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英年:日丹诺夫报告的背后(3)
日丹诺夫同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斗争越演越烈，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只要日丹诺夫的人沃兹涅先斯基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林科夫便永无出头之日；库兹涅佐夫担任书记处书记并监督安全保卫部门，贝利亚就有杀头的危险。于是势不两立的两个人结起伙来对付日丹诺夫。斯大林对他手下的人明争暗斗有自己的看法。他不希望某个人权力过大，当时让他担心的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而日丹诺夫恰恰起到遏制这两个人的作用，所以支持日丹诺夫把马林科夫调出中央书记处。但1948年初贝利亚不知怎的说服斯大林把马林科夫调回莫斯科任书记处第二书记，日丹诺夫的助手。这对日丹诺夫不亚于当头一棒。如果不是日丹诺夫儿子尤里·日丹诺夫闯了大祸，斗争结果尚难逆料。血气方刚的尤里猛烈抨击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称他为伪学者，触怒了斯大林。李森科是斯大林宠幸的学者，被他树为苏联科学家的旗帜，尤里竟敢骂他伪学者，斯大林怎能容忍。他让尤里公开承认自己诽谤李森科院土，并向李森科赔礼道歉。这对日丹诺夫又是一次打击，他精神支撑不住了，离开莫斯科到瓦尔代疗养院休养。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谢皮洛夫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给日丹诺夫打了一次电话，目的是气得他心脏病发作。谢皮洛夫达到目的，日丹诺夫被送进克里姆林宫医院。这里有不少贝利亚的人，贝利亚可以大显身手。科斯特尔勤科在《红色法老》一书中根据克格勃的档案材料得出结论：“日丹诺夫的治疗甚至不能说草率，刚毕业的医生也不会这样对待病人。心电图室主任利季娅·季马舒克（后因所谓“医生事件”显赫一时）确认心肌梗死，但其他医生一定让她改写成肝硬化和高血压所引起的功能性紊乱，暗示酗酒过度而死。”1948年8月31日日丹诺夫死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日丹诺夫病逝同基洛夫遇刺一样是苏联历史上无法揭开的谜。日丹诺夫之死为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消灭列宁格勒各级领导人扫清道路。库兹涅佐夫立即被逮捕，沃兹涅先斯基虽未被捕但已撤销一切职务。连斯大林对这种做法都产生怀疑。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记得在这个时期，斯大林曾不止一次询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在我们决定如何处置沃兹涅先斯基之前，不让他工作是不是一种浪费？’他们总是回答：‘是的，让我们仔细考虑一下。’过些日子斯大林重提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应当让沃兹涅先斯基负责领导国家银行。他是位经济学家，一位真正的金融方面的奇才。’没人反对，然而毫无下文。”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有自己的打算：把日丹诺夫的干部一网打尽后统统消灭。借口很快便找到。1948年底列宁格勒举办了一次全俄商品批发交易会。交易会是根据1948年11月11日马林科夫主持下的苏联部长会议例会通过的决议举办的。但1949年2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却把交易会定为反党活动，随即通过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和波普科夫（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反党活动的决议”，列宁格勒州、市中层以上干部统统撤职，其中不少人被捕。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大获全胜。2月21日马林科夫来到列宁格勒，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发狂似的向列宁格勒的党员们喊道：“你们筑造了反党老巢！编造了列宁格勒特殊‘围困，命运的神话！贬低了伟大斯大林的作用！准备伟大斯大林来的时候进行恐怖活动！”1949年8月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罗季奥诺夫、波普科夫以及州、市党政负责人统统被枪决，两千名干部被赶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各加盟共和国，他们的位置被马林科夫的人占据。这是苏联战后最大的一次清洗，历史上称为“列宁格勒事件”，这是斯大林暮年苏联领导集团内的一场权力之争，主要是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之争，他们两人都有接替斯大林的可能。日丹诺夫触犯了贝利亚的利益，才迫使贝同马林科夫结盟。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使斗争第一次公开化。苏联领导层一向对外掩盖列宁格勒事件，把关于两杂志的决议同整个事件分开，有意把日丹诺夫制造成迫害知识分子的刽子手的形象。不应仅凭日丹诺夫所做的报告评价他的文艺观点和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但也不应忘记他是斯大林时代的人，那个时代人的特点他也应有尽有。在斯大林时代苏联领导人当中，日丹诺夫的文化修养还应算高的，对知识分子比起别的领导人来也还算客气。
蓝英年:日丹诺夫报告的背后(4)
附带提一句，1988年10月2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作为一项错误决议予以废除。
（原载《随笔》1996年5月号）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一）
大约十年前，严秀先生对我说，他约请几位先生撰文批判苏联意识形态头头日丹诺夫。他说日丹诺夫开打棍子先河，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尤为恶劣，不清除他的影响，中国的文学艺术难以健康发展。但他约写的文章参差不齐，终未能结集出版。我插了一句：“苏斯洛夫比日丹诺夫更坏。”严秀先生兴奋起来，说道：“苏斯洛夫控制苏联意识形态的时间比日丹诺夫长得多，带来的危害肯定更大。可连日丹诺夫都写不出来，更不用说苏斯洛夫了。”那时，我便产生了写苏斯洛夫的想法。
可是要写苏斯洛夫确实困难很多。我掌握的资料太少，对他的反感多于了解，没有充分的资料，如何动笔？2001年再次到俄罗斯远东大学执教时，便着手搜集苏斯洛夫的材料。先找到1982年为纪念他逝世而出版的《苏斯洛夫三卷集》。翻开一读，叫苦不迭。一面读，一面想，要是惩罚一个人，用不着对他施行体刑，强迫他读苏斯洛夫的文章就行了。三卷集的内容用两句话便能概括出来：对国内外的阶级敌人要无情打击，坚决镇压；苏联各方面的成就辉煌，苏共光荣伟大，路线一贯正确。从1946年至1982年，他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三十八年间，在各种场合翻过来倒过去讲的就是这么一点意思，没有一点新鲜东西。接着便搜集散见报刊上的资料，多半都是1989年以后发表的。这时苏联开始实行“公开性”，作者们已无顾虑，苏斯洛夫四十多年来的劣迹逐渐被披露出来。苏联意识形态最高指挥官的形象在我眼前也逐渐明朗起来。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二）(1)
苏斯洛夫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朝的股肱之臣，但与两位主公的作风完全不同。赫鲁晓夫是冲动型的人，一旦奇思突发，便会干出意想不到的荒唐事。如随口答应替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他性格粗鲁，动辄对政治局委员们大发雷霆，竟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说时脱下皮鞋敲讲台，成为外交史上的笑料。但赫鲁晓夫思想活跃，看到斯大林体制对苏联社会的危害，不改变不行了。勃列日涅夫性格平稳，为人随和，但好出风头，拼命在各方面表现自己。他不仅冒充天才的统帅，还以卓越的作家自诩。勃列日涅夫贪图享受，酷爱打猎，有专门的狩猎场扎维多沃。他思想保守，对集权体制情有独钟。所想的仅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权势，最担心的也是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手下的人只要不影响他的权势，干什么他都不管。苏斯洛夫性格阴鸷，不易激动，对人客气，极不喜欢抛头露面。特别是他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很多事都不亲自出头，指挥别人干。不知道他厉害的人，同他初次接触时，对他的印象往往不坏，连桀骜不驯的索尔仁尼琴都如此。
“1962年12月，特瓦尔多夫斯基带我到克里姆林宫参加苏共领导人与文艺工作者会面活动”，索尔仁尼琴在《牛犊顶橡树》中写道，“他带着我在大厅里转，有选择地介绍我同作家、电影作者、画家认识。在电影厅里有一个瘦高的人，长着一张聪明睿智的脸，向我们走过来。那人使劲握着我的手，说他读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非常喜欢，他握着我的手不停地摇摆，仿佛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其他人见面都自报姓名，只有他没说自己是谁。我问特瓦尔多夫斯基同我说话的人是谁，他低声对我说，声音里含有责备：‘这是米哈伊尔·安得列耶维奇！’我耸了耸肩：‘米哈伊尔·安得列耶维奇是谁？’特瓦尔多夫斯基加重责备的口气说：‘就是苏斯洛夫！’但苏斯洛夫对我不认识他并没生气。我不懂得他为什么如此热情欢迎我，因为这时赫鲁晓夫并不在旁边，也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看到他同我握手——就是说，他没有讨好任何人的意思。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真实感情的流露？硬装出自己是政治局里最有民主作风的人？——党内头号理论家？难道果真如此？”这段话是索尔仁尼琴后来写的，从这次会面到写《牛犊顶橡树》，他对苏联政权的看法发生根本转变，但从中仍能看出他对苏斯洛夫最初的印象还是不坏的，因为此时，他对苏斯洛夫一无所知。
但是深知苏斯洛夫权势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的看法了。苏联评论家拉扎列夫在《第六层楼》（《各民族友谊》）一文中描绘出《文学报》主编、著名作家柯切托夫接苏斯洛夫电话的一幕。“一次，我成为有趣的一幕的见证人。柯切托夫因为一篇稿子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这时‘红机子’响了。‘米哈伊尔·安得列耶维奇’，柯切托夫向对方问好（我知道是苏斯洛夫打来的），立即站起来，整个谈话过程，他都保持立正姿势，说话的口气也同立正姿势相吻合。从柯切托夫的辩解上判断，苏斯洛夫在训斥他。柯切托夫一再保证，一定听从党的指示，并立即执行。我猜到他们谈的是《文学报》下一期将要发表的抨击恰科夫斯基的小说《生活中的一年》的文章。这篇批评文章是按照柯切托夫的意思写的。柯切托夫对恰科夫斯基素无好感，能在报纸上打他一个耳光非常开心，再说《生活中的一年》并非杰作，批评一下并非不可。但苏斯洛夫喜欢恰科夫斯基，认为发表批评恰科夫斯基的文章是个错误。批评文章马上撤下来，扔进字纸篓里。”柯切托夫在苏联也算大作家了，写过《茹尔宾一家》和《叶尔绍夫兄弟》，在作家当中飞扬跋扈，在《文学报》里称王称霸，但在苏斯洛夫面前竟如此奴颜婢膝，因为他了解苏斯洛夫的为人，知道他的厉害，他的一句话便可决定自己的命运。柯切托夫后来被逼自杀，逼迫他的人当中便有苏斯洛夫。
“我们已经说过苏斯洛夫对荣誉头衔不感兴趣，随时感到自身的权势才是主要的。他在私人生活上是禁欲主义者。他不修建豪华住宅，不举办盛大宴会，喝酒从不过量，不大关心儿女的前程：女儿玛伊尼娅和儿子列沃利从未担任过要职。苏斯洛夫没有学位和学术职称，也并不渴望得到。在这一点上，跟另一位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和勃列日涅夫的亲信特拉别兹尼科夫不同，前者获得苏联科学院院士称号，后者几经波折最终当上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恰恰相反，中央委员会根据苏斯洛夫的建议通过一项决议，禁止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利用权力获取学位。苏斯洛夫置身于以勃列日涅夫为榜样的席卷苏共高层人士的受勋的浪潮之外。”（梅德韦杰夫《原地跑步或向后转》）苏斯洛夫对待子女的态度不仅跟政治局的同事不同，而且跟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也大相径庭。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借老丈人的光当上《消息报》主编还情有可原，因为他本人确有才能和见识。勃列日涅夫的快婿丘尔巴诺夫在老泰山的庇护下一步登天，无恶不作，一直逍遥法外，除证明勃列日涅夫的袒护外，不能做别的解释。苏斯洛夫要比他们干净得多。还可以补充一点，苏斯洛夫衣着毫不讲究，始终穿苏共很多领导人早已不穿的旧式西装和套鞋，很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二）(2)
苏斯洛夫每年把党中央的会计叫到办公室来两次，向他报告自己半年收支的情况，拉开抽屉，把剩余的工资全部上缴。他到外地视察，一定要交饭费。我在《涅瓦》杂志（1989年）上读过作家格拉西莫夫的小说《美好的愿望》，描绘了苏斯洛夫是如何交饭费的。苏斯洛夫到某州府视察，州委书记知道中央大员莅临事关重大，接待好坏影响自己的前途。其他方面的精心准备自不必说，单说如何准备苏斯洛夫的午餐。主人问他明天想吃什么。苏斯洛夫感谢主人想得殷勤，随口说，亲爱的同志们，难道你们忘了，明天是全国食鱼日，大家都吃鱼呀。州委书记马上派人飞往莫斯科，打听苏斯洛夫爱吃什么鱼，得知中央书记最爱吃鲑鱼后，又立即派专机飞往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买鲑鱼，因为那里出产的鲑鱼最好。次日午餐时端上鲑鱼，苏斯洛夫吃得津津有味，夸奖鲑鱼鲜美。吃完问应付多少钱，书记说半卢布，苏斯洛夫从钱夹里掏出半卢布放在桌子上，微笑着离开餐桌，对自己的廉洁非常满意。他真不知道鲑鱼的价钱？也许真不知道，因为他从不关心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苏斯洛夫的思想却比赫鲁晓夫保守得多，甚至比勃列日涅夫还要僵化。他信奉的教条是：在思想领域中不可能“和平共处”，现阶段思想意识斗争日趋尖锐，必须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坚决斗争。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斯大林分子。对一切违背教条的言行都坚决打击，彻底铲除，毫不留情，这一点又同《套中人》的别利科夫憎恨一切新鲜事物一样。斯大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在《仅仅一年》中叙述了她同苏斯洛夫会面的经过。
“我走到老广场，料到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父亲在世时，我见过苏斯洛夫几次，但从未说过话。父亲去世后，他同柯西金一样，一见到我便问道：‘生活怎么样？有什么困难？为什么不上班？’我提起呈交柯西金的那封信，我说：‘我的请求是否批准了？这是我们两人共同的请求，难道不能满足一个垂死的人的最后愿望？’苏斯洛夫坐在桌子后面，焦躁不安地扭动着身子。一双血管突起的苍白的手动来动去。他身体瘦高，长着一副宗教狂的脸。他眼镜的厚镜片也没使他逼视的目光变得柔和一点。‘你知道你父亲最反对苏联人同外国人结婚。我们还制定了一条相关的法律！’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我说。‘那又怎么样？’我尽可能保持礼貌。‘父亲在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现在别人都能同外国人结婚，为什么我不能？’苏斯洛夫身子猛地向前一挺，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两手使劲转动铅笔。‘我们就是不放你出国！’他气愤地说。‘辛格要走让他走好了。谁也不留他。’‘他会死的！’我大声说，觉得现在必须把话说清楚，‘他会死在这里，而且用不了多久。他这样死会使我们大家难堪，让我内疚！我决不允许！这将是我们大家的耻辱。’‘怎么会是耻辱呢？不是一直给他治疗吗？谁也不能责备我们没医治他的病。他是病人，死了就死了呗。但你不能出国。外国人会挑衅的。’‘怎么会挑衅呢？这与挑衅有什么关系？’‘你什么也不懂！’他喊起来，‘战后我到英国，飞机一降落，一伙举着标语的人就朝我喊起来：把妻子还给我们！你明白吗？’‘我不明白这算什么挑衅’我说，‘我不明白你们何苦为我操心，如果真遇到这样的事，难道我不能应对？’‘你一到国外就会被记者包围。你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句话，到处都有政治挑衅，我们不愿意你受折磨。’白费口舌，谈不到一起去：各说各的，从不同的观点谈论不同的问题……‘你干吗非要出国呢？’他最后说，好像我申请出国旅行。‘你看我们全家，包括孩子们，谁也不想出国！没意思！’他为全家的爱国主义颇为自豪。我走了，带走这个现在领导全党的花岗石脑袋的人留给我的可怕的印象……”苏斯洛夫的爱国主义就是不让斯大林女儿把身患重病的丈夫送回国医治。她丈夫辛格是印度共产党员，在气候温暖的环境中长大，不适合莫斯科的气候，后来果真病死在莫斯科。1966年，阿利卢耶娃把辛格的骨灰护送到印度德里，印度使馆发给她一个月的签证。但阿利卢耶娃到德里后，苏联驻印度大使命令她在两周内必须回国。深谙苏联政治内幕的阿利卢耶娃当然知道限期回国意味着什么，只得选择“叛逃”这条路了。她的“叛逃”完全是苏斯洛夫逼的。赫鲁晓夫不会这样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让阿利卢耶娃在德里多逗留一段时间，不逼她，她是会回国的。赫鲁晓夫尚有同情心，苏斯洛夫没有。但这时，赫鲁晓夫已下台，无法照顾阿利卢耶娃了。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三）(1)
苏斯洛夫是1902年生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十月革命时，他还是少年，没有参加过革命活动。他考入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毕业后到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和工业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1989年，我到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去看望俄国朋友伊格尔，他说我来晚了，不然便能看到新闻系有趣的“人文景观”。苏斯洛夫逝世后，苏共中央决定在他教过书的教室门前挂一块“苏斯洛夫曾在此执教”的木牌以资纪念。但挂上后经常被人用颜料涂抹，校方只好重换一块。换了又被涂抹，弄得校方挠头，没有中央的指示又不敢摘下来，只好用铁皮包上，上面写着“修理”两个字，直到1988年才摘下来。他告诉我，1988年校长征求师生的意见，摘不摘木牌的时候，很多师生竟不知道苏斯洛夫是何许人，而此时离苏斯洛夫去世仅仅六年。
苏斯洛夫到莫斯科大学当助教的时候，已经是在斯大林对党政军高级干部进行大清洗之后了。斯大林把老干部杀得七零八落，空缺的领导岗位急需填补。那时，苏斯洛夫不时向《真理报》投稿，他的文章旁征博引，经常大量引用领袖们的话，特别是列宁的话，深得主编梅赫利斯的赏识。这里得顺便对梅赫利斯介绍几句，因为中国读者对他几乎一无所知。梅赫利斯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凶残狠毒的人，作恶多端，他对苏联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不下于贝利亚。卫国战争期间，他是大本营的代表，即斯大林的私人代表，代表大本营到各战区督战。他来到刻赤方面军监督作战。他自己对军事一窍不通，却反而对指挥官们指手画脚，结果红军被德国人打得落花流水，被迫撤出克里木半岛。一年后，红军重又夺回刻赤，史称刻赤—费奥多西亚战役。司令官们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惩处，梅赫利斯却有惊无险，但也吓坏了。他给斯大林的信中有这样的话：“请您饶了我这条犹太癞皮狗吧！”斯大林原谅了他。他真是斯大林的一条恶犬，主人让他咬谁他就咬谁。梅赫利斯卒于1953年2月，死在斯大林前头。死人对斯大林死后的权力之争已无影响，何况当时，赫鲁晓夫全力对付权倾天下的贝利亚，无暇顾及梅赫利斯，因此梅赫利斯未受到公开的揭发批判。此后，时过境迁，批判这么一个死人对各届领导人都没有现实意义，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没有揭发批判过梅赫利斯。就是这样一个人第一个赏识苏斯洛夫。以后每当《真理报》需要引用列宁的话时，梅赫利斯便找苏斯洛夫，苏斯洛夫准能找到适当的引文。梅赫利斯把他新发现的人才向斯大林汇报，引起斯大林对苏斯洛夫的注意，自此，苏斯洛夫走上通往权力顶峰之路。
布尔拉茨基亲眼见过苏斯洛夫的这种“本领”：“没想到三十年后，我会替苏斯洛夫准备演讲稿。演讲稿是我和其他顾问忙了一夜写出来的。他看了表示满意，但有一处想用列宁的话‘增强力量’。他快步走向办公室的一个角落，抽出一个图书馆才有的卡片抽屉，把抽屉放在桌子上，用瘦长的手指飞快翻阅摘录列宁引文的卡片。取出一张，看了看，不对，又取出一张，小声读着，还不是所需要的。最后取出一张，‘这张合适。’他满意地说。读了一遍，确实是一段好引文。”（《领袖与顾问：关于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并不止关于他们》）苏斯洛夫摘抄引文的本领不断提高，不仅能迅速找到列宁和斯大林著作和讲话的引文，连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贝利亚等人讲话的引文也能手到拿来，这些人听了心里自然受用，大家一致看好苏斯洛夫。还有一种说法，苏斯洛夫是因20世纪30年代宣传告密少年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有功而升迁的。这种说法也有道理，我将在以后文章中细说。不管哪种原因吧，也许两种原因都有，反正苏斯洛夫很快便调任罗斯托夫州委书记。他在这个州的政绩平平，因为工作的时间不长，1941年便调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一书记。他在这个州里工作了四年，由于处理民族问题“成绩斐然”，1944年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能手被斯大林派往立陶宛。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三）(2)
苏斯洛夫是如何解决民族问题的呢？1943年德军被赶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后，在新捷别尔达市发现德国党卫军屠杀儿童的残骸。“看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法西斯兽行，血液都会凝固”，1943年6月9日的《红色卡拉恰伊报》写道，“德国人在捷别尔达、新捷别尔达和下阿尔黑兹屠杀了从列宁格勒、克里木和顿河畔罗斯托夫疏散到疗养地的保育院的儿童。”几个专门委员会对现场进行了调查，证实惨案是德国人制造的。但到了1943年秋天，苏斯洛夫却把罪行扣到“当地民族主义分子”的头上，逮捕了十二个人，逼迫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1988年，十二个人当中唯一生存下来的博塔舍夫向苏联总检察长提出申诉：“我忍受不住拷打，被迫承认：‘孩子们是我杀害的。’我所以‘招供’，是因为与其忍受非人的折磨还不如把我枪毙了。”博塔舍夫被送进监狱医院，遇见老乡恰马耶夫，从恰马耶夫口中知道，“他也被打得死去活来，逼得什么都供认了。”卡拉恰耶夫人（苏联少数民族，人数约十二万）被从故土迁往苏联中亚。苏斯洛夫在积极分子会议上说：“我们把卡拉恰耶夫人从山沟里迁走，现在还要把他们的精神从这里驱散。”惨案甚至在斯大林时代就已查清，是德国人干的，为无辜的卡拉恰耶夫人平了反。然而仍不允许卡拉恰耶夫人重归故里。1956年，以卡拉恰耶夫州前州委书记托卡耶夫为首的代表团从中亚来到莫斯科，要求恢复自治州，并允许卡拉恰耶夫人民返回故乡。苏斯洛夫拒绝接见代表团，只在电话里对他们说：“放弃你们的幻想吧！”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四）
苏斯洛夫成为苏共中央解决民族问题的能手，受到斯大林的赏识，从此青云直上，1944年被任命为立陶宛联共（布）中央局主席，这是斯大林专门设立的立陶宛最高党政机构。斯大林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对立陶宛的语言、文化和民俗一无所知的人担任立陶宛最高领导人呢？显然是因为斯大林对民族干部的不信任，对长期担任立陶宛联共（布）书记的斯涅奇库斯的不信任，需要一位铁腕人物在立陶宛建立苏维埃体制，而苏斯洛夫是他心目中合适的人选。波罗的海三国是苏联同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根据附加条约于1940年强行占领的。莫洛托夫在访谈录中说，苏联把三国外长请到莫斯科，警告他们如果不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办，就休想回去。这三国的政治体制同苏联的体制完全不同，要想把苏联的体制强加给它们，谈何容易。苏斯洛夫要办的就是这件难办的事。
立陶宛并入苏联后很快又被德国占领，没经过“苏维埃化”。再加上大多数居民信奉天主教，很难接受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许多知识分子1940年后纷纷迁居国外，留在国内的看到德国法西斯对祖国的蹂躏，以及苏联红军把他们赶出立陶宛，对苏联的看法逐渐转变，把振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苏维埃政权上，并想为重建祖国出把力。然而苏斯洛夫对他们完全不信任，把他们当成打击甚至消灭的对象；把他们从各种岗位上撤下来，不让他们担任任何工作，有的甚至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从1944年底到1946年春天，根据苏斯洛夫的请求，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抽调六千多名干部，接替立陶宛人的工作。这种做法更加剧了立陶宛人民同苏维埃政权的矛盾。苏斯洛夫解决一切矛盾所使用的屡试不爽的办法就是暴力。立陶宛作家博卢塔经过普列奈市时，看见被处死的“林中兄弟”暴尸广场，受到极大刺激。博卢塔在作家会议上用拳头击桌子，抗议苏斯洛夫所推行的“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的政策，并公开嘲笑那些歌颂“领袖和导师”的肉麻的诗。博卢塔被人告发了，立即被逮捕。许多作家上书苏斯洛夫，要求赦免博卢塔，但苏斯洛夫置之不理。苏斯洛夫迫害立陶宛教师、作家、科学家、音乐家和画家等知识分子的事例很多，但这些人中国读者多不熟悉，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苏斯洛夫在立陶宛推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遭到立陶宛人的激烈反抗。出现了一个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组织“林中兄弟”。这个组织成分复杂，有同德国人合作过的人，有富裕农民，有战争时期替英国情报部门工作过的人，当然还有勤劳耕作的农民，因为他们的土地也被剥夺了。他们组成小分队，四处出击，打完便躲进森林，故称为“林中兄弟”。立陶宛联共（布）中央书记斯涅奇库斯提出同“林中兄弟”对话，只要他们放下武器，便保证他们生命安全，以便分化瓦解这个组织，但遭到苏斯洛夫的拒绝。苏斯洛夫采取坚决镇压的方针。这时，苏斯洛夫大权在握，当地驻军和内务部的部队都归他统辖。他不仅要消灭“林中兄弟”，连同他们接触过的人也不放过。一位医生因替受伤的“林中兄弟”治疗便被判处徒刑。苏斯洛夫终于消灭了“林中兄弟”，他们当中一部分人被打死，大部分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苏斯洛夫的这种做法正合斯大林的心意，所以1946年他返回莫斯科后，被提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六大书记之一。其余五位是斯大林、日丹诺夫、马林科夫、波波夫和库兹涅佐夫。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五）(1)
苏斯洛夫同日丹诺夫一起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但实际上，他只是日丹诺夫的助手。日丹诺夫看不起苏斯洛夫，认为他根本不是理论家，缺乏文化修养。1947年的一天，担任中央宣传鼓动部科学处处长的日丹诺夫的儿子小日丹诺夫，来找宣传鼓动部副部长谢皮洛夫，对谢皮洛夫说，李森科又赶走某位院士，并侮辱了另一位院士，不能再让他横行霸道了。谢皮洛夫让小日丹诺夫在全国宣传员进修班上揭穿李森科的伪学者面目。没想到，李森科得知后坐在隔壁的房间里偷听。一两天后，斯大林突然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斯大林一脸怒气，质问在场的人，谁批准小日丹诺夫作报告的。大家都不说话。苏斯洛夫是宣传鼓动部部长，说不是他批准的。谢皮洛夫说是他批准的。斯大林开始骂谢皮洛夫，问他知道不知道，苏联农业全靠李森科一个人支撑着。“这样不行。不经中央批准，擅自批评李森科。”斯大林说，“要严厉惩罚老日丹诺夫和谢皮洛夫。我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件事。”斯大林说完就忘了，老小日丹诺夫都没受到惩罚，这时，小日丹诺夫还是斯大林的女婿呢。自此，日丹诺夫便不再理睬苏斯洛夫了（丘耶夫：《卡冈诺维奇、谢皮洛夫访谈录》）。苏斯洛夫还得罪了另一位书记——马林科夫。大概因为苏斯洛夫在立陶宛主持工作时，没搞掉马林科夫的对头、立陶宛书记斯涅奇库斯。苏斯洛夫离开立陶宛后，马林科夫又派了一个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代表团到立陶宛调查斯涅奇库斯，代表团仍未调查出斯涅奇库斯什么问题来，气得马林科夫直跺脚。
1948年8月日丹诺夫逝世后，苏斯洛夫主管全国意识形态工作。此后，哲学、社会科学、文学和艺术界中所发生的每件事都同苏斯洛夫有关。1949年全国展开反对世界主义运动，从戏剧评论开刀，后扩展到整个学术界和科学界，都是苏斯洛夫领导的。法捷耶夫等人不过是木偶，苏斯洛夫是幕后的牵线人。作家格罗斯曼因小说《生存与命运》受到残酷的迫害。1961年手稿被没收，格罗斯曼万般无奈，上书赫鲁晓夫，要求归还手稿。苏斯洛夫接见了他，谈了将近三个小时。苏斯洛夫夸奖格罗斯曼给中央第一书记写信的勇气，说党和国家对他写的小说《人民是不朽的》、《斯杰潘·科利丘金》和其他军事题材的小说和特写给予很高的评价。“至于《生存与命运》”，苏斯洛夫说，“我本人没读过，但我的两位顾问读了，他们都是文学的行家里手，我信任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得出同一结论——出版这部小说会给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和苏联人民带来危害。”接着，苏斯洛夫问格罗斯曼靠什么生活，格罗斯曼回答靠翻译亚美尼亚作品为生。苏斯洛夫表示同情，并指示国家文艺出版社出版格罗斯曼五卷集，当然不收入《生存与命运》。格罗斯曼要求退还《生存与命运》的手稿，苏斯洛夫回答道：“不行，不能退还，我们给您出五卷集，可这部小说您连想都不用想。两三百年之后也许能出版。”格罗斯曼编好五卷集，但没人给他出版。苏斯洛夫为了宽慰他，开了空头支票。（利普金：《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这是苏斯洛夫惯用的手法。他接见格罗斯曼是执行赫鲁晓夫的指示，而对大批来信从不答复。
萨哈罗夫院士在《回忆》（《旗》）中谈到他同苏斯洛夫的一次会面。“1957年末，年轻的理论力学家巴伦博拉特找我求援，他父亲，著名的内分泌医生，被捕了。罪行是医生向病人讲过赫鲁晓夫和福尔采娃的绯闻，有人告发了。但告发的并不是病人，而是他的要好同事。我写信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委派苏斯洛夫处理这件事。几天后，苏斯洛夫接见了我。我们对坐在一张小桌前。苏斯洛夫说认识我很高兴，‘您是为那个……叫什么来着？’‘巴伦博拉特医生，我坚信不应给予他刑事处分。他是个诚实的人，优秀的医生。’‘我看了他的材料’，苏斯洛夫说，‘他说了不允许说的话。他不是我们的人，我们在他家里搜查出三十万卢布（旧币），可他却在学生食堂吃通心粉。’我听出苏斯洛夫话里的弦外之音，但不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堂堂大国首脑岂怕几句流言？巴伦博拉特医生在战争中表现得很好。他的几句话同他的战功相比算不了什么。苏斯洛夫总重复一句话：他说了不允许说的话。巴伦博拉特医生被判了两年徒刑，但一年后就释放了。”议论领导人的私生活就判处徒刑，看来可怕，但比起斯大林统治时期还是进步了。苏斯洛夫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竭力维护赫鲁晓夫的威望，然而他们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赫鲁晓夫越走越远，苏斯洛夫已经跟不上了。1962年，赫鲁晓夫突然任命伊利切夫为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大大削弱了苏斯洛夫的势力。苏斯洛夫为了阻止赫鲁晓夫的步伐，恢复自己的权势，导演了一出“练马场闹剧”。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五）(2)
莫斯科革新派画家在练马场举行画展。参展的六十位画家都出自别柳京画室。别柳金在《赫鲁晓夫与练马场》中回忆道：“‘头头在哪儿，别柳京先生在哪儿？，赫鲁晓夫问道。柯西金、波利扬斯基、基里连科、苏斯洛夫、谢列平、伊利切夫和阿朱别伊的头都转向我。这句话结束了我们的‘地下’状态。我和我的学生们所做的一切成为公开的事实，为了确认这个事实，十几辆黑色轿车停在过去沙皇的马厩前。一群身着黑色西装的人沿楼梯走上来，我们站在楼梯口。我们约三十人，年龄在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之间。很多人蓄浓须，留长发，脸色阴沉，一声不吭。赫鲁晓夫等领导人上来时，我们向他们鼓掌。‘谢谢’，赫鲁晓夫说‘，他们说’，他用手在背后挥了一下，‘你们这里的画很差劲。’我耸了耸肩膀，打开我们各各地（耶稣蒙难处）的大门，赫鲁晓夫停住了。耀眼的灯光照耀着挂在墙上的风景画、肖像画和其他油画。在强烈的灯光下，油画的色彩和构图极具表现力。我为了挑选画，两天两夜没睡觉，想把画展办得好懂一些。抽象派作品挂在另一展厅的角落里。有的画赫鲁晓夫也许喜欢，他便多停留一会。他因为未达到预定的目的，很恼火，脸色马上变得阴森可怕。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伊利切夫本来可以消除赫鲁晓夫的怒火，但他没想到这一点，而苏斯洛夫却想到如何激怒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大谈画家们故意画这些丑八怪、谁也不需要的所谓的艺术作品，并解释人民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赫鲁晓夫走到梅奇尼科夫的油画《各各地》前，提高声音问道：‘这是什么玩意？你们是男子汉还是该诅咒的鸡奸犯？你们怎么能这样画？你们还有没有良心？是谁画的？’梅奇尼科夫走过来，他是退役的海军上尉，沉着冷静。赫鲁晓夫问他父亲是干什么的（这是他向每个人都提的问题），他尊敬不尊敬父亲。画家回答记得父亲，当然尊敬他。‘他怎么看待你画的画？’‘他很喜欢。’另一位画家对赫鲁晓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是画家，完全不同的人，看到的世界也不相同。我们在出版社做了许多工作。别柳京帮助我们把我们对世界的感受表现在画布上，我们非常感谢他。’‘好吧，现在给我讲讲是怎么回事。’赫鲁晓夫说。我用最通俗的话给他讲解绘画艺术，赫鲁晓夫默默地听着，一场风暴可能过去了。但这时，苏斯洛夫低下头，对着赫鲁晓夫的耳朵说了些什么，赫鲁晓夫看了看我平静的脸，突然爆炸了：‘你说什么？这怎么会是克里姆林宫呢？这是对它的嘲笑。墙上的雉堞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太笼统和无法理解了。别柳京，你听着，我作为部长会议主席对你说，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苏联人民所需要的。你明白我对你说的话吗？’苏斯洛夫转过身来，指着米罗诺夫画的沃利斯克风景画问道：‘这表现的是什么？’‘沃利斯克市’，我回答道，‘生产水泥的城市，那里到处都覆盖着一层灰色粉末，可人们仍然出色地工作，仿佛没注意到粉末。’‘你怎么说有粉末呢！你到过沃利斯克没有？’苏斯洛夫喊起来。‘这不是虚构，而是写实。’我回答道，‘您可以调查嘛。’‘那里干活的人都穿白大褂！干净极了。’苏斯洛夫继续喊道。白大褂……我记得那座灰色城市，树都蔫了。几公里以外都能看到笼罩在城市上空的灰尘。‘这是什么工厂？画的是《红色无产阶级》工厂，是吧？怎么那么多烟筒？这个工厂只有四根烟筒。’苏斯洛夫仍不甘休。他故意装作愤怒，表明他同赫鲁晓夫的看法完全一致，指出这些画不仅差劲，还丑化苏联工业。‘这跟烟筒有什么关系？画家画这个城市时，为了加强印象，有权多画几根烟筒。’我顶撞道。‘你们这样看，可我们认为他无权这样画。’苏斯洛夫继续说。赫鲁晓夫对苏斯洛夫同我的辩论感到厌倦，便走进隔壁的一个展厅，那里陈列着涅伊兹韦斯内（赫鲁晓夫墓像的塑造者）的雕塑作品。涅伊兹韦斯内回忆道：‘赫鲁晓夫对我吼叫起来，说我白白浪费人民的钱，塑造出来一堆大粪，我则指责他对艺术一窍不通。辩论了很长时间。我告诉他，他受人挑唆，陷入可笑的处境，因为他不是专业人员，不是评论家，缺乏应有的美学知识……我对他说，这种挑唆不仅针对知识分子和自由化，还针对他本人……”（《各民族友谊》）画家没提到站在他们旁边的苏斯洛夫，但苏斯洛夫却记住了他。1976年涅伊兹韦斯内申请出国，安德罗波夫已经允许了，但他仍无法出国，因为苏斯洛夫反对，苏斯洛夫要把他在国内折磨死。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五）(3)
苏斯洛夫一贯仇视《新世界》杂志，因为这家杂志反对个人迷信，呼唤民主和自由，它的主编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思想活跃，坚决捍卫苏共二十大的方针，发表大量揭发斯大林集权体制的作品，要求作家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同那些粉饰生活的作品做坚决的斗争。《新世界》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思想激进、渴望改革的作家，形成进步知识分子的营垒。而这正是苏斯洛夫所不能容忍的。苏斯洛夫是斯大林体制培养出来的人，同极权体制熔铸在一起。他迷醉于陈腐的教条，不接受任何鲜活的思想。他早想把特瓦尔多夫斯基一脚踢开，但特瓦尔多夫斯基并非等闲之辈，是苏联有影响的诗人，在知识分子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无法轻易免除他主编的职务。苏斯洛夫对《新世界》采取全面围剿的策略。《星火》杂志发表《十一人的来信》，猛烈批评《新世界》给党和国家的历史抹黑。《真理报》等大报发表建筑工人和出租车司机们致编辑部的信，谴责特瓦尔多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转述西蒙诺夫的话，不久前杰米切夫（党中央书记）在列宁格勒讲过一次话。他回答提问中的两个问题：‘你们准备如何对待索尔仁尼琴？’‘我们同他斗争，抵消他的影响。’另一个问题：‘你们如何对待《新世界》？’‘这件事比较棘手’，杰米切夫回答道，‘首先，著名作家、作协第一书记费定是编委；其次，这个杂志有个特点：善于发现天才。’‘第三呢’，特瓦尔多夫斯基笑着说，‘我这样理解，让他们给我们发现更多天才，如果少了，我们就取缔他们。’”（孔德拉托维奇：《〈新世界〉日志》）接着又采取组织措施：1966年解除了编委扎克斯和杰缅季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同苏斯洛夫争吵了二十分钟，拒绝工作，抗议不经主编同意便撤换编委，而苏斯洛夫用党的纪律威胁他，叫他必须留任。”1970年，作协书记处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加强《新世界》编委会的决议，解除孔德拉托维奇、拉克申、维诺格拉多夫、马利亚莫夫和萨茨（即《新世界》的全部老编委）的职务，使特瓦尔多夫斯基孤掌难鸣，被迫辞去主编职务。苏斯洛夫却劝特瓦尔多夫斯基正确对待人事变动，相信党中央。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六）(1)
1946年，苏斯洛夫进入权力中心——苏共中央委员会，担任书记处书记。1952年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又被选入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其中还设立有常务委员会），成为二十五名主席团成员之一，这当然是斯大林的意思。但斯大林死后，主席团缩小为常务委员会，相当于过去的政治局，他没能进入，但仍保留书记处书记的职务。1948年日丹诺夫逝世后，苏斯洛夫主管意识形态，成为党内头号理论家。1949年初至1951年，他曾担任《真理报》主编。1989年我在苏联执教时，民间流传着两句话：《真理报》上没真理，《消息报》上没消息。苏斯洛夫时期的《真理报》除没真理和没消息外，还没意思，连尚能吸引读者的游记一类的文章也没有了。第一版通常刊登各行业和各民族向伟大领袖斯大林的致敬信或汇报提纲，今天的和昨天的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今天是建筑工人，明天是集体农庄庄员，后天是哈萨克族，大后天是乌兹别克族。其次便是打棍子。不是批评哲学权威德波林，便是抨击语言学泰斗马尔，还主导打击知识分子的各种运动。《真理报》上最活跃的是米丁、尤金等小丑。另外便是赞扬《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一类影片，夸奖《从小爱护荣誉》、《金星英雄》等小说。苏斯洛夫时期的《真理报》不仅灰色，而且凶残。斯大林死后，他并未积极参加权力斗争，因为自知没有资本。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合并为主席团，人数大大减少，苏斯洛夫成为主席团成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提出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遭到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激烈反对，支持赫鲁晓夫的是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洛夫等人。苏斯洛夫既不支持，也不反对，静观事态发展。莫洛托夫等人终于顶不住了，转而支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大会结束的那天做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莫洛托夫等人支持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是权宜之计，先保住地位，然后伺机反扑。一年后，1957年6月18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莫洛托夫提出解除赫鲁晓夫苏共第一书记的建议，赫鲁晓夫当然坚决反对，但主席团大多数人赞同莫洛托夫的建议，只有米高扬一人支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主席团内寡不敌众，急需新的盟友。米高扬找刚从外地赶回来的苏斯洛夫，说服他支持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知道马林科夫是自己的对头，如果他上台，对自己凶多吉少。他同赫鲁晓夫的关系比同马林科夫等人的关系亲近。他早在工业学院教政治经济学时，赫鲁晓夫是学院党委书记，两人就有交往。苏斯洛夫从自身利益着想，决定下一次赌注，支持赫鲁晓夫，尽管他的思想体系更接近莫洛托夫等人。赫鲁晓夫最终战胜莫洛托夫等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并把他们定为反党集团，苏斯洛夫也成为胜利的一方。赫鲁晓夫改革的步子越迈越大，同苏斯洛夫时常发生冲突，并开始疏远他。苏斯洛夫为保存自己的权势，减慢赫鲁晓夫的步伐，甚至促使他走回头路，制造了“练马场事件”。苏斯洛夫想让赫鲁晓夫看看改革的后果。此后，赫鲁晓夫虽向斯大林体制倒退，但仍不重用苏斯洛夫，让他负责协调与兄弟党的关系。1964年10月召开中央全会，逼迫赫鲁晓夫退休。会上，由苏斯洛夫作报告，历数赫鲁晓夫执政十一年的错误。但苏斯洛夫并不是倒赫的核心，他是最后才知道谢列平、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倒赫的阴谋的。他听了吓坏了，嘴唇发青，浑身哆嗦，只低声说了一句：“你们想干什么呀？会爆发内战的。”报告不是他写的，但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两人都不肯念，主席团最老的成员米高扬始终是赫鲁晓夫的盟友，当然不会念，只好轮到苏斯洛夫念了。苏斯洛夫哆哆嗦嗦，匆匆忙忙念完，“十月政变”便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