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方面出于保护北平古城的考虑，在商谈一些具体问题上作了较大的让步，对于傅方提出的要求和方案都尽量给予满足和采纳。
这次商谈，是在边打边谈中进行的。战场上的进程和态势，直接影响着傅方谈判代表的心态。邓宝珊原以为“固若金汤”的天津起码也能坚持个把月时间，可以捞取一些资本，没想到解放军仅用四个小时就攻占了天津全城，俘虏了陈长捷。当他和周北峰得知天津失守的消息后，极为震惊，深感北平更孤立了，只有迅速促成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才是上策。
解放军攻克天津成了一副催化剂，而陈长捷的“现身说法”，则对促进和谈也有着一种奇特的作用。
1 月16日拂晓，刚当俘虏不久的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在解放军战士的押送下，乘车来到通县五里桥。在张宅一间大屋里，他见到了邓宝珊和周北峰。这是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一次精心安排，目的在于让傅方代表尽快签署和平协议。对于邓、周来说，这真是富于戏剧性的一幕！
一见面，陈长捷就指着邓、周大声吼道：“你们这些家伙，躲在这里，以和谈为名吃饱了饭磨牙玩，就是不签字！让我陈某人和13万弟兄们当牺牲品，作为你们讨价还价的资本。呸！我们完了，看你们还找谁垫背！”
陈长捷的到来，使邓、周感到很意外。面对陈的怒斥，俩人感到很委屈，有口难辨，难道他们就不想快点签字吗？
陈长捷待情绪稳定了下来，开始缓慢地讲起了自己的真实感想。他说：“现在大局已定，为蒋介石的不义战争作垂死挣扎，不赶快觉悟，不起义反正，即便逃到天边也是死路一条。天津的事实就是这样。”
“人家共军的战略战术，实在高明，变化莫测。毛泽东指挥战争正确适当，达到了使国军完全听从他的调遣……共党的情报工作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使他们对天津城防的设计、运用和兵团部署都了如指掌，得以恰当选定主攻方向，一举打破城防体系。相反，我们的情报工作却一团糟……守军的士气普遍低落，不愿再战，而共军官兵英勇顽强，很有战斗力。天津城防阵地的暗堡和一些支撑点工事不是被他们的炮火所摧毁，就是三五成群的战士摸爬到眼前，一组继一组，一人继一人，用炸药包、爆破筒、手榴弹进行爆破，有的还与碉堡一起炸毁，真是不怕死。如果我们的官兵也有这种精神，也许还能坚持。
讲到这里，陈长捷抵下头，陷入沉思。
当天，毛泽东以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名义起草了致傅作义的函，向其指明两条出路：（1 ）自动放下武器，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2 ）离城改编。部队离开北平，开人指定地点，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在起草这份函文时使用了一些激烈的言词，目的是让傅作义醒悟，让傅作义及其所属认清出路，而最终实现和平解放北平、保全古都的愿望。函文警告说：“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将实行攻城。……城破之日，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处，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毛泽东称这份文件为“通碟”。
当天，毛泽东收到了林罗转来傅作义于14日16时、15日15时发给邓宝珊的电报，以及林罗向中央军委报告攻克天津的电报。
傅作义在14日16时的电报中提出：部队出城后，开驻地区距离较近为宜；部队开出后，确定对方开始补给时间，未开始前仍由我方继续补给；部队出城后对方部队保持一定距离；城内一切由双方派员成立联合机构维持秩序。在15日15时的电报中，傅作义说：吾人求和平之心诚恳、单纯，毫无它意。对方进攻天津几经继续，今更激烈，弟意在此时期再有一人一物之伤亡损坏，为国为人民均所不应。
毛泽东分析，傅作义致邓宝珊各电，证明他已动摇，但还有许多反动观点及妄想。例如傅14日还有指挥陈长捷夺回突破口，施用炸药抵抗，而在15日15时电内又谓在此时期再有一人一物之伤亡损坏，为国家为人民均所不应。他自己不下令停战，而要解放军停战，傅作义所提在北平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也有分享政权之意。所以，毛泽东指示林彪、聂荣臻，须将致傅通牒交与傅方代表，并说明此一通碟是准备于必要时公开发表的。要求林、聂应向邓宝珊、周北峰及同来的人切实做一番工作，坦白诚恳向他们说明利害，并应迅速准备派出适当代表，带随员及电台人城工作；此人应懂得全部策略态度并要机警有应付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