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佩纶的这些举动，似乎是急于要向李鸿章表态。他事后写信告诉李鸿章：”振公（张树声）学浅才短，承乏畿郊，当裹极盛难继之惧，惟当一切守旧，方为萧规曹随。乃到任未及十日，便思罗至清流，眩惑观听，此乃吞刀吐火，左道旁门，并非真实本领。津防至重，似此屋大柱小，令人寒心也。“又说：”高阳（李鸿藻）大不以为然……商定命下必辞，能驳尤妙。……潜公（陈宝琛）有书，略劾振公，意在戢争止沸，不知能定浮言否。此所谓天下本无事也。然振公一唯贤郎之言是听，如此举，蔼青（张华奎）不当大杖三百耶？“还说：”渠竟不知鄙人身份意趣，可怪已极。“这里，张佩纶显然在为他与张树声父子勾结在先绝情在后的表现开脱，其行为迹近政客，而与自己标榜的”清流“相差甚远。
从根本上说，他对张树声父子翻脸，是基于李鸿章不久就要重返天津的判断。袁保龄说李鸿章”将以水师相累“，讲的确是真话。如果看得再深一点，不难发现，对张佩纶的安排，实际上是二李之间的一种默契。李鸿藻表面上反对洋务，暗中通过张佩纶、袁保龄，他也要在北洋插一脚。
虽然回绝了张树声的邀请，张佩纶当年却官运亨通。10月，他升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12月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次年5月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他一如既往，关心北洋海防。1882年初，他在”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中，俨然如洋务人士，大谈四洋海军建设。壬午之变后，他更上”请密定东征之策折“，请南北洋大臣简练水师，广造战船；山东、台湾疆吏宜治精兵，蓄斗舰，与南北洋成犄角；分军巡海，闭关绝市，召使回国，责问琉球之案，驳正朝鲜之约，使日本增防耗帑，再大举乘之，一战定之。倒是李鸿章，照例上折反对，很低调地说，日本步趋西洋，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敌死命，未敢谓确有把握。故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必须由枢臣、部臣、疆臣同心合谋。又说昔年户部指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四百万两，假如措解无缺，七八年来，水师早已练成。而在实际上，岁得海防经费，仅及四分之一，岂能购备大宗船械？倘若足额拨款，则五年以后，南北洋两支水师，当可练成。两人各说各调，如演双簧，外人倒看不出他们的私下接近。李鸿章的复奏由幕僚薛福成起草，薛自称另一幕友章洪钧评价此文为汉唐以来奏疏中有数文字，与张佩纶的奏疏看来无甚异同，实则针锋相对，不读张之原文，不知此文用笔之妙。说明在李鸿章的核心幕僚中，对张佩纶存有不以为然之心。
1883年12月3日，张佩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在他的倡导下，总署设置了海防股。通过参与实际事务，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倾向于洋务派，以致次年李鸿章在同总理衙门筹划成立海军部（又称海防衙门）时，专门推荐张佩纶主持。赫德也在给金登干的信中说：”这人曾力主对俄作战，倡言以杀头严惩崇厚的罪状等等，锋芒毕露，不畏权势，很有骨气，这是骄矜、无知和中国式的爱国主义－－‘中国人的中国’－－的产物。这位先生经过培养和适当驾驭，一定可以成为出色的新人物。“
启用丁汝昌
李鸿章知道，要办海军，先要物色海军统帅。1878年初，他的一位淮军部曲来谒，马上被他看中。此人叫丁汝昌，原名先达，字禹亭。1836年11月18日出身于安徽庐江北乡石嘴头村的一个贫苦农家。丁汝昌10岁便外出帮工，稍大又到豆腐坊学徒。咸丰初年，家乡大旱，父母病饿而死。1853年太平军攻克庐江县城，丁汝昌参加了太平军程学启部，在安庆驻守约八年。后来，程学启叛变，投降了曾国藩，丁汝昌也被编入湘军。清军攻破安庆后，他被授予哨官、千总。1862年曾国落把程部转授给李鸿章，丁汝昌随之改隶淮军。因作战骁勇，被刘铭传索之帐下，统率马队。先后参加了镇压太平天国和东西捻军的战争，官至总兵加提督衔，1874年朝廷裁兵节饷，他回家闲居了几年。1877年他赴京活动，谋获差使。奉旨发往甘肃差遣。他不愿去西北苦寒荒瘠之地，转赴天津走老长官的门路。李鸿章说，现在创办海军，缺人统帅，你如果能赴英国留学海军，学成必当授予重任。于是丁汝昌借口伤病复发，呈请兵部暂缓行期，重新投入李鸿章的帐下。 李鸿章本来委派道员许钤身为水师炮船督操。许钤身是出身名门的世家子弟。父亲许乃普，曾任吏部尚书。二伯父许乃济，1836年在太常寺卿任上，上《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成为鸦片弛禁言论的代表人物。五叔父许乃钊，做过江苏巡抚。胞兄许彭寿，官至内阁学士。1875年总理衙门奏请预储熟悉洋务人才，保举许钤身及陈兰彬、李凤苞、何如璋、徐建寅、许景澄等才堪出使，许钤身后被提名为出使英国副使和出使日本大臣，因李鸿章论其非才而中辍，发往福州船政局差委。1878年许钤身率”龙骧“等四炮艇北上天津，李鸿章命他同丁汝昌”会督管带各员认真操练“，而为清流健将张佩纶坚决反对。张佩纶写信给李鸿章，提出当年曾国藩创建湘军水师，文用彭玉麟，武用杨岳斌，而今欲以许当彭，丁当杨，”虽在妇孺必不谓然。“张佩纶指陈三事，一是烟台条约谈判期间泄密；二是李鸿章上年坐船出海演炮，因潮浅不能入口，许钤身却率随同之船先行离去；三是性本轻扬，取受狼藉，挟妓冶游，招摇过市。1881年10月，张佩纶过天津时与李鸿章面谈，得悉”时‘镇北’各船均归提督丁汝昌管带，阴夺许钤身权。“李鸿章把未来海军统领的人选最终确定为丁汝昌。 1879年，当”镇东“等4炮舰购回北洋后，李鸿章正式奏准，将丁汝昌留在北洋差遣，旋被派任督操北洋水师炮船，开始了他的海军生涯。以后，丁汝昌去欧洲接带”超勇“、”扬威“两巡洋舰，获西林巴图鲁勇号并正一品封典，1882年因处理朝鲜”壬午之变“有功，得到赏穿黄马褂的荣誉。1883年被实授天津镇总兵兼北洋水师统领。而到这时，非经制的”北洋水师“提法，已经时常出现于官方文件中了。
1882年，李鸿章的幕僚袁保龄私下就曾告诉张佩纶：”现在任事者，黄呆而坏，丁浮而贪，恐非徒无益而已。津中诸同人惟海关周玉山观察及章琴生太史尚关心此事，亦极言两人之不胜任。“此处黄指海防营务处道员黄瑞兰，丁即指丁汝昌。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说：”水师丁统领恐不胜任“。此时袁保龄从京中调往北洋方才一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丁汝昌不是合适的海军领导人选，但不知为何，作为主要幕僚，他和周馥都未能将此看法影响李鸿章的决策。
毫无疑问，丁汝昌对于北洋海军建设起过重要作用，简单地说丁是陆军将领出身而任海军提督就是一大错误并不公允。从现存的丁汝昌函稿中，可以看到他从军舰弹药、燃料保障、航道疏浚，到人事调动，薪水发放等海军日常管理事务，无不亲力亲为，倾注了大量精力。但丁汝昌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治军，导致舰队管理混乱，却是不争之事实。1888年6月，北洋海军派舰参与镇压台湾吕家望番社起事，事定之后，各地要求在请功奏折中附带保荐各自子弟亲朋的开后门信件纷至沓来，如九秋落叶，扫却不尽，丁汝昌告诉台湾巡抚刘铭传：”故每有托函当即婉谢，怨讟之言所不敢计也。“然而他自己，也写条子给刘：”余中子年已及冠，虽经童试，难以成名。昨承友人顾念，为捐江苏县丞，拟恳宪台附入后山案内，赏保一阶。……第以晚年一线之延，得不代图地步，为日后生发之路。“虽是舔犊之情，反映的是清朝军队立功奖励制度的失范，每次庆功请奖，必然滥用权利，夹杂进大批无关人员，与朝廷玩一场移花接木的游戏。当事人明知别人无耻，却轻易地原谅自己。奖惩制度被亵渎了，军人的荣誉和责任感也就一钱不值。
北洋海军成军以后，丁汝昌还在刘公岛上起盖铺屋出租，收取租金，并同管带方伯谦在出租房产之事上发生龃龉。甚至与方伯谦同溺一妓，妓以丁年老貌劣，不及方之壮伟，誓愿嫁方，丁百计经营无能如愿。丁汝昌还自蓄家伶演戏，生活骄奢淫逸。
就性格论，丁汝昌较内向；就能力论，丁汝昌较庸懦；就专业论，丁汝昌完全不懂海军。李鸿章选择此人，显然是为了更好地直接控制海军。梁启超在李鸿章死后曾说，李鸿章和他的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他私情，转展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机偾事，贻误大局。这番分析，用在丁汝昌身上，也是合适的。创大事业，用人最为重要。当年曾国藩门下曾涌现一大批文臣武将，成为平定太平天国的主要骨干。而李鸿章手下，出众的人才就不多见了，这也是曾李两人的区别之处。
第一批海军留学生 1873年12月26日，陕甘总督左宗棠、船政大臣沈葆桢、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联衔上奏，建议选派船政学堂优秀毕业生，前往法、英两国留学，深究造船之理，驾船之方。左宗棠还单独给总理衙门写信，重申这一建议。李鸿章和恭亲王对此也表赞成。1874年4月5日，沈葆桢在致总理衙门的函中，草拟了留学章程。在此之前，容闳曾组织幼童赴美 留学，但向国外派遣军事留学生却没有先例。且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事绪繁多，倥偬未及定议。1875年，沈葆桢趁日意格回国之便，挑选前学堂学生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后学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随同前往英法进行考察。其中刘步蟾、林泰曾进了英国高士堡学堂。沈葆桢、丁日昌还通过总理衙门转请英国公使，允许他们进入英国军舰实习，但未获成功。1876年春，他们和陈季同随日意格回国，魏瀚、陈兆翱则继续留在法国学习。
李鸿章从1876年起，对派员出国留学海军兴趣甚高，与沈葆桢、丁日昌、吴赞诚以及总理衙门之间函商的信件不绝于途。丁日昌推荐他的助手，船政局总考工李凤苞担任出国留学生监督。此时李凤苞正丁忧在家，丁日昌和李鸿章仍坚持请他出山。1876年夏，李凤苞和日意格应召到天津，又随李鸿章前往烟台，谈判“马嘉理事件”。烟台海面上停泊着英、法、德等国军舰，李鸿章多次应邀参观。他注意到英国军舰上有日本青年军官在接受训练，这更坚定了他派遣学生留洋的决心。他们在烟台详细商量了出国培训计划和章程，确定派遣30人，留学三年，预算经费30万两银。其中制造学生14名，制造艺徒4名，驾驶学生12名。由李凤苞担任华监督，日意格担任洋监督。
1877年3月31日，李凤苞、日意格率领留学生及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乘“济安”轮离开福州，驶往香港。5天后，他们换乘外轮驶上西行的航线。5月7日，船抵马赛，学习制造的人员留下了，其余人改乘火车北驶，前往英国。5月13日是星期日，李凤苞等正式前往伦敦中国公使馆，拜会了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次日，郭嵩焘在使馆设宴，邀李凤苞等小酌。席间讨论了这批学生的学习和实习问题。经安排，驾驶学生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被派往英国地中海舰队的“马那杜”号、“孛来克柏林”号、“狄芬士”号铁甲舰实习，并获准给予军官伙食和床位优待。其余9人参加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的入学考试。严宗光、方伯谦、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被录取，学习驾驶理论。落选的林颖启、江懋祉被派往驻扎西班牙的大西洋舰队“爱勤考特”号铁甲舰，黄建勋被派往驻扎美国的“伯利洛芬”号铁甲舰。此外，制造学生魏瀚、陈兆翱、郑清濂、陈林璋进入法国削浦官学，梁炳年、吴德章、杨廉臣、李寿田、林怡游进入土伦海军造船厂，池贞铨、张金生、林庆升、林日章进入科鲁苏民厂，均学习制造理法。罗臻禄进入汕答佃学堂学习矿务。随员马建忠、陈季同进入法国政治学堂，学习国际法。翻译罗丰禄，进入英国伦敦琴士官学，学习物理化学。艺徒陈可会入法国腊县船厂，刘懋勋入马赛铸铁厂，裘国安、郭瑞珪入马赛木模厂，均学习制造技艺。年底，船政局又派5名艺徒前往法国。其中张启正进入腊县船厂，王桂芳、任照、吴学铿、叶殿铄进入白代果德铁厂学习绘图及制造铁甲。这样，这一批出洋留学的学生生徒及随员人数共达38名。 郭嵩焘出使英国，本来事情不多。严宗光、方伯谦等人进入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后，便成了公使馆的常客。郭嵩焘日记中，记录了他们之间的多次有趣谈话。郭嵩焘还同李凤苞一起，参观了海军学院。在那里，他们看到了英国历代海军将领的油画像，最著名的，当然是多次击败拿破仑舰队，赢得特拉法尔加角海战胜利的纳尔逊。郭嵩焘经常阅读留学生们的日记，如严宗光的《沤舸纪经》、李寿田的《笔记》、梁炳年的《西游日录》、罗臻禄的《西行课记》、杨廉臣的《日记》。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吴德章的心得：“闽厂数年，粗明格致算法，未睹厥奥也。验之施用，已属效不胜收。其微积编、新学、重学、运动诸法，皆素未所读，并得逐一推考，澈委知源，相与问难知新。视在闽时，不止事半功倍。”郭嵩焘感慨地说：“观此足征出洋就学之为益多也”。
1879年夏，严宗光因学业屡考优等，又经“纽喀什尔”舰实习半年，被吴赞诚先期调回国内充当教习。到了年底，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翱学业已成，也束装回国。他们除了较其他学生早一年出国外，刘步蟾、林泰曾还先后在“拉里”号、“潘尼洛布”号、“阿其力”号、“威灵顿”号军舰实习，巡历大西洋、地中海。学习了设防、备战、布置水雷、枪炮等技能。魏瀚、陈兆翱在削浦官学的每月考试，均为优等。还游历了比利时及德国克虏伯等大兵工厂。李鸿章为他们分别请奖。刘步蟾、林泰曾、陈兆翱以游击留闽尽先补用，并请赏戴花翎。魏瀚以知县分发省分补用，并请赏戴蓝翎。 其余学习驾驶的学生，此时也学习期满。李凤苞除另行安排英国海军炮队教习苏萃为他们讲授火炮、军火诸学，请美国水雷军官马格斐讲授水雷电气诸学外，林永升上“马那杜”舰；方伯谦上“恩延甫”舰，旋调“士班登”舰；叶祖珪上“孛来克柏林”舰，又改“英弗来息白”舰，萨镇冰上“们那次”舰，后调“恩延甫”舰。均经历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和美洲、非洲等地，至1880年春回国。何心川在“菩提西阿”舰实习时，随同参加了英国在非洲祖鲁的战争。后因病提前回国。
学习制造的学生，除梁炳年因病客死他乡外，郑清濂在削浦、多郎两厂的联合考试中考列一等。杨廉臣、吴德章次之，林怡游、李寿田、陈林璋又次之，均获得总监工的证书。还参观了法、比、英国的工厂。1879年春，李凤苞又送吴德章、杨廉臣赴卢爱尔和布坎晤士海陆各炮厂学习制炮，郑清濂、林怡游赴汕答佃枪炮厂学习验料炼造诸法。艺徒们也学业有成。此外还调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进入巴黎矿务学院，调艺徒王桂芳、任照、吴学铿学习炼钢和金相检验技术。至1881年陆续回国。
1879年1月，郭嵩焘出使任满，李鸿章推荐曾纪泽继任。5月，曾纪泽给李鸿章写信，认为派遣海军留学生无大益处，今后有人提议续派，请予以阻止。李鸿章认为曾纪泽不是没有见识的人，对他提出的这个看法感到迷惑。沈葆桢认为，派遣留学生“万万不宜阻止”。11月，重病在身的沈葆桢与李鸿章联衔上奏，提出留学生徒即将届满，请予蝉联。1881年，李鸿章与黎兆棠往返咨商，决定续选前学堂学生8名，后学堂学生6名出洋，并分拨经费10万两。由于后学堂毕业生有的被调任天津水师学堂教学，有的担任“威远”练习舰教练，最后只选中李鼎新、陈兆艺两人，连同前学堂学生共10人，前往英法。华洋监督仍由李凤苞、日意格兼任（李凤苞已出任驻德公使），翻译为陈季同，兼办文案为钱德。均为义务职，不受薪给。李鼎新、陈兆艺先入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学习，次年上皇家海军的“斯卫福舒月”、“诺尔参木顿”号实习，旋返海军学院进修炮术。1882年，又增派驾驶学生邱宝仁、林履中赴英留学。制造学生王庆瑞进巴黎桥路工程官学堂，黄庭、李芳荣、王回澜进法国芬屯伯鲁枪炮工程官学堂，王福昌进火药官学堂。魏暹、陈伯璋、陈才瑞派赴德国刷次考甫水雷厂学习鱼雷。魏暹因体弱多病，医生认为气候对其不适，令其回国。但他本人坚决要求留下。后改入法国阿克工艺学院，学习轮机。留学生中，王庆瑞因腕部患疔疮开刀致死。陈伯璋因学鱼雷自费购买试药，负债过多，李凤苞在经济上未予援助，因而自杀。从第二届留学生的学习专业来看，有的是首届没有的。但对他们的安排资助，显然较以前为差。
此外，早在1876年初，李鸿章曾借德国军官李劢协同国之机，委托他带卞长胜、王得胜、朱耀彩、杨德明、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等7名军官赴德国学习军事。其中卞长胜、王得荣、朱耀彩3人于1878年向郭嵩焘投诉在德国受李迈协斯侮，已被逐出营外。郭派使馆随员张德彝前去调查，同行的其他中国人反映卞为人自大，不西人约束，不至于王得胜为卞所惑，而朱耀彩年幼无知。张德彝觉得将他们遣返回国，不仅辜负李鸿章培养人才的心愿，也浪费了来回旅费，即通过德国海军部，将他们安排到海军学习。由于他们刚去德国时未派专人监督，待李凤苞带领福建船政留学生去英法留学后，李鸿章让他每三个月乘火车去一次德国，检查他们的学业。经李凤苞考察，发现卞长胜等人表现依然不佳，屡犯事故，贻笑实多。李凤苞向郭嵩焘报告说：德人最敬重中国人物，自得此七人，群怀薄视之心。李凤苞认为，此辈起自兵弁，本是无赖子弟。他把中国人通常对军人的这种看法告诉德国友人：“在营员弁，本非上品。”友人答：“如果以这种说法告诉德国海军部，必然更被薄视。去国七万里留学军事，怎能如此轻率？”李凤苞闻之惘然，他得出结论：“卞长胜、王得胜、朱耀彩三人在德国水师学习恐不相宜。”他们不久就被调回国内，成为早期留学海军的一段失败的插曲。”
第一所海军学堂 流传千年的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人头地，进入上层社会的最重要途径。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制度建立起来的。从国子监到县学，乃至民间的书院、私塾，都是以登科及第为办学目标。当明清科举考试的形式成为八股制艺后，青年士的头脑就被彻底禁锢起来，任何生动活泼的自然科学知识，都成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旁门术数，因而造成近几百年来中国科技发展的萎缩。鸦片战争前，今文经学家们提倡经世致用。战后，林则徐、魏源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洋务运动中，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开始受重视，新式军事院校也应运而生。
福建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它的创办和船政局的建立几为同时。创始人是左宗棠。 学堂开始招生时，设想的生源主要为本地资质聪颖、粗通文字子弟。但在科举盛行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破天荒建立的军事技术学校对士子吸引力不大，因此后来把招生一直扩展到广东、香港一带。报名者必须填写三代名讳、职业、保举人功名经历填写保结，并要取其父兄及本人的保证书。第一次招生考试的试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
当时参加报考的，主要是家境贫寒之士。其次是受到外国影响的家庭和商人子弟、外国学堂学生。获得考试第一名的福建侯官人严宗光（后改名严复），身世遭遇就很具有代表性。严宗光父祖两代皆为中医。他自己从小进私塾，再加上父亲的辅导，打下了较好的学业基础。不久，父亲因抢救霍乱病人受到传染，不治而亡，家道急骤中落。听说船政学堂衣食住全由官家供给，每月还有四两纹银的补贴，便决定前去报名。严宗光的叔叔是个举人，母子俩请他作保，举人对此种新学堂绝无好感，当即回绝，后来只能瞒着他私自填写保结，还引来一场争吵。宗光和母亲只得痛哭跪求，才算了事。严宗光在考试时面对试题触景生情，文章自然写得情文并茂，大得沈葆桢的赞赏。
这次招生共录取严宗光、罗丰禄、林泰曾、刘步蟾、方伯谦、林永升、黄建勋、蒋超英、叶祖珪、邱宝仁、何心川等几十个人，年龄约为12～15岁。另外从香港招来张成、吕翰、邓世昌、叶富、林国祥等，皆已学过英文，基础较好。1867年1月6日，学堂正式开学。此时校舍未成，便假城南定光寺（白塔寺）的空房作教室。在暮鼓晨钟的古刹里，飘出了诵念A、B、C、D的朗朗书声。无可辩驳地宣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除了白塔寺外，学校还在仙塔街、亚伯尔顺洋房设置临时校舍。未几，船政局在马尾新盖的学堂落成，旋将三处学生一并迁入。学堂分作两部分，前学堂以法语授课，包括制造专业和设计专业。制造专业是前学堂的主要专业，它的培养方向，主要是船体和蒸汽机的设计制造人员。设计专业是日意格的说法，在中文文献中称作“绘事院”，目标是培养绘图员。后学堂以英语授课，包括驾驶专业和管轮（轮机）专业。它为后来的海军事业培养了大批军官。学堂还附设艺圃，培养技术工人。
船政学堂正式办学后，面向全国招生，无论满汉民族皆可报考。但除了闽、粤两省外，仅有其他省籍学生一二人而已。广东及外省人，主要报名学习驾驶。学制造的，全是福建人。即使在驾驶班，福建人也占了多数。这自然是由于学堂设在福建，且福建又地处沿海，得风气之先的缘故。到后来，福建人不仅遍布海军上下，其他海军学堂也由福建人或与船政局有关系的人主持。在旧中国海军中，福建人独多。福建人互相推荐、援引，对于发展海军事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形成小圈子，排斥非闽系人士，就带有强烈的封建地域集团的色彩，以致被人称作“闽党”。
1874秋，英国军舰“田凫”号访问了马尾。海军军官寿尔记载了当时他所看到的船政学堂的情景，大致上能够反映早期船政学堂的状况：“我访问学校那天，学生大约五十人，第一班在作代数作业、简单的方程式。第二班正在一位本校训练出来的教师的指导下，研习欧几里几何学。两班都用英语进行教学。命题是先写黑板上，然后连续指定学生去演算推证各阶段；例题的工作完成后，便抄在一本美好的本子上，以备将来参考。我查阅其中几本，它们的整洁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有的口授的题目是用大写的。当我们想到用毛笔缮写的中国文字和用钢笔横书的拼音语言间的区别时，便更知道这是一件非凡的事。学生每天上学六个小时，但课外许多作业是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做的。星期六休假。学生们一部分来自广州和香港，一部分来自福州。这些从南方来的，常是最伶俐的青年，但是他们劳作上不利之处是不懂官话；不懂官话在政府工作便没有升迁的希望。因此他们每天化一些时间同一位合格的本地老师学官话……海军学校招收学生的方法是在福州城所有明显的地点遍贴告示。规定年龄为十六岁以下，但这项并未很严格执行，因为有一些由香港方面的广告招收而来的学生是在二十岁以上。报名学生，给以中国经典知识的考试。直到最近，学校未曾录取过对自己国家的经典与文献没有相当知识的学生。……嘉乐尔先生的职务并不伸展到学生们的私人住宿区去，那是一位官吏管理的。广州和福州的学生分开住，用不同的厨师。嘉乐尔先生称赞这些学生，说他们勤勉与专心工作，也许超过英国的学生。因为他们不管他在场不在场，都坚毅地工作，未曾给他麻烦。从智力来说，他们和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他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这自然是由抚育的方式所造成的。下完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大体说来，在佛龛里呆着，要比在海上作警戒工作更适合他们的脾胃。”
除了近代科学知识外，还要学习传统文化。沈葆桢谈到：“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盖欲习技艺不能不藉聪明之士，而天下往往愚鲁者尚循规矩，聪明之士，非范以中正必易入奇邪。今日之事，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且浮浇险薄之子，必无持久之功。他日于天文、算法等事，安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谨始慎微之方，所以不能不讲也。”这是中体西用理论的早期表述，也是洋务派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基本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与保守顽固派有着相通之处。在19世纪70年代前后，洋务派是中国社会对世界形势和中国面临的危机了解得最多的一个社会集团，沈葆桢又是其中的佼佼者。然而他对于中西文化的看法不过如此，人们又怎能祈求洋务派倡导的“自强”运动取得根本胜利呢？
1871年，船政后学堂的外籍教师嘉乐尔收到一封装饰精美的来信：“ James Carroll夫子教席：惟同治五年，闽浙总督大人左奏请设船政局，以为强国之一法。皇上命令前江西巡抚沈在福州府的Chung－Tzé兴建所需的宿舍，派日意格先生等尽力协助此事业。沈大人建立一所海军学堂，招收一批学生，聘请英国绅士James Carroll先生为教师，授航海原理，迄今五载。生等已修完了功课，即将航海，一试本领。为着这个航行，我们已做了广泛的准备。在离去之先，我们－－你的忠实的学生－－对于你的照顾及不倦的训诲，表示感激之忱……从今而后，我们要去对付飓风、控制狂浪、窥测日星的行动，了解暴风的规律，勘察海岛，调查岩石的性质。我们从老师所学习到的一切，在日后生活的经验中，将被证实为真确。这样地，最可怕的困难成为平易，最险恶的情况成为静谧。我帝国政府将以制度为例范，推广至于无穷……我们和你分别，虽觉难过，但我们为政府服务之心甚切，是以不能不把个人的意愿放于次要地位。我们的爱国心将不减少，我们的离去，老师，将为你所喜悦与赞许。
你忠实的学生（二十三人签字）” 不久，严宗光、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方伯谦、、林永升、邱宝仁等18人与前学堂的部分学生登上“建威”舰，开始了他们渴望已久的海上远航。这次航习，先后到达厦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历时四个月。扣除各码头停泊时间，实际在洋面75天。海天荡漾，有时数日不见远山，有时岛屿萦回，沙线交错，练习舰经受各种考验。去时由教习躬督驾驶，各学员逐段誊注航海日记，测量太阳和星座的位置，练习操纵各种仪器。返航时学员们轮流驾驶，教师将航海日记仔细勘对。
这一时期，朝野对于海军事业日益重视，本来应是海军教育发展的大好时机，然而随着沈葆桢调离船政局，船政学堂的管理就日益松懈下来。1880年12月17日，江南监察御史李士彬奏称：“闻福建船政初开局时……局中学生督课綦严。勤者奖之，惰者革退。近则专恂情面，滥竽充数，不一而足”。1884年10月23日，船政大臣张佩纶更指出，沈葆桢创校时，详立章程，遴选俊秀，学校十分整肃。近十余年来，考校生徒不无徇滥，而泰西机巧日辟，船政经费日绌，不免因陋就简，狃一得以自封，偷惰宽疲，后学堂尤甚。他饬令洋教习将水师将弁应读之书，应学之技，增购洋书，开足课程，并取天津水师学堂章程，以补闽学疏漏。船政学堂作为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竟要向开办才三年的天津学堂学习，可见其内部的松弛混乱已十分严重。
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做些横向比较，有时是很有兴味的。就在半月前，10月6日，美国海军部长威廉·钱德勒签署了一道命令，决定在罗德岛新港的一所贫民院里，建立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美国虽然在很早就开始使用蒸汽舰和铁甲舰进行作战，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忽视海军建设。南北战争时，海军舰船曾达700多艘，到了战后，大量军舰退役，或出售给商人改为商船。至1880年时，仅剩下48艘军舰，还都是过时的老傢伙。波特海军上将称其为“画在中国人的古代碉堡上的龙，只能起吓唬敌人的作用”。美国海军力量退居世界第12位，排在丹麦、中国、智利之后。1875年4月8日，在卢斯海军准将倡导下，国会批准招募750名16～18岁的少年进入学院学习。先在港内接受预科训练，然后到练习舰上学习火炮、船艺和其他技能。这个做法和船政学堂是十分相似的。接着，美国酝酿已久的海军改革开始出台。卢斯担任第一任海军军事学院院长。他邀请马汉中校开设海军历史课。第一学年结束时，海军军事学院的全部设备，包括1张特拉法尔加角海战图，4张借来的课桌和12把借来的椅子。卢斯将军说：“不仅没有教官，也没有课本”。人们对于海军军事学院能够存在几年抱有很大的怀疑。在当时，即使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也只教技术课程，卢斯却设想“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研究如何将海战从单纯的经验阶段上升到科学的高度。”两年后，马汉出任第二任院长。尽管官方人士仍然横加干预，阻挠学院研究战略问题，只要求安排技术发展方面的课程，但马汉不屈不挠，坚持海军战略研究，将他在学院授课的讲义修订成《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一书，从而确立美国海军发展的基本理论，为美国海军事业的巨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今，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海军院校之一。
简单地拿中美之间的海军教育以及海军力量做对比，也许并不合适，因为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建设海军的目的也有很大的差异。但从美国注重海军教育之后极大地推动了本国海军事业的发展，而中国新办的海军学校日益腐败的事实中，可以总结出许多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
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的职务和表现
天津水师学堂成立后，李凤苞推荐的留英学生严宗光（严复）长期在校服务。
早在1876年，严宗光即被李鸿章留意，调至天津，准备接带自英国进口的炮艇，旋因出洋学习驾驶的名单有缺额，他被改派留学。在英国时，严宗光又被郭嵩焘、李凤苞、曾纪泽看好，《郭嵩焘日记》中，有许多记录他们在英国交往的内容。
光绪五年六月廿二日记：”刘伯固送康候回自上海，见示曾颉刚日记一本，讽刺鄙人凡数端：……一论褒奖严宗光太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虽属有意相抵而犹近事理“。七月十一日记：”又陵（严复）论颉刚（曾纪泽）门第意气太重，天分亦不高，然喜为轻藐鄙夷之论；日记中所载中西时事，去事理远甚，所带人从，皆赘疣也，于使事毫无补济。……又陵言自有理，亦正嫌其锋芒过露。颉刚谓其狂态由鄙人作成之，则亦不知又陵之狂，由来固己久也。“ 从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来看，他对严宗光还是很赞赏的。原文为（三月）”十三日，……核改答肆业学生严宗光一函，甚长。宗光才质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然以郭筠丈（郭嵩焘）褒奖太过，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近呈其作文三篇，曰《饶顿传》、曰《论法》、曰《与人书》，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余故挟其疵弊而戒励之，爱其禀赋之美，欲玉之于成也。“。
此后，薛福成1890年出使英国，他的日记中记录：”查旧卷，光绪十二年署洋督师恭萨克禀曾侯（曾纪泽）云……水师管驾学生二十人，以刘步蟾、林泰曾、严宗光、蒋超英为最出色……严宗光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师恭萨克为第三届留英学生监督，这个报告，应当反映的是第一届留学生监督日意格、李凤苞的看法。认为他不仅懂得航海，更能探本寻源，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所以被提前召回国内，任船政学堂教习。
严复回国后，又为闽人称颂，陈宝琛认为他”器识闳通，天资高朗“，极力推荐给李鸿章。经李鸿章向福建船政大臣黎兆棠索要，1880年李鸿章在给黎兆棠的信中说：”丹崖星使（李凤苞）迭函严宗光堪充教习，闽人多引重之“。4月19日，张佩纶路过天津，李鸿章曾与他讨论海军人才。他的日记记载：”夜，合肥（李鸿章）来话，询及水师将才。……伯潜（陈宝琛）称严宗光者，器识闳通，天资高朗，合肥已往调之来津矣。“此时严复年仅二十六岁，朝中硕臣，均以国士待之。
严复于1880年8月12日抵达天津，参与学堂筹备的各项工作。不过作为教师，他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能干，一位留美归国分在该学堂继续学习的幼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指责他教学水平低劣。说”那位在英国受教育的，像其他中国教习一样不知如何施教。他上课每次念一小段，使人一听见就感到恶心。数学应该是他的本行，但我们常发现他做几何及代数时也造成不必要的问题，他照书本一字字往下念“。他在学堂的职务，也不是人们常说的”总教习“，直到1887年底，我们从文献上看到他的职务仍只是天津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关于他在天津水师学堂的情况，由于史料缺乏，后人所知甚少。
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吴仲翔在校任职5年后，于1886年离职回任福建船政局提调，总办一职由会办吕耀斗继任。严复于1889年晋升为学堂会办，后又升任总办。人们通常使用王遽常在《严几道年谱》中的说法：光绪十六年”直隶总督李文忠公派为总办水师学堂“。但据李鸿章光绪十九年七月十四日与海军衙门谈论昆明湖水师学堂来天津考试时，提到”当即遴熟谙西学之罗道会同水师学堂吕道、严道认真考校“则吕耀斗此时当仍在学堂任职，严复出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的确切年份待考。
回国后，严复说话依然锋芒毕露，老乡陈宝琛说他”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环我如孛牛耳。闻者弗省，文忠（李鸿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他在给堂弟的信中说：”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堂弟劝他多走李鸿章的门路，他后来复信说：”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这是一种近乎矫情的评论。严复在北洋官场厮混多年，岂能不知亲近李鸿章的道理？严复是才子，官场须关系，这都是实情。李鸿章对他本是极欣赏的，他抽上大烟，李鸿章还劝他：”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二人关系出现疏远，原因不详，但恐怕未必就是陈宝琛所说的忧国忧民，语气激烈。严复儿子说他”不预机要，奉职而已。“他显然把兴趣放到科举上，于1885年捐了个监生，以后4次参加乡试，皆铩羽而归，连个举人都考不上。他在给友人的诗中抱怨：”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对学了横写的外国文字（旁行书）很不是滋味。后人研究严复，都是从戊戌变法时代的思想家、翻译家入手，很少有人客观地讨论他在英伦归国后执教津门十几年的思想脉络和工作表现。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在这些年头里，严复对自己所从事的海军事业其实兴趣不大，他一直追求的，是另外一条入仕的道路，而那条路，在当是士大夫看来，才是人之常情的正途。 袁宝龄与旅顺基地建设
旅顺海军基地是洋务运动中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旅顺口内由老虎尾半岛延伸，天然地分为东西两澳。北洋海军主要营建了东澳。东澳亦称东港，东南北三面共长4106.8尺，西面拦潮大坝长934尺，形如方池。西北留一口门，以便军舰出入。四周全砌大石岸，由岸面至澳底深38.2尺。周围泊船，毫无风浪摇动。东港东北，为旅顺船坞，长413尺，宽124尺，深 37.98尺。坞口以铁船横栏为门。全坞石工用山东大块方石，垩以水泥，凝结无缝，平整坚实。还建有修船各厂九座，包括锅炉厂、机器厂、吸水锅炉厂、吸水机器厂、木作厂、铜匠厂、铸铁厂、打铁厂、电灯厂，占地48500平方尺。在东港南岸建仓库4座，东岸建仓库1座，备储船械杂料。这些厂、库结构，均用铁梁铁瓦，以防火灾。港坞四周，联以铁道，间设起重铁架5座。并建丁字式大铁码头，专供军舰上煤运械。又在澳东建造小石码头，以便修理雷艇炮船。澳坞各厂、库码头，设电灯46座。还铺设自来水铁管，引10余里外山泉至工厂码头，以供官兵工匠饮用。近代战争中，随着军舰攻击炮火越来越猛，海岸防御配置也引起人们高度重视。旅顺基地沿海一侧依山形地势，共筑有九座海岸炮台。以旅顺口口门为界，口东（俗称海东）五台，口西（俗称海西）四台。从东迤西为老蛎嘴后炮台、老蛎嘴炮台、摸珠礁炮台、黄金山副炮台、黄金山炮台、老虎尾炮台、威远炮台、蛮子营炮台、馒头山炮台。除老蛎嘴炮台为穹窑式外，其余皆为露天式。共配置火炮58门，包括200毫米以上口径巨炮9门。
由于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之端，孤悬海中，没有广阔腹地，南关岭附近的蜂腰部，极易为敌人登陆而切断后路。为弥补这一缺陷，又在金州至旅顺大道东侧，依次筑起松树山、二龙山、望台北、鸡冠山、小坡山、大坡山炮台。各炮台间及松树山至刘家沟西北端，沿丘陵筑起一道长墙，将各炮台连结成炮台群。在大道西侧的案子山，修建东、西、低炮台，亦以长墙连接，构成炮台群。两个炮台群的交叉火力，能够有力地封锁金州至旅顺的大道。还在大连湾修筑和尚岛、老龙头、黄山、徐家山等6座炮台，构成旅顺后路的又一道防线。 旅顺基地工程建设分为两阶段。1880年至1885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是修筑炮台，同时进行疏浚口门、船澳、挑挖船澳土方，修筑船澳石坝、泊岸，添建库房等工程。李鸿章聘请德国人汉纳根监造炮台，派县令陆尔发帮同办理。随着工程展开，又于1881年派海防营务处道员黄瑞兰前去设立营务处工程局。黄是李鸿章的同乡，同治元年起，即入淮军幕府，办理文案，1879年由工部主事指捐道员分发直隶。据当时文献记载，此人任性乖张，贪鄙无能，言语狂妄，似有心疾，文武将吏皆不愿与其共事，再加上不懂工程，任职一年，怨声四起。1882年8月，回籍奔丧的李鸿章直接写信给张树声，建议将其撤回，改派袁保龄前往。
袁保龄出身名门，却无贵介公子的纨绔习气，也算不得李鸿章的嫡系亲信。他临危受命，接管工程营建时，对土木工程、会计核算，乃至军舰炮台等各项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全无所知，就下决心一切从头学起。早在上年夏天，他甫到北洋幕府，曾奉命对北洋各口岸进行考察，认定“齐辽各口形势，其关锁渤海、拱卫留都，无逾旅顺者”。他曾形象地比喻说：“水师为骊珠，旅顺威海皆为鳞爪。譬诸贵家世疾，书室中几案精洁，架上宋椠本纷然罗列，而其家子弟皆务饮博，不知以巨金营此室将何用”？
所以他发宏愿，以建设旅顺军港为己任。秋冬之交，他乘轮前往工次。此后5年间，他履冰践雪，登凭版筑，忍辱负重，无片刻闲暇。自谓每夜“非交丑（时）不能熟睡。幸筋力顽壮，每日奔走尚不知疲”。“所历艰苦，实为四十年所未有……方来之始，万事瓦裂，今则公帑节省数万金，海防军容渐如荼火，差可自慰，而面黑肤瘦、形容憔悴、鬓发已渐渐白矣”。其间曾有吏部安排进京引见，李鸿章以工程缺乏接手者挽留他，袁保龄也说早将仕途看作游戏三昧，当年出京，已将十六七年的京官资格弃之如脱屣，岂能年过四十反而斤斤计较？遂一笑置之。遗著《阁学公集》，十卷“公牍”，几乎全谈旅顺工程，筑坝挖泥、建坞修桥……事无巨细，却都一一考虑周全，不能不使后人对这位筚路蓝缕的先行者产生深深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