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在矛盾中挣扎和斗争
解放军攻克锦州不久，便听到了长春解放的喜讯。
1948年9 月22日晚，长春中长路理事会大楼，第60军军部，军长曾泽生办公室。
星星点点，长空欲坠。东北的深秋夜已有一丝凉意，夜的长春显得更加悲凉。曾泽生从收音机里得知吴化文起义的消息，大为震动，心想长春的命运真正到了重新选择的十字路口。
曾泽生和第60军到长春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第60军兵员严重不足，装备又差，而最重要的是吃饭问题，如何保住活命。如果连命都保不住，还奢谈什么打仗？
天气渐渐冷起来，冬装粮草皆无，陷入从未遇到过的苦境，似恶战连绵。曾泽生寒心彻骨，满眼怒火。他每天倾听着这汹涌的苦难，觉得自己的心像腌泡在苦海里。
决定东北国共命运的战略决战已经拉开序幕，长春更加孤悬暴露，陆路、空中交通完全中断，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死城，宛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会为波涛所吞没。
作为第d 军最高指挥官，曾泽生的性格十分矛盾：既有“惟蒋是国”的正统观念，又有较浓厚的地方观念；既对蒋政权的腐败深表不满，又将较进步的军官视为不可靠分子，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旧军人。
两年多内战的痛苦经历，从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行殊死搏斗中，受到了启迪。此时的曾泽生已经心有所悟。
锦州战役打响后，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重新调整了围困长春的部队：第6 和第12纵队调至通江口、开原一线；除留原有的独立第6 、7 、8 、9 、10师和后调来的独立第11师共6 个师继续担任围城任务外，又调集了3 个独立师和14个独立团为二线兵团，布置在双阳、伊通、公主岭和梅河口至开原一带，连营数百里。这既保证了锦州战役的顺利进行，又给长春守军布下了天罗地网。
随着锦州外围作战开始，长春也已在东北解放军决战的掌心。
曾泽生当然不知道这一计划，但凭几十年的作战经验，凭对国共两军的观察和分析，曾泽生似乎预感到什么。
这月的月初，东北“剿总”曾准备由沈阳派出几个军的兵力，北上四平接应长春守军突围，郑洞国、曾泽生绝望之中心中又升起一丝希望。而今毛泽东关闭东北大门，华北蒋军北援和东北蒋军南撤的种种幻想，全部破灭了。
尤其是解放军对守的作战方针、以及所作的战略包围、战役分割等部署，真是摸透了长春守军的内心活动和行动规律，使其战、守、逃的幻想皆归于破灭。
第60军何去何从？曾泽生将白肇学、陇耀两个师长请到自己的住所。
曾泽生用目光依次看了看眼前的这两位跟自己出生人死的部将，千言万语却不知该从何说起。
白肇学忍不住又问道：“军座，我们共患难多年，平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难道今天还有什么不好当面讲的？”
“不是这样”，曾泽生赶忙打断他的话，“而是我想得太多，不知该从哪里说起。”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陇耀插话道。
“唉，这话从何说起，但既然叫你们来，还是说说吧。其实就是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我们过去已经谈得很多，不过今晚感到更迫切了，所以深夜请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决定，我们究竟如何办？……”
没等曾泽生说完，陇耀就表示说：“商议什么，军长怎么决定，就怎么办嘛！”态度很诚恳，口气很坚决。“现在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你若仍舍不得丢弃你的位置，你就坐小飞机走，部队我们会找出路。”
曾泽生一听顿然失色地说：“别激动么，你讲你有什么办法？
“起义！”长期受共产党解放军争取影响的陇耀说。
曾泽生看了看白肇学，白肇学毫无思想准备，同时认为前途无望，没有什么好谈的，只茫然地看了看曾泽生，又看了看陇耀，便低下头沉默不语。
曾泽生原本想马上提出自己的决定的，但看到白肇学低头不语，就改变了主意，说：“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命运的大事，非同儿戏，还是大家商量决定才好。”然后又转向白肇学问道：“肇学，我们是共事多年的老同事了，我们现在在长春的处境，你是很清楚的，是该为我们的3 万官兵考虑的时候了。你看看怎么办才好呢？我们还是多商议商议。”
白肇学点头同意，说：“对，要多商量商量，求个万全之策。”
陇耀急不可耐地问道：“别拐弯抹角了，军座，请把你考虑的意见快跟我们说了吧！”
曾泽生想，这两个人都是自己的老同事，平日披肝沥胆，无所不谈，关于部队的前途，对时局的看法等等，都曾无保留地交换过意见，纵使自己提出反蒋起义他们不同意，也无大碍，于是下定决心，从沙发上站起来，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共事多年，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如今60军的处境已十分艰难，要守守不住，想走走不脱，拖又拖不起。我想为了3 万多云南子弟，为了故乡父老，我们应当走一条新路来，这条新路，也是惟一的一条生路，就是率部队反蒋起义！”
“我早就想着你会这样决定！”陇耀一听，蹭地站起来，情绪十分激动地说：“军座，就这么决定了！我也想过，这些年来，我们60军，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坚决拥护起义！”
“反蒋，白某粉身碎骨也干。起义？我考虑还是把部队拉出去，放下武器，解甲归田。”白肇学十分消极地说道。他想，自己是云南人，却不是土生上长的滇系军人，蒋介石倒行逆施，确实不得人心，不能再跟他走向深渊了，但是我们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人家会同意我们起义吗？所以思想包袱很重，十分沉重地说：“军座，你是知道的，我年少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出点力。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是自相残杀。我不是铁石心肠。我的心伤透了。说实话，我是厌倦了，也不想再参与了。对蒋介石，我早已丧失了信心，独裁昏馈，不足以为其群首，再跟他走，势必走人末路。但共产党就比他好么？我不敢肯定，贸然跟着走，恐怕也是一个泥潭。我看，我们不如就此把部队拉出去，放下武器，解甲归因吧。当一个自由的百姓比什么都好。”
陇耀不满白肇学的态度，质问说：“肇学兄，我不赞成老兄解甲归田，军人放下武器就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要带两三万人去投降？这几年受蒋介石的气太多了，我们发表讨蒋起义宣言，拿着枪向蒋介石报五华山之仇！没有蒋介石，抗战胜利后，我们决上不了内战战场。”
白肇学一听也有些生气：“你怎么不讲道理？我是说我的看法！”
白肇学还想说什么，被曾泽生阻止住了：“都是路，走法不同罢了，我们大家深思熟虑一下，就会趟在一起的。”
陇耀说：“我看，合起义无第二条路。”
白肇学说：“我是实在不愿再当兵了。”
曾泽生见他俩争起来了，怕伤了和气，误了大事，急忙制止住他俩，说：“事关重大，从长计议。大家再想一想，今天决定不下，明天再研究吧！”然后三个人又反复谈论着蒋介石集团祸国殃民的罪恶，以及军队当前所处的艰难境况，各自内心的伤痛，等等，一直谈到凌晨3 点。他要厨房搞了点“夜宵”，吃完之后才把两位老部下送走。
白肇学回到家里毫无睡意，坐在沙发上苦苦地想了一夜。
他想起1924年孙中山先生倡导新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掀起了大革命浪潮。当时自己在广东滇军干部学校学习，学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亲自介绍自己加入中国国民党。
他想到滇军前辈在蔡锷将军领导下讨袁护国的光荣传统，想到第60军在台儿庄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赢得了各界的尊敬和赞扬。
他还想到，潘朔端将军托人给自己捎信，说共产党坚持“爱国一家，不分先后，既往不咎，量才录用”的政策，要自己认清形势，作出明智的抉择。是啊，张冲和潘朔端原来在滇军中也身居高位，人家共产党不计前嫌，委以重任。而蒋介石失道寡助，众叛亲离，自己不能再替他卖命了。
想到蒋介石和国民党军，白肇学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在东北，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已是臭名远扬，东北老百姓称蒋政权为“二满洲”，还编了一首流行很广的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白天要劳工，夜晚要姑娘，民脂民膏搜刮光，够呛够呛真够呛广蒋介石曾夸下海口，要在一年内消灭东北共军。可是，现在快两年了，解放军越打越强，而国军却整团整师地被消灭，有的高级将领投奔共产党，或者率部反蒋起义，部队士气越来越低。古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看来这场内战的前途不容乐观，在这样与民意相悻的政治集团内，个人升官发财的路也是走不通的。为了长春数十万父老，为了第60军数万三迤健儿，自己应随曾军长率部反蒋起义，曾泽生和他的两位师长作出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顺应历史，顺应人民，就是英雄豪杰，就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建立了一座丰碑。曾泽生在黑暗中选择光明，正是明智之举。
解放军攻锦战役打响后，曾泽生加紧准备起义工作。9 月最后一天，曾泽生、白肇学、陇耀在陇耀的师部再次聚会，分析研究部队起义后可能对云南及眷属的影响。
经过分析研究，三人决心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计后方一切得失，积极进行起义各项准备工作。但是，这个眷属和后方问题，不能不使曾泽生他们有些心情沉重，三个人一直谈到晚饭后方才散去。
正在这时，蒋介石为稳住军心，致电守军，许下“即派大军出关、迅速解围”的诺言，同时给曾泽生写来一封亲笔信，信中称兄道弟，富于诱惑和欺骗，要曾泽生鼓励士气，坚决固守长春，大军一定前来解围。
哪知，到了10月1 日，义县一解放，锦州守军已成瓮中之鳖。而所谓“大军一定前来解围”的希望早已成为泡影，曾泽生激怒地对陇耀说：“蒋介石简直是一个大骗子，我们再也不能上当了！”
22．蒋介石开了一张空头支票
东北野战军攻击锦州，使长春守军总指挥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更为忧虑。他心里很清楚，目前等待援军已无可能，再拖下去，只有全军饿死、困死，遂决心乘解放军主力南下锦州之机，孤注一掷，拼死向沈阳突围。
郑洞国只有突围一条路了，他只有把赌注压在突围上。
他召集新7 军军长李鸿和曾泽生等人开会，研究当前局势。李鸿和曾泽生对突围都心里没底，经郑洞国再三坚持，两人才勉强同意各抽调一个师，向长春西北方向作试探性突围，先收复大房身机场，然后在飞机接应下全军突围。
郑洞国的部队在西郊一连打了五天，却毫无结果。任凭郑洞国和各级官长如何亲自督战，士兵们也不肯卖力了，有时甚至只要解放军的回击炮一打响，突围部队便自动退回原阵地。
郑洞国又气又急，却毫无办法。这时，东北“剿总”向他下了一道十分恶毒的命令，要他使用毒气弹突围，被他拒绝了。在这之前，已经有过这样的命令，郑洞国一直没有执行。在他的内心，人性仍然存在。他感到，打内战已经是不好的事情，如果对自己的同胞使用国际上都禁用的武器，就太不人道了。
郑洞国见两位军长都坚决表示不愿再突围，自己再固执己见恐出意外，遂长叹一声，有气无力地下达了撤退命令。他心里很清楚，此番突不出去，以后就再也无生机了，10万守军只有等待死亡的降临了。
郑洞国下令撤退的第二天，曾泽生和白肇学、陇耀在铁路宾馆进行第六次聚议，检查准备工作情况。曾泽生判断，锦州守军必将全部被歼，那么与第60军成为姊妹部队的第93军也将从此完蛋，沈阳亦将不保了。如再不立即起义，必然遭到同样的下场。当断则断，不断则乱。现在是第ho军起义的时候了。
10月10日，几架飞机突然飞临长春上空盘旋，空投下蒋介石给郑洞国、李鸿、曾泽生的亲笔信。信中说：目前共军主力正在猛攻锦州，东北局势十分不利，长春的空投物资亦难维持。望吾弟接信后迅速率部经四平街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转进。行动之日将派飞机掩护，沈阳方向亦有部队在路上接应。等等。
蒋介石不过是安慰一下郑洞国，他正拼死力大军压向锦州一线，哪里还有什么力量和精力接应长春10万大军突围出这座孤城。
可是，郑洞国对蒋介石充满无限信任，以为突围又有了一线希望，立即召曾泽生和李鸿来兵团部开会。三个人反复商量了许久，最终也没有个结果，郑洞国只好电复蒋介石，陈述不能突围的理由。
过了两天，蒋介石第二次电令郑洞国突围。郑洞国又召曾泽生和史说商议。曾泽生和史说向郑洞国分析道，在长春外围，有解放军第一兵团新编的六个师，虽战斗力不强，但阻止长春守军突围有余，而在辽河两岸，尚有解放军久经战斗的第6 纵队，在此情况下，若硬行突围，必被消灭。郑洞国也深感解放军阻击力量强大，沈阳至长春间距离遥远，突围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只好硬着头皮再将此意电陈蒋介石。
23．西柏坡的秘密争取计划
10月13日深夜10点，曾泽生约白肇学、陇耀继续密商起义事宜，在进一步分析形势和长春其他守军态度的基础上，确定了起义时间等具体事宜。三人一致认为全军起义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决定于16日夜开始行动，并作出周密部署。
14日上午，陇耀按照三人共同商定的计划，派了一辆装饰典雅考究的18世纪欧洲式双座马车，将不久前被解放军俘虏后释放回来的原第551 团团长张秉昌和原第554 团副团长李峰先接到自己的师部，把他们领进卧室，郑重地说：“现在我们决定同解放军联系，军长意见请你们二位出城，把他、白师长和我的联名信送到解放军前方办事处。你们立即出发，穿便衣，别人问起就说到沈阳去。为了安全起见，你们从李家预团的防区出城，我已经在电话上跟他们讲好了。”
张、李二人内心充满激动和喜悦，却不露声色。临告辞，陇耀又叮嘱他们说：“事关重大，拜托了！”
一场惊心动魄酝酿已久的和平义举就要揭幕了！
李峰携曾泽生的亲笔信，找到解放军围城指挥部，说明了情况。萧劲光立即指定兵团参谋长解方、副参谋长潘朔端同刘浩一起去接见张秉昌和李峰，讲了五点意见：第一，第60军反蒋起义我们欢迎，如果不是真情，而借起义之名行突围之实，我们即采取坚决行动子以消灭；第二，第60军要调转枪口，沿中山路对郑洞国总部和新7 军布防；第三，争取郑洞国总部和新7 军走反蒋起义之路，否则必要时配合我军行动，消灭郑洞国总部和新7 军；第四，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将反动军官、第ho军参谋长徐树民，军统特务、暂编第52师师长李嵩及其三个团团长扣押起来，强制第52师服从指挥；第五，第60军应派第182 师副师长李佐、暂编第21师副师长任孝宗为正式代表商谈起义具体事项。这两个人，都是解放军长期争取的对象。
当天中午，刘浩派车把张、李二人送回长春市郊，仍然从李家祯团的防区进入市区。
刘浩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报告受到高度重视，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即研究决定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相对于秋气肃杀的长春，西柏坡的秋天要宁静祥和得多。
树秃了，山秃了，景与山的颜色融为一体，惟有泪沦河的清水漫过枯黄的草地，把天与河床布成地平线一样。
秋的柔和的阳光洒满山峦拥抱的山庄里，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
朴实的农家瓦房里，几个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中共领袖的脸色一如秋色安详。
“曾泽生要过来，这很好，不过郑洞国看来有点顽固，解决了长春必将对其他战场的敌人给予很大的震动，郑洞国这个人怎样？”
毛泽东说罢，目光转向周恩来。
周恩来看看毛泽东，又看看朱德，说：“郑洞国是黄埔第一期的毕业生，人很老实本份，是个好将才，只是上错了船，抗战时期在印度指挥过一个军。在目前情况下，如能争取郑洞国起义，对整个黄埔军官影响会很大。”
朱德笑了笑，说：“当初我们派人到东北，主要是对云南部队，现在第60军动了，再把郑洞国给拉过来，意义很大，对老蒋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听说老蒋对郑洞国一向不错。”
毛泽东点点头：“长春和平解放，这等于我们在棋盘上多了几颗子。”
平静的谈吐，孕育着新的战略妙策。
当天，毛泽东以喜悦的心清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就争取长春曾泽生起义作出重要指示，电报说：要第60军对新7 军表示态度一点，不要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度。“只要60军能拖出长春，开入我指定之区域，愿意加入解放军之序列，发表通电表示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及没收官僚资本，拥护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也就够了。你们应当不失时机和60军代表加紧商谈。”“如果60军能照上述办法拖出长春，则1 兵团（加12纵）便应加入长春解决新7 军，即使不能一下解决也可逐步解决之。”
当日午夜，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即将中共中央电示急告了萧劲光、萧华。
24．曾泽生选择了新生
这边派联络的人还没有回来，曾泽生正在一边担心会出差子，一边焦急地等待。
这时副官跑来报告说：“郑司令官电话，请军长马上去。”
“告诉他，我在吃饭！”曾泽生说。
还没过五分钟，电话铃又响了，副官接电话，转身对曾泽生说：“郑司令官请军长讲话。”
这边，郑洞国从副官手中一把夺过电话，焦急地说：“曾军长，我有要事相商，你马上来一趟！”曾泽生一听郑洞国的语气很急促，心里猛然一怔，心想，什么事情这样急迫？郑洞国从来不在上午通知开会的，莫不是消息走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得支吾道：”嗯……我刚吃饭，等一会儿去吧？“
不料对方更紧逼一句：“不行，饭过一会再吃吧！事情非常紧急，最好请你马上就来！”
郑们国越催得急，曾泽生心里就越犯疑，但眼前还得敷衍，便回答说：“好嘛，我吃完这碗饭就走，可以吗？”
郑洞国勉强同意。
曾泽生担心出了什么差错，立刻叫副官接白肇学、陇耀两位师长的电话。曾泽生拿起话筒第一句就问：“郑洞国找过你们没有？”
对方很吃惊，急忙问：“联络人出了什么事吗？”
曾泽生这才感到自己刚才的话问得太唐突了，语气随即放松下来，连忙解释说：“没有，他们什么事也没有出，只是刚才郑洞国打电话要我去，催得很急，这是过去没有的事，不能不提防。”
白、陇都说郑洞国没要他们去，曾泽生稍稍放了点心，便吩咐他们说：“我还是要去兵团部。在我未回来以前，就是天塌下来，你俩都不许离开部队。郑洞国如果将我押留，你们仍按原计划行动。”
“谅他不敢！如果他敢妄动，我们就拼了！”
白肇学和陇耀精神高度紧张。
曾泽生来到郑洞国的办公室，一面同早已来到的兵团参谋长杨友梅、新7 军副军长史说打招呼，一面略微拘束地在郑洞国斜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急忙问：“桂公召我什么事，这么急？”
郑洞国在茶几上拿起一封电报递给曾泽生，声音嘶哑地说：“昨天锦州已经消息断绝，情况不明了，唉！”
郑洞国嗓子突然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卡住了，说话十分费力。接着又把蒋介石的信递给曾泽生：“这信是委员长亲笔写的，刚才飞机用大麻袋包投下来的，你看看就明白。”
曾泽生一看电报和信，悬着的心一颗石头落地。原来，10月15日，当东北解放军最后围歼锦州国民党军时，蒋介石又一次匆忙从南京飞抵沈阳，并拟一份措辞严厉的“国防部代电”手令，于16日上午空投长春，传谕长春守军最高司令郑洞国、并曾泽生、李鸿两军长。手今称：长春郑副司令洞国，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酉灰（10月10日）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即行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尔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车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中本（正）10日子时）已来沈指挥，希知照。中正手启。
随手令一起投下的还有蒋介石给郑洞国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与电令大体相同，只是语气稍缓和些。蒋在信中说，“情况紧迫，你们只有立即突围，才庶可有点生路。”蒋已派第207 师去清原接应，他在沈阳停留三天，要郑务必果断率长春守军突围，否则将不能等候矣。
此时，锦州已被解放军攻克，国民党守军15万人全部被歼，整个东北国民党军队的陆上退路完全被切断了。蒋介石正忙于应付锦州大战，哪里还有精力顾得上长春。
蒋介石在东北失败已成定局的形势下，深感长春已失去了牵制东北解放军的作用和“国防力量象征”的意义，反而成了他无法解脱的一个大包袱。他惟一的办法就是给郑洞国投亲笔信和手令。而且，他不会不知道突围的结局，故作姿态，强令突围，实际上是要把陷全盘作战不利的罪名推给手下的将领。
研究了半天，由于诸位军领导不明确赞成突围，没有研究出个头绪。
当天13点，郑洞国又召集杨友梅、史说、新7 军参谋长龙国钧、第60军参谋长徐树民研究突围方案。
随后，几个人摊开地图，研究起撤退的路线、时间和部署。经过大约两三个小时，才算把突围的详细计划制定下来。
黄昏时分，张秉昌和李峰回到曾泽生的住处，摘要报告了联络经过。
解放军接受第60军起义了！曾泽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立刻打电话告诉自肇学和陇耀两位师长：“解放军欢迎我们反蒋起义。”
陇耀在电话上听说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后，立即冲曾泽生喊道：“军座，现在动手干吧！”
曾泽生也激动地告诉他说：“我马上就到你那里去，给营以上军官讲话。”
随后，曾泽生按解放军的要求，派第182 师副师长李佐和暂第21师副师长任孝宗，作为第60军的正式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一步商谈有关起义行动诸事宜。
经过紧张的准备。9 月17日，曾泽生率第60军全体官兵起义。
当天，曾泽生率第60军全体官兵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及东北野战军首长，电报说：主席毛、总司令朱、司令员林、政委罗钧鉴：蒋介石以权术窃据国柄，勾结美帝国主义，残害人民，危害国家。蒋党政府之腐败，自古未闻，官之贪污，前所未见，人民所受之痛苦，亦莫过于今日。凡有血性莫不痛心，全军官兵为争取国家生存及人民幸福，一致决心起义，参加入民解放军，拥护中共主张，实行土地改革，服从中共领导，打倒蒋介石，彻底推翻美蒋在中国的统治，以解国人倒悬。除通电全国外，全军各就原防，敬候明令，祈即指示任务。俾便遵行为祷。
第60军军长曾泽生第182 师师长白肇学暂21师师长陇耀及全体官兵同叩当晚8 时，双方开始交接防地。
次日凌晨，国民党第60军3 万余起义部队全部撤出长春，向九台县开进。
天，就这样亮了。东方漫润出淡淡的红晕，浓雾在悄悄地挥发飘散，一个久候的黎明终于来到了！
25．周恩来想再争取一个郑洞国
得知第60军起义，蒋介石破口大骂：“娘希匹，杂种！杂种！”
就在这一天清晨，蒋介石从沈阳派飞机前来轰炸起义的第60军。一群轰炸机在长春市区上空盘旋。稍顷，从飞机上又向郑洞国传达了催促突围的命令，郑洞国只好说部队未准备就绪，请求延期突围。
第60军起义使郑洞国感到彻骨的震惊。
曾泽生希望郑洞国像他一样翻然悔悟。历日深夜，他在蜡烛光下给郑洞国和李鸿各写了一封信，劝他们与第ho军一起行动。给郑洞国的信中说：“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残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之危亡，向人民赎罪，……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
看完曾泽生的来信，郑洞国的心情十分复杂，心想：从道理上讲，我不能不暗暗承认曾泽生信中说的都是事实。自己在国民党内做事多年，特别是在印缅回国后的几年中，亲眼看到国统区内的各种腐败现象比比皆是，日甚一日，对此曾一直深感不满和忧虑。同时，在战场上同共产党打了几年交道，也了解到对方的许多优点，如共产党人作风清廉，处处为百姓着想，深受人民拥护，军队中官兵团结，打仗有办法等，心中不乏钦佩之意。但此刻若要自己同曾泽生一样起义，却是困难的。因为自己跟随蒋介石几十年，多重关系将我们系在一起：在黄埔军校中他是自己的师长，在军队中他是自己的最高统帅，在国民党内他是自己的领袖。自己作为他的亲信将领，一向受其信任和器重，对于这种“知遇之恩”，我无时不铭刻肺腑，惟恐在这最后关头因临阵起义而落下个“卖生求荣”的坏名，所以宁愿死心塌地顽抗到底。
想到这里，他把信放到桌子上，冷冷地说：“信我留下，就恕不作复了。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看来，郑洞国是铁了心跟定蒋介石了。他把曾泽生的信电告了在沈阳的卫立煌。
17日下午，郑洞国接到东北“剿总”发来的电令，命郑洞国于18日上午率部从第60军防地向外突围，届时将派飞机轰炸掩护。
郑洞国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心中顿时生起一线求生的希望，立即在中央银行兵团部召开秘密会议，研究突围部署。大家都认为这个办法不可行，会议也就只好不欢而散。
当天晚上，郑洞国卧室专线的电话铃突然震响。电话是曾泽生打来的。
“郑司令官，我是曾泽生，60军已经决定起义，请郑司令官审时度势，共襄义举。”
郑洞国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严厉地说：“我是军人，要保持军人气节，不成功便成仁。”
曾泽生一听，生气地挂断了电话。
不一会儿，电话又接通了，曾泽生对郑洞国说：“有人同你讲话。”
刘浩接过话筒，刚说了一句，就被郑洞国打断了。
“你是谁？”郑洞国十分警惕地问。
“我是解放军长春前线部队代表刘浩。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考虑，不必再作无益的牺牲。如果坚持反动立场，继续与人民为敌，只能是死路一条。现在惟一的出路就是放下武器，投向人民。”
“既然失败了，除了战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郑洞国愤愤地答道，态度仍然十分顽固，说完“啪”的一下挂断了电话。
郑洞国不同于曾泽生。他黄埔军校出身，他对蒋介石的愚忠，他的为人，以及此时他的职衔，都阻止他与曾泽生一起走向新生，他不愿选择起义，也不愿选择投诚。
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周恩来对郑洞国和新7 军的前途甚为关注。毛泽东曾问周恩来，他这个学生怎么样？周恩来说，他是黄埔一期学生，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对策，认为仍然存在争取他起义的可能性。18日，以周恩来名义致电郑洞国：洞国兄鉴：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二十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先后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萧劲光、萧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周恩来十月八日同时，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军委致东北局、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转萧劲光、萧华、陈伯钧的电报，提出：“关于逼迫和争取郑洞国起义，望今萧（劲光）、萧（华）、陈（伯钧）及各部对长春取威迫政策，堵塞其一切可能的逃路，暂时不攻击他，以促其变化。郑洞国系黄埔一期生，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这对整个黄埔系的影响当会很大。应派适当人员与郑进行谈判。你们除将思来致郑洞国电派人送交外，林彪及萧劲光亦可写信给他。”
周恩来给郑洞国的电报，由东北解放军转交新7 军副军长史说，史说派一个参谋送去。因兵团司令部还在抵抗，市内秩序大乱，此信并未送到郑洞国的手里，而那个送信的参谋也没有及时向史说汇报，事情就这样被耽搁了。
26．开创和平解放先例
郑洞国决心顽固到底。
根据中共中央电令精神，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当即派第一兵团解方参谋长为全权代表，进城与守军新7 军谈判，处理有关事宜。
新7 军与解放军联络的事，郑洞国还被蒙在鼓里。当天下午，郑洞国来到新7 军军部，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督促按照上峰的命令突围。
会上，郑洞国仍然坚决主张突围，可是各将领都哭丧着脸，闷在那里不说话。暂编第56师师长张炳言手中已没有几个兵了，没有发言权。新编第38师师长陈呜人说，他那个师听副军长的命令。郑洞国目视第7 军副军长史说，史说默不作声。郑洞国急了，再三催促史说发表意见。因为新7 军正在与解放军联系，史说对起义谈判成功抱有很大希望，所以他坚决不同意突围，见郑洞国又点自己的将，他只好说：“目下官兵饿得腿浮肿，行军困难，况且途中还有共军拦截，这些情况您是深知的。”说到这儿，便垂着头再也不肯讲话了，屋内的气氛一时十分尴尬。
郑洞国见会议也研究不出什么别的结果，只得同意邓士富的意见，宣布散会。
散会后，史说和龙国钧坚持挽留郑洞国在新7 军军部吃饭，然后再告以与解放军接洽的情况。同时，认为郑洞国内心已有放下武器之意，担心他的兵团司令部为特务包围，不安全，想把他置于新7 军的保护之下，并无恶意。可是，郑洞国听后心里一惊，心想他们虽是自己在印缅作战时的老部下，但在此危急关头，莫非要挟持自己向解放军投诚？这样岂不坏了自己的“名声”？他愈想愈怕，一面坚辞不肯，一面头也不回地冲门而去。
返回兵团司令部的路上，郑洞国的心情痛苦、绝望到了极点。心想，自己戎马半生，参加过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经历了无数战阵，今日竟落到如此下场，连多年相随的老部下也同自己离心离德，看来真是“气数”将尽。他这才意识到现在突围不成，守亦不成，惟有以杀身成仁来保全自己的军人“气节”了，遂下了自裁的决心。
直到这时，郑洞国也未认识到自己这样死心塌地地维护一个早已失去民心、注定要失败的腐朽政权是极端错误的，更没有想到这个紧要关头，应当勇敢地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决裂，走向人民，走向光明；相反，却要以自杀来愚忠于“党国”，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住天地、良心。可见他受蒋介石反动教育流毒之深。
郑洞国在迷惘和痛苦中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郑洞国还没有起床，杨友梅和两位南京来的高参轻轻走进郑洞国的卧室，告诉他新7 军也正在与解放军谈判。
新7 军决定投诚，已在郑洞国的意料之中，但一旦将成为事实，仍使他在精神上遭受巨大冲击。“完了，一切都彻底完了！”郑洞国无力地躺在床上，这样悲哀地想着。
18日，解放军与新7 军经过紧张的谈判，新7 军终于表示投诚。
1948年10月19日，解放军围城部队派精锐分队控制了长春市的八个要点，作为接收全市的基地。
上午10时许，人民解放军独立第6 、7 、9 、11师在新7 军派出代表引导下，从四面八方开入市区。在长春的其他国民党部队也相继投诚。
正在这时，蒋介石派来的飞机飞临长春市上空，轮番轰炸，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新7 军再也不想打了，有的部队还没有等解放军接收代表到达，便于9 时就集结完队伍，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一个小时。
到下午5 时，除郑洞国兵团部及特务团外，其余长春国民党守军均被顺利接收完毕。
这一天，毛泽东电示东北局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萧劲光、陈伯钧应给以礼遇。
这时，进入长春市区的解放军已派代表前来接收中正广场和中央银行大楼。
郑洞国所在的中央银行大楼成了解放军重重包围中的一个小小的孤岛。
郑洞国和他的特务团把大楼变成了碉堡。
郑洞国见大势已去，便将全部情况向东北“剿总”做了汇报。没过多久，刚刚被蒋介石由徐州“剿总”重新派到东北收拾残局的杜聿明，致电身陷绝境的郑洞国，说他拟请蒋介石派直升飞机接郑洞国出去，问有无降落地点。
郑洞国心里明白，现在在解放军重兵包围下，任何办法、任何人都难救他出长春。他放弃了所有希望，放弃了解放军给他的生路，怀着既感激又沉痛的心情无可奈何地复电他的杜长官：“现在已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离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国。”
直到这时，郑洞国仍然没有改变“宁可战死，不愿投降”的顽固态度，心灰意冷，万念俱灰，随时准备殉职。
担任包围郑洞国兵团部任务的解放军独立第9 师第1 团，根据解沛然参谋长的指示，利用海上大楼可直通兵团部的电话，向其展开政治攻势。团政委朱军和团参谋长师镜，与郑洞国兵团部参谋处长郭修甲沟通了联系，郭修甲与杨友梅背着郑洞国，暗地里与解放军谈判，达成如下协议：必须在21日以前放下武器，解决郑洞国兵团部的问题；不破坏武器、仓库，集体交枪。放下武器后，要保证所有人员生命财产安全；郑洞国不在报纸和广播电台发表谈话；对外宣传时，讲郑洞国伤后被俘，不要说自动投降；保障其安全方便；官佐随其要人行动；带汽车一辆，马兵两个，不下枪；交枪后立即送吉林。
可是，直到20日下午3 时杨友梅才通报解放军，将投诚日期定为21日上午6 时，并要求解放军在发表此新闻时请写成郑洞国负伤被俘，并说郑司令官已经自伤。
10月20日夜11时，为了应付蒋介石，郑洞国打开报话机向蒋介石拍发了最后一封诀别电报：10月19日下午7 时亲电计呈，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及司令曾与特务团（两个营）全体官兵，及省府秘书长崔垂言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10月19日竟日激战，毙伤匪300 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前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本晨迄午后其优势炮火，窜占我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固守兵，均壮烈成仁。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兵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易己。职当凛遵训海，克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惟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而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职郑洞国10月20日夜11时亲印。
21日凌晨，解放军独立第9 师第1 团按时到达郑洞国兵团部，令其交出武器时，对方要求对空鸣枪一小时，且不等得到答复即鸣起枪来，后被解放军严厉制止。这就是国民党中央社所报道的“发出最后弹”。这其实是杨友梅他们为郑洞国想出的计策，通过朝天开枪，假意抵抗，造成猝不及防、兵临司令部的事实，促使郑洞国一起走向光明。这样，避免弃郑于不顾，巧妙地从死亡线上把郑救出来。
21日凌晨4 点钟，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萧劲光司令员亲自率部接近郑洞国占据的中央银行大楼，准备接受郑洞国的投降。
就在这时，中央银行大楼外突然枪声大作，郑洞国以为解放军向他的司令部发起最后攻击，觉得该是自己“成仁”的时候了，遂穿好军装，平躺在床上，伸手到枕下欲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枪自杀。岂知摸了又摸，手枪居然不见了。
原来，杨友梅等人已发觉郑洞国的神情异常，预先就将武器寻出收藏起来了。郑洞国生怕再稍迟一刻便作了解放军的俘虏，慌慌张张地起来在室内到处搜寻任何可以了结自己生命的器械。
这时，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卫队长文健和四名卫士闻声拥人，呼喊着将郑洞国死死抱住。外面下着浙沥沥的小雨，郑洞国在师镜的陪同下，乘坐解放军准备的汽车，向第1 兵团部驻地四家子驶去。特务营的官兵们同时放下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