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舍伍德的描述是准确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位美国总统并不具备拿破仑所要求的指导重大战争的那种性格。
在新政时期，许多共产党人都认为他是一种能够帮助他们的工具，而罗斯福总统也愿意与他们合作。这是因为，总统可以通过对美国工党的控制来掌握纽约州的权力平衡，而且在工业化的俄亥俄州、伊利诺斯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方法，虽然给罗斯福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是在1940年，当他第三次当选时，在他的周围所聚集的，都是一些怪物。哈里·霍普金斯就是其中的一个。霍普金斯是一个很自负的野心家。1940年5月10日，他被邀请到白宫居住，一年之后，又被总统委任管理租借法案事务的重任。这一事务使他获得了副总统的职权。 [ 作者注：参见舍伍德编《哈里斯·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第1卷第267页。 ] A.C.魏德迈将军写道，总统“受到了阴谋家和亲共分子的包围，这些人曾得到过他夫人的宠爱，而霍普金斯和总统的其他亲信则给予他们巨大的权力。”另一位被愚弄者是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他是一个诚实而简单的人。魏德迈将军说他很容易受到共产党和亲共分子的欺骗。” [ 作者注：魏德迈：《魏德迈的报告》（1958年版），笫370页。 ] 这样，斯大林通过他在华盛顿的共产党人就能得到关于美国的态度和意图的详细情报……一些政府机要部门都渗入了亲共分子和苏联间谍……美国的政策、计划和官方的态度，不仅会受到这些人的影响，而且会很快地传给莫斯科。 [ 作者注：同上，第348页。 ]
对于这些情况，美国总统似乎都看成是无所谓的事情。正如舍伍德所说：“罗斯福的信条是，一旦俄国进入战争，应该尽可能地在远离我们的边界作战。尽量争取同盟国，但不一定要考虑它们的思想。” [ 作者注：舍伍德编《哈里斯·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第1卷第133页。 ] 这也可以用魏德迈将军的说法来说明。1945年3月，魏德迈对罗斯福说，他确信，一旦战争结束，共产党将会到中国去制造纠纷。然而，“他似乎不理解我对他讲的话。” [ 作者注：魏德迈：《魏德迈的报告》（1958年版），第341页。 ]
罗斯福也是把他的一切仇恨都集中在希特勒身上。霍普金斯就曾讲过：“到目前为止，他认为在世界上没有比打败希特勒更重要的事情了。” [ 作者注：舍伍德编《哈里斯·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第1卷第1830页。 ]
但是，直到法国崩溃时，罗斯福总统才相信英国会面临灾难，才相信希特勒会进攻西半球。而且他最害怕发生的就是“谈判的和平”。 [ 作者注：同上，第1卷第127页。 ] 一年以后，希特勒侵入俄国。这时，由于霍普金斯自己的请求，罗斯福派他以特使的身份前往莫斯科。同时，罗斯福宣布冻结日本人在美国的资本，并且禁止向日本出口航空燃料和机械工具。这就等于宣告实行经济战争。
1941年7月31日，霍普金斯抵达莫斯科。他立即被斯大林吸引住了。同邱吉尔一样，盲目地而且毫无保留地支持苏俄的事业。这样一来，租借物资便开始大量地输入俄国。美国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团长J·R·狄恩将军曾说：霍普金斯“以一种近似于疯狂的热心” [ 作者注：《奇怪的联想》（1947年版），第90页。 ] 来实现对俄国的援助计划。霍普金斯在完成了他的使命以后，随即离开莫斯科，飞往纽芬兰的普拉森提亚湾，去参加罗斯福总统与邱吉尔首相在8月8日至13日举行的”大西洋会谈”。
在这次会上提到日本问题时，邱吉尔曾这样陈述说：“我告诉罗斯福说，我宁愿美国在六个月内不提供补给物资，而在现在就宣战；相反，不愿意加倍提供补给而不宣战。我把这个问题反复地向罗斯福提出来时，他却说：‘我也许永远不会宣战；不过，我也可能制造战争。如果我请求国会宣战，他们为此至少要争论三个月’。”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第528页。 ] 另外，罗斯福还告诉邱吉尔说：“美国即使本身并未受到攻击，也将会在远东投入战争，以此来确定最后胜利的局面。” [ 作者注：《议会辩论》第5集，第377册，第607号。 ] 同时，他还保证，在他返回华盛顿之后，他将对日本驻美大使提出一个措词强硬的通牒。后来，这个通牒果然在8月17日提出来了。
除了这些秘密协定之外，在罗斯福总统的建议下，还为美英两国的国家政策提出了某些“共同原则”。邱吉尔根据这些原则起草了一份联合宣言，宣言经过修改，尔后即以《大西洋宪章》 [ 作者注：1941年9月24日，同盟国在伦敦集会。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俄国、南斯拉夫和自由法国等国政府都承认这一宪章。《在胜利中的失败》，第61-62页。 ] 为标题公开发表了。它是一份高度理想化的文件。要真正遵守它所提出来的要求，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不过，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以前，即这一宪章还没有被破坏以前，它一直是头等的宣传工具。
从那以后，东京和华盛顿便开始不断地进行着和平谈判。双方都想争取胜利。11月5日，邱吉尔写信给罗斯福说：“日本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日皇似乎还能实行管制。我们在普拉森提亚曾谈到这一问题，那时你说要争取时间，到目前为止，这一政策是极为成功的。但是，我们的联合禁运政策，正迫使日本人对和平或是战争作出最后的选择。”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526-527页。 ]
两周之后，日本政府作出了最后决定。它于11月20日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个总的解决方法的建议。其基本内容是：
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平等和平的条件之下，日本军队将撤出法属越南；恢复日美两国相互之间的商业关系；美国同意向日本供应石油；美国不采取任何影响恢复日中和平的措施和行动。
11月25日，星期一，罗斯福总统和他的战时内阁讨论了这些提议。当时的陆军部队亨利·L·史汀生曾在他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述了会议情况。他写道：
“十二点，我和马歇尔将军同住白宫……总统提出了和日本的关系问题。他提出，我们大概下星期一可能会受到攻击。……问题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如何能使他们先放第一枪，而同时又不让我们自己冒太大的风险。”
虽然从缴获的日本秘密通信中得知 [ 作者注：日本的密码被美国的陆、海军情报机关所破译，在谈判期间，自始至终，东京与华盛顿之间的所有信息，都是很快地译出，送往白宫的。整个战争期间也都如此。 ] ，日本11月20日的建议是它的最后的决定，但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还是拟定了一份内容有十条的备忘录，于11月26日交给了日本驻华盛顿的两位大使。备忘录的大意是：
为了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和解冻资金，特提出以下的交换条件，日本必须与美、俄、荷、中、泰五国缔结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并且要从中国和越南撤军，不支持中国境内的任何政权。
日本也把这份备忘录看成是哀的美敦书。于是，在12月7日，日本便对珍珠港、马来西亚、泰国和香港等地发起了突然袭击，来回答美国的最后通牒。这样，战争便从欧洲的冲突扩展为世界范围的冲突。邱吉尔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说：“我们已经赢定了……希特勒的命运被注定了，墨索里尼的命运也被注定了。至于日本人，他们将被碾成粉末……在享受了感情的陶醉之后，我就去睡觉，充满了感谢和获救的心情。”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第539-540页。 ]
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所以，她一卷到战争中来，很可能，而实际上很快就成了起支配作用的交战国。但是对整个世界来说，却有一点不幸，那就是美国的领导者们缺乏历史意识，只把战争看作是一种致命的游戏，而不是把它看成为政治的工具。于是，战斗开始失去了它们的政治价值。这样一来，到战争后期，它们的结果就常常被政治性的决定所中和，以致会议中所产生的结果比会战中产生的结果更加具有决定性。
这些决定性的会议，第一次是于1941年12月末在华盛顿举行的；它的代号是“阿卡迪亚”。为参加这次会议，邱吉尔于12日便离开了英格兰。在海上航行中，他收到了英国外长安东尼·艾登先生的报告。当时，艾登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第一次会谈。作为一个政治家，斯大林懂得战争是政治的工具，从来没有犯过把战争看成是其他什么东西的错误。
邱吉尔从艾登的报告中得知，斯大林已经考虑到战后的问顾了，他向艾登谈了战后欧洲将要形成的局势。斯大林主张把德国分裂为若干个独立的小国；波罗的海国家、芬兰和比萨拉比亚，都应恢复它们原来的地位，因为在希特勒侵入俄国之前，它们都是属于俄国的，今后也应归还俄国；至于俄波之间的国界，则应以“奎松线”为准。 [ 作者注：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第558-559页。 ]
此外，会议再一次确定，对德国的攻击应该优先于太平洋战争的原则。 [ 作者注：1941年3月27日的英美参谋会议上第一次确定这一原则。 ] 同时决定，在1942年期间，对德国的空中轰炸应该逐渐增强，对俄国的援助也要尽可能地增加。
战争目标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目标，大战略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然而罗斯福总统却把这个问题引入歧途。他在这次会议上没有确定一个现实的、可以达到的政治目标，也没有确定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政策，相反，他却宣布了一个所谓的“大计划”，即一种对新世界秩序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就思想来说，这个计划是威尔逊梦想的复活，是哈得斯（主宰阴间的冥王〕的另一种太平盛世。
罗斯福提出，一旦战争取得胜利，爱好和平的国家 [ 作者注：在1945年4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曾对爱好和平的国家下过这样的定义，即在某一个日期之前对德国宣战的国家。 ] 应该象兄弟一样为和平而联合起来。他认为，这种主权国家之间的联合应以美国的联邦为榜样，以“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为基础。这就是后来的“联合国组织”。
这个新的神圣同盟的构想，被这次会议定为同盟国的共同战争目标。1942年1月1日，英国、美国以及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二十六个国家，共同签订了一个包括这一契约在内的一份联合宣言。
根据这个公约，彻底打败德国和日本就被定为最基本的条件，因此，不惜一切代价以取得胜利，便成了政治的目标。为此，就要求苏联进行充分的合作。这也就是说，要使斯大林在战争结束之前，能够皈依美国共和主义，否则，在战后的欧洲，斯大林主义就将会取代希特勒主义的位置。
罗斯福相信他能够完成这一魔术性的转变工作。曾出任美国驻苏联和法国大使的W.C.布利特，在1948年8月30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我们如何赢得战争和失去和平》的文章，可以证实这一点。布利特宣称，罗斯福根据哈里·霍普金斯的建议，对于斯大林所提出的一切要求都不折不扣地予以同意，并且不要任何回报。他希望以此来改造斯大林，使他接受“大西洋宪章”的目标。同时，还通过当面恳谈，劝说斯大林接受“基督方式和民主的原则。” [ 作者注：参见布利特著《大地球的本身》，（1947版），第17页。 ]
在罗斯福总统的请求之下，布利特曾准备过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布利特列举理由，说明罗斯福的这个政策必然要失败。罗斯根同布利特就这一问题讨论了三个小时，最后，他对布利特说：
“比尔，我不反驳你列举的事实，那是确实的，我也不对你的理由进行逻辑上的争辩。但是，我有一种‘灵感’，觉得斯大林不是那种人。哈里也说他不是的。他只是想要保卫他的国家的安全，而没有其他的要求。我想，如果我对他提出的要求尽可能地给予满足，而又不要求任何回报，他不会企图吞并一切的，他将和我一起为一个民主和平的世界而奋斗。”
这一个“灵感”，就是罗斯福总统亲俄政策的关键。他使得西方两大盟国所取得的胜利，后来都被丧失，而使斯拉夫人进入到了易北河，使斯大林取代了希特勒。
六、 战略重心的转折点
1942年的下半年，战争开始了重大的转折。6月4日到6日之间，爆发了决定性的中途岛海战。日本航空母舰的威力从此一蹶不振，太平洋中的主动权随即转入到了美国人手中。6月30日，隆美尔将军率领着他那支筋疲力竭的军队，在埃及进到了离亚历山大港六十英里以内的地方。然而在10月23日至11月4日期间，他在阿拉曼遭到了决定性的惨败。英国的这次胜利，加上11月7日同盟军对西北非洲的入侵，招致了意大利的覆灭。后来，在6月28日，德国开始了对俄国的夏季攻势；9月中旬，由保卢斯率领的德军第6集团军到达了斯大林格勒郊外，接着便是连续两个月的失败突击。11月19日，俄军发起了双重的反攻，一方面，反击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部靠顿河设防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意大利第8集团军和匈牙利第2集团军等德国附庸部队；另一方面进攻在斯大林格勒南面防守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这次双重反攻的成功，使德军的第6集团军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不得不立即撤退。可是，希特勒禁止这样做，而保卢斯也没有勇气不服从希特勒的命令。结果，他的军队被包围，延续到1943年2月2日，其残存者都投降了。这样一来，战争中的主动权就转到了俄国人手中，并且再也没有被夺走。
由于西方国家并设有把战争当作是一种政治性的工具，所以，斯大林格勒这出悲剧的意义，也就被他们忽略了。不过，还是有一个人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他就是弗朗哥将军。弗朗哥认为，有两个独立的战争是同时进行的。一个在东面，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另一个在西面，是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战争。赢得后者而失去前者，将是政治上的愚昧。为了使弗朗哥相信这两个战争实际上是一个战争，1943年2月19日，英国驻西班牙大使塞缪尔·霍尔爵士，开始以通信方式与西班牙的外交部长乔达纳伯爵进行辩论。霍尔向他指出，在1942年11月6日，斯大林曾宣布：“苏联未来的政策是决不干涉他国的内政，所以最后的胜利将是整个同盟的胜利。对这一点，乔达纳回答说：
“如果未来局势的发展和目前的情况—样，那么，俄国一定会深入到德国境内。于是，我们就可以指出这样一个问题：要是这种情况发生了，那就不仅会对欧洲大陆，而且会对英国本身带来很大的危险。这样的话，是留下一个没有被完全击溃的德国，使它具有足够的力量去反共好呢？还是让德国苏维埃化，让它的技术人员被俄国利用，并使俄国得以扩张帝国的版图，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达到史无前例的标准好呢？”
“而且，我们还要问：在欧洲的中心，在那许多国家排成的大陆上，如果没有团结和统一，如果战争和外国的统治使它们耗尽鲜血，那么，又有谁能抑制住斯大林的野心呢？肯定是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可以断言，继德国的统治之后，在这些国家中唯一能进行统治的是共产主义。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情况是极为严重的。英国人对这种局势应该冷静地考虑，这是因为，如果俄国成功地征服了德国，那么就没有第二个国家能牵制它了。……如果德国不存在了，欧洲人将不得不再创造一个德国这样的国家。有人想以立陶宛人、波兰人、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所组成的联盟来代替德国人的位置，这简直是荒谬，而且那些民族很快就变成了苏维埃同盟中的许多小国。” [ 作者注：塞缪尔·霍尔爵士：《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1946年版），第184-185页。 ]
1943年1月中旬，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先生所采取的政策与上述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当时，德军的第5集团军正处在遭受歼灭的危险之中。两位首脑一致同意，准备侵入西西里岛，并加强对侵入法国北部的准备工作——后者的代号是“大君主”。至于德国，他们决定，要“对德国进行尽他们最大努力的空中攻击”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620页。 ] ，即打击德国的工业体系和人民的意志。同时，还发表了一个宣言，表明美英两国将继续作战，直到德日两国无条件投降为止。邱吉尔曾补充说：“省略了意大利，是想鼓励它内部分裂。罗斯福总统也同意这一想法，这将刺激在每一个国家中的我们的朋友。”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613页。在宣言的最后定稿中包括了意大利。 ] 如果这样，那么“无条件投降”也就足以阻碍德国内部的分裂，从而使反对希特勒的势力感到沮丧，结果，当然也就会延长战争。
按照罗斯福的儿子艾利特·罗斯福的记载，他的父亲是在一次与邱吉尔、霍普金斯以及他自己共进午餐时，第一次使用“无条件投降”这个词的。邱吉尔当时就叫道：“好极了，我可以想象戈培尔和其他德国人将会如何地惊叫！”另外，艾利特还记述了他父亲说的话：“当然，这也是为俄国人设计的。他们不可能希望任何比这个更好的东西。无条件投降，乔大叔自己想到的也不过是如此罢了。” [ 作者注：艾利特·罗斯福《见闻录》，（1946年版），第117页。 ]
但是，罗斯福本人的说法却不一样。他说，“无条件投降’这个词是他“灵机一动 [ 作者注：《白宫文件》，第2卷第693页。 ] ”想出来的。而邱吉尔的反应却是模糊的 [ 作者注：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614页。 ] 。实际上，这个名词的本身并没有任何的特别之处，只不过是邱吉尔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的那个说法的翻版而已。如果罗斯福留意一下，记住1940年12月29日，他在“炉边闲话”中所说的话，那么他的行为也许会更明智一些。他曾说：“一个国家只有以全面投降为代价才能与纳粹谈和平……而这种支配性的和平根本就不是什么和平，它只不过是另一次休战，而且还会带来巨大的军备竞赛，以及历史上最激烈的贸易战争。 [ 作者注：《白宫文件》，第1卷笫225页。 ] 然而，他还是采用了这种假设的纳粹政策，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其结果完全不出他的预料。
如果说艾利特·罗斯福的记载是准确的，那么，戈培尔不仅没有尖叫，反而是极为高兴的。1942年3月27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假如我是处在敌人的位置上，那这，从第一天起，我就会采用对纳粹主义作战的口号，而不是把目标对准德国人民。张伯伦在战争的第一天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感谢上帝，英国人后来没有遵循这条路线。” [ 作者注：《戈培尔日记》，第102页。 ] 1943年4月12日，他又写道：“但是，英国人毕竟也在犯同样的错误，而且是无疑问，那是邱吉尔怂恿的。他们避免对战争的目标作任何肯定的表示。我只能说，感谢上帝，如果他们依照威尔逊的十四条提出一个和平方案，那肯定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困难。” [ 作者注：《戈培尔日记》．第251页。 ] 至于“乔大叔”，虽然他打算摧毁德国，但是，他决不会傻到要把自己的意图告诉给敌人的地步。何况他是列宁的真正门徒呢？1943年2月23日，斯大林公开地声称：“把希特勒的党羽与德国人民混为一谈是荒唐的……历史证明，希特勒昙花一现就沉没了，而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却是永存的。”
李特尔曾经写过：斯大林格勒的灾难，激起了反希特勒势力的“疯狂的活跃” [ 作者注：《德国的抵抗》，第192页。 ] 。1月22日，两个主要的反对派系在柏林相会，统一他们的思想。然而，就在第二天，在他们还未作出是否要谋杀希特勒的决定之前，罗斯福和邱吉尔的无条件投降的宣言从空中传来了。高尔利兹说：“这个方案，对德国内部的反对势力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们的敌人并不肯和一个‘平等’的政府谈判。” [ 作者注：《德国总参谋部》，第434页。 ] 李特尔还补充说，因为唯一的和平条件是无条件投降，所以“不仅是大多数将军，就连许多反对分子也拒绝用革命的手段来推翻暴君，以解除他对这场灾难所应负的责任。” [ 作者注：《德国的抵抗》，第212页。 ] 这样，在一场很有希望的赌博中，即在俄国人来不及利用他们的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这个赌本以前，西方国家本来是有机会结束战争以赢得这场赌博的，然而，他们却错过了这个机会。
七、 对德国的战略轰炸
在1917年10月21日的一份备忘录中，邱吉尔先生曾准确地描绘了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他写道：
“所有对交通线或基地的进攻都应与主要的战斗有关。以为空中进攻本身就能结束战争，那是毫无道理的设想。以为平民百姓受到空中袭击之后，就会因为恐惧而迫使政府投降，简直是无稽之谈。只要对空袭有了经验，只要有良好的掩蔽体系，再加上军警当局的坚强控制，就可以保护国家的战斗力量不受损害。就我们的情况来说，德国人对我国的空袭，不仅没有削弱我国人民的战斗精神，反而增强了他们的意志。我们设想德国人民也会是这样的。因此，企图用这种方法来迫使他们屈服，是不大可能的，或者说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空中攻势应该是一致地对准敌人的军队和舰队的战斗力量所必须依靠的基地和交通干线。至于平民百姓将在攻击过程中遭受的任何伤害，那只是不可避免的意外事件而已。” [ 作者注：H.A.琼斯：《空中战争》，（1937年版），附录4，第19页。 ]
1939年9月2日，德军入侵波兰的第二天，为答复罗斯福总统的呼吁，英、法、德三国政府都发表了宣言，声称他们的轰炸仅限于军事性的目标。1940年2月15日，虽然张伯伦先生告诉下议院说：“不管其他国家怎样做，我们政府是决不会为了达到恐怖的目的而攻击后方的人民的。” [ 作者注：《议会辩论》，第5集，第357册第924号。 ] 但是，丘吉尔就任首相的当天，就采取了从前他所称的“从空中轰炸不设防城市的卑鄙行动。”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14页。 ] 他批准轰炸德国的弗莱堡城。这样，据J.M.斯佩待说：“我们（英国）在德国人还未轰炸英国的目标之前，就开始轰炸德国内地的目标，这是历史事实。” [ 作者注：《轰炸的辩护》，（1944年版），第68页。斯佩特先生是空军部的副部长。 ] 这是战略的，更确切地说是非战略轰炸的开始，因为轰炸这样一个古老的大学城，在战略上是毫无价值的。
1940年9月3日，邱吉尔又写了一份备忘录，然而就内容来说，与1917年10月21日的那份备忘录是截然不同的。他写道：
“虽然战斗机是我们的救星，但是只有轰炸机才为我们提供了胜利的工具。所以，我们应该发展轰炸能力，以便炸毁敌人的整个工业和科学组织。这正是敌人所依赖的战争成果和经济生活的基础。”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第405-406页。 ]
从那以后，直属国防部的“轰炸机司令部”就成了邱吉尔的私人军队。
邱吉尔得到了特伦查德勋爵的大力支持。特伦查德勋爵是一个狂热的杜黑主义者。1942年8月29日，他写了一篇很有威力的文章，主张集中力量于轰炸方面。他说：“如果我们很坚定地使用它（空中力量），我们不仅可以挽救千百万人的生命，而且还可以使战争缩短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敌人用他们的‘坦克闪击’征服了波兰和法国，我们也可以用‘轰炸机闪击’粉碎德国的战争机器。”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494-495页。 ]
虽然这是假定的，但是并没有不符合战略原则，相反却是邱吉尔、特伦查德和战略轰炸的许多拥护者犯了错误。这是因为即使杜黑的理论是可行的，而在原子弹尚未发明以前，要想使轰炸带来足够的破坏力破坏促成战争迅速结束，那就必须集中轰炸最致命的目标。这种目标主要有五大类。
（1）军事类：这一类我们不必关心，因为它们主要是属于战术轰炸的范围。
（2）工业类：这是遍布德国境内的各种各样的工厂，估计占地面积约为一百三十平方英里。要破坏这么广阔而分散的目标，而且还要让它们长期地破败不堪，当然不是闪击战能够做到的。也许需要许多年的努力，需要极大数量的飞机才能奏效。
（3）都市类：主要指城市和城市中的居民，要使他们精神沮丧，引起叛乱。
（4）能源类；主要是煤和石油。煤是德国经济的动力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石油，则战斗力量就不能发挥作用。空中攻击虽然很难破坏煤矿，但如果使通向煤矿的铁路线遭到轰炸。煤矿也就瘫痪了。
在这五大类目标中，后两种（煤和石油）是最重要的；不过，直到战争的最后十二个月，它们才成为主要目标。1940年5月到1944年5月间，不仅没有集中攻击他们，相反是很少轰炸它们，而对都市的轰炸倒是不断地加剧，并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德国的军事工业尽管遭到了无数次的攻击，但他们的产量不仅没有降低，反而稳步地增长。1945年出版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报告》中，有两幅图表可以确切地证明这一点。其中的原因之一是：
“建筑物的毁坏并不意味着重要的机械工具也成比例地遭到毁坏。事实证明，敌人能够抢救机器工具，继续组织生产，而且速度之快是出人意外的” [ 作者注：《战略轰炸调查报告》，第18页。 ] 。
对都市目标的轰炸，则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在1939年10月到1945年5月这段时间内，同盟国的空军，曾对六十一座城市投下总计约一百五十万吨的烈性炸药，燃烧弹和杀伤炸弹，这些城市共有居民二千五百万人……估计约三百六十万间居民住宅遭到彻底的推毁或严重的破坏，共占德国住宅总数的20％，并且使得七百五十万人无家可归。大约有三十万人被杀死，七十八万人受了伤。” [ 作者注：《战略轰炸调查报告》，第72页。 ] “在柏林，据估计全城被毁约6O-70%，……四分之三的毁灭是由火灾造成的” [ 作者注：同上，第93页。 ] 。虽然，对精神的打击很大，但是实际上，对军备生产却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 作者注：同上，第97页。 ] 。人民对于空中攻击的心理反应，在调查报告书中是这样描写的：
“在纳粹的无情控制之下，他们对于不断的空袭所产生的恐怖和痛苦，对于家庭和财产的损失，以及生活条件的困难，都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抵抗力。他们的精神，对于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念，以及对他们的领导者的信心都已经降低了。但是，只要生产工具依然存在，他们就能继续有效地工作。一个警察国家对于人民的控制力是不能低估的。” [ 作者注：同上，第108页。 ]
1944年初，在准备侵入诺曼底的过程中，曾有人提出问题：究竟什么是英美空军进攻的最有利的目标？最后终于决定，应该予以最先攻击的，应该是运输系统和综合的石油工厂。所以直到这时，战略轰炸才算是真正具有了战略性。邱吉尔在1917年10月21日的那份备忘录中所提出的要求也终于得到了满足。
在入侵的准备阶段，空军主要的目标是捣毁德国和诺曼底之间所有的铁路交通。尔后，随着战线东移，空中攻击也就延伸到了德国境内的铁路和水路；到1944年10月，德国西部的交通几乎完全瘫痪，这对于煤的分配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调查报告书上写道：
“1944年1月，埃森地区，每天用煤量是二万一千四百车，而到9月，就减少到一万二千车……到11月，巴伐利亚的工业用煤减少了几乎50%……到1945年11月，鲁尔地区每天输出的煤减少到九千车。最后到第二年2月，鲁尔地区几乎完全被封锁了，所有装运的煤全都被铁路征用作为机车燃料……可是在此同时，煤矿的产量却仍继续上升，所以，鲁尔地区的储煤量也不断增多。在六个月内，储煤量由四十一万五千吨增长到二百二十一万七千吨，焦炭储量从六十三万吨增长到三百零六万九千吨。” [ 作者注：《战国轰炸调查报告》，第63-64页。 ]
1944年5月，开始对比较大型的综合石油工厂发动了预备性攻击，但是到6月在诺曼底登陆之后，才开始把它们作为主要的打击目标。到7月，所有的主要工厂都受到了攻击。在5月，这些工厂的月产量是三十一万六千吨；6月，下降到十万七千吨，而到9月，则只有一万七千吨。航空燃料的生产也从七万五千吨跌到了五千吨。这些攻击同时也使弹药工厂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使综合橡皮工业的供应从每月最高产量的一万二千吨减少为二千吨。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只有对准能源资源和运输系统进行攻击，空袭才能成为真正具有战略性的行动。如果从一开始就把目标限制在这两类项目之内，那么便可以产生极大的经济效果，并能节省大量资源和力量用来投资生产登陆艇、反潜潜水艇和运输飞机，这些东西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常常是短缺物品。
调查报告书表明，在欧洲战争中，英美两国从飞机上投下来的炸弹的总数为二百七十万吨。其中；投落在军事目标上的为3O.5%，投落在工业目标上的是13.5％，投落在都市目标上的是24%，投落在铁路、水路和综合石油工厂等目标上的是32％。可见，除开落在军事目标之上的以外，落在次要目标（工业和都市）上的炸弹数量要比主要目标（铁路和石油）上的多。其所以如此，一个不小的原因是由于邱吉尔想要杀死德国人的那个愚蠢的渴望。据说他自己曾经说过：“要用一切手段来烧杀故人。” [ 作者注：《泰晤士报》（伦敦），1943年2月2日。 ]
据调查报告的说法，英国把军工生产能力的40-50%用于空军，而美国的比例，只是35%。所以，分配给英国陆、海军的生产力比例合起来也超不过50一60％。1944年3月2日，英国陆军大臣詹姆斯·格里格爵士在介绍陆军的预算方案时，向英国下议院说：“空军计划雇佣的劳动力人数已经超过了陆军，而且我敢说，实际上用于制造重轰炸机的人力、即已相当于整个陆军雇佣的全部人力。” [ 作者注：《议会辩论》第5集．第397册第1602号。 ] 而且，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其中的大多数都是浪费在邱吉尔所谓的“一个试验性恐怖”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168页。 ] 的作战行动上了。
八、 灾难的建筑师
1943年5月6日到12日，轴心国的军队在突尼斯战场上遭到了严重的挫败，这是德军继斯大林格勒悲剧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失利。它结束了北非的战争，使联军打开了通往西西里岛的道路。7月10日，英美联军入侵到了西西里岛。十五天后，罗马发生了一起宫庭政变，导致了墨索里尼的倒台。从此时起，一直到9月2日，在其继任者巴多格里奥元帅和西方同盟国之间，就“无条件投降”的含义问题，开始了无休止的争论。这就使希特勒获得了充足的时间，把他的十三个师全部投入到意大利去，因而又把邱吉尔所称的轴心的“软下腹”变成了鳄鱼的背。
8月17日，当他们的争论达到了最高潮时，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召开了。会议对代号为“大君主”的作战计划给予优先考虑，并且一致同意把1944年5月1日作为侵入法国北部的日期。当时，尽管英国人反对，美国人的一项提议还是暂时地被接受了。这项提议就是：在法国北部实施登陆的同时，要在法国的南北两面实施辅助性的登陆。其所需的兵力，应该从进攻意大利的军队中去抽调。这个作战计划行动的代号叫做“铁砧”。
有一件事，无论是邱吉尔还是阿兰布鲁克元帅都没有提到过，但是它在舍伍德对这次会议的记录中却占着很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份标有“俄国的地位’的文件，是从一份《美国高级军事战略估计》中摘录下来的。在这次会上，霍普金斯把它提了出来，且不管它的来源如何 [ 作者注：在这份文件中所表达的思想，与J.H.伯恩斯将军在早期为霍普金斯所准备的备急录中的那些思想是极为相似的。舍伍德认为，那份备忘录“是霍普金斯关于与苏联的关系问题所持观点的极妙的宣言”。如果是这样的活，那么这个文件即使不是霍普金斯起草的，也是他授意的。（《白宫文件》，第2卷第639-642页。） ] ，它的观念却已明白。正如舍伍德所指出的那样，它表明了是“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的两次会议上，指导制订决定的政策。”
下面这几段话，就是舍伍德在他编的《白宫文件》中所引用的。
“战后，俄国人在欧洲将处于主要地位。由于德国的崩溃，在欧洲不可能有其他的势力与俄国巨大的军事力量相抗衡。诚然，英国正在地中海建立它的地位，想形成与俄国对峙的局面，以便在欧洲维持权力的平衡。然而，除非英国能获得其他方面的支援，否则它是抵抗不了俄国的。”
“通过上述的分析，结论是明显的。因为俄国在战争中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所以应对它进行全力的支援，并且要尽一切努力获得它的友谊。同样，因为轴心国失败以后，毫无疑问它将主宰欧洲，所以发展和维持与俄国的友好关系更为必要。”
“最后，在对俄关系中，美国还须考虑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即在太平洋方向进行战争。在太平洋战争中，如果有俄国作为同盟者来对抗日本，那么，战争就有指望早日结束，而且也可以少消耗一些人力与物力资源；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结果就将是适得其反了。假使俄国人在太平洋战争中采取—种不友好的或是消极的态度，那时战争中的困难将会无止境地增加，甚至还有可能使作战流产。” [ 作者注：《白宫文件》，第2卷第744-745页。 ]
不管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它们与罗斯福的“灵感”却是一拍即合。它们暗示着一种超级的安抚政策。这与在慕尼黑时的情形完全不同，那时是两个缺乏准备的国家，面临着一个有较好准备的国家。而现在，则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它们的军事力量已发展到最高峰，而所面对的，正是一个不可信赖的伙伴，因为经过两年的艰苦战争以后，这位伙伴的实力已经大大地削弱了，几乎完全依靠盟国的援助才能维持它在战场上的军队。实际上，在1943年8月，俄国的地位与霍普金斯在文件中所指的情况恰好完全相反。
罗斯福总统盲目地接受这种顺从政策是可以理解的，而邱吉尔没有立即表示反对，却很令人费解。1942年10月21日，邱吉尔曾告诉他的外交大臣说：“如果俄国的野蛮主义破坏了许多欧洲古国的文化和独立，那将是无法估量的灾难。”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504页。 ] 然而，就在三个月之后，他却从卡萨布兰卡飞往阿达纳，去劝说土耳其的首脑沙拉柯格鲁先生加入战争。他所持的理由，也是说俄国人的意图是和平而且友善的。如果他认为俄国人将要吞并德国，那他“也不会和俄国人交朋友。” [ 作者注：同上，第4卷第635-636页。 ]
在魁北克会议之后，巴尔干问题开始充塞着邱吉尔的头脑。他说，他从来没想到要派一支军队 [ 作者注：同上，第5卷第114、187、324页。 ] 进入到巴尔干地区，也从来没打算要阻止俄军的占领。就在9月间，他还派了下议院议员F.麦克莱恩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在南斯拉夫。当时邱吉尔告诉麦克莱恩说：“只要整个西方文明还受到纳粹的威胁，我们就要集中注意力，考虑眼前的问题，不要去为考虑长远的政策而分散精力。我们对于我们的同盟国苏联是应该忠实的，正象我们希望他们对我们一样忠实……，政治上的考虑是次要的。” [ 作者注：转引自F.麦克莱恩著《东方路线》，（195O年版），第281页。 ] 然而，由于丘吉尔不断地提到巴尔干，这给美国的参谋首长们带来了惊慌。据舍伍德说：在1943年11月底德黑兰会议之前，“他们自己就在准备如何对付丘吉尔……在这场斗争中，美国和俄国形成了统一的战线。” [ 作者注：《白宫文件》，第2卷，第770页。 ] 所以，出卖欧洲的主要责任应该由美国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来承担。 [ 作者注：虽然科德尔·赫尔是国务卿，但因为他被认为是反俄的。因此实际上是霍普金斯代替了他的职务而出席德黑兰会议的。 ]
在德黑兰会议上，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大君主”和“铁砧”向题。斯大林说，在所有的军事问题中，“大君主”是最重要而且具有决定性的；“铁砧”可以作为“大君主”作战的前奏，或是与之同时进行。至于邱吉尔的取道卢布尔雅那隘道而进入维也纳的建议，以及任何在巴尔干或土耳其的冒险，斯大林都表示坚决反对。
（2）波兰问题。邱吉尔说：“没有比俄国西部边界的安全更加重要的问题了”。所以，波兰应该放弃它在“奎权线”以东的所有领土，而西移到德国去。“如果波兰触怒了某些德国人，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第319页。 ] 同时，要割让一部分德国的领土，虽然这意味着有九百万到一千万的人要搬家，但是他并不感到伤心。这些建议取消了“大西洋宪章”和1939年英国对波兰的保证。
（3）巴尔干问题。邱吉尔强调巴尔干问题的重要性，并且主张支持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对于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米赫罗维奇地区则不给予援助。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同意，并于12月初开始执行 [ 作者注：四个月之后，邱吉尔在给他的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说：“自从我们在开罗讨论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们看到了庄严的俄国使团进入了铁托的总部。毫无疑问，俄国人将会把共产党铁托统治下的南斯拉夫赶向前走，并将斥责一切相反的做法为‘非民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第422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