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斯洛夫才真正成为苏共的第二把手、控制意识形态的凶神恶煞。把作家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剥夺了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院士劳动英雄称号并把他流放到高尔基市，审判在国外发表作品的作家，封杀《新世界》杂志，等等，等等，都是他干的。他为了控制舆论，把头脑僵化、不学无术、听命于他的人安排在宣传阵地的关键岗位，如任命柯切托夫担任《文学报》主编便是一例。在国际关系方面，他也干了不少坏事。1948年斯大林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入侵阿富汗，苏斯洛夫都是积极的参与者。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六）(2)
苏斯洛夫是一生没写过一本书的理论家（他的《三卷集》里的文章和演讲辞都是别人捉刀的）。他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宣传陈腐的教条和扼杀鲜活的思想上。他这样做很难说是出于信仰，因为他未必信仰马克思主义。从我搜集到的资料来看，他甚至没系统地读过马恩的著作。他是极权体制的产物，是它的既得利益者，又是它的守护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维护个人已经获得的权势。如果形势发生骤变，他这个只会摘引列宁和斯大林语录的人，很难在政治舞台上立足。如果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里，以他的水平和能力，充其量当个不受学生欢迎的中学老师。换句话，没有极权主义，就没有他的一切。国家和人民从不在他视野之内。1974年，别柳金画室的一百名画家联名致函苏斯洛夫，要求他下台。信很长，我只摘译其中的一段，作为本文的结尾：
这在艺术中还不是最可怕的。艺术像河流，无论您的堤坝，无论您如何想方设法让河水倒流入你们用查禁和摧毁设置的钢筋水泥的河床，都无法阻止河水的奔流。最可怕的是，您唯一的目的就是剥夺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把他们变成执行您荒谬而残酷的意愿的机器人。您的宗旨是使俄罗斯文化粗浅化，宣传极端贫乏的理想，否定苏联人精神兴趣的复杂性。您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是使苏联各族人民变得蒙昧，以便您制造毁坏人类社会正常生活的一切规律的土壤。
苏斯洛夫1982年去世，死在勃列日涅夫前头，死得其时。勃列日涅夫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葬礼。参加葬礼的都是中央和各地的党政官员，至于普通知识分子，恐怕没有人去，要去，也是被迫的。
（原载《收获》2003年第4期）
蓝英年：爱伦堡的回忆与反思——《人·岁月·生活》中译本序(1)
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在苏联名气不在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之下，在西方则远远超过他们两人。爱伦堡在中国名气同样不小，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俄苏作家之一。1933年，鲁迅在《“竖琴”后记》中就提到过他。1936年，曹靖华把他的短篇小说《烟袋》译成中文，编入《苏联作家七人集》。解放前后，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雨》、《巨浪》和《巴黎的陷落》陆续被译成中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发表的政论在中国读者当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鼓舞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志。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同一位老先生谈论苏联文学时，他还提到当年爱伦堡政论对他的震撼。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有谁不迷恋苏联文学，有谁不知道爱伦堡？然而斗转星移，岁月流逝，中国读者渐渐忘却这位老朋友。
作家对自己创作的评价往往同读者不同。爱伦堡自认创作中，诗占第一位，其次是小说，第三位是政论。那时他尚未写回忆录，所以没有提到。我没读过他的诗，没有发言权。请教俄国朋友，他们最肯定的回答也仅是：“作家年轻时都写过诗嘛。”这种回答不过是推理，说明他们也没读过爱伦堡的诗。他的长篇小说我倒都读过。吸引我的是小说的内容而不是它们的表达形式。今天已无重读的愿望就是因为艺术上过于粗糙。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说：“他的小说《暴风雨》今天已无法卒读。”老作家扎米亚京对爱伦堡写小说打过一个比方：“有个关于年轻母亲的故事：她太爱自己未来的孩子，想尽快见到他，没等九个月，六个月便生下来了。爱伦堡写小说类似这位年轻母亲生孩子。”
1960年，爱伦堡开始写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在《新世界》杂志上陆续发表。1964年发表完，后结集出版。爱伦堡的回忆录在读者当中引起热烈的反响，人人争读，就像当年争读他的政论一样，没有政论的报纸一到战士手里马上卷烟了，有政论的报纸一直读到报纸破碎。苏联再次掀起“爱伦堡热”。1990年，莫斯科作家出版社还出版了装帧精美的三卷集，每页下角都有配合该页内容的图片，随便从哪一页读都读得下去，可当作史书读，也可当作随笔集读。苏联作家当中没人写出过类似的回忆录，因为谁也没有他那样的经历。
爱伦堡少年时代便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工作，后写诗歌、小说，成为作家。十九岁赴法国深造。十月革命后以《消息报》记者身份重返巴黎。他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其中大部分是俄国和欧洲的文化名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从事保卫和平工作，接触的人更多了。把他接触过的人列个名单，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决定20世纪历史进程的人，使它增光或令它蒙羞的人，他接触了不少，如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高尔基、莫迪利亚（意大利画家）、爱因斯坦、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毕加索、夏加尔（法国画家）、帕斯捷尔纳克、别雷、里维拉（墨西哥画家）、阿赫玛托娃、莫里亚克、马尔罗、海明威、萨文科夫（恐怖主义者）、李维诺夫、伊巴露丽、曼德尔施塔姆、杜维姆（波兰诗人）、法捷耶夫、纪德、弗拉索夫（将军）、茨维塔耶娃、巴别尔、罗素、约里奥·居里、梅耶霍德、爱森斯坦、沃洛申、伊利夫和彼得罗夫、法尔克、孔恰洛夫斯基和马蒂斯等。
我没把斯大林列入名单，因为爱伦堡没同他单独接触过。这还得从爱伦堡同斯大林的关系谈起。“斯大林为什么没杀害爱伦堡”一直是很多人心里的疑问，也曾有人问过爱伦堡本人，他总这样回答：“不知道，命大吧！”爱伦堡不喜欢斯大林，“但长期信任他，也怕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对斯大林已有所认识，不再相信“斯大林英明”、“比我们大家更了解局势”这类话了。爱伦堡认为战争初期苏联的失利是斯大林轻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结果。苏联强调德国法西斯的进犯是背信弃义，爱伦堡对这种提法极为反感，怎能同法西斯讲信讲义呢？他对《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出现的太平景象十分担忧，上书莫洛托夫，向他说出自己所感受到的德国军人磨刀霍霍的气氛。莫洛托夫让部下洛佐夫斯基接见了他。“他漫不经心地听我讲话，把忧郁的目光转向一旁。我忍不住问道：‘难道您对我讲的一点都不感兴趣？’他苦笑一下回答道：‘我个人对您的话感兴趣……可您要知道，我们实行的是另一种政策。’”爱伦堡后来说，自己太天真，以为真实的情报有助于政策的制定，哪知道政府所需要的是能证明所行政策正确的情报。
蓝英年：爱伦堡的回忆与反思——《人·岁月·生活》中译本序(2)
爱伦堡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很早就有反感。1935年他到克里姆林宫参加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大会。人们对斯大林一再鼓掌，“当掌声逐渐平息下去的时候，有人高喊了一声：‘伟大的斯大林，乌拉！’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最后大家落座，这时又响起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光荣属于斯大林！’我们又跳起来鼓掌”。回家的路上，爱伦堡想道，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怎么有点像萨满教巫师……想到这里连忙打住自己的思路。接着他又想到斯大林“黑白颠倒”的工作习惯给旁人造成的痛苦。“斯大林起床很迟，睡得也迟，喜欢在夜间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性，但斯大林不是凡人，而是上帝，因此他的癖性会影响很多人的正常生活。部长们不敢在夜里两三点以前离开办公室：斯大林会拨打电话。部长们拖住局长们，局长们拖住秘书们，秘书们拖住打字员。许多丈夫只能在星期日见到妻子……他在家的时候，妻子不是上班工作便是在家里睡觉。‘白天’和‘黑夜’的概念消失了。”热爱人民的领袖怎么如此不关心周围的人呢？
“斯大林大概至死都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列宁的学生和他事业的继承者。”苏共二十大后，爱伦堡对斯大林进行了反思，“斯大林不仅这样说，也这样想：他正引导人民奔向崇高的目的，为此就得不择手段。我并非偶然想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马基雅弗利曾写道，为了建设强大的国家，任何手段都是好的——毒药，告密，暗杀；他建议统治者要同时具备狮子般的勇猛和狐狸般的狡猾，要像人那样聪明，也要像野兽那样凶狠。”
斯大林同样不喜欢爱伦堡，曾告诉法捷耶夫，说爱伦堡是国际间谍。斯大林也并非凭空想象，而是从口供中看到的。许多文化人供认自己是间谍后都一口咬定他们的招募人是爱伦堡。爱伦堡成了国外间谍在苏联的代理人，同法国人马尔罗单线联系。口供当然都是在严刑拷打下逼出来的，斯大林政敌的口供同样是这样逼出来的，斯大林照样根据口供处决了他们。斯大林不杀爱伦堡是因为他有用，他是苏联联系西方文化界的纽带，但纽带也不是不可以取代的。20世纪30年代不杀爱伦堡是因为他政治色彩淡薄，处世超然物外，同斯大林的反对派没有瓜葛，也没有违背斯大林意志的表现。战争期间，他的政论极大鼓舞了红军的斗志，希特勒对他恨之入骨，在1945年1月1日的命令中写道：“斯大林的宠奴伊利亚·爱伦堡宣称，德意志民族应被消灭。”命令抓到他后便在第一棵桦树上绞死他。20世纪50年代初期，爱伦堡公然违抗斯大林的意志，但斯大林已来不及杀他了。
上面谈到爱伦堡同斯大林没单独交往过，但为《巴黎的陷落》的出版事宜，斯大林给他打过一个电话。“4月24日（1941年），我正在写第三部第十四章的时候，斯大林办公室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拨一个电话号码：‘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说话。’妻子伊琳娜连忙把两只狮子狗牵走，它们偏偏在这时候叫起来。”接着爱伦堡记下他们的谈话内容，斯大林赞同出版《巴黎的陷落》。爱伦堡感到惊讶，战争已迫在眉睫，斯大林怎么还关心小说出版的琐事？这段话引起《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不快，担心读者会产生不恭敬的联想，建议爱伦堡删去狗叫的那一句。爱伦堡没删，他只记下当时的情景，决无用儿童手法侮辱斯大林之意。
爱伦堡把文学史上从未提到过的作家介绍给读者，并说出自己对他们的看法。帕斯捷尔纳克不是叛徒，而是俄国天才的诗人。今天已成为俄国诗坛双子星座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名字也是在回忆录中第一次出现的。读者从书中第一次知道俄国和欧洲许多著名作家、诗人和画家的名字，如曼德尔施塔姆、沃洛申、安德烈·别雷、巴别尔、梅耶霍德、法尔克、马蒂斯和夏加尔等。对文学史上提到的作家，如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和法捷耶夫，爱伦堡也谈到他们鲜为人知的一面。马雅可夫斯基喜爱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马雅可夫斯基讨伐抒情诗，可他最好的作品却是抒情诗《关于这个》。他自杀同自尊心太强、脸皮太薄有关，不应老从政治方面找原因。叶赛宁的诗歌打动人，因为他是天生的诗人，如同自古夜莺歌唱能打动人一样，用不着用雀形目鸟类喉头的构造来解释。爱伦堡写了一个非官方人士的法捷耶夫。法捷耶夫是严守纪律的党员，从不同圈子内的人谈心，却对非党人士爱伦堡稍稍敞开心扉。法捷耶夫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他对斯大林又爱又怕，坚决执行斯大林的意志，却往往违背自己的意志。他认为《青年近卫军》不能改写，但仍按斯大林的意志改写了，知道“已经不是那本书了”。他喜欢格罗斯曼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但斯大林不喜欢这本书，他不得不在报纸上严厉批评格罗斯曼。法捷耶夫渴望写作，抱怨社会工作太多，但又舍不得放弃作协领导人的位置。爱伦堡写道：“……他做这些工作并非迫不得已，而是乐于为之。当他晚年被解除一些职务时，他感到的不是轻松，而是懊恼。”法捷耶夫自杀后，人们纷纷猜测原因，爱伦堡写道：“严冬尚未过去的时候，他顶住了；而当人们露出笑容的时候，他开始考虑经历过的事和写出来的东西，不知怎的一切都暴露无遗，发动机就在这时出了故障。”这段话晦涩难懂，不如他回答读者的信写得明白：斯大林死后，法捷耶夫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发现是一条可怕的错误的道路，再活下去已无意义。
蓝英年：爱伦堡的回忆与反思——《人·岁月·生活》中译本序(3)
个别段落写得晦涩是回忆录的一个缺点。原因是多方面的。20世纪60年代苏联还有不少禁忌，很多重要人物尚未平反，如布哈林；很多重大决议还未废除，如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的决议》。还有很多人没从个人迷信所造成的思维定势中摆脱出来。爱伦堡对法捷耶夫的看法，特瓦尔多夫斯基便无法接受：“您写的法捷耶夫同我所理解的不一样，我不能在我们刊物上刊登。理由当然是个人的，但编辑也是人啊。”像特瓦尔多夫斯基这样开明的人思想仍远未解放，更不用说其他人了。还有一个原因便是爱伦堡急于发表文章，写了便要发表，不想为“存档”而写，不想为历史留下证据。
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一天，我到《消息报》看一个编辑。他面如土色，勉强说了句：‘真不幸！基洛夫遇害了……’大家都很沮丧——因为热爱基洛夫。痛苦中也搀杂着不安：是谁？为什么？以后会怎样？……”这段空泛的话未必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发表后，《文学报》编辑访问爱伦堡时，爱伦堡才告诉他“编辑”就是布哈林。爱伦堡同他单独在一起时，布哈林对他说：“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他现在想怎么对付我们就能怎么对付我们了。”停了一刻，布哈林补充道：“而且他还有道理。”接着布哈林请爱伦堡就这件事写篇声讨的短文，但马上又对他说：“不要写了，回家去吧。这是件肮脏的事。”这说明布哈林马上就明白是谁干的和为什么要这样干了。爱伦堡是布哈林的中学同学，一位没有政治色彩的党外人士，布哈林在极度痛苦的心情下可能对他说出心里话，何况这期间他们见面不止一次。如果爱伦堡把布哈林说的话记下来存档，对揭开“基洛夫遇害”的真相无疑会很有帮助。可惜他没写。
第六卷里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话也写得十分晦涩，不解释，读者很难看得懂：“势态不断发展。2月对我是难关，我认为现在讲述当时的感受为时尚早……我试图抗争。事情的解决不是我的信，而是命运。”这段话是谈到1953年1月“医生案件”时写的，但读者仍不明白为什么2月对他是难关，什么事不是他的信而是命运解决的。
这得从“医生案件”谈起。“医生案件”是斯大林战后大清洗的序幕，矛头针对政治局委员们。被捕的医生中有不少苏联犹太人，从而派生出一场新的排犹运动。斯大林炮制了一封诬蔑苏联犹太医生的《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强迫苏联著名犹太学者、作家、作曲家签名。爱伦堡是苏联犹太作家，所以也让他签名。爱伦堡读过信后立即猜到斯大林的用心，决非仅仅诬害几个无辜的犹太医生，而是为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制造舆论。斯大林曾将里海沿岸的卡尔梅克人和克里木的鞑靼人从他们祖居地驱赶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现在轮到犹太人了。签名还是不签名？签名等于支持斯大林的残暴行动，自己成为罪人；不签名性命难保。爱伦堡反复斗争，2月下旬冒死上书斯大林，申述自己不签名的理由，并婉言劝阻斯大林不要把犹太人驱赶到西伯利亚或远东去。信发出后，他便在家中等待被捕，但没有反应，因为几天后，斯大林便死了。
这段话的意思现在清楚了：“势态发展”指从诬害到驱赶。2月，他反复斗争要不要给斯大林写信，受尽煎熬。最后孤注一掷，上书斯大林，自知必死无疑。没想到信寄出几天斯大林便死了。斯大林的死是命运，公开信未发表，事情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斯大林要晚死几个月，爱伦堡便性命难保。苏联所有犹太名人都在公开信上签了名，唯独爱伦堡一人抗命，斯大林决不会放过他。但斯大林没来得及处置爱伦堡就死了，所以爱伦堡说自己命大。
爱伦堡写道：“我不分析时代，不思考巨大的历史画面，只描写日常生活以及我自己和朋友们（主要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心态。”这当然是谦虚话。他确实写了日常生活，但我们却从中感到强烈的时代气息。他写了1937年的日常生活：“在《消息报》社里，每间办公室门前的小牌子上原先写着负责人的姓名现在牌子依然挂在那里，但玻璃下面已无负责人的姓名了。送信的女工对我解释说，现在没有必要填姓名：‘今天任命了，明天又被抓走。’……”
蓝英年：爱伦堡的回忆与反思——《人·岁月·生活》中译本序(4)
1934年爱伦堡回到莫斯科，准备参加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消息报》把他安置在民族旅馆的一间窄小的客房里。早上，他向服务员要杯茶，“服务员去后很快便返回，手里没端茶盘，他没要到茶，因为从这天起餐厅只收外汇。我气极了，但没作声，请他打一壶开水来，我自己有茶叶和糖。服务员又空手回来，对我说：‘连开水也不给，他们说不卖给苏联人。’……”爱伦堡上楼找经理说理，看见楼梯上摆满鲜花。清洁女工和女招待衣着光鲜，排成横队，按口令鞠躬、向左转、向右转、微笑、再鞠躬，准备迎接外宾。经理一见到爱伦堡便叫他退房，因一小时后大批美国人要从列宁格勒来。爱伦堡很气愤，但并不惊奇，因为不久前在伊万诺沃市遇到过同样的事。他到饭店吃饭，餐厅脏得一塌糊涂。他刚在一张比较干净的餐桌前坐下，女服务员就冲他大喊起来：“你没长眼睛吗？这是外国人专用的餐桌。”那时，伊万诺沃纺织学院有两名土耳其研究生。爱伦堡写出了20世纪30年代普通苏联人的心态。这是一种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但在专制、贫穷的国家里又必然会产生的心态。
20世纪6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斯大林主义渐渐抬头。一位颇具影响的斯大林分子对民主力量大肆攻击，民主力量决定还击。他们请爱伦堡出马，因为报刊很难扣压他的文章。爱伦堡回答道：“现在不要打搅我，我并没在后方闲呆着，我在发表回忆录。”他认为发表回忆录便是同形形色色的斯大林分子和一切保守势力战斗。回忆录打开苏联读者的眼睛，引导他们反思不久前所发生的一切，非此社会无法获得新生。他突破苏联文学史的禁区，把俄罗斯大地产生的天才作家一一介绍给读者，并把西方文化名人引入苏联，扩大读者的视野。他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产生作了力所能及的反思。他记录了他所经历时代的国内外大事，尽量把真相告诉读者。他还写出苏联当局竭力遮掩的苏联日常生活。
爱伦堡这部长篇回忆录，是20世纪70年代应高层之命而译介到中国来的，当时的气候决定了这套书仅限于内部发行。虽然印数有限，但仍对一代知识分子形成了较大影响。现在冯、秦二先生又积数十年之功，在原译本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校译，补充了新版本的内容，由海南出版社公开推出，这实在是出版界的一大幸事。我把这部近一百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当作苏联现代史和欧洲文化史来读。如果读者能耐心读下去，想必会同意我的看法。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1)
1989年至1991年，我在俄罗斯海参崴市远东大学执教，却没去过邻近的伯力市。1995年秋天我再度到远东大学执教，我的老学生伊琳娜邀请我到伯力去玩。她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不仅汉语说得好，对中国古典诗词也很感兴趣。我给她讲过李商隐的《无题》诗，她居然能理解，还把几首译成俄文。她立志研究中国文化，却没有条件。她没到伯力师范学院当老师，也没到电台当编辑，因为两处工资都太低，无法赡养退休的父母。不得已到中俄合办的肉联厂当翻译，每月挣四百美金，这在俄国算很高的工资了。我接受伊琳娜的邀请来到伯力。伯力比海参崴小，除阿穆尔河和博物馆外，没有特别值得看的地方，两天就逛完了。我提议到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去看看，年轻时读苏联小说《勇敢》就曾向往过那座城市。伊琳娜说外国人要办通行证，一两天办不下来。她说明天要到比罗比詹市签合同，那里买他们肉联厂的猪肉。她一人开车去，两小时的路程，不用办通行证，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比罗比詹！”我惊奇地叫起来。比罗比詹是苏联犹太自治州，我早就知道，也知道它在远东，却没想到离伯力这么近。我当然想去看看，便同伊琳娜一起上路了。路上，她告诉我，比罗比詹地名来自流经这里的比罗河和比詹河，1928年定为犹太自治州。斯大林想把全苏联的犹太人都迁到这里，但没办到，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居住在这里的犹太人都走了。现在比罗比詹人口不到十万，主要是俄罗斯人，还有朝鲜人。但这里的人做生意讲信用，中国公司都愿意同他们做买卖。伊琳娜告诉我他们班同学毕业后的情况。男同学都结婚了，稳重的女同学结婚的不多，活泼的都嫁人了。说着说着，汽车开进比罗比詹。这是俄罗斯常见的小城，有点像同中国绥芬河接壤的戈城，不过街道、建筑物整齐些罢了。伊琳娜谈生意的时候，我独自在街上徜徉，在潜意识里寻找历史的遗踪，可这里又有什么遗踪可寻呢？一场历史大悲剧发生在比罗比詹之外。我陷入沉思，乘车返回伯力时仍沿着思路想下去。伊琳娜同我说话时，我漫不经心地搭腔，她以为我累了，便也沉默下来。
事情得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说起。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简称委员会）从成立到消亡不过短短七年，却经历了惊涛骇浪和腥风血雨，反映出二战后斯大林对犹太人的凶狠残暴。但这段历史在苏联一直讳莫如深，1989年后才有人认真研究。由于许多档案材料尚未解密，仍有不少扑朔迷离之处。经过学者们十多年的努力，真相逐渐清晰。
委员会哪年成立？就有两种不同说法。1952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委员会成员的判决书上写的是1942年4月，但1991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上，委员会成立的日期却是1941年8月。说来奇怪，两个日期都正确。成立委员会的建议不是苏联人最先提出的，而是波兰两位社会活动家埃利希和阿尔特向苏联政府建议的。他们两人都是犹太人，“崩得”的领导人。“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国犹太人总联盟的简称，参加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解散后，部分成员加入布尔什维克。1939年波兰被苏联和德国瓜分后，这两位犹太领导人认为斯大林比希特勒对犹太人好，便投奔苏联，向苏联政府提议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此时，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刚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两国正在度短暂的蜜月，苏联怎肯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埃利希和阿尔特以反对与苏联友好的德国的罪名被捕入狱。世界各社会党出面干预，要求释放这两名犹太人。苏联置之不理，但也未马上将他们处决。这一拖延使他们得救了。1941年6月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两位被关了一年半的波兰犹太人领袖才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他们从囚徒一下子变成贵宾，未免有点得意忘形，忘乎所以，觉得自己成了反法西斯英雄。他们1941年8月向苏联政府建议成立国际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斯大林原则上表示同意。所以说委员会成立于1941年8月是正确的。8月24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犹太人代表大会，苏联海内外知名学者纷纷在大会上发言，如科学院院土、物理学家卡皮察，影片《战舰“波将金”号》导演爱森斯坦，作家爱伦堡等。爱伦堡激愤地说：“还需要说一说这些‘雅利安，畜生们对犹太人都在干些什么吗？他们当着母亲们的面杀死她们的孩子。他们强迫生命垂危的老人像小丑那样故作丑态。他们强暴女孩，用刀子割她们，拷打她们，用火烧她们。比亚韦斯克、明斯克、别尔季切夫、文尼察等城市都将作为提起来令人发指的地名永留于世。话说得越少越好——因为需要的不是说话，而是子弹。要知道，他们感到骄傲的是：他们是畜生。他们自己一直在说，对他们而言，芬兰的母牛比海涅的诗更高贵。他们在法国哲学家贝格森即将去世前还百般凌辱他——对这些野蛮人来说，他只不过是个犹太佬。他们下令把波兰诗人图维姆的著作丢到士兵茅厕当手纸：犹太佬。爱因斯坦？犹太佬。沙加尔？犹太佬。当他们竟然强奸年仅十来岁的少女和把活人埋进坟墓的时候，难道能够同这种人谈论什么文化？每当我想到一个希特勒德国的存在，想到这个国家已使十个国家沦为奴隶，我就感到羞于直视朋友的眼睛，害怕听到亲人的声音——说纳粹像人类，哪怕表面上像，都无法令人容忍。”（《真理报》）大会还通过一项“致全世界犹太兄弟宣言”。团结全世界犹太人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气氛高涨。斯大林极需世界犹太人的帮助，因为他们当中有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家、金融界寡头、工商业巨子、左右世界舆论的报业大王。国际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呼之欲出了。埃利希和阿尔特认为自己是委员会理所当然的领导人：成立委员会是他们发起的，他们在西方是人所共知的反法西斯斗士。然而这时，波兰流亡政府在伦敦成立，并向苏联派遣大使。埃利希和阿尔特立即拜会大使，接受大使的指示。指示之一是寻找失踪的波兰军官，阿尔特还准备到乌拉尔集中营探查关押在那里的波兰士兵，以便把他们组成军团同红军一起对德军作战。他们完成任务后将前往伦敦向自己的政府报告。这两位过分积极的波兰斗士触到苏联的隐秘。四千名波兰军官的遗骸早已埋葬在卡廷森林的黄土中，万一被两位波兰人发现，世界上定会掀起轩然大波，极大地损害苏联的形象。这两人又在苏联监狱里关了一年半，对苏联监狱的真实情况相当了解，如放他们到英国去，不知会向西方说什么坏话。堵住他们嘴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永远无法开口。苏联国家安全部邀请他们商议事宜，两人高高兴兴地去了，从此再没出来。直到1943年，维辛斯基在莫斯科、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在华盛顿，才同时宣读莫洛托夫的声明：“埃利希和阿尔特释放后仍从事敌对苏联的活动，号召红军战士立即停止同德军作战，并同德国签订和约。”声明之荒谬，用不着解释。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2)
斯大林迫于财力和物力的需要，于1942年4月成立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把希特勒改为法西斯，所以这个日期也是正确的。这个委员会并非国际组织，只是苏联一国的组织。任务更加单纯：向美国犹太阔佬要钱。但苏联没有西方知名的犹太人，国内犹太作家所写的作品多半是歌颂苏联政府如何关怀犹太人的宣传品，没翻译到西方去，更谈不到流行了。再伟大的演员不到国外演出，外国人也不会知道。没办法，只好矬子里拔将军，把在苏联稍有名气的犹太作家、演员和艺术家选入委员会。其中还有几位只用犹太语写作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的作品译成俄语后在苏联才拥有读者。我只介绍几位本文将多次提到、但中国读者完全陌生的委员。米霍埃尔斯是苏联犹太剧院最著名的演员，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他极富表演才华，把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演绝了。米霍埃尔斯天真善良，像个大孩子。他不仅在犹太人中间，在苏联各民族中间都享有崇高的威望。米霍埃尔斯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费费尔和马尔基什都是诗人，可我不仅没读过他们一行诗，连他们的名字都是读档案时才见到的。费费尔和马尔基什是一对冤家对头，什么都谈不拢，互相看不起对方的诗作。费费尔1942年便担任安全部的秘密情报员，代号为佐林。他自恃有后台，除米霍埃尔斯外，别的委员全不放在眼里。他被任命为副主席，以便监视非党演员米霍埃尔斯。委员会里所发生的事，委员们的言行，不管好的坏的，他都向安全部报告。波林娜·热姆丘任娜不仅是政府要员莫洛托夫的妻子，本人也非等闲之辈。她当过渔业人民委员、轻工业部纺织与日用品总局局长，战前还是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她在委员会里级别最高。委员会名义上属苏联情报局领导，实际上听命于安全部。情报局副局长是老布尔什维克洛佐夫斯基，担任过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他虽然并不管事，但名义上是委员会的领导，后来也和其他委员一起被处决。1948年以后，安全部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定为“犹太复国主义反苏地下组织”，为首的仍是洛佐夫斯基。
委员会成立的首要任务是向国外有钱的犹太人弄钱。但在莫斯科守株待兔是办不到的。斯大林非常恼火，莫洛托夫一再训斥洛佐夫斯基。于是产生了到国外募捐的想法，募捐的人选很快便确定了：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费费尔仍肩负监视米霍埃尔斯的使命。斯大林还指示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监视他们两人在美国的活动。米霍埃尔斯在美国用犹太语演讲，热情洋溢，富于表情，很快便赢得美国犹太人的好感。他即兴表演《李尔王》片段，美国犹太人大为倾倒，感叹苏联演员对莎土比亚理解得如此深刻。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同美国各种政治倾向的犹太人打交道，向他们介绍犹太人在苏联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苏联工农业的成就，丰富的资源。当然都是根据莫斯科拟定的提纲讲的。在世界反法西斯浪潮中，不少美国人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对苏联产生空前好感，所以许多犹太人慷慨解囊，对苏联大力支援。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满载而归，不辱使命。他们觉得自己对国家作出贡献，有些飘飘然了。战后胆子越来越大，把委员会变成团结苏联境内犹太人、寻找失踪的犹太人、处理各地犹太人事务的类似政府机构的中心了。费费尔更不知天高地厚。“费费尔从美国带回两件贵重礼物”，戏剧评论家博尔夏戈夫斯基在《命运宠儿的札记》一书中写道，“两件纽约犹太毛皮工匠缝制的价值连城的皮袄，一件给自己，另一件给……斯大林！可以想象斯大林如何恼怒，永远恶狠狠地记住这件礼物。竟然把美国犹太人按照他的身材缝制的犹太长老穿的皮袄……献给他，只穿军大衣和皮靴的半个世界的主宰！同样的颜色，同样贵重的皮袄献给斯大林和费费尔！这只能出现在幻影中，噩梦中，卓别林的闹剧中。费费尔还不如从美国给自己带回一件殓衣呢！”费费尔如果知道斯大林从骨子里蔑视，仇恨犹太人，决不会干出这种蠢事。斯大林仇恨犹太人由来已久，大约受过他先前的老战友后来的死对头的气。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当中有大批犹太人，如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捷尔任斯基、卡冈诺维奇、李维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和越飞等人。他们在文化修养、演说才能和人际交往上都超过斯大林。列宁对他们的重视也远远超过对斯大林的重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举了一个斯大林仇恨犹太人的例子：“我记得在莫斯科工作时，第三十飞机制造厂发生某些骚动，通过党的渠道和国家保安机关向斯大林报告了。在斯大林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正当我们坐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时候，斯大林转身对我说：‘工厂里正派工人应该发给棍棒，让他们在下班时把这些犹太人打个臭死。’他说这些话时不单是我一个人在场，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也在场。”布尔什维克老一辈领导人（包括犹太人）不是被斯大林消灭，便是被他打入冷宫。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3)
委员会还负责向美国报刊提供苏联人写的歌颂祖国成就的报道。美国犹太人办的报刊乐意刊登这些文章，如美国共产党办的《自由晨报》。这些文章经过层层审查转到委员会，再由委员会提供给美国报刊，文章在政治上决不会有问题，但后来成为委员会的罪状之一。
委员会管的事越来越多，竟对各州市发生的排斥犹太人的事件直接发函干预，这已超出它的权限，引起各地官僚的不满。费费尔还提出远东比罗比詹犹太自治州地域狭小，环境恶劣，不适合犹太人居住。他提议向政府要求把克里米亚定为犹太自治州，代替比罗比詹。费费尔的提议在委员会里引起激烈争论。有人赞成，认为苏联有五百万犹太人，比罗比詹容纳不下，再加上气候寒冷，没人愿意到那种地方去。克里米亚地域辽阔，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不但吸引苏联的犹太人，还吸引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可以成立一个在苏联管辖下的犹太自治共和国。外国的犹太人来了，还会带来资金，对经济发展大有好处。反对费费尔提议的人指出，克里米亚是鞑靼人的祖居地，以通敌罪名把整个鞑靼民族赶出克里米亚并不公正，个别鞑靼人通敌不能牵连整个民族，所以鞑靼人也是受害者，应返回故土。犹太人是受害民族，但不能强占同样受害民族的土地。米霍埃尔斯摇摆在两种意见之间。他知道比罗比詹不能吸引犹太人，但占据别的民族的祖居地良心不安。
于是，米霍埃尔斯便找著名犹太作家和政治家征求意见。他派几个委员找爱伦堡商量，爱伦堡认为占据别人领土违背道德：“你们干吗要设立犹太人区呢，谁也没有把你们往那里赶。你们大概闲得没事干了吧？”米霍埃尔斯亲自去找卡冈诺维奇。《命运宠儿的札记》的作者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米霍埃尔斯和卡冈诺维奇交谈的场景：
米霍埃尔斯请求卡冈诺维奇接见他。只有卡冈诺维奇能消除疑惑并提出忠告。
卡冈诺维奇立即把话题转到他喜爱的轻歌剧《婚礼舞》上去。
“卡冈诺维奇同志，我来同您商量。”米霍埃尔斯等卡冈诺维奇夸奖过《婚礼舞》后，怯生生地说，“我们委员会里产生了向克里米亚移民的想法……”
卡冈诺维奇没听见对方说的话，说话的声音更响了，洪亮的声音充满办公室。
“每个演出季节都能演出《婚礼舞》那样的节目就好了！决不仅犹太人爱看。那舞蹈，那歌曲，谁看了都愉快，都快活。”
“您说得对，我们在探索，但并不容易。像俗话所说的，婚礼一辈子只举行一次。他们议论克里米亚，可这是别人的祖居地呀。”
“犹太剧院办不办学员班？”卡冈诺维奇问道，声音震耳，“学员也参加《婚礼舞》的演出吗？那就对了，增添青春活力嘛。”
“我们委员会里有分歧，我想同您商量……”
“没有青年演员剧院就没前途。”变“聋”的卡冈诺维奇愉快地说，“你们剧院办学员班真太好了。”卡冈诺维奇挽起米霍埃尔斯胳膊，把他送出办公室，并答应剧院有困难他帮助解决，把怅然若失的来访者送出门外。
卡冈诺维奇什么都听见了，这一点米霍埃尔斯看得很清楚，但他不会想到他们所说的一切窃听器都会录下来。卡冈诺维奇却再清楚不过了。委员会内争论不休，无法决定要不要向斯大林请求以克里米亚代替比罗比詹。他们的活动斯大林当然都知道，但没有任何表示。斯大林不表态，没人敢吭声。
“这时，大约在1947年底”，马尔基什的遗孀在《如此漫长的回忆》中写道，“以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为首的犹太社会活动家应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邀请去参加座谈会。马尔基什不在被邀请之列，这次座谈会的情况他是在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听到的，他是主席团成员。座谈会上谈到‘高层’讨论过比罗比詹的未来。在那里建立犹太自治州的计划流产了，最高领导层准备重新考虑建立犹太自治州的问题。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建议委员会给斯大林写信，请求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共和国。信已拟好，叫马尔基什签名。马尔基什断然拒绝签名，理由是鞑靼人有权返回克里米亚，并认为这种请求是露骨的挑衅。就在这时，马尔基什得知，成千上万在战争中活下来的犹太人给委员会写信，要求帮助他们到巴勒斯坦去。这些信自然很快便到了安全部。马尔基什断定这都是费费尔的主意。”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4)
没有斯大林的指示或暗示，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决不敢向委员会提出这种建议。这是计划中消灭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第一步，也是全面解决犹太人的问题的前奏。犹太人竟敢要克里米亚，然后出卖给美国人。这就是斯大林衰老头脑中荒谬的逻辑。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乌克兰一解放，洛佐夫斯基的委员会（即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就起草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给斯大林的，其中包含一项建议：鞑靼人被逐出克里米亚后，克里米亚应成为在苏联管辖范围内的一个犹太苏维埃共和国。斯大林认为在这项建议背后有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苏联情报局插手。他宣布，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理人。他们企图在克里米亚建立一个犹太国，以便从苏联手里夺走克里米亚，并在我们海岸上建立一个直接威胁苏联安全的美帝国主义的前哨据点。斯大林让他的想象朝这方向胡乱发展。他突然产生了疯狂的报复念头。洛佐夫斯基和米霍埃尔斯被捕了。不久，热姆丘任娜（波林娜，莫洛托夫的妻子）也被捕了。对这个小集团的调查花了很多时间，但结果，几乎他们所有人都落到悲惨的下场。洛佐夫斯基被处决，热姆丘任娜被放逐，最初我以为她被处决了，因为除斯大林外，任何人都得不到情况报告，而斯大林本人则决定处决谁，赦免谁。”
赫鲁晓夫这段话大体上是对的，但有记忆上的错误，有的地方并未说出现象背后的隐秘。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叫委员会给斯大林写信（即赫鲁晓夫所说的文件），要求把克里米亚作为犹太人繁衍生息之地，并让大批犹太知名人士签名，便是暗中设下的圈套。写了信，签了名，便是“从苏联手中夺走克里米亚”的证据。然而在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劝说下，甚至在洛佐夫斯基的直接指示下，仍有人未签名，其中就有米霍埃尔斯。安全部的秘密情报员佐林，即费费尔，一再劝说米霍埃尔斯，但他仍不签名。倒不是他识破了斯大林的圈套，他没有那么高的政治智慧，只是不愿乘人之危，占据他人的祖居地。没有委员会主席的签字，无法形成正式文件，所以米霍埃尔斯的命运已经注定，非除掉不可。斯大林不允许在莫斯科干掉他，只能在外地下手，地点选在明斯克。米霍埃尔斯被派往明斯克评定女演员亚历山德罗娃的艺术成就，应否给她颁发斯大林奖。可她这时并不在明斯克，而在莫斯科。陪同米霍埃尔斯去的是剧评家戈鲁博夫，因为他是明斯克人，毕业于明斯克铁道工程学院。他们在明斯克受到热烈欢迎。晚上看完节目，导演把他们送回宾馆。此时“房间里电话铃响了，找戈鲁博夫。戈鲁博夫说了几句话便捂住听筒对米霍埃尔斯说，老同学打来电话，邀请他们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一定请米霍埃尔斯去，哪怕呆半小时，他们也会记住一辈子！”（《命运宠儿的札记》）一向爱凑热闹的米霍埃尔斯便同戈鲁博夫一起去了。他们一去便没回来。次日清晨发现他们躺在一条偏僻的胡同里，脑袋被打破，已经冻僵了。谋杀被定为车祸，因为这是斯大林随口说出的。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在她写的《仅仅一年》中写道：“莫斯科那时（1948年）的气氛异常沉重，大逮捕再度开始。莫斯科犹太剧院查封了。当时该院的院长是米霍埃尔斯。宣布这个剧院为‘世界主义的温床’。米霍埃尔斯是位著名演员、知名社会活动家……那时我极少同父亲见面。偶然一次在别墅同父亲会面时，我走进他的房间，正好听见他在和一个人通电话。我等在一旁。是别人向他汇报，他听着。后来，他像下结论似的说了一句：‘好吧，一起车祸。’我清楚地记得他说话的语气：不是询问，而是肯定，是回答……打完电话，他就同我打招呼，过了一会他说：‘米霍埃尔斯被汽车撞死了。’第二天我到大学上课的时候，一位女同学——她父亲在犹太剧院工作了很长时间——哭着告诉我，昨天米霍埃尔斯在明斯克乘汽车的时候惨遭杀害。各报写的都是车祸。他是被人杀害的，根本没发生车祸。‘车祸’是我父亲听人汇报时随口说出的……我的头轰的一声。我太知道父亲了，他觉得到处都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