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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前的波澜
在悠悠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通过实力兼并、贸易往来和典章文物制度的吸引，逐步形成了中原王朝控制周边邻国、周边邻国依附中原王朝的宗藩关系。宗藩关系是中国封建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以为，所谓属国，既非殖民地，也不是托管地，中华帝国的思想意识里并不含有近代国际社会的概念。宗藩关系的基本条件是遵 礼仪，纳贡献，受册封，奉正朔，而中国作为宗主国，并不操纵或干涉朝贡国的内外事务。只是在朝贡国内乱时，宗主国才有责任出兵平定。这话分析得有理，但在精明的封建统治者心目中，它也决不仅仅是为了满足“通惠四海”、“万邦来朝”的大一统盛世虚荣的点缀物，而是调节同边远异邦民族关系，保证国内安定的缓冲阀。从《左传》上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候”，《淮南子》说：“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到1881年云贵总督刘长佑说：“边省者，中国之门户，外藩者，中国之藩篱。藩篱陷则门户危，门户危则堂室震矣。”都是主张把战略防御的空间，前出到国境之外。这是地缘政治学说在国土防御战略中的应用，现代学者有将此称为“国防掩护圈”的。当然，由于儒家文化的浸濡，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于地缘政治的应用，主要采取战略防御态势，同近代资本主义的进攻扩张理论和殖民侵略，有着根本的区别。在近代，随着殖民势力东来，中国无力庇护藩属国，藩属国更是孱弱式微，结果宗藩关系便逐步瓦解。 19世纪80年代初，中国南方的藩属国越南，发生了被法国侵略并吞的危机。
越南曾属中国版图。公元970年（北宋开宝三年）脱离中国，建立瞿越国。以后在九百多年里，政权屡有更迭，却一直保持了同中国的藩属关系。18世纪起，欧洲人纷至沓来。1749年，法国人皮埃尔·波福尔在越南进行政治活动后，向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密奏，必须迅速占领这个国家，以免落入英国人手中。接着，在1756～1763年七年战争中，法国与英国争夺霸权败北，失去了它的北美殖民地加拿大和东印度殖民地。为了继续与英国对抗，传教士百禄多主教在1787年再次建议路易十六占领越南。此后，由于法国大革命爆发，这一计划没有实现。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法国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60年代，它把越南南方五省纳入自己的控制，统称交趾支那。1874年，法国与越南阮氏王朝签订了《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又称《第二次西贡条约》），宣布越南完全独立。就法国来说，这是企图割断越南与中国之间的宗藩关系，并在控制越南之后，打通进入中国云南的商路；对越南而言，它看到清王朝日益衰弱，就千方百计地设法摆脱清朝对它的宗主关系，还梦想依靠法国来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王国。
越南君臣惯于首鼠两端，反复无常，在大国夹缝中寻求生存。他们一面求庇法国，以摆脱清朝的控制；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其国内统治，仍要借助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当他们看到法国势力图谋并吞整个越南后，又向清政府请求援助。据不完全统计，从1882年初到1883年底，阮氏王朝通过各种渠道，共向中国发出了三十余次请援要求。
中国朝野对于法国在越南的殖民侵略扩张早有警惕。1881年12月6日，总理衙门就指出，“越之积弱，本非法敌，若任其全占越土，粤西唇齿相依，后患堪虞……此事关系中国大局。” 13天后，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德润上奏提出：“越南之存亡，中夏之安危系之。”“越南存而吾之自强易，越南亡而吾之自强难，失其屏藩而欲以多方备之，虽有智者亦不知善其后矣。”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更指出：“法人通商红江，规取越南北境，命意所在，尤注滇南……云南保胜一带，防务尤为紧要。一旦法逞其志，尽占北圻，西南半壁处处与内地为邻，势必有欲闭关自守而不能者。及今相持未下，能多守越南尺寸之土，即多增中国尺寸之土。”
除了这种增加防御弹性和战略主动权的考虑外，宗主国对藩属国的字小之仁，也是清廷决定出兵援越的重要原因。此外，朝廷还看到，“环伺而起者，不止一法国。相逼而处者，不止一越南。此不特边疆之患，抑亦大局之忧也。”日本已在并吞琉球，若听任法国占领越南，那么缅甸、朝鲜都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整个国家便岌岌可危了。 在越南问题的讨论中，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广东巡抚裕宽认为，越南政令不修，人情恇怯，无法与法国抗争。我若援助越南，异日法越之人俱将有词于我。一方频繁呼吁，一方藉端要挟。与其将来为难，不如不再干预。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担心出兵援越，耗中国之力为越南守土，于彼无益，于我有损。另一位前方的疆吏，广西巡抚倪文蔚分析说，越南国政，横征暴敛，民怨甚深。如欲保护越南，必须改易政令，与民更新。否则费财劳师，无有穷期。保护边疆，却没有把握。这些议论，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为了遏制法国势力在越南的扩张、保卫中越两国的安宁，朝廷最后还是作出决定，出兵边境，援越抗法。
中越边境一带，群山连绵，坡陡谷深，人烟稀少，几条南北向的山口关隘，保持着两国人员和经济的交流，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其中东部的镇南关和西部的河口，是维系广西、云南与越南联系的重要孔道。
1879年，广西边军应越南邀请，入越助剿清军叛将李扬才。事定后酌留营哨驻守谅山、高平。1882年起，应越南政府多次请求，广西增援部队进入北圻一带。
在西线，河口对岸保胜一带，驻有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刘永福早年参加广西天地会起义，后来转赴越南，在六安州建立“中和团黑旗军”。1873年，法军侵犯北圻，他应越南约请，领兵抗法。1882年，清政府听从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的建议，作出暗助刘永福抗法的决策。同时谕令云南筹兵布防，以与广西边军遥相呼应。8月，西线清军以“剿办土匪”的名义超过边境，进入越南。
朝廷还密谕广东各兵轮克期整顿，由吴全美统带，驰赴北部湾廉州、琼州一带操防，并不时驶往越南洋面，确探消息。
1883年2月，法国温和派共和党人茹费理第二次组阁。5月15日，法国议会通过增加550万法郎军事拨款，并增派军队和12艘各式舰船支援侵越殖民军的决议。黑旗军立即教训侵略者，19日，他们在河内城西的纸桥伏击法军，击毙交趾支那海军司令李威利（又译李维业）上校及官兵数百人。
李威利死后，正在瑟堡组建试验分舰队的孤拔海军上校奉命带旗舰“巴雅”号铁甲舰前往阿尔及尔待命。31日，孤拔被任命为“东京”分舰队司令（总司令衔），为他增配了铁甲舰“阿塔朗特”号、二级巡洋舰“雷诺堡”号，炮舰“益士弼”号、“蝮蛇”号、“野猫”号、“火枪”号，以及二级鱼雷艇45、46号。这样，这支分舰队连同原先拥有的舰船，共达25艘。
7月底，孤拔抵达西贡。法军兵分两路。陆路由北圻法军统帅波滑率领，沿红河进攻黑旗军，这支部队失败而归。海路由孤拔率进攻越南首都顺化，一个月后，越南嗣德皇帝阮福时病薨，阮朝内部为继位发生争夺，孤拔毫不费力地占领了顺化。他迫使越南与法国签订了《顺化条约》，条约声称越南承认法国的保护权，越南只有通过法国才能与外国（包括中国）进行联系。10月，孤拔率军进入河内。12月，法国议会通过新的增拨军费和加派远征军的提案。12月11日，孤拔指挥军队进攻驻扎在山西的中国军队，中法两国的正面军事行动开始了。法国计划将中国海域分舰队和东京海域分舰队合组成中国海域舰队，并拟由孤拔担任总司令。在这个命令正式发布前，法国海军部的负责人多次要求孤拔，注意做好战时集中全部海军力量进行军事行动的准备。1883年5月1日，上谕命李鸿章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在此之前的3月底，李鸿章刚刚请假获准，离天津回合肥营葬，又如此匆匆地将他召回，可见前线形势的紧迫。李鸿章是中国变革的先驱人物，但从壮年步入老境，精力、气魄、胆略都大不如前了。在对外事务中，他历来主张忍让，可是每场冲突，朝廷总要他去处理。李鸿章本不以中国介入保护越南为然，此时知悉法国正在扩大战争，桂滇粤防军又是有名无实，因此不愿贸然前去。他一面上奏，提出法国志在逼胁从，而不在吞全越。说广东水师不能与法相敌，担心法舰扰我海口，请各省督抚自行调度，自己暂住上海，统筹全局，再定进止。另一方面，他还通过关系在京枢大老中展开公关活动。比如袁保龄就给李鸿藻写信，建议调李鸿章驻天津或坐镇上海。13日，朝廷同意他暂住上海。24日，张佩纶上奏，请召李鸿章回天津署理直督。又说曾国荃在广东调度乘方，请开去署缺，命张树声仍回广东。同日，李鸿章又收到津海关道周馥拍来的密电，报告法国方面密拟的议和办法，其中提到在法国势力范围和在滇桂边界留出中立地带，以作缓冲，于是更拿定主意。到达上海后，他一面请张树声调丁汝昌带“超勇”、“扬威”、“威远”3舰来吴淞候派，为南下作准备，一面继续故意拖延行期。朝廷知他心事，6月20日下谕将他北调，仍回北洋大臣署任。7月13日，更采纳张佩纶前议，命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回两广总督本任，曾国荃来京陛见。在这场内部权得之争中，李鸿章大获全胜，不过一年时间，他就收回了母亲去世前的全部权位。
李鸿章认定中国无法与法国匹敌，主张运用国际法，将中越边界固定下来，以防止外国势力侵入，这也是他后来“乘胜议和”的基本思路。问题在于，在19世纪下半叶这样一个强权时代，仅靠国际公法，能否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如果不能，中国应当采取什么办法？
1884年4月，德籍税务司德璀琳在前往广州就职途中，在香港会晤了新任法国“中国”分舰队司令利士比海军少将和旗舰“窝尔达”号巡洋舰舰长福禄诺海军中校。福禄诺1879年即率舰来华，居天津多年，与李鸿章熟识，还帮他斟酌过水师章程。经过德璀琳的斡旋，决定由福禄诺代表法国方面前往天津谈判。5月7日，福禄诺到津，他虽然是个低级别官员，李鸿章同他还是谈得情投意合。11日，双方签订的《中法简明条款》（即《天津专约》）规定：（一）北圻归法国人保护；（二）中国将在北圻的部队调回国内；（三）法国不向中国索取赔款；（四）中国允许通过北圻向中国内地通商；（五）法国与越南议改条约时，不插入伤碍中国威望体面的字眼。接着，6月23日，法军在谅山北黎附近的观音桥交涉中国退兵时，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被打死打伤50余人，李鸿章的外交努力失败。
甲申易枢的波澜
1884年的北京，政局充满了诡谲的变数。由于云南巡抚唐炯、广西巡抚徐延旭等人的昏庸怯懦，指挥失误，战事节节失利，后方朝野震怒。3月26日，朝廷下令革职拿问唐、徐，命贵州巡抚张凯嵩、湖南巡抚潘鼎新分别署理云南巡抚和广西巡抚。在表面的人事变动后面，孕育着一场剧烈的政坛风波。 事情又从张华奎而起。1882年张佩纶反悔为张树声帮办北洋海防的承诺，并与李鸿藻、陈宝琛联手给张树声难堪，使得张家父子耿耿于怀。上年，张佩纶又上奏把李鸿章搬回天津，而将张树声逐回两广，更使二张之间结冤加深，张华奎一直在寻找机会试图报复。据说他草拟底稿，通过王仁东，说动左庶子盛昱出头弹劾张佩纶和李鸿藻滥保匪人唐炯、徐延旭。王仁东（字旭庄）、其兄王仁堪（字可庄）及盛昱（字伯羲），都是著名的后清流人物。王仁堪还是光绪三年的状元，与盛昱为同年。他们虽科名较晚，却也都以才学和刚直著称，宛若数年之前的张佩纶、张之洞。王仁堪兄弟的祖父王庆云，曾任工部尚书，姐夫陈宝琛，则是前清流的健将，张佩纶的密友。王仁东本人，又是陈宝琛的妹夫。如果再深究的话，则唐炯是张之洞的妻兄，徐延旭是张之洞姐夫鹿传麟的儿女亲家，本来大家私下都是走得极勤、又相互提携的亲戚朋友，此时在对越作战的观点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王仁东还专门写了“与张佩纶绝交书”，谓“某谬附故交，又复长承教益，故敢以古谊责备贤者，如谓所见大谬，即以此纸为绝交书可也”。张佩纶回书说：他的责任，并不在误保徐延旭、唐炯，不能出战的原因，实在是水师火器，与陈宝琛三年前所沥陈时一样，全未预备，贸然出师，实为兵家大忌。这种解释的口气，倒象是洋务大老李鸿章。“鄙人怨家甚多，不患无人弹劾。……今日身在局中，不肯劾他人自解，亦何必自劾以为人解？……绝交与否，听之中散”，张佩纶名士作派，如此回答。此外还有一种说法，称王氏兄弟早已被张树声买通，作为他安插的“坐京”（专指受外省督抚委托，在京打探消息的人）。
张华奎要盛昱参张佩纶、李鸿藻，盛昱不愿，又无法推脱，便说不如参军机大臣。他以为漫漫地指斥一通军机大臣，军机并不会倒台。4月3日，他用清流式的激愤语言上折说道： “唐炯、徐延旭自道员超擢藩司，不二年即抚滇粤，皆谓侍讲学士张佩纶荐之于前，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张佩纶资浅分疏，误采虚声，遽登荐牍，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义当博访，务极真知，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事，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恭亲王、宝鋆久直枢廷，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龢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唐炯、徐延旭既经拏问，即当另简贤员，乃就近于湖南用一潘鼎新，复就近于贵州用一张凯嵩，该二员一则粗庸、一则畏葸，该大臣等岂不深知？以奴才愚见揆之，恭亲王等鉴于李鸿藻而不敢言，李鸿藻亦自鉴于前而不敢言，以为就地取材，用之为当固不为功，用之而非亦不为过，滥誉之咎，犹可解免；如此存心，殆不可问，是诿卸之罪也！该大臣等参赞枢机，我皇太后皇上付之以用人行政之柄，言听计从，远者廿余年，近亦十数年，乃饷源何以日绌，兵力何以日单，人才何以日乏，即无越南之事，且应重处，况已败坏于前，而更蒙蔽诿卸于后乎？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惟有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讳饰素习悉数湔除……”盛昱没有想到，这封奏折却给慈禧太后借题发挥地利用了。
慈禧与恭王多年来就有矛盾冲突，近年来恭王精神萎靡，不思进取，也是事实。加上他的七弟醇亲王奕譞久静思动，企图参与实际政治的野心，使得朝局大变。太后见盛折当日，对着军机大臣批评边防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对祖宗，盛折却留中不发。此时恭王并不在场，他被派到东陵主持慈安太后去世三周年祭奠。4月8日发表懿旨，以恭亲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为由，将军机大臣奕訢、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全班开缺。恭亲王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鋆退休，李鸿藻、景廉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翁同龢“既别无建白，亦不无应得之咎，着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另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日又颁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商办。旋命贝勒奕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一轮新人马，虽然平均年龄降低3岁，论能力、论主见和原则性，总体上均不如老军机，但这样更便于慈禧太后驱使指挥。从此，晚清政局出现了新的格局。 盛昱上奏，是慈禧太后等待已久的由头和机遇，直接受益者是醇亲王奕譞，幕后策划者，传说是醇王心腹孙毓汶。醇王因是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为避嫌疑，不能直接进入军机处，便以礼王为傀儡，以孙毓汶为代言人。也有人怀疑翁同龢参与其事，因为翁历来与醇王走得极近，也与孙毓汶关系很深。从所得处分上看，他是最轻的和象征性的。张佩纶在盛昱奏上留中不发后就听说了传言，他写信密告李鸿章：“盛自云历诋中外有名人为一网打尽之计”。张佩纶猜测涉及到的人，除他自己外，还有李鸿章、张之洞、吴大澄。待到事发，他又给李鸿章写信分析说：“乐道之事，因好货、好色，为圣心所怒，尚非同根相煎”。此事“固上有积怒，实盛庶子一疏激成；庶子一疏，又王旭庄因袒振轩诋鄙人激成。其疏以荐徐、唐为鄙人罪，以信鄙人为高阳罪，以任高阳为恭、宝罪，不过呈其骂坐之锋，而不知酿成燎原之焰。”但他又怀疑“虞作谋主，兴乐不能再合”。此处，“虞”即指翁，因翁氏家乡为常熟虞山；“兴”指醇王，当时以明代兴献王比醇王；“乐”及“乐道”指恭王，因其所居为乐道堂；“高阳”指李鸿藻。李鸿章也极震惊，他回信说：“一朝同罢，汲取乳臭陋儒，更合足愭此危局？兴献用意殊不可解。小臣一疏，岂遂动听？恐弄成明季世界，可为痛哭流弟者也。此后变态百出，知公无意久留，鄙人亦欲拂衣而去。枢、译两署究竟如何应付，念之心悸。”翁同龢自己，当然不会承认，但细读《翁同龢日记》，还是会发现线索。如盛折出奏前三四天，他称恭王见慈禧太后议事时，用了“极琐细不得体”、“刺刺不已”、“天潢贵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等贬义的辞藻。4月6日，他记“盛昱一件未下，已四日矣，疑必有故也”。7日又记：“前日封事总未下，必有故也。”盛奏引起翁同龢如此关注。细细体会翁氏心态，他倒更象是在等待盛昱的结果，甚至可以推测，这样的记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翁的曲笔，他故意留了个破绽给后人也未可知。
到了5月，正是北京海棠初红，杨絮纷飞的春天季节。新班军机大臣的心情，却没有随着春天的来临而舒畅起来。前线暂时沉寂。手握兵权的李鸿章正在力主和谈。京师里充斥着清流的激昂高论。翰林院编修梁鼎芬弹劾李鸿章有六条可杀之罪，请旨明正刑典。
5月8日是福禄诺到达天津的第二天。早晨，北京的天空阴沉沉的，颇有下雨的征象。快到中午的时候，又刮起了大风。在这变幻莫测的天气里，朝廷明发了一道极为引人瞩目的上谕，任命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专折奏事。这道上谕，引得朝野内外议论纷纷。有人说，清流帘眷不衰，朝廷倚作股肱，此次正要一试锋芒；有人说，书生典兵，必无善果，这是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沸沸扬扬，不一而足。 这个决定，确实是慈禧太后摆弄清流的权谋。清流气焰的张狂，在官场中已经引起普遍反感。醇王就说，宝廷、张佩纶、陈宝琛大言无实，我在位一日，决计不用此三人恭王、李鸿藻之后的北京政治生态环境，自然容不下张佩纶者流。清流班头，最不晓办事之难，投入浊流中冲刷，颇能磨其桀骜不驯的火气。南北洋大臣曾国荃、李鸿章都是主和的，且是寿高位尊，弄两个书生在一旁不时撩拨，也可促其振作。本来，主战主和，水火不容，现在，把张佩纶放到福建会办军务，就能使和战局面都掌握在朝廷手中，真是妙不可言。宫廷政治的全部秘诀，就是操纵派系，玩弄平衡。慈禧太后到了五十岁的年头，可谓修炼得炉火纯青、收发由心了。
清流谈事议人，常是鞭辟近里，入木三分。却没有想到自己也不过是棋盘上的棋子，只能凭人摆布，三人之中，吴大澂为长，时年49岁，是著名的金石学家。陈宝琛年仅32岁，此时正在江西学政任上。忽然简授新命，腾踔云路，真是做梦也未想到。张佩纶更是春风得意。对他来说，闽浙总督不像南北洋大臣，没有办理海疆的使命，因此“会办”便是独当一面的钦差大臣了。6月中旬，张佩纶、吴大澂和新近由山西巡抚迁署两广总督的张之洞联袂出京，前赴任所。会办海防，同纸上谈兵完全不同，三位新贵，决定先往天津，拜访前辈李鸿章。 应李鸿章邀请，他们前去视察北洋海军。初夏的太阳已很晒人，但站在鼓浪前进的“超勇”舰上，却觉得海风猎猎。“扬威”、“威远”、“康济”诸舰尾随“超勇”，不断演变鱼贯、雁行阵式，并在海上进行打靶表演，使新贵们眼界大开。 6月23日，舰队抵达旅顺口，一行人察勘了正在施工的炮台和船澳船坞工地，见到了分别多日的老友袁保龄。翌日乘舰前往烟台，与停泊在那里的六“镇”会合，军威更为壮观。接着又往威海观看德国教官哈孙指挥鱼雷营施放鱼雷。26日，二张登上福建派来迎接的“扬武”号军舰前往上海，吴大澂与李鸿章扬舲北旋。 临歧之际，依依不舍。几天的朝夕相处、促膝密谈，使得简授新命的钦差同洋务元老心意相通。出京前，张佩纶上奏请设沿海七省水师。提出参考五六个海军国家的编制，水师宜合不宜分，宜整不宜散。因此必须设立外海水师和专门的水师衙门。请特派大臣将沿海七省水师改用兵轮，俾各省船厂、机局均归调节，以专责成。此后以水师一军，应七省之防，即以七省供水师一军之饷。这本是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反复商量后待奏的主意，根据慈禧太后召见张佩纶时的懿旨，改由张佩纶上奏条陈，以使这个改变南北洋海军同步发展，统一全国海军建设的计划，不带有地方派系的痕迹。此次在津时，他又与李鸿章密议，决定用抽调闽局轮船回福州聚操的名义，把分布各省的船政局军舰重新集中起来，为统一七省兵轮水师张本。
“扬武”舰启航了。军舰缓缓驶出威海湾东口，载着七省海军的美丽梦想。对一艘巡洋舰来说，这个梦想并不算沉重，但对一个36岁的青年官员，他却感到紧张。张佩纶还不知道，就在他们到达旅顺口那天，观音桥事件发生了。从此，命运之神将不再对他青睐，任何海军计划将与他断绝缘分。
法军进攻台湾
法国是当时世界上第二海军大国。在1882年，它已拥有38艘铁甲舰、9艘岸防铁甲舰，50艘巡洋舰、炮舰和60艘鱼雷艇，总吨位达50余万吨。这是它推行殖民炮舰外交的军事机器。 6月30日，一位法国军官在拍给海军殖民部长裴龙的电报中，提出海军分舰队采取强力军事行动，占据一地为质，对于强制中国履行《天津专约》是必不可少的。次日，法国对华谈判代表巴特诺也向茹费理表达了相同的意见，孤拔更主张在预定的时刻同时进攻旅顺、威海、南京、吴淞、福州和厦门，使得清政府措手不及。他在舰队的供应，引水员和翻译方面都做了准备。就在这时，福禄诺带着《天津专约》的文本回到巴黎。他认为李鸿章是真诚的，只有他拥有解决问题的权力，因此建议照顾李鸿章，避免把战斗引向北方。茹费理也担心在华北进行军事行动会引起国际纠纷。他给孤拔拍电说：“我们不明白突然袭击旅顺和威海卫这两个正在建设中的港口有什么好处。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照顾直隶总督。我们对我方军舰尚未到福州河感到遗憾。”法国政府批准了入侵闽江的计划，法国不仅在中越边境同中国作战，而且要到东南沿海来开辟第二战场。
7月12日，法国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立即执行《天津专约》，撤退驻在北圻的军队，赔偿2.5亿法郎，限一周内答复，否则法国将自取抵押品，并自取赔款。13日，裴龙训令孤拔：“遣派你所有可调用的船只到福州和基隆去。我们的用意是要拿住这两个埠口作质，如果我们的最后通牒被拒绝的话。”14日，孤拔率舰队离开上海南下，只留“德斯丹”号归巴特诺指挥。同日，法舰“阿米林”号驶入闽江，行至马尾附近的半屿搁浅。
16日，清政府决定妥协，撤退北圻的中国军队。这样为中法之间的再次和谈提供了机会。朝廷同时谕令各地，“倘有法军前来，按兵不动，我亦静以待之；如果扑犯我营，或登岸肆扰，务须并力迎击，并设法断其接济，期于有战必胜。”这实质是一个消极防御的指令。也在这天，奉命督办台湾事务的淮军宿将、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率亲兵百余人，抵达台湾基隆。而朝廷得悉，孤拔将于明天进入闽江。
7月19日，清政府派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驰赴上海，与法国代表巴特诺谈判。法国同意将哀的美敦书的截止日期延至月底。在谈判中，曾国荃提出，中国只能以抚恤的名义，给银50万两。由于美国外交官何天爵在前一天拜访了总理衙门，表示愿请美国总统向法国总统斡旋，这样大大增强了朝廷的自信心。军机处拍电拒绝给法国任何名目的银子，并传旨申饬曾国荃、陈宝琛，于是谈判又陷僵局。为了防止战争突然爆发，招商局所属轮船就在这天全部售给美商旗昌公司，悬挂起星条旗来。
8月1日，最后通牒到期。孤拔命令“凯旋”号铁甲舰和“德斯丹”号巡洋舰攻击吴淞的中国舰队。由于法国政府担心这种袭击会引起国际问题，公开作了战争不危及上海的保证，这个命令遂未被实施。
法国人自然不甘心。茹费理说过，“在所有的担保中，台湾是最良好的，选择得最适当的，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是最不费钱的担保品。”这是因为台湾孤悬海外，防御薄弱，又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可供军舰商船补给。从地理位置来说，这里是控制太平洋局势的战略要地。8月2日，停泊在闽江的法国舰队接到法国政府“破坏基隆港防御工事暨市街，并占领附近煤矿”的命令后，利士比于次日乘“鲁汀”舰升火出发，在马祖澳与“巴雅”号、“拉加利桑尼亚”号会合，4日抵达基隆。另一艘法舰“费勒斯”号已经在这里等待两个星期了。
在刘铭传来台湾前，全岛防务归兵备道刘璈指挥。防御布局重南轻北，把主力放在台湾府城（今台南市）。刘铭传到后，将原有和新增的15500余人重新布置，在台北设立大营。以基隆、沪尾为据点，以使防务中心北移。还加强了基隆炮台建设，在淡水海岸埋设地雷，港口敷设水雷。这番紧张的调兵遣将，设防安炮，前后只有20天时间。
4日下午，利士比派一位传令官上岸，把一份要求中国军队交出所有工事的劝降书交给守军。中国军队置之不理。
5日上午8时，法舰开始炮击基隆炮台。滚滚浓烟和爆炸的火光弥漫住整个作战区域。由于中国炮台的火炮射程较短，没法达到法舰。炮弹的爆炸力也不足，射中法舰后没有产生致命的效果。经过一小时炮战，仓促构筑起来的炮台被法国舰炮摧毁了。
“费勒斯”号上的80名陆战队员换乘小艇进行登陆。其他军舰上的陆战队员也源源不断地涌上登陆点。法军的抢摊冲击取得了成功。中国军队退守附近的山头。次日下午，法军向基隆市街推进，遭到反击。刘铭传指挥守军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展开数小时的激战。最后法军不支，丢下枪械帐篷，匆匆撤回军舰。第一次进攻基隆便这样失败了。
清政府对法方在和谈期间突袭台湾提出强烈抗议。法国代办谢满禄则继续勒索观音桥事件中的赔款，只是将数额减至8000万法郎。外交代表们相持不下。8月16日，茹费理在上下两院对华作战拨款表决中获得必须的信任票后，决心扩大对华战争。他训令孤拔，如果法国要求再被拒绝，他应于知照外国领事及船舰后，立即在福州行动，毁坏船厂的炮台，捕获中国的船只。福州行动后，提督将即赴基隆，并进行一切他认为以他的兵力可做的战斗。显然，法国决心扩大战争事态，并通过消灭福州的中国舰队，掌握台湾海峡的制海权，消除腹背之患，最终得以攫取台湾为抵押品。一场海军决战势不可免了。
激战马江1
7月3日，张佩纶乘坐军舰抵达福州。
从闽江海口到马尾，水程共约80华里。两岸群山夹立，形势险峻。口外，有五虎门、壶江诸岛，兀立海中，为前哨防线。江口，琅琦岛的金牌和对岸的长门，各设炮台，总扼 芭蕉、五虎、连江三个入口。两岸之间，还有南北龟岛，一向被称作“五虎把门、双龟守户”的天险。张佩纶站在甲板上，细细察看了形势后，军舰驶入闽江。金牌、长门、琯头、亭头、闽安、员山寨一一闪过，高高的罗星塔遥遥在望了。这里江面宽阔，水深流缓，是闽江和乌龙江汇流之处。“扬武”缓缓地在江中调过头来，靠上码头。
船政大臣何如璋率领员弁士绅在码头恭迎钦差。何如璋，字子峨，广东大浦人。曾于1876年任驻日本公使，1880年回国。上年调来马尾任职。当天两人察勘了船政局。次日，张佩纶进省城，拜会福州将军穆图善、总督何璟、巡抚张兆栋。穆图善是满州镶黄旗人，那拉塔氏，字春岩。早年为多隆阿部下，是八旗中的骁将。何璟，字小宋，广东香山人，翰林出身，在闽浙总督的交椅上已经坐了八年。张兆栋，字友山，山东潍坊人，进士比何璟更早一科。张佩纶虽是后进，却是新贵，不知衔有什么秘命，又有李鸿章做奥援。所以大家对他恭恭敬敬，把大局全托“幼翁”主持。
根据分工，督抚驻省，将军驻闽江口，张佩纶与船政大臣驻守马尾。船政局一带原有陆兵2营，水师1营防卫，令参将杨延辉将南台所有漳、泉精壮编集成军，扼扎马尾。长门、金牌要塞，本有张得胜9营、方勋2营驻守，又从兴化、澎湖抽调潮普3营，以厚声援。惟有军舰缺乏，除了原有“扬武”、“福星”两舰外，从外地把“福胜”、“建胜”两炮艇调回待命。撤换闽安协副将蔡根业，由“扬武”管带张成署理，并管理船政局营务处，统带一切兵船。局势越来越坏。14日张佩纶等向军机处报告，法国领事通知今日将有两艘军舰入口。目前中法尚未决裂，拦阻即背条约。朝旨规定彼若不动，我不先发。但法舰深入，我方便失主动。谅山中法已经开战，不能不作慎重考虑。朝廷的答复仅是规劝法国领事，彼此宜遵条约，切匆生衅。军舰匆再进口，以免百姓惊疑。15日，张佩纶再报，孤拔明天进口，未便阻止。听说法国拟取福州为质押，如果朝廷不同意谢满禄的谈判条件，务乞于答复法国照会之前一二日速示福建，使闽军得先下手。否则敌人内外夹攻，我们就要中其奸计。
到18日，进入闽江的法国军舰共有“益士弼”、“雷诺堡”、等4舰。孤拔即在“益士弼”上。19日，法舰增至5艘。次日凌晨，将是法国通牒的最后期限。李鸿章电告张佩纶：“限期已满，法国必大进。领事言，如不肯以船厂作押，我若阻拦，彼必开炮则决裂。若不阻，彼亦不能先开炮，或尚可讲解。望相机办理，切勿躁急。”张佩纶立即赶往船政大臣衙门，找何如璋进行布置。先派张成驾“扬武”和两艘小船驶入法舰锚地，与敌杂泊，阻其猝发，并准备以船相撞；又派2营部队进入周围阵地，命人在沿岸遍张旗帜，以作疑兵。这天风雨大作，法舰见清军调动频繁，也极为紧张。入夜，孤拔命各舰打开探照灯，防止突袭。由于法方此时尚未决定开战，张佩纶也不敢擅行决定攻击，双方紧张对峙，直至东方拂晓，度过了不眠之夜。天亮后，两艘法舰退至壶江口之马祖山，另一舰退至闽安。
形势依然紧张。何璟、张佩纶和何如璋分别电请朝廷饬下南北洋速派军舰增援闽防。曾国荃一口回绝，李鸿章也电告总署，北洋轮船皆小，本不敌法之铁甲兵轮。又有3艘法舰现屯烟台口外，每日生火作欲动之势。旅顺孤悬海外，必须严备。倘令兵船远去，设有疏虞，咎将谁执？至于六“镇”炮艇，只可守口，不能海战。现调大沽北塘防护炮台，断难远去，去也无益，使得张佩纶大为失望。李鸿章还在给别人的信中讥讽：“马尾船厂危于累卵，幼樵屡电尚盛称军威，亦不自量力之甚矣”。惟有张之洞，看在多年友谊的份上，向福建派去“飞云”舰以作支援。此外，从浙江调回“伏波”号。
法舰除威胁马尾之外，又有数舰前往台湾，并扬言要攻打舟山、琼州。本来，法国舰队劳师远来，理曲人乏，深入闽江更是自入险地。中国军队以逸待劳，掌握着战争主动权。但朝廷迟迟不定和战大策，以致法军反客为主，依靠军舰的机动性，使沿海七省陷入一片慌乱状态。孤拨率舰队进入马尾后，还横蛮无理地宣布，不准停泊于港内的中国军舰出入及改变泊位，不准在港内布雷及构筑防御工事，否则等于向法军宣战。中法在台湾交战之后，北京的希望仍在曾国荃的和谈，不下开火宣战的决心，福建方面只好忍气吞声。
张佩纶只能不断地拍电报。
7月26日，他致电军机处：“闻法又密议船局为屏蔽，据则能禁口岸，轰则得摧。胜负呼吸，争先下手。”他征集了30艘帆船装满石头，停泊在长门附近，以备阻塞航道。朝廷答曰：“现在闽口有英、法等国保护兵船，德国兵船亦将前往。此时堵塞，应就地与各国领事说明举行。庶免与国藉口。着与何璟等相机妥办。现经美国调处，局势未定。所称先发，尤须慎重，勿稍轻率。”8月5日，张佩纶又致电军机处：“兵，诡道，不可先传。敌船至，始商各领事，无及；未到先商，是激法增船。互援是活着，先发是急着。舍两着，布置更难！不乘未定时先筹，若待敌船大至，当何所持耶？不敢屡渎宵旰，愿诸公审思。”直至8月17日美国调解失败，军机处才向各地传旨：“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又命福建不许放孤拔出口。张佩纶感到绝望。他向张之洞发牢骚：“旨云‘如有蠢动，即行攻击’，非后发何？怯战者即可藉口。无专权、无斗将，虽欲先发，能乎？愤闷！以闽为天阱，不准出口，尤奇。恐必偾事也。”
中法双方的军舰彼此在对方的火力圈内对峙着、恐吓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无论是指挥官还是士兵，都不堪负担。张佩纶出京时，何等翩翩得志？到闽后，醇亲王托周德润关照他珍重、勿蹈险。李鸿章、陈宝琛劝他干脆炸毁船政局，以杜法人觊觎。这当然都是空话，与大局无补。而未来的败局，张佩纶也预感到了。在给侄子张人骏的信中，他无限感慨地写道：“株守遂已一月。请先发，不可。请互援，不可。机会屡失，朝令暮改。枢泽勇怯无常，曾李置身事外。敌在肘腋，尤且如何，国事可知……合肥（李鸿章）……不知何以胆怯如此？然内谋不决，酿至法大举入犯，则沿海各督抚舍香老（张之洞）外，无一有天良者。将奈之何？吾不忧敌而忧政也！”
“南援不来，法船日至。闽已苦守四十余日，止能牵制。而忽令阻其勿出，以致法不肯退；忽令如蠢动即行攻击，以至闽仍不敢先发（此时先发亦败）……澶渊之德不成，街亭之败难振，命也。” 或许是台风过境，8月21日，狂风大作，暴雨如注，直到22日才渐渐平息下来。这天晚上8时，晚霞的余晖刚刚消失，黑暗笼罩住闽江。江上的民船仍在来来往往地行驶，船政局的工人坐在家门口乘凉。有的人在传说中法将要开战，有的人对流传已久的战争消息不再耐烦。恐怕没有一个中国人确切知道，这是和平的最后一个夜晚。
根据下午5时收到的法国政府训令，孤拔召集所有舰长到“窝尔达”号旗舰上开会。他下达了次日作战的命令。 停泊闽江的法舰共有9艘：二级木壳巡洋舰“窝尔达”号，排水量1300吨；炮舰“益士弼”号，471吨；“野猫”号，515吨；“蝮蛇”号，471吨，皆在罗星塔以西水域。二等铁骨木壳巡洋舰“杜居士路因”号，3189吨；二等木壳巡洋舰“费勒斯”号，2268吨；“德斯丹”号，2236吨，泊在罗星塔以东水域，总吨位达10387吨，共拥有火炮72门。在“窝尔达”号那个分舰队里，还有45、46号鱼雷艇。此外，二级巡洋舰“梭尼”号和通讯联系舰“雷诺堡”号，驻在金牌、琯头一带江面，防止清军塞口封江，保障后路安全。
孤拔的作战计划是，23日下午2时左右，各舰利用退潮江水移转船身时起锚，低速前进。旗舰升起第一信号旗，这时鱼雷艇出动，攻击上游的两艘中国军舰。当第一信号旗下降时，全线开火。“窝尔达”号以左舷火炮掩护鱼雷艇，以右舷火炮攻击中国师船。“野猫”号、“益士弼”号、“蝮蛇”号从旗舰左舷出动，攻击马尾船政局附近3艘中国军舰。“杜居士路因”号、“费勒斯”号、“德斯丹”号以左舷炮火击沉与它们舷侧相对的3艘中国军舰，以右舷炮火攻击成列的中国师船。“德斯丹”号随后驶入附近海关的水流汇合处，追逐中国水雷艇，再驶回旗舰“窝尔达”号附近。
这个计划的特点，是利用中国军舰船头系锚，退潮时船尾对着法舰，不能发挥前主炮的火力优势，交战时必须完成180度的回转，才能向法舰攻击。孤拔要的就是这个时间差。但是，倘若中国军舰利用上午涨潮时先发动攻击，那么整个情况便会倒置，优势和主动权便掌握在中国海军手中。根据40多天的观察，孤拔断定中国人决不敢首先开火。这是孤注一掷的估计，也是一个正确的判断。
法国驻福州副领事白藻泰应约来到军舰。孤拔把法国政府的决定通知给他，商定次日上午8时，将交战消息通报各国领事，10时把战书送给闽浙总督何璟。 激战马江2 8月23日清晨，太阳从东面山头冉冉升起，波光粼粼的闽江犹如一幅金色的绸缎。一切是那样静谧。孤拔早早地起了床。像往常那样，他穿上中国绒制服，戴上白色的草帽，站到后桅甲板，仔细地观察着前方停泊的中国军舰。
一个多月来，福州船政局从省内及浙江调集了10艘军舰，加上张之洞派来增援的“飞云”，闽江上共泊有11舰。在罗星塔以西与孤拔的“窝尔达”等6舰对峙的，是“福星”、“扬武”、“伏波”、“建胜”、“艺新”、“福胜”、“琛航”、“永保”，8舰大致以单横队展开。另有3舰泊在闽江南岸，即“济安”、“飞云”、“振威”，监视着“杜居士路因”、“费勒斯”和“德斯丹”。中国军舰的总排水量约9900吨，除了“福胜”、“建胜”是从美国进口的炮艇外，其他军舰都是船政局制造的，以“扬武”号为最大。“伏波”、“琛航”、“永保”、“济安”、“飞云”的排水量也都在1200吨以上。木质船身，没有装甲防护，共有火炮50门。以双方实力而论，悬殊并不很大。尤其是在罗星塔以西水域，法舰总吨位仅2694吨（不含雷艇），而中国军舰总吨位达6800余吨。此外，中国还有9艘旧式武装师船、2艘帆船、7艘载有鱼雷发射机的汽艇和若干装有杆雷的桨船。附近岸上还有7座新式炮台，为中国军舰提供火力支援。孤拔舰队深入危地进行挑衅。可以说是一种冒险。他把希望寄托在突然袭击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