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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
作者：雪珥
序
一艘“勇敢级”（Daring）驱逐舰就停在我的窗下，只要从电脑前一抬眼，就能看见它那灰色的舰身和英寸的主炮。澳大利亚的“南十字星”国旗，在舰首旗杆上飘扬。
在悉尼上班的每一天，我都会无数次地从楼上俯视这艘军舰以及与它并肩停泊的一艘潜艇。南太平洋湛蓝的海水一漾一漾地，拍打着这些作为海事博物馆展品的退役舰艇。它们也如同家中的宠物那样，不时需要开到外海去遛遛，或到船坞去检修，每逢它们要移动的时候，我都会赶紧下楼，近距离地观察这些“海狼们”的动作，百看不厌。
很难想象，这个宁静而时尚的“情人港”（达令港，Darling Habor），曾经是抗日的第一线：入侵的日本潜艇惊扰了整个悉尼，当妇孺们被转移到蓝山（Blue Mountain）后，男人们便扛着枪炮，构筑了一道又一道的防线，而第一道防线，就设在这美丽的海滨。
在澳大利亚这个远离世界其他地区的孤独大陆上，二战时为防御日本入侵而修建的工事，几乎是唯一能找到的与战争直接有关的遗迹，尽管日本“皇军”的铁蹄一步也没踏上这块国土。
每次当我走过那艘满载时排水量也才3888 吨的驱逐舰，总会想起比它年长一个甲子的定远舰和镇远舰。那两艘威力巨大得令世界侧目的中国主力舰，排水量为7000 吨，主炮口径为12 英寸。如果与它们并列，眼前这艘澳洲军舰，将会显得侏儒一般矮小。但是，曾经威震一方的定远和镇远舰如今又在何处呢？日本人在这个城市依然顽强地展现着他们的巨大影响力，当然不再依靠枪炮，也不依靠人多势众。著名的纪伊国屋书店，就在古老的“维多利亚女王大厦”（QVB）左近开设了澳洲分店，不动声色地向澳洲“输出日本”。这是全澳洲规模最大的书店，除了大量经营英文书外，其日文书品种之多，与日本本土书店相比亦不惶多让，而且还提供完善的订购服务，可以购买日本出版的任何书籍。我就是在那里买到了不少有关中日历史的书籍；而其开辟的中文书销售区，无论是书的品种、品质还是对阅读潮流的把握，唐人街没有一家中文书店可以媲美。在这个宁静的书店之外，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大量来自中国的游客，他们兴奋而高调地谈论着，拿着大大小小的购物袋，满脸洋溢着富裕起来后的自豪。他们当然忙得不会跨进这个日本人的书店，也不会去不远处的海事博物馆看看那些舰艇。而报亭里正在热卖的英文报纸，则在使劲地谈论着是否应该允许中国人收购澳洲的矿业。在这个年代，日本是很难取代中国而成为新闻焦点的。
我总是很抗拒别人把我称为历史学者，因为在我看来，“学者”这个词还是很崇高的。在一大群靠历史吃饭的人群中，并没有几个人够格能称为学者，而最多称为职业工作者而已。而历史于我，好在并不是个饭碗，这是我的遗憾，日本现代漫画中的定远舰也是我的幸运。
研究历史便如同登山，登得越高，越是云山雾罩，越是发觉自己的渺小。搜集和研究海外晚清史料十多年了，随着自己的文字得到媒体和朋友们的认可，我越发地感觉自己只是个浅薄的过客而已。这种日益强烈的惶恐感，令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合适的定位：非职业历史拾荒者。
是的，我无非是个拾荒者，钻在别人草草开采过或不屑于开采的矿井里，捡拾遍地的宝物。这个矿井，就是海外丰富的晚清史料。
我的一位美国收藏同道曾抱怨道：与中国历史有关的考据，经常难以从中文资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为“中国人只收藏对自己有利的资料”，而很少收藏其他各方尤其是敌对方的资料。的确，客观上中国一向不注重对“蛮夷”的事态分析，主观上则养成了“恨屋及乌”的习惯，但凡是敌人，他们的一切便都是不可信、不可靠的，乃至于他们的文献资料，亦多被视为异端，最多供一个小圈子”内部参考”。我们的历史研究，便是在一个已经设定好的框架内，根据设定好的程序，根据需要对史料进行剪裁。此种剪裁，无论被冠以何种高尚的籍口，亦等同于电视新闻制作中所谓的“客观镜头、主观剪辑”，虽然每一个镜头都的确来自实况，但不同的剪裁和拼接却能让人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我们所表露出来的“选择性健忘症”，丝毫不比日本人逊色。“ 一史两制、一事两制”，我们在史识上和史评上体现出相当强烈的人格分裂和双重标准。“反面人物”身上的“罪恶”行径乃至“卖国”行径，在“正面人物”身上就成了智谋和策略，最多是“多走了几步弯路”、多交了点“学费”而已。这样的人格分裂和双重标准，与日本一方面否认南京大屠杀，另一方面时刻不忘广岛核暴的罹难者，似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同样的“选择性健忘症”，日本人更多地是以此欺人，而我们则更多地是以此自欺。仅此而已。
如果要海选“最不被中国人相信的口号”， “中日不再战”或“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之类，应当是榜上有名的。但在对日关系上，我们依然会奇怪地坚信：“以德抱怨”的单恋，可以弥和历史的伤痕，缓解现实利益的冲突。一部讲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非要自作多情地从“人性”角度去描绘日本士兵的内心挣扎，而甚至忘了展示更有典型意义的杀人竞赛。
来自中国的战争赔款，曾经是日本赖以崛起的资本；而同样来自中国的放弃索赔，也对战后日本的复兴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等到我们的发展需要资本的时候，那些本该是战争赔款的日元却转弯抹角地以援助贷款的方式登陆，如此先亏里子、后丢面子的窝心事，难道不比要求日本下跪道歉更值得我们反思吗？中国文化，本不应如此阿Q。孔子当年就对“以德抱怨”嗤之以鼻，质问道：如果“以德抱怨”，那“何以报德”呢？大汉王朝时，出于“安全关切”，多次出兵”侵略”匈奴，著名将领陈汤从前敌给汉元帝发去一份奏折，表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决心，”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种”虽远必诛”的阳刚精神，后来便逐渐消亡，对待外敌基本就是和亲、怀柔，用子女金帛”赎买”回大国崛起的感觉，且美其名曰”以德抱怨”，聊以自慰。
宽容与和解或许是一种美德，但它有个基本前提：真相与忏悔！
中国人涉及日本的历史记忆，的确充满了太多的悲情，但遗憾的是，日本人被打回老家都已一个甲子，我们却还只沉溺于悲情之中，停留在哭诉的”伤痕文学”阶段，难以自拔、难以深入。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托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争者身上，它在心理上还是一个弱者。
悲痛如果不化作力量，眼泪就是最无用的化妆品。我们今天或许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应该让日本正视历史，但如果它就是不正视呢？我们是应该让日本道歉下跪，但如果它就是不道歉不下跪呢？我们是应该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但如果他们就是拒绝接受呢？我们除了叫叫嚷嚷，还能干些别的吗？
悲情之外，我们大多数人还相信另一个神话：正义必胜。我们恰恰忘了：被凌辱与被屠戮，这不是正义；反抗凌辱与屠戮，这才是正义；胜利绝不来自正义，而只来自于实力。外侮只能说明我们无能和软弱，并不能因此而赋予我们”正义”，更不能因此而赐给我们”胜利”。
在国际政治中，真正的普世原则就是”丛林原则”。已经上演和正在上演的所有争斗，无论其是民族之间的冲突还是民族内部的冲突，最后一定会归结到”利益”，区别无非在于为谁的利益和为什么样的利益。而且，所谓的”正义”，弹性很大。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俨然以文明的传播者和中华的解放者自居，对”征服###”充满了”正义感”。
中日历史的研究，如果真要起到资治通鉴的作用，则必须摈弃毫无意义的道义之辩，而还原和探究其最残酷的本质：中日之间的利益争夺和调整。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养出一大帮宋襄公。
我们对日史观中，最可笑的自作多情，在于非要将日本的兽性归咎到某种”主义”（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似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民”只是误上贼船、被蒙蔽而已。这在”术”的层面上，作为一种公关工具，未尝不可。但若真以为是，则不仅是幼稚的，甚至是危险的。
“主义”固然在塑造着人，但”主义”本身也是人所创造，更是由人在实践的。同一”主义”，在不同的人群手中，会实践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现实体现来。日本侵华，与其说是军国主义毒害了国民，不如说是其国民性格和利益诉求制造了军国主义。
包括日本在内的大量海外史料，说明”日本人民”从来就不是什么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推动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就是强大的民意力量，其中包括那些属于”被压迫阶级”的工农。如果非要说”广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则他们并不受害于侵略或”军国主义”，而只是受害于”不幸战败”而已。
把”主义”当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症结，最后就只能在”主义”的高低和好坏上进行无谓的争论。
从日本和中国结下梁子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从来不缺口水抗日的高调之徒，情绪化、非理性，充满激情地追求剧场效果。这种速食”爱国主义”，与需要静下心、沉住气、卧薪尝胆般地” 师夷长技以制夷”相比，成本低、代价小，见效快，但结果是一方面逢日必反，另一方面是对日本的无知，甚至毫无”知”的愿望。历史已经证明，”小日本、大中国”的轻佻心态正是造成”大中国”总是胜不了”小日本”的关键。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一些热血青年，来到中国从事谍报工作，几乎走遍大江南北，进行艰苦卓绝的实地调查，根据他们的情报编纂而成的《清国通商综览》，出版后居然有2300 多页之巨，比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更深地吃透了中国国情，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文献。他们当然是中华的敌人，但这样的敌人，在值得我们痛恨之外，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吗？我在海外倾己所有，收藏与晚清历史有关的海外文物，也是力图对这种实证主义、行动主义的一种实践尝试，”爱国”是需要行动的。
历史研究，或者仅仅是尝试对历史现场进行还原，需要的是三要素：史料、史料，还是史料。史料就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新闻采访”，不同的当事人，不同的角度，这些是接近真相（但永远不可能抵达）的基本条件。
我总觉得，历史研究，必须要具备新闻记者和律师的两种秉性：要像新闻记者那般敏锐，也要像律师那般挑剔和严谨。这是我所从事过的两种职业，我觉得或许正是这两种职业的训练，才能使我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淘出宝贝，也能使我从不迷信任何既定结论或任何权威。在”拾荒者”的定位之外，我总觉得自己还应是个籍着史料、穿越时空回到历史现场采访的记者，多看、多记、多思考，这样的”历史新闻”才可能是有价值的。
人生苦短，而历史却悠长得接近无限大。在历史面前，我们永远是盲人摸象，这是我们无法超越的局限。关键是要有自知之明，要明白自己永远不可能摸到整只象，更不应假装自己有能力看到所谓的全局。这样，当我在自以为历史或许是条毒蛇的时候，就不会对他人认为历史是面战鼓而感觉震惊。
因为，我只是摸到了大象的小尾巴，他却有幸摸到了那伟大的象屁股。这时候，我只能说：不求最大，只求最佳！
雪珥 2009年5月于南洲雪梨北石斋
绝版甲午 第一部分
谁动了李鸿章的奶酪？
1894 年9 月8 日，正当中日两国在朝鲜惨烈激战时，一颗”炸弹”却在紫禁城里引起轩然大波：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弹劾正当前敌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罪名是骇人听闻的腐败、通敌。
在这篇《奏陈北洋情事请旨密查并请特派大臣督办天津团练折》中，向以敢言著称的张仲炘，指控李鸿章及其子李经方向日本人出售大米和煤炭，李经方甚至与日本王室攀亲，还在日本开了一家洋行。张仲炘承认这些都是风闻，”始闻之而诧，继而不能无疑，如果属真， 则自无怪乎纵容奸细、售买米煤之种种乖谬矣。”张仲炘说天津日本间谍被破获后，还查出地雷炸药八箱，但李鸿章却在审理后，不仅隐匿不报，而且私放间谍，并给银资行。
这一名上达天听的日本间谍就是石川伍一（ 又名义仓告，1866-1894），日本国秋田县人氏，时年28 岁。在甲午战争中被捕的众多日本间谍中，石川伍一的影响力非常大，除了被中国官场作为政争武器外，他还牵涉到著名的高升号事件1894 和重庆号事件，与中日英和中日美两个三角关系都有瓜葛。
石川伍一是甲午战争史中最为著名的日本间谍之一，原因就是他被不少史学家认为是引爆战争的高升号事件的罪魁。
英国商船高升号被中国租用运兵，当时中日并未宣战，该船由英国船员驾驶，且飘扬着英国国旗，却在朝鲜海面被日本军舰打沉，千名中国士兵和欧洲船员罹难，震惊世界。据受雇于日本信义洋行的德国人透露：”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华英德法言语俱能精通，看其与他人言论间……并随时用铅笔注载……爱仁、飞鲸，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这位”才具甚大”的倭人就是石川伍一。
其实，也有研究质疑石川在高升号事件中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其实是天津电报局的电报生泄露了高升号的开航时间等情报，但这一说法缺乏直接证据，而且电报生其实并不掌握密码，而电讯本身日军完全可以监听截获，不英国画师所绘日本军舰击沉高升号图4 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绝 版甲午需要收买内奸获得。
另有研究者认为，日本早已决定在海上攻击中国船只了，实际上在随机选择攻击目标，无须等待运输船的具体情报，遭遇战是必然的，但何舰遭遇何船，却是偶然的。时任日本外交大臣的陆奥宗光在发给驻中国兼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的电令中，表示：”今有施行断然处置之必要。故阁下务须注意，可择一不受世上非难之某种口实，以之开始实际运动。” 并在口讯中明确表示：”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根据相关史料分析，当时拦截高升号的东乡平八郎，并不知道这是运兵船，至少其并没有一个根据谍报伏击高升号的计划，否则，高升号之前的爱仁与飞鲸两艘同样运兵的商船亦不会平安到达了。
石川伍一是秋田县人，幼读私塾，入标榜”兴亚主义”的兴亚学校专攻中文。1884 年18 岁时来华，在海军大尉曾根俊虎带领下精研汉语，随后加入设在汉口的日本间谍机构乐善堂。
他曾受命与另一间谍松田满雄到中国西南地区调查。松田满雄是熊本县人，他后来在战争中充当翻译，战后还参与了盛宣怀大冶铁矿的合作事宜。他们两人的任务，一是调查全川情况，二是了解川南的苗族，三是调查西藏的牧场。他们以成都为中心，足迹遍及全蜀，直达西藏边界，其间历经艰险，遭到当地土著的包围和攻击，并被官府怀疑是奸细甚至曾一度入狱，多亏石川能说流利的汉语而得以逃脱。
他当时设想到西藏经营牧场，为乐善堂筹集经费，甚至希望能仿效三国故事，割据四川，另立一国。石川等人撰写的西南报告，庞然巨册，并附以十分精密的地图，被日本军事当局当作极为珍贵的资料保存。
此后，石川到天津担任日本武官关文炳的助手，到蒙古、西安、洛阳等地刺探军情。在关文炳死后，他又配合其继任者井上敏夫，测量黄海的重要军港及航道的水文，为日后日军入侵提供了重要情报。
在天津期间，他以紫竹林松昌洋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成功收买了天津军械局的书办刘棻（又称刘树棻、刘五等），获得大量第一手军事情报。石川的暴露，则牵涉到另一外交纠纷重庆号事件。重庆号是一艘英国客轮，往返于天津和上海之间，高升号惨案发生不久，天津当地民众冒充清军搜查并痛殴了搭乘重庆号撤离的日本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意外地搜获日本间谍泷川具和发给天津领事馆武官的密信，获悉了潜伏日谍石川的动态。日本外交人员及侨民均在开战后撤离天津，只石川伍一及钟崎三郎两人受命潜伏，但因美国领事坚决反对其留在租界内，石川遂搬到刘棻家，而钟崎则转往关外，并在那里被捕。
石川在搬进刘棻家的次日（1894 年8 月4 日）清晨，就被天津城守营拿获，当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即向李鸿章汇报此事。在初审中，石川口风很紧，坚不承认自己的间谍身份。
而受托分别为中日两国护侨的美国，则开始积极干预此案，婉转希望”如遇有日本人改装在内地作奸细者，即将其解交就近海口逐其回国，使之不得与内地华民交接，于中国防泄军机似亦为无碍，且此办法，已足为惩其作奸细之罪”。美国的逾情之请，被中国政府拒绝，总理衙门表示将根据国际公法，处死战时间谍。
石川被捕后第十天（8 月13 日），上海法租界又破获楠内有次郎、福原林平间谍案，两人随即被租界当局送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庇护。六天后（8月19 日），藤岛武彦、高见武夫在浙江被捕。此三案因美国插手而相互关联，其中最早且危害最大的石川一案，成为关键焦点，关联到另两案的处理思路。美国插手的三个案件，石川的情节并不复杂，却牵扯更深。除了中美关系外，还卷入了朝廷内部的###。反对李鸿章的一派，拼命想利用此事，连章弹片，指责或影射李鸿章等。而李鸿章也确有难言之隐，因泄密的军械局，其总办正是李鸿章外甥张士珩。
张士珩的母亲是李鸿章的长妹。这张士珩其实还算是一位能吏，在他任内，每得一件新式军械，必考辨其形质、度数，穷幽洞微。他一生都在从事军火生产，自己也成了一名军火专家。但因为是李鸿章的外甥，成为李鸿章政敌们的主要突破口之一，仕途上颇有蹉跎。
在沉默了十二天后，李鸿章于8 月15 日向总理衙门正式报告石川一案，但称仍在审讯中。
至此，石川一案已经与前线军情、中美外交及中国内政瓜蔓相连，日本人也知道其已无生望。在华间谍首脑宗方小太郎感叹道：”潜伏于天津之石川清末天津法租界码头，左上建筑为天津海关。终死于豚奴之毒刃，亦不失为一世之快男儿也。足以愧死肉食苟安之惰夫矣。予望其从容就死，示奴辈以神州男儿之真面目。”
石川伍一案件迅速引起光绪皇帝的亲自关注。8 月28 日，军机处转达谕旨，要求李鸿章彻查此案。次日，美国外交机构直接插手，其驻天津领事根据驻华公使田贝指令，发函李鸿章，要求将石川释放回日本，理由是”日本声称此人并非间谍”。
李鸿章命津海关道盛宣怀与美方交涉。盛宣怀在发给美国领事的回函中，对美国的要求进行了有理有据有节的严词驳斥：”本道查《中日修好条规》载明，两国商民，均不准改换衣冠。是两国和好，尚然有此禁例。现在两国失和，忽然改装易服，潜匿民家，四出窥探，其意何居？ 况日本领事出口之后，日本人之在中国口岸者，已由贵国兼理。该犯石川尽可安寓租界洋行，何以假冒华人，私至城内居住？……至该犯被获之时，形迹可疑之处，不一而足，其为间谍无疑。……石川一犯自应由中国官密访确情，彻底根究，未便遽行开释。”9 月1 日，光绪皇帝再度就石川一案向李鸿章发出密谕，要求他”严行审讯，如究出探听军情等确据，即行正法……不得稍涉宽纵”。
朝廷坚定了彻查此案的决心，天津的办案取得了明显进展。9 月17 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交了结案报告：”前获倭人石川伍一，饬县屡讯，供词狡展。须将间隙确证予以死罪，始无碍在倭华民。八月初四日（9 月3 日），饬津海关道盛宣怀严密根究，传到崔姓等，曾在倭武员处服役。人证确凿，即提石川伍一，与已革书吏刘棻质讯，无可狡辩，始均供认：前驻津之倭海军武员井上敏夫等曾嘱石川伍一转托刘棻，私抄中国海军炮兵数清单，给过谢礼。宣战后，倭员回国，留探军情，改装华服，以七月初四日（8 月4 日）潜行至刘棻家藏匿，当日即被军械局会同官弁获住等语。严讯王大，并无知情同谋。初九日（9 月8 日），奉电旨，复审石川伍一等，供均如前。……石川伍一拟按公法，用枪毙击毙；刘棻即行正法。”9 月20 日，石川伍一及刘棻在天津被处决，轰动全国，报章均有报道。《字林沪报》报道称观者如潮，行刑后”但闻一片声叫好不绝”。当日，李鸿章将该案所有案卷包括两人的供词等呈交总理衙门。10 月8 日及27 日，美国干预的另两起日本间谍案的主犯，也分别在南京和杭州被处决。
在甲午战争期间被捕的所有日本间谍中，最先被处决的石川伍一是唯一执行枪决的，其余均被斩首，或许这与李鸿章希望给美国留点面子有关。美国朝野对中国”酷刑逼供”和”残忍处决”日本间谍广泛表示不满。但当时外界谣传石川伍一被处最残酷的凌迟，宗方日记中记载道：”被拘禁于天津之同志石川伍一于九月二十日在天津城西门外被处磔刑，军械局之刘某亦同时被斩首云。不堪痛恨惋惜之至！”与石川相关的高升号事件，折腾十年后以中国赔偿船费而告终；另一重庆号事件，由大沽炮台以二十一响礼炮的最隆重军礼向重庆号道歉而结束；美国国会则因政府在间谍案处理过程中对中国的”过分软弱”，而险些启动弹劾案。
至于御史因此案借题发挥，指控李鸿章腐败通敌一事，在弹章上奏的次日，军机处便拿出了处理意见，除了需对张士珩涉嫌采办军械时以劣充好查证外，其余各项指控，”皆系影响之词，暧昧之事，碍难查办”。 张士珩最后以玩忽防务而被革职。李鸿章后来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石川伍一若知晓他的案件居然引发如此剧烈反响，不知会做何感想？
“钓鱼”密码
日本外务省的”周到服务”，显然令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有点意外：他拿到手的那份长长的文件，居然已经一反常态地翻译成了中文。
这是1894 年6 月22 日，为了从朝鲜共同撤军的事宜，双方已经来回折冲了近20 天。日本政府不仅不撤退军队，反而决定增兵。汪凤藻手上拿的，就是这一”决不撤军”的照会，甲午战争史上著名的”第一次绝交书”。
被谈判搞得焦头烂额的汪凤藻，显然无暇多考虑这一反常的”周到服务”，朝鲜那边，日本军队无论在人数还是装备上都占尽优势，北京的总理衙门和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日本方面的消息呢。
汪凤藻将”绝交书”交给了译电员，用密码电报赶紧拍发。这次可以比以往效率高多了，毕竟省下了一道从日文翻译成中文的程序。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报，密电都是各自译成密码后交电报局拍发，各国皆然。当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将密码电报送交电报局时，日本照例抄录了一份副本。但这一次，日本人再也不用为破译密码伤脑筋了，他们拿出了自己写的中文版的”绝交书”，略加比对，中国使馆的密电便显出了原型。
日本政府只不过主动花了点日语翻译成中文的功夫，中国使馆就主动将密电码全盘交出。主持”绝交书”中文翻译和密电破译的，正是日本外务省的中田敬义，因此功劳，他后来官居外务省政务局长。
日本人获得了密码，汪凤藻自6 月6 日至8 月4 日的全部54件往返密电均被破译。日本人不动声色，从此不仅掌握了中国使馆与国内的全部通讯，而且，还从中截获了大量军事情报。而清廷却毫无觉察，整个战争中一直未改密码, 以致在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件也被全部破译。
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海军实力相差无几，但日本舰队总是能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集结优势兵力，除了陆上的情报人员之外，应该也与此密码的泄露有相当关系。
直到1938 年中田敬义本人披露此消息之前，中国方面对此都懵然无知。而中田敬义揭秘时，大清国早已灭亡了27 年， 日军的铁蹄也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具体负责破译的电信课长佐藤爱麿后作为日本全权代表出席1907 年6 月的第二次海牙万国和平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 鉴于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偷袭行为，全面修改了国际法。佐藤爱麿此后又担任过驻美大使。其子佐藤尚武担任过日本外务大臣及二战中末期任日本驻苏联大使，苏军挥师攻入中国东北，他是第一个得到消息的日本人，未知他在这样的晴天霹雳下，是否还有心情回味父亲破译中国密码的昔日荣光？
百多年来，多如过江之鲫的甲午战争研究者，对此细节多未重视，而美国人却似乎受到了启发。这一用”钓鱼”手段破解密码的方式，后来被美军原样用回到日本头上。当时，美军从日军一系列电报中，发现十分频繁出现的”AF”代码，估计应该是指中途岛。为了进一步查实，美军便用浅显的英语拍了一份作为诱饵的无线电报，报告中途岛上的淡水设备发生故障。果然，不久以后美军截获的一份日军密码电报声称：AF可能缺少淡水。自此，美军便对日军动向了如指掌，太平洋战局大为改观。
上海”间谍门”夹伤美国总统
1894年12月1日，美国著名杂志《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发表记者拉尔夫（Julian Ralph） 的长篇报道《美国在华的袖手旁观》(American Help lessness in China)，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巨大震动，《纽约时报》等主流报纸也纷纷转载。
这篇文章尖锐地攻击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软弱， 起因就是美国政府居然将跑入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寻求避难的两名日本间谍交给了中国当局。
文章详细地描写了这两名日本间谍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后受到的”非人折磨”：中国人将这两名日本青年带到南京，在那里他们遭受了2 天--有的说是3 天的酷刑。他们让日本人跪在铁链上，用木条穿腿，人还站压到木条上。日本人的指甲盖也被生生拔除。他们在日本人的手腕上绑上铁链，再拿烧开的水不断浇在铁链上，直到铁链嵌进了骨头。他们钳压日本人的舌头。他们将日本人身上最敏感的部位捏碎。在种种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刽子手的剑倒成了最痛快的一种。
文章指责，软弱的美国政府，正是造成这两名日本青年被中国”杀害”的帮凶。
在野的美国共和党如获至宝，抓住这一事件，对克里夫兰总统的民主党政府发起了猛烈攻击。共和党领袖西奥多? 罗斯福（后来的美国总统）鼓动议员们发起弹劾。共和党参议员洛奇（Henry Cabot Lodge） 随即要求美国国务卿葛礼山（Gresham）公开所有相关文件，被后者拒绝，支持政府的参议员们开始站出来护驾，议会内爆发激烈斗争。
引起华盛顿巨大政治风波的这一事件，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上海间谍事件”，或者”上海间谍丑闻”。这两名成为中、美、日三国外交关注焦点的日本人，一名叫楠内有次郎（Kusunchi，1865-1894），一名叫福原林平(Fukuhara，1868-1894)。
楠内有次郎的家乡是以陶器闻名的九州佐贺县，他原姓青木，过继给楠内家为嗣，遂移居到鹿儿岛。因视力不合格，在报考陆军军校时没通过体检。这和”三崎”中藤崎秀（也是鹿儿岛人氏）报考军校未果相似。楠内随后到东京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改学法律、英语。1890 年，受荒尾精鼓动，他前往上海就读于日清贸易研究所，学习间谍技术。毕业后他加入了上海日清商品陈列所，回到日本，在九州、中国（日本地名）、大阪等地调查海产品。1894 年，他陪同横滨贸易新闻社社长，到中国内地调查了数月，因病留在上海直到战争爆发。在此期间，他开始实际从事间谍活动。
福原林平是冈山县人，就读于历史悠久的藩校闲谷黉。在黉长（校长）、著名维新人物西毅一教诲下，年轻的福原慨然以国士自许。他第一次报考上”上海间谍丑闻”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带来了一场政治风波谍战甲午13 日本间谍潜伏记第一部分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未中，竟径直找到负责人荒尾精，慷慨陈词，感动了荒尾精，被破格录取。毕业后，他回到了日本，在冈山县名刹国清寺随海晏法师参禅。1893 年11 月，他与同学高见武夫一道回到上海，临行前，海晏法师还各赠送他们一把宝刀。
战争爆发后，楠内、福原两人都在上海潜伏下来，以商人名义从事间谍工作。随即奉命到满洲内地侦察军情。预定的计划是，先乘船到营口，经辽阳抵奉天，再去辽阳，返回奉天后将情报以电报发到上海，然后再前往凤凰城，将沿途所见军情随时报告；之后向鸭绿江行进，调查入朝清军数量及沿途军情，提供给已经在朝鲜境内的日本第一军，然后为该军带路。布置这一任务的日本武官根津一也坦陈，这一任务实在很艰难。
但是， 人算不如天算， 他们原定的8 月11 日的班船被取消，下一班要到14 日才能开行。考虑到两人同时从日清商品陈列所出发会引起怀疑，遂决定假冒湖北商人住到法租界的同福客栈去。福原先在12 日搬进客栈，楠内则于13 日搬进，另一刚从满洲回到上海、准备与他们同行的间谍景山则住进了全安客栈，三人装作互不认识。
8 月14 日半夜， 楠内、福原两人在同福客栈被上海道台衙门的差弁抓获，随身搜出关东地图和清军军官名录等，但因人犯是在法国租界内抓获， 只能交法国巡捕房， 而法国方面则干脆将两人交给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因此惹出件轰动界的惊天大案。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美国受中日两国委托，担负起”调停人”（Good Office）的角色，为两国在对方国家中照顾侨民及利益。根据”调停人”原则，法租界当局将日本人交由美国外交官处理，倒也还在理上。
两名日本间谍向美国总领事佐尼干（Jernigan）宣称受到中国政府诬告，并要求获得庇护。佐尼干很快批准了日本人的要求，并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引渡要求。
清廷也不示弱，立即在北京向美国驻华临时公使小田贝（Jenior Denby）提出严正交涉，小田贝的父亲老田贝是驻华公使，此时回国休养，由其子代办。同时，总理衙门指示中国驻美公使杨儒，立即向美国国务院进行交涉。
时任美国国务卿葛礼山是律师出身，一切行为讲究法治和条理。他闻报大惊，立即指示小田贝，美国外交机构没有权利庇护任何被中国政府指控有罪的日本人。
小田贝对此表示不同意见，认为既然美国充当了”调停人”，则在华日本人自然获得美国在华享受的治外法权，两名日本间谍不应被引渡给中国，而应接受领事裁判。两人为此发生激烈争论，电文往来十分频繁。
在法理上难以说服葛礼山后，小田贝又诉诸道义，认为如果接受中国的引渡要求，则两名日本人必然会被中国刑讯折磨并最终残酷处决。
葛礼山不为所动，在他的强硬命令下，小田贝只好下令佐尼干，于9 月3 日下午5 点在大东门外将日本间谍移交给上海道台（根据宗方当天日记）。但同时，葛礼山与杨儒在华盛顿达成君子协议，中国政府承诺给日本间谍公正的审判，并在老田贝返回北京任上之前，不作出任何终审判决。
两名日本间谍被移交给中方后，中国十分重视，两江总督刘坤一亲自下令将人犯押到南京审讯。同时，在天津和浙江也先后破获了石川伍一案、藤岛武彦、高见武夫间谍案，都受到美国领事的强烈干预，美国军舰甚至应美国驻宁波领事福乐（Fowler）之要求而前往示威。
美国国务院明确了美国处理此类事务中的界限后，天津和浙江的间谍案也很快审理完毕。随后，这五名日本间谍分别在南京、天津、杭州被斩首处决，但并未事先通知美国方面。宗方小太郎在10 月10 日的日记中记载道：”研究所之学生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亦自上海槛送至南京，上月二十四日被处斩首云。嗟，痛哉！”小田贝对其上司的指令耿耿于怀，继续写信与葛礼山辩论法律问题，尤其是指出在上海有着十分复杂的、相互纠缠的中西审判体系，完全不必将日本人引渡给中国，他认为葛礼山向中国政府妥协的举动，将会破坏西方人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导致中国本土审判权的复归。这其实正是问题的本质，在华的西方人社会普遍对葛礼山感到不满，正是认为美国政府此举大长了华人的威风，大伤了洋人的面子。
同样被葛礼山激怒的还有驻宁波领事福乐，他是一名著名的扩张主义者，他将这些事件通报给了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洛奇，后者随即在国会对葛礼山的政策进行了猛烈攻击。在议员的鼓动下，美国报章开始连篇累牍报道上海间谍事件，攻击葛礼山和现政府，认为是美国政府的冷血和愚蠢葬送了两名日本青年的生命。其中，《哈泼斯周刊》的报道因直接采访了佐尼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文章。《纽约世界报》（NewYork World）甚至公开质问”葛礼山脑子是否正常”，认为”一个正常的领导人不会这么做的”。亲政府的报刊则在葛礼山协调下，展开了微弱的还击，为政府的行为辩护。
上海间谍事件演变为美国国内###，国务卿葛礼山严厉指责了小田贝和佐尼干。小田贝和佐尼干见到事件已经危及到现政府的稳定，随即改变口径，承认了这两名日本人从事间谍活动证据确凿。在亲政府的议员帮助下，葛礼山最终抵抗住了国会中反对派的猛烈攻击。
葛礼山指责中国公使杨儒没有遵守双方约定，中国政府擅自处决了两名日本人，杨儒一开始还推说中国政府不可能实施处决，随后则辩护说，他从未向葛礼山承诺过不处决日本人，是葛礼山误解了他的意思。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间谍风波中，日本的外交机构并没有在前台大肆活动，而日本外交文件显示，他们在认真研究相关法律后，也认为美国政府的确没有权利干预中国对日本间谍的审判和处置。这成为美国支持民主党的报刊为政府辩护的重要理由。
心力交瘁的葛礼山随后猝死在办公室内，成为少数殉职在工作岗位上的美国政治家之一。
《哈泼斯周刊》对两名日本人的”勇敢”表示了敬意，报道说他们宣称：”你们可以杀我，但我的天皇会以我为荣”，报道认为这”更能体现日本人的精神”。楠内曾在家书中道：”今日之事，乃国家安危之关键，皇运隆盛之所系。苟帝国臣民临事而偷安，异日之事不可问矣。”拳拳之心溢于言表。而福原曾在乘船侦察长江时作了六十多首七律汉诗，其中有云：”欲试长江万里游，飘然来投月明舟。把杯堪笑人间事，越水吴山使我愁”, 颇有豪情。据日本史料记载，谍战甲午17 日本间谍潜伏记第一部分他的未婚恋人山本幸子，读到了他写给她的另一首七律：”卿在瀛洲北海天，余游万里蜀吴川。此江月营此真影，写出往时奇遇缘”，大泪滂沱，立誓终身不嫁，致力女子教育。
这一轰动美国的上海间谍事件，不仅谱写了中、日、美之间的”三国演义”，更引爆美国内部###。美国国务院与其派驻在中国的使节之间所爆发的激烈分歧，也体现了当时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纷争。抱持扩张主义的驻华使节们希望利用此事，在东亚为美国攫取更大的利益空间。而美国国会的强力介入，则不仅有政见上的分歧，更有现实###的需要。上海间谍门事件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的焦点问题，轰动一时，在大量的报道中，中国野蛮、落后、背信的形象被进一步宣扬，为日后的大规模排华运动积累了相当的民意基础。甲午战争是刚刚走出内战的美国第一次介入国际事务，是其主动”睁眼看世界”和”伸手管世界”的开始。上海间谍门事件则是美国理想主义的最后一次献演，从此美国东亚政策被彻底修改，不干预主义让位于炮舰政策，跟在狮子后面拣骨头吃的”豺狼外交”（Jackal Diplomacy）被放弃，美国越来越深地开始主动卷入东亚事务。
上海间谍门事件也是满清最后一次得到西方大国的平等对待，此后，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满清的虚弱，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强国给予中国平等待遇，如何瓜分中国成为东亚国际政治主流。
绝版甲午 第二部分
和尚也疯狂
1894 年8月19日，浑浊的东海洋面上，一艘从镇海开往普陀山的客船武宁轮正在鼓棹前进。这天正好是佛教中元节（鬼节），普陀山上要举办盂兰盆###。来自全国各大寺庙的僧人们云集普陀，武宁轮几乎成了和尚的专轮。
旅途寂寥，又是难得的同道大聚会，僧人们在船上相互倾谈交游，十分热闹。但当中一位眉清目秀的年轻僧人，似乎与众人格格不入。他那剃得趣青的头皮上，并没有中国和尚独有的戒疤，而且举止相当古怪。不少人和他去搭腔，发现他似乎对教义不感兴趣，或对交游不感兴趣。但和尚们执著，不断地去”骚扰”他，终于把他惹毛了，痛斥一番。周围的僧人们大吃一惊：原来，他说的是一口日本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