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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写文章，古代名家讲究「徜徉恣肆」、讲究「行云流水」，其实都是格局中人，放不开的。我一生作文，虽格局自定，但也讲究章163法。今年我七十五岁了，要逾矩一下，写这篇天南地北、有点乱七八糟的文章，给「徜徉恣肆」、「行云流水」立一典范，当然也可能开一恶例，是典范、是恶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黄河天上，水花四溅，「一股脑儿」把要说的，不避拉杂，都给说出来，想到那里，说到那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比例欠当、轻重失衡，说溜了嘴、作走了题，均非所计，此所以恣肆云流也。

声明既竟，请看正文。

前篇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傍晚，我躺在难民船中兴轮的甲板上，到了台湾。爸爸的老友张松涵到基隆码头来接我们，当晚搭夜车赴台中，半夜抵达，大雨中分坐人力车直赴西区模范西巷张家。天亮以后，和张松涵的儿子张仁龙、张仁园、张仁宁三兄弟试穿木屐走路，走得歪七扭八。那时候台中是贫穷的、淳朴的，台湾人穷得罕见谁有皮鞋穿，满街都是日式木屐。台湾脱离日本人五十年的统治才四年，殖民余痕，处处可见；台民遗风，典型犹存。我的英文老师杨锦钟，因为丈夫是空军高官，用得起佣人──下女。她说她家下女最怕买牛肉，每次到菜市场买牛肉回来，一定把手平伸，远远用拇指食指提着。那时台湾人不流行吃牛肉，全台中市只有一家牛肉店，下女有所惧，非「个人行为」也。谁想得到，土头土脑的台中人，不但多年以后嗜吃牛肉，并且「卫尔康牛排馆」大火起来，还把人烧成「人排」呢！光在吃牛肉习惯上，就看出外省人带给台湾人的大影响了。

爸爸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同班同学王墨林，当时是立法委员，在他的帮忙下，爸爸终于找到了一个职业──台中一中国文教员。正巧我由上海缉规中学初一上的身分，跳班考取了台中一中，也考取了台中二中。台中一中好，我就上了一中。摇身一变，进了初二上。那时初二上有甲、乙、丙、丁、戊、己六班，我编在初二上甲。

在一中念书，每天与爸爸一同出发，由台中西区走到北区，中午就在学校吃便当。由于我们从没见过便当盒，所以买的是一组上下多层的圆送饭盒。第一天上课时，我背着书包，提着上下多层的怪物进教室，惹得全班大笑，说这个「阿山」（指外省人，有奚落之意）原来是饭桶，不然怎么吃这么多，当时我看到同学的便当原来只是长方形的一小盒，饭菜皆在其中，反观我的上下多层怪物，却像吃酒席、吃大餐一般，为之大窘。第二天连忙换了，吾从众矣。

进一中以后，班上春假要远足，我因早在大陆就耳闻日月潭之名，乃提议去日月潭，全班一致通过。回家向爸爸伸手，爸爸说：「我们家早起刷牙，买不起牙粉，更买不起牙膏，只能用盐水刷牙，那有余钱去日月潭呢？」于是，全班在日月潭日月潭，我在家里日月潭。

初二时候，童军老师王福霖选拔优秀学生参加菲律宾的童军大会，找到我，要我缴头戴童军帽的照片应征，那时我穷得没钱照相，乃找出在大陆的一张旧照，用毛笔画上一顶帽子交差。不料画好了，横看竖看都像戴着帽子照X光，帽里的脑袋发生排斥作用，老朝外透，跟帽子打架。愈看愈不敢亲自送，乃央求班长陈正澄（后任台大经济系主任，又讲学于日本，是名经济学家）代递。害得正澄和我的现代画，一律被老师斥回。老师说，他一辈子也没见过这种照片。于是，别人在菲律宾菲律宾，我在家里菲律宾。

由于三姐、四姐也在中学念书，爸爸分别为她们买了草帽，四岁的弟弟吵着也要，爸爸加买一顶。大妹妹想要，不敢说，偷偷在屋角饮泣。

诸如此类的穷故事，显示了我家来台湾，虽然爸爸找到了职业，但入不敷出，生活仍旧穷困。穷困的原因之一是爸爸要医治长年气喘病、妈妈又开刀等等，从大陆带来的一点黄金已变卖殆尽，唯一的模范西巷四两黄金顶来的房子也不得不卖掉。台中一中终于分配了我们半栋宿舍，那是新北里存德巷十三号的日本木屋的一半，只有八个榻榻米大，外加前后二个小玄关，我们一家九口住进，其拥挤可想。后来因为长久付不出薪水，在我家几十年的老妈子老吴转到立委阎孟华家去帮佣了，我们又有幸转到木屋的另一半，才稍觉宽松。另一半有十多个榻榻米大，并且厕所不在院子里而在屋里，比较象样一点。我家在存德巷十三号一住十三年，这一老宅，横亘了我的中学时代，并且充满了穷困与灰暗。但我个人比全家人都幸运，我分到两个榻榻米的空间，隔了起来，算是我自己的独立天地，在这小天地里，我一桌一椅四壁书，快速的成长、辛勤的写作，奠定了我在知识思想上的过人基础。

从初二到高一，十四岁到十六岁，我因为国语好、国文好，参加过多起演讲、辩论、论文比赛。初二时得过全台中市第四届全市国语演说竞赛，得初中组第二名（第一名是我四姐，她代表省立台中女中；第三名是张立纲，他代表台中二中。张立纲的哥哥张立豫后来成了我四姐夫，张立纲也变成院士级的学者。广义的说，台中市演讲比赛被我们全家包了）。高一时参加台中市论文赛、本校论文赛，皆获第一名。高二时在「合作经济」第二卷第十二期发表「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这是参加庆祝第三十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得了全台湾第一名，并拿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我用那笔钱买了中华书局版四十册的「饮冰室合集」。

在参加各种比赛以外，我在高一也写过「李敖札记」四卷；并在「学生」杂志第四十六期发表「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新生报」发表「『英伦归来』的启示」、「生也有涯知无涯」；另外还写了「学习英语的目的」、「诸葛亮的军政」、「虚字的对联」、「字形的对联」、「毋忘在莒的出处」、「行李考」等稿子。那时我十七岁。

一九五三年我念高三，只念了十几天，就自愿休学在家。我那北京大学毕业的老子他随我的便，轻松的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罢！」他当时正是台中一中国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于是，我蹲在家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的养了一年浩然之气。也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李敖诗集」和「从读『胡适文存』说起」等。过了两年，我进了大学，陆啸钊办「大学杂志」，拿去刊登。刊登后近一年，有一天我的女朋友罗君若忽然提议，说：「何不寄给『自由中国』？他们一定登！」于是我删了一部分，她代为抄好，遂改登「自由中国」。这是我在「自由中国」上发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文字。这篇老练的文字，大家都不清楚是十七岁时写的。我有这么好的写作能力，和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有关。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进台中一中后，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能鉴定一本书是上海那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京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京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高一时候那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就可看出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所以我就自动休学了。

我在台中一中可谓无书不读，但在思想定型上，却是读了许多书、困学求变以后的事。思想定型的范围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左右问题、中西问题、新旧问题。……这些多方面的问题，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困惑，由于水平不好、政治干扰，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失败了，他们困惑终身，无法在思想定型上有又早又正确的判断。在这方面，我是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外，但在这些问题上，我也有过一段时间的困学求变的过程。这段时间最明显的是在初中，到高中后期，我就逐渐定了型。那时候，我正十七岁，我的最大顺境是我孤独中的进步；我的最大困境是我陷身在孤独里，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商量讨论，只有自己暗中摸索、探境寻幽。更大的困境是国丄民党白色恐怖下的氛围，由于国丄民党统治思想、管制书刊，进步和左派的旧书都查禁了，新书一本也看不到，而我在北京时候读过的大量左派书刊，又在我心里发酵，我益发看不起国丄民党，并且益陷困境，我的老师严侨的被捕，更带来震撼。

我在台中一中，最难忘的一位老师就是严侨。严侨是福建福州人，是严复的长孙。身材瘦高、头生密发、两眼又大又有神。三十一岁时到台中一中，那是一九五○年八月间，他比别的老师稍晚来，但却很快使大家对他感到兴趣。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气质，洒脱、多才、口才好、喜欢喝酒，和一点点疯狂气概，令人一见他就有对他好奇、佩服的印象。有一次高班生踢足球，足球踢到场外，正巧严侨经过，此公也不走路了，突然直奔此球，奋身一脚，就给踢了回来。大家为之叫好，他也趁机加入，大踢特踢起来了。

一九五一年到了，我十六岁。暑假后进了高一上甲。正好严侨教数学，这样他就正式成了我班上的老师。这时我在知识成长已经极为快速，在班上喜放厥辞，好争好辩，颇为张狂。当时班上同学很吃我不消，王文振甚至写匿名信丢在我书包里痛骂我；施启扬（后来做了国丄民党的司法院长）喜欢同我辩，但他实在很笨，又做少年老成状，令我总要用口舌修理他。由于我张狂好辩，在严侨课堂上，也常常在数学以外，扯到别处去。严侨上课，才华四溢，大而化之，许多机械的题目，他自己干脆不做，反倒自己坐到学生座位上，叫吴铸人等数学极好的同学「站板」（站到黑板前）去做。他常在课堂上聊天。有一天居然说：「我要把你们的思想搅动起来！」还有一次为了证明他说得对，他近乎打赌的说：「我若说错了，我就把我的名字倒写！」说着就用极熟练的笔画，把倒写的严侨写在黑板上，俨然是「镜子书法」（mirror writing）专家，我们鼓掌呼啸，师生之情，融成一片。那时我们的数学作业有专门印好的「数学练习簿」，我在练习簿中做习题不在行，但扯别的倒有一套。我来了一段「簿首引言」，引Oscar W. Anthony的一段话，说：「数学是人类智力的灵魂。……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领域，告诉我们宇宙是这样的悠远，光线曾经历百万年的行程，方才照射到大地上。……」后来，「数学练习簿」发回来了，在「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一行下，被严侨打了一条红杠子，下有朱笔批曰：「我想它超越不了空时！」──这就是严侨的可爱处，他是数学老师，但他在精改习题以外，他还会跟学生的引文打笔仗！

严侨真是迷人的老师，我愈来愈欣赏他。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细述我成长的历程、我对现实的不满、我对国丄民党的讨厌等等，交了给他。严侨看了，对我有所劝慰。他跟我的交情，自然也就不同一般师生了。

一九五二年我升高中二年级后，编到高二戊，数学改由黄钟老师来教。黄钟那时二十八岁，安东凤城人，他是国立东北大学毕业的，严侨是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毕业的。在数学造诣上，黄钟似乎比严侨专精。黄钟对学生的诲人不倦，是我生平仅见的老师。他常常在下课时不下课，延长时间为学生讲课；或另外跟学生约定时间，在空堂时候跑来加讲。黄钟面目瘦削，身体很弱，有肺病，眉宇之间，总是一片忧愁。他几乎从来没有开怀的笑过，态度总是严肃而认真，令人敬畏。黄钟的父亲黄剑秋是我爸爸老友，爸爸担心我数学不好，特别请黄钟照顾我。黄钟对我印象很好，他在「数学练习簿」上批写：「为人诚实可爱。」给了我不少鼓励。当然他从没说过我数学好，──我的数学实在不好。我像许多恨数学的大人物（如丘吉尔、如萧伯纳）一样，对数学恨得要命。我的苦恼是数学老师却一一同我有交情，使我不胜尴尬之至。

一九五三年到高三后，我自愿休学在家，准备以同等学力资格去考大学。同等学力总额管制，比较难考。要命的是黄钟仍不放过我，他和我爸爸「通谋」成功，硬要我到他家去，专门为我一个人补习。他家住台中市永安街一巷五号，我每次去补习，视若畏途，但是实在不能不去，内心交战，非常痛苦。这一痛苦，最后终因黄钟病倒而暂告结束。黄钟病倒，住在台中医院里，昏迷不醒，整天只好用机器抽痰。我每天去照料他，直到他无言死去。我大为伤感，写了一篇「黄钟诔」和「九泉唯有好人多」等几首诗纪念他，并把他的遗像挂在墙上。爸爸生平最好占卜星象，他跟我说：「黄钟是好人，可是长了一副坏人相。他的人与相不相称，所以要早死。」黄钟死时，还不到三十岁。

严侨虽然不再教我数学，但他和我的交情却与日俱深。他家住在一中斜对面宿舍，就是育才街五号，是一栋日式木屋，分给两家住，前面住的是郭大傅老师（他是江西兴国人，国立中正大学毕业。二丄十年后，在景美军法处坐牢，和我见过面。真没想到他还有这样迟来的红帽），后面就是严侨家。因为一栋房子硬分成二户，所以变得狭长阴暗，不成格局。严侨约我去他家看他，我有时去。在黄钟住院后，一天严侨正好去探望，碰到我，我告诉他医生说黄老师恐怕已没希望了，严侨颇多感触。那时已是晚上，严侨要回家了，约我同行。在路上，他低声而神秘的告诉我：「你不要回头看，我感觉到好像有人跟踪我，是蓝色的。」（国丄民党特务源出蓝衣社，他指蓝色，当然是指国特。）我顿时若有所悟。隔天黄钟死了，严侨再去医院，感触更多。当天晚上我送他回家，他约我进去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劣酒下肚，终于告诉我，他是「那边来的」──原来他是共丄产党！

当时的台中一中，像其他学校一样，不时有所谓共丄产党、匪谍被捕去。最令我心动的是当时女老师牟琴和她男友杨肇南老师的双双被捕。他们都是山东人，牟琴年轻艳丽，身材尤其肉感动人，令我们暗慕。一天夜里，他们都被捕去了，听说都是共丄产党、匪谍（多少年后，彷佛听说牟琴给放出来了，可是已被折磨得年华销尽了）；还有一位教数学的杨肖震老师（福建政和人，二十四岁），也被捕去（后来听说太太生活无着，已改嫁给他的一个朋友了）；还有一位王怀中老师（山东诸城人，三十八岁），教历史的，也神秘失踪了（多少年后才在新竹中学重拾教职）。当时颇有人人自危的味道。黄钟死后，外界盛传他是共丄产党，「畏罪自杀」云云。可是直到今天，我还不能相信。因为他咽气时候，我正守在他身边，他久病属实，绝不像是自杀（几十年后，他的弟弟黄锷院士告诉我：黄钟本来要留在大陆做共丄产党的，但他爸爸逼他到台湾养家，他就来了台湾，结果悒郁而死）。

黄钟的死，给严侨带来极大的感触，他似乎感到人生无常、好人难长寿。黄钟死后，严侨的酒好像愈喝愈多了。因为没有钱，严侨喝的酒是烟酒公卖局出品的最劣等米酒。他喝酒的方式是粗犷的，没有情调、没有小菜，用牙齿把瓶盖一口咬下，就咕嘟咕嘟，大喝起黄汤来。严侨喝酒虽多，但我从没看过他有泥醉的现象，他只是喝得很兴奋而已。黄汤下肚后，往往大背和醉酒有关的诗词。他最喜欢背辛弃疾的那首「西江月」（遣兴）──

醉里且贪欢笑，

要愁那得工夫？

近来始觉古人书，

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

问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动要来扶，

以手推松曰：「去！」

每背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也总是伸开十指，双手向前推去，郑重表示不要「松」来扶他。中国国学非严侨所长，他「以手推松曰『去！』」，自然不知道「汉书」龚胜传中这一典故，也不知道龚胜七十九岁成了殉道者的悲剧，但他那醉后一推曰「去！」的真情，如今事隔半个多世纪，却使我记忆犹新，永远难忘。

在多次跟严侨的夜谈中，我约略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来台湾比较晚，并且是从福建偷渡上岸的，当时还带着严师母。他坐的船是最小的木船，他说船上只有埋在沙上的一个罗盘，扬帆过海，就过来了，言下不胜得意。到台湾后，他被发现，国特把他请去，问他你来台湾干什么？他说我来投奔自由；国特说你胡扯，你的爸爸在福州做共丄产党的市长，他那么前进，你怎么这么落伍？一般情形总是老一代跟国丄民党走，青年一代跟共丄产党走，为什么你们家特别；你老子反倒前进，你反倒开倒车，来投奔我们？严侨说我不是来投奔你们，我是来投奔自由，何况我有老母在台，我要来照顾她。国特查出严侨果然有老母在台，只好暂且相信。但这样总不能结案，总得找个保人，于是，由妹夫叶明勋出面，保了严侨。严侨有两个妹妹，大妹严倬云，嫁给辜振甫；小妹严停云（就是风华绝代的女作家华严），嫁给叶明勋。严侨在台中一中教书，自己也看了不少书，他过去的看书基础又厚，所以能够吸收新知，与日俱进。在他和我的谈话中，显然因为读书和受我的一点影响，而开始有点自由主义的倾向。这种转变，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是只有严侨那种智慧高人的青年人才做得到的。严侨投身在中国现代的狂飙运动之中，他投入这个运动，在知识上、见解上、情感上，都强烈受到左派教条的辐射，他们那个时代的这类革命者，一般都有着热情而崇高的气质，这种气质使他们勇于献身、勇于殉道，心之所善，九死无悔。但是，他们对他们献身、殉道的对象，却由于「目的热」，未免沦为「方法盲」，他们之中智慧高人的，一旦成为狂飙运动的浪花余沫，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当口，他们必然会有所觉悟，这是很当然的。严侨是共丄产党，但却是身陷在台湾的，他脱离了红色的磁场，孤单的局促在蓝色的泥淖，在日新又新的成长下，以他的智慧，一定程度的觉悟，是可以想象的。这种觉悟也许没有「修炼失败的神」（The God That Failed）作者那种细腻、也许没有「新阶级」（The New Class）作者那种深沈，但是严侨有他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尽管他有所失落，但他并不因失落而脱离；相反的，他要归队，要归队去重建那父母之邦。一天晚上，严侨又喝醉了酒，他突然哭了起来，并且哭得很沈痛。在感情稍微平静以后，他对我做了最重要的一段谈话：

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样改造，也是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丄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丄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丄民党痛快得多了！

由于他有那样的背景、那样的偷渡经验，我相信他说的，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这是一九五三年的事。那时严侨三十三岁，我刚刚过了十七岁。

严侨被捕时我还不知情，第二天的中午，爸爸从一中回来，说到一中传出严侨被捕的事，我听了，十分感伤。我的感伤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照顾严师母和三个小孩。那时一九五○年生的大女儿严方才三岁，儿子严正尚小，小女儿严谅还在怀里吃奶。我跟严师母商议多次，一筹莫展。我那时休学在家，只是高三上的学生身分，家里又穷，没有任何收入，实在愧无以帮助严师母。我只好饿早饭不吃，存了一些钱，送给了严师母，后来我爸爸知道了，严肃责备我不可以这样做：「严侨既然被捕了，谁还敢帮他呢？」这是爸爸的理由。这种理由是缺乏同情心的，但是在国丄民党的苛政下，同情毕竟是一种跳到黄河洗不清的「危险品」，在阴影幢幢的株连下，残存的一些道德质量，也就备受考验了。

虽然如此，严师母和我，总希望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上的帮忙，或能免掉国丄民党的嫉忌。因为这种关系毕竟是血亲问题，总不是政治问题。在一阵日子拖过后，严侨毫无音讯，严师母和我商议，决定北上投亲，她希望辜振甫等能施以援手。就这样的，严师母收拾残破的一些家当，带着三个小孩，含泪北上了。严师母北上后，没有任何消息了。我个人也忙于大专联考等，没有再能做什么。严侨和严侨一家，就这样在台中育才路消逝了。我有时夜里散步，经过严家的旧宅，遥望院里的一片浓荫和屋里的一片死寂，内心悲凉不已。在我思想成长的过程中，严侨虽然对我已是「过去式」，但他的伟大人格、他的声容笑貌、他的热情犀利、他的悲惨人生，却对我永远是「现在式」，他是我人格上的导师，我庆幸在我一生中，能够亲炙到这么一位狂飙运动下的悲剧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种大陆型的脉搏、那种左翼式的狂热、那种宗教性的情怀与牺牲。在这些方面，严侨都给了活生生的身教，也许严侨本人并不那么丰富、那么全面、那么完整，但对「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李敖而言，无疑的都成为我的导师。最后，虽然导师倒下去了，但他的学生还在前进，──他的学生没有倒！虽然此后几十年，这个学生一路风霜、二进牢狱、三生无幸、九死无悔，但是，这都是求仁得仁、都是种豆得豆。十七岁对我说来，彷佛是阿基米得杠杆理论中的支点，我虽没举起地球，但我举起了自己。

十七岁是我一生的关键年代，十七，像是一组震撼的数字，吸引着我的一生。直到两年前，我七十三岁了，我还写下三十多万字的小说──「虚拟的十七岁」（中国大陆不能出版，只有中国台湾版），在书的尾声，我透过女主角朱仑如此描述：

在一片现实的世界里、在一片灰色的环境里，十七岁的人好像一定得宿命了、无奈了、心如死灰也面如死灰了，其实不然。一种人生观成了救赎，人不是扁舟，人是浮萍，人无须到达彼岸、也无须回头是岸，可以做一片「一念之转」的浮萍，不必立地成什么，而是飘在天空、飘在水上、飘在顶礼的男人胸前，拼出自己的名字。

由于朱仑，我终于看到了十七岁是十七岁、看到了不是十七岁本身的十七岁、看到了我要看到的十七岁。山水仍是外观的法相，但实质已经山重、已经水复，山水也许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知道，所以她存在；她存在，所以她知道我知道。我讨厌玄虚的语言，但我看来也用上一些，我用玄虚来做实证，玄虚就不复玄虚。十七对我，不复是一个数字，而是死亡与赤裸，外加我的诠释。我是一个完工者，我完整感到我的成功，即使你在偷窥。

真的，是「偷窥」。「偷窥」了自己的内心，最后，我证果在「虚拟的十七岁」，毕竟我已老去，我今年七十五了。

上面，我写完了我十七岁的故事，也写完了我「虚拟的十七岁」的故事。如今，二○一○年了，新一代的十七岁窜起来了，没有我的悲怆、没有我的虚拟、没有我的太清神鉴、没有我的太虚幻境、也没有我的以太岁自居，动辄在别人头上动土。但是，新一代有新一代的光华，他太阿自持、快速务实，他是异类的十七岁，他叫李戡。

后篇

李戡生在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那年妈妈王小屯二十八岁、爸爸李敖五十七岁；两年后，妹妹李谌出生，妈妈三十岁、爸爸五十九岁。在家里，因为年龄悬殊，我一向不管小孩，倒也相安无事。不料小孩由幼儿园而小学而初中而高中，忽焉十七岁，这下子我不得不正视现实了。十七岁，由李戡首开其端（妹妹紧追在后），他在师大附中就读，我本以为念了这学校，除了先期校友连战、刘兆玄等听来讨厌外，尚无大碍。不料念到高二，李戡就叛心大发；念到高三，就更不可收拾了。按说青少年叛逆期，首当其冲的是老爸，但李戡的老爸是何等人物，翻云覆雨，本属专业，李戡顶礼不遑，何从叛逆？结果父子二人，感情极好。李戡叛逆，全部刀口外向，他的态度，基本上是看不起他看不起的，但却乏实际冲突，因为他高高在上，不屑冲突。但是他看不起的学校教育与小岛氛围还是苦恼了他，他也就未能事事脱身。偶尔问到我，我一派老大，但相差五十七年，「代沟」毕竟有好几条呀。当然，老大是不会不老大的，「窗外」小说里，妈妈与念高中的女儿起了口角，女儿认为妈妈不了解她，妈妈大叫一声：「别以为我没有过十七岁！」这就是老大！

几十年过去了，小说的对白，出现在我七十五岁的真实生活里，看到念高中的李戡，在制式教育下的力争上游与自由，我充满了同情，我太有资格设身处地了，太有资格感同身受了。「窗外」小说的对白，浮起在我的记忆里，「别以为我没有过十七岁！」十七岁的我，不也正是制式教育下的被害人吗？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每当我给李戡打气，劝他忍耐的时候，李戡总对我会心的一笑：「爸爸，你可是没念完高中的，你当年受不了高中的教育，你有勇气退学，你那年代，高二退学后可以以『同等学力』身分考大学，而我们却非高中正式毕业不可了，我不完整念完这鬼高中，我就永远没机会念大学了。」

每当李戡用上面一段对白相向，我就更同情他了。「别以为我没有过十七岁！」但我的十七岁，是逃亡成功，而李戡呢，却得夜以继日的苦撑岁月、度日如年。每当我清早叫他起床上学，看到睡眠不足的这位高三学生「仓皇就道」、甚至陪他搭出租车赶去学校，我就想起那位主持教改（教育改革）的李远哲院长。在「立法院公报」里，记录了我跟他在二○○五年十月十三日的对话。其中有几段如下：

……

李委员敖：院长，今天在这个会场里，像你和我是台湾大学同届毕业的人已经不多了。我们都老了。

李院长远哲：我还记得在大学时常常看到你，常常听你发表的言论，那时你经常穿着长袍。

李委员敖：来台湾十年后，院长日前接受「自丄由时报」访问。院长在访问中说，我回到台湾是为了这里还不够理想，我愿意回来和家乡父老同甘苦，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奋斗。院长，访问中说，在没有回到中研院前，中研院夜里都不大开灯，大家不大做研究；现在由于你回来了，大家很努力，很多研究室里都灯火通明。院长，你知道台湾有多少小学生夜里跟你一起灯火通明吗？你知道有多少中学生夜里跟你一起开夜车吗？我的小女儿晚上十一点睡觉，小学生；我的儿子晚上十二点睡觉，国中生。院长，你可说那是连战的责任，我们只是设计教改，没有推动。但是责任可以这样划分吗？

李院长远哲：教育问题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如果教育改革，或者说教育问题是我一个人的责任，这是不对的。

李委员敖：院长，你太谦虚了！正因为你有这种声望，所以大家对你有所期许，也很佩服，包括我李敖在内，所以我们放纵你李远哲先生！你的意见到处流窜，你到处管事兼差，最高时有多少头衔你知道吗？

李院长远哲：我当过行政院杰出人才推举委员会、财团法人吴大猷、吴健雄基金会等总共有十几个。

李委员敖：最高记录是十三个。院长，我们都老了，精力有限。院长，你在访问中说，管了这么多外务，只占二十％的时间；换言之，你还有八十％的精力做学术研究，这很让人佩服。但在我们这年纪，二十％也是很珍贵的。从救灾到各种改革，院长都有参与，但当中以教育改革为最。以你的声望、意见，这十年下来，你是否觉得当中有那一件事是需要认错的？

李院长远哲：这十年来，我虽然没能影响教育部的教改工作，但我仍在努力。如最近高中分流，这将会变成分级制度，每个人……

李委员敖：对不起，我必须打断你的话。我是问，你有没有需要向我们认错的事？这十年来，有没有做错严重的事，需要认错？还是说十年来，我李远哲所做的，没有一件是错的？

李院长远哲：我做的事当然有错。

李委员敖：请告诉我们是那一件？

李院长远哲：没能纾解升学压力，反而加深了。

李委员敖：要不要向我儿子及女儿道歉？要不要让小朋友看看，我们的社会中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知过必改，愿意认错？请问院长愿不愿意认错？

李院长远哲：我愿意向各位道歉，因为社会对教改会有太大的期待，而不了解其实教改会所能做的，只是将咨议报告书提交行政院，之后我无法着力。但社会对教改会有这么大的期待，而我却没能做到，这点我需要道歉。

李委员敖：院长，五年前你违背在中央研究院对同仁的诺言，支持陈丄水扁向上提升。今天，陈丄水扁的民调却从七十五％降到二十五％，这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沈沦？抑或是民调错误？你要不要为这件事向我们道歉？

李院长远哲：我在二○○○年参加国政顾问团时，就把辞呈交给陈总统。因为我从小就希望能为社会改变尽心力，就像「蓝色的毛毯」中所说的，为社会改变奉献心血。所以，当我看到社会的腐化后才讲这些话，也辞掉中研院的工作，我从未想过当部会首长或者政务官。在我讲过向上提升的几年后，我们看到自由、民丄主确实进步了不少；媒体扩大了，却还不理想。我们也看到人民对政府的期待提升很多，但是执政者有两点是需要努力改善：其一，政策的精准性，也就是太粗糙；其二，有一些人的操守要更好。从这个方向来看，我是有点失望，因为民丄进党没能做得更好。

在上面的对话里，我们清楚看到了中国台湾岛上教育的病态，这一病态，「生弊」早于李远哲、连战之流的教改，，但是「积弊」却由他们集了大成。他们非但不能治好国丄民党教育的沈疴，反倒附加了民丄进党教育的绝症，流弊所及，受害学生苦矣。痛苦已不是夙兴夜寐早起晚睡的问题，而是痛苦痛苦痛苦的问题，外加上大量的教材上的垃圾与谬误，学生惨矣。

在质询李远哲以后，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我又质询伪行政院长谢丄长廷和站在他身边的伪教育部长杜正胜。也有几段如下：

李委员敖：我知道你很怕我拿出当年你和彭明敏搭档竞选总统、副总统时的传单，因为对比之下，你会觉得很难堪。你在「解除国丄民党教育宰制，重建台湾主体文化」说帖中提到，要彻底解除党国教育的宰制，重建人性化的教育体制。请问你知不知道现在小孩子在教育改革之下的痛苦？上次我使李远哲院长公开承认他要为教改道歉，我的家里有两位小朋友，一位是小学五年级，一位是国中二年级。我对李远哲说，你很了不起，你回台湾后，中研院有了研究的气氛。你没有回来之前，中研院夜里灯都是暗的；你回来以后，灯火通明。李远哲听了很高兴，可是我说你别忘了，还有两个小孩陪你们挑灯夜战，就是我的女儿和儿子。今天真正的痛苦指数不是抽象的数字，拿我们的小孩和美国小孩比较，在校课业压力是二比一，放学以后的压力是四比一。美国小孩在下午三点放学，有很多时间休息、玩耍或做有意义的活动，我们的小孩却被一层层的补习困住了。教育改革根本的问题不要谈什么本土不本土，光是教材的量就把小孩压住了，教科书的量这么丰富，我们有必要让小孩背吗？不论是背长城有多长或是背塯公圳有多长，对小孩而言都没有意义。正胜兄，教育改革最起码要先从形式上把教材的量砍掉二分之一，小孩才能活下来。什么一纲多本，学生要念那么多无聊的东西，其实英文小写的a或b写得再大，还是小写的字母。我们常提到本土化，正胜兄，请你告诉我一件东西是真正台湾本土的。

杜部长正胜：台湾本土的不是没有，你的高见我很赞成。

李委员敖：你太学究了，你不要讲话。其实一件也没有，所有东西都是从大陆传来的，本土化是个骗人的东西。

杜部长正胜：这个话对原住民不好意思。

李委员敖：现在不要谈那么多，在形式上要先做到教材减半，其他不要谈，都是废话。

谢院长长廷：我赞成减轻小孩的负担。

李委员敖：你们考虑教材减半，其他不要谈，都是废话。

教育的败坏不始于李远哲，但他主持的教改恶业却是终作俑者。在万人臭骂声中，李远哲不堪众矢之的，咬出共犯乃是拍板定案的国丄民党大倌人连战。连战固是首事之人，但李远哲组成教改班子，附逆国丄民党政府和民丄进党政府，「肆其荼毒、祸害学子」，却是责无旁贷。轰轰烈烈的教改，不知减轻国丄民党教条的枷锁，反倒加上民丄进党的，是李远哲的「罄竹难书」，比起他和他的连战来，其他杜正胜也、杜歪败也，其实都是一干从犯。从犯固然十恶不赦，但不能上比连李诸公、诸首恶，主从关系不可不先弄清。

我在对李远哲、谢丄长廷的质询里，都提到我的儿子和女儿，涉及的，只是教材不当、学生负担太重，当然这只是教育病态的部分而已，实际上，全面的病态，不可胜数。病态都源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蒋介石国丄民党祸国殃民的基因。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了，台湾投入祖国的怀抱。

一九四九年，国丄民党垮了，祖国投入台湾的怀抱。

国丄民党丢掉了祖国，逃到台湾，却以祖国自居，说它代表「中华民国」，但是，它有什么脸皮代表「中华民国」呢？所谓「中华民国」的国都南京，就被它丢掉两次；所谓「中华民国」的国父陵寝，就被它辞庙两回；所谓「中华民国」的国土，就被它丢掉千分之九百九十七，而只剩下千分之三。……如果这些只是暂时现象，也就罢了。事实上绝非暂时，不是三年五年，也不是十三年十五年，也不是二十三年二十五年，国丄民党根本回不去祖国了。到了第二十六年，国丄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死了；又过了十三年，他的儿子蒋经国也死了。接下去是儿子的大玩偶李登辉十二年、大玩偶的小玩偶陈丄水扁八年，和美国玩偶马丄英九两年，总共六十一年，就自欺欺人过去了。

自欺欺人的实例太多了、太多了。我以问题做纲目，举出一些常见的：

一、自欺欺人说「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其实，「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证据是蒋介石亲口说的。蒋介石在一九五○年三月十三日秘密讲话中，自承：「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看到了吧，连「中华民国」总统都说「中华民国」亡国了，还是国家吗？事实上，「中华民国」只是一具死尸，一具被共丄产党消灭了的死尸。但共丄产党盼国丄民党在旁边守灵，为了怕另一个孤魂野鬼借尸还魂。台独就是那孤魂野鬼。

二、自欺欺人说「中华民国」有国家主丄权──有人以为，今天台湾有二十四个国家承认，难道不是国家吗？答丄案是：还不是，因为没得到一百九十二个会员国的联合国承认，也没得到抱大腿的美国承认。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美国国务卿公开说：「台湾不是独立的，没有国家主丄权。」可见抱大腿也没用，还被踢了一脚。

三、自欺欺人说「中华民国」是民丄主国家──国丄民党自蒋介石黑暗统治下无民丄主，已是定说，但民丄进党继起，却给无民丄主做了更粗野的示范。以二○○六年对陈丄水扁的罢丄免案为例，三次投票，民丄进党立委八十三人全部三次不敢出席，这种在领队控制下的集体不敢进场事丄件，真是人类议会史上奇闻。他们团队在议场门口台阶下，像一群被赶的鸭子，团左团右团进团出，这太骇人了。民丄主政治是议会政治，议会表决是民丄主程序，你们整个的民丄进党立委，可以集体拒绝表决、甚至不敢参与表决反对，这是什么态度呢？人家罢丄免你的总统，你连反对都不敢表达，这是何等可耻、何等荒谬！台湾的民丄主是假的，由这一八十三只鸭子式民丄主，正好开了金氏世界记录！另一种彰显伪民丄主的现象是：少数党民丄进党竟可用暴力阻止多数党国丄民党投票，国丄民党竟因之就范，真是世界级的奇闻。

四、自欺欺人说可以「中华民国」之名进联合国──不论所谓「重返」联合国或「加入」联合国，都绝不可能。「重返」要共丄产党「高抬贵屁股」（他退出）；「加入」要共丄产党「高抬贵手」（不否决），都是异想天开。「中华民国」这名义，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并代表了，所以，根本没有余地。难道要共丄产党「高抬贵屁股」让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