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芬兰问题。丘吉尔主张：“俄国对于列宁格勒和它的出口应有安全保障。”而且，“必须永远确保苏联在波罗的海的海空权地位。”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352页。 ] 象对波兰一样，1939年俄国对芬兰的侵略行径根本就没有被提及，而斯大林还要求恢复1940年的条约，割让汉科和皮特沙罗，并且要以实物赔偿战争损失的50%。
（5）德国问题。关于德国问题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讨论。斯大林想让德国分裂。罗斯福总统热烈地支持他的主张，并进一步建议把德国分为五个部分，每一部分都进行自治；但是，基尔，基尔运河、汉堡、鲁尔和萨尔等地区，则由联合国来管理。邱吉尔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普鲁士方面，都在于普鲁土的军队和总参谋部。他似乎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自始至终，总参谋部都是在反对希特勒的统治的。他想把普鲁士孤立起来，使巴伐利亚、符腾堡、帕拉地纳泰，萨克森与巴登都分离出来，但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匈牙利可以组成一个互不侵犯的邦联。斯大林不赞成这种多瑙河邦联，罗斯福总统又完全同意斯大林的看法。
（6）日本问题。斯大林向罗斯福总统保证，美国不必为太平洋地区担忧，一旦希特勒被击败之后，苏联立即对日宣战。这一保证使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参谋官员们感到十分高兴，为了表示他们的谢意，罗斯福背着邱吉尔向斯大林表示，愿意美俄两国组成联合战线以对付英国。罗斯福还主张，他和斯大林在香港和上海的问题上应该支持蒋介石，反对邱吉尔。此外，他还向斯大林提到，“有可能让斯大林获得满洲的大连港。” [ 作者注：舍伍德《H.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第2卷第786页。 ] 而他却忘记了那是中国的领土。
最后，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达成多少正式的协议；但是，它却播下了使欧洲衰落的种子。
切斯特·威尔莫特曾经写道：“由美苏两国的一推一拉，西方国家的全面战略便从苏联所注意的地区转移出来了。早在德黑兰会议以前，由于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已使苏联得以成为在东欧起主导作用的国家。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那不等于俄国人的影响将要延伸到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然而，在德黑兰会议以后，这—点就成为绝对的定局了。所以，德黑兰会议不仅决定了1944年的军事战略，而且预定了战后欧洲的政治格局，使之变得更有利于苏俄了 [ 作者注：《欧洲争夺战》（1952年版），第141-142页。 ] 。
九、 向俄国的投降
1943年9月3曰，联军在意大利半岛的南部登陆了。此后，联军在这个半岛上的进展是极为迟缓的，以致于直到1944年6月6日侵入诺曼底的前两天，才占领了罗马。由于缺乏登陆艇，入侵法国南部的计划（“铁砧”行动），不得不拖延到8月15日才执行。此时，这一行动对于主要作战（即“大君主”作战）已经没有什么辅助作用了，因为那时的驻诺曼底德军，已在法莱斯会战中遭到了决定性的惨败。这种分散兵力的作法，虽然可以使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无法在意大利继续进行战役，但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官员们，却坚持采取“铁砧”行动，并且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尽管邱吉尔和他在意大利的将领们表示反对，并提出了建议，罗斯福却在1944年6月29日宣布：
“关于发动‘铁砧’作战的问题，自从德黑兰会议达成协议之后，在未同斯大林磋商以前，任何主张放弃这个作战的行动路线，都是我决不能接受的……最后，也是为了这里纯粹的政治考虑（指美国大选）。假使“大君主”作战受到一点挫败，大家都会知道，那是因为有相当大的兵力被派到巴尔干去了的缘故。那样的话，我的总统也做不成了。” [ 作者注：转引自《笫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57页，和附录D。 ]
实际上，邱吉尔的建议与巴尔干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他只是说，把在意大利的兵力用来经过卢布尔雅那隘道向维也纳进攻，要比把大部分兵力转用于法国南部更为有利。而且，根据这个建议，有可能在俄国进入德国东界以前把德国打败。但这个建议被取消了，抢在俄军进入德国之前打败德国的机会也就终于丧失了。
布莱德雷将军写道：“到了9月1日，敌人在西线上的实力被彻底瓦解了。” [ 作者注：奥马尔·布莱德雷：《一个军人的故事》，（1951年英文版），第411页。 ] 尽管如此，追击却不可能。这不是因为艾森豪威尔缺乏军队，而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石油来供应他的大批机动车辆。他没有理睬蒙哥马利的催促，收缩了他的战线，并决定减慢前进速度，而准备在他的整个战线上进行另一场大会战。这一拖延又为德国提供了喘息的机会，使他们得以卷土重来。
在9月10日召开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期间，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提出了一个防止德国战后再武装的计划，更进一步地打击了联军的战略。这一计划主要是由摩根索的助手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起草的。这个人在1951年8月被美国参议院安全小组委员会传讯，判明是苏联的间谍 [ 作者注：参见切斯利·曼利著《二十年的革命》，第102-103页。 ] 。该计划的目的是要拆除或毁灭德国所有未被破坏的军事工厂，破坏鲁尔和萨尔地区的矿区，把德国由一个工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农业和畜牧业的国家。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先生都接受了这一计划，并于9月24日把它公布于众 [ 作者注：这一计划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后来不得不加以修改。当时的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回忆说：他向总统读到关于把德国变成一个畜牧业的国家的句子时，总统听后，蹒跚着说他不知道要草签这样一个计划，然而，最后他还是不加思考就签了字。引自《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1949年英文版），第336页。邱吉尔说，他自已的情形也大致如此。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138页。 ] 。这个计划似乎详细说明了“无条件投降”的真正含义，所以，使得千百万原来反对希特勒政权的人，也感觉到与其接受这种迦太基式的和平，还不如在希特勒的领导下作战到底。
这种无偿的精神输血，加上艾森豪威尔所采取的宽正面防线战略，使从雷米根到科尔马之间的三百五十英里的正面上，发生了一系列的激烈苦战。12月中旬，希特勒突然地在阿登地区进行反攻，清楚地暴露了艾森豪威尔指挥才能的贫乏。反攻虽然失败了，但它却使联军损失了七万七千人，而且威信也受到了打击。然而，斯大林却乘此抓住了一个机会。当美英两国正在陷入困境时，他同意召开另一次三巨头会议。罗斯福再度当选总统后，曾多次提出召开这种会议。但斯大林一直未予同意。当时，因为希特勒已把他的整个战略预备队，都用到阿登地区的攻势中去了。斯大林决定，在1月中旬发动俄国的冬季战役。他希望在三巨头会晤之前，俄国能占领波兰的全部领土。那样，他就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从而展现在他的盟友面前的则是一种既成事实的局面。事实正是这样的。等到1945年2月4日三巨头在克里木的雅尔塔集会时，俄国的元帅已把他们的部队带到了奥得河旁。
总统离开美国前往克里木时，他是怀着高度希望的，可却没有什么准备 [ 作者注：詹姆斯·伯恩斯：《坦率直言》（英文版），第29页。 ] ，因为战争正在接近尾声，现在，正是他需要设法获得与斯大林在联合国组织中诚意合作的时机了。看起来，这似乎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他看不出在苏美两国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他认为，邱吉尔是一个纯血种的帝国主义者，而斯大林却不是那种人。同时，为了清算不列颠、法兰西与荷兰的亚洲帝国的势力，他需要斯大林的支持；为了结束日本人的问题，也需要斯大林的援助。因为，他的参谋官员曾经警告说，如果没有俄国人的援助，美国要想征服日本，就需要付出“一百多万人的生命作代价。” [ 作者注：《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第365页。 ] 所以，还在会议召开之前，罗斯福就下定决心，允许斯大林在欧洲有放手处理的权力，以此作为他获得俄国支持的交换条件。
由于斯大林的现实主义与罗斯报的理想主义汇合在一起，雅尔塔会议终于成了一个超级的“慕尼黑”。当时，罗斯福受到了哈里·霍普金斯和其他一些人的影响，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而在这些人中，就有国务院的阿尔格·希斯，他是一名苏联的间谍。
在雅尔塔会议上，他们一致同意把德国分成几个区，每个区都由一支同盟国的军队占领，强制执行无条件投降，强迫德国人为同盟国工作，而且，德国还要付出二百亿美元的赔款，其中一半给予俄国。
当斯大林同意参加在四月间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时，波兰则被投入了虎口。然而，英国之所以不惜一战，却恰恰是为了保证波兰的完整。它的东界确定在“奎松线”上，它的西界则暂时决定扩展到奥得河与尼斯河之线。由苏联操纵的卢布林委员会，则于1944年12月31日，自动宣布改组，变为“波兰解放临时民主政府”。为了敷衍西方舆论，在以后再进行选举的前提条件下，曾经允许流亡政府中的少数分子参加临时政府。所谓自由选举，不允许中立的观察员进行监视，因为在波兰人看来，那等于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
接着，在一次邱吉尔没有参加的秘密会议上，斯大林同意援助美国对付日本。交换条件是罗斯福同意承认外蒙古的现状，恢复1904年到1905年苏联所丧失的土地，即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同时还同意苏联与中国共同管理中东和南满铁路。而这些领土大部分是属于中国的。由此看来，罗斯福差不多是把帝国主义和“大西洋宪章”都完全忘记了。
在这次会议期间，联军在艾森豪威尔的统率下进攻到莱茵河地区，但是，直到3月23日，由乔治·S·巴顿将军领导的美军第3集团军，才在阿本汉渡过了莱茵河，第二天，英军第2集团军和美军第9集团军也在蒙哥马利元帅的指摔下从威尔渡过了莱茵河。
4月3日，当莫德尔元帅和他的三十二万五千名官兵在鲁尔投降后，通往柏林的道路便畅通无阻了。虽然朱可夫和科涅夫元帅仍停滞在奥得河与尼斯河上，但维也纳已经落入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手中。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以最快的速度前进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俄国人已经破坏了、或者说已无视当时正经受考验的雅尔塔协定的每一个重要条款。如果柏林和布拉格都在英美军队手中，那么，美国和其国就能处在一种较有利的地位，从而迫使俄国人遵守这个协定。邱吉尔说：“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事情加以纠正，世界很快就能看出，我和罗斯福先生在克里木协定上签字之后，协定便变成了一个欺诈的计划书 [ 作者注：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370页。 ] 。
艾森豪威尔完全不懂得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因此，他的想法也完全是相反的。他在一个报告中写道：“当敌人处在最后崩溃的边缘时，军事因素在我眼中比政治上的考虑包括由哪一个同盟国占领首都更重要。我们部队的任务必须是粉碎德国的军队，而不是分散我们的兵力去占领被洗劫一空的城市。” [ 作者注：1944年6月6日到1945年5月8日，联合参谋部最高司令关于欧洲联盟远征军作战的报告，（1946年版），第131页。 ] 结果，4月14日，在罗斯福总统逝世的两天之后，新的继任者，哈里·S·杜鲁门先生便命令艾森豪威尔把他的部队停留在易北河畔，把柏林和布拉格放弃给了俄国。5月2日，俄军占领了柏林；到5月8日的午夜全面停战之后，才占领了布拉格。
“对于美英两国来说，诺曼底会战的结果好象是索当手里的苹果一样，当它们被采摘到手之后，马上就变成了灰烬。希特勒和它的“军团”固然是被毁灭了，可是取而代之的却是斯大林和他的亚洲“乌合之众”。这是因为西方盟国的目的只是为了“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并且坚持不顾一切地使德国失败和毁灭。斯大林则是一个超级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战略始终与他的政策相配合，所以，他终于能够占有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的一部分，波兰、德国的东部和中部，奥国的三分之一，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保加利亚。欧洲的三大名城，即维也纳、布拉格和柏林都落到了他的手中。除了雅典之外，东欧每一个国家的首都也都受到他的控制。俄国的西疆已经由普里皮亚特沼泽推进到了图林根山，前进了七百五十英里。世界又回到了查理曼大帝的时代，斯拉夫人站在易北河上，站在波希米亚森林之中，一千年来的欧洲历史又倒转过来了。” [ 译者注：引自本书作者的《西洋军事世界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第596-597页。 ]
十、 战术的重大转折
1944年10月23日至26日，美国的第3和第7舰队在莱特湾进行了一次大海战，并且赢得了这次海战的胜利。这次海战决定了日本的命运。除了几艘老军舰以外，日本的海军已不存在了。水矾内阁的海军部长米内光政曾说：他认为这次失败相当于失去了菲律宾。至于这次会战更大的意义，他说：“我觉得那是战争的结束。” [ 作者注：引自C．范恩、伍德沃德著《莱特湾的会战》（1947年版），第231页。 ]
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却没有领会这“更大的意义”。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打败日本，而是要从日本的失败中如何榨取最高的政治利润。这比他们在欧洲遇到的问题要简单得多。在欧洲，他们必须考虑同盟国之间的关系，而与日本的战争，有百分之九十五是美国一个国家的战争。因此，为了避免纠葛，美国有必要独立赢得这场战争。如果懂得这一点，而且能够看清，只有俄国会使这个问题变得复杂起来，那么，美国最好是在德国崩溃以前，或是刚刚垮台之后就结束它与日本的战争。这就是说，要趁俄国还在忙于欧洲事务而无暇东顾之机结束战争。那么有这种可能吗？如果清楚问题的战略性和政治性的重心，回答是毫无疑问的“是”。
首先要说明的是，日本的地位在战略上是极为脆弱的，因为它的经济潜力只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十，可耕面积是百分之三，然而它却不得不供养比美国的一半还要多的人口。日本的大批原料和谷物都要依赖满洲和朝鲜，这就必须越过日本海和黄海，所以，它的商船舰队就是它的战略重心。对日本海运的攻击也就成了美国潜水艇的主要任务，而且它们对造成日本失败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价的。被击沉的船只总数为八百九十万吨，其中有百分之五十四点七是由潜水艇击沉的。” [ 作者注：《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总结报告》（太平洋战争），第11页。 ]
然而，美国人没有集中兵力去攻击日本的海运，没能通过经济的损害去迫使日本投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采用的战略，是以侵入日本本土为基础的。在侵入的准备过程中，在莱特湾会战之后不久，美国空军就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实行远程轰炸向日本进攻。最后统计，对六十六座城市投下了十万四千吨炸弹，其中有二万二千九百吨落到工业地区。 [ 作者注：同上，第17页。 ] 这种轰炸虽然也降低了日本的生产能力。但是，海运上的损害才是日本经济崩溃的主要因素。这是因为，对日本经济的致命打击，不是毁坏工厂和都市中心，而是切断重要原料、煤、石油和谷物的交通运输。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报告指出：大量的轰炸是重复性的，因为日本的大部分工厂，特别是炼油厂、钢厂和军工厂等，都是早就缺乏原料了。所以，大致说来，日本的经济被毁灭了两次。一次是原料输入的渠道被切断：一次是遭受空中的攻击。另外，日本的铁路网也是很容易被摧毁的。如果对铁路网进行攻击，那就会加快和加大海运攻击所产生的效力。调查报告认为，这样的进攻，如果事先有充分的计划，则在1944年就能发动。调查报告估计，只要出动六百五十架B-29飞机，让它们携带五千二百吨高效爆破性炸弹，就能有效地封锁日本所有的铁路干线。 [ 作者注：同上，第19页。 ]
可是，为了进攻这六十六座城市，美国却出动飞机一万五千架次，投下了十万四千吨炸弹。由此不难看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这一点上犯下了多么严重的战略错误。
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同样也没有抓住政治重心。这个重心是日本天皇。他是军队的神圣领袖，在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代表天意的。然而，他有一件事是不能做的，那就是命令他的人民无条件投降。这样一来，他自己也就变成了一名战犯，并将遭受审判或被枪决。 [ 作者注：根据摩根索的计划，所有重要战犯名单上的人都要枪决，而罗斯福更主张不必进行审讯就把这些人枪决。引自《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第338-339页。 ]
1944年初，日本海军参谋部的高木少将曾经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为了结束战争，日本应该寻求一个有妥协的和平。1945年4月15日，铃木贯太郎接替小矶担任了内阁总理的职务。他是想实现这个计划的，但是，只要想到天皇的地位将受到“无条件投降”的危害，他就不愿意这样做了。自1月以来，天皇就不断地感到必须结束战争，因此到6月时，天皇决定派近卫文麿以特使身份去莫斯科，请苏联出面调解。与此同时，日本驻莫斯科的大使佐滕也奉命通知苏联政府，日本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不能无条件投降。他想劝说克里姆林宫为日本提出和平条件。
在此期间，华盛顿方面也在考虑结束战争的方法和手段。虽然美国陆军部主张入侵日本，空军则坚持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只要对“无条件投降”作出“合理的解释”，日本是会投降的，“唯一使他们犹豫不决的，是关于天皇的未来地位问题。” [ 作者注：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R·S·克莱茵（1951年版），第333-347页。 ] 后来审讯日本高级战犯时，得出了一种看法，认为“日本人已经处在快要投降的边缘上，但是对帝国主义制度的废除和天皇本人要受到战犯待遇的惊恐，却在支撑着他们。” [ 作者注：N·柯伦特：《史汀生部长：国家管理的的研究》，（1954年版），第224页。 ]
正当这些意见还在酝酿的时候，原子弹的发展已经进展到几乎即将成功的阶段， [ 作者注：邱吉尔第一次提到原子弹是在1941年8月3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第730页）；而戈培尔则在1942年3月21日才提到它（《戈培尔日记》，第98页）。 ] 1946年4月，史汀生指派了一个委员会，为他提出关于使用原子弹问题的建议。6月2日，他在—份备忘录中向杜鲁门总统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提出，如果原子弹的最后试验和准备能够圆满完成的话，那么，原子弹的使用就可以作为侵入日本的一种选择方策。他建议，在使用原子弹之前要先发出警告，指出：“我们将对这个岛国施加各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使用将会使它承受不可避免的毁灭。”此外，他还私下设想：“如果加以补充，说明我们并不反对日本在现有王朝之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那么，实际上就会增加日本投降的可能性。” [ 作者注：《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第368页。 ]
7月17日，召开了波茨坦会议。同一天，史汀生向杜鲁门总统报告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说是前一天对原子弹进行的最后试验已经绝对地成功了。于是，杜鲁门和邱吉尔为了避免入侵所带来的伤亡而决定使用原子弹。邱吉尔写道：“现在，所有恶梦般的阴影都已经消除了，前途似乎是一片光明，一两声巨响就可以结束战争……此外，我们也不必再去要求俄国人的帮助了。”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552-553页。丘吉尔说，他从来没有想过杜鲁门决定使用原子弹是不合理的。他说，在原子弹降落之前，日本已是必败无疑了。 ]
邱吉尔错了。因为斯退丁纽斯告诉我们说：“甚至到波茨坦会议时，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美国军界仍坚持要苏联加人远东战争，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两次会议中，美国的参谋首长们特别关注日本在满洲的军队。这支独立的军队被认为是日本军队的精华……而且人们还相信，即使日本岛投降了，如果俄国不卷入到战争中来，这支军队还能将战争拖延下去。” [ 作者注：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罗斯福与俄国人：雅尔诺会议》（英文版1950年），第96页。实际上，在那时“精华”也变成了“糟粕”，受过训练的人员早已被抽调走了，而且也没有石油。 ]
在波茨坦会议召开之前，东京与驻莫斯科大使佐滕之间的来往电信，都被华盛顿破译出来了。 [ 作者注：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日本的密码即已被破译，在整个战争中都是如此。 ] 7月13日，日本外交部电告佐滕说：“在莫洛托夫前往波茨坦之前，赶紧把帝国政府希望结束战争的强烈愿望告诉他……‘无条件投降’是和平的唯一的障碍。” [ 作者注：R．巴托：《日本的投降决定》（1954年版），第130页。 ] 这样，日本的险恶地位就已变得象晶体一样透明，而且，立即结束战争的道路似乎也已打通。但是，美国仍于7月26日对日本下了最后—道通牒：“我们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的日本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否则，日本就要彻底被毁灭。” [ 作者注：《波茨坦宣言》，全文参见《日本的投降决定》一书的附录C，第243-234页。 ] 其中，没有一字提到天皇。
两天之后，铃木拒绝了这个最后通牒。他宣布说，那是“不值得大家注意的。” [ 作者注：《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第369页。 ] 于是，为了掩护俄国按预定日期（8月8日）进入战争，美国决定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一颗于8月6日投在广岛，另一颗于8月9日投到长崎。8月6日是星期一，上午8时15分，一个火球在广岛中心西北方的上空出现了。它的爆炸威力相当于二万吨梯恩梯炸药；在它的中心，温度高达一亿五千万摄氏度，这比太阳中心的温度还要高出大约十倍。 [ 作者注：弗雷德·霍伊尔；《自然宇宙》，（1960年版），第36页。 ] 它所产生的压力，据估计每平方英寸上是十万吨以上。一股“风暴性的大火”使几百个火头同时点燃了，最远的离爆炸中心有四千六百码的距离。城市中有4.5平方英里的土地完全被烧坏，有七万到八万的人死亡，五万人受伤。尽管如此，在这座城市边缘上的工厂，却几乎完全没有被损坏。“据估计，如果战争继续进行的话，这些工厂能在三十天以内恢复正常的生产。” [ 作者注：《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总结报告》（太平洋战争），第24页。 ]
8月9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一致同意，把“无条件投降”问题提交天皇去作最后决断。日皇决定求和，10日，东京广播宣布，日本政府准备接受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中所提出的条件，但是要求，宣言中不包括任何改变天皇统治大权的内容，只能在有此谅解上下接受宣言。
为了避免消灭许多分散日军的困难，避免使这些日军因失去天皇的控制而自由行动，同盟国与8月11日作出答复，回电指出：“自投降之时起，日本天皇和政府的国家统治权，应臣属于联军的最高统帅。” [ 作者注：贝巴托著《日本的投降决定》，附录F第245页。 ] 14日，日本天皇接受了这个条件，于是立即停火。9月2曰，日本的代表签署了降约。
史汀生对此事的评论是很有启发性的。
他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若不使用原子弹日本会不会投降，而在于是否有一种不同的外交和军事路线能促成它早些投降。在这里，情报的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从战后的采访中发现，在日本内阁中，有大部分人早在春季就愿意接受最后的条件。美国政府对于这种一般的态度，也是早已知道的……所以，美国人如能早日明确表示愿意保留天皇，那么，提早结束战争是大有可能的。1945年5月间，格鲁以及有关的人员就曾热烈地提出过这个建议。” [ 作者注：《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第371-372页。约瑟夫·O·格鲁是代理国务卿。 ]
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坚持“无条件投降”的政策，不是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缺乏远见，那么，战争在1945年5月就能结束了。能在5月结束战争，那是很关键的一步。那样，西方同盟国就可以在远东赢得一种有利可图的和平。如果战争在那时结束，俄国人就没有可能加入战争，由于它的加入而产生的一切灾难性后果也都可以避免。这样一来，也就没有必要投掷那两颗原子弹。诚如汉森·W·鲍德温所说：使用原子弹只有一个目的，“不是保护一种稳定的和平，而是加速胜利。” [ 作者注：《战争中的大错误》，（1950年版），第101页。 ]
然而，原子弹的投放却已成了事实，它给全人类带来了恐怖和忧虑。人类的创造能力被转变成灾难的根源。工业革命在军事上的表现终于进一步显示出来了。应用爆炸形式的核能作为武器使人类战争中的战术经历着重大转折——它使物质战争不再是一种有利的政治工具。
十一、 从胜利到失败
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以后，邱吉尔越来越意识到，俄国对欧洲是—个威胁。但是，到了那时，由于美国的权力正在日益增长，再加上英国的经济依赖着租借法案，邱吉尔不能不受到束缚。因此，到诺曼底登陆时，战争的指挥权几乎完全落入了美国总统和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手中。最后，德国投降了。邱吉尔为此写道：“照我看来，苏联的威胁已经取代了纳粹的地位。……我已经感觉到，苏俄帝国主义的巨大阴影正向那些孤弱的国家压过来。” [ 作者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495-406页。 ] 四天之后，即1945年5月12日，他给杜鲁门总统发去一份电报，说：
“我极为关注欧洲的局势……俄国的情况怎么样？……一层铁幕垂在他的防线上。我们不知道铁幕后面在干什么。看来毫无疑问的是，吕贝克——的里雅斯特——科孚线以东的全部地区，很快就会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与此同时，我们人民的注意力还停留在如何惩治德国的问题上。实际上，德国已成为一块裸露的废墟。如果俄国人要选择这条路到达北海和大西样海岸，那么用不了多少时间，他们就会达到目的。……总之，在我们的实力还没有消失以前，和俄国解决这个问题，照我看来，似乎是最重要而压倒一切的。” [ 作者注：邱吉尔把它叫做“铁幕电报”。并且说，“在我写的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公开文件中，这一个最能代表我的判断。”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498-499页。 ]
关于这一点，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却忽视了自己对于造成这场悲剧所起的作用。当他单独一人指导这场战争时，他曾宣布要以“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为目标。他要这样做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因为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判断曾是很高明的。
他在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写道：“政府和个人都按照这悲剧的韵律，摇摇晃晃地进入到无效的暴力之中，屠杀和破坏的规模日益增大，使人类社会所遭到的伤害，在一个世纪内都难以恢复。……胜利的代价是如此昂贵，以至于几乎难和失败相区别。它甚至连胜利者的安全都不能保证……这个以武力获得的最圆满的胜利，既不能解决欧洲问题，也不能消除再产生战争的危险。” [ 作者注：《191年的世界危机》，（1923年版），第17-18页。 ]
既然胜利是不惜一切代价而赢得的，那么问题就是如何阻止“苏俄帝国主义的广泛影响”。但是，美国人却无意去阻止它。拼命进行战争和毁灭德国的意愿，本是罗斯福时代的特征，而到了杜鲁门执政时期，这个意愿又被带入和平之中。为了不得罪公众舆论，它却没有考虑未来。继续控制美国政策的，不是政治家的才能．而是军国主义的作风。
这与1870年的俾斯麦相比是多么不同。那一年9月，普鲁士的《民族日报》对于给予被俘的法国皇帝以周到的礼遇表示不满。于是，俾斯麦说道：
“群众的感情，公众的舆论，往往都是采取那样一种路线。人民总是坚持主张在国家与国家的冲突中，征服者应该审判被征服者，并根据手中的道德法律，对他们进行应有的惩治……这是一种极不合理的要求。惩罚与复仇和政策是毫无关系的。决不能把政策与公众的惩罚冲动混为一谈，也不能只想着行使法官的职权……在上面提到的事情中，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是：一个有用的拿破仑和一个无用的拿破仑，这两者哪一个对我们更有用呢？总有一天他会重新崛起，这决不是不可能的。” [ 作者注：莫里茨·布希：《我们的前首相》，（1884年英文版），第1卷第98-99页。 ]
无条件投降是不够的，对德国的经济还要彻底地摧毁，而且摩根索计划的大部分还要执行到和平时期。但是，围绕着这个忍饥挨饿，疾病蔓延和无政府状况所统治的残破不堪的中心，将要如何建立欧洲的和平与繁荣，杜鲁门似乎是从来没有想过。
还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已经决定了两项措施：一是“工业计划的水准”，二是“占领训令”。这两项措施的文件都很冗长，难以引录，但是下面提到的项目足以把它们的意图解释清楚。
“工业计划的水准”：它的目标是要把德国的工业资本装备减低到最低限度，并且把所有的剩余物资都用来抵作赔款。一切战争工具，所有类型的飞机，所有的航海船只都禁止保留，综合性的石油产品和橡胶产品，无线电器材，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都禁止生产。钢铁的产量每年不得超过五百八十万吨，所有的非金属，基本化学物质、机械工具、电力装备、摩托化车辆、铁路机车和货车等等的产量，也要大幅度地降低。“这个计划的总目标是要把德国工业的整个水准降低到战前1938年时的水准的50—55%。” [ 作者注：参见古斯塔夫·斯托珀著《德国的现实》，（1948年版），附录D第294-299页。 ]
这也就意味着有千百万德国人要忍受饥饿。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是最慷慨的国家，本来应该预见到，文明世界对于这种情形是不能无限期地容忍下去的。
“占领训令”（参谋长联席会议：1067/6）；它规定了艾森豪威尔将军所应遵守的政策，而作为管制委员会的成员，他也要督促其他占领国采取同样的政策。德国的政治和行政管理结构要使之分散，结社要予以禁止。所有的纳粹党员，以及纳粹主义的支持者都应被开除公职和私人企业。一切军事组织，包括德国军官团都应被解散。所有的纳粹党官员、政治警察、党卫军、参谋部官员、高级军官，城乡的地方行政长官和纳粹的同情者，都要加以逮捕。禁止一切政治活动。所有的民事、刑事法庭和教育机构都应关闭。对军队的抚恤金和个人津贴都要取消，一切金、银、货币和证券都要充公。对于德国的经济复兴将不采取任何措施，而且规定德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不准高于任何邻国的水平 [ 作者注：同上，附录C第273-293页。 ] 。总而言之，要把德国变成一个超级集中营。
所有这些都是在波茨坦会议上最后达成的一致协议。这个会议是在7月17日举行的。这时斯大林已经是稳坐江山了了，因此，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对他的祝捷大会。
在这次会议的议程上，两个主要的项目是德国和波兰问题。关于德国，雅尔塔会议的决定和上面的计划都已确定。赔偿的分配主要是有利于俄国的。审判主要战犯的方法也取得了一致的协议。此外，还同意了把柯尼斯堡以及它附近的地区割让给苏联。
关于波兰，对它的西部边界达成了一个协定，但最后的确定还要等到和约签订之后。尽管如此，奥得河与尼斯河以东的德国领土，以及东普鲁士的大部分和前波兰走廊地区，目前即应由波兰接管。
此外，这次会议还一致同意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境内的德国人，以“适当的、仁慈的方式”都遣送到德国西部。大约在两年之后，苏联获得了很大的利益，而欧洲却在混乱中挣扎。由于这种局势，杜鲁门才感觉到了危险，因此，他交给前任总统赫伯特·胡佛一项经济使命，叫他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应该做些什么工作。1947年3月18日，胡佛提交了他的报告书。
他在报告书中写道：“目前，美英两国的纳税人每年大约要付款六亿美元，才能使美英占领区内的德国人不至于饿死……要想恢复欧洲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生产。整个欧洲与德国的经济是有内在联系的……如果德国的生产力得不到恢复，那么欧洲的生产力也无法恢复。……认为新德国将变为农业国家，那是一种幻想。除非我们把这二千五百万人口加以毁灭或迁徒，否则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关于‘战争潜力’也存在着一种幻想。地球上所有的工业在近代战争中几乎都可以成为‘战争潜力”……最大的幻想莫过于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在规定的‘工业水准计划’下，德国可以自给自足。认为没有德国经济的恢复而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也能够复兴。则是另一种幻想……我们可以使德国永远不能解除经济的锁链，但是，这也会使整个欧洲永远处于贫困之中。” [ 作者注：报告的全文，参见斯托珀著《德国的现实》一书，附录E，第300—311页。 ]
这是美国的具有权威性的声音。但是在所有的幻想中，最伟大的幻想还是要算罗斯福总统的“灵感”。
我们回过头来对欧洲的悲剧进行检讨，如果不怕自相矛盾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说，欧洲历史中的“黑日”。就是1917年4月6日。美国就在那天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就导致了命令性的凡尔赛和约，同时，也埋下了另一次世界大战的祸根。美国第二次介入所造成的灾难更大，它根本就没有带来和平，反而形成了永久性的战争状态——霍布斯的恐惧。
所以如此，与贪财是没有关系的，尽管贪财是许多次欧洲战争的起因，而美国却从来没有垂涎于欧洲的每一英亩土地。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他们没能理解战争是政治的工具。他们不知道如何进行战争，结果也就不知道如何制造和平。他们把战争看作是一种致命的“游戏”，以为得到奖杯便是胜利。
第一个决定命运的步骤是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形成的。在这次会议上，罗斯福总统的“伟大计划”，实际上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幻梦，而它取代了理应制定的大战略政策。然而说来也奇怪，大约就在同时，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尼古拉斯·I·斯巴克曼，却就政策应该是怎样的问题，作出了精辟的分析。
他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要有实际性，那么它的基础就不能是梦想中的世界，而应该是根据权力政治的现实国家关系。”他认为，美国的政策应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在新世界中起主导作用，另一个是在旧世界中维持权力平衡。鉴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的权力平衡都已经被破坏，美国战争的目标就是要恢复这种权力平衡。关于这一点，他写道，不要要求把德国和日本完全毁掉，免得为俄国控制欧洲和远东开了方便之门。他说：“一个从乌拉尔山到北海的俄国，井不比一个从北海到乌拉尔山的德国会好到那里去。”这一理论，同样可以用于远东。他还写过：“必须消除日本再度征服亚洲的危险，但是这并非必不可免地消灭日本的军事实力，而把太平洋交给中国或俄国去控制。” [ 作者注：《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1942年版），第446、460页。 ]
英国也有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错误：一是时机，二是目标。这一次，又是剑桥大学的教授赫伯特·巴特费尔德对这两个错误作了透彻的分析。
他写道：“对于一种理论来说，如果历史上曾有一个非常好的先例，那么，这个理论可以算是古代外交传统的精华……如果有两个对立的大国对欧洲大陆的现存秩序都构成了威胁，而且你又不愿意他们之中有哪一个被击倒，那么，在他们进行搏斗时，你必须仔细地选择时机，再出面干涉，并且要明白，你的干涉仅仅是为了挽救两个国家中那个也许要被摧毁的国家。这是因为，只有在欧洲大陆上同时保存两个这样的大国，整个世界才能获得安宁。但是，如果你出于为正义而战，决心要消灭其中的一个国家，那么，你就必须用你的血汗和财力，去帮助另外一个国家发展成为前所未有的‘怪物’，这样，在下一阶段，你也必然会自食恶果。换句话说，如果你想用总体战争的方法来扫清这个侵略性的世界（即为正义而战）。那么，这种政策，就象是抱薪救火，甚至是一种没有实用价值的政治。” [ 作者注：《基督教与历史》，（ 1950年版），第141页。 ]
如果那些政治家也象这些教授一样，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工具，那么，我们今天就可能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