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一训令，刘超佩部退回威海，坐待敌军到来。似乎在威海东南采取抗登陆行动，只是山东巡抚李秉衡的事。日军在荣成湾的登陆和休整持续了5天，中国军队居然没有任何动作，门户派系的隔阂给日军提供了极大便利。 威海卫保卫战中海军使用问题，丁汝昌经与马格禄商量，决定采取依辅炮台，港口抵御的方针，因此在日军登陆时，不闻不问，置身事外。伊东祐亨后来承认，“如丁亲率舰队前来，遣数只鱼雷艇对我进行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李鸿章并不主张海军躲在基地内死守。他惦记着铁甲舰，所以向朝廷请示：“如事到万难，计惟保全‘定’、‘镇’。乞俯察。”当天得旨；“海军战舰，必须设法保全。”
22日，张文宣给李鸿章去电，称丁汝昌要出口浪战，岛船皆不保。李鸿章立即回电申斥：“口外如有敌船窥窜，丁军门自应开出口门，与炮台夹击，汝未经战阵，胆怯恐无长进”。同日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戴宗骞派兵前往南岸拦截日军，北路托他相机照顾。“昌自顾不暇，何能兼顾北岸？”李鸿章看出丁汝昌的胆怯，回电训斥：“口外有无敌船？若敌船少，应出击。多则开往口门，与炮台夹击，即是兼顾北岸，何谓自顾不暇耶？”这天收到上谕：“闻敌人载兵，皆系商船，而以兵船护之。若将定远等船齐出冲击，必可毁其多船，断其退路，此亦救急之策。”但李鸿章没有下令北洋海军前去袭击在成山登陆的日军。23日，他又指示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希与中外将弁，相机酌办为要”。这个电报，给丁汝昌留下了最后的退路。 这天，钦差大臣刘坤一抵达天津，同湖南巡抚吴大澂去拜访李鸿章。他们讨论了威海局势，对继续留用丁汝昌督率海军达成谅解，由刘坤一出面挽留丁汝昌。
24日，丁汝昌又电李鸿章：“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丁汝昌此时正处在戴罪拏问，等待起解的境地，情绪低落。用他自己的话说，“目前军情有顷刻之变，言官逞论，列曲直如一，身际艰危，尤多莫测。迨事吃紧，不出要击，固罪；即出而防或有危，不足回顾，尤罪。”因此不敢采取在海岸炮火掩护下，寻机袭击日军登陆部队的作战方针。在进退皆难的绝境中，选择了株守军港、坐待援兵的下策。李鸿章对此已无可奈何，只能回电说，“汝既定见，只有相机妥办。廷旨与岘帅（刘坤一）均望保全铁舰，能设法保全尤妙。”
25日，日本山东作战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抵达荣成，日军兵分两路，开始向威海进犯。第六师团由黑木为桢中将指挥，称右纵队，沿荣成至威海大道，进犯威海南帮炮台。第二师团由佐久间左马太中将指挥，称左纵队，沿荣成至烟台大道北上，进攻杨家滩，切断南帮烟台清军后路，以与右纵队会师。 李秉衡得悉日军登陆，急调嵩武军左营营官孙万龄驰往荣成迎敌。21日，孙在羊亭以东遇到阎得胜率河防营从荣成败退，于是合军返回羊亭。22日，孙部抵达白马河西岸的桥头。戴宗骞亦派管带刘树德率3营与孙配合作战。25日，清军在白马河阻击日军，激战2小时，取得小胜。但由于阎德胜、刘树德部没有配合，使得孙万龄部不得不撤退。威海门户就此洞开。
威海南帮，为逶迤的丘陵地带。防御炮台群，包括环海的皂埠嘴、鹿角嘴、龙庙嘴三座海岸炮台和所城北、杨枫岭、摩天岭、莲子顶等陆路炮台。皂埠嘴炮台位于南帮炮台群的最东端，与海中的日岛炮台遥遥相望，清军在此装有大炮，有力地封锁住东口航道。在陆路炮台以南，沿皂埠村至海埠修筑了一道15里的长墙。墙外挖有深5尺、宽1丈的堑壕。壕外埋设地雷。李鸿章命刘超佩堵守长墙，以逸待劳。敌若越墙而入，则专守炮台，又密令丁汝昌察看刘超佩是否死守。“彼若不支，密令台上各炮拔去横闩，弃入海旁。” 由于龙庙嘴炮台距离其他炮台过远，被划出长墙之外，守兵仅40余人。12月2日，丁汝昌到南帮视察后，向李鸿章提出此台实难守住，倘万不得已，请求拆卸炮栓、钢圈底，以免为敌占领之后用来轰击海湾中的北洋军舰。1月24日，丁汝昌接到李鸿章电报后，约张文宣到南帮会晤刘超佩，决定将各炮台备用火炮零件先运至刘公岛。并安排敢死队员，待形势紧张时破坏大炮。对龙庙嘴炮台，则决定弃守。 丁汝昌的决定受到戴宗骞的反对。他称此行动为胆怯，引起李鸿章对丁汝昌的不悦。丁汝昌不服，揭发说南北帮炮台只有一班士兵，倘若受伤，无从添配。除皂埠嘴、北山嘴炮台设有营官外，其余炮台只设哨官、哨长，日岛上连军官也没有。各炮台均无后墙，也无小炮洋枪，没法防守。李鸿章得悉后，又对戴宗骞、刘超佩不满，去电训斥。刘超佩则申辩说：威海南口各炮台均在海边，后面依山，较炮台高。东西长墙十五里，靠山而筑，敌人拉快炮上山，各台受敌，万不能守。佩坚守长墙，联络炮台，果如守住，万无一失。又说丁汝昌称龙庙嘴不守为妙。李鸿章被弄糊涂了，他只得命令戴宗骞，“究竟龙庙嘴应守与否，应令戴道迅速亲往察酌形势，与丁面商定夺，勿得固执己见，聚讼误事。” 当威海守将进行口舌之争时，日军继续向威海逼近。29日，左纵队占领温泉汤，右纵队占领九家疃，形成对南帮后路的包围态势。30日清晨，右纵队分成左右翼，进攻摩天岭。摩天岭是威海南岸的制高点，对控制整个战场形势关系极大。这里的炮台是临时构筑的，数百守军抵御敌军的轮番进攻，北洋海军也派军舰驶至南岸发炮助战。经过几个回合，守台官兵牺牲殆尽。日军夺取摩天岭大炮，掩护右纵队进攻杨枫岭。11时，杨枫岭守军撤退，南帮海岸炮台失去了后路屏御。同时，日军左纵队攻占了位于南帮炮台之南，介于南北帮炮台之间的虎山。
在杨枫岭得手后，日军右纵队又向南帮海岸炮台发起攻击。龙庙嘴炮台果然最先陷落。日军用龙庙嘴岸炮轰击鹿角嘴炮台和长墙，鹿角嘴的守兵逃散。另一支日军同时还攻占了杨枫岭东北的百尺崖所和所城北炮台。
南帮仅剩下皂埠嘴一处炮台了。倘若这一炮台落入日军手中，将被用来轰击刘公岛、日岛和海湾中的北洋舰队。在日军总攻前，丁汝昌曾派人前往，准备在情况危急时毁台。但刘超佩拒绝他们进入炮台。此时丁汝昌再遣敢死队员乘鱼雷艇，冒着弹雨登上皂埠嘴，抢在日军登上炮台前点燃地雷引线。中午12时10分，当占领炮台的日军正往旗杆上悬挂日本旗时，地雷引爆了。
仅仅一个上午，整个南帮炮台的防御便全盘崩溃，清军以逸待劳、以长墙为掩蔽的战略完全破产。李鸿章对南帮败局十分震怒，他打电报给丁汝昌等，命将刘超佩及各台守卫营官就地正法。他再次训示说：“万一刘岛不保，能挟数舰冲出，或烟台、或吴淞，勿被倭全灭，稍赎重愆。否则事急时将船凿沉，亦不贻后患。务相机办理”。
如同今天许多人对困守刘公岛战略不满一样，当时天津核心圈子内的人物其实也看明白这一点。这天，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海军营务处道员罗丰禄在给其爱妾的两封私信中批评说：“倭人在山东荣成湾上岸，我军水陆皆不往阻，与貔子窝之局何异？今将至威海，而陆军将领或守营盘，或守炮台，无一愿出队而扼险要者，与旅顺之局又何异？……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威海军务既紧，丁汝昌、刘步蟾、戴宗骞皆来电禀相，誓以身殉，然殉节者虽多，于军务、于国家仍无补也。”然而，他们远在后方，事实上已无法控制前线的军情。 兵败如山倒。2月1日，日军经过激战，渡过双岛河，控制威海以西、以北一线，完成了对威海卫城和北帮炮台的战略迂回。威海卫城内守军丢盔卸甲，纷纷溃散。金钱顶电报局的电报生也逃避一空，威海与外界的电信联系断绝。2日，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威海卫，分兵进攻北帮炮台。
北帮海岸炮台中，北山嘴炮台位于最外侧，正对西口航道要冲。此外，依次建有祭祀台炮台、黄泥沟炮台、合庆滩陆路炮台、老母顶陆路炮台，战争中又临时建立东里夼、棉花山、佛顶山、柴烽顶、遥了墩、远望墩等6座临时炮台。戴宗骞的绥军，原先在北帮共有6营，但在南帮炮台保卫战中溃散了5营，剩下的1营，在2月1日也哗变溃散。整个北帮炮台仅剩19个人。丁汝昌为了防止北帮炮台被敌军用来攻击刘公岛，亲自前往北岸，强劝戴宗骞移驻刘公岛，并派敢死队炸毁炮台和弹药库。戴宗骞在到达刘公岛的次日，吞金自尽。 至此，威海沿岸全为日军占领，刘公岛成为危如累卵的孤岛。
威海卫保卫战4 丁汝昌定下“倚台守岛”战略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定下以死报国的决心。在威海尚未被围之前，他派员将海军的有关文件送往烟台。
1月30日，当日军进攻南帮炮台时，联合舰队也从海上对刘公岛发动攻击。31日下午，天气忽然转坏，北风骤起，大雪纷飞，气温急剧下降。次日上午，联合舰队撤离威海海口，前去荣成湾避风。天寒地冻，虽给日军进攻造成障碍，但对困守孤岛的北洋海军官，也带来 很大困难。丁汝昌派人去烟台，向朝廷发出最后的恳求援兵的告紧文书。
2月3日，天气转晴。上午9时45分，日本舰队驶至距威海海湾外，向守军发动进攻。刘公岛、日岛炮台开炮猛烈还击。这天攻防双方炮战之激烈，不亚于黄海之战时的程度。
威海东西两口，此时早用防材和水雷堵塞起来。西口由黄岛至北山嘴，设置防材2层，水雷7层；东口从东泓至日岛，设防材2层，水雷5层；日岛至鹿角嘴，设防材1层，水雷5层；防材用1.5尺径、长约12尺的木材相并横置，环以3条一寸三分粗的铁索而成。防材下端系以巨绳，并将铁锚抛于海底固定。东口防材的最南端，留有狭窄通道，但无航标，夜间航行极为困难。要攻入海口，必须切断铁索。3日夜间，伊东祐亨派二艘鱼雷艇企图偷入港中，没有成功，仅切断了一条铁索。
4日下午，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求见丁汝昌。由“镇北”炮艇领航，进入港内。斐氏同丁汝昌进行了会谈。会谈内容估计同劝降活动有关。
同日，伊东接到报告，得悉东口防材在鹿角嘴山脚附近有少量空隙，涨潮时小船能勉强通过，于是决定再作偷袭。5日凌晨2时，日军10艘鱼雷艇，乘着残月清辉，悄悄从阴山口出发。3时20分驶抵龙庙嘴，月亮已完全隐没。进港时，14号艇搁浅，18号艇未能通过防材，其余8艇皆潜入港内。
3时50分，北洋海军警戒舰发现偷袭的日军鱼雷艇，立即发出报警火箭。北洋海军诸舰纷纷向日艇开火。9号艇被北洋军舰发现后，仍冒险突进，蓦然发现前面有一艘两桅大舰，立即发射鱼雷。此舰正是“定远”。几乎在9号艇发射鱼雷的同时，“定远”的炮弹打中了它的锅炉，造成大汽管爆炸。然而“定远”的左舷舯部也被鱼雷击中，随着猛烈的爆炸，舰体开始倾斜。水兵们立即关闭水密门。丁汝昌下令军舰向东口行驶，赶在尚未沉没之前，在刘公岛南岸浅滩搁浅，以利用舰炮，增强东口的防御。9号艇被日军放弃，其乘员换乘19号艇退出龙庙嘴。 5日的偷袭，对北洋海军待援计划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定远”陷在泥淖之中，海水汩汩涌入，至当天下午，锅炉熄灭。丁汝昌被迫离开这艘旗舰，移驻“镇远”。刘步蟾大哭，欲自杀，为众人劝阻。“定远”官兵遂搬往海军公所居住。但是，清军对龙庙嘴一带的空隙，没有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
6日凌晨，日军重施故伎。伊东命令第三鱼雷艇队至西口发出灯光信号，以迷惑中国人。第一鱼雷艇队5艘鱼雷艇则从东口偷袭，其中4艇先后混入港内。北洋海军为了加强防范，不断地用探照灯四处照射，这反倒使日本人能看清港中军舰的位置，鱼雷攻击再次奏效。“来远”被击中后几分钟便底朝天，上层建筑朝下地倾覆了，乘员仅二三十人得救。“威远”、“宝筏”中雷后沉没，仅烟囱和桅杆露出水面，一片凄凉景象。 伊东祐亨决心在7日向刘公岛发起总攻。天刚启明，他率领8艘舰驶往刘公岛西口，西海舰队司令长官相浦纪道海军少将率领15舰驶往刘公岛东口。7时23分，日舰以单纵队阵形向刘公岛逼近。一场空前激烈的海陆攻防战开始了。
前一天，丁汝昌曾布置鱼雷艇出击日舰。未料“左队一”号管带王平，“福龙”管带蔡廷干、“济”远“鱼雷大副穆晋书等人却密谋趁机向烟台逃跑。此时，当双方炮战正酣际，北口木筏门忽然打开。13艘鱼雷艇及2艘汽艇向外冲出。伊东以为是北洋舰队准备最后决战，派出鱼雷艇来冲乱日舰队形。谁知这些鱼雷艇却向西面逃跑。于是第一游击队立即实施追击。鱼雷艇毫无斗志，大多数在一出港便被击毁或搁浅，”福龙“、”右队一“、”右队三“逃得较快，在金山寨口至养马岛一带被日舰追上俘虏。”左队一“、”左队三“航速最快，在驶过烟台芝罘山之后，仍被追逐而来的日舰击沉，仅有王平、穆晋书等人逃生。”福龙“管带蔡廷干被俘后，被关押在日本大阪。蔡廷干是清政府选派到美国留学的幼童，甲午战争结束后，他担心遣返回国会受到处罚，还委托其美国老师，此时正在日本访问的诺斯罗普博士出面，要求暂居日本。诺斯罗普为此事专门拜访了日本文部大臣兼临时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及陆军大臣大山岩，因为大山岩的夫人当年曾留学美国，也是诺氏的学生。 日本第二、三、四游击队此时在占领南帮炮台制高点的日军配合下，向日岛发起攻击，日岛是露出海面的岩礁，配置有2座200毫米口径地阱炮和6门其他火炮，由萨镇冰带着30名水兵防守。这天日岛受到猛烈的轰炸。据香港记者报导，地阱炮由于没有反射镜，所以要有人在炮台外面引导射击方向，这是十分危险的任务，但年轻的水兵毫无畏惧。受了伤的，裹伤再战，多次击中日舰。后来，敌炮击毁了一门地阱炮和厨房及军官营房，倒下来的炮又妨碍其他炮的使用。丁汝昌见日岛无法再守，下令守军撤回。 战斗空前激烈。海军和刘公岛护军死伤300多人，尸首粉碎，血肉横飞。但中国军队以顽强的毅力顶住了日军攻击。
8日夜，日军派汽艇偷入东口，用炸药爆破防材，用斧锯切断铁索。南口门户洞开。9日上午，趁着漫天大北风，日舰再次发动攻击。丁汝昌亲乘”靖远“，带领”平远“，驶至日岛附近，以炮火支援刘公岛守军。搁浅的”定远“也开炮助战。不幸”靖远“被皂埠嘴炮台日军炮弹炸穿左舷，逐渐下沉，丁汝昌、叶祖珪原打算与舰共沉，后被水兵拥上汽艇转移。 刘公岛的陷落迫在眉睫了。10日下午，丁汝昌、刘步蟾下令用水雷将搁浅的”定远“炸毁。又派”广丙“向搁浅的”靖远“发射鱼雷。这天午后，刘步蟾来到卢毓英的住处，适见”定远“枪炮大副沈寿堃无意中用笔写下”千古艰难惟一死“之句。刘步蟾推案一笑，朗声吟道：”伤心岂独息夫人？“念毕，飘然而出。这里，他们吟诵的是清代诗人邓汉仪的诗句，讲的是春秋时楚文王灭息国，虏息国国君的夫人而归，生二子，但息夫人始终不同文王讲话，以表自己的志节。当晚，刘步蟾服鸦片自杀。
威海卫保卫战5 坐镇天津的李鸿章焦虑万分，无可奈何。由于各部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派系矛盾，烟台以东清军归李秉衡节制，威海守御由李鸿章的淮军负责，彼此互不相干，而南方调来”勤王“之师又不听李秉衡调遣，这样就出现了威海孤军奋战，得不到援兵支援的奇怪景象。 自从威海电报局被日军占领后，李鸿章失去了对前方情况的系统了解。7日晚，他收到刘含芳电报，根据王平等人抵烟台带去的消息，刘公岛、日岛尚在，而大部分舰艇已丧失。9日，又听说突围的鱼雷艇全军覆没。眼看自己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其痛苦心情可想而知。10日，刘含芳转来丁汝昌的最后一份告急文书：”自雷艇逃后，水陆兵心散乱。如十六七日（2月10、11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李鸿章踌躇一日，无所措置，次日晚间，将电报转发总理衙门了事。 ”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11日夜，丁汝昌得到消息，山东巡抚李秉衡已由烟台移师莱州，陆援绝望。同时，他又收到刘含芳派人转送的李鸿章命其突围的电报。他召集各舰管带和洋员商议对策。
早在5天前，当日本鱼雷艇进港击沉”来远“那会儿起，岛上已出现崩溃的危险征象。数千名岛上居民聚集铁码头，哀求生路，一部分士兵也参与其间。经好言劝慰，方才散去。7日晚，护军各营士兵鼓噪，云集码头或挤上”镇远“，要求乘舰离岛。洋员泰莱、克尔克、瑞乃尔访问牛昶（日丙）、马复恒、丁汝昌，劝他们投降。丁汝昌断然拒绝，认定决不投降，否则他将自杀。也在这天上午，李鸿章密电刘含芳：”水师苦战无援，昼夜焦系，前拟觅人往探，有回报否？如能通密信，令丁同马格禄等带船乘黑夜冲出，向南往吴淞，但可保铁舰，余船或损或沉，不致赍盗，正合上意，必不致干咎。望速图之。“接着，朝廷又一次密谕李鸿章通知丁汝昌设法突围。刘含芳接电后，回报说前己分三路发信未回，现派人将密谕抄作密码再送。8日，各舰水兵跪求丁汝昌放其生路，丁汝昌晓以大义，慰勉固守，并承诺11日援兵若还不到，届时自有生路。10日，一部分士兵挟持张文宣至丁汝昌的住所，胁迫他投降。不久，牛昶（日丙）和各舰管带亦来。丁汝昌慨然道：”你们想杀我可速杀之，我岂会吝惜这条生命？“众人嘘唏不语。丁汝昌命瑞乃尔出外安抚士兵，外面依然喧噪不已。瑞乃尔回来说：”兵心已变，势不可为，不若沉船毁台，徒手降敌较为得计。“丁汝昌沉思良久，命令诸将领候令，同时炸舰。诸将不应，因为怕沉舰投降，会触怒日本人。至此，丁汝昌明白，军心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了。 11日晚间的会上，丁汝昌提议突围烟台，无人答应。几次派人用鱼雷轰沉”镇远“，也无人动手。 刘公岛如同一个垂死挣扎的晚期病人，肌体一面调集起最后的能量抵抗外敌的入侵，另一面，病灶也在迅速地蔓延到全身。官兵中弥漫着失败主义的颓丧绝望情绪。军官卢毓英承认，他与同事沈寿堃怕日军占领后受辱，决定买点鸦片烟以做服毒自尽的准备。他们在街上花一枚洋钱买回二钱烟土，旋又决定把大烟抽了先尽一乐，临到自杀时另想办法，并称此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明日愁“。于是点起烟灯，吞云吐雾，置外间事不闻不问。
北京的官僚得不到刘公岛的确切讯息，却也处在极度焦虑之中。文廷式上奏，要求对海军官员分别严惩。他说：丁汝昌向来驻”定远“，而”定远“被轰之时适在”镇远“，其先知预避，情节显然。自去岁以来，盈廷弹劾，严旨拿问，而李鸿章护庇益悍，使国家利器殉于凶人之手，此实天神同愤。刘步蟾巧言谄媚，行为卑鄙，加之怯懦，素无一战之绩。朝廷误信北洋，委之重寄。今日之事，谁任其咎？海军营务处道员罗丰禄，阴险狡诈，惟利是图，闻与日本海军将领皆相狎习，海军不战，该员实是主谋。他故意使海军军械缺乏，人心涣散，其罪不在丁、刘之下，应请旨分别正法拏问，以泄天下之愤。此外，总办北洋水师学堂道员严复，亦有应得之咎。严复性尤狡猾，主持闽党，煽惑人心，似应从重查办。锋芒所指，已从前线波及天津了。 丁汝昌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不管任何理由，到了这一步，他决不奢望还有活下去的可能。他特地请了6个木匠打制棺材，他本人甚至还躺进去试试大小，并给每个木匠两块钱的赏金。他已经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了。 12日上午，”广丙“管带程璧光持丁汝昌署名的投降文书，乘”镇北“号炮艇出，悬白旗至日舰阴山锚地，向日军接洽投降事宜。丁汝昌本人服鸦片自杀，终年59岁。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第一位舰队司令，在为海军服务了17年后，这样地结束了自己的军人生涯。他所说的官兵”届时自有生路“，”吾誓以身殉，救此岛民尔“，就是代其乞降。反正后来的事，他不管了，也管不了了。当时中外人士，莫不称赞丁汝昌保存了中国传统的道德精神，以他的死，使部下得到了解脱。但对于这支他亲身参与创建的近代化舰队的覆灭，他有着不可宽恕的责任。 同日自杀的，还有”镇远“护理管带杨用霖、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在刘公岛一片乞降逃生的凄凉气氛里，杨用霖口诵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用手枪自戕。当部下听到枪声冲入他的住舱时，只见他端坐椅上，头垂胸前，鲜血从鼻孔汨汨地流向胸襟，而枪依然握在手中。杨用霖是真汉子，即使自杀，他也比选择服食鸦片的上级更壮烈更为军人化。他发出了北洋海军的最后一枪。 程璧光将投降书送至日本旗舰”松岛“号上。投降书全文如下： ”革职留任北洋水师提督军门丁为咨会事： 照得本军门前奉贵提督来函，只因两国交争，未便具覆。本军门始意必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今为保全生灵起见，愿停战事。所有刘公岛现存船只及炮台军械，委交贵营。但冀不伤中西水陆官弁兵勇民人之命，并许其离岛还乡。如荷允许，则请英国水师提督为证。为此具文咨会贵军门，请烦查照，即日见覆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日本海军提督军门伊东。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伊东祐亨接书后，召集主要军官幕僚开会，商议受降事项，并复书丁汝昌，表示接受投降，日方将在明日受降和接缴军用物品之后，用船护送中方人员至双方认为妥善之地，并建议丁前往日本，以待战争结束。并称可用他的军人荣誉担保而无须英国舰队司令官作保证人。要求中方在次日10时前对该信做出确答。
13日上午9时，程璧光再次来到”松岛“，他称丁汝昌昨晚写完复信后自杀了，并递交了复信，要求将投降日展限至16日。伊东同意展期，条件是必须在当日下午6时前，由一负责的中国士官去”松岛“，就军舰炮台及其他军器的交缴以及释放在威海的中外人员事项订立确实条项。伊东强调，前来协商的士官应为中国人，不得为外国人。 下午5时，牛昶（日丙）作为威海卫守军代表，来到”松岛“舰。双方谈判持续了5个小时，牛昶（日丙）接受了日方提出的清军投降条件。14日下午，牛、程再登日舰，商讨投降细节。牛昶（日丙）以威海卫水陆营务处提调的身份，同伊东祐亨一起在投降书上签字。
16日上午9时，程璧光乘”康济“来到”松岛“，缴出威海卫海陆投降军官及洋员名册和兵勇军属统计表，以及不再参与对日作战的宣誓书。共计投降5124人，其中陆军2040人，海军3014人。 17日上午10时，日本联合舰队正式占领威海卫港，俘获北洋海军的”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10艘军舰。下午1时，”松岛“号军乐队奏起”君之代“，日军全体人员齐集甲板，雀跃狂欢。
下午4时，被卸去大炮的”康济“号练习舰，载运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戴宗骞及”济远“大副沈寿昌、”广丙“大副黄祖莲的灵柩及一千余军民，黯然离开威海卫基地，前往烟台。张文宣的灵柩，护军差弁不允用”康济“载运，另用民船，单独启行。此时汽笛低回，寒雨潇潇。北洋海军烟消云散了。 邓世昌之死的各家说法 《番禺县续志》卷二十三上记载：“世昌堕水，义仆刘忠同堕，以浮水木梃与世昌，使援以济，拒弗纳。复经他舰救出，世昌环视全舰荡没，慷慨言曰：‘事已至此，义不独生！’奋身投海而殁。”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十二册，第396页。按这一说法，邓世昌是被救一次后，自己又投海的。
此外，戚其章五六十年代从山东访谈的北洋水师水手的的回忆中，听到邓世昌落水后其所豢养的爱犬太阳犬来救他的故事，如“来远”水谷玉霖说：“邓管带见致远行将沉没，不肯独生，愤然投入海中。他平日所养的爱犬名叫太阳犬，急跳入海中救主人。转瞬间‘邓大人，快上扎杆’！邓管带用手示意，不肯独生，跟狗一起没入海中”。 另一位“来远”水手陈学海说：“邓船主是自己投海的。他养的一条狗叫太阳犬，想救主人，跳进水里咬住邓船主的发辫，邓船主看船沉了，就按住太阳犬一起沉到水里来。据我所知，致远上只活了两个人，一个水手头，一个炮手，是朝鲜船救上来送回威海的”。见戚其章：《北洋舰队》第210、216页。
又据参加甲午海战的“镇远”舰美籍雇员马吉芬少校战后回忆：“致远”“舰内幸存者只有七名海军士兵，他们依靠舰桥上的救生圈，被海潮冲向岸边，被一只帆船救出。他们所说，各不相同，难以置信。但惟有一点说法一致。据说，邓舰长平时饲养一头大狗，性极凶猛，常常不听主人之命。‘致远’沉没后，不会游泳的邓舰长抓住一块船桨木板，借以逃生。不幸狂犬游来，将其攀倒，手与桨脱离，惨遭溺死。狂犬亦为主人而殉死。想来义犬救主之说，自古以来屡有所闻，但为犬舍命者，恐邓舰长首创先例，实乃不幸之人”。见《廿七八年海战史》别卷，第582页。各种说法，录之待考。
丁汝昌与北洋海军投降 丁汝昌于12日在刘公岛服鸦片自杀。但究竟在这天的什么时间段，史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争论的焦点，是以丁汝昌名义向日军发出的投降书，究竟是丁氏生前所拟就，还在他死后为别人所冒名？考证这个问题，必须以慎重的态度，引证不带偏见的直接证据。
北洋海军投降后，主持投降活动的威海营务处道员牛昶（日丙）、北洋海军营务处道员马复恒等向清廷报告海军覆亡的禀报中说：“丁提督见事无转机，对职道昶（日丙）等言，只得一身报国，未能拖累万人。……不得已函告倭水师提督伊东云，本意决以死战，至船尽人没而后止。因不忍贻害军民万人之性命。贵军入岛后，中外官兵民人等，不得伤害，应放回乡里等语。派‘广丙’管驾程璧光等送往倭提督船。程璧光开船之时，丁提督已与张镇文宣先仰药，至晚而死。这一说法在王文韶奉旨调查海军投降原因时被认可并转奏，见署理北洋大臣王文韶复奏查明丁汝昌等死事情形折”（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五，页二十七，也被清政府接受。此后，北京官场中有人提出此一事件“情节支离，未敢深信，请旨饬查”，清廷派李秉衡再次调查。李秉衡调查后，依旧认定丁汝昌是在安排了乞降活动后才自杀的。见李秉衡：“奏遵旨详查丁汝昌等死事情形折”（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三日），《李秉衡集》，第219页。所以朝廷三月十五日发布上谕：“已革海军提督丁汝昌，总统海军始终偾事，前经降旨拿问，获咎甚重，虽此次战败死绥，仍著毋庸议恤”。见《中日战争》丛刊，第三册，第584页。
由于牛昶昞、马复恒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为了推卸对海军投降的责任，他们的证词尽管是直接证据，但存在着作伪的可能性，探索此案尚需寻找新的史料依据。以往史学界引证较多的另一个论据，是蔡尔康编著的《中东战纪本末》中的记载：丁汝昌“再召中西各员会议，佥称实已束手无策，不如设法降日以救生灵。乃于十八日遣‘广丙’管驾程璧光乘坐‘镇北’小舰，高揭白徽……投递降书。……十九日，‘镇北’又入日营，而下半旗。……及接见程差弁……则曰：昨带贵提督公牍及私函呈丁公，观其容色，似甚感动，即入座作函毕，起而言曰：‘我事毕矣！’遂入卧室，服生鸦片一大剂。刘总兵、张总兵各如法服之。今提督及左右二总兵皆已殉节，我辈无所措手，惟有照昨日所议勉强办理而已”。见《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第192～193页。蔡尔康的材料，因属第二手，其真实性仍可怀疑。 近年发现的“广甲”管轮卢毓英回忆提供了新的旁证。卢毓英记录“十八日（即2月12日）丁统领命候补直隶州借补游击海军军械委员陈恩焘作英文情愿输服之书，并请释海军士卒，命‘广丙’管带都司程璧光乘‘镇北’蚊船悬白旗献于倭舰统领陆奥。先是海军仅剩‘镇’、‘平’、‘济’及‘康济’、‘广丙’五艘并蚊船六艘，盖以军伙已罄，军粮已绝，无可如何，乃问计于陈恩焘。陈曰，外国兵囗有情愿输服之例，遂引某国某人有行之者，丁意遂决，命陈书而献之。”卢毓英还写道：“元月十八日夜，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及黄岛陆军统领张得三（即张文宣）服毒而亡”。见《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47～48页。在卢氏的回忆中，明确指出了参与起草降书的中方人员为陈恩焘。陈恩焘是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五期毕业，也是第三批赴英国的留学生。光绪十八年八月十八日由李鸿章提名担任北洋海军提标游击总管全军军械，属于丁汝昌直接管理的军官。在刘公岛上的美国人马吉芬也说：丁汝昌“为了麾下将士的生命而与敌签约。这是他自己的决定”。见《廿七八年海战史》别卷，第596页。主张北洋海军投降文书是在丁汝昌自杀后由别人伪托丁氏名义撰写的学者，他们依据的史料，主要是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的说法：“勇丁、水手露刃摄汝昌，汝昌稍慰之，入舱仰药，张文宣继之，十八日晓夜四更许，相继死。牛昶召诸将并洋员议降，瑞乃尔请如汝昌前议，沉船毁台乃议降事，诸将及英员皆不许。于是英员浩威作降草，仍托诸汝昌语，管带闽人某译华文，牛昶（日丙）署以海军提督印。黎明，‘广丙’管带程璧光乘‘镇边’艇，悬白旗，诣倭军乞降”见《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第72页。当时同在岛上的外籍雇员泰莱的回忆：“十二日晨，丁提督自杀。此际情形，予无直接之见证，惟得自谣传及瑞乃尔之报告而已。……盖丁死后，马格禄、好威及中国将弁数人上陆抵道台牛氏家，遇瑞乃尔。好威倡议假丁提督之命作降书，并亲自起草。书成，译作中文，并钤提督印信。”见《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第67页。惟泰莱已事先声明“予无直接之见证，惟得自谣传及瑞乃尔之报告”，这就是说，以他的回忆来定论本身是不可靠的。而姚锡光因当时并不在刘公岛上，他的看法，法律上属于传来证据，本质上同蔡尔康编著的《中东战纪本末》属于同一档次的材料，难以作为直接证据立论。
也有学者以《丁氏宗谱》记载丁汝昌“卒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辰时初”为据，则该宗谱因与当事人丁汝昌有重大利害关系，同样不足以此立论。或有以《庐江文献初编·丁汝昌传》为论据，则且不说方志人物传也属传来证据，其中所说丁汝昌“召营务处牛昶（日丙）而谓之曰：‘吾誓以身殉，救此岛民耳。可速将提督印截角作废！’牛诺之。汝昌遂仰药殉。……时〈正月〉［二］十一日也”。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十二册，第383～384页。按：该丛刊续编第一册所载“凡例”称，衍字上加［］，增补脱漏字上加〈〉，本身在时间问题上就存在错误，即使按照编者的主观意愿，将二十一日的“二”字定为衍字，又人工补上“正月”二字作为脱漏字，则正月十一日为2月5日，日期完全错误，又岂能拿这样的方志记载来作论据，否定《清史稿·丁汝昌传》所载“遂以船降，而自仰药死”的记录呢？
此外，池仲祐《海军大事记》说：“军民闻丁已死，聚集千人至水陆营务处，迫总办道员牛昶（日丙）用德人瑞乃尔前策。牛亦以为不可，然百端劝谕，众仍不从，乃用丁汝昌名致书日将”。见《洋务运动》丛刊，第八册，第495页，将策划投降说成是有“千人”参与大活动；刘声木认为，“当时所以投降者，实各舰管带与军门幕府无为张鹤楼孝廉尔梅，熟商定计。孝廉本属书生，身临危地，首先畏死，与闽人同意，是以定计投降。军门原未知之也，及知之，已仰药死矣。此无为常曙东茂才师必森所告之余者，茂才师即闻之于孝廉自谓，当不诬也”。见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第1095页，因均系第二手孤证，难以作为可信材料使用，录此备考。
就我自己而论，在本书的初版及由我执笔撰写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丁汝昌》条目中，也采用了丁汝昌自杀后别人冒用他的名义撰写降书的说法，但现在仔细查证了所有已公布的史料（尽管卢毓英的回忆中也有讹误，如说“献于倭舰统领陆奥”，应当是伊东等等），我认为将丁汝昌排除在起草投降文书之外的根据尚不充分。从严谨的学术规范出发，目前没有充分的论据推翻王文韶、李秉衡的调查结果，希望学术界能够发现新的材料，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马关谈判 乘”康济“到达烟台的海军军官，包括”靖远“管带叶祖珪，”来远“管带邱宝仁，”济远“管带林国祥，”威远“管带林颖启，”康济“管带萨镇冰，“广丙”管带 程璧光；以及六”镇“管带蓝建枢、吕文经、黄鸣球、陈镇培、林文彬、潘兆培及大二副，正副管轮，精练后营（练勇学堂）营官刘学礼，学堂委员李继纲，机器厂委员张尔梅、杨作宾，护军营官袁雨春、李春庭、余发恩。
2月25日，刘含芳给李鸿章去电，汇报处理来烟台海军官兵的处置情况。已将”镇远“、六”镇“兵勇发饷遣散，其余军舰兵勇亦陆续遣行。拟将海军军官在开河之后送往天津，听候发落。李鸿章当即回电：”海军有缺大小官，本随船支薪俸。今船失则官亦虚悬，均应斥革，令其各回原籍。“不准他们去天津。他同意了刘含芳的另一请求，由程璧光替代萨镇冰，担任”康济“管带。次日他再次向刘含芳重申：”船失人存，有何用处？况吾已交卸他往。应饬同陆军营哨官一并南归。“这无疑反映了李鸿章失落和颓唐的悲观心理。
3月初，朝中有人上奏，称刘公岛失陷后，日人将丁汝昌等灵柩并军民四千余人送至烟台，军舰均为倭掳。情节支离，未敢深议，请旨深查。6日，皇帝下旨，着李秉衡详细查明奏复。李秉衡向牛昶（日丙）核查，他们坚持说投降决定是丁汝昌作出的。丁在派程璧光送降书去倭船开船之后，仰药自杀，至晚而死。李秉衡据此上奏提出，若死事属实，对丁汝昌只可宽其既往之愆，此外无庸深论。4月9日，朝廷颁谕，刘步蟾、张文宣、杨用霖、黄祖莲照军官阵亡例从优议恤。业已革职的丁汝昌无庸置议。丁汝昌为北洋海军的投降背起了沉重的十字架，也使他的部下免除了处分。直至1910年4月2 5日，朝廷方以”力竭捐躯、情节可怜“，开复了丁汝昌的原官原衔。
甲午战败，人人痛诋海军误国。一时间，似乎拨银数千万两营建海军本身也成了错误。且海军衙门系中法战争后醇亲王创办，素为恭亲王不喜。趁机釜底抽薪，将该衙门撤除。3月12日上谕称：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奏，岛舰失陷，时局艰危，遵议更定海军章程，非广购战舰巨炮不足以备战守；非合南洋统筹不足以资控驭，非特派总管海军大臣不足以专责成。目前各事未齐，衙门暂无待办要件，拟请将当差人员及应用款项暂行停撤，以节经费。其每年应解海军正款，亦请统解户部收存，专为购办船械之用。又奏，海军内外学堂亦请暂行裁撤。均依议行。” 门户派系之见，竟使朝廷在中日战争尚未结束时，先将海军衙门撤消，毫无振兴复仇之志。 接着，4月28日，皇帝又颁上谕，将林国祥、叶祖珪、邱宝仁、李和、林颖启、林文彬、黄鸣球、陈镇培、潘兆培、蓝建枢、吕文经、何品璋、李鼎新、马复恒、牛昶昞、严道洪等人一并革职，听候查办。三个月后，署理直隶总督王文韶奏，“北洋海军武职实缺，自提督、总兵至千、把、外委，总计三百十五员名。现在舰艇全失，各缺自应全裁，以昭核实；并将关防印信钤记一律缴销。仅存之‘康济’一船，不能成军，拟请改缺为差。”从此，北洋海军的各级职务，从建制上被正式取消了。 从1 8 7 4年讨论南北洋海防，到1 8 9 5年北洋海军覆灭，前后历时2 1年。曾几何时，这支舰队无比显赫，成为洋务运动中的一颗璀灿明珠，中国军事近代化事业的象征。然而好景不长，很快，海军便从它的巅峰状态跌落下来，直至全军覆灭。对此人们有过许多评论，其中两位当事人的话是值得咀嚼体味的。 李鸿章说：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知我罪我，付之千载。” 李鸿章又说：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纸片糊襟，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 赫德则说： “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作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他们的话，从不同程度涉及国家政治制度对海军事业的影响。面对垂死的封建帝国，既不想触动本质，又要起死回生，任何人都力不从心。李鸿章的话，虽有替自己洗刷辩白的成分，但异常坦率，也说出了这个位极人臣的显赫人物实际所处的可怜地位。赫德的话，从较为旁观的角度揭示了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反复曲折。倘若从更为长远的历史范围讨论这个问题，人们岂不感觉到这位英国人早已十分精明地看到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那种慢性病态？
另有一位剑华道人，在甲午战败后回忆起数年前的往事：中国在中法战争之后创设海军衙门，宏辞伟议，纲目条举，引起日本方面的恐惧。议院中议论纷纷。这时，著名政治家和汉学家副岛种臣佝偻而起，微笑陈词说： “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水军一旦灰烬，故自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名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事亦即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于东海之志哉？” 副岛种臣早已看透清政府办海军”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的本质。他的议论，也为我们探究北洋海军的覆亡提供了注脚。 在国事艰难的关头，2月2 2日，李鸿章应召抵京，当天召见于乾清宫。早在13日，皇帝已发出上谕，派他出任议和大臣，赏还翎服、黄马褂，开复处分。李鸿章是个久历官场的政治家，当然知道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关键时刻。日本政府指名要他前去谈判，并要赋予赔偿军费、确认朝鲜脱离中国及割让领土的全权。把这些列入接受和谈的前提，无论谁去签约，必被千古唾骂，指为汉奸。而拒绝使臣之命，显然又不可能。 根据常识，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通过继续战争以扭转危局。或是进行妥协以谋求和平，都是主权政府保护其根本利益的不同手段。但在中国人的道德观中，即便在劣势下的和谈和妥协，都是不可饶恕的卖国行为。皇帝召见时，李鸿章首先声明，割地之说，不敢承担。假如日本占地勒索赔税，户部恐也无款。翁同龢表示，只要不割地，即使多赔款，亦当努力筹措。孙毓汶、徐用仪着急了。认为这样闪烁其辞地兜圈子无济于事，因为不答应割地，便不能为和谈铺平道路，而继续战争，国家已无此力量。李鸿章说，请翁师傅一同去日本议和。翁同龢赶紧推脱：若我以前办过洋务，此行必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怎么行呢？李鸿章又表示，割地是不可行的，议不成我就回来。众人相对默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