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火药时代
稳定性黑火药(即粒状火药)：约在公元1450年，有人发明了一种黑火药，它能长期保持爆炸特性，不会分解成原来的配料成份，因此使用起来非常可靠，效能很高。
火绳枪点火装置：15世纪西班牙人研制成一种火绳枪的点火装置，它使射击更加安全，射手也可用枪进行瞄准，因此提高了射击的精度，当然也就提高了枪的杀伤力。
燧发枪点火装置：这是用于滑膛枪的一种更安全，更准确，速度更快的点火装置。这种滑膛枪取代了火绳枪上原有的点火装置。它的基本工作方式是：用二硫化铁或燧石与钢件相撞击产生火花，使火药池内的火药点火。这种装置提高了滑膛枪的效率，在夜战中不致暴露枪的点火动作，避免了射手的危险；另外，它使枪在雨天也可进行射击。士兵在遭到突然袭击时可以更快地出手还击。
铁制推弹杆：据有些历史学家称，18世纪初，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首先采用了一种铁制的推弹杆，以代替原先容易折断的木制推弹杆。普鲁士步兵经过训练后使用这种新工具(枪的本身未加改动)，每分钟平均射击速率至少提高了一至二倍。 [ 注 ]
技术变革时代 [ 注 ]
蒸汽机(1769年)：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随之又出现了铁路和机车，从而实现了大批量兵员的运输，并能按数量要求将弹药及时送上前线，使士兵能以更高的射击速率来使用兵器。蒸汽动力也引起了海军作战的革命性变化，它实现了兵器的大批量生产，用以武装大规模的部队并使舰队具有了空前大的动力。
火帽(约1851年)：19世纪初，美国人本杰明·肖发明了火帽以代替燧发机。它除了应用于滑膛枪外，还为1835年发明柯尔特式自动左轮手枪准备了条件。
电子通信：19世纪中叶，用电首次达成了远距离瞬间通信，从而实现了对大规模作战部队的指挥控制。
(1)电报(约1840年)是电信发展中的第一项重大发明。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电报曾广泛应用于大部队的战略战术指挥。
(2)更近一点，用野战电话首先实现了瞬间话音传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得到大量应用，主要作炮兵通信，用来将炮兵观测员的射击数据和修正数据传达给炮位。
(3)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出现了早期的无线电话。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便成了战略战术指挥的主要通信手段。它既可以作为有线电话的补充，而且在远距离高度机动部队的作战指挥中完全取代了有线电话通信。
带刺铁丝网：它原先是农民用的一种对人无害的器材，在军事上用来将射击目标限制在火力范围之内，并把目标与支援的武器及人员隔离开来，从而更充分地发挥自动武器的杀伤力。这种器材最早于1874年被用于此类军事目的，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人们才充分认识到了它的作用。
无烟火药(1887年)：使用这种火药后，射手一面能以稳定的速率进行射击，一面还可以连续地观察射击的目标，因此，无烟火药的启用标志着兵器杀伤力的一次重大提高。而且由于射击时不产生烟云，不致于暴露自己，所以不易受到对方反击的伤害。
内燃机(1887年)：在可供实用的内燃机问世后不久，人们很快就用它制造坦克和飞机，并因此而产生了全新的战争概念。当它被用来驱动卡车和履带车后，步兵、炮兵和补给机车等便具备了在道路上和越野的机动能力。
带后坐装置的高速射击火炮(1890-1910年)：要充分发挥后膛炮的效能，必须找到炮架承受后坐力的办法。有了这种炮架，就不必在每次发射炮弹后再用人力将炮送回原来的位置并重新确定射击方向和距离。在发明了先进的后坐装置后，这个问题便随之解决了。接着出现了一系列的火炮，其特点是射程远，射击的精度更高，特别是射击速率大大提高了。此外，还有一些象套筒炮管这样的重炮结构方法也在提高火炮杀伤力上发挥了作用。到1914年，由于火炮杀伤力的大提高，终于使“线式战术”过时了。
侦察机：于1907年研制成功，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得到充分的利用。侦察机能发现过去来说隐蔽而无法发现的目标(主要供炮击用)。
空中摄影：照相机是技术革命时代的又一项技术进展，它与侦察机相结合(主要是空中摄影，但不全是)，成为发现敌人目标的基本手段。
雷达：它实质上是发出脉冲信号，在遇到目标时将脉冲反射回来的一种电子设备。其用途有：
(1)用于防卫(1938年)：雷达为侦察人员提供了发现和识别空中、地面及海上目标的全新手段；在确定目标之后就能够更充分地发挥手中兵器的杀伤力。英国最先懂得了它的作用，并用之于防空系统，这便是他们取得1940年不列颠战役决定性胜利的主要原因。
(2)用于进攻(1944年)：无线电变时引信或称近发引信，它运用雷达原理，能在接近目标时引发高爆弹。以往只采用带定时装置的引信对炮弹进行空中引爆。这种引爆方法比较费钱，并需进行复杂的有时还不太可靠的计算，因此定时引信在作战时只能说是勉强有效。如果给引信装上一个微小的雷达装置，那末，当炮弹飞过地面上规定的一段距离，或者碰到地面上突起的目标，或者遇到明确指定的空中目标，比如一架飞机，就会引爆。因此，只要炮弹对准任何一个目标并在越过目标时靠到足够近的距离，就能使高爆弹发挥最大的潜在杀伤力。
惯性制导和无线电制导：这是两种制导或导航方法，可以为远程弹道导弹、飞机、海军舰艇以及地面车辆提供精确的方位和距离。
电子计算机/自动数据处理(1940年)：最早供军用的近代电子计算机雏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为破译德军密码电报而研制成功的。但时至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仍然只是模糊地认识到这种可以用来进行计算和存取信息的越来越小而且越来越轻的电子设备所蕴含着的巨大潜力。
人造地球卫星：把这项技术进展放在这里叙述很没有把握，因为从战争角度来说，这项技术并无历史基础，况且人造卫星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弹道导弹技术引伸发展的结果。不过卫星与导弹毕竟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而且人造卫星在侦察、通信乃至作为武器的空间发射台等方面的潜在能力将会给未来战争带来明显巨大的影响。因此，似有在此略加提及的必要。
战争与和平对兵器发展的刺激作用
19世纪前，提高兵器的杀伤力并利用这种成果的工作是一些发明家独自进行的。这些成果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偶然性。到了19世纪时，即从19世纪30年代燧发枪被逐步淘汰起，欧洲和北美列强便开始设立工业、军事等方面的科研和管理机构，从事开发“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即发明方法的创造发明。” [ 注 ]
那时对科研工作的新兴趣，加之从事科研工作的各种机构之间能够很好地互通信息，使得军事思想家们能够比以往更好地利用日新月异的科技革新成果。到了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广泛的科技变革便开始初见成效了：兵器的杀伤力有了提高，战术得到了发展，而且出现了与兵器杀伤力及战术发展相适应的军队组织体制。不过这些成效在起初的阶段来得较慢，因此在19世纪的大部分年头里军事技术的发展一直是处于落后状态的。
奇怪的是，技术革命时代的重大技术进展的时间都是紧挨着连在一起的。圆锥形步枪子弹、高效后装枪和线膛野战后膛炮相继出现于1841至1849年之间；近代机关枪、高爆弹、机柄弹仓式毛瑟枪、无烟火药以及近代速射火炮等先后于1883年至19世纪90年代中叶问世；坦克和战斗轰炸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二个年头的时间里(1916-1917年)出现的，而弹道导弹和原子弹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连着的二年之内相继发明的。
19世纪新兵器的技术进步是在和平时期取得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它们的雏型是在上几次重大战事结束后大约十五年的和平时期里出现的。为何存在这样一个时间上的间隔呢？其原因或许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战时财政预算上的困难；二是由于战时化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因而使人们对发展技术产生了某种冷淡态度；三是需要有一段时间让人们进行考虑和试验。
20世纪兵器杀伤力的提高(如坦克和战斗轰炸机，弹道导弹和原子弹)则都是战争时期的科研成果。每种兵器装备的发展，其基本思路产生于和平时期，但是往往缺乏推动力。总要等到国家安全危在旦夕，因而出现压倒一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时候，方才着手进行研制。1911年奥匈联军曾经拒绝制造一种可供实战的坦克；而美国国会在两次大战中间的年头里也肯定会否决为曼哈顿计划提供几十亿美元经费的提案。
发明者的身份
近代，究竟是谁从事着提高兵器杀伤力的研究工作呢？是个人还是集体？是私人机构还是政府科研部门呢？大体上说，从事轻兵器，火炮和弹药研制工作的是文职科研人员，他们的工作基本上是个人单独进行的。当然也有不少军事人员在从事这种工作。由于火炮及其弹药的研制需要铸工厂、化工厂以及金属加工机床，因此，在英国由私人厂家，在法国和德国则由政府兵工厂负责牵头从事这种工作。
直到1900年，黑火药兵器尚有一些重大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兵器太重，冒烟，后坐力，射击的速率、射程，引信，弹片的数量以及精确度等。(当时由于已经发明了整装式金属弹壳制的炮弹，因此后膛装填兵器的封闭或密封问题就早一步得到了解决。)这些问题早已是几个世纪以来众所周知的了，但是当时看来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主动提出想要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有人终于找到了解决这些课题的机会，于是搞出了一些发明创造，并把它们奉献给政府。在解决上述技术课题的过程中，政府兵工厂所起的作用显然是比较小的，充其量不过是少量火炮的研制工作。当时通常的情况是个人发明家将他的新发明卖给政府部门，而政府部门主动要求发明家研制新的和具有更大杀伤力的兵器倒是鲜见的事情。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新兵器的发明过程开始有所变化。不论是飞机还是坦克，不论是弹道导弹还是原子弹，都是由最初的设想先变为科研人员的基本思路，然后在军队和地方科研人员的共同参与下，经过一个或几个政府科研机构的努力，最终研制成可供实用的新型兵器。这就是从小型私有工业向大规模政府科研机构的一种转变。
就国家来说，1914年前的大多数发明项目差不多都是法、德、英三大工业强国分别着搞出来的。近代机关枪的发明者海勒姆·马克沁原是美国人，但在当时美国的一种潮流影响下，他移居到了英国，与著名的维克斯兵工厂合作从事科研工作。三大工业强国非常清楚它们需要高效能的兵器装备，又掌握着先进的技术，同时有足够的预算经费，因而为发明家和生产厂提供了从事科研工作的良好前景。1917年后，美国开始跻身于三国集团，从此便在兵器的科研生产上始终占据着领先地位。
兵器杀伤力的重大提高所经历的阶段
一种重要的新型兵器或者威力比原来更大的改进型兵器的研制成功，其思路往往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例如，在坦克和飞机出现之前约450年的时候，伦纳德·达·芬奇就已经提出了这两种装备的设想，在这同一时期，还有人进行了后膛炮和高爆弹的试验工作。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人们开始有可能将图纸上的设计变成兵器装备的样品(当然有的发明家可能并不知道某些思路设想早就有了)，然后再对它们作一些大的改进。从形成设计思路到制成装备的样品，直至正式装备部队，这段间隔时间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缩短的。从研制出最初的后膛炮到生产可供实战使用的安全火炮至少花了400年。而后来改进成法国75毫米火炮则仅花了51年。从1795年第一架小型的飞机样机上天到1903年制成莱特兄弟驾驶的载人飞机，中间共经过了108年，而到1917年制造出战斗轰炸机则仅仅花了14年时间。
新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
一种杀伤力更大的新型兵器的研制成功，只是实现兵器杀伤力的三个步骤中的第一步。接下来还必须有军事部门来采用它，还必须被吸收到战术、军事理论及军队的组织体制中去才能达到提高杀伤力的目的。我们看到，兵器的发明和采用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快了，但是，兵器被军事系统所吸收这个过程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加快。
以往发明一种可供实战使用的新型兵器后，并不能保证立即有军队来购买，即使买，也不能保证买走足够的数量作为军队的制式装备。1776年英国少校帕特里克·弗格森发明了一种后装枪，(法国和奥地利早在50年前就已试验了后装毛瑟卡宾枪。)但是过了60-70年后，也就是弗格森死后约80年，那些大国才迟疑不决地开始采用这种兵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美国购买了只够装备一小部分军队的后装式连发枪，而大部分军队却仍然使用单发前装枪。直到1866年的七星期战役时，前装枪才真正从它的实用军事装备清单上被后装枪取代。
从兵器发明到采用，其间隔时间的长短是可以反映出一些问题的。人当然不是随时随地都在从事战争，但工业、商业、法律、医疗以及工程设计则是一刻不停在进行着的。在和平环境下的科研活动中，新装备和新的设计思想可以在任何时间里进行试验。无时不有的竞争刺激着人们去使用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往往总有一段很长的间隔时间。比如1914年前就有过这样的一段间隔。因此，1872年还是21岁的德国现役军官到了1914年与欧洲敌军对阵时已是六十三岁的高龄，实际上到了他事业生涯的尽头。在任何其它重要的职业和机构中，都不会象在军队里那样，整整一代人都不经过专业技术、工作表现或业务能力的实际考核。但在那样长的时间里，竟没有实战的经验来验证所需要试验的武器。
还须记住，重大的战争总会留下两个后遗症。第一，经费预算问题；第二，大批装备物资的库存。经费预算问题迫使军队要把战时遗留下来的库存物资用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在20世纪30年代给德军帮了大忙，它们迫使德军销毁了1918年的遗留物资。)经费预算问题以及大批过时的装备物资告诉人们，在1914年前出现的两次兵器杀伤力的大提高中，为什么第一次的提高出现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约15至20年的时间里，而第二次的提高则出现在美国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之后差不多同样长的时间里。
兵器发展被拖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次战争中的一代军人，他们习惯于那些陈旧的武器装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过了时的军事思想，他们正是靠着这些装备和思想而飞黄腾达的，要新的思想产生影响，老一代人必须从权力地位上引退，这就需要花去一定的时日。曾有一位大物理家这样说过：“试图说服反对者而使新的科学真理取胜那是办不到的……但只是因为反对者终将寿终正寝，而了解科学真理的一代新人会成长起来实现其使命。” [ 注 ]
上述见解可以说是处处适用的，但在采用新兵器时各国却并无明显的固定的做法。有这样的例子：某些国家由于自身存在着一些问题，或者因为某些做法，使得某个大国未能及时采用某种新型兵器。不过这仅仅是个情况而并非典型事例。俄国曾经十分重视用刺刀而在使用机枪方面落后了；德国则强调用机枪而没有及时采用英国发明用来对付德国机枪的坦克。想从这些例子中就各国采用新兵器的做法得出点什么结论，即使并非不可能，至少也是危险的。
兵器从采用到有效地使用之间的间隔时间
一种兵器，要成为军火库中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一员，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特长和潜在效能，总要经历一个过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不管那种新型兵器装备，按照常规都必须先进行试验，看一看怎样才能使它达到最佳的战斗状态。况且和平时期进行的试验，不管搞得如何逼真，都无法代替严格的实战环境。这个间隔时间的长短还要受当时军事思想模式的影响。该模式总是力图使新型兵器去顺应已有的战术。而战术的变化则往往又要等到新型兵器允许或者要求进行这种变化的时候而姗姗来迟。
从火绳枪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上这样的典型情况。火绳枪是经过充分的研制后最早被大量使用的枪械。它于16世纪下半叶得到广泛采用。最初是以当时密集的步兵常用的齐射方式来使用的。在射击过程中，士兵无法防卫，在装填子弹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对战斗无所作为，反而要大批长矛兵来保护他们。后来大约过了50年，才想出后退装弹的办法，即排在第一列的士兵射击，射击完毕便走到最后一排去装子弹，其余九列士兵依次照办。
这是最早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用来解决单兵使用黑火药兵器所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从此以后，只要发明了新型枪械，就可以很快在战场上得到有效的使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最初的使用方法就是最有效的方法。一般说来，找到兵器的最佳战术使用方法需要20至30年的试验过程。同样，19世纪末炮兵武器最初给作战带来的重大变化也是如此。坦克和战斗机是在实际用于作战之前或用于作战的同时人们就要求能够有效地使用它们了，问题在于如何恰当地发挥其应有的杀伤力。弹道导弹从一开始实际上被当作远程火炮使用的，它被吸收到作战理论中去的过程却是缓慢的。核武器的出现带来了一些有关战术的根本概念性质的难题，这些问题和影响使用高效黑火药轻武器的那些问题是相类似的。就目前来说，没有理由可以认为新型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的过程会变得更容易和更快些。
很明显，在核时代的初期，核武器在发明和公开之后，直到制定出在作战中使用核武器的条令，这中间要相隔一段时间。1945年，最早的两颗原子弹是作为大规模的毁灭性恐怖武器来使用的。1948年实施柏林封锁的时候，使用战术核武器成了现实可行的一件事。但是，当时的美国既没有确定地面作战中使用战术核武器的策略和战术，也没有制定出有关的条令。事实上，直到下一个年头，即1949年，美国才开始考虑在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战术、条令及军事编制如何进行重大的修改。
新型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的过程
根据观察和记录，如果一种兵器的威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它还没有处于最佳的使用状态，就极容易肯定这种兵器没有被吸收作为部队的制式装备。当然，要确定一种兵器事实上已经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并且成了军事建制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那也是不难的。但是，若要断定新型兵器成为制式装备的过程完成于何时那就并非易事了。
一种完全新型的兵器问世并初步得到采用时，总是与原有的兵器及军事理论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地方。这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比如，人们含含糊糊而又犹豫不决地想把新旧两种兵器加以配合使用；不能始终如一而又灵活有效地在进攻战中使用新兵器，因而常常导致战术上的僵持局面；兵器和士兵容易受到对方的反击；由于使用新兵器或者不愿使用新兵器因而造成惨重的伤亡等等。为此，我们就新型兵器是否已被采用作为部队的制式装备规定下列几项标准：
(1)能够按照条令，保证新旧两种兵器配合使用，采取与两种兵器特性都适合的方法，熟练地使用新兵器。
(2)能够在进攻战中始终灵活有效地使用新兵器，以便充分利用优势的作战指挥和/或武器装备等有利条件。
(3)能够有效地对付预料中的和未曾预料到的对方反击。
(4)能够大幅度地减少使用新兵器士兵的伤亡，同时给敌人造成大得多的损失。
从历史上看，新型兵器成为制式装备或新的军事思想被采用需要有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
1．要有熟悉军事业务的聪明而又博学多才的领导，对现行军事体制的性质及背景具有广博的知识以及处理军务的卓越能力。
2．能有效地协调国家的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等方面的资源。
3．能对新型兵器进行战场试验，以作为评价和分析其性能优劣的基础。
当这些条件齐备后，新型兵器从试用到成为部队的制式装备之间大约还需20年或者一代人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型兵器或兵器的改进型正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上面所说的那个间隔时间却并无多大改变。倘若三项先决条件不具备(1830年前常有这种情况)，那末新兵器被采用为制式装备的过程还会更慢。
新兵器或者兵器的改进通常要等科学家、技术人员或者士兵确感条件成熟时才能着手进行研制。一种新兵器专门用来解决某个战术课题这样的情况是十分少见的。
假如不经过严格的实战检验，就大量启用从未试用过的新型兵器，并很快改变战术和编制，这当然是人们所不情愿的。某些非结论性的事例表明，在这方面采取鲁莽冒失的行动是要付出可观代价的(就象普鲁士采用撞针枪的例子那样)。尽管人们并不情愿这样做，尽管不经过实战检验就把新兵器当作制式装备来使用是不妥当的，但是，新兵器越来越快地发明出来迫使军事部门不得不迅速地改变作战战术和军队编制。
大约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约于1840-1942年之间)，起初是普鲁士，后来是德国，始终在军事上(指陆地作战)处于稳固的领先地位。这倒并不是因为德国在智力、科学或者作战等方面处于优势，而是由于他们比别人更早地认识到了工业革命使兵器以及使用兵器的方法变得愈来愈复杂，因而对战争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普鲁士人则比别的国家更早地把自己组织起来，有计划地而不是靠偶然的机遇来获取将新型兵器吸收为制式装备所需要的第一、二两项先决条件。这种有计划的组织工作也使他们能够充分而又及时地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有关新型兵器战场试验的成果。
德国和别的大国的经验(这些大国在关于参谋总部建设的思想以及把军事跟国民社会结合起来等方面曾仿效德国)，向人们提出了在20世纪中期将新型兵器吸收为制式装备所应具备的其它先决条件。
(1)必须设置工业的、开发性和基础性的科研机构，建立军事参谋机构及其支援机构，用优良的组织管理方法，使这些机构相互之间以及与政府高级决策机关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
(2)这些机构必须以共同熟悉的方法来从事科研、开发及试验活动，以便科研人员之间开展相互交流，相互支援并相互评价各自的科研成果。
(3)这些科研机构在相关的研究课题上必须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各尽其力。
显然，系统地开发新的威力更大的战争手段所需要的费用已经变得十分可观了。美国的年度军事预算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为了达到科研工作的最佳成本效能比，必须以最有效的方法使科研机构的工作能够很好地互相协调配合，并使科研机构的内部工作程序发挥出最高的效率。不过有一个问题尚不清楚，即我们和平时期的兵器试验手段，比如复杂的实战模拟演习，计算机分析评价以及精心设计的野外测试等，是否确实能够代替实实在在的战场试验(即第三项先决条件)。人们有充分理由确信，就目前来说，这些手段还不能达到目的。 [ 注 ]
30．杀伤力、伤亡和战术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期里，兵器的杀伤力一直在稳步提高着，而最近的一个半世纪以来，这种趋势则愈加明显了。人们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战争时期的伤亡也一直在趋向于增加，战争已经变得越来越恐怖和残酷了。
不管战争变得如何恐怖，有一个问题却是清楚的，即虽然兵器的杀伤力变得越来越大，但在单位时间里单位数量的武器集合所造成的后果却变得不如原先可怕了。究其原因，则是战场上兵器所造成的伤亡率下降了。(所谓伤亡率是指每天部队的伤亡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有时受到了一些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以及战例研究分析家的注意。但是，在历史著作中，在军事理论方面，在制定作战方案以及战例分析研究时，却常常被忽略了。结果必然会造成对近代战争的严重曲解，并往往会对未来战争作出同样严重的错误估计。
如果我们不能测定杀伤力的数量值，那末也就无法对杀伤力与伤亡之间或者对它们之间的变化关系进行真正令人满意的比较。对于那些声称杀伤力属于一种无法度量的质量特性的人，我们可以回答他们说，我们已经能够将杀伤力用直观的数量来加以表示了。不管我们会怎样地对此持有异议，但事实上凡是有头脑的人都同意兵器的杀伤力是提高了。而“提高”这个词的概念就自然而然地表示一种事物比较的标准以及某种形式的尺度或程度。
因此我们应当转而用数量来表示杀伤力。对于那些坚持说克劳塞维茨和拿破仑也都避开杀伤力的数量化问题的人，我劝他们最好读一读或者反复读一读《战争论》、《格言录》这两本书和拿破仑书信集。很少有人象拿破仑那样具有敏锐的数学头脑，而克劳塞维茨则喜欢以有关的测量数据为基础对事物加以比较。当然这丝毫也没有否定这两位军事思想家常常表示的这样一种见解，即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人们的行为和弱点是随意的和不可预言的。但是他们都根据实实在在的数据毫不犹豫地得出了测定杀伤力尺度的确切结论。下面引用一段克劳塞维茨的话，便是上述观点最好的说明：
倘若我们……排除交战中因战争目的和战争环境所引起的各种可变因素，同时不计(或排除)交战部队(系一给定之数量)的作战能力，那末剩下来的就只有交战这个单一的概念了……其中最为突出的因素乃是双方军队的数量。
故而军队的数量将决定交战双方的胜负。……在某一特定的交战中，军队数量上的优势只是决定胜负的因素之一，但却是至关紧要的因素，只要它大得足以抵销所有别的因素。
这……对希腊与波斯，英国与马哈拉塔邦人，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来说概无例外。 [ 注 ]
在其它一些场合，我也较多地研究过那些影响战争结局的可变因素的数量表示问题。这类可变因素有助于深入观察我们可以在战争与和平中人们反复无常的行为里所能看到的典型情况。 [ 注 ] 借助这些数量就能够找到回答我们疑问的合理、满意而又非常合乎逻辑的答案。同样借助这些数量，则兵器与战争的发展过程，以及这种发展趋势在将来所可能产生的意义，就会变得一清二楚或者合情合理的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依赖数量就能使我们预言未来，或者象那些不可信赖的几何学家所相信的那样，数量关系的本身就能够作出预言。从拿破仑时代起，未来行为的不可知性始终没有减少过。同最初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情况一样，光靠人的本性，即使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也不能使我们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一一作出预言。我们可以估计事件发展的可能趋势，也可以根据统计数据来预测可能发生的事件和人们行为的大致轮廓，但是，分散孤立的事件和单个人的活动总是无法预知的。
脑子里带着这些数量可能具有的作用及其局限性，让我们看一看在杀伤力、伤亡率的变化趋势以及兵器与战争的发展趋势等方面这些数量能够告诉我们些什么。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一种用数量来表示杀伤力的方法。这种方法用一公式(已在别处作过说明 [ 注 ] )来计算兵器的各项性能，其结果如表1所示(见第12节)。这些数字——杀伤力的理论指数，简称TLIS——考虑到了兵器的下列特性：发射速率，每次袭击目标的数量，相对失效率，有效射程(或称射击初速)，精确度，可靠性，战场上的机动能力，活动半径以及易损性等等。
为了得到杀伤力的精确数字，还必须将杀伤力的理论指数跟单位数量的兵器对付的目标密度联系起来进行计算。表6表示的是从古代到1973年十月战争期间地面部队士兵分散率的典型例子。从中我们看到，如果说古代战斗序列中每10平方米内有1名士兵(系根据我们所知的古代军事编队作出的合理估算)，那末到十月战争时就是每4万平方米内有1名士兵，也就是说士兵分散率提高到原来的4千倍。如果将表1(见第12节)中兵器杀伤力的理论指数用表6中对应的士兵分布系数来除，得出的数值就叫做杀伤力的作战指数，它表示不同历史时期兵器在战场上的杀伤力的相对数值。表7列出了计算的结果。杀伤力的作战指数(简称OLIS)也叫“试验场”数值。这是因为，当杀伤力的理论指数跟当时的士兵分散率相除后，即使把气候、地形、防御态势、部队的机动性和易损性等战场上的可变因素给兵器造成的性能下降也考虑在内，杀伤力的作战指数仍然是最理想的和最佳的数值。图2中，表示兵器杀伤力曲线的上方所附加的一条曲线，是用来表示战场上士兵分散率与兵器杀伤力同步变化的情形的(见第29节)。
表6 历次战争中士兵分散率的典型举例 (兵力为100,000人的集团军或军)
古代 拿破仑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73年十月战争
部署100,000人的部队所占据的面积(平方公里) 1.00 20.12 25.75 248 2,750 4,000
前沿阵地(公里) 6.67 8.05 8.58 14 48 57
阵地纵深(公里) 0.15 2.5 3 17 57 70
每平方公里的人数 100,000 4,970 3,883 403 36 25
每人占据的平方米 10 200 257.5 2,480 27,500 40,000
表7 相对的作战杀伤力指数
历史时期 古代或中世纪 十七世纪 十八世纪 拿破仑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75年
士兵分散系数 1 5 10 20 25 250 3,000 4,000
兵器名称 TLI值 OLI值
肉搏战兵器 23 23 4.6 2.3 1.1 0.9 0.09 0.007 0.006
标枪 19 19
普通弓 21 21
长弓 36 36 7.2 3.6
石弓 33 33 6.6
火绳枪 10 -- 2.0
十七世纪滑膛枪 19 -- 3.8
十八世纪燧发枪 43 -- 8.6 4.3 2.2 1.7
十九世纪初期步枪 36 -- -- 3.6 1.8 1.4
十九世纪中期步枪 102 -- -- -- -- 4.1
十九世纪末期步枪 153 -- -- -- -- 6.1 0.61 0.05
斯普林菲尔德1903型步枪 495 -- -- -- -- -- 1.98 0.17 0.12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机枪 3,463 -- -- -- -- -- 14 1.15 0.87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机枪 4,973 -- -- -- -- -- -- 1.66 1.24
十六世纪12磅炮弹火炮 43 43 8.6
十七世纪12磅炮弹火炮 224 -- 45.0 22.0
格里比弗尔12磅炮弹火炮 940 -- -- 94.0 47.0 38.0
法国75毫米火炮 386,530 -- -- -- -- -- 1,546 129 97
155毫米通用引信火炮 912,428 -- － -- -- -- 3,650 304 228
105毫米榴弹炮 637,215 -- -- -- -- -- -- 219 164
155毫米军舰中央主炮 1,180,681 -- -- -- -- -- -- 394 295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 34,636 -- -- -- -- -- 139 12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中型坦克 935,458 -- -- -- -- -- -- 312 234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斗轰炸机 31,909 -- -- -- -- -- 128 11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斗轰炸机 1,245,789 -- -- -- -- -- -- 415 311
V-2弹道导弹 3,338,370 -- -- -- -- -- -- 1,113 835
两万吨级空中核爆炸 49,086,000 -- -- -- -- -- -- 16,362 12,272
一百万吨级空中核爆炸 695,385,000 -- -- -- -- -- -- 231,795 173,846
实际上，战场上的士兵分散率要比兵器的杀伤力提高得更快。就一支10万人的合成兵种部队来说，从古代到1973年的十月战争，兵器杀伤的人数平均增加到了2000人。(当然许多兵器的杀伤力远不止这个数字，但在典型的现代军队中，10万人中有半数以上是卡车驾驶员、文书、炊事员、无线电报务员等，而在古代军队中则纯粹是作战的士兵。)这就是说，兵器对大规模军事编队的杀伤力提高到原来的2000倍，而士兵分散率则提高到4000倍。
鉴于这一情况，则图3所示16世纪以来作战伤亡的变化趋势就不会使人感到意外了。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伤亡率的下降是合乎逻辑的。其原因是士兵分散率的提高超过了兵器的杀伤力。图中还反映了其它的一些情况，但最重要的是士兵分散率跟杀伤力的比例关系。
图3 1600-1973年间三万至七万兵力的战役平均伤亡率
表8所示实际战例的年和日伤亡率的统计数字也同样反映了上面这样的现象。这些统计数字包含着相当多的意义。这里不妨列举几个方面。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后来1973年十月战争期间，师级部队的日伤亡率平均每天下降百分之二左右。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伤亡率要比美国和德国高得多。再如，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伤亡率要比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低得多，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种旷日持久而又你死我活的战斗却造成了很高的年度伤亡率；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日伤亡率稍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年度伤亡率(虽然战斗是同样的旷日持久和你死我活)则大大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数字的比较，显示了战争中的一种很有意义的现象。后面我还要回过头来加以论述。
表8 战斗伤亡人数统计举例(估算数据)
战争名称 每年投入战场兵力的百分比 带代表性的交战中每日伤亡百分比
美军 墨西哥战争 14.5 安提塔姆战役 公开数字17.7
内部数字28.9
南北战争 23.3 葛底斯堡战役 公开数字9.8
内部数字12.5
西班牙-美国战争 1.0
菲律宾暴动 1.2
第一次世界大战(6个月) 51.0 每师平均 2.0
第二次世界大战 21.3 每师平均 0.9
朝鲜战争 17.3 每师平均 0.8
越南战争 20.6
苏军 1944年(12个月) 82.0 库尔斯克战役 3.0
中东战争 每次冲突的百分比
1967年 以色列(6天) 2.2 平均 2.8
埃及(3天) 6.2 平均 6.0
约旦(3天) 5.7 平均 5.6
叙利亚(2天) 3.0 平均 4.0
1973年 以色列(19天) 3.9 平均 1.8
埃及(19天) 8.0 平均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