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威理回国后，逢人诉说其在华受辱。8月18日，中国驻英公使薛福成电告李鸿章，英国外交部已电驻华公使复查此事，并考虑撤退全体在华英籍人员。薛问“能否转圜？邦交有益”。20日，英国公使华而身向李鸿章询问琅威理辞职缘由。李鸿章否认与英国首相约定琅威理与丁汝昌平行。指出“中国海军称琅为提督，乃客气用语”。22日，他又致电薛福成，指出“琅威理要请放实缺提督未允，即自辞退。向不能受此要挟。外部等或未深知，望转达。似与邦交无涉”。
11月4日，英国拒绝了李鸿章另聘英人为北洋海军顾问，以代替琅威理的请求，并召回在旅顺港服务的英国人诺加，宣布不再接纳中国海军留学生。中英之间的海军合作关系进入低潮。 探究琅威理在中国的贡献和结局，对于研究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国家对中国兴建海军的态度显然是有典型意义的。《海军大事记》的作者池仲祐认为，“北洋之用琅也，畀以提督衔，此在吾国不过虚号崇优，非实职也。而军中上下公牍，则时有丁、琅两提督之语。故自琅威理及诸西人言之，中国海军显有中英两提督，而自海军奏定章程言之，则海军只有一提督，两总兵也。”琅威理因撤旗事件“拂然告去，然至终不悟争执之理由”。把琅威理辞职，仅仅看作他本人没有弄清自己的地位。事情显然没有这样简单。
就英国政府而言，派遣海军顾问，其目的是既想控制中国海军，又要抵制其他国家在华势力的扩展。早在1880年，英国公使威妥玛便向国内报告，美国上届总统格兰特的一个亲戚正在被提名，“当然这是美国使馆的花样”，“美国人如果能干的话，非常可能颠覆这个国家。”他还提到德国公使巴兰德的一个舅爷也被提名。威妥玛说，改组中国军队之权必须只掌握在某一个国家手中。而如果我们不是这个国家，就将“极其有损于我们的利益。”1881年10月，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提到，李鸿章可能任命美国海军提督薛斐尔担任北洋海军的总司令，法国人则在推荐戈威因和努瓦康担任这一最高职，而英国领事馆和公使馆则阻挠他控制中国海军的活动。他愤愤地写道：“该死！该死！！该死！！！”但又透露“目前是哥嘉和葛雷森在掌权，海关的控制是牢靠的。”1882年春，金登干密函英国外交部官员庞斯福德和海军上将凯古柏，要求英政府支持向中国派遣海军顾问的请求。外交部立即请海军部同意这个要求。然而海军大臣答复说：“中国如有强大海军，对我们是否有利，尚有疑问。”经过争论，海军部给了琅威理三年假期。赫德对英国政府的这种拖拉作风很不满意。他再次抱怨说：为使英国控制中国海军，他已奋斗了25年。假若他是法国人或德国人，早就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他手中“一般都掌握有最长的一组同花牌和最后的王牌，应该打赢；但是我的搭档－－英国官场－－忘记已出了什么牌，记不得别人有什么牌，有牌不跟，不叫王牌等等，虽然我们第十三墩得分，对手还是能赢决胜局。”
中法战争后，赫德更露骨地对金登干说：“法国、德国和美国都想抓到海军领导权，但我保持海军掌握在英国人手中。海军衙门的成立是向前迈出一大步，中国需要琅威理：那么好的开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务必促他来华！”琅威理重返中国是由中方通过外交途径直接向英国外交部和海军部提出来的。当琅威理到达上海后，赫德并不清楚清政府对琅的安排，但他却极为关注。他说：“琅威理也许出任水师衙门的总查或总海军司。如果他谨慎从事，一定会前程无量。”他告诉金登干，丁汝昌“竭力要把琅威理掌握在自己之手，可是我已电告琅威理在事情未在天津妥善定局之前，不要同这位能说会道的老君子打成一片。”他不厌其烦地强调：“现在领导权是在我们手中，但是为了我们两国的利益，特别是为了我国的利益，我们应当继续将它掌握在我们手中。”
在赫德和金登干的活动下，英国政府对琅威理来华就聘开了绿灯。海军部1885年10月要求琅威理立即动身前往中国，琅威理对通知的“命令”口气感到不快，因为他妻子即将分娩。现在尚无证据证明琅威理本人直接参与了英国政府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计划。琅威理更象是一个固执地注重个人名誉和待遇，同时对于工作也极端负责的英国职业军人。但以上引文，集中表述了英国政府以及赫德等人企图通过琅威理，对中国海防军以及对中国政府产生更大影响的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撤旗事件的处理，表明中国官方的正确立场，在主权问题上决不退让。李鸿章努力保持舰队不受外籍雇员的控制，在必要时不惜采取断然措施，以回答要挟。这些都是可取的。这一事件也充分表明，外籍雇员同清政府仅仅是雇佣关系，他们没有获得更多的权利。 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在此。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在向近代化转化的艰难征途上，如何一面进行反控制的斗争，一面又努力汲取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始终是一个更为重要又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课题。刘步蟾与琅威理的矛盾，除了指挥权之争外，从某种程度上也曲折反映了北洋海军内部对于严格管理的厌烦情绪。事实上，早在1877年第一批进口炮艇来华后，北洋水师官兵已与外国雇员发生过类似冲突。李鸿章曾在给吴赞诚的信中提到，聘请的外国军官不愿前来，“问其何以不愿，据云仅令教练而不假以节制擢陟之权，弁兵必不听令，断难进益。即以‘龙’、‘虎’两船原募各教习，皆以求退，因兵官以下，毫不虚心受教，炮船机器久恐废坏云云”。琅威理是一个个性强脾气躁的人，赫德说他“具备了海军军官的坦率，但缺少一个‘组织者’需要具备的宽宏大量。”他的管理风格使得一些中国军官难以接受。老海军军人中，有人认为琅威理是侵略主义者，供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刘步蟾、林泰曾等在英国多年，深悉交际和交涉的窥要，看琅威理不过是番将客卿，并不是上级领导。所有闽籍管驾，皆拥护刘、林，是以琅威理上书李鸿章，提出“兵船管驾，不应专用闽人”，由此引发撤旗事件。还有人说，赶走琅威理是中国海军军官的计谋。“海军之建也，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众将怀安，进谗于李傅相（鸿章）而去之”。事实上，确实有理由作此怀疑。自从《北洋海军章程》颁布后，琅威理岂会不知道舰队只有一个提督，而他自己不过是一个荣誉衔的顾问？问题在于，如果在1890年2月24日丁汝昌离港到3月5日间，“定远”上依然飘扬着提督旗的话，6日刘步蟾的撤旗举动显然就是故意寻衅发难了。琅威理的自尊心受到侮辱，事情才会转向责问李鸿章能否给他放一个实缺上来。
尤为糟糕的是，琅威理走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日益松懈，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当北洋封冻，海军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更显得撤旗事件象是一场悲剧的开端。赫德后来幸灾乐祸地对金登干说：“琅威理走后，中国人自己把海军搞得一团糟。琅威理在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没有能好好利用他。”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史上的一个惨痛的教训。 作为对比，日本海军也是英国人一手训练起来的。皇家海军的英格斯上校为日本海军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英格斯本人回忆说，他在日本服役时，日本政府曾封赠他以贵族，使他能有足够的权力和地位，以与日本的高级将领接触。日本海军从英国人的教育中得到极大的好处。当他们认为有理由独立行走时，欧洲军官便体面地告退。而日本人“坚持走着他们在英国的指导下踏上的道路，他们不仅使舰队保持着英格斯离开时的面貌，而且更趋完善了。”对于几乎同时起步的中日两国海军，没有理由简单地认为，列强对中国就是要控制，对日本人就是要扶持。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后人有必要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并从中探寻有益的启迪。
寂静战场的较量
日本是以所谓“富国强兵”的纲领，来摆脱沦为欧美列强殖民地的厄运的。具体说来，就是以军国主义的，掠夺邻近弱小民族的形式，走向帝国主义的道路。不去抵御英、美、法、俄的压迫，而以侵略朝鲜和中国作为补偿，把人民要求与列强平等的愿望，转变为掠夺新领土的战争。 早在1855年，当德川幕府被迫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后，日本的改革派思想家吉田松阴 就曾说过，日本与两国媾和既成定局，就不能由日方背约。今后应当征服易取的朝鲜、满洲和中国。他具体描绘说，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诸岛，甚至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这些主张，广泛影响了他主持下的松下村塾的弟子们，在明治维新之后，正式成为日本政治家奉行的最高国策。 中国购买“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对日本是一个巨大的镇慑，也是极深的刺激。1886年，日本政府发行1700万元海军公债，根据上年河村海军卿提出的海军第六次扩张案，实施建造3艘二等海防舰的计划。他们特聘法国人白劳易主持设计，1889年7月至1891年3月，排水量为4278吨的“严岛”、“松岛”、“桥立”先后在法国和横须贺下水。这3艘军舰，各配有320毫米口径巨炮一门，以对付“定”、“镇”的305毫米口径主炮，航速也高出“定”、“镇”1.5节。由于设计时片面追求攻击能力，而忽视了防御能力，以致后来担任海军大臣的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将其称作“手持利刃之赤身裸体兵”。这3舰的服役，加上第五次扩张案中向英国订购的“浪速”、“高千穗”（排水量均为3709吨），使得日本海军实力得到充实。 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1887年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其中讨论了中日开战的时间，主张要在中国实现军队改革和欧美各国拥有远征东亚的实力之前，即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设想日本要吞并盖平以南的辽东半岛、胶东半岛、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以及长江两岸十里左右的地方。同年3月，天皇下令从内库拨款30万元，作为海防补助费。全国华族和富豪也竞相捐款，至9月底，捐款数达到103.8万元。这些资金全被用作扩充海军军备。1890年到1893年4年间，日本军费占国家财政预算的平均比重为29.4％，其中1893年达到32％。 1888年，日本提出第七次海军扩张案。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以俄国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中国发展海军为由，指出日本必须迅速发展海军，要求以中国舰队和在未来战争中可能支持中国的英国远东海军为假设敌。1890年，新任海军大臣桦山资纪进一步推算，认为中国军舰总吨位已达64702吨，在造的新军舰、鱼雷艇、通报舰总计约达2万吨；英国在远东的军舰吨位为33467吨，中英海军共计达12万吨。而日本海军仅5万吨，亟需弥补7万吨差距。据此又提出海军第八次扩张案。在两次扩张案中，共购买或建造了2439吨的“千代田”号、4160吨的“吉野”号、3172吨的“秋津洲”号巡洋舰、1584吨的“八重山”号通报舰。其中“吉野”购自英国，时速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日本海军的总吨位，达到近6万吨。由于日舰舰龄较短，在设计时吸收了当时世界科技的最新成果，因此在许多性能上超过中国军舰，而日本海军的整体实力，也迅速赶上了中国海军。
日本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大将，1893年提出《军备意见书》。他认为欧洲目前正保持着势力均衡，不会立即发生战乱，但列强正在计划对东方进行侵略。当十年后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时，这种侵略便会提上议事日程。如果不出十年将对俄国进行一场战争的话，事先确保战略要地朝鲜，并尽快寻找机会对华作战，夺取东亚盟主的地位，这是绝对必要的前提。《军备意见书》预见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也预言了1894年的中日战争。这些构想和判断，反映了日本在国家战略上的主动性、周密性和扩张进攻性；反映出日本领导人对世界形势的深入了解和独立思考。日本犹如一架制造精良的时钟，嘀哒嘀哒地前进着。它不依赖某个外国的庇护，却又巧妙地折冲于西方列强之间，按照本国的生存发展战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一旦认为需要，便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动用它的军事机器，投入对外战争。这恐怕是日本在近代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与之对比，清政府的国家战略就显得软弱、被动和漏洞百出。 尽管中日海军互为假设敌，但在战前，却还保持着正常的交往。其中北洋海军曾经有过两次引人注的访日活动。
第一次访问是在1886年。这年7月，李鸿章接到袁世凯报告，朝鲜有人谋划联俄防英，俄国也在觊觎元山口外的永兴湾。他命令丁汝昌、琅威理前往朝鲜东海岸釜山元山一带巡游，以作声势，并至海参崴，迎接参加中俄勘界谈判的中方代表吴大澂。21日，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6舰抵达元山。8月6日，北洋舰队将吴大澂送至摩阔崴，留下“超”、“扬”在海参崴待命，其余4舰驶往日本长崎大修。
长崎人对欧美军舰早已司空见惯，但来自中国的铁甲巨舰却是首次目睹。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望着龙旗高扬、威风凛凛的巨舰，市民中交杂着惊叹、羡慕、愤懑等复杂的情绪。这些情绪，伴随着日本朝野长期宣传的军国主义思想，最终酿成一场骚乱事件。
8月13日，中国水兵上岸休假，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事情的起因现在很难说清楚了。英文《长崎快报》报道：“有一群带有醉意的水兵前往长崎一家妓馆寻乐，因为发生纠纷，馆主前往警察局报告。一日警至，已顺利将纠纷平静，但由于中国水兵不服，不久乃有六人前往派出所论理。非常激动，大吵大闹，引起冲突。日警一人旋被刺伤，而肇事的水兵也被拘捕，其他水兵则皆逃逸。”英国驻长崎领事给驻日本公使的报告称：“大约事情起于二十三晚妓区之小纠纷。有一中国水兵与妓馆的仆人在街上争吵，警察前来干预，水兵遂将之刺伤，但那水兵也受了轻伤。”李鸿章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又说：“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为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急饰也。”在当时，嫖妓引起的冲突，只能算是小事。但事态很快被扩大了。
15日，舰队放假，数百水兵上街观光。鉴于前日的冲突，丁汝昌严饬水兵不许带械滋事。但在广马场外租界和华侨居住区一带，水兵又与日警发生冲突。数百名日本警察将各街道两头堵塞，看见中国水兵便挥刀砍杀。当地居民在歹徒煽动下，从楼上往下浇热水，掷石块。还有人手执刀棍，参与混战。中国水兵猝不及防，手无寸铁，又散布各街，结果吃了大亏。混战结果，水兵被打死5名，重伤6名，轻伤38名，失踪5名。日本警察被打死1名，伤30名。此外市民负伤多名。李鸿章分析，“长崎之哄，发端甚微。初因小争，而倭遂潜谋报复，我兵不备，致陷机牙。观其未晚闭市，海岸藏艇，巡捕带刀，皆非向日所有，谓为挟嫌寻衅，彼复何辞？” 旋即双方通过外交和司法途径开始谈判。延至次年2月，达成协议，称这次冲突是语言不通，彼此误会，没有追究责任和是非。对死伤者各给怃恤：军官、警官的恤金每人6000元，水兵、警察恤金每人4500元。水兵因伤残废者，每人2500元。由此核算，日方共付恤款52500元，中方共付恤款15500元。此外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方支付。 “长崎事件”反映了日本民间的情绪。从此，“一定要打胜‘定远’”，成为日本海军军人的一句流行语。甚至连小学儿童游戏，也把孩子分为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捕捉“定远”、“镇远”的战斗游戏。李鸿章把“定”、“镇”送到日本修理，本来就含有威慑的意图，却没想到竟如此深深地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心理。 1891年夏，应日本邀请，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舰再次访问日本。 7月5日下午3时，北洋海军6舰从神户抵达横滨。舰队随着“定远”发出的旗号，变换队形，驶入港口。“定远”鸣21响礼炮。负责接待的“高千穗”舰亦鸣21响礼炮作答。港中英、美军舰，皆鸣13响礼炮，向丁汝昌致敬。一时间，礼炮轰鸣，此起彼伏。
7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以“清国水兵的现象”为题报道了观感： “登上军舰，首先令人注目的是舰上的情景。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的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全无；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惟有服装仍保留着支那的风格，稍稍有点异样之感。军官依然穿着绸缎的支那服装，只是袖口像洋人一样饰有金色条纹。裤子不见裤缝，裤裆处露出缝线，看上去不见精神。尤其水兵的服装，穿着浅蓝色的斜纹布装，几乎无异于普通的支那人。只是在草帽和上衣上缝有舰名，才看出他是一个水兵。”日本记者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因为舰队出发前，李鸿章鉴于“长崎事件”，电饬丁汝昌严加管束。不久，有经验的日本军官看出了缺陷：大炮没有擦干净，并且像洗衣坊一样晾晒衣服。军服的质料和大炮的保养性质是不同的，后者更直接地反映出舰队的战斗力。 北洋舰队在横滨停留了两个星期。日本天皇接见了丁汝昌和各舰管带。有一次，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在红叶馆设宴招待中国海军将领。觥觚酬酢之际，丁汝昌说：东洋兄弟之间如不团结，势必给外人以可乘之机。中日海军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方列强。他说，何况我们拥有坚不可摧的舰只，它使我们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外来的威胁。真是豪情壮志，溢于言表。这对日本又是一次很深的刺激。
中国海军军官也对日本舰队进行了观察。刘步蟾报告丁汝昌，日本海军实力已迅速提高，北洋海军添船换炮刻不容缓。然而朝廷已同意户部意见，停购外洋船炮军火二年。在激烈的海军竞争中，中国方面失去了两年宝贵的时间。
甲午战前的风云 1894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她打算好好乐一乐。
京师里，从紫禁城、西苑三海到颐和园、万寿寺，各处均已修缮一新。银子花得如流水，仅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宫门至紫禁城西华门，所经道路两旁，要分六十段点景，分别搭建龙棚、龙楼、经棚、戏台、牌楼、亭座等，共需耗银240万两。在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狂欢中，朝廷对于朝鲜的一场农民起义将导致中日大战毫无思想准备。在穷奢极欲的挥霍中，国 防开支却全面紧宿，拮据万分。北洋海军打算增添“镇远”、“定远”120毫米口径快炮各6门，“济远”、“经远”、“来远”120毫米口径快炮各2门，共计18门，以及更换“威远”105毫米口径后膛炮3门并子药等件，共需用银61万两，都难以筹措。李鸿章只能建议，先购“镇”、“定”2舰需用快炮，“济”、“经”、“来”、“威”4舰应购各炮，俟前项炮款付清之后，如果备用款仍可腾挪，再行陆续添购。
这年5月，正逢北洋海军三年大阅之期，朝廷派李鸿章出海会校。7日至27日，李鸿章先后视察检阅了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胶州澳等地的舰艇部队、海岸炮台和军事学堂。21艘军舰编成的混合舰队声势浩荡，桅樯如云。然而李鸿章并不像以前几次那样乐观开朗，而是忧心忡忡。他在向朝廷汇报这次阅兵的报告中写道： “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尤胜。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 中国海军正是在这种后难为继的局势中，迎来了中日甲午战争。
19世纪最后20年，朝鲜一直是国际斗争中的一个热点。由于朝鲜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李鸿章对朝鲜事务的处置方式，明眼人早就看破，这个东北亚的火药桶，早晚必会出事。 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1891年在给兄嫂的家信中说，当年日本侵略台湾，沈葆桢鉴于林则徐开启边衅之覆辙，不敢请申挞伐，转贿以五十万两银子，于是琉球、越南、缅甸先后沦亡。我本人光绪七年来天津时，朝鲜开海禁之议初起，李鸿章欲借通商诸国，以钳制俄人，不能不说是老谋硕画。起初朝廷不置可否，一任李鸿章所为。到了醇王主政，李鸿章议将朝鲜作为局外之邦，醇王奏称，琉球、越、缅诸国，皆洋人来取，我不与争而已。而朝鲜，人尚未取，我已先予，将来必不免人訾议之。其议遂寝。而国家对朝政策，遂不能前后贯注了。朝鲜于中国关系甚大，又介于俄罗斯、日本之间，其危特甚。这个判断很有见地。信中提到1875年沈葆桢在处理日本侵台事件时的妥协，是基于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力主抵抗反被道光帝革职的教训，透露出鸦片战争失败带给清朝官场的政治后遗症是极为深远的。罗丰禄，字稷臣，福建闽县人，是福建船政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1877年首批海军留学生前往英法留学，罗丰禄作为随行官员参与管理，可见他在当时已是同辈中的佼佼者。他在1880年带领留学生回国后，经李鸿章奏调，在北洋水师营务处工作，兼任李鸿章的英文秘书，对李鸿章的外交思路应当是最为了解的。
1894年上半年，朝鲜发生了两件大事：金玉均被刺和东学党农民起义。
朝鲜开化党领袖金玉均，“甲申事变”后流亡日本，日本政府以对其加以保护为由，将他放逐到小笠原群岛和北海道，直至1890年才解除对他的看护。1892年，朝鲜政府派李逸植到日本，主持暗杀开化党人。李在东京结识了曾在法国留学的朝鲜人洪钟宇。洪钟宇短发西装，能操各国语言，也与金玉钧等人相识，同意参与暗杀金玉钧。金玉均此时对日本政府的狡猾和背信弃义已有认识，也同清政府驻日公使、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及汪凤藻建立了联系。据说他想会见李鸿章，讨论东亚的未来。1894年3月27日，金、洪乔装日本人，同中国使馆翻译吴静轩及一名日本仆从乘“西京丸”号轮船抵达上海，住在日本人吉岛德三所开的东和洋行。次日下午3时，洪钟宇在旅馆中枪杀了金玉均。29日，租界当局逮捕了洪钟宇。消息传到日本，引起舆论哗然。几乎就在同时，朝鲜刺客李逸稷在日本企图暗杀开化党另一领袖朴泳孝未遂被捕，日警旋进入朝鲜驻日使馆，逮捕朝鲜人权东寿、权在寿。为抗议日方擅入使馆捕人的行动，朝鲜驻日使臣俞箕焕离开东京回国。朝日关系进入紧张状态。
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李鸿章安排“威靖”舰，于4月12日将洪钟宇及金玉均尸体抵往朝鲜。朝鲜守旧派大臣对金玉均被刺欣喜若狂，趁夜进行戮尸。这时，日本则在东京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指称金玉均之死是中国政府策划的，要求对华宣战。外相陆奥宗光和参谋长川上操六都积极主张扩大对华和对朝的侵略，但认为仅为一个政治流亡者之死而宣战，理由尚不充分。正好东学党发动农民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前去镇压，于是日本政府找到了借口。
东学党又称东学道，是由崔济愚首创的一种民间宗教，它融合儒、释、道三教，排斥西学（即基督教），以确立东国（朝鲜）之学为目标，参加者多为贫苦农民。朝鲜政府把东学党作为异端邪说来镇压，1864年将崔济愚处死。但东学党在第二世教主崔时亨领导下，继续活动，1893年，东学党势力大盛，他们进入汉城，聚讼咒法，要求为崔济愚伸冤，同时在各国公使馆前张贴“驱逐倭洋”的标语，使得外国人十分恐慌。各国公使筹议调集军舰，以防不测。袁世凯表示中国有弹压之责，请各国静候。在他的请求下，李鸿章派“靖远”、“来远”驶入仁川，以后又派“济远”、“经远”“前去替代。
1894年初，全罗道古阜郡农民在当过东学道接主的全臻准率领下，举行了反抗郡守赵秉甲的起义。6月1日，起义军占领了李氏王朝的老家全罗道首府全州。 日本一直密切注视事态发展。5月9日，驻防仁川的”平远“舰协助将朝鲜官军运往全罗道的群山，日本使馆立即派员询问朝鲜外务署，”平远“舰前去为何，华兵是否下船等等。袁世凯认为，朝鲜是中国的藩属，请求中国平息内乱，中国作为上国是难以推辞的。1885年《天津条约》规定中方派兵需行文知照日本，并没有中国派了日本也要派的文字。日本若要出兵，恐怕不过是保卫使馆，调兵百余名而已。 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发出乞援书。在此之前，日本使馆为了摸清中国态度，曾派翻译郑永邦会见袁世凯，劝诱中国出兵，表示”我政府必无他意“。接着，日本代理公使杉村濬又于3日亲自会见袁世凯，催促中国出兵。袁与杉村私交甚好，他再次错误地以为日本不会干预。其实在6月2日，日本政府已作出了出兵决定，陆奥宗光、川上操六和外务次官林董商定，出兵人数为六千至七千。5日，日本成立战时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乘”八重山“舰返回任所。6日，李鸿章饬令海军”济远“、”扬威“两舰赴牙山、仁川护商，调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诚率淮军1500人，分乘招商局轮船前往朝鲜。依照《天津条约》，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同日把这一消息照会日本。 日本看着中国落入预定的圈套。8日，派一户兵卫少佐率领步兵一大队从宇品港向朝鲜进发，在清军到达牙山的同时，从仁川登陆。10日，大鸟拒绝了朝鲜政府提出的不要带兵返回任所的要求，在400名海军陆战队员护送下进入汉城。另有50名陆战队员，乘”顺明“小轮水路赴汉城。12日，清军1200人在牙山一线登陆完毕。16日，日军7000人在仁川全部登陆。
在中日两国向朝鲜出兵的同时，东学党起义军同政府签订了休战条款。11日，义军退出全州。中国军队并未与义军发生接触。13日，袁世凯与大鸟圭介会谈双方撤兵，日本政府本来已无理由继续向朝鲜增兵，为了达到侵略目的，竟荒谬地提出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建议。清政府明确表示，日本无权干预朝鲜内政。但日本利用控制汉城的有力地位，逼迫朝鲜接受它设计的”改革“。到了这一步，中日两国的正面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李鸿章的战前对日外交秘闻 日本政府准备发动战争，还需进行外交上的努力。 随着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人民要求社会变革、政治民主、废除治外法权和片面最惠国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日益高涨。在野的改进党提出对外强硬、彻底修改不平等条约和恢复国权的主张，激烈攻击伊藤博文内阁同英国进行的修约谈判方案，以致日本内阁在1893年底下令解散国会。陆奥宗光在写给驻英公使青木武藏的信中说：”国内形势日益紧迫，政府若不作出一个惊人事业，便不能稳定动荡不安的人心。“ 由于俄国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英国担心影响它所垄断的欧洲至远东海上交通线，英俄关系开始紧张。英国想利用日本作为对抗俄国的筹码，这为日英接近创造了条件。但是，日本政府既想要英国放弃它在日本已经取得的特权，又要英国默许它对朝鲜发起战争，外交谈判上难度极大。经过五十余次正式谈判和私下蹉商，日本作了许多让步，又离间中英关系，终于在1894年7月16日订立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勋爵在签约后对青木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青木报告说：”英人的意思，让日清两国把力量置于朝鲜的北端或全部，而自己不费劳力，以防止俄国南侵“。日本看准了英国的基本立场，便放心大胆地在朝鲜进行了军事冒险。
为了阻止日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李鸿章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早在6月20日，他便通过俄国公使喀西尼请求俄国干预。俄国政府先是对此事表示了很大兴趣，训令驻日公使希罗多渥劝告日本共同撤兵。日本拒绝了。李鸿章进一步建议由中、日、俄三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俄国政府在做了认真研究后，却决定退出漩涡。俄国认为，卷入朝鲜这场纠纷，可能导致卷入战争。在西伯利亚铁路修成之前，在远东打一场战争，俄国的军事力量尚不充分。
此外，英国正在等待时机，当俄国表示援助中国时，英国就有可能站在日本一边，从而造成俄国外交上的孤立。
李鸿章在请求俄国出面调停的时候，也请求英国调停。英国担心日本进一步扩大事态，会把中国完全推入俄国怀抱，便由欧格讷出面，进行了几次斡旋，要中国同意”改革“朝鲜内政。总理衙门表示，先要日本退兵，然后再行商议。日本乘机诬指中国政府有意滋事，又宣布即使中国政府派出改革朝鲜内政的委员，对于日本在朝鲜独力进行之事项，亦不准置喙干涉。欧格讷为了阻止中日战争爆发，曾建议本国同俄国舰队联合进行武装示威，但英国首相罗斯伯里否定了这个建议。他说：”这是不合时宜的。我们不能削弱在东亚的海洋上具有能够成为防范俄国屏障的伟大力量的强国，不应该与之不合。“7月23日，英国照会日本，”此后中日两国开战时，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欲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为战争的运动“。这是向日本暗示，未来的战争只要不影响到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英国不会进行干预。
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曾这样评价俄国的调停：”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这番话用来形容英国的行为也是完全合适的。赫德又说：”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它们所以同情中国，只是因为战争会使它们自己受到损失而已“。这倒是说出了各国进行调停的本来面目。
此外，李鸿章自己还有独辟对日外交行动的惊人之举。 早在7月12日，李鸿章就秘密通过幕僚伍廷芳拜访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己次，告诉日方他对处理朝鲜问题的态度，使得日本人明显感到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坚持双方先从朝鲜撤兵再开谈判的立场间有不一致。14日，荒川报告陆奥，伍廷芳和罗丰禄被李鸿章秘密授予了谈判的使命。15日，荒川再次报告陆奥，李鸿章好象倾向于同意陆奥的一些原则来解决朝鲜问题。伍廷芳告诉他，”李鸿章能解决朝鲜问题而无需考虑北京的态度。“16日，陆奥回电荒川，尽管李鸿章真的希望解决朝鲜问题，但除非此建议以最明确具体的形式，并通过适当公认的渠道传达给日方外，日本政府将不予考虑。16日，荒川再次报告陆奥，他已将陆奥的意见告诉了伍廷芳，李鸿章倾向于和平解决，但为如何方能开展谈判而焦虑。”他已非常果断地拒绝了你的建议“。22日，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总办北洋水师营务处道员罗丰禄奉命到日本领事馆，极秘密地通知日方，李鸿章决定派他做为秘密特使，到东京面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李鸿章”忠诚希望和睦解决，并安排如何就朝鲜问题开展谈判“。李鸿章要求日本政府保证在秘密特使到达东京前，在朝鲜的日本军队不要采取敌对行动，并要求日方对这一倡议立即答复。同日，荒川还在伍廷芳的安排下，于下午3时到盛宣怀的天津海关道衙门密谈。盛在会面中告诉荒川，中国军队派往朝鲜是为了做样子而不是为了打仗。 在李鸿章这方面想来，这一高级别谈判的建议必定会在第一时间传递给日本政府。但不知何故，荒川己次给日本外务省的电报却拖延到23日晚间8时30分才拍发，日本外务省24日上午11时50分收到。陆奥宗光倒没有耽误，当天他回电荒川：”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与日本的敌对行动还没有开始，日本政府也不能保证他们在朝鲜之军队放弃敌对行动。因为在朝鲜，目前仍不断发生政治事件。然而，日本政府也不特别反对罗来日本。“由于现在没有找到这封电报到达东京后，日方究竟采取过什么具体的指令，以暂缓侵朝日军在汉城，以及联合舰队在朝鲜海域的军事行动的材料，于是，人们将李鸿章如此重大直接的求和行动忽略了。
罗丰禄的这次外交试探是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极不寻常的事件，我们迄今不知是谁给李鸿章授过权。按说如此重大的事件，必须有最高当局的直接命令，即使是军机大臣，也只能是转述皇帝、皇太后的谕旨。然而，没有任何线索透露朝廷的这种立场。所有已经发表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发给李鸿章的指令，都是要他做好开战准备。 那么，就出现了另一种可能：是李鸿章自行决定与日本进行高层接触，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中日在朝鲜即将发生的军事对抗平息下去。这种越过皇帝、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擅自开展的外交活动，在甲午年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却是日本外交档案中记录的事实。我们对李鸿章的个人决断能力不得不作出新的考虑。联想到1900年北京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藉口保护使馆侨民，从大沽口登陆，占领北京。南方督抚策划东南互保，拒绝执行朝廷排外的指令。这时，担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居然同意幕僚刘学询与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爵士的策划，同流亡国外的革命党人孙中山暗中联络，准备策划两广独立，自立为王或是总统，用孙中山来施行新政。这种骇人听闻几无可能的选择，作为政治家的李鸿章却考虑到并着手安排了。此事虽然后来由于朝廷起用他重返北京，与八国联军谈判城下之盟而作罢，但提醒我们，李鸿章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人物，他的内心世界极为复杂。在甲午7月，他之所以不择手段地寻求和平，显然是判定慈禧太后不愿在六旬大寿之年爆发战争；对于日本，他所统辖的海陆军也没有必胜的信心。但有一点，李鸿章似乎有把握，倘若他以外交手段将密布的战云消退，他就一定能找到办法说服朝廷。外国人曾说，中国有两个外交部，一个是北京的总理衙门，一个是天津的北洋大臣衙门。总理衙门是一个集体议事的官僚机构，每一个外交使节来访，所有大臣都要参加接见，大家坐在那里，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总办大臣，却没有人负责。北洋大臣衙门则是李鸿章的单人外交部。李鸿章坐镇天津，对北京的外交方针一直产生着直接影响。这次求和行动，是他外交生涯中的一次极为特殊的冒险，一方面，他绕过正常渠道，通过罗丰禄直接提出访日要求，另一方面，则通过盛宣怀放出空气，表示中国对日的战争准备只不过是做做样子。22日罗、盛二人的行动，是李鸿章精心安排的双簧。由于日本方面没有积极配合，终于在日军进攻朝鲜王宫和挑起丰岛海战后作罢，就此湮没在浩瀚的外交文书和当事者的心底了。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中的重要手段。李鸿章看到了各国的矛盾和打算，他希望运用纵横捭阖，来消弭中日之间紧张的军事对峙，以阻止战争爆发，用心可谓良苦。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期望太高，对日本冒险发动战争估计过低。他指望用中国方面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来换取日本的让步，这就完全失算了。这个失算，贻误了中国军队在朝鲜的配置和增援时机，在战争准备上陷于被动。以致7月23日，日本军队挟持朝鲜国王，组织了大院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25日，”新政权“宣布废除同中国的一切条约，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时，就完全措手不及了。 日本方面也确实存在值得研究的问题。首先是荒川的电报延误一整天，使得整个议和行动失去了回旋的时间余地。这个延误是故意的还是简单的技术故障？其次，日方既已允诺罗丰禄密访日本，为什么没有做出响应的协调动作？是日本政治家与军方在和战问题上无法协调，军方不顾一切可能的政治运作，非要发动一场战争，还是由于时间和通讯原因，无法进行联络，或是日本最高当局打定主意，就是要通过战争逼迫中国作出更大的让步？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考证分析的课题。
丰岛海战1 6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出兵朝鲜后，海军大臣西乡从道立即着手战争准备。他命令“吉野”、“八重山”从横须贺驶往朝鲜西海岸，监视中国向朝鲜派兵的情况，急令率“松岛”、“千代田”、“高雄”在福州访问的常备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海军中将，将三舰带回釜山转赴仁川。命令前往中国观察北洋海军校阅后逗留在烟台的“赤城”，经威 海转往仁川一带侦察。这样，加上原先停泊在仁川的“大和”和“筑紫”，朝鲜西海岸云集了多艘日舰。 7月10日和19日，日本海军进行了两次改编，将警备舰队改称西海舰队，并将常备舰队和西海舰队的主要军舰编成联合舰队，由伊东祐亨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17日，日本召开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战争。同日根据天皇的特别指令，恢复枢密顾问官预备役海军中将桦山资纪子爵的现役，接替中牟田仓之助出任海军军令部长。桦山是主战派的头目，主张将日本海军舰队的力量全部集中起来，组成庞大舰队，采取攻势方针，消灭中国海军有生力量，夺取制海权。这同中牟田海军中将所主张的“舰队守势运动”完全不同。所以日本《国民新闻》报写道：“谁人不谓桦山氏的就职意味着现内阁对于清韩问题的最后决心呢？”成立联合舰队正是桦山就职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
大本营根据海军的胜负，决定了三种作战方针： 第一，若海战大胜，取得黄海制海权，陆军即长驱直入北京； 第二，若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从事陆军增遣队的运输工作； 第三，若海军大败，则陆军全部从朝鲜撤退，海军守卫沿海。 19日，陆奥外相向英国代理公使巴健特宣布，中国政府若在5天内不接受日本关于朝鲜问题的修正方案，日本政府将不再与中国进行会商。海军大臣西乡从道询问陆奥，如果过了这个期限，日本舰队发现中国舰队后立即开战，在外交上有无问题？陆奥回答：“作为外交上的顺序，没有什么问题。”
7月23日是个晴朗的星期一。早晨7时50分，伊东祐亨在“松岛”号发出信号，通知各舰长来旗舰开会，布置联合舰队出航朝鲜的任务。11时，第一游击队3舰由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率领，驶离佐世保港，前往牙山。下午4时，伊东率领联合舰队其余12艘军舰及6艘鱼雷艇、运输船“门司丸”号，以单纵队离开军港，前往朝鲜。桦山资纪乘坐“高砂丸”号，为联合舰队送行，他在船桅上挂出信号：“发扬帝国海军荣誉！”联合舰队艨艟相接，缓缓消失在晚霞夕照的天际。
袁世凯与大鸟圭介在6月12日会谈时约定双方不再增添军队，至17日更达成了日军撤退四分之三，留250名驻扎仁川；清军撤退五分之四，留400名驻扎仁川附近，俟肃清农民军后再行全撤的口头协议。因此李鸿章在13日、18日两次电告叶志超，命其暂驻牙山，不要引兵北上仁川、汉城，以免激化双方矛盾。但鉴于日本仍在增兵，仁川日舰已达8艘，而中国军舰仅“操江”在仁川，“济远”、“平远”、“扬威”在牙山，因此又令丁汝昌在刘步蟾、林泰曾两人中委派一人，统带数舰，速往仁川。23日，林泰曾统带“镇远”、“超勇”、“广丙”抵达仁川。 次日，叶志超急电李鸿章，仁川至汉城扼要各处，均被日军控制，且时来牙山窥探。我愈坚忍，彼愈猖獗。请将彻底情况转告总署，速发大兵，以弭大患。又称牙山屯兵为无用之地，拟移军阳城。丁汝昌也去电，打算将北洋军舰调回威海，厚集兵力再图大举，李鸿章此时因正托俄国调解，故于25日电嘱叶志超静待勿动，又电丁汝昌通知林泰曾静守，不可遽调回威示弱。这天，李鸿章收到上谕，提出日本侵朝，口舌争辩已无济于事，命妥筹办法，不要待日本占了主动再图补救。 26日，林泰曾再电李鸿章，认为仁川泊船，战守皆不宜。拟以一二船驻仁探信，余船驻牙山备战。请速派三艘雷艇来牙。丁汝昌表示，林的布置是根据不得示弱的指示精神设计的。在他看来，水陆添兵必须大举，若零星调往，有损无益，仍主张将“镇远”等军舰调回，与在威海各舰齐做准备，以待主力决战。李鸿章同意了。于是丁汝昌立即命令“康济”7月1日前往仁川，带饷接应“超勇”、“扬威”、“平远”，派“超”、“扬”驻牙山，“平远”、“操江”驻仁川，“康济”随同“镇远”、“济远”、“广丙”回威海。 在此半月中，由于李鸿章对日本的意图未能判断准确，因此在海军使用上缺乏总体打算，仅仅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威慑力量而做些临时调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