄国人民提供我们所能够的一切援助。” [ 作者注：同上，第3卷第332页。 ]
7月7日，在给斯大林先生的一封信中，丘吉尔表示要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五天以后，英苏两国便签了一个条约，保证双方要尽力相互帮助，并且不单方面和德国媾和。7月19日，斯大林回复丘吉尔，并要求他在西方（法国北部）和北极地区开辟新的战场，斯大林还补充说：“开辟新战场的最好时机就是现在。” [ 作者注：《斯大林与丘吉尔、艾德礼、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集》，1941-1945（1957年版），第1卷第12页。 ]
最后，到1942年5月20日，这一合作又促成英苏两国另一同盟条约的签定，其中还“避免提到一切有关国界的问题。”丘吉尔曾就此写道：“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安慰。这一办法比我敢于希望的要好得多。”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30页。 ] 然而时间证明，这一条约的签订，比1939年3月31日英法对波兰的保证，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对于邱吉尔的评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邱吉尔在广播讲话中已经宣布，任何人或国家，只要反对希特勒就可以得到英国的援助，所以，他应该象他的前任一样，尽最大的努力去激发德国内部的反希特勒势力。可是从1940年起，德国反希特勒的人物曾多次努力想得到英国的帮助，而每一次都受到冷遇和拒绝。 [ 作者注：参见李特尔著《德国的抵抗》，第212页。 ] 邱吉尔对希特勒有一种盲目的仇恨，因此，他把所有的德国人都看作是一丘之貉。这样，他也就犯了和希特勒一样的错误。希特勒就是没有在苏联人民当中把拥护斯大林和反对斯大林的区别开来。邱吉尔不仅没有与德国内部的反对势力合作，反而想用杜黑主义的思想对德国采取战略轰炸，破坏德国的民族精神。 [ 作者注：参见下面第7节。 ]
第二，根据英波条约，英国政府应该对波兰尽保护的义务，因此，在波兰被瓜分，而斯大林的罪恶与希特勒的罪恶一样深重时，邱吉尔不应该那样冲动地投入到苏联的怀抱中去。他应该等待，等待斯大林向他求援。到那时，他就可以要求斯大林首先废除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条约，要求他释放所有的波兰战俘。只有同意了这些条件，他才向俄国提供援助。
第三，他应该懂得，以斯大林来取代希特勒是既得不到道义上的优势，也没有政治上的优势。而且，事情果真如此，那就不仅在政治上使战争失败了，而且使欧洲的权力平衡也终要操纵在俄国人手中。
凡此种种，都是对政治手腕的一种否定，而在这种否定中，邱吉尔有自己的伙伴，他就是美国的罗斯福总统。
五、 罗斯福总统的反日亲俄政策
1939年10月18日，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他的战时日记中写道： “到目前为止，就英国来说，战争已经不是单纯的海军的事务！就法国来说，它也并不只是陆军的事务！战争，已经成为一种思想体系的斗争。它是斯大林主义对欧洲主义的战争。西方同盟国中的战争指导者，如能早些认识这一点，那么对他们来讲，结果定会好些。现在，欧洲正形成一种比战争更坏的局势。” [ 作者注：弗朗西斯·尼尔森著《欧洲的悲剧》，（1940年版），第1卷第156页。 ]
正在进行的战争，已经超越了物质的斗争，而成了两种对立的文化之间的斗争。一方是西方的自由生活方式，另一方是亚洲的专制主义。可惜的是，邱吉尔先生和罗斯福总统对这一点都不曾预见到。直到战争末期，当邱吉尔指导战争的路线已不可能再有改变时，他才意识到了这一点，而罗斯福总统却始终执迷不悟。这就是欧洲的悲剧。然而，这位美国总统是位什么样的人物呢？
罗斯福总统的一位最亲密的幕僚，R·P·E·舍伍德曾对罗斯福作过如下的描述：
“弗朗西斯·珀金斯谈到罗斯福时说：‘他是我所认识的人物中间个性最复杂的一个’。亨利·摩根索也曾谈到，‘罗斯福是一个极不容易描述的人……有时消沉，有时轻快；有时轻浮，有时庄重；有时直率，有时阴险……是一个心情与动机都十分复杂的人’，珀金斯小姐和摩根索都是罗斯福内阁的成员，他们对罗斯福的了解当然比我要深要透。不过，我和罗斯福的接触也已经很长时间了，特别在他闲暇、松弛的时候。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我曾不断地试图研究他，透过他那温和风雅的外表，进入他的内心深处。但是，我却从来没有真正了解到他的内心境界。他的性格不仅是复杂的，而且更是矛盾的，甚至达到了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程度。他可以是一个铁面无情的政治家，但却又喜欢信任朋友和伙伴。这些人对他来说是一种政冶性的负债，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哈里·霍普金斯。照忠诚的顾问看来，这就构成了政治上的自杀。他显得十分现实，愤世疾俗，老于世故，讲求实际，但是他的宗教信仰却是他内心中最强大和最神秘的力量。他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为实际的，实事求是的，真诚的现实主义者。他常常说：‘温斯顿（邱吉尔）和乔大叔（斯大林的绰号）同我相处得很好，因为我们都是现实主义者’。然而实际上，他的理想主义的趋势比之于伍德罗·威尔逊是不相上下的。” [ 作者注：罗伯特·舍伍德编《哈里斯·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1948年英文版），第1卷第10页。美国版标题为《罗斯福与霍普金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