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志愿军第六十军军长韦杰离开三十八军军部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了。那时候，执行轰炸任务的敌机正处于白班和夜班的交替间歇，四野出现了短暂的宁静。随着夕阳最后一抹余晖被西边暗黝黝的山影吞没，夜幕便悄悄笼罩了朝鲜半岛的山峦与河川。
韦杰乘坐的吉普车从一条窄窄的供马车行走的小路拐过一座小山，奔上朝南的大路。还有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带篷的卡车相隔不远尾随着军长的吉普车南进。
入夜后，大路上渐渐热闹起来。从四处山沟树林里隐蔽了一天的部队和运输车队（包括汽车和马拉大车），以及火炮牵引车队纷纷拥上公路，挤挤挨挨向南涌动着。汽车喇叭声、马儿咴咴的嘶鸣和驭手的吆喝声、甩鞭声，以及部队行进的脚步声和吵嚷声混杂在一起，形成了朝鲜战地夜行公路上特有的交响乐。
韦杰坐在吉普车上，任由车子在凹凸不平的路上颠簸。他的脑子里仍然回想着刚才与三十八军的领导同志告辞时，军长梁兴初送他上车，握着他的手大声笑道：
“等着听你们的胜利消息啦！好好打啊！”
当时他是怎么回答梁兴初的，自己也记不得了。似乎是没说什么，只是笑着点头。那时他心里好象只有一种感觉在萦绕着：
此次三十八军之行确有必要……入朝之初，韦杰在征得兵团首长同意后，率领几个师的参谋长和军机关一些同志奔赴三十八军军部，向有着与美军实战经验的部队学习。兄弟部队用鲜血换来的宝贵作战经验是志愿军的共同财富，应该为新入朝参战的部队汲取。三十八军非常好客，对六十军的同志来访热情欢迎。不但给他们腾出了几盘烧得热乎乎的炕，还尽可能地给他们搞了一顿丰盛的接风酒宴，餐桌上有肉罐头、墩鸡肉、豆腐和朝鲜辣白菜，还有白酒。韦杰知道，这些食物在历经数月战火的朝鲜已是很难得的了。当然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些。接风的酒宴，热乎乎的土炕和主人的热情还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三十八军上至军长梁兴初，下至机关一些参谋、处长都尽可能详尽而不厌其烦地向韦杰一行介绍了他们同敌军作战的经验和教训——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虽然不是韦杰的经历，战争还有待他和他的部队去亲身实践，然而，在听取了友军的经验介绍之后，韦杰还是觉得心里有些底了……也难怪，这与过去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不同，与国民党军队打了几十年的仗，对于敌方装备、战术、士气一般说来了如指掌，而在朝鲜与美军和李承晚军队作战，那就真是“人生地不熟”了。
在酒宴上，韦杰曾借花献佛，向梁兴初等人敬酒，祝贺三十八军打了很多胜仗。韦杰说：
“在国内，我早就看到了嘉奖你们的通报——。‘万岁军’，不简单哩，向你们学习，来，敬你们一杯！”
粱兴初喝了酒，用手背抹了抹嘴角，说：
“哎，那是彭总对我们的鼓励，主要是二次战役打了个漂亮仗……其实你老兄有所不知，汉江南岸守备，几十个昼夜，三十八军虽说完成了任务，可是元气大伤喽……在撤离汉江南岸阵地时，我真担心哪，汉江眼看要解冻，背水作战，兵家大忌呀！老天有眼，我们军二月十七号撤到汉江北岸，二月十八号汉江就解冻了……朝鲜老乡说，志愿军是天神，老天爷在帮志愿军的忙哩……现在我想起来都后怕，再晚一天过江，恐怕就要全军覆灭喽……好啦好啦，总算按志司的都署，赢得了时间，你们第二番参战部队开上来了，这回我们可以喘一口气啦……”
“你们该好好休整一下了……”韦杰说。
“也休整不了多少时间，下面的任务是，西海岸守备，防止敌人登陆……””梁兴初又给韦杰倒上一杯酒，“不过，第五次战役我们军是参加不上了，这可是个大仗呀！”
“那就把你梁军长的用兵之道给我们好好传一传嘛，对付美国人，你们有一套办法。”韦杰点到了正题。
接下来，梁兴初、刘西元和江拥辉等人，一边吃饭喝酒，一边就他们所知，向韦杰等人介绍了美军和李承晚军队的作战特点和三十八军一些作战体会及教训。诸如，美军进攻时，总要长时间进行炮火准备，炮火停了才开始攻击；我方只要避过敌人的炮火，待敌人开始进攻时，再进入防御阵地，就可以减少损失。还有，美军害怕近战、夜战，我方应该设法接近敌人，发挥近战、夜战的长处。再有，就是注意在进攻时大胆穿插分割敌人，动作要勇猛。作战时要留有足够的预备队，非到必要和急需时不能轻易动用……
梁兴初谈得很详细，甚至连一些具体的注意事项都告诉了韦杰，比如行车时要善于利用敌人照明弹的火亮，迅速通过，切忌犹豫不定，更不能把车辆停在公路上或道路两侧，否则，连续不断的照明弹会在你周围打转，让你处在被动挨打的位置。还有，美军作战时，部队走到哪儿电话线就拉到哪儿，部队撤走了，电话线也不拆，这样，我方就可以利用敌人的电话线建立通讯联系，既省时间又省器材……
——友军的经验介绍得很具体详尽，这固然可以使韦杰心里多少有些谱了，但他从多年征战的经验中得知，战争中敌情我情千变万化，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任何预料不到的事情都可能会突然发生，这就要求指挥员具有随机应变的处置能力。特别是，对于战争中可能会出现的危机应当提前有所觉察，尤其是我方相比敌方的弱点更不应忽视。韦杰记得在安东时，遇到前线回国办事的志司一位机关干部，那个同志在延安时曾与他相熟，据那位同志介绍，砥平里之战我方失利，三个师包围美军一个团，硬是没吃掉。问起原因，那位同志只说，敌人火力太强，加上我方白天无法作战，被敌人坦克强行突破增援……那么，砥平里之战到底有哪些教训呢？假如以后他韦杰也遇到类似砥平里的情况，又该如何处置呢？他将这些疑惑问梁兴初，对方也不甚了然，只说，大概攻砥平里的部队建制太乱，无法协同动作吧……现在，韦杰离开三十八军军部驻地，驱车南进，一路上仍在想，若是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容他把许多问题搞搞明白，更深思熟虑一下，才能有战胜敌人的把握。但是，从目前部队开进和即将投入战役的时间表看，显然过于仓促。按军委原订计划，三兵团四月上旬才开赴朝鲜，而现在时间提前一个月，四月上旬必须到达集结地，战役四月中旬就将打响。时间太紧啦，几乎已谈不上什么准备的时间。
回想入朝前前后后这一段时间，韦杰真感到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提前入朝的命令下达后，他还在南京军事学院进行短期的集中学习——那些日子他和即将入朝的一些师长军长们抓紧一点一滴的时间临阵磨枪，如饥似渴地学习合成兵种协同作战知识以及对付现代化装备之敌的防御和进攻组织手段。学习尚未结束，突然接到提前赴朝的命令，立刻打起背包回到重庆。那时，三兵团各部已开始向华北集结。由韦杰担任军长的志愿军六十军是由原六十军一七九师、一八〇师加上原六十一军一八一师合编而成。韦杰原为六十一军军长。西南解放后，六十军改为川西军区，而六十一军改为川北军区。部队正分散在四川、贵州一带执行剿匪和筑路任务。匆匆收回，匆匆整编，匆匆开赴华北改装，又匆匆开往安东，之后马不停蹄跨过鸭绿江，星夜急行军开上三八线。韦杰接到调任志愿军六十军军长的命令后，在与他的老搭挡、川北军区政委胡耀邦分手时，甚至连胡耀邦为他准备的一顿送行饭都没来得及吃，整日马不停蹄地安排军机关人员的配备落实，编制车运预算。好在六十军政委袁子欣时部队情况较熟，袁子欣与韦杰一样，也是原六十一军的干部，只不过他比韦杰调到六十军早些，是在太原战役后，袁子欣就由六十一军副政委调到六十军任政委了。在六十军赴朝准备工作上，袁子欣和政治部主任李哲夫同志尽了最大努力。但是直到入朝后的行军路上，副军长还未配备到位。入朝前，听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讲，陈赓司令员打算从十四军为六十军调一个副军长来。为什么这么做，王近山也说不大清楚。解放战争时，韦杰曾担任二野六纵副司令员，而王近山是六纵司令员，以后王近山升任三兵团副司令员。对于韦杰这位老伙伴，王近山讲话也是开门见山：“别管熟悉不熟悉了，反正上至兵团机关，下至各军、师，都是各处抽人凑起来的，抽的人都是优秀的！”
王近山说的是实情，不要说六十军的干部配备了，就是兵团指挥部也是各处临时调集来的。兵团政治部主任刘有光是从四兵团调来的，参谋长王蕴瑞是从十二军调上来的，据说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已经要王蕴瑞去担任二十兵团参谋长，硬是被陈赓司令员给“抢”了过来。副参谋长李懋芝是从河南省军区副参谋长的位置给“挖”过来的……这样，兵团干部之间，兵团与各军之间，军与各师之间，各级领导匆匆调集到一起，还来不及熟悉，就开上了朝鲜战场。这使韦杰感到过份的仓促。他甚至对原六十军两个师的团以上干部有些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心里真是没底。好在一八一师是原六十一军的，他熟悉，这个师的前身就是皮定钧指挥过的有名的“皮旅”。而六十军一七九师的前身则是有名的临汾旅，打收将的时候与六十一军曾并肩作过战，都是老部队了，在入朝开进的序列上，韦杰还是按一八一师、一七九师、军直和一八〇师的顺序安排的，究竟把一八一师放在最前边是出于对老部队的倚重还是因为熟悉而便于指挥，韦杰也说不清。
总之，这样做他感到放心。
然而，不论哪个师在前，哪个师殿后，几万名战士都得靠两条腿一步步走到三八线以北的集结地。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下，部队夜行晓宿，在寒冷的野外露营，十几天走完两千里路程，艰难困苦可想面知。让韦杰感到担心的是：既要按照志司的命令准时开到预定集结地域，又不能把部队拖垮、拖散，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尽力争取点时间，在战役进攻发起前，好让部队完成战斗准备……
现在，韦杰坐在吉普车上，一路思前想后，心事重重。他决定到前方一八〇师宿营地看看，了解一下部队开进的情况，与师里的领导同志谈谈，以便使自己心中有数。
后半夜下起了雨，由小到大。风挟裹着雨点扑打着韦杰乘坐的吉普车。公路上，部队顶风冒雨疾进。战士们披着雨布或斗篷，更多的是没有雨具的战士，他们尽可能地保护着枪支不被淋湿，还要背着背包、干粮带、子弹袋和手榴弹，浑身被雨水浸透，一步一滑地踩着泥泞的道路前进。
暴雨给部队的开进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凡事有利也有弊，有弊也有利。由于暴雨，使敌机的飞行受阻，部队可以不担心敌人空袭了。风雨肆虐的道路上，夜行的汽车、火炮牵引车都打开了车灯。坑坑洼洼的泥泞公路上，蜿蜒的各种车辆在雨幕中闪烁的车灯好似一条蠕动的巨龙。
韦杰看了着手表，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了。上半夜遇到三起敌机的轰炸扫射，总算闯过来了。敌机的照明弹可真让人伤脑筋，象个灯笼似地悬在半空，发出耀眼的白光。看来梁兴初传授的经验还真管用。每当敌机飞临，投下照明弹，韦杰照例吩咐司机：
“加大油门，闯过去！”在部队从公路上向两侧沟谷里卧倒隐蔽后，大路更好行车，司机借着照明弹的亮光一通猛开，左冲右闯，抛下了阵阵的爆炸声，一路好不惊险！
在第三次遭遇敌机轰炸的时候，跟在韦杰吉普车后边的另一辆吉普车翻了，大概是那辆车的司机为躲避一个弹坑，打了个急转弯，方向盘还没再打回来，就冲到路旁的稻田里。韦杰的吉普车冲过去以后，等了一阵，不见后边两辆车跟上来，警卫员和一个参谋去找，才知翻了车。好在只有两个人撞了胳膊腿，轻伤，而车子掀过来后，一试还可以开。
又赶了一程路，就下开了雨。敌机再没有来。然而由于道路车多、人多，十分拥挤，车子时快时慢，有时要堵一阵，甚至个把小时都走不了几里路。在一些岔路口和桥梁渡口，常常有几个军的单位挤在一起，争着抢行，秩序很乱。风雨更增添了这种混乱和嘈杂。大车和辎重车不时陷在泥泞里；马蹄打滑；徒步行军的人一个跟着一个地摔跤。
一路上，韦杰不时看到有仨一群、俩一伙的文工团员在路旁进行宣传鼓动。这些年轻的男女文工团员除了背着背包，还要带着各自的乐器，有的扛着沉重的锣鼓箱，挎着沉重的手风琴，和部队一样艰苦行军。不同的是他们多了一项宣传鼓动任务，时常停下来喊口号、打竹板，给部队加油鼓劲儿。过后，他们还要加快步伐，去追赶已经走远了的队伍。
韦杰遇到一个年岁很小的女文工团员——大概是崴了脚，让两个人架着走，一走一歪。韦杰让司机停下车，自己下了车，让那个小姑娘坐车。姑娘却说什么也不肯坐。那个姑娘大概也只有十四五岁，长得很秀气，雨水扑打着她那一双大眼睛。她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告诉军长：“首长请放心，我一定跟上队伍，一定完成任务！首长快坐车走吧，您还要指挥部队哩！”
姑娘说什么也不肯上车。韦杰只妤让警卫员把自己的雨衣给了那位文工团员。
……大雨一直下到天亮，依然不停不歇。韦杰一行问了好几次路，才在一处山脚下的村庄找到一八〇师师部宿营地。
那个村庄很小，仅有的十几间房子已被敌机炸毁了大半。雨水倾泻在一片废墟上，激起一片白茫茫的水雾。
哨兵把韦杰等人引到一处低矮的茅屋前。推开柴门，韦杰看到师长郑其贵正蹲在地上一个火盆前烤着袜子。这大概是一间存放杂物的屋子，没有炕，破烂的窗户在风雨中吱呀作响，雨水顺着窗沿淌下，在地上积了一滩。
由于没料到军长的突然到来，郑其贵脸上掠过一丝惊异的表情，他连忙从火盆前站起，向军长敬了礼：
“韦军长来了？我们刚到这儿，正要烧点水，待会儿给军长沏一碗热茶喝，驱驱寒气……”
“部队情况怎么样？”韦杰和郑其贵握了手，旋即也蹲到火盆前烤着手。
“还好……”郑其贵用一根树棍拨了拨盆里的炭火，“每天平均行军一百多里，可以按时赶到集结地。”
“掉队的多不多？”韦杰又问。
“不多……也不少……”郑其贵嘟囔着，“每个团都有一些，……太艰苦啦，白天露营，夜里摸黑行军，敌机又轰炸，吃不好，睡不好，非战斗减员增加……” 火盆上吊着的铝制饭盒里的水烧开了，热气升腾着。警卫员用两个大碗分别给韦杰和郑其贵沏了茶。
滚烫的茶水喝得韦杰肚里热乎乎的。
“要是宿营后，战士们都能喝上碗热汤就好啦！”韦杰自言自语道。
“难呀……”郑其贵摇着头。“到处都是湿漉漉的，连饭也没办法做，部队宿营很困难，民房少，在大雨里……唉……”
韦杰透过缭绕的水蒸气，望着郑其贵。这是一个年近四十的长征干部。韦杰与他并不熟悉。只是在安东集结时，召集各师首长开会才认识的。韦杰知道，郑其贵以前是一八〇师的政治部主任，入朝前才被任命为师长的。对于政工干部担任军事指挥员，或是军事干部改任为政治委员这种事情，在我军是比较平常的。
韦杰知道，从红军初创时期开始，我军就有一批军政兼优的双料指挥员，随着形势的变化和革命的需要，这些人时而担任这项职务，时而又担任另一项职务，这是司空见惯的事。然而，对于眼前这位他不甚相熟的郑其贵，韦杰却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似乎这个指挥员身上欠缺些什么：是军事指挥员特有的魄力与干练？或是仅仅是他气质上似乎多了些犹疑不定的东西？韦杰一时说不清。不过，艰苦的战争生活常常可以将一个平庸的人锻炼成一个出色的将才……谁能决然断定：一个普通人身上没有英雄和统帅的素质及潜能？而一个众口称赞的战将身上也常常暴露出普通人的弱点。既然如此，那么就让大家同心协力地迎接这场残酷的现代化战争吧。用中国人的俗话说，“是骡子是马，牵出去遛一遛。”……
韦杰喝着热茶，继续和郑其贵谈着。这时候，郑其贵已从最初看见军长不期而至的紧张中松弛过来，尽可能详细地向军长汇报了各团开进的情况，并就掉队人员的收容问题和部队开进，宿营中的防空等事项听取了军长的指示。
韦杰是属于那种具有宽厚品性和长者风度的指挥员，在与下级干部的接触中，常常使对方感到亲切自然，象一位和善的兄长。他更多的是晓之以理和以身作则，并且常常表现出可贵的自责精神而不争功诿过。他是一个壮族人，生有一副清癯的脸庞和凸起的颧骨，一双清亮的眼睛有些细长，总是那么温和而善解人意。他也许缺少一般军事首长的威慑力，但其部属从他的冷静和智慧以及令人信服的分析判断中，同样可以感受到上级首长那坚定的决心，因而自觉地不打折扣地去执行他的指令。
现在，当郑其贵陪着军长一起蹲在火盆边喝完热茶，汇报了工作，听取了指示后，把军长送到风雨阵阵的屋外，正与军长敬礼握别时，听对方轻轻一句；“我要去最近的部队宿营地看看。”
郑其贵顿时强忍着瞌睡的神经和饥肠辘辘的肚腹，和军长一同上了吉普车。
“我也打算去看看，”郑其贵这样说。是呵，军长也一夜未合眼了，也一样疲劳饥饿，难道对自己师团的责任感，军长就应当比自己这个师长更多更重吗？
韦杰赞许地一笑，跨上了吉普车。随即，雨空里响起汽车发动的轰鸣声……
几十分钟后，吉普车停在了一处无法再行驶的窄小的山路上。韦杰一行下了汽车，在随同郑其贵来的一位师作战参谋的引导下，蹬上山坡。
韦杰一行冒雨行走，一路泥泞，转过一片杂木林，看到山坡上一片高大的栗树林。一个营的部队在这里宿营。
韦杰的双腿顿时僵了一般立在风雨里——
那时天色早已大亮。栗树林里，部队的宿营地一片凄风苦雨。战士们仨一群、俩一伙儿，有的撑起一块雨布，许多人躲在雨布下避雨，一个个坐在泥水里、树根上，背靠背打盹儿。也有的躲在避风的石崖下，裹着雨衣、雨布横躺竖卧……最让韦杰痛心的是：不少战士实在无处藏身，干脆互相用背包带或绳子把身体捆在树干上，就贴着树干站着睡觉……
韦杰泪眼模糊了，雨水和泪水一齐从脸颊上滚落，甚至连被喊过来的营长向他敬礼，他都没有注意。
“昨夜赶了一百一十里路，”营长报告说，“掉队的有四十三名……雨大，早饭生火很困难，有的连队搞到了干柴，烧了热饭，有的搞不到，只好吃些干粮……不下雨的话，一到宿营地就挖防空掩体，可以在掩体里睡觉。一下雨挖了掩体就被雨水灌满，人没处躲，这不是，大伙儿就这么克服……首长放心，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咱们，只要两条腿不断，别说下雨，就是下刀子也得按时赶到三八线……”
“军长，你看，是不是让部队休整一天？”郑其贵看看一身雨水的营长，转过头来，迟疑地对韦杰说。
又一阵风雨刮来，韦杰浑身一阵瑟缩。他望着战士们的宿营地，半晌没言语。
“休息一天吧，军长……”郑其贵再次说。
“关键的时候，要看指挥员的坚定性……”韦杰对那位营长说，“替我向大家问好，就说，军长知道大家的艰苦，我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韦杰伸出大手，紧紧握着那位营长的双手。之后，他转对郑其贵说：
“既然大雨无法宿营，那就通知部队，稍事休息，继续前进！”
（文工队员任红举的回忆）
……入朝后的第一个考验就是紧急行军十八天——赶到向敌人发起新战役的集结点。我和在四川重庆一起参军的聂笃敬、陈小峰分到了某团一营二连，任务是在行军中鼓动宣传。那时，我们身上的负重量真不小，腰带上吊着两颗手榴弹，肩头上扛着一袋炒面烤饼，背包上插着一把铁锹，铁锹上还绑着两颗六〇炮弹（为连里的炮排分担重量），左右两胯除了坠着挎包水壶外，军衣口袋里还随时要取出使用的呱嗒板、笔记本、手电筒（偷偷带上的）。后来有人和我开玩笑，说我个子长不高就是那十八天行军中压矬的。我年龄不大个头小却非常好胜，在战士面前从不显孬，我不但行军跟得上战士们，还能把机枪副手扛的子弹箱接过来“互助”一番。有一夜快步行军一百三十里，站在路边催促部队前进的罗占华团长看到我时一愣，“哟嗬，小家伙真上来啦，文工队的娃娃嘴快腿也快呀！”我们怎能不快呢，脱离了连队，我们就失去了服务的对象和用武的阵地，若是掉了队就证明我们文艺兵没有资格上战场。
在行军路上最忙的要算我们了。我一边行军一边前后奔跑着收集各班的好人好事，收集好就蹲在路边写几句，写好再拔腿追部队，追上后要一个班一个班地给战士表演。有时要抄上一份快板交给聂笃敬和陈小峰，因为他俩都是西南人，对数来宝等曲艺形式不熟悉，我在北京读过书，写起来熟练些。我们有时还带领全连向并肩行军的兄弟连队拉歌或相互用快板鼓励，每当我们连拉赢了歌或是快板比兄弟连队说得流利有趣时，我们连的干部战士就特别喜欢我们，脚步走得也更快了，好像汽车才出加油站。起初，这个营的教导员是看不起学生兵的（特别是“演戏”的），他在没出国之前曾在全营集合时操着山西话嚷嚷：“这些重庆自（知）识疯（分）子，打什么仗啊，给鹅（我）蒙（们）部队造（找）麻粪（烦）嘛！”紧急行军十天之后，他来到二连对我们说：“真想把你蒙（们）留下来当子（指）导员！”他对文艺兵看法的改变是有几件事情促成的。
第一件事情是：有一天他把全营隐蔽在树林里动员，意思是要坚持走到战役集结地。他刚讲完话，我们三个文工队员就用文艺形式演唱出来了，疲劳之极的部队为之一振，情绪十分高昂。我看见这位教导员第一次当着文工队员的面笑出了声。
第二件事情是：我一路打呱嗒板儿，手腕子酸疼得不得了，几夜下来肿胀难忍，我就想了个点子，把竹板的一面插进背包带，另一面叫它活动着，这样走起路来背包一颠一颠的，竹板也一碰一碰的，我既可以甩开胳膊行军，又能轻松地为连队说快板，教导员看见了，悄悄对二连指导员郭忠义说：“小知识分子就是聪明！”这是老郭告诉我的。
第三件事情是：在一个夜晚，我们快速行军一百三十里后，部队黎明前在一个大山沟里宿营，我刚挖好单人防空掩体，就渴得嗓子冒烟。全班谁都没有水了，我就到其他班去找水，好不容易才发现六班长的壶里还“哐啷哐啷”的响，我拨开塞子咕嘟咕嘟喝了大半壶，谁知这是一壶擦枪油啊！这是六班长怕每人自带的玻璃瓶擦枪油（苏制）难保管，而集中到自己水壶里的。我喝饱之后，腹痛、呕吐、眩晕起来了，最后连苦胆汁和血都倒了出来。这次教导员是营里最先跑来看我的干部，他还哭了，一个劲地喊我“小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