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皇帝发布上谕询问；李鸿章督练海军有年，究竟海军所练之兵若干，北洋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者若干，着详加奏复。李鸿章汇报说：海军就现有铁甲巡洋各舰，助以蚊船雷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未敢轻窥，即不增兵饷，亦断不致稍有疏虞。
9日下午，俄国公使喀西尼接本国训令，派参赞巴布罗福往见李鸿章，告之刚刚接到俄廷复电，韩事显然是日本无理，但俄国只能以友谊劝日撤兵，再与华会商善后，未便用兵力强勒日人，至于朝鲜内政是否应该改革，俄国不愿预闻。李鸿章至此方才意识到调停无望，决定对日作战，但又感到“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 11日，叶志超来电提出进退三策：速派水陆大军北来，叶部由牙山前进，择要扼扎为上策；撤回军队，迫日同撤，彼若不依，秋初再图大举为中策；守此不动，使韩人受困于日，绝望于我为下策。李鸿章表示他倾向中策。然而皇帝不同意。认为日军顿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先示弱，且将来进剿徒劳往复，殊属非计。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移扎要退两便之地。又谕李鸿章，速派水陆部队待进，加强旅、威防务。李鸿章把“要退两便之地”解释为平壤，计划派5艘轮船去牙山转运军队，命丁汝昌派5舰前去护航。 在此期间，“经远”舰驾驶二副陈京莹给其父亲写信，谈他对局势的看法： “日本觊觎高丽之心有年矣。兹值土匪作乱……高王请救兵于中国，中国兴兵靖难，日本乘此机会亦兴兵，……要中国五款：一曰高丽不准属中国，二曰要釜山，三要巨文岛，四曰要兵费二十五万，五曰韩城准日本屯兵。如不照准所要，决定与战。且此番中堂奉上谕，亲临大阅海军，方奏北洋海军操练纯熟，大有成效，请奖等语，自应不能奏和，必请战。亦饬北洋海军及陆营预备军火水药候战，海军提督请战三次……但皇上以今年系皇太后六旬万寿，不欲动兵，屡谕以和为贵。故中堂先托俄国钦差调处，日本不听；后又托英德钦差，亦不听，必要以上五款。然此五款，系中国万不能从，恐后必战。以儿愚见，陆战中国可操八成必胜之权，盖中国兵多，且陆路能通，可陆续接济；但海战只操三成之权，盖日本战舰较多，中国只有北洋数舰可供海战，而南洋及各省差船，不特无操练，且船如玻璃也。……北洋员弁人等，明知时势，且想马江前车，均战战兢兢，然素受爵禄，莫能退避，惟备死而已。” 陈京莹是中级军官，对外交和宫中政事并不了解，他转述的中日交涉，是他在军中听到的传言，细细琢磨和回味这些传言，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海战只有三成把握，是北洋海军内部战前对己方力量研判的一个基本共识，与前述李鸿章指出“窃虑后难为继”是一致的。他说军中员弁想到马江之战，均“战战兢兢”，揭示了海军内部的普遍心态。他自己，则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在布置朝鲜军务的日子里，后清流文士再次扮演主战派角色，侃侃高论，同10年前中法战争时他们的前辈如出一辙。其代表人物，侍读学士文廷式指责北洋海军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力主对日作战，并请给北洋海军以先发制人的便宜行事权。15日，皇帝指派清流领袖翁同龢、李鸿藻会同军机大臣、总署大臣详议处理朝鲜之策。16日，皇帝召见军机大臣，大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然而翁同龢等与军机大臣、总署大臣会商的结果，仍是一面备战，一面和商，皇帝的主战决心大有区别。进入7月以来，北京的天气晴晴雨雨，令人难以捉摸，中枢对于朝鲜局势的指导也是飘忽不定，缺乏明确统一的连续方针。
16日中午，李鸿章通知叶志超，将派轮船至牙山接运其部，并散布假消息，声言撤退，至洋面大青岛一带再转驶大同江登陆，同马玉昆、卫汝贵、左宝贵的援军在平壤会合。叶志超表示用商船渡兵十分危险，打算从陆路转移。李鸿章的幕僚建议，既然运兵去和运兵回同担风险，不如不撤叶军，另用轮船载运军队前去增援。李鸿章接受了这个建议。17日，他决定调北塘护军统领吴育仁部2000人，由江自康统带赴朝，雇3艘英国商船运送。又因轮船行至牙山口外，需换驳船行70里抵岸，而叶志超手中仅有30艘驳船，每船载30人，轮船齐至，万一日军袭击或阻挠，进退维谷，十分危险，遂决定21、23、24日分三次发船。马玉昆、卫汝贵的部队，亦由跨黄海运至平壤改为沿海岸运至大东沟。 20日，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驱逐清军，限于22日答复。夜间，又照会朝鲜，要求废除中朝间一切条约章程。战争已是一触即发。李鸿章要叶志超保持冷静，“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同时令丁汝昌派军舰至牙山巡护。21日下午6时，“爱仁”载江自康部离大沽前往牙山。22日上午9时，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离威海驶向牙山。这支分舰队的任务是守护运兵船完成登陆行动，留“威远”往来仁、牙，换“扬威”随队回航威海。
22日上午，李鸿章收到从长崎发来的情报，获知佐世保的11艘日舰20日出港，去向不明。这个情报并不准确，但李鸿章却是认真看待的。他立即命丁汝昌带海军大队前往牙山一带巡护，以保障运船安全。他说：“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丁汝昌通知“定”、“镇”、“致”、“靖”、“经”、“来”、“超”、“甲”、“丙”9舰及2艘鱼雷艇升火待发，并向李鸿章报告：“船少力单，彼先开炮，必致吃亏。昌惟有相机而行。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又说“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战。白日惟有力拼。倘夜间暗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 电报半夜到达天津。傍晚5时30分，“飞鲸”轮已载着700名士兵和47匹战马离开大沽。本来决定“飞鲸”改往新城运送盛军赴平壤，它在大沽的载运任务，由次日启程的“高升”号完成。但命令下达时，已有大批粮饷、军械、帐篷和200名士兵上了船。经过商量，这个航次还是开行。谁也没料到，这样竟使700多名士兵避免了一场葬身鱼腹的厄运。
但李鸿章仍未放弃最后的和平努力。22日下午，他在总督衙门接见了俄国驻华参赞巴布罗福。巴氏谈及俄国对日本在朝鲜的行为十分不安，俄驻朝鲜代办韦贝屡次与大鸟圭介调处均未有成效。日军在汉城筑炮台，作据城状。现已电请俄国，请求派兵驱逐。李鸿章问俄国海军现驻摩阔崴军舰几只？巴福禄说有大舰10艘，调往仁川甚便。李鸿章说，贵国如派军舰，我海军提督亦可派往会办。巴氏表示，一旦接到本国回电即知会中方。当晚，李鸿章又接到驻英公使龚照瑗的电报，谓英国政府已电令其驻日公使，警告日本要对战争爆发负责。这些消息对李鸿章紧张焦虑的战前情绪无疑是一帖安慰剂。此外，也正是在这天，他安排罗丰禄向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表示了派罗做密使，到东京与伊藤博文直接谈判朝鲜问题的意向，他在等待东京的回话。他判断日本在此形势下不至于立即挑起战争，而丁汝昌貌似请战的言辞后面却掩盖着胆怯。所以李鸿章立即去电将其训斥一顿： “牙山并不在汉江内口，汝地图未看明。大队到彼，倭未必即开仗。夜间若不酣睡，彼未必即能暗算。所谓‘人有七分怕鬼’也。叶号电，尚能自顾，暂用不着汝大队去。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稍壮胆气。‘扬威’可即调回。” 这样，北洋海军主力的出海计划取消了。这天，佐世保的联合舰队和大沽口的“高升”轮几乎同时出发，一场力量悬殊的海战即将发生。李鸿章停止舰队出航的命令看来是一个巧合，却反映出他对敌我形势完全失算。在7月上、中旬，中国军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兵力调动，以取得战场主动，可是时间白白浪费了。日本武士敲响了战争之门。 丰岛海战2 方伯谦率领“济远”等3舰23日抵达牙山。24日清晨4时，“爱仁”号运兵船来到。6时，驳船亦到。于是立即换乘，仅一个小时，1150人和116箱弹药全部移上驳船，8时，“爱仁”返航烟台。下午2时，“飞鲸”轮到达，“济远”、“广乙”派各船随带汽船帮助装运士兵、马匹和军需。
5时半，前往仁川交送电报的“威远”舰回到牙山，带来了日军昨天攻入朝鲜王宫，劫持国王的消息。在仁川的英舰舰长罗哲士透露，大队日舰将于明天开到。方伯谦立即命令官兵抓紧帮助陆军卸船，又令“广乙”、“威远”迅速升火开船回国，路上若遇“高升”等运兵船，可令其速返威海卫或天津。由于“广乙”随带的汽艇已进入白石浦江，“广乙”不能立即动身；“威远”是条木舰，行驶缓慢，不堪炮击，单独回国，若遇敌船袭击，只能徒失一船。遂于当晚11时，改令“威远”先赴大同江，等待“济远”、“广乙”到齐后一同回国。
25日拂晓4时，“济远”、“广乙”起锚，鱼贯驶出牙山口。这时夜色清朗，繁星满天，微风拂熙，海不扬波。东方的天际尚未透曙，西面的夜幕更是一片不可名状的深邃。两舰向西疾驶，至5时半，南方的地平线上显现出几缕淡淡的黑烟。7时，看清是日本军舰“吉野”、“秋津洲”、“浪速”。7时15分，方伯谦下令，全体官兵进入岗位，准备迎敌。 日本联合舰队驶离佐世保后，一直搜寻中国军舰未得。这天早晨4时30分，第一游击队来到忠清道西岸浅水湾安眠岛附近，又向丰岛一带搜寻。6时30分，遥见远方有2艘蒸汽船冒着黑烟疾驶。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立即下令各舰戒备，以15节航速向前逼近。当相距5000米时，辨认出是中国军舰“济远”和“广乙”号，按照出发前的训令，在牙山湾附近遇到中国舰队弱小时，不必发动攻击，只有在遇到强大的中国舰队时才发动攻击。显然，日本海军领导人把战机定在决定胜负的会战上。此时，舰队参谋釜谷忠道大尉却认为：“究竟是强是弱，都必须通过战争来判断。总之，无论如何也要攻击”。这样就奠定了在丰岛对中国舰队开仗的军事行动。
日舰此时正处在丰岛附近狭窄水道，不利于作战机动，便向右偏转16度，向东驶去，然后再向左转舵16度，追击中国军舰。7时20分，日舰下达战斗命令。43分30秒，“吉野”放一空炮。45分，“吉野”首先向中国军舰开火。52分，“济远”发炮还击。55分“秋津洲”开炮。56分，“浪速”开炮。日本不宣而战，挑起了丰岛海战――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从此成为日本海军的传统。
刹那间，宁静的海面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轰鸣。3艘日舰与2艘中国军舰展开了对射。虽然按双方实力相比，中国分舰队比日本少一舰，总排水量少7800余吨，火炮少50余门，航速也较日舰慢，但中国军舰依然沉着回击。“浪速”未及开炮前，“济远”的炮弹已在其舰首20余米处爆炸，弹片将其信号索截断，“济远”桅炮炮弹从空中扫向“吉野”。日舰也猛烈轰击“济远”，不久，一颗炮弹落在指挥台附近，大副沈寿昌被弹片击中头部，当场牺牲。沈寿昌是19世纪70年代容闳带往美国留学的120名幼童之一，也是北洋海军高级军官中唯一的上海人。又有一颗炮弹在前炮台爆炸，枪炮二副柯建章被弹片打穿胸部。天津水师学堂毕业、上舰实习的练习生黄承勋奋然登上炮台，召集炮手装弹射击。这时又一块弹片将黄承勋的手臂炸断，两个水兵抬他去包扎。他摇摇头说：“他们各有自己的职责，不要管我了。”说毕气绝，时年21岁。坚持在前炮台发炮而牺牲的还有水勇正头目王锡山、管旗头目刘鵾以及其他一些水兵。前炮台边积尸累累，竟至火炮无法转动。
战斗刚打响时，“广乙”趁日舰围攻“济远”，向“吉野”和“秋津洲”之间疾驶，企图切入。“吉野”害怕“广乙”发射鱼雷，向左紧急规避。7时58分，“广乙”又逼近“秋津洲”至600米处，正要发射鱼雷，忽被炮弹击中桅杆，桅炮炮手当即从空中坠落。此时战场上空浓烟笼罩，敌我军舰除了在偶尔的间隙里露一下面外，几乎难以分辨。蓦然，“浪速”发现“广乙”已逼近其舰艇三四百米处，立即向左转舵，并用前主炮、左舷炮及机关炮向“广乙”疾射。炮弹击中“广乙”舰桥。几乎同时，“广乙”的一发炮弹穿透“浪速”左舷，由内部钻过后部钢甲板，炸断备用锚并炸坏锚机。“广乙”趁势向朝鲜西海岸方向撤退。 海战中引起争议最大的，莫过于“济远”管带方伯谦的表现。方伯谦，字展堂，福建侯官人。16年前，他在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留学时，是个聪明伶俐的学生。回国后，担任过“威远”练习舰管带。中法战争时，他奉命带舰戍守旅顺，亲自督修了威远烟台，因用费低廉而颇得好评。朝鲜事起，他于6月6日至7月初，曾先期前来观察事态。他向李鸿章建议集中使用兵力，以威、旅基地为依托，不宜分防仁、牙。又谓海军当添新式快船和快炮，才足以威慑日本。在丰岛海战中，有说他躲进舱中装甲最厚处，也有说他与沈寿昌并立望台指挥，沈寿昌中弹时，脑血溅洒在他的身上。 8时20分左右，“济远”后主炮的一颗炮弹穿入“吉野”右舷，打坏发电机，又穿过机舱防御装甲，落入轮机舱，可惜竟未爆炸。“济远”趁机向西撤退。日舰穷追不舍。这时，忽见西面有三道黑烟，不知何国舰船正向战区驶近。坪井航三下令各舰自由运动。于是“秋津洲”转换航向，前去追击东撤的“广乙”，“吉野”、“浪速”仍然尾随“济远”。不久，日舰看清驶来的是中国军舰“操江”号和英国商船“高升”号。“浪速”接着超越“吉野”继续对“济远”发炮。8时53分，“济远”升起一面白旗，但并不停轮。“浪速”紧追，两舰相距3000米时，“济远”桅杆上升起一面日本海军旗和一面白旗。“浪速”发出信号：“立即停轮，否则炮击！ ”“济远”的火炮便停止发射。海面上忽然安静下来，只有军舰的蒸汽机在“呼呼”地呻吟喘息。“浪速”向旗舰“吉野”报告：敌舰已经降服，已发停轮信号，准备与它接近。 “浪速”发现从右舷驶过的“高升”号上有中国官兵，便用旗语打出“立即停轮”的信号。“济远”利用机会加足马力西撤。“吉野”紧紧追击。到12时38分，两舰相距2500米，“吉野”右舷炮开始射击，连发6炮，皆在附近海中爆炸，溅起巨大的水柱。这时，“济远”水手王国成、李仕茂用后主炮仔细瞄准，急发4炮。首发命中“吉野”桅楼，第二发也命中，第三发打偏，第四发击中要害。“吉野”舰艏开始低俯，不敢再追，于12时43分转舵撤退。“济远”舰得以在26日清晨返抵威海。
趁着日舰围攻“济远”，负伤的“广乙”向朝鲜西海岸踽踽而退，至十八岛附近搁浅。全舰11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30余人。管带林国祥纵火焚舰，率残部70余人登岸。其中20多人逃至朝鲜大安县，后由地方官雇两小船送其回国，9人雇船于8月4日到达成山。林国祥带54人，前往牙山寻找叶志超部队。叶军已走，便辗转赴仁川，经英国领事帮助，乘英舰“亚细亚”号回国。途中为日舰拦截，被迫签署永不与闻兵事的声明，才被释放回国。
德国退役军官汉纳根设计并督建的旅顺、威海海岸防御炮台竣工后，于90年代初返回德国。新近他从欧洲再来天津，听说中日在朝鲜展开军事对峙，风声鹤唳，大有一触即发的气氛，便自告奋勇地要去朝鲜观察形势。李鸿章同意他搭“高升”轮前去牙山。他在“高升”号离大沽启锚前的最后一刻登上了轮船。 “高升”是英商怡和轮船公司所属的一艘1355吨货轮，它于7月20日从上海开抵大沽后，被清政府租用。23日，淮军仁字军帮办高继善及营官骆佩德、吴炳文率两营官兵共1100多人，乘该船前往牙山。
25日晨，“高升”驶近牙山湾，远远已能看到朝鲜的陆地了。大约8时，汉纳根和船长高惠悌注意到一艘日本军舰正迎面驶来。隔了10分钟，又发现有3艘日舰尾随其后，他们感到有些紧张。9时左右，第一艘军舰从“高升”左舷驶过。它的桅杆上挂着一面白旗和一面日本海军旗。其实这是“济远”，但“高升”上的人并不明白。“济远”把它的旗降落又升起，这个举动使得汉纳根以为日舰正按和平时代的礼节，向“高升”表示问候。据“济远”舰军官说，他们在发现“高升”和在它后面护航（其实不是）的“操江”后，立即挂出“我已开仗，尔须速回”的旗号。但汉纳根和高惠悌事后都没有提到这种信号。汉纳根只注意到右后方的“操江”正在减速并调头回驶。日舰向“操江”驶去，有一艘已经介入“高升”和“操江”之间了。 前出的日舰是“浪速”号。大约在9时15分，“浪速”向“高升”发出“立即停轮”的信号。“高升”停了下来。这时两船相隔四分之一英里。日舰对装有中国援兵的英国商船颇感棘手，“浪速”向“吉野”、“秋津洲”靠拢，似乎想商量对策。“高升”挂出信号，询问能否继续前进。“浪速”回答：“抛锚，否则承担一切后果！”并乘机追赶“济远”。这时，坪井航三从“吉野”上发出命令，呼唤“浪速”和追赶“广乙”的“秋津洲”归队。“吉野”通知要把捕获的舰船带回群山冲锚地，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汇报。 “浪速”舰长东乡平八朗派海军大尉人见善五郎乘汽艇前往“高升”，船上的中国军官看到事态紧急，再次表示他们宁死不当俘虏。汉纳根把这个意思转告给高惠悌，并且约好，必须坚持让“高升”返回始发港大沽。因为轮船出发时，中日两国并未宣战。 日本人登上“高升”轮。他们检查了有关文件。高惠悌船长提醒人见，这是一艘英国商船。人见充耳不闻，只是问道：“高升”是否跟着“浪速”走？高惠悌说：“如果你命令，我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但是我抗议。”人见返回“浪速”后，东乡平八郎向“高升”发出立即起锚的命令。
“高升”上的官兵听到这一消息，立即激动起来。拒绝“高升”跟着“浪速”走。高善继说：“我辈自请杀敌而来，岂可贪生畏死？吾家身受国恩，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骆佩德、吴炳文也说：“公愿赴死，我辈岂可独生？ ”汉纳根劝高惠悌再与日舰联系谈判一次。于是“高升”再发信号，说有紧急事件，请日方再派小艇前去。
这次是汉纳根与人见善五郎谈判。他说：“船主已失去自由，不能服从你们的命令。船上的士兵不许他这么做。军官和士兵都坚持让他们回到原出发港口去。船长和我都认为，即使已经宣战，这也是一个公平合理的要求。因为我们出发时还处在和平的时期。” 东乡得悉这一要求后，用信号通知“高升”号上的欧洲人立即乘小艇离船。但中国士兵控制住所有救生艇，高惠悌又发信号：“我们无法离船”。于是，“浪速”便向“高升”驶来。在相距150米处，它的船头悬起一面红旗，右舷鱼雷管发射出一枚鱼雷。接着，右舷五炮同时轰鸣，进行了5次齐射。“高升”的锅炉被击中爆炸，蒸汽和煤屑弥漫在空间，天昏地暗，白昼变为黑夜。“高升”激烈地震动着，迅速开始下沉。此时大约是在下午1时。 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会水的人纷纷跳向大海。不会游泳的人，便在船的高处用步枪射击日舰，作垂死的抵抗。一艘日本小艇驶来。它只搭救落水的欧洲人，并向水中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士兵开枪射击。高惠悌和大副田泼林被救上“浪速”号，汉纳根靠游泳幸免于难。 这天上午10时，离开牙山返航的“飞鲸”号在丰岛海面上目睹了“高升”沉没的惨剧。当时船头先沉，船尾向上，忽然翻转45度，然后全船下沉。至1时半，没入水中，只有桅杆露出水面。事后法舰“利安门”号从桅杆上救出43人，又从水中捞起2人；汉纳根等112人游至海岛，被德舰“伊力达斯”号运回；英舰“播布斯”号运回87人。其余官兵全部殉难了。
在“浪速”盘查和击沉“高升”的同时，“秋津洲”竭力追逐“操江”。“操江”是24日前往牙山的。舰上载有20万两饷银和一批军械。当它在丰岛海面看到日本袭击中国舰船时，立即转舵西驶。但由于航速仅9节，故至1时50分，被“秋津洲”追上，“操江”降国旗投降。“秋津洲”派人登上“操江”，驾驶该船于7月28日返回佐世保。被俘的中国官兵被押着游街，受尽屈辱和折磨。 “高升”事件引起英国舆论大哗，认为日舰无故击沉中立国船只，是粗暴违反国际法的。英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李鸿章指望由此引起英国政府的干预。陆奥宗光则十分紧张，担心此事难以调解。日本法制局长末松谦澄解释说：“浪速”是在中日两国已经交火之后，向“高升”行使“交战者”权利的。“高升”虽属英籍船只，可在事变中，船被夺去行使职权的自由，即“高升”号为清军军官所劫夺。“高升”号船主与清政府订有契约，一旦开战，该船即交清政府。这种解释，完全是强辞夺理的狡辩。因为丰岛海战是日本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挑起，中日两国要到8月1日才正式相互宣战。中国租用“高升”号，得到英国公使欧格讷的同意。当丰岛海战爆发后，船长要求退回出发港口是完全合理的。英国政府起初有意干涉，但随着中日战局的确定和日本在外交上的努力，使得英国政府不欲多事。英国外交部后来居然认可了日本的说法，认定“高升”号在遭到拦截前中日双方已经开始交战，不必正式宣战即可开始战争。“高升”号当时受雇向朝鲜运送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日本有权拒绝该船继续始往目的地。为保持中立，高惠悌船长准备服从“浪速”舰长的命令，但中国军官奋力夺取了控制权，意欲交战，准备积极反抗日军，使“高升”号事实上成为交战一方。“浪速”舰长也就有权将其作为交战船对待。英国外交部说，法官找不到任何一条国际法原则来替船主向日本索赔，倒是中国政府应负赔偿责任。英国国际法学家胡兰德也在《泰晤士报》上撰文，说击沉“高升”在国际法上是合法的。这样就逐渐平息了英国国内的愤怒情绪。李鸿章对此无可奈何，指望英国干涉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最后只能由招商局出钱，向怡和轮船公司赔偿了“高升”轮的损失。这是中国战时外交的又一次惨痛失败，在强权时代，国际法往往只是胜利者手中的武器。 黄海海战1
7月24日是丰岛海战爆发的前一日，北京犹如处在台风眼中，一片平静。这天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准备参加四天后的皇帝生日大典。翁同龢晨起无事，兴致勃勃地出东便门，乘舟沿通惠河到二闸看水。日记中记录说：“徜徉野店看闸，水声如雷鼓。” 这天，张謇给翁同龢写密信，对北洋海军的人事变更出谋划策。信中说：DOUBLE＿QUO TATION丁须即拔，以武毅军江提督代之，似亦可免淮人复据海军（丁常与将士共博，士卒习玩之，亦不能进退一士卒）。惟江非水师，恐与驾驶事不行，转为士卒所轻，则左翼之林泰曾、右翼之刘步蟾似可择一。若论者有词，可以策励，似林逾于刘。“此处丁指丁汝昌，”武毅军江提督“似指江仁康，惟江自康属仁字营系统的记名提督衔总兵，而非武毅军，究竟何人，尚待考证。张謇在中日正式交战之前，就如此深入地与翁同龢讨论淮系的人事进退，值得关注。尤其张謇在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时曾随吴长庆入朝，在北洋海军中也有不少熟人，他所谈到丁汝昌等人的情况，应当说是有依据的。不过，张謇在密信中提到日本海军的情况，却不准确，尤其他说日本虽有五艘铁甲舰但都已过时，”余二十九舰皆名巡海快船，无铁甲也，亦远不及我快练船“，更是误导了翁同龢，对翁同龢的主战决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人不知道，7月26日，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在给外交大臣金伯利的报告中里是这样评价中国海军的：”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装备方面远不及日本。自琅总兵离去后，中国舰队一直无有能力的首领，委托丁提督管理，这位军官与其说是位水兵，不如说是名陆军。未受过任何海军技术训练，他的习性和能力，远不足担任一名总指挥。“欧格讷还提到”镇远“管带林泰曾三天前提出请求开缺，被丁汝昌拒绝，而实际上是李鸿章拒绝了林泰曾的离职要求。李鸿章表示，谁再提这类申请，就将其处斩。欧格讷说：”我深怕诸如日本目前似乎企图突然发动强有力的侵略所造成的可怕后果；害怕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将遭到一次导致现行极不完整的体制彻底解体的打击“。无可否认，英国外交官的观察是细致和准确的。
7月28日，朝鲜局势已完全恶化了，朝廷却仍未想好应对方略。 这天是皇帝万寿圣节，紫禁城里依然庆贺如仪。清晨略有些薄雾，迷迷茫茫的，在夏日实为罕见。5时刚过，大小臣工已从东华门进入皇宫，在太和殿前循班排列。朝鲜使臣穿着圆领大袖的礼服，手执牙笏，站在西边末尾。7时，刚满23岁的皇帝升殿。苍白的脸上，毫无喜悦之色。群臣按例庆贺舞蹈。8时，赴宁寿宫畅音阁听戏。畅音阁是座三层崇楼的戏台，阁的两侧，悬着一幅楹联： 动静叶清音，知水仁山随所会 春秋富佳日，凤歌鸾舞适其和 写的是海内晏和的升平景象，此时看来，尤为触目惊心。庆亲王、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藻等人奉旨筹措对策，他们在太和殿吃完御赐筵宴，又到会典馆去吃了真正果腹的午餐后，便云集军机处值庐商议。然而，一则前敌形势莫辨，消息极少；二则书生虽有心杀贼，却无策典兵。因此议而无决，依旧前去听戏，这时，天空中淅淅沥沥地飘洒起细雨来。畅音阁的专场文艺演出至晚上7时后才散，而在宫外焦虑等待的张謇，再一次写信给翁同龢，建议将丁汝昌革职，仍留前线，戴罪效力。根据报告，丁汝昌27日率北洋海军9舰，开往汉江洋面巡游，寻找日本舰队。牙山的叶志超部则音讯杳然。皇帝和军机处不知道，李鸿章给丁汝昌的指令是”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因此丁汝昌只是虚晃一枪，未见日舰便折回威海。29日，皇帝询问丰岛海战和朝鲜陆战场的情况，关于朝鲜，李鸿章一点准信也没有。他回奏说叶志超军在牙山一带打死一千多日军，平壤被日兵占领。其实平壤并未失陷，叶军也从未取得如此战绩，倒是在这天从成欢败退，中国最高当局，就是在一片混沌中指挥作战。
从丰岛海战战场回航后，方伯谦向李鸿章发出电报，称”午时，我船整理炮台损处，日船紧迫，我连开后炮，中伤其望台、船头、船腰，彼即转舵逃去“。又说”装运军械之‘操江’差船适抵牙口，被日船击拿；英轮‘高升’装兵续至，在近牙小岛西南，亦被日船击中三炮，遂停查而沉。“ 丁汝昌也是两眼漆黑。他向李鸿章发出的丰岛海战正式报告称：”兹已分诘管带、员弁、水手，均称二十三四点，‘济’、‘乙’由牙开，七点余遇敌，彼先开炮，三船聚攻‘济远’，密如雨点，望台、炮架、三舵机均受伤，阵亡弁勇，初甚失势。‘济’、‘乙’炮力不及，敌远还炮不却，迨敌以一船横截‘广乙’，‘济’只剩十五生（英语厘米centimetre的音译）一炮，猛击命中，敌二船始折回，而‘吉野’督船尾后，连追不止，‘济’停炮诈敌，彼驶近拟擒我船，‘济’即猝发后炮，一弹飞其将台，二弹毁其船头，三弹击其船中，黑烟冒起，‘吉野’乃移逃，四弹炮力已不及矣。查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带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昌已传令为首李、王赏一千两，余众共一千两，告谕全军，以为鼓励。风闻提督阵亡，‘吉野’伤重，途次已没，如果属实，查确后尚当照前定赏额划清补给，以昭信赏。“又说”广乙“毫无消息，”迄今莫视，必被击沉“。
这两个报告均存在很大的漏洞和虚假消息，比如完全不提”高升“”操江“驶入战场与”济远“当时所处位置等细节，不提曾升白旗和日本海军旗，反而谎称”济远“以一门尾炮击退两艘日舰，还称日提督阵亡、”吉野“沉没。李鸿章得报后，通过驻日公使汪凤藻进行了核实，得知没有提督死、”吉野“沉的消息，在电报中斥责丁汝昌”如无确实证据，岂能滥赏？“又命北洋海军进入戒备状态。各船保持常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近年来，有人使用”广甲“管轮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来为方伯谦翻案。卢文写：”‘济远’自雅山逃归，船中血肉狼藉，三军望之骇然。方管带禀报丁汝昌，陈明其如何遇敌，如何攻击，如何被围，如何悬挂白旗以诱故，至敌临近下锚，而后出其不意击中敌舰要害，庶反败为胜，始得脱离虎口逃归各情节。丁概置若罔闻，仅问‘广乙’、‘威远’何往？方答以‘威远’不堪御敌，故令其先行远避。‘广乙’遇敌与战数时之后，不知所之。丁曰：令尔保护载兵之船，竟被击沉，全军尽覆，五艘同出，一艘独归，保护之谓何不力可知矣。且悬挂白旗辱国甚，孰尔有何面目归来见我，独哓哓不休道功绩耶？方无言而退，丁乃电奉李相，请治方悬挂白旗辱国之罪，李相疑之，派员前来查办审明各情节，具实奉覆，李相传谕探明‘广乙’确实情形再行审究。“ 卢毓英这里的记录存在问题：第一，从前引档案可知，方伯谦回威海后，有权直接向李鸿章上禀，丁汝昌不能阻止他报告战况的权利；第二，方伯谦是否向丁汇报了升白旗的情节暂且不说，丁汝昌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不仅只字未提请治方伯谦悬挂白旗辱国之罪，还误传所谓”提督阵亡、‘吉野’沉没“的谎言，第三，更没有”李相疑之，派员前来查办审明各情节“之事。由此再看卢氏解释挂白旗是为”诱敌“的说法便觉勉强。反观《中倭战守始末记》记载”倭奴击我‘高升’轮时，方望风而循，……海军提督丁禹廷军门调询‘济远’管旗头目，始悉溃逃各节，独以寡众不敌恕之“，以之比较对”济远“的实际处理，似乎后者的说法更近于事实。
黄海海战2
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向对方宣战。李鸿章传达总理衙门的意见，要海军往仁川截击日本运兵船。他再次强调”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2日，丁汝昌率6舰第二次巡弋朝鲜大同江的洋面。 这天，朝廷电诘李鸿章，前报丁汝昌往返汉江口，未遇倭船，折回威海，不知做何进止？李鸿章次日汇报：丁汝昌云，我无侦察船为前驱，若在大洋明战可冀取胜，若入汉江寻敌 ，则恐触敌水雷。我军精锐只”定“、”镇“等七舰，”不可稍有疏失，轻于一掷，大局所关。“又说丁汝昌已赴朝鲜洋面，发现日本运兵船即行截击。 皇帝对此并不满意，指出威海僻处山东，并非敌锋所指，究竟有何布置，抑或藉此藏身？着查看丁汝昌有无畏葸纵寇情事。5日又谕：”丁汝昌前称追倭船不遇，今又称带船巡洋。倘日久无功，安知不仍以未遇敌船为诿卸地步？近日奏劾该提督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者，几乎异口同声。若众论属实，该大臣不行参办，则贻误军机，该大臣身当其咎矣！“龙颜震怒，锋芒显然已指向李鸿章。 李鸿章赶紧申辩说：”西人佥谓，我军只八舰为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致近畿门户洞开……海军全仿西法，事理精奥，绝非未学者所可胜任。且临敌易将，古人所忌。似宜随时训励，责令丁汝昌振刷精神、竭力防剿。“他给丁汝昌布置了战略意图，要他每月带队往返威海与大同江口两次，相机击逐日舰及运兵船，并就近前往鸭绿江口巡查，使日舰不敢肆行窜扰，以稳定局面。
6日，李鸿章再电丁汝昌，转告丁他已接获上谕，要查看丁”有无畏葸纵寇情事，不得有片词粉饰“。李鸿章告戒丁汝昌，”汝当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如林泰曾前在仁川畏日循走，方伯谦牙山之役敌炮开时躲入舱内，仅大副在天桥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此间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汝一味颟顸袒庇，不加觉察，不肯纠参，祸将不测，吾为汝危之。“ 显然，李鸿章对丰岛海战的实情已有所耳闻，对丁的呵斥十分严厉。
9日，丁汝昌率10舰第三次出洋。10日至大同江口，寄泊樵岛。11日继续梭巡。12日西驶海洋岛。13日清晨回到威海，依旧一艘日舰也未见。而在这一期间，伊东祐亨率领联合舰队21舰，于10日直薄威海卫口外挑衅，与刘公岛炮台展开火炮对射。11、12日清晨，又派数舰至旅顺口、威海卫洋面巡游，弄得北洋全线紧张、草木皆兵，飞檄丁汝昌回航守御。 13日，皇帝责问丁汝昌巡洋数日，何以未遇一船。若再迟回观望，致令敌船肆扰畿疆，定当重治其罪。于是，丁汝昌只得在14日第四次匆匆率舰出巡渤海，经鹿岛、秦皇岛、回至大沽，掩护”图南“等运输船装运军火煤炭前往旅顺。 近一个月中，丁汝昌率舰队来去匆匆，奔波往返于威海、大同江、旅顺一线，不敢行驶出北纬37°线以南地区，更不敢前往日本舰队锚地隔音群岛，名为搜索日舰，实际竟像有意捉迷藏，以回避主力决战。这种行为，使得激进的士大夫大为不满。李鸿藻在给翁同龢的信中说：”海军船只一无所用，真可杀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情绪。礼部右侍郎志锐、御史安维峻、钟德祥、翰林院编修张百熙、侍读文廷式等纷纷弹劾，清议汹涌，力主撤换丁汝昌。这批人以翁同龢为领袖，松散地云集在皇帝周围，常被后人称作”抵抗派“。 无论皇帝，无论”抵抗派“中的激烈分子，对于如何正确使用海军，其实都无把握。23日，军机处直接电令丁汝昌，称威海、大连湾、旅顺口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日船阑入。倘有疏虞，定治丁汝昌重罪。这道训令表明，朝廷对于海军的使用，与李鸿章并无二致。 同日，李鸿章派汉纳根前往襄助海军防剿事宜。汉纳根与丁汝昌相商，称因无快船可以飞驶查看敌舰动向，且敌舰不免还要前来窥伺，所以”水师现在不能甚做大事“。
25日，庆王奕劻，军机大臣、总署大臣及翁同龢、李鸿藻在军机处讨论军情。在议论到御史高燮曾、易俊分别参奏丁汝昌贻误军情，请另派大员统领海军的两个折片时，翁同龢、李鸿藻坚决主张要将丁汝昌治罪，否则难孚公论。军机大臣额勒和布提出先请北洋保举替代之人然后再降旨，孙毓汶主张以电旨传达而不要明发，翁同龢均不同意，两方展开激烈争论。最后写成一个意见，报皇帝定夺。次日明发上谕，将丁汝昌即行革职，责令其带罪自效。又命李鸿章在诸将领中遴选堪以胜任海军提督者，酌保数员，候旨简放。27日，军机处再一次电寄谕旨：”兹特严谕李鸿章，迅即于海军将领中遴选可胜统领之员，于日内复奏。丁汝昌庸懦至此，万不可用，该督不得再以临敌易将及接替无人等词曲为回护，致误大局。懔之！“显然，光绪帝对于丁汝昌的避战已经极为痛恨了。
丁汝昌的避战，既有其自己的胆怯，也有李鸿章的掣肘。李鸿章的避战，既有保存实力的私心，也有对海军战略的错误认识。关于后者，人们历来极少论及。 中国近代海军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侵略蹂躏造成的民族危机中产生的。通过进口和自制军舰，至1889年，其规模冠亚洲之首，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法、俄、德、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国、日本之前。由于朝廷对于建设海军的重要意义和国家防务重点由内陆向沿海转移缺乏心理准备和足够的认识，因此对于海军战略以及海军发展中的一些基本构想，考虑极不充分。其中对于在战略防御总态势下，中国海军究竟采取内线与外线相结合的作战方法，通过控制沿海海域以取得制海权，还是放弃海上角逐，倚据海岸炮台和陆军进行陆基作战这个涉及海军建设的基本战略方针，长期没有取得正确的认识。
军事学上的防御理论，包括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两类。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单纯防御。由于海洋的特殊性，除了毗邻海岸的近海地区外，在本国和敌国领海之间，往往隔着辽阔的公海。海军外线作战具有广阔的舞台，积极防御的纵深地带，有很大的弹性。在战争状态下，能否利用这种弹性，将海军的作战前沿尽量前伸，创造机会进行主力会战，从而消灭敌方主力，夺取一定时间内对一定海区的控制权，确保己方海上行动自由和安全，同时剥夺敌方的海上行动自由和沿海安全，是衡量各国海军战略和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尺。这里的关键，是争夺制海权。
明朝抗倭战争中，文臣武将对此已有深刻的认识。胡宗宪认为：”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杨溥说：”鏖战于海岸，不如邀击于海外。“归有光云：”所谓必于海中截杀者，贼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敌我，又多饥乏。惟是上岸则不可解矣。不御之外海而御之内河，不御之海而御之于海口，不御之海口而御之于陆，不御之陆则婴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俞大猷也指出，要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其有登陆的机会。并从战术原则上提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在这种积极防御的战略理论中，已经孕育了制海权的光辉思想。对倭作战，中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和发达的造船技术，也是主张海权论者的重要依托。
到了鸦片战争时，由于英国舰队在武器舰只的性能上优于中国，广东水师无法在正面海域同侵略者进行大规模的主力决战，致使中国海战理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魏源在《海国图志》第一页上提出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观点。这一针对清军水师装备落后，从破敌战术出发提出的专守防御理论，对于当时人们确定海军战略，起了消极作用。在魏源的同时代人中，林则徐的海防思想发生过从重陆防到重海军的变迁，但人们却把它忽视了。
1873年，傅兰雅、华蘅芳联合译出了曾经参加过美国南北战争的普鲁士军官希理哈的著作《防海新论》。书中介绍了海军防御的两种样式。一种是抵岸封锁的积极防御，”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之各海口，而不容其船出入“，从而使本国的防御线一直前出至敌国的领海线，这被称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一种是保卫本国海港冲要的消极防御，即在本国沿海要塞屯扎重兵，实行专守防御。这个说法，本来并不全面，因为它疏忽了抵岸封锁和海口防御之间，还有广泛的海域可供角逐。可是李鸿章居然奉为圭臬。本来他就认为：”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此时读了《防海新论》，更评论说：”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固办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自奉天至广东，沿海延袤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说到底，便是主张放弃海上决战，放弃争夺制海权。这恐怕正是20年后北洋海军穿梭于威、旅基地之间，回避与日军主力相遇的奥秘所在。此后，尽管李鸿章给友人的信中也说过”海上如练成大枝水军，益以铁舰快船数艘，南略西贡、印度，东临日本、朝鲜，声威及远，自然觊觎潜消，鄙人窃有志焉“之类豪言壮语，但基本属于幕僚执笔的应酬文字，算不得他自己真正的海防战略思想。
1885年，天津机器局刊印了奥国海军官军学校教习阿达尔美阿所著的《海战新义》。书中归纳了五种最主要的海战样式：一是舰队出海寻求对敌国舰队的进攻；二是舰队在本国海岸防御击敌；三是派遣舰队攻击敌国海口或本土，牵制敌国舰队的行动；四是当敌国舰队将集中于我海岸时，我舰队出他处机动，以吸引和分散敌方兵力；五是将我海军分编成数队，分别行动，在机动中创造战机，适时集中各队击敌一部。书中提到：”凡海权最强者，能逼令弱国之兵船出战，而弱国须守侯机会，以伺侯强国一分股之船。“这是在中国海军学术词汇中首次使用”海权“这一名词。但我们迄今尚未见到中国海军人士当时就寻求海上主力决战，创造机会聚歼敌国舰队的任何讨论文章。即便将海军的作用局限在海岸要塞防御上，对于海陆联合作战的指导理论和合成训练，也没有认真研究和演练，从而建立自己的海军战略战役理论体系，以指导战争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