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17天) 6.8 平均 2.9
杀伤力与战绩常常是一种平行的关系，但也不一定恰好构成正比。例如1940年德国陆军及支援它的空军是那样的有效，以至在短短的6个星期内就横扫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并把英国远征军赶出了欧洲大陆。然而盟军在一系列激战中死亡人数却少得令人吃惊，大约只有12万 [ 注 ] 。在1918年的几次重大攻势中，德军歼灭法军约18万5千人，打死打伤并俘虏英军418,374人，虽然他们在几十英里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但整个攻势却失败了 [ 注 ] 。因此，除非预先就确定好对比的参数(包括时间、距离以及数量等)，否则这种直接对比很可能会引出错误的结论。
同样必须注意的是，伤亡数字的高低不仅反映了造成伤亡的兵器杀伤力的大小，而且也说明了双方采用的战术的优劣。第一次世界大战索姆战役开始的第一天，英国军队采取了适于19世纪而不适合20世纪的列队推进战术，等到一天战斗结束时英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总共被打死打伤俘虏了约6万人。其中一个师，在2小时内参战的300名军官死伤了218人，8500名士兵死伤5274人 [ 注 ] 。在凡尔登的几次进攻战中，德军也遭到了同样大的伤亡。因此，在讨论兵器杀伤力的重大提高时，势必应该讨论作战所采用的战术和军事编制，它们最有助于发挥兵器的杀伤力，因此也是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因素。此外，在计算兵器杀伤效能的时候，也必须把对方采取的战术考虑在内。
要确定兵器的杀伤力是否有了提高，主要应该根据对兵器本身性能的正确评价而不是它们所造成的伤亡。从下面的一些例子可以证明这种探讨问题的方法是正确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使用的是较为低级的兵器，作战中每年平均能在1000士兵中歼灭21.3人，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000美国士兵被打死12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9人 [ 注 ] 。可是人们不能因此而说早期的兵器的杀伤力要比后来的大。之所以几次战争中的伤亡不一样，其真正原因是采取了能够适应当时兵器性能的战术，即作战时士兵分得更散了。这样，兵器与战术之间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明显的不协调之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终于做到了相互间的全面配合。
31．人和思想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1860年以来重大的战术演变
在发明原子弹和氢弹之前，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兵器，不管它有多大的杀伤力，在赢得战役或战争的胜利时都比不上掌握兵器的人那样来得重要。将正确而卓越的军事思想应用于兵器，促进了军事的大发展，同时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的或者卓越的军事思想，其重要性(与一般新的事物不同)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最好的体现：即新的军事思想常常能使处于劣势的军队战胜人数与装备处于优势的军队。汉尼拔给我们提供了古代的这样一个突出的例证。他没有新兵器(他用的大象不如罗马人的好)，他的部队在质量、训练和武器等方面均处于劣势。但是，他采用了合成兵种的作战方式，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且特别强调部队的机动性，因此赢得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胜利，他当之无愧地被人们称为“战略之父”，他那卓越的军事思想曾对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谓的“施利芬计划”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成吉思汗几乎每次都要战胜兵力占优势而武器差不多的敌军才能赢得军事上的胜利。与汉尼拔不同，他的军队总是在训练和纪律方面优于敌方。不过光靠这些尚不足以说明他在征服别国的战争中何以取得那样大的胜利。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以无可比拟的天才在作战组织指挥方面发展了新的军事思想，同时他也象汉尼拔一样表现出了卓越的战略战术才华。因此可以说，掌握了对手所意想不到的新的军事思想是成吉思汗取胜的原因。
另外还有一种类型的例子。如瑞士，他们使用长矛(与马其顿长矛相似)，曾于中世纪末约一个世纪的时期里称霸于整个欧洲战场。当时，瑞士军队虽然不披盔甲，但是他们把机动灵活的战术，高速运动的部队，出其不意的袭击手段以及永不气馁的进攻精神紧密结合起来，采用不同于马其顿方阵的密集队形，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着骑马的或步行的披盔带甲的敌军骑士以及各种各样的中世纪步兵猛烈冲锋。他们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出其不意地从敌人未始料及的方向发起进攻，把敌人臃肿不堪的指挥体系搞了个措手不及，从而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始终对装备有早期黑火药兵器的敌军保持着优势。
当然，就军事思想对兵器所产生的作用来说，古斯塔夫·阿道夫创建的军事体系是最好不过的例证了。我们知道，他不仅对兵器作过大量的改进，而且还把这些兵器的改进融合到他的军事体系里。这种军事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延续到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来了。
普鲁士人设法使燧发式滑膛枪与线式战术相适应则是又一个例证。这样做的人当然并不止是他们。但腓特烈·威廉一世和他的孙子弗雷德里克二世则既没有依赖铁制推弹杆给兵器带来的优点，也没有对兵器及其使用方法作任何改进，而是加强了对士兵的训练，从而成功地提高了普鲁士步兵的射击速率。弗雷德里克充分利用了普鲁士式的严酷训练，严格纪律，处于优势的火力以及他的卓越军事才能等条件，使普鲁士一跃而为欧洲强国，长时间地改变了欧洲力量的平衡。
拿破仑既没有采用新型兵器，也没有采取新的战术。虽然他是一位天才的战术家，但他在战争方面的主要贡献却在于给整个战略战术灌输了许多新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和运动战的思想。这些军事思想具有何种潜在的和实际的威力呢？这从他的一位敌人布吕歇尔的评论中便可看出。他说，“战斗中只要拿破仑在场，便可抵四万兵马之势。”(布卢彻也曾对惠灵顿作过同样的评论)在当时来说拿破仑的战略思想是很新鲜的，后来经过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许多著作的介绍，现已变成广为人知的老生常谈了。
第一和第二两次世界大战再次表明，采取新的战术思想和军事原则也能收到惊吓敌方的效果。例如德军曾于1918和1940年两次把对方搞得晕头转向，但两次都没有使用什么新式武器。德军武库里的每一件兵器都是人所熟知的，只不过他们革新了这些兵器的使用方法，因而两次战争都使对方大吃一惊。
中共部队在朝鲜战争中有少量的装甲部队，现代化武器装备处于落后的状态。然而他们把主动性和坚强的决心相结合，尽力利用了我们以前并不承认的许多弱点，因而给美军以沉重的打击。在越南，我们象以前的法国一样，得到了同样的教训，不过教训的形式不同而已。在那里游击队干脆把他们的敌人——即我们——当作了军火库。
1860年以来重大的战术演变
在本书的前面章节里，我已经论述了1860年左右采用圆锥形子弹的线膛步枪在军事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步兵和炮兵兵器之间突然出现的不平衡现象逐步得到了纠正，加农炮重新成了战场上杀伤力最大的兵器。直到1914年前，尽管近代炮(它采用了后坐力装置，后膛装弹方式和来复膛线，特别是使用了高爆弹)、后装连发来复枪，特别是机关枪等兵器的杀伤力有了很大提高，然而，它们都没有对战争产生广泛的影响。日俄战争的经验(它本来已经向人们提出了警告)基本上被人们忽略了。为了对付新式兵器，各国都作出了许多努力，当然，它们的做法不尽相同。德军采取了老毛奇提出的战略进攻和战术防御相结合的作战原则。采取战术防御后，机关枪和高爆弹得到了有效的使用，但是德军的组织体制和它的进攻性战术跟1870年时候的一套仍然相差无几。英国军队还是采取以往那种用小批严格训练的来复枪士兵进攻法军侧翼的打法。而法国军队由于过分相信进攻战的精神作用，因此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虽然它大力改进了炮的质量性能，但丝毫没有改变它的步兵战术，以适应机关枪和高爆弹杀伤力性能大幅度提高这一新的情况。
当时德国人只是部分地认识到了土木工事、机关枪和高爆弹三者相结合的强大防御能力，而德国的对手协约国对此则更是缺乏了解，因此，在西欧战场上，曾经出现了三年的战术僵局。由于协约国对兵器发展情况的无知，加上遭到政治上和战场上的压力，因此协约国向德国发动了5次重大进攻，而德国只发动了一次。它们主要采取在密集炮火掩护下的正面突击战。协约国伤亡惨重，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战果。德国的损失也相当严重。
德国和协约国双方都在寻求结束这场僵局的办法，为打破这种僵局所作的不成功的努力而付出的代价，也有所减少。最初，英法一方只是单纯采取一种作战机械——坦克。决策者只增加了坦克，但没有改变战术、军事理论和作战体制，而德国则决定改变其战术、军事理论和作战体制，但忽略了坦克的重要性。
德军接连迅速地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首先它采用了三三制师的作战体制，接着又采取在基本火力网和机动部队的周围建立许多战斗队的办法，这些战斗队在战术上是独立的，但战略上又是互相协同的。在将机关枪和迫击炮作为基本进攻性武器使用时，三三制师是最早能够充分发挥自动兵器和高爆弹效能的作战编制。1918年，德军在采用这些战术后，战胜了协约国的防御部队，实现了较大范围的突破，但是他们的后勤体制却又显得落后了。协约国在认清德军新战术的威力后，不仅立即将它拿来为己所用，同时还运用了具有许多优越性的坦克。实战表明坦克跟这种新战术结合得十分理想。
随后，所有列强都仔细研究了1918年战争的经验教训。而德军总参谋部通过分析过去的经验和利用当时(1933年后)纳粹政府充足的财政支持下所取得的技术进步，在军事上取得了比别国大得多的进步。负责制订计划的德军将领以1917至1918年发展起来的步兵战斗队作为新的战术体制的基础，精心提出了这样一种军事思想：那就是采用密集的装甲部队(将装甲兵分队跟步兵分队编在一起)，并为炮兵提供经过很大改进的战术空军支援，或者在运动战中必要时用战术空军取代炮兵作战。由于采取了灵活分散的指挥体系，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多种战术协同的优越性。这种作战思想的形成，可以说明坦克和战斗轰炸机这两种武器装备已经完全被融合于陆地战争了。
自从手持式步枪成为有效的作战兵器以来，1918年德国在军事体制和战术技术上进行了革新后，步兵的部署方式出现了第三次疏散展开。(前两次的展开，一次是古斯塔夫·阿道夫采用的线式体制，另一次是美国南北战争、法俄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因兵器火力的加强促使步兵采取渐次散开的队形，但并未改变线式队形的概念)小型战斗队代替了过去的作战横队，并跟空中和炮兵火力支援结合了起来，战斗队充分利用自己作战的突然性、隐蔽性和战术机动性，用火力对敌人防线的一小部分进行饱和袭击，并将密集性(基本上是密集的火力)和机动性紧密结合起来，造成敌人防御上的判断失误，使他们不能及时进行还击。
这些新的步兵作战思想以德国1918年的军事体制和战术技术的改革为先声，到1939年至1940年德国装甲兵和空军联合发动闪电战时达到了全面发展的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这种步兵作战思想一直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在两种主要的合成军特遣部队作战(这对同盟国的最后胜利起过很大的作用)中，新的步兵作战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变。一种是英美对德国以空降兵先行的作战方式进行了改革，另一种是英美对两栖进攻技术作了完善。说到底，尽管当时双方进行了大量独自的和平行的研究发展，但这些合成军特遣部队的作战方式都不过是德国战斗队基本战术改头换面的形式而已。
32．军事历史和军事理论：军事家的实验室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拿破仑和军事理论
19世纪和20世纪的军事理论家
作战原则
作战模拟演习和数字化典型分析法
拿破仑和军事理论
军事史向来是军事家研究战争的实验室。纵观自古以来的战争经验，不难发现所有的军事将领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能力，借鉴前人总结的作战经验，采用前人的作战兵器、战术和战略，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新东西而逐渐锻炼成长起来的。尽管好几个世纪中有关战争、战争的情况以及作战方法的著作浩如烟海，然而只有到了19世纪，人们才试图对战争进行从理论上的总结整理，将战争涉及到的基本要素以及军事将领如何打仗和指挥部队进行条理系统的描述。
近代，最早试图就战争艺术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的是拿破仑。虽然他并没有亲自把他的军事理论书写成文，但是他确实总结和升华了大量的军事格言，后人在此基础上还有所发展。拿破仑自己曾经明确表示过，他的格言是总结前人的经验而得来的：
对于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古斯塔夫、蒂雷纳、尤金和腓特烈所进行过的战例要认真学习，反复钻研，并以他们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这是成为卓越军事将领和揭开战争艺术之谜的唯一手段。这样你的聪明才智就会得到启发，从而摒弃那些与伟大军事将领所坚持的准则背道而驰的军事原则。
很明显，拿破仑的军事行动是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的。为此，许多有识之士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根据他的言论，特别是根据他的军事实践，逐步总结出了一整套军事理论。
19世纪和20世纪的军事理论家
根据拿破仑的军事实践逐步总结出一套军事理论的理论家最突出的有十位。由于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努力，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终于形成了最早的一套系统完整的军事理论——作战原则。
亨利·约米尼：他曾试图解释拿破仑军事天才的理论基础。毫无疑问他对拿破仑的思想了解得十分透彻。然而，使人感到不足的是，他的许多著作既没有能够抓住拿破仑军事思想中所蕴含着的哲理，也未能提取其理论的精髓，结果成了战例的讨论、规章条文的罗列，再加上一些警句格言的大杂烩。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也许他称得上是继拿破仑之后人类战争史上学识最为渊博的军事思想家。他不仅把握住了拿破仑的思想哲理，而且还将自己的思想加了进去。但是，他跟约米尼一样，在从拿破仑的军事思想哲理中提取理论精华时遇到了障碍。好比神学中的圣经，在军事上人们可以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论述来证明他所想要阐明的一切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概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克劳塞维茨是位故弄玄虚或自相矛盾的学者，只是说，人们的引文往往是断章取义的。他也从未能将自己的著作汇编成一本总集刊印出版。
有人常常指责说，克劳塞维茨喜欢讥笑那种认为世界上可能或者应该有一套固定的作战原则的想法。这是人们对他言论的断章取义的曲解。事实上，在他的著作中，他曾用好几个章节讨论过战争理论的问题。他断言作战原则是确实存在的。他列举了我们公认的九条作战原则中的八条。但是他也明确承认，光靠《战争论》一书，即使在他的有生之年采用科学的方法也不可能做到系统阐明战争的理论问题，这需要人们作进一步巨大的努力。他坚决反对想为战争制定一套精确无误的数学公式，让将军们在战场上按图索骥就会无往而不胜的可笑企图。
丹尼斯·哈特·马汉：他是最早的一位美国军事理论家，通过阅读约米尼的著作而成了拿破仑的崇拜者。他把自己的军事格言和原则编汇成册。他认为这本书十分符合美国军事理论的实际情况。然而，他从未试图(从他已有的著作中看这一点十分明显)阐明过这样的美国军事理论。
赫尔穆特·冯·毛奇：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军事思想家，也是卓越的军事指挥家和组织者。他的关于必须把战术防御和战略进攻相结合的论述是他在军事上的重大贡献。实际上他是普鲁士总参谋部这一杰出军事机构的化身。当时在普军中有一大批象他那样叱咤风云的军事将领。
夏尔·J·阿登特·迪·庇克：他是关于精神力量(即士兵的品行)在战争中的作用问题的最富洞察力的作家。他的《战例研究》一书是少数真正伟大的经典军事著作之一，而且是这少数经典著作中写得最好的一部。当他的这部书还未编选入理论著作的时候，他就在普法战争中的一次战斗中阵亡了。这对法国来说是极为不幸的。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他是一位跟约米尼、他的父亲以及毛奇等人风格相同的军事理论家，一位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军事思想家，特别是在海军作战上他的成就更为突出。对于军事历史跟他当时遇到的军事课题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有着十分透彻的见解。而对现成的作战原则，他总是要依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修改后再有分析地加以运用。遗憾的是他从来不敢试图对军事理论进行科学的归纳总结。
科尔默·冯·德·戈尔兹男爵：普鲁士总参谋部在毛奇和施利芬领导下的全盛时期，曾经产生过一大批日尔曼军事思想家，他就是其中之一。把他包括在这里所介绍的智囊团里，他也许当之有愧。但他的著作曾经在德国、法国、特别是英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他是又一位学识渊博的军事思想家。他从未试图从他那广博的军事史和当时战争的知识中提升精确而又抽象的理论。他既是士兵，又是将军，因此很可能要比毛奇高明些，不过这只是我们的推测而已。看起来，假如他在1914年负责统帅德国军队的话，那末他的作战计划是一定会取得成功的，整个历史也将是另一番样子了。
费迪南·福熙：他既是克劳塞维茨的信徒，又是阿登特·迪·庇克的崇拜者。他是继拿破仑之后经过战火考验上升到高级指挥岗位的少数军事理论家之一。他跟别人一样，对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有着深刻的了解(他比多数德国人理解得还要深)。但是，有一点却显得有些荒谬，那就是他误解了自己同胞阿登特·迪·庇克的思想。他尽量运用科学的和理论性的词语来表达他的思想和进行写作，他对军事理论的探讨有许多东西是可取的。但是，由于他的思想影响以及他对进攻战的精神作用的极端信仰，因而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法国军队濒临毁灭的边缘。
约翰·F·C·富勒：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也是克劳塞维茨以来最重要的一位军事思想家。有意思的是他的早期著作常常贬低克劳塞维茨，但后来他开始认识到他自己正是运用克劳塞维茨的方法来探讨军事理论的。他曾经大言不惭地把自己比作哥白尼、牛顿和达尔文。不过，他并未言过其实。是他最先把作战原则归纳整理成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公认的那个样子。他是最早的一位伟大的装甲兵战术家。富勒懂得，作为战争理论，除了战争原则之外，还应该有更多的东西(包括更多的内容和更严密的科学性)，不过他在阐明这种理论时并不十分成功。
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是他们这些人进行了不很协调的努力，从而形成了最早的战争理论，即作战原则。
有些读者或许会奇怪，这里为何没有提到巴兹尔·利德尔·哈特。有人一直指责我对利德尔·哈特抱有偏见，但我决无贬低他的意思。利德尔·哈特是靠窃取福煦的思想成果才骗取了军事理论家称号的。他确是位才思敏捷，文采飞扬的人，但是靠他自己的功劳他没有资格跟本书列举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军事思想家相提并论。他写的一部蹩脚的福煦传记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在为格哈特·里特的一部有关施利芬的著作书写前言时，曾对施利芬和施利芬计划作过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和不正确的分析，他把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说得比拿破仑还要伟大，因此，这样一个人决不可以称作是具有军事才略或军事理论的杰出学者。
作战原则
现将作战原则的条文列举如下，这些条文跟正式的美军条令中的有关提法是一致的 [ 注 ] 。近代研究军事问题的学者对于作战原则的反映和评价分歧十分尖锐，但是应该说它是迄今为止人类公认的战争理论的最系统的总结。
作战的目标：每次军事行动都必须针对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又可达成的目标。
积极实施进攻：只有进攻才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一切力求简明：战时处处事事都有危难，繁琐必然会引起混乱、曲解和错误。
加强统一指挥：要充分发挥整个部队的战斗力，必须实施统一指挥(我喜欢把它叫做控制)。
部队集结：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地段应投入最大限度的兵力；有人喜欢把这一作战原则称为集中优势兵力。
节省兵力：为了保证关键阵地上的兵力集中，必须尽量减少次要地段上的兵力。
努力实施机动：兵力的部署应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部队的战斗力，并最大限度地降低敌人的战斗力。
注重出奇制胜：奇袭可以使敌人仓促应战。利用意外的时间、地点、条件或特殊的方法手段均可达到奇袭的效果。
安全保障：尽量不让敌人找到机会对自己发动突然袭击，一旦遭到敌人突袭，应极力设法减轻损失。
作战原则可以说是军事理论的骨架。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很难预料。士兵、武器、气候、士气、将领以及其他一切有关的因素究竟会起什么样的作用，相互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战争结果孰胜孰负，也都很难把握。这些问题已经引起当代战争分析家和作战计划制订者的极大兴趣。对过去的战例进行分析研究，固然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战争的规律，但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作战模拟演习和数字化典型分析法
从世间有战争以来，也许人们就开始搞战争模拟演习了。其中，现今人们仍然喜欢的国际象棋可以说是人所共知的最古老的一种。(中国的围棋和略有不同的日本围棋可能跟国际象棋一样古老。)几个世纪以来，军事指挥人员都为每次战斗制订出作战方案，并在事先或事后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战斗进行的情况加以图解。运用沙盘研究战例或制订作战方案则是近代才出现的事情。那是19世纪初普鲁士总参谋部所特别提倡的一种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不断改进，实战模拟演习进一步成了制订全面的作战方案特别是确定作战所需兵器的种类和数量的基本手段。这些以高深数学原理为基础的模拟演习课题，经改成代表兵器和其他各种作战因素特性的数字后，(这些特性大多数是根据兵器试验程序或其他模拟演习结果而取得的)再输入电子计算机进行分析处理。
在目前运用的这些作战模拟演习中，只有一种完全是根据以往作战经验的数据通过计算机分析处理，取得影响战争的一切因素的。这就是数字化典型分析法(QJM)，它基本上是一长串简单的代数公式，它不仅能够计算出决定战斗进展和结果所需要的兵力和兵器的数量，而且能够得到运用这些兵力和兵器所需的其他各种因素。这种分析方法是根据实战经验的有关数据研究出来的。
但是数字化典型分析法并不能解决实际战争中的一切问题。虽然它可以把战争中的许多模糊的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但还有一些因素以及它们对战争的作用仍是很难捉摸的。为了更好地了解战争，人们正在努力探索各种各样的未知因素，并深入研究广泛的作战理论问题。
33．未来的战争和作战的基本原则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探索未来战争的尝试
基本作战原则
基本作战原则和80年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面临的问题
探索未来战争的尝试
军事部门和军事将领们一直是头脑灵敏的知识界讽刺攻击的对象。尤其是新闻界人士更喜欢揭露将军们的所谓短处，说他们愚蠢，思想上固步自封，不注重严格执行军队的规章等等。自命不凡的军事批评家总爱这样的格言：“战争太重要了，决不能让那些将军们随意行事。”“军事将领们一直在准备打一场毁灭人类的战争。”
就军人来说，从将军到下级官兵，他们都是人，难免不犯错误，因此对他们的批评通常也带有一定的真实成份。但从本质上看，这些批评是不公正的。虽然人与人之间，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绝大多数战功卓著的军人是勤奋的有才华的职业军人。他们在努力掌握军事这门半是技艺半是科学的极难掌握的学科方面竭尽了全力。
那些共同性批评的最大不公也许是关于他们准备打一场毁灭人类的战争的说法。翻开上个世纪许多文种的军事报刊就会发现，许多不同年龄、背景和国籍的职业军人都曾认真地试图将过去的军事经验跟现代军事技术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研究，以便搞清未来战争的打法。
倘若两次战争的间隔越长，那末就越难预言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上一次战争的经验教训还剩有多大的实际价值。然而，对于那些狂热分子来说，却很容易沉迷于脱离实际不着边际的思想。在上两次世界大战前发行的军事报刊中，人们可以发现许多这样的例子。十分有意思的是，这些狂热分子常常引用一些实际上错误的历史实例、说法或概念，来证明他们种种不切实际的观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里，欧洲的情况确是如此。其中最突出的是法国，它对军事史的研究不如德国那样严肃认真。从本书前面的章节中可以看到，回顾1914年发生的许多事件，可知当时交战双方都未能在战争爆发之前就确切预料到这场战争的性质。不过德国人的见解要比法国人更加客观、现实和符合逻辑。
基本作战原则
未来的战争究竟将会怎样，人们现在是不可能做到一清二楚的。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去努力了解通过历代战争形成的一些带共性的基本作战特性。虽然兵器和军队的特点改变了，由此也引起了战术的变化，但是，作战的基本特点，我称之为“基本的作战原则”则丝毫未变。下面我列举其中的十三项并未改变的作战特性或作战思想，并加以必要的说明。
(1)要取得积极的战果必须实施进攻战。这好比是说，“足球赛中，球队只有控制球才能射门得分。”虽然下面的一些作战原则强调了兵力、战斗力以及防御的重要性，但决没有贬低进攻战对赢得战斗最后胜利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即使有时采取防御战略可以取得胜利(如英国对拿破仑的战争以及美国南北战争中南部邦联所采取的战略)，但处于战略防御的一方如果有可能取胜的机会，则必须有选择地实行进攻战术和进攻作战。
(2)防御的作用要大于进攻的作用。克劳塞维茨曾经这样说过，“防御是更有效的一种作战形式。”如果我们将许多战例进行实质性的分析比较，那末就可以看出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是对的。军队利用地形和防御工事，无论是仓促修建的简易工事还是精心构筑的复杂工事，都会对它的战斗力起到成倍增长的功效。在许多著名战例中，进攻的一方为了战胜地势优越工事坚固的防御的一方，就必须在兵力上占有优势。只要回顾一下塞莫皮莱、阿拉莫、安堤塔姆、彼得堡以及阿拉曼等战役，人们就可以看到，防御的一方虽然兵力上处于劣势，但占据了有利的地形和防御设施，因此仍然拥有着作战的优势。 [ 注 ]
(3)当进攻不能取胜时就必须采取防御态势。虽然进攻战是赢得战争最后胜利的根本手段，但在对付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时，军事指挥官除了采取防御态势外别无其它选择。由于防御态势实际上可以起到增强部队实力的作用，因此防御一方的指挥官至少可以部分地弥补实力的不平衡状态。他至少可以减慢敌人进攻的速度，甚至能够袭击它。这样(利用相反的作战效果)防御的一方就有希望将敌人拖得筋疲力尽，从而由最初的相对劣势转化为相对的优势，最终采取攻势以赢得积极的战果。
如果总指挥官抽调数量占优势的进攻部队的一部分兵力，以便在关键阵地上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取得绝对优势，此时剩余的部队就应采取防御态势。虽然部队总的作战态势是进攻，但兵力减少了的部队必须采取防御态势，而另一支部队则实际上正利用优势的兵力实施着进攻。
(4)从侧翼或背后进攻比正面进攻更容易取胜。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这一点，比如，进攻部队从侧翼和背后实施突然袭击的可能性更大；而防御的一方不可能同时加强其各处的防守力量，正面常常是防守的重点；当明显出现可能被敌人包围的危险时，防御一方的士气就会动摇。历史上这种战例很多。那种认为实施包围或“迂回战略”的作战思想，是由于现代化作战武器的使用或是现代军事著述家思维的产物，这种观点都是对历史的严重曲解和对早期军事思想家的贬低。
“寻找敌人侧翼”是自古以来的一条重要军事格言。从19世纪中叶，后装线膛步枪给战争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后，从此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了。由此毛奇在1867年得出一个结论，即由于兵器火力的杀伤力大大提高，战略进攻必须跟战术防御紧密结合起来。而这正是一种依靠包围来达成目的的战术思想。图四说明了1870年法国战役中毛奇军事思想在战略上的应用，图五则是梅斯战役中毛奇军事思想在战术上的体现。在梅斯战役中，巴赞元帅的军队通向巴黎的交通线被德军包围而切断，因此被迫发动进攻，结果失败了。
图4 梅斯-色当战役中毛奇战略进攻态势图
图5 毛奇战略防御态势图(1870年8月18日下午6点时的战场形势)
(5)只有掌握作战主动权才能充分运用优势的战斗力。这一原则一直是历史上所有伟大军事将领成功的秘诀。麦克阿瑟、亚历山大、格兰特以及拿破仑概无例外。有些苏联的现代军事理论家认为，与早期相比，在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里，这一原则更显得重要，他们的观点也许是正确的。可以肯定，抓住并牢牢掌握作战主动权的重要性在我们这个时代丝毫没有减少，到将来也决不会降低。
(6)防御一方取胜的机会跟防御设施的坚固性成正比。对某些近代军事思想家来说，这是自明之理，毋需解释与说明。但是，有的人却认为防御工事不过是诱人上当的陷阱，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去搞此类设施。这种观点不是无视就是看错了历史上的战例。历史是变化无常的，历史学家不应使用“总是”或“永不”之类的词汇。但我想斗胆提出一个相反的观点，即历史上作战防御永远不会因为有了防御工事而遭到削弱，防御工事总是只会增强战斗力。防御工事起码可以挡住进攻的敌人并增加敌人的伤亡，甚至可使防御的一方击败进攻的敌人。
有人认为，在近代史上防御阵线曾被多次突破，从而说明采取防御态势或防御工事总要破产，这是严重的自欺欺人。我读了大量近代的官方和专业军事著作，使我相信当今美军内部普遍存在着这种观点。这个问题(跟8、9两条原则一起)比本书阐明的内容更值得人们给于极大的注意。
有人可能会引用马其诺防线、曼纳海姆防线、齐格菲防线和巴列夫防线被突破的历史实例，从而得出结论说那些防御设施是不成功的。这种结论是完全错误的。确实，这些防御设施都被攻破了，其原因是强大的敌军甘愿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然马其诺防线不是1940年攻破的，德军深知该防线的坚固程度，因此采取了迂回进攻的办法。)所有这些防御设施都为防御一方赢得了时间，使他们能够重新部署兵力，建立起后备队或动员新的兵力。它们的目的就在于阻挡敌人，使防御部队能够惩罚进攻部队，特别是阻滞敌人。在这些方面，上述所有的防线都取得了成功，而且巴列夫防线还使以色列免遭惨败。
(7)进攻的一方只要不惜代价总能攻破最坚固的敌人防御设施。无论防御的一方如何戒备森严，也不管它为防止或减缓敌人的突然袭击以及对其侧翼、后背进攻的影响而作了多么巧妙的部署，高明的进攻部队总能在他选择的进攻点上取得一定时间的暂时优势。(这就是拿破仑以及别的军事家总是力争抓住和保持作战主动权的一个原因。)在1864年和1865年弗吉尼亚州的多次大战中，李将军始终充分利用了他的防御优势，而格兰特将军也同样总能在他希望的时间和地点取得暂时的进攻优势。但是联邦军并没有因此而总是获胜(尽管李将军防御巧妙)，却仍然被迫一再撤退，最后他又借助强大的野战防御工事再次跟敌人进行了暂时的对峙。
(8)防御要获成功必须实施纵深防御并运用好后备队。有人认为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无法抵挡敌人强大的火力，因而只好甘居挨打的态势。历史表明这是一种貌似有理其实不然的观点。线式防御极易被敌攻破。拿破仑在他第一次战役中胜利渡过波河(位于意大利)可说是线式防御失败的典型例证。
防御的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全部火力投入预定的作战区域，但掌握着作战主动权的进攻一方则常能使防御的许多火力变得毫无用处。那些认为现代技术能转移作战火力的人忽略了以下三个因素：1．进攻一方能采取直接和间接手段阻止或防止这种火力的转移；2．倘若防御一方在对付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进攻一方的有限进攻时毫无战果，那末他们在身心上都不能协调一致地实施侧翼机动(即使敌人并不预防也不阻止这种调动，也不行)。3．如果(即使可能)从防线上撤回部队，那末处于高度戒备的进攻部队就会将进攻的矛头对准防线上出现空隙的地段。
拿破仑认为，硬仗的胜利往往是由最后投入后备力量的一方取得的。马伦戈、博罗季诺和林尼等战役是拿破仑取胜的典型战例，说明利用各种手段来扭转战局的重要性。而他遭到的两次最大的失败——莱比锡和滑铁卢战役，则是由于在他投入了全部后备军后，敌人仍然拥有后备力量。最后投入后备力量的重要性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安堤塔姆战役中显得更为突出，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库尔斯克战役则可称是最典型的例子。
(9)优势的兵力总能取胜。近年来，通过对两三次近代作战经验的考察研究，人们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正如一份近代战争研究报告所说的那样，“用力量对比的办法来判断战争谁胜谁负是缺乏说服力的。”
表9列出了近代史上的十次战例。从兵力和兵器的数量上看，上面所引的结论似乎表面上可以成立。表中有7次战役是由数量上处于劣势的一方取胜的，3次是兵力处于劣势的进攻一方赢得了胜利。表10同样列举了这几次战例，只不过它的格式可供人们分析当时的作战条件和双方的实力情况而已。如果我们将战斗的突然性(如果有的话)、相对的作战效能、地形特点和防御态势的有利因素等考虑进去，并象前面提到的数字化典型分析法那样，以某种统一的方式用数字来表示这些因素对作战的影响，那末，每次战例中胜方的实力就会增大。若别的条件都不相上下，那末上帝总是站在兵力优势的军队一边的，这在将来也是这样。
表9．1805年至1944年部分战例胜负情况
战役 时间(年) 攻方 守方 攻方对守方兵力比 胜方 胜方对败方兵力比
奥斯特利茨 1805 法国 联军 0.84 攻方 0.84
滑铁卢 1815 联军 法国 1.79 攻方 1.79
安提纳姆 1862 联邦军 南部同盟军 1.77 守方 0.56
葛底斯堡 1863 南部同盟军 联邦军 0.85 守方 1.18
佩罗内 1918 德国 协约国 2.40 攻方 2.40
蒙特底迪尔 1918 德国 协约国 1.20 守方 0.83
乌克兰 1941 德国 苏联 0.88 攻方 0.88
库尔斯克-奥布扬 1943 德国 苏联 0.69 攻方 0.69
安齐奥 1944 德国 美国 2.05 守方 0.49
韦莱特里 1944 美国 德国 1.19 守方 0.84
表10．1805年至1944年间部分战例QJM [ 注 ] 分析结果一览表
战役 时间(年) 攻方对守方兵力比 攻守双方试验场兵器总效能之比 攻守双方基本战斗力之比 [ 注 ] 突袭效果 精确比 [ 注 ] 战果 [ 注 ] 攻守双方有效战斗力之比 [ 注 ] 攻守双方相对作战效果 [ 注 ]
奥斯特利茨 1805 0.84 0.87 0.94 1.73 1.63 13.46 3.69 2.26
滑铁卢 1815 1.79 1.97 1.86 2.82 5.25 11.67 3.33 0.63
安提纳姆 1862 1.77 1.78 1.16 -- 1.16 -2.02 0.71 0.61
葛底斯堡 1863 0.85 0.85 0.55 -- 0.55 -4.15 0.55 1.00
佩罗内 1918 2.40 2.55 1.33 1.12 1.49 8.20 2.64 1.77
蒙特底迪尔 1918 1.20 0.95 0.60 -- 0.60 -1.61 0.76 1.27
乌克兰 1941 0.88 1.98 0.82 1.33 1.09 11.90 3.38 3.10
库尔斯克-奥布扬 1943 0.69 0.79 0.49 -- 0.49 1.60 1.32 2.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