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试问：天主教可能是美国的宗教吗？天主教这种宗教制度，是黑暗时代的老化石，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吓唬粗野迷信的大众，其最大特点都跟圣经宣扬的宗教正好对立，后者才是美国的宗教。
——写给纽约市圣派区克大教堂休斯主教的信
八月三十一日星期日，以下就是这天发生的事，再过十九个小时，纽约就会陷入混乱。从早上五点梅西走进大教堂，绯红色的曙光逐渐从东河凉爽的灰色皮肤灼灼升起，直到午夜前后，火柴碰到导火线为止，纽约就会在我眼前瓦解。
我错过了负责把尸体移往坟场、动作小心谨慎的警察同仁。康诺?席神父又把钥匙借给我，我忙着把梅西安置在他的床上。这间卧房素朴而高雅。墙上挂有宗教图案，所以不是修道士的房间，是为了赞扬上帝才刻意保持简单。就我目前对康诺，席神父的理解，这房间跟他很相称：虔诚、正直、有教养。床靠墙摆放，铺上朴素的被子。我拉下被子，把我负责照顾的人安置在枕头上。
她张开眼睛，阴暗的天空中透出一小片淡蓝。
“马可斯，”她声音紧绷，尽管人还没完全清醒，“出了什么事？”
“没事的，这里是神父的房间。可是……”
“马可斯出了什么事？”她的眼睛有了一丝光芒，撕扯着我。
“所以他叫马可斯，”我轻声说，“你认识他。你怎么会来这里？”
“他……先遭到那种对待吗？”梅西问，用力咬着下唇，我想伸手抚平她的嘴唇，但愿她咬的是我的手指。
“他服用了鸦片酊，所以一点感觉也没有。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会来这里。”
“你知道是谁做的吗？”
“还不知道。梅西，拜托你。”
她往枕头一躺，因为极力忍住眼泪，所以光听到我喊她的名字都让绷紧的线断落、全身一软。
听到自己喊她名字的声音，我也几乎要崩溃，但总得要有个人撑住。我可以办到，如果是为了她。
“我听到街上有人大喊大叫，”她细声说，“都是爱尔兰人。他们咬喝来咬喝去，在黑暗中奔跑，说有个恶魔出来作乱，玷污了圣派区克大教堂。”
我全身发冷。报纸的事无所谓了。我们想尽办法隐瞒这起残暴的命案也无所谓了。我们跟那个可怜的孩子一样被公诸于世，吊起来让全世界都看见。
“我摸黑穿好衣服，披上斗蓬，”梅西说，“我……我以为我可能知道那是谁，说不定帮得上忙。而且或许你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事情搞清楚。”
某种纯粹自私的欲望执意占据我的手臂。我伸手去握她的手。我没有打算这么做，但这么做只是为了自己，不是要安慰她。她的手指冰冷，往我的手掌里靠。
“他叫作马可斯，不过那只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叫他。他跟丝儿?马许没有关系，他住的地方靠近东河，在西南角科里斯街和葛兰街的交会处。那里清一色都是男孩，我帮他治疗过一次百日咳，看到他的时候，我……抱歉。”
下一秒她就在我肩上哭了起来，从头到尾尽可能不发出任何声音。我环抱着她的背，她张着嘴靠在我的衣服上。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刻很糟糕，但我想这就是我在恶梦中找到的避风港。
她很快恢复镇定，抽身时脸颊泛红。我放开她，把我的手帕递给她。
“我必须跟你讨论一件事，”我低声说，“你是我唯一可以放心把话说出口的人。”
梅西黯然一叹。
“我是不是该离开这张床，再发表我的专家意见？”
我跟梅西一起走去厨房。我的脑子仿佛塞满了未点的烟火。不一会儿我就找到神父的威士忌，酒瓶上积了六个月的灰尘，幸好里面的酒还剩下三分之一。我倒了两大杯酒。
“你认为这起命案背后一定有原因吗？”我问她。
“凶手一定有犯案动机，”她慢慢地说，“否则，为什么要怎么做？”
“所以，“我接着说，很高兴听到她恢复平静，又能用更多问题回答问题，“原因是什么？”
梅西眯着眼看我，仰头啜一口酒。
“宗教。”她斩钉截铁地说。
“不是政治？”
“在纽约这不是同一件事吗？”
“不是，”我说，“你想想，一个打定主意屠杀小孩、背地里残害尸体的人，或许杀人的动机是宗教因素或变质堕落的宗教狂热，而不是为了政治。政治的目的是要变成公开的新闻，而不是没人知道的秘密。”
“对，”她附和，“但是教堂发生的……惨案，显然改变了一切？”
“没错，所以我才怀疑凶手发生了什么事。或许他慌了，因为我们紧追着他不放，或许他的精神状况恶化。潘医师收到另一封信，从信的内容来看，确实有这个可能。或许他为了某种邪恶的目的想拖神父下水。我只知道这件事超过我们过去的认知，不管《先锋报》接到什么样的信，我都不认为其他命案的背后动机是政治。凶手的目的很残忍。那孩子周围用石灰水画出的十字架，刻意营造的舞台效果，目的都是想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非常残忍。”
梅西又说：“大教堂应该是锁着的。凶手怎么进去的？”
“还不知道，但我会查出来的，我保证。”
她站起来，优雅地喝完威士忌。
“怀德先生，我会祈祷你早日找出真相。现在我得走了，刚刚我匆匆忙忙就出门。”
因为太了解她，我并没有期待任何表示。但她的手停在门把上，挑起眉毛瞥了我一眼。
“答应我你会小心？”
“我答应你。”我说。
说完她就回家了。我傻傻盯着威士忌看了一会儿，想着我的工作，焦头烂额；我的任务，难如登天；我的脸，一塌糊涂：我的存款，早已成灰。
我把酒喝干，默默敬了所有不幸的受害者，然后锁上康诺?席神父的房门。我走回大教堂查看时，血迹大多都清好了。麦瑟警长和潘医师先走了，老皮正忙着把我们找到的证据放进麻袋。几个睡眼惺忪的神职人员满怀宗教热诚挥着拖把，窃窃私语。康诺，席神父已不见人影。
“带回坟场了，”老皮说，“回去问话。”
“不会吧，”我厉声说，情绪失控，“别跟我说他被逮捕了。”
“没有，可是从证据来看……想想麦瑟警长怎么看这件事。如果我们对神父的判断正确，过两个小时他就会重获自由，但如果我们错了，没先抓他去问话，那么我们连警察也别想干了。”
我点点头，右眼背后突然阵阵作痛。这只眼睛在市区大火中并没有受伤，我怀疑是焦虑不安导致眼压过高。焦虑不安的感觉将我淹没，甚至让我情绪失控，无论如何我都要稳住阵脚，不能再失控。
“潘医师跟他们一起走了？”
“他回家了，说他严重心悸。”
我张口结舌，怒火中烧。
“他是一般老百姓，本来就可以不用插手管这个惨案。”老皮理性地分析，“我告诉你我打算怎么做，怀德先生。我会先仔细察看这些工具，然后写下报告。用人类最快的速度吞下几个生蚝，吃点奶油涂面包，然后我打算北上，找到那些保险套的主人。你呢？”
我点点头，要跟眼前这个疯疯癫癫的荷兰老头发火很难，所有问题都不是他的错。
“安德希尔小姐认出了那个小孩，他叫马可斯，来自造船厂附近的一家妓院。我想查清他是怎么失踪的，还有最后看到他的人是谁。”
“很好，”他说，“那祝我们两个好运！”
“老皮，你要知道，我很感谢有你这双眼睛，这个案子里我能感谢的人不多。”
“观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技术，”他含着微笑，表情既难看又美好，“也是一种经由学习得来的技术。我尽我所能。”
“你怎么走进这行的？”我忍不住问。
“我爸妈是荷兰的毛皮贸易商。”他靠上前，手掌靠着最近一张长椅的椅背。
“他们先是赔了财产，后来连命都赔上，所以我的遗产就没了。后来有一天，我父亲一个要好的老朋友说他仓库里有三百码上好的丝绸不见了，小偷一定是员工或朋友，也就是知道后窗没镇好的人。他非常生气，扬言只要谁能找回丝绸，就赏他十元奖金。他脸上的表情，那种被自己人捅一刀的痛心表情，我从没忘记，永远也忘不了。这件事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因为我父亲的钱也被生意伙伴侵占，所以我才会沦落到拆掉床架充当柴火的田地。没有什么感觉比东西被人偷走的感觉更糟。”
我点点头，知道他所言不假。
“所以最后你找出丝绸，拿到奖金，还发现了自己的潜能？”
“我第一次成功跟潜能的关系不大，因为是偷来的。”
他看我一脸讶异，不禁哈哈大笑。
“我父亲的老朋友后来给了我一个职位，没给我奖金，但我两样都没拿。隔天，我登记加入守夜员的行列，同时在报上登广告，帮人寻找失物，收取失物现值的百分之十当作酬劳。之后我再也没饿过肚子，但也没赚大钱，不过我选对了工作。去的路上小心，怀德先生。”
我走向后门，中途他突然叫住我。
“那位小姐——安德希尔小姐是吗？她怎么会来这里？”他客气有礼地问。
“她听到窗外街上的骚动，”我回答，“现在我们得加倍小心。”
“啊，毫无疑问，”他说。不过，小群暴民在纽约就跟猪一样常见，没有人会因为听到街上的骚动就跑出家门。走出教堂时我暗忖，还没当上警察之前，我会不会因为听到风吹草动就赤手空拳从家里跑出去。脑中还在思考这个问题，甚至有点为自己感到羞耻时，我就走到了王子街，看到范伦丁迎面而来。
我哥边走路边东张西望，留心周遭的状况。小刻和摩西，丹提一左一右跟在他旁边。范伦神情警觉，一看到我，步伐倏地停住，尽管一直保持细小的步伐。
这就是当弟弟的好处，不管你哥是什么样的人，你都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这比面对陌生人容易，老实说，也比面对自己容易。看他的绿眸子眨了两下，你就知道他吞了多少吗啡（不少，但起码隔了四小时）。你也知道他心情如何（小心警觉，正在减少风险，但必要时随时准备大打出手）、他为什么会在这里（爱尔兰人几乎就是他全部的选民，他知道要作作样子，让他们觉得他在乎惨死的雏妓）。
不过，了解他不表示要原谅他。
“提姆！“范伦站在渐渐亮起来的街道上喊，“发生了什么事？太好了，你说明一下状况，我必须……”
“从小到现在，”走近时我咬牙切齿地说，“明知道你是这种人，我早该猜到，一旦让你知道小鸟住在哪里，你就会把她送去收容所。”
“提姆……”
“有什么事你做不出来？我不该惊讶你会把一个受尽伤害的小孩，送到当年鞭打你、把你关起来跟外界隔绝的同一个地方。”
他沉默不语，不是他生气时的沉默，也不是忧郁时的沉默。他拉下脸，除了地球引力之外都不为所动，仿佛露出了真面目：疲惫、颓废、厌倦、永远在找可以分散注意力的事物。我看了就火大。
“好吧，提摩西，”他说，露出一口好牙，“我要怎么样才能让你罢手？我要怎么样让你知道你根本搞不清楚状况，让你就此放手？”
“如果你给这个问题或所有问题的答案，就是把小孩送到收容所，那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牵扯。”我严正地说。我是认真的。
“不是这样，”他小心回答，“但你必须停止……”
“别挡路。”我打断他，我不在乎他比我高大，不在乎他比我强的事情多到我不敢数，而且完全反对我的作法。范伦没制止我，目瞪口呆的民主党小跟班在他背后交换不知所措的眼神。我转头迎向咸咸的空气，往码头走去。
跟范伦吵架的感觉通常有点像刮胡子或买咖啡，相当醒脑。但这次吵完我只觉得皮肤微颤，手指抽搐，不知不觉握成了拳头。那个家伙曾经为了更小的事情揍我下巴。走到科里斯区沿路跟杂草一样浓密的桅杆，经过船头的条纹顶篷时，我好想大干一架，因为刚刚错过了一次机会。
科里斯区就在渡船站旁边，属于第七区，巡逻范围包含这里的人一点也不令我羡慕。我抵达时，渡船口已经人来人往，精力充沛的夏日早晨把盐晒干，黏在飘扬的船帆上。因此，东河这一面特有的妓女，早就混在每天进城上班的布鲁克林居民里头，准备正面出击。有些穿着加工过的短裙，有些穿开叉裙。妓女们挤眉弄眼，坐在木桩上，拿旧报纸给自己掮风。有的坐在自己家门口，酥胸外露也不以为意。妓女身上散发着盐水、琴酒和别人汗水的味道。她们身上披金戴玉，也带着梅毒疤痕，两种都让我觉得应该把她们赶到慈善医院或抓进屋子里，免得有碍观瞻。不用说也知道这里到处是爱尔兰人，跟码头无所不在的臭味一样。我不知道最新抵达的是哪一个航线，只见一百多个爱尔兰人挨挤在其中一个码头旁，每个都瘦骨嶙峋，像束衣的钢丝，茫然而恐惧地看着彼此和周围的陌生环境。经过他们时我只有一个想法：这群人偏偏选在这么不祥的早晨抵达纽约。
走到梅西说的地方时，我抬起头，眼前的建筑物就是这一带的典型住宅，过去曾是有钱商人的住家，起初出手大方，砌工细腻，之后成了肮脏的住屋，不名誉的营业所。房屋周围逐渐塌落，大概从大恐慌就开始了，或许屋主变得更有钱，举家搬去百老汇大道，但无论如何，房子从此变得藁木死灰。
我没敲门就走进去，没心情跟人抬槓。屋子里面比外面更糟。有个架子上摆满瓶罐和一幅希腊风格的画，主题是跟男性友人在林间度过的怡人午后，可惜画得很差。架子旁边有台瓦解的钢琴，上面的灰尘已经凝结成块。女主人似乎是躺在蚊虫滋生的沙发上、懒懒抓着鸦片烟斗的人，空气中几乎满满都是鸦片的味道，半像腐烂的甜玉米，半像沥青。
“亲爱的，你得等我一分钟，这时候他们没一个醒着，又不是基督徒。”
“警察，”我说，亮出警徽，“我是提摩西?怀德。”
“有关系吗，亲爱的？”她迷迷糊糊地问。
“你等一下就知道有了。马可斯的上一个顾客是谁？”
“我怎么会记得，肯定好几个小时以前了。他做了什么吗？”
“你什么时候发现他不见了？”
丑老太婆的犀牛眼往下垂，表情困惑。
“他有不见吗？他在楼上啊，左手边第三间。去吧去吧，如果你中意他，省得我还得点人。”
我厌恶地转身跑上楼。左手边第三扇门开着，进了房间，我看见一张床、一盏灯、一个尿壶、一张梳妆台，第一个抽屉里有廉价的舞台妆粉。其他东西不多。所以我走出简陋的房间，去敲隔壁的房门。
一张十三、四岁的小脸探头看我，不是好奇的眼神。事实上，他对我是谁、我想做什么完全不好奇，我气得差点挥手捶墙。男孩身上穿的虽是男装却很可笑，全身上下都是廉价的绸缎、蕾丝袖口、黄铜首饰。他的棕色眼睛很清醒，可见刚刚没睡着。
“能不能告诉我，马可斯什么时候离开这里的？我是警察，这件事很重要。”我说。
“我们有警察喔？”他问，真心觉得惊讶。
“对。”我疲惫地说。
“马可斯喔？我哪会知道，什么时候都有可能，毕竟这两天嬷嬷都烟斗不离手。昨天下午马可斯醉得像水手一样，几乎站不起来，一定是有个客人分他威士忌喝。你说他离开了？”
“对。他房间有东西不见吗？”男孩轻步绕过房门，探进隔壁房间环顾一圈，然后摇摇头。
“没有。喔，他的日记通常会放梳妆台上，让我们大家看。我们有空就会进去互相留言给对方，写些笑话。我没看到日记在上面。”
很快找过之后，我还是没找到日记。难说日记对我会有什么帮助，所以我继续努力找。
“马可斯以前有没有特定的朋友？”
“你是指我们这些人，还是顾客？”
“都有。”
“没。马可斯有口吃，满严重的，所以才有日记。我们会在上面跟他打招呼，一个小时后他会回我们几句话，我们再回去看，不会写字的就画图，就像在玩游戏。”
少年的脸蒙上阴霾，还有一些因为担忧而形成的细纹，比跟他同年的小孩粗，也比小鸟深。但小鸟当然跟他差了三、四岁。
“你说马可斯以前有没有特定的朋友。”他细语。
“我只剩一个问题，问完我再向你解释。”我向他保证。
“什么问题？”
“如果我要你偷偷把在这里工作、不超过十六岁的小孩集合起来，帮每个人找双鞋子要多久时间？”
有人会认为，把六个男孩带下楼（由我热心的新助手约翰带领，他是里头年纪最大的）、逃离这个深渊，还不如用这些宝贵时间去做别的事。我无法同意。本来要花更多时间，幸好我们七个人离开时，那个老鸨已经彻底向鸦片烟斗投降，裙子染上黄色尿渍，打呼声大得像打雷。如果我想把她丢进大牢，我会再回来的，但此刻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做。
所以，前后我只花了两个小时就回到圣派区克大教堂，只希望康诺，席神父已经被释放。神父跟奈尔和苏菲亚在他的小花园里，他光秃的头顶反射阳光，大家忙着修剪番茄的叶子，隐约有股刺鼻的味道渗入潮湿的空气里。
看见我走近，神父问，“这次又是什么事？”
“彼得、莱恩、伊曼、麦比、杰姆、塔比，还有约翰。”我说。
“赞美上帝，”神父露齿而笑，“我确定今天它的国土里再也没有别的事情会让我微笑。”
我回到家。波姆太太正在做面包，手掌推进面团，瘦到只剩骨头的屁股往前靠。我走过去时，她把嘴边一截黯淡无光的头发吹开。
“你有安全的地方可以去吗？”我问，“跟小鸟一起，去个一、两天？如果我把面包店关起来，付你每日所得？钱民主党会出，我不喜欢事情演变成这样。请你答应我。”
她停止揉面，水汪汪的蓝眸上下打量我，正在衡量该怎么做。
“我表姐玛瑟住在哈林区，不是太远，我一直想去看她，现在刚好适合。”，
“谢谢你，”我说，感激无比。
“我得先跟她谈一谈。”我上楼时她说，“谢谢你偷了那匹马。对了，怀德先生？”
“嗯？”
“《纽约街巷明暗录》的连载非常精彩，很多……有趣的东西。”她露出腼腆的笑容。
“我把报纸放你门外。”
“波姆太太，你太棒了。”我说，回她一抹微笑。
小鸟不在波姆太太的房间。她在我的房间研究那些业余的素描，嘴里叼着一支铅笔，在我的空白包肉纸上画画。抬起头时，她方正的脸漾开一抹浅笑。
“怀德先生，希望你不会生气。”
“当然不会。但我没有幸运到有铅笔可以画画，你怎么有铅笔？”
“波姆太太给我的，她对我好像没那么严厉了。”
我坐下来，背靠墙，离小鸟一、两尺远，对我准备要做的事感到害怕，胃里一阵酸灼。
我先摘下帽子，再取下廉价的长条布，把东西放旁边之后，我两手搭在膝盖上。只有我和小鸟，还有我全部露出的脸(因为她值得我这么做)，还有记忆中一扇染上鲜血的教堂门。那画面给了我一些我非常需要的勇气。
“我必须知道一切！”我告诉她，“虽然痛苦，但我必须知道。”
小鸟目露惊恐，双眼图睁，像雷雨一样崩裂又闭上。不久，她微微耸肩，爬过来一些，一样背靠墙坐在我身旁，把绣花裙整理好之后抱住膝盖，默默不语。
如果你想知道勇气长什么样子，我想不出比眼前更好的诠释。
“这次是实话。”她悄声说。
“实话。”我附和她。
我们静静坐了片刻。接着小鸟突然开口，我跟着她往下翻滚，不断抗拒着一路往下坠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