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5)
赫鲁晓夫也谈到米霍埃尔斯之死：“更独特的是对那个有教养的、犹太语戏剧最伟大的演员米霍埃尔斯的残酷惩罚。他们像野兽般地杀害了他。他们把他秘密处死。然后，谋杀者们得到了奖赏，他们的被害者则得到了厚葬。这真令人思想混乱！据宣布，米霍埃尔斯是被一辆卡车撞死的。实际上，他是被抛到卡车前面去的。这件事干得很巧妙，很有办法。是谁干的？斯大林干的，至少是根据他的指示干的。”
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被捕后供认：“当时已得知，米霍埃尔斯已同他的一位我记不得姓名的朋友一起到了明斯克。将此情况报告给斯大林时，他立即指示就在明斯克以不幸事故为借口干掉米霍埃尔斯，即让米霍埃尔斯及其同伴死于汽车轮下。”
凡是见过米霍埃尔斯和戈鲁博夫尸体上没有被汽车撞出痕迹的人都被捕了。莫斯科还为米霍埃尔斯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但很多人仍不相信他是被汽车撞死的。“当天晚上家里来了很多人。”米霍埃尔斯的女儿在《我的父亲米霍埃尔斯》一书中写道，“我的好友尤利娅·卡冈诺维奇也来了，她是卡冈诺维奇的侄女。她把我带进浴室，两人单独在一起，悄悄对我说：‘叔叔向你们致意，吩咐我转告你们，任何时候不要向任何人问任何事。’我当时没明白她的意思。”
这时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以色列于1948年5月在巴勒斯坦建国。苏联第一个承认以色列国，并向它提供武器抗击与其作战的阿拉伯人。斯大林希望以色列成为苏联在中东对抗美国的盟友，他认为以色列领导人多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是“自己的人”。以色列领导人却对斯大林友好的姿态反应谨慎。他们不想得罪斯大林，因为苏联尚有五百万犹太人，是以色列未来的公民。但也不想投靠苏联，他们来自苏联，对苏联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状况相当了解。他们同美国的关系比同苏联的关系密切得多。他们依赖美国，投入美国怀抱。斯大林想填补英国在中东留下的真空的打算落空了，于是改变了对以色列的态度，把一腔怒火都发泄在苏联犹太人的身上。
1948年9月，以色列首任驻苏公使梅厄夫人到莫斯科上任。梅厄夫人素有铁娘子之称，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曾任以色列总理。她生于基辅，十一岁移居美国。俄国给她留下饥饿和屈辱的印象，对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并无好感。梅厄夫人一到莫斯科便到犹太教堂做礼拜。“递交国书后的星期六是犹太教安息日，梅厄夫人率领使馆全体人员到犹太教堂去做礼拜。做礼拜的犹太人知道梅厄夫人的身份后，都热切地望着她。显然，以色列国——犹太民族自己的国家——引起他们的宗教的和民族的感情共鸣。礼拜结束后，梅厄夫人作了自我介绍，以她出色的口才，在这种场合下，几分钟便感染了周围的听众。他们把她当成以色列的化身，为她祈祷、祝福。”（《犹太名人传》政治家卷）
梅厄夫人在莫斯科受到苏联犹太人欢迎的盛况，安全部立即向斯大林报告，斯大林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准备彻底解决苏联犹太人的问题，先拿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开刀。
委员会成员、莫洛托夫妻子波林娜同梅厄夫人的会面更给斯大林的怒火上浇了一瓢油。为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莫洛托夫为莫斯科驻外使团举行招待会。波林娜以轻工业部纺织总局局长身份参加了招待会，与梅厄夫人见了面。梅厄夫人在多年以后出版的自传中谈到这次会面：波林娜走到她跟前，表示很高兴同她认识，并用犹太语说想见见公使夫人的女儿，还问起以色列居民点建造的情况。“我们谈了半天，”梅厄夫人写道，“分手时波林娜说，如果你们那儿一切都好，那么全世界犹太人都会好。”斯大林马上知道了她们的谈话。斯大林为波林娜和梅厄夫人见面痛斥莫洛托夫，气愤地对他说：“你应该跟她离婚。”波林娜对此的反应是：“如果这是党的需要，我们就离婚。”不愧为受过多年党的教育的老布尔什维克。离婚手续于1948年末办好，1949年2月，波林娜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6)
莫洛托夫曾是斯大林的左膀右臂，同他平起平坐。游行群众并排举着他和斯大林的画像。战后，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的关系发生变化，斯大林渐渐疏远他。但莫洛托夫对斯大林的愚忠至死不渝。斯大林则没有永远的战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为了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力，不断调整同战友们的关系。在1941年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会议上就借口波林娜工作疏忽，取消了她的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莫洛托夫投了弃权票。二战结束后，1945年夏天，斯大林到南方休假，由莫洛托夫主持政府工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莫洛托夫说国内将发生一些变化，如将放宽新闻检查制度。美国记者在报道时加了几句话：莫洛托夫可能再度担任政府首脑，因为斯大林老了，身患疾病，不久将离开岗位。斯大林看了大怒，要把莫洛托夫开除出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莫洛托夫求情，说莫洛托夫并没讲过那些话。莫洛托夫知道斯大林对他不满时伤心得落泪了。斯大林鄙视地说：“他是贵族小姐，还哭鼻子？”但没把他开除出政治局。莫洛托夫访美期间，美国人知道苏联领导人不同普通百姓同乘一节车厢，为了表示对苏联的尊重，给他单独提供一节车厢。斯大林认为提供单独车厢是便于进行秘密勾当，美国人收买了莫洛托夫。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说，在第十九次党代会一中全会上听到斯大林痛斥莫洛托夫，骂他胆小、投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次是斯大林死前对莫洛托夫憎恶的一次大发泄。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谈斯大林因波林娜与梅厄夫人见面对她的惩处。斯大林不仅要在政治上压服波林娜，逼迫她承认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还要在精神上摧毁她，即我们常说的把她搞臭。斯大林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邀请积极分子参加，作家法捷耶夫也参加了。法捷耶夫前妻格拉西莫娃回忆道：“不仅指责波林娜从事破坏活动，还揭发她同自己的秘书通奸。秘书是外国间谍，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概是美国的吧，安插在波林娜身边。波林娜利用她同莫洛托夫的关系，窃取国家机密，并通过秘书把机密交给我们的敌人。”（《尚未揭开的秘密》）法捷耶夫前妻的回忆有误，因为波林娜任纺织总局局长时，秘书是女人，她同自己的上司一起被捕。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秉承斯大林的旨意，对总局的两名男干部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供认两人轮流同年过半百的女布尔什维克“上床”。安全部的揭发击毁了波林娜，她再无反抗之力。莫洛托夫参加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亲耳听到下流无耻的诽谤，并举手赞成把波林娜开除出党，不敢弃权了。1955年，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在苏联养病期间在医院里遇见莫洛托夫，这时斯大林已经去世，问他：“您是政治局委员，为什么竟允许他们逮捕您的妻子？”莫洛托夫坦然回答道：“因为我是政治局委员，所以更应服从党的纪律，我服从了。”
斯大林拿委员会开刀，还因为他的一块心病，不消灭委员会，他的心病就好不了。这是同委员会毫不相关的另一件事，同他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有关。娜杰日达1932年自杀后，斯大林1948年逮捕了她的姐姐安娜、嫂子叶夫根尼娅和侄女基拉。斯韦特兰娜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书中有详细的叙述，但写得零散，我只能转述了。
娜杰日达的哥哥帕维尔长期在国外工作，20世纪20年代末便担任苏联驻德国商务参赞的助手，嫂子也随他到德国。帕维尔不时托人给妹妹带些小礼物，香水、童装之类。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经常批评娜杰日达使用外国香水。1938年帕维尔调回苏联装甲兵局，这一年“因心脏骤然停止跳动，死在办公室里”。娜杰日达的姐姐安娜是位心地极为善良的美人儿，身上有一种原谅一切的基督精神，正是斯大林最憎恨的，说“她的善良比卑鄙更坏”。她丈夫雷登斯是波兰布尔什维克，捷尔任斯基的老战友，1938年被镇压。斯韦特兰娜在《仅仅一年》中写道：“过了几天，我获悉姨妈（安娜）和舅妈（叶夫根尼娅）被捕的消息。这两位上年纪的女人从不过问政治。不过我知道，安娜姨妈的回忆录让父亲震怒，对舅妈叶夫根尼娅再嫁，并且嫁给犹太人也极为不满。于是她们一起被捕。‘知道得越多，便说得越多，这对我们的敌人有利。’父亲这样给我解释她们被捕的原因。”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7)
叶夫根尼娅和她女儿基拉被捕的原因是“叶夫根尼娅多年来经常在自己寓所会集反苏分子，并向他们恶毒诽谤苏联政府首脑”，即斯大林。几天后，又以同样的罪名逮捕了安娜。接着又以同样的罪名逮捕了老布尔什维克克拉西科夫的家庭成员、剧评家沙图诺夫斯卡娅。沙图诺夫斯卡娅由于家庭的关系，曾在滨河街公寓住过，认识叶夫根尼娅和安娜。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滨河街公寓。三十年前，我曾翻译过苏联作家特里丰诺夫的著名小说《滨河街公寓》，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内部读物出版。作家所描写的阴森恐怖的大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90年，我在莫斯科穿过别尔谢涅夫大街时见到过这座大厦，但当时并不知道大厦中的一套住宅已开辟为纪念馆，没进去参观，至今后悔莫及。大厦共有五百零五套住宅，供给中央委员、政府部长、军队将帅和特殊人物居住。像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和朱可夫元帅都在这里住过。叶夫根尼娅也住在这座大厦里。不少人被捕就是因为他们同她同住在一幢大厦里，有的还同住在一个门里。赫鲁廖夫大将的妻子被捕是因为她疏散时结识了叶夫根尼娅，战后到滨河街公寓看过她。雷达技术委员会副主席乌格尔同叶夫根尼娅在一套住宅里住过，因此被捕。类似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斯大林怀疑高级领导干部的犹太妻子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向外国犹太人传递情报，开始了大逮捕，连在他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他不可缺少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也被逮捕。她同委员会毫无关系。阿利卢耶娃一家人又同委员会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并不是犹太人。问题出在沙图诺夫斯卡娅身上，她本人并不是犹太人，但她是剧评家，认识米霍埃尔斯，并时有往来。“于是一个蹩脚的剧本便编造出来了：以米霍埃尔斯为首的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一群下贱的走狗，盘踞在委员会里。他们通过沙图诺夫斯卡娅从阿利卢耶娃家庭成员那里获得诽谤伟大斯大林的机密情报。阿利卢耶娃家庭成员为娜杰日达和帕维尔的死向斯大林报复。委员会领导人把这些‘诽谤情报，交给美国间谍，至于美国间谍要这些情报有什么用，只有天知道……这种私人动机最能刺疼斯大林，对促使事件飞快转动起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尚未揭开的秘密》）谁是蹩脚剧本的编者，说不出准确的来，但肯定在安全部里，并揣摩透了斯大林的心思。
与阿利卢耶娃一家毫不相干的人都受到严厉惩处，何况娜杰日达的挚友波林娜！1932年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十五周年的晚宴上，由于斯大林不得体的举止，娜杰日达愤然离席，随同她离开的就是波林娜。她们围着克里姆林宫绕了几圈，娜杰日达才渐渐平静下来。波林娜是娜杰日达自杀前最后见过她的人，单凭这一点，她也必然成为斯大林的牺牲品。
1948年1月米霍埃尔斯被害后，便开始逮捕委员会的其他成员。1月26日，逮捕了“首犯”洛佐夫斯基，委员会的名义领导人，接着是全体成员，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不复存在。侦察员强迫他们互相揭发，非得揭发出对方是犹太复国主义地下组织的成员不可，否则动用重刑。费费尔大卖力气，以为自己是“佐林”——自己的人，但他的口供仍不能让侦察员满意，屡遭毒打。对质的时候，他先前的同事看他已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了。费费尔终于明白人家并没把他当成“佐林”，还将同委员会其他成员一起被枪毙。审讯用刑极为残忍。委员会的秘书索尔金，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活了下来。1954年5月，他讲述了受审的经过：“1948年从1月24日到2月22日，我被关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里，他们每天用橡皮棍打我，打遍全身，主要打屁股，打得伤口不能愈合，养了四个月才养好。六年后，医生发现臀部上还有许多星状疤痕。”（《尚未揭开的秘密》）
委员会成员经过侦察员一次次审讯，在严刑拷打下，什么可怕的罪名都承认了，但一直没有结案，因为斯大林没发话。案子拖了将近四年，1952年8月才执行枪决。斯大林为什么不发话呢？有两个原因。由于斯大林的战友们权力斗争的结果，1950年发生了“列宁格勒案件”。斯大林的注意力转到那个案件上去了，因为牵扯的人的地位比委员会里的人高得多。安全部的侦察员也都投入那个案子中去了。“列宁格勒案件”简单说就是斯人林借口列宁格勒领导人不听中央的话，即他的话，处决了二战期间率领人民坚守城市的英雄库兹涅佐夫等人。这个案子在斯大林眼里比委员会的案子重要得多，所以先放下后者。第二个原因是安全部后院起火。大案要案侦察员留明中校向权倾天下的阿巴库莫夫部长发起突然袭击。留明和1918年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的布柳姆金都是凶残的同义词。安全部逮捕了著名的犹太医生埃廷格尔，罪名是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并有反苏言论。这类罪犯在安全部总部卢比扬卡多如牛毛，并未引起阿巴库莫夫部长的注意。没想到埃廷格尔病死狱中。这在卢比扬卡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仍未引起阿巴库莫夫的注意。留明便利用埃廷格尔的死上书斯大林，状告阿巴库莫夫是怂恿图谋刺杀敬爱的斯大林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的恐怖分子。埃廷格尔突然死亡是因为他知道的事太多，阿巴库莫夫怕他泄露出去杀人灭口。这封信如何到了斯大林手里，难以想象。一个中校的信不通过层层关卡决到不了斯大林手里，很可能某位大人物帮了留明的忙。斯大林看了信说：“瞧，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对安全部的职能理解得何等深刻，而部长却不清楚。”1951年7月，阿巴库莫夫被捕，而留明晋升为将军，并坐上安全部副部长的交椅。随着阿巴库莫夫的垮台，他的一批亲信也随之垮台，从昔日审讯犯人的侦察员变成今日受人审讯的犯人。审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阿巴库莫夫变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总后台。委员会的案子移交给军事审判庭。主持军事审判庭审讯的是正直的切普佐夫中将。1951年8月15日，切普佐夫将军在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朱可夫元帅的信中详细汇报了他接手这个案子后所发生的事。他认为犹太作家的作品中流露出民族主义倾向，应当受到批判；委员会要求克里米亚作为犹太人的迁居地并在那里建立犹太自治州是错误的，可以向他们解释，因为在远东比罗比詹已设立犹太自治州；经过多方调查，并不存在犹太复国主义地下组织，口供都是逼供出来的，案子应当重审。但将军的建议得不到支持。切普佐夫请求总检察长萨卡诺夫同他一起向党中央说清案件真相，遭后者拒绝，对他说：“你有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去执行吧。”最高法院主席沃林也不支持他。切普佐夫只得找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什维尔尼克建议他找中央书记马林科夫。马林科夫接见了他，并把留明也请来。马林科夫对他说的原话如下：“您想让我们在这些罪犯前下跪？这个案子是人民核准的，中央政治局讨论过三次，执行政治局的决议吧。”从马林科夫那里出来，留明把切普佐夫臭骂了一顿，扬言他再敢提重审委员会的案子，就准备逮捕他的材料。但留明飞扬跋扈的时间不长，一年后，他已经让斯大林讨厌了，看出他是蠢货，下令逮捕了他。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8)
留明被捕前为斯大林出了个好主意，制造了医生杀人犯案件。消灭委员会和与此同时展开的反对世界主义运动，都是针对犹太人的，但在苏联普通人心里煽不起对犹太人的疯狂的仇恨，无法按斯大林的意愿最终“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只有医生案件能煽起广大群众对犹太人的仇恨，于是女医生季马舒克便应运而生了。她因“协助揭发医生杀人犯”而荣获列宁勋章。1953年1月，《真理报》发表题为《医生杀人犯》的社论，季马舒克揭发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都是犹太医生有意用不恰当的治疗方法害死的。按照斯大林赞同的留明设计的阴森恐怖的方案，事情应如此发展：大张旗鼓的宣传攻势后，便对医生案件公审，立即判处死刑，并在红场上执行。愤怒的人群从行刑队手中抢夺这些杀人犯，要把他们活活打死。但行刑队不允许群众这样做，他们要把医生杀人犯吊死在红场旧时的行刑台上。接着全国掀起排犹狂潮。之后先在《真理报》上刊登，然后由电台广播全国犹太知名人士致斯大林的公开信（实际上是《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请求用把犹太人驱逐到远东比罗比詹的办法消解人民心头的万丈怒火，让他们到那里为自己民族的杀人犯和叛徒赎罪。斯大林仁慈地满足了犹太知名人士的请求。留明的方案不知为何只部分地实行了。医生们并未被处决，但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还是写了。公开信由明茨、米丁两位院士和塔斯社社长马里宁共同执笔。米丁是哲学家，他写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20世纪30年代由沈志远先生译成中文，在中国进步学生中很有影响。明茨是历史学家，他的著作是我上大学时的教材。他们起草的公开信让苏联各界知名知识分子签名，大多数人都被迫签名了，连作家格罗斯曼都签名了。但也有人找出各种借口拒不签名，如男低音歌唱家赖森和老作家卡维林。作家爱伦堡拒绝签名，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劝他签名，因为在犹太知名人士当中他影响最大。爱伦堡回答道：“我郑重声明，发表这封信会破坏世界和平运动。我有约里奥·居里等西方著名活动家的声明，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医生杀人犯案不是捏造的，他们将退出和平运动。我无法签名，因为党和斯大林同志委派我负责世界和平运动，我要对党和斯大林同志负责。”马林科夫建议他把拒绝签名的理由写信报告斯大林，并警告他后果极其危险。爱伦堡还是鼓起勇气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敬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由于我遇到的问题极为严重，我自己无法解决，只得打搅您了。
今天明茨同志和马里宁同志给我看了准备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公开信，并让我签名。我认为同您交流我的疑虑是我的责任，并想听取您的忠告。
我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唯一彻底的办法是同化，即犹太血统的人同他们所居住地区的民族融合。我担心仅以种族属性联合在一起的俄苏文化代表的联名信会加剧民族主义危险的趋势。
我特别担心，《致编辑部的公开信》将对我们深入而广泛展开的世界和平运动的努力是一次打击。每当在各种委员会和记者招待会上问我苏联犹太语学校、报纸为何消失的时候，我总理直气壮地回答，战后“犹太人居住区”已完全取消，犹太血统的新一代苏联公民不愿意同他们所居住地区的人民隔离开。公布这封由犹太学者、作家和作曲家联合签名的公开信，有使卑鄙的反苏运动复活的危险。
对进步的德国人、意大利人或英国人来说，“犹太人”这个词不表示民族属性，而纯粹属于宗教属性，因此诽谤者会利用《致编辑部的公开信》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
敬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明白我无法当即作出决定的原因，所以斗胆给您写信。问题涉及到重要的政治步骤，我恳求您委托某个人告诉我您对我拒绝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态度。如果负责同志告诉我刊登这封公开信和我的签名将有益于保卫祖国和推动和平运动的话，那时我将在《致编辑部的公开信》上签名。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9)
爱伦堡这封信是1953年2月底发出的。这时按照斯大林的部署，远东已搭建了许许多多连牲畜都不适合豢养的木棚。莫斯科各铁路备用线上停满了升火待发的铁闷罐子车，各大城市民警局已造好花名册，远东地区已收到接收犹太人的命令。斯大林准备把几百万犹太人，整个民族，从苏联各地迁移到比罗比詹，彻底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像二战期间“解决”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人的问题一样。但爱伦堡的信发出后，斯大林的计划停顿下来。有人说爱伦堡的信对斯大林产生了影响，这未免过高估计爱伦堡的作用，对斯大林的性格完全不了解。是死神制止住斯大林，他3月6日去世，死前几天已失去知觉。
我始终不明白斯大林为什么要干这种荒谬绝伦、伤天害理的事。苏联很多著名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国防工业设计师和工程师都是犹太人，他们对苏联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军力的增强起了巨大作用。他们唯一的原罪就是他们是犹太人。俄罗斯学者姆列钦也在探讨这个问题，他的看法开阔了我的思路，抄录如下：
历史学家们试图弄清一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长期对犹太人的仇恨心理的极端表现？是偏执狂还是神经错乱？
所有这些因素都起了极端恶劣的作用，但仍不是主要原因。
随着时间的流逝，“冷战”概念已失去可怕的内涵。但在当时，美苏两国在心理上处于战争状态。
这种准备大约始于1946年。监视苏联犹太人，杀害米霍埃尔斯，审判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逮捕“医生杀人犯”——这一切做法都因为斯大林认为所有犹太人都是美国间谍。他曾对安全部的侦察员们说过这样的话。
他在1948年举行的政工会议上直截了当说，下一场战争的对手将是美国，而在美国是犹太人说了算。苏联的犹太人是第五纵队，未来的叛徒。他们现在已经为美国搜集情报并进行颠覆活动……
多年来一直未能找到斯大林的原话。不久前有人发现主管机械制造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马雷舍夫的一本工作日志。日志详细记录了伟大领袖1952年12月1日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一段讲话：“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犹太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国拯救了他们的民族……他们认为自己欠了美国人的情。医生当中有许多犹太民族主义者。”（《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斯大林断定苏联犹太人是美国的第五纵队，所以要消灭他们，要把他们赶到荒无人烟的远东原始林去。肃清国内敌人是准备同美国打仗。
我们现在觉得，二战胜利后，苏联领导人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但愿不再爆发战争。其实这是错觉。斯大林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大大地扩展了苏联帝国的边界，关心在东欧建立社会主义体制。从根本上讲，社会主义阵营只有一个真正的敌人——美国。一旦战胜美国，将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斯大林不惧怕战争。美国那时还没有那么多的核武器。还没有导弹，唯一的运载工具是重型轰炸机。将军们让斯大林相信，防空系统可以拦截大部分美国轰炸机。
斯大林认为，美国人无法从空中摧毁苏联。核打击造成的损失当然是巨大的，但斯大林并不为此担心，因为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前驻西德大使、曾主管过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法林说：“也许有一天我们会从文件中看到，为了对付想象中的打击，我们在积蓄实力方面走得多远。根据我掌握的第二手材料，我只说一句：独裁者死得正是时候。”（《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汽车驶入伯力市区，伊琳娜转身对我说：“到伯力了，您睡着了吧？”我说：“睡着了，还做了一场噩梦。”
（原载《收获》2003年第1期）
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1)
前苏联老资格特工领导人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的一本回忆录，中文译本用了《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作书名。这是很有道理的。这位作者一辈子干的都是秘密工作，公开的活动都是用各种化名，如果用他那几乎不为公众知道的姓名出版回忆录，是很难引起读者注意的。中译本的这个书名，大体上反映出了这书的主要内容。
这位出生于乌克兰的作者十四岁就投身于情报行业，刚参加红军不久的他被调到一个师的特工处当了一名话务员和译电员，“从此就开始了我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克格勃的工作生涯”。他不断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职务也不断提升，最后做到了前苏联内务部第九局即特别行动局的局长，中将军衔。他做过的事情很多，知道的事情就更多了。就在这本回忆录里，他把许多过去属于绝密的材料清楚地写了出来。在卷首“作者的话”中，他说：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一个时代毕竟已经过去。昨天还是国家机密的那些东西，由于国家历史的急转，正在丧失其独特性和保密性，成为渴望了解真相的人的共同财富。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曾经是前苏联的那些独立的军事和外交情报机构领导人之一的我，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竟成为特工部门勾心斗角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克里姆林宫内外政策所经历的风云变幻的唯一见证人。
在前苏联还存在的时候，我恪守军人誓言，保持沉默。在众所周知的1991年的事件以后，在前苏联的情报机构和外交政策的许多东西不再成为秘密，在我所忠诚效劳的一切停止存在以后，我不能也没有权利继续保持沉默。
就这样，作者写出了许多过去公众全不知道的内幕，给苏联历史提供了另一类解读。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书中说到的几件事情。
例如基洛夫，长期以来一直说他是死于政治谋杀。斯大林曾经以此为由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整肃。后来赫鲁晓夫又说这次刺杀行动是根据斯大林的命令组织的。这本书指出：他的被杀，纯属个人原因。简单些说，事情是这样的：基洛夫非常喜欢女人，他在大剧院和列宁格勒剧院里都有很多情妇。在他举办的几次娱乐晚会上，他又看上了年轻貌美的服务员米尔达·德劳列。当她想要离婚的时候，她那嫉妒的丈夫尼古拉耶夫就把基洛夫杀了。像这样因为妻子有外遇丈夫杀情敌的刑事案件，中外古今都不少见。不巧的是这回的死者是一位重量级的政治人物，这就成了一次政治事件了。不但尼古拉耶夫、他的妻子和岳母都被枪毙，还给斯大林提供了大镇压的借口。
书中有不少地方谈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在叶若夫和贝利亚时期，内务部增设了一个侦讯处，专门对被捕者刑讯逼供的机构。就用这种屈打成招的供词作为证据，在国家的中高级领导层发动了那一场大逮捕的运动。书中说：
叶若夫实施了最残酷的镇压行动。1937年，他逮捕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反间谍机关的所有领导人；1938年，迫害活动波及到国际处，我们的许多朋友都成为迫害对象，这些都是我们完全信赖的人，他们的忠诚可靠是无可置疑的。
1938年12月，贝利亚取代叶若夫成了内务部的领导人，本书作者的处境就更加恶化了。他由国际处的代理处长降职为处内西班牙科的副科长，而让负责审查干部的杰卡诺佐夫当上了国际处的新任处长。作者回忆说：
当我们的朋友被捕时，我们都以为他们是被误抓了。但随着杰卡诺佐夫的到来，我们开始明白，这不是误抓。是的，这是一个有目的的政治阴谋。领导者都由一些外行担任，而他们却可以随意发号施令。我们开始为自己的生死担忧，我们有可能成为牺牲品。
不但作者本人是这样，他的妻子也是在惶恐之中。书中回忆说：
打那天之后，妻子老是提醒我，让我提防着点贝利亚。她估计我们的住所可能被监听，所以就给他取了个绰号，以免在家里谈话时提及他的名字。
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2)
就这一件小事也可见人们的恐惧有多深了。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那天作的秘密报告中谴责了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这本书中提供的材料表明，在这件事情上，赫鲁晓夫本人同样是负有罪责的。那时赫鲁晓夫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他把乌斯片斯基从莫斯科带去，当了乌克兰内务部的头头。这本书中指出：
1938年，乌斯片斯基在乌克兰搞肃反运动，其结果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一百多名老资格的中央委员中只有三人没有被逮捕。……乌斯片斯基要对发生在乌克兰的逼供拷问和大规模迫害负责，至于赫鲁晓夫，他同乌斯片斯基一道，亲自参加了对被捕者的审讯。在政治局委员中，像赫鲁晓夫这样做的人不多。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后来运动的打击对象扩大到肃反工作者的时候，“乌斯片斯基企图逃往国外。他随身携带了几本空白护照，藏了下来，制造了跳河自杀的假象，但是‘溺死者’的尸体没有被发现。赫鲁晓夫张皇失措，赶忙去找斯大林和贝利亚，请求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乌斯片斯基。”逃到了鄂木斯克市的乌斯片斯基发现有人跟踪他，就向当局投案自首了。他自首三天之后，他的妻子被捕，以帮助丈夫逃跑的罪名判处死刑。她递交了赦免请求书。赫鲁晓夫马上进行干预，建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拒绝接受她的赦免请求。这也可见赫鲁晓夫当年在肃反运动中的态度了。
至于斯大林在肃反运动中的责任，本书作者倒是持一种宽容和谅解的态度。书中说：
我认为，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错误的，但这些错误都是由叶若夫、阿巴库莫夫、伊格拉季也夫以及他们的帮凶的冒险主义和外行所造成的。
过去的英勇而悲壮的事件、人员的损失甚至大规模的迫害——所有这一切在战胜希特勒的伟大胜利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
作者在书中详细记下了斯大林几次召见他的情况。斯大林每一次召见他，都是给他布置一项任务。第一次是要他去暗杀科诺瓦列茨。这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的首领。本书作者是乌克兰人，曾经奉命以反苏的面目打入过这个敌对组织，同科诺瓦列茨有过直接的交往。
叶若夫把本书作者带到了斯大林的跟前。斯大林向他们说了必须除掉科诺瓦列茨的理由：“我们的目的是使乌克兰法西斯组织在战争爆发前群龙无首，并且让这些匪徒们为争夺权力而自相残杀。”接着，斯大林问：“科诺瓦列茨有什么癖好、弱点，对什么感兴趣？要尽可能地加以利用。”本书作者回答说：“科诺瓦列茨非常喜欢巧克力糖，无论我跟他到什么地方，他的第一件事总是要买一盒包装考究的糖块。”
就从这里制定出了实施的方案。1938年5月23日，他们在约定的鹿特丹的“大西洋”饭店会面了。本书作者把他的礼物——一盒特制的“巧克力糖”送上。当这名杀手离开不久，炸弹爆炸了：完成了任务。
为了除掉托洛茨基，斯大林又召见本书作者了。这一回是贝利亚带他去的。斯大林对他们说，“托派运动中除了托洛茨基本人外，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政治人物。如果结果了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威胁也就随之而消除。”他提出了一年之内必须解决托洛茨基的任务。
为了执行这一任务，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小组的领导人是墨西哥美术家西克罗斯，代号为“骏马”。另一小组以卡里达德为组长，她的儿子拉蒙也在这小组，小组的代号为“母亲”。两个小组之间没有联系，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这两个小组都在本书作者和他的助手艾廷贡指挥之下活动。他们弄到了一张托洛茨基住所各个房间的平面图，还让一名特工和托洛茨基的一名保镖哈特交上了朋友。
1940年5月23日，趁着哈特当班，西克罗斯小组冲进了托洛茨基的住所，用自动枪向房间内扫射，托洛茨基躲到床下才免于一死。哈特当然是被干掉了，免得他供出熟识的特工来。
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3)
在收到现场指挥艾廷贡关于行动失败的电报之后，本书作者即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回答说：“应着手实施另一套方案，不要在乎西克罗斯的失败，给艾廷贡发个电报，转达我们对他的充分信任。”
这“另一套方案”是1940年8月20日由拉蒙去完成的。整个过程是这样：这天，托洛茨基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拉蒙写的一篇为他辩护的文章，站在旁边的拉蒙悄悄地拿出藏在雨衣里的小凿冰斧砍过去。正好这时候托洛茨基略微转了一下头，改变了受打击的部位，这样，他受了重伤却没有立时死亡，还大声呼救，他是第二天才死在医院里的。
拉蒙被当场捉住。他的口供是事先拟定好的，杀人的动机完全是出于私怨，一个字也不涉及苏联的情报机关。他在墨西哥坐了二十年的牢，回到苏联，获得了苏联英雄的勋章。
暗杀是情报机关的一项经常性的业务。为了杀人之后不留下痕迹，内务部有一个直属部长领导的毒理学研究室，在官方正式文件中被称为“Ｘ——实验室”。他们研制出了一种致命的针剂。用这种针剂处死的人，有拒绝和苏联情报机关合作的瑞典．外交家劳尔·瓦伦贝格，有乌克兰合并派教会大主教罗姆扎，有乌克兰民族主义领导人舒姆斯基……
杀死米霍埃尔斯的经过要复杂一些。战争时期，苏联成立了一个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以获取国外犹太人对苏联的支持。米霍埃尔斯，这位犹太国家剧院的总导演、著名演员，被安排为委员会的主席。1943年他奉命到美国活动。书中说，“去美前贝利亚将米霍埃尔斯叫到卢比扬卡，指示他怎么样着手跟美国犹太人建立联系。我们的计划是，预先取得美国社会的支持，获取对发展我国冶金和煤炭工业所必需的资金”。他的美国之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却没有想到犯了斯大林的忌。到战后发动反犹太人运动的时候，米霍埃尔斯的死期就到了：
显然，斯大林担心米霍埃尔斯巨大的个人声望会被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米霍埃尔斯拥有世界知名度，这样的人无疑也一定有异乎寻常的强烈个性，因此在那个时代，不可能通过法院审判这块遮羞布对他按常规方式进行逮捕和审讯。
1948年1月，通过所谓的特别程序米霍埃尔斯被杀害。……有关这次处决的详情直到1953年4月我才知道。……在见一下白俄罗斯主要演员的借口下，米霍埃尔斯和陪同他的戈卢博夫被诱骗到察纳瓦的别墅，在那里给他注射了剧毒后，将他抛在载重卡车的车轮下，伪造成在明斯克郊外大街上被歹徒撞死的假象。实际上驾驶汽车的是国家安全部白俄罗斯铁路运输处的工作人员。
书中还写到了一些后来没有执行的暗杀计划。例如，“1943年，斯大林放弃了自己最初的谋杀希特勒的计划。因为他担心希特勒一旦被干掉，那么纳粹分子们和军界就会企图与同盟国缔结没有苏联参与的秘密和平条约”。这当然是一种十分现实的政治考虑。此外还曾经有过刺杀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退役将军卡普斯强斯基的考虑，有过刺杀原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的考虑，后来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放弃了这种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暗杀铁托的计划。1953年2月底，斯大林最后一次召见本书作者，将一份别人拟定的刺杀铁托的计划拿给他看，让他对此发表意见。斯大林对他说：“这项任务对于巩固我们在东欧的地位和扩大我们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一定要绝对有把握地对待此事，要避免失败。千万不要再发生像1942年在土耳其谋杀德国大使冯·巴本没有成功的事情。”本书作者认为这份计划没有现实的可行性，是拿行刺的特工白白去送死。正在情报机关具体研究怎样完善这个实施方案的时候，斯大林死了。高层领导立即进入紧张的权力角逐之中，没有人过问这事了。
书中另一项十分引人注目的内容，是苏联情报机关盗窃美国原子弹机密的活动。书中说，“1943年至1944年，我们利用了各种途径去接近美国的原子秘密。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橡树岭工厂和伯克利核研究实验室。我们还试图打进订购原子武器的工业公司”。
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4)
苏联特工努力去建立同原子科学家的关系。奥本海默是美国制造原子弹工程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就是苏联特工的一个大目标。这人思想本来就“左”倾，特别是他的妻子凯特琳，更是向往苏联和共产主义理想，她给了丈夫很大的影响。奥本海默，以及费米、玻尔、西拉德这些科学家，都给苏联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情报，对于苏联研制原子弹帮了大忙。
苏联做到了这一点，不仅仅是，或者应该说主要的并不是用了通常的情报工作的那些手段。对于这些大科学家来说，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甚至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书中讲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给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莫里斯·科恩结婚了，他想吸收新婚的妻子洛娜也来搞情报工作。洛娜拒绝了，认为丈夫是背叛，但是丈夫说服她，他们的行动是为实现崇高的正义事业，而不是什么背叛。就这样，她就乐意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了。第一颗原子弹投到广岛以后，她带着这颗原子弹的设计图和详细说明书机智地通过了严密检查的关口。这可是至关重要的情报。书中详细记下了她这次应付惊险场面的从容和沉着，可以按原样搬到电视剧或者电影里面去。
这书中说：“我们在英美的情报提供者和情报机构共获取了二百八十六件有关原子能的秘密科学资料和非公开出版物。”这些技术情报起了多大的作用呢？库尔恰托夫（他在苏联就相当于美国的奥本海默）在1943年3月写给上级的信中说：
获取的情况资料对我们国家和科学事业具有巨大的不可估量的价值。……可能让我们省去许多研究铀问题的异常困难的阶段，掌握解决这一问题的新的科技途径。……看来，从技术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将比在我们科学家了解国外这一问题研究进展之前所预料的可能会大大缩短。
实际情况也同这信中所预言的一样。在原子弹研制成功之后，作者回顾说：“原子弹在苏联制造出来仅用了四年时间。情报资料无疑加快了我们制造原子武器的进程。”
书中还谈到了“罗森堡夫妇案”。这对美国夫妇是被控为苏联窃取原子武器机密而被执行死刑的。我还依稀记得当年的《人民日报》称他们为和平烈士。现在出版的《辞海》里有这一案件的词条，可是没有烈士的头衔了。真实的情况，本书作者说：
罗森堡夫妇是1938年由奥瓦基米扬和谢苗诺夫吸收同我们情报机关合作的。由于命运的戏弄，罗森堡夫妇在报界被美国人和我们自己宣传成为苏联搞原子间谍活动的关键人物。实际上他们发挥的作用并没有这么重要。他们绝对与由专门情报机关协调的原子弹情报的主要提供者没有联系。
情报渗透和接近我们感兴趣的设施的价值取决于情报提供者的工作性质。罗森堡夫妇只不过是我们在美国原子弹研制设施进行外围活动中的并不起眼的一个环节。罗森堡夫妇及其亲属格林格拉斯所提供的资料并不是属于重要的情报。罗森堡夫妇是真诚的，他们怀着共产主义信念，对我们忠贞不渝，准备在所有方面与我们合作，但是他们的活动对获取美国原子秘密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