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外国处死的苏联间谍，这本书中还写了1944年被日本人绞死的佐尔格。后来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佐尔格这人在中国的知名度颇高，有关他的书，翻译出版了不止一种。在德国入侵苏联前后，他发回去了好些有关德国和日本动向的重要情报。这书中说，“佐尔格的悲剧在于他所提供的情报没有被我们的指挥机关利用”，“因为这种专职间谍向来不受信任，所有的特工机关都要经常对其进行反复考验”。对佐尔格的最终结局，书中写了令人深思的一段：
佐尔格被日本当局逮捕后在审讯中的表现引起了莫斯科强烈的愤慨。他违背了苏联情报机关的主要原则：任何时候也不要承认以任何方式为苏联做过间谍工作。……情报局的领导鉴于佐尔格已向日本人坦白，因此没有提起交换的问题。
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5)
当一名间谍，是多么艰难的行当呀。
当本书作者成了一名高级情报官员之后，有条件从近处观察到最高领导层的派别斗争。在“斯大林执政的最后岁月”这一章里，作者说：在斯大林周围的力量分布是这样的：贝利亚、马林科夫与别尔乌辛、萨布罗夫两位主管经济的人结成了统一战线。他们都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人提拔到了政府中一些有影响的岗位。赫鲁晓夫同贝利亚、马林科夫集团关系十分密切。另一个就是后来被称为“列宁格勒集团”的派别，其成员包括：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党中央第二书记、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负责包括国家安全机关在内的人事工作的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负责轻工业和财政工作的部长会议副主席柯西金等。这两派斗得很厉害。书中说：
斯大林鼓励这种派别斗争，因为他明白，这对于他的政权没有丝毫损害。除此之外，斯大林意识到，他们之间彼此勾心斗角、追名逐利的权力斗争，给斯大林提供了极其难得的罢免他们的机会。他总是起用没有上层斗争经验的年轻的党务工作者来替换他们。
日丹诺夫于1948年死去，第二年就制造出了一个“列宁格勒案件”，沃兹涅先斯基被处死。权力斗争的继续导致了所谓的“医生案件”，克里姆林宫一大批保健医生被捕，想以此为突破口对元老派进行清洗。本书作者认为，“很明显，贝利亚是斯大林清单上第一个要消灭的人。”斯大林一死，这“案件”也中止了，被捕的医生也就放了出来。
斯大林死后，高层权力斗争出现了全新的格局。作者说，这时，“赫鲁晓夫便抓住机会向他觊觎的权力顶峰爬去。”本书作者同赫鲁晓夫有过直接的交往，对此人的印象很不好，说他“善于投机钻营、玩弄阴谋诡计”。“为达此目的，他（赫鲁晓夫）必须摧毁马林科夫—贝利亚同盟”。这一点，他有步骤地做到了。6月，他让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这时马林科夫已将党中央书记的职务让给赫鲁晓夫了）签发了逮捕贝利亚的命令。这以后，就是一步一步地来收拾马林科夫了。书中说：“在国家领导人中，不存在任何贝利亚阴谋，而有的是整贝利亚的阴谋。”“不论贝利亚在1953年4月至6月间是出于何种动机，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有关撤销劳动改造管理总局、释放政治犯、改善同南斯拉夫关系的主张中已经包含了赫鲁晓夫在‘解冻’时期所实行的‘消除个人迷信后果’的基本措施。”
在我看来，这可以算是一本研究苏联历史的重要参考书。书中有不少论点，很有助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这里随手举几个例：
在雅尔塔协议中，美国、英国和苏联对战后世界进行了划分。无论多么令人不可思议，但是这一协议是以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为前提的。
斯大林与日丹诺夫开始了“同世界主义者斗争”的运动，目的是加强与外界的隔绝并在知识分子中清除任何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斯大林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想巩固苏联在东欧的地位，并在那里建立起苏联那样的社会制度。
党的高层领导发动反对“世界主义”和反对“个人迷信”的一次次运动，就是为了铲除前进路上的对手和向他们提反对意见的人。
在向读者介绍了这本大可一读的书之后，不得不附带说几句对译文的意见。几位译者不辞辛劳译出了这部三十多万字的大书，他们的劳绩是应该受到感谢的。只是如果能够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就更好了。一个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书中的众多人名，没有采用流行已久的规范的译法。例如，“墨索里尼政府外交部长基亚诺”（138页）通译为齐亚诺；曾任苏联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的利特维诺夫（261页等多处）通译为李维诺夫；苏联驻瑞典大使科洛思泰（310页）通译为柯伦泰；以色列政治家梅耶尔（347页）通译为梅厄；匈牙利的政治家伊姆拉·纳侍（416页）通译为伊姆雷·纳吉。
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6)
更不可理解的是就在同一本书中同一个人的译名也有不统一的。例如：朗纳·科恩（203页）后面又译为洛娜·科恩（217页）；布尔加林（274页）后面又译为布尔加宁（360页）；作者的姓苏多普拉托夫有一处被印成了苏多普拉多夫（384页）；书中多次出现的梅尔库洛夫有一处被印成了梅利库洛夫了（465页）。
有些是校对的问题，例如基洛夫死于1934年，有一处印成1937年了（51页）。
似乎还偶有译错的地方。例如这一句：“没有贝利亚及其第一副手叶若夫的签字，逮捕令则不能生效。”（55页）只要通读了这书就可以知道，叶若夫从来也不是贝利亚的副手，恐怕是把原意弄反了。又如这一句：“当时，日本人已占领了华中、华北及满洲里。”（87页）这个“里”字似应删去。能够和华中、华北这两大块领土相提并论，只能是满洲那一大块领土，而不是一个不大的城市满洲里。又如这一句：“菲舍尔奉命向我们报告了美国向中国民族主义者们提供军用物资的情况。当时，美国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难解难分。”（279页）人们都知道，当时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难解难分的，是美国人支持（出钱出枪）的国民党军队，而不是美国人自己。由此猜想：中国民族主义者是不是中国国民党的误译呢。因为文章已经够长，不多举例了。总之，尽管译文还未尽完善，这本书还是大可一读的。
（原载《随笔》2006年第4期）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一）(1)
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简称利季娅）是苏联作家，是苏联著名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之女，她的哥哥尼古拉和女儿叶莲娜也是作家，一家三代人都是作家。这样的家庭在苏联并不多见。老丘科夫斯基20世纪初便已成名，交游甚广，同时代的文化名人，他几乎没有不认识的。他既同高尔基交往，也同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和苔菲往来。他同列宾同住在芬兰湾小城库奥卡拉（今改名列宾诺），两人交往甚密。夏里亚宾曾专程到库奥卡拉看望他。他在文学领域是多面手，写童话故事、散文随笔、俄国作家和诗人评论及文学回忆录。他精通英语，翻译过莎士比亚诗剧。老丘科夫斯基写的儿童故事《唉呀疼医生》和《洗呀洗干净》，20世纪50年代初期便译成中文。他在苏联文坛处境一直不佳，重要作品均未译成中文，所以在中国远不如法捷耶夫等人知名。
中国读者更不知道利季娅了，因为她的作品没有一篇译成中文。我也是1989年才知道她的。一天晚上，我在俄国朋友家看电视，从美国来的白俄时代老太太尼娜·别尔别罗娃身旁坐着一位老太太，她把放大镜贴在眼睛上看字条。我问俄国朋友那个视力差的老太太是谁，他们惊讶地回答：“她是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你怎么连她都不知道？”我自惭形秽，在国内怎么没听说过？自此，我开始注意利季娅。1990年读了她的《开除经过》，极为震撼，对她的胆识和才华敬佩不已。1997年又读了她的《与阿赫玛托娃交往札记》，更加敬佩她了。前年，我把她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译成中文。对这篇作品，我就不多说了，还是让她自己说吧。我只指出一点，这篇小说写于1939年11月至1940年2月，即她丈夫刚刚被镇压之后。那时，大清洗阴森恐怖的气氛仍笼罩着全国，她在阴森恐怖的气氛中写出这篇纪实小说。
利季娅写道：“我在小说中想写出谎言对社会毒害到何等程度，如同军队使用的毒瓦斯一样。我没选择姐妹、妻子、恋人和朋友做主人公，而选择象征忠诚的母亲。我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失去独子。在有意识地歪曲的现实中，她所有的感情都被歪曲，甚至母亲的感情——这便是我的构思。她是寡妇，儿子是她的生命。儿子科利亚被捕，判处劳改，宣布他是人民的敌人。她相信报纸和官方人士超过相信自己。她相信检察官的话，仿佛儿子‘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应判十年劳改。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心里清楚，儿子什么罪也没犯，也不可能犯罪。她知道儿子绝对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工厂，忠于斯大林同志。如果相信自己而不相信检察官，不相信报纸，必将天塌地陷，她生活和工作中仅有的一点慰藉将一扫而光。于是她想既相信检察官又相信儿子，终于神经错乱。我这本书想写的是神经错乱的社会。可怜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发疯了。她绝非抒情主人公。她是我所塑造的所有相信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和正义的人的综合形象。‘我国不会平白无故关押人’，不相信这点便无法活下去，只好上吊。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无力概括自己所感受的一切，不能因此而责备她。因为一个普通人的脑子无法抵御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向她灌输的一切荒谬的东西，她怎能理解这种有意制造出来的混乱？况且独自一人：恐惧像一堵墙，把每个有同样感受的人隔开。”接着，利季娅不无骄傲地写道：“这篇写1937年的小说是我两年探询亲人消息后立即写出来的。我至今（1974年）仍未见到一本在这里、在那时写1937年的小说。”
利季娅的小说用紫墨水写在一个厚笔记本上。自己家里自然无法保存，她的家已被搜查过三次了，全部财产被没收。她请朋友替她保存笔记本。这是极端危险的事，但朋友答应了。战争爆发后，利季娅疏散到塔什干，她在那里得知，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朋友饿死了。临死前，这个朋友把笔记本交给妹妹，对她说：“如果你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把笔记本还给她。”这样，利季娅的小说被保存下来。苏共二十大后，利季娅把小说打了几份，分送给朋友们看。1962年9月，她把小说寄给苏联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看了非常赞赏。立即同利季娅签订合同，1963年1月，预付了60％的稿酬。3月排出清样，配好插图，马上便要开印。总编辑卡尔波娃和社长列休切夫斯基一致肯定小说的价值。但1963年，形势急转直下，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上面”改变了路线，对文学过分“深入”个人迷信的后果表示不满，要求多写成绩，别再写“错误”，因为党的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把一切都说清楚了，都改正了。活下来的已从劳改营和监狱中释放回家，并给他们提供住处，甚至还安排工作；死了的给家属颁发恢复名誉证书，还需要什么？何必往伤口上撒盐？个人迷信的后果已经消除，大家忘记吧，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一）(2)
1963年3月，利季娅被叫到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辑对她说，小说虽已排好，并预支了60％的稿酬，但仍不能出版。编辑用犹豫的口吻说出明确的决定。利季娅感到编辑们都热切地希望她的小说出版，“但编辑部决定不了什么该出版什么不该出版。”利季娅写道。“命令就是命令，禁止的题材就是禁止的题材。过了一段时间，我去找出版社总编辑——夸奖过我的小说的卡尔波娃。我对她说：‘揭发个人迷信后果仿佛描写卫国战争，三个短篇、三个中篇和三个长篇外加三首长诗就足够了。’‘别往伤口上撒盐’，可每个家庭都有人被害，或父亲，或丈夫，或兄弟，或儿子，而有时一家四口通通被害，亲人们沉痛怀念被害者。战争只进行了四年，可个人迷信持续了三十年。有时全家未留下任何痕迹。战争是骇人听闻的事，但它的原因和危害容易理解。可个人迷信以及与其相关的一切的产生原因和危害就难理解得多。任何一份文件对后代和研究者都十分珍贵。其中也包括我的小说。”“我一开始就对您说”，卡尔波娃厚着脸皮说，“您的小说思想上是有害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党的文件已经讲得相当清楚了，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知识分子的会见更进一步地阐述清楚了。我从未看错您的有害的立场。”“您真不害臊！”利季娅反而不知所措了。“您还要感谢出版社呢”，卡尔波娃说，“我们还没让您退稿费呢。国家在您的小说上白白地浪费了不少钱。”“钱？”利季娅反问道，站起来，“您无权让我退稿费。对签订合同的作品，你们应付全部稿酬。我将通过法院索取。”
文学界都知道卡尔波娃是撒谎能手，所以在作家当中有句名言：“像卡尔波娃那样撒谎。”我不知道卡尔波娃写过什么作品，但知道她长期担任苏联作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总编辑必然同作家打交道，免不了得罪作家。应当为卡尔波娃说句公道话：她并非天生爱撒谎，上面政策变了，她不得不紧跟。称赞利季娅小说是一个时期，认定她作品有害则是另一个时期。她不能不服从上面的指示，又无法向作家说明改变观点的原因（有党的纪律），就只好经常说谎了。作家兄弟们怎么这么不理解总编辑的苦衷呢？
利季娅向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区法院上告苏联作家出版社，1965年4月24日开庭。被告法人代表未出庭，由律师代表。出版社的律师指出，编辑们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形势下脑子发热，没看出小说的错误，现在学习了党的一系列新决议，用另一种眼光看小说，便发现了问题。律师接着说：“并非我们自己理解了这类题材的危害性，而是党向我们指出：共产党员不应出版这类题材的作品，因为没有必要，主要是没有益处。”利季娅的律师则强调合同的严肃性，毁约一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双方律师辩论后，法庭请原告利季娅发言。利季娅说，以往的暴行所以发生，难道同报刊不敢刊登人民充满哭号和呻吟的投诉信无关？当然，当时发表这类信不亚于给自己判死刑。难道现在仍然如此？仍然让所有报刊、出版社听从一根指挥棒？这是不是以往发生暴行的原因之一？她的小说不过记录了过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片断，这对那些有意反思过去的人仍有裨益。被告律师没再发言。法庭判决利季娅胜诉，出版社应支付她全部稿酬。
前面说过，利季娅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打印了几份，在朋友当中传阅，但不知怎么被地下出版社印刷了，并很快流传到国外。但利季娅从未想在国外发表作品，她是为苏联读者写小说，希望小说帮助人民认识过去，反思过去。如人民都认清过去，那么过去很难重返。稍有重返的迹象，便会引起人民的警惕。然而自此，利季娅便成为作协的眼中钉，以后她所遭受的种种打击都是由此而引起的。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二）(1)
1965年开始了竭力遗忘个人迷信的后果并颂扬这一时期成绩的过程。所有出版物不再披露历史真相，采用逐渐减少最终缄口的手法。先披露一半，后披露四分之一，再后披露十分之一，最终什么也不披露了。新的一代对过去将一无所知，无法从父辈和祖辈的血迹中吸取任何教训。
请看1965年以后出版的书籍。
1965年，斯拉文出版了《肖像与札记》，其中谈到苏联驻法西斯意大利著名记者维克多·金：“在那些年代，金说过，他将活到人民起义绞死墨索里尼的那一天。金的预言实现了，但他没活到那一天。他无法预见自己出了骇人听闻的事。”作者没说出是什么骇人听闻的事：金1937年被处决。1972年，发表了回忆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州第一书记贝塔尔的文章，文章中有一段感人的话：“男孩子和女孩子在纳尔奇克（州府）的街道上奔跑……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爷爷奶奶们时常来到广场上贝塔尔的纪念碑前，望着贝塔尔的铜像抹眼泪。”作者应当告诉孩子们，爷爷奶奶之所以望着贝塔尔铜像落泪，是因为他们怀念这位1937年被处决的书记。是作者不敢写他被害还是编辑根据指示删去了？在1973年出版的由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和语言学家巴赫金著的《诗学与文学史问题》一书中，序言是这样介绍作者生平的：“巴赫金出版了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后便迁移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交界处的库斯塔奈市。”巴赫金为什么从资料丰富的列宁格勒迁往偏僻的小城库斯塔奈呢？难道那里反而比列宁格勒的研究条件更好？实际上，巴赫金因在研究中发表了独创见解而被流放到那里，作者不敢挑明。最可笑的是对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介绍了。1973年，诗人文库出版了《曼德尔施塔姆卷》，序言介绍了曼德尔施塔姆的生平。他一会儿住在克里木，一会儿住在莫斯科，又住在彼得格勒，然后又回到克里木，接着又到第比里斯、埃里温、罗斯托夫、彼尔姆、阿布哈兹，最后来到沃罗涅日，创作道路至此中断。序言给读者的印象是曼德尔施塔姆酷爱旅行，像果戈理一样，只有在旅途中才有灵感，但序言偏偏漏掉曼德尔施塔姆旅行的终点海参崴。其实曼德尔施塔姆不是到各地旅行，而是被流放到各地，1938年病死在海参崴劳改营转运站。招致杀身之祸的是那首《我们活着，感觉不到国家的存在》。这些序言，作者都只字不提。不掩饰他的生平，诗集便无法出版，这也算为出版诗集所付出的代价吧。
利季娅是苏联作家，也写过迎合政策的文章。她坦率承认：“说起来，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谎言的制造者，对社会真相保持沉默。对每个人来说，总有一天真理会扼住他喉咙，并永远钻入他灵魂。对我来说，这一天是在我亲爱的城市血流成河时来临的。我睁开眼睛是不是太晚了？当然晚了。农业集体化时我未睁开眼睛，但我一睁开眼睛便写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我并非为了发表，只想记下丧失理智社会的一个方面。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后，我同很多人一样，萌生了发表的希望，但我的希望落空了。一旦我明白我国又开始剥夺记忆，我彻悟了：不论给我任何财富，我也决不出让我用痛苦酿造出来的成果。可以永远不印我写的一行字，就让我的创作构思永远无法实现。我也不允许从我著作中删除牺牲者的名字。”利季娅作出决定，但实行起来谈何容易。不出书收不到稿费，难以维持生计，因此很多作家都作了这样或那样的让步。他们戏称这种让步为贴邮票，贴上邮票信才能邮走。利季娅也贴过邮票。1955年，她写过一篇评论日特科夫创作的文章《隐藏的遗产》。日特科夫是1905年革命的参加者，写过不少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维克多·瓦维奇》，但他通常被视为儿童文学作家。利季娅却认为《维克多·瓦维奇》才是他最重要的作品。《文学报》准备介绍《隐藏的遗产》，但提出两个条件：一，不提《维克多·瓦维奇》，因为法捷耶夫否定了这部小说；二，把标题改为《走进成人国度》。这篇文章便算作日特科夫作品集的序言。为了能使日特科夫作品集出版，利季娅接受了《文学报》的条件。后来她写道：“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是否只做过这一次让步呢？回想起来万分惭愧。我在1951年出版的《十二月革命党人——西伯利亚的研究》一书中，竟然歌颂斯大林宪法和斯大林对西伯利亚的工业改造，尽管那时我十分清楚宪法和工业改造的代价，但我仍屈从公认的贴邮票理论。”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二）(2)
1966年，法院审判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两人都判了刑。六十二位作家联名致信苏共二十三大主席团，认为量刑过重，要求减刑。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三大上却说：“这两个黑心的坏小子要是落到难忘的二十年代就好了，那时并不按刑法典严格划分的条款判决，而是遵从‘革命的法治意识’判决，哎呀，这两个变身有术的妖怪恐怕不会判得这么轻。”为此，利季娅写了《致肖洛霍夫的公开信》，投寄作协罗斯托夫分会理事会、俄罗斯联邦作协理事会、苏联作协理事会、《真理报》、《消息报》、《锤子报》、《文学俄罗斯》和《文学报》。利季娅公开谴责肖洛霍夫那些不负责任的话。她投寄作协和各报刊，公开表态，并准备承担责任，这在1966年算得上壮举。但没有一家报刊敢刊登她的公开信。肖洛霍夫是碰不得的。尽管肖洛霍夫看不起勃列日涅夫，但勃列日涅夫不允许批评肖洛霍夫。当时地下出版社大量印发这封信，造成极大影响。利季娅同作协的关系更加恶化，并且双方都不再妥协。几乎丧失视力并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女作家同强大的作协对立，结果可想而知。
1966年10月，即《公开信》流传后，利季娅写了一篇回忆马尔夏克的文章，纪念他逝世两周年。她认识马尔夏克四十年，一起工作过九年，当然有值得写的东西。她把文章拿给儿童文学出版社，可编辑连看都不看。令她感到意外的是，作家出版社采用了。稿子发排前，编辑部打来电话，请利季娅删去两小段。第一段：“1937年至1939年，马尔夏克的几个朋友被捕失踪，他为受迫害者申辩，有时居然成功。”第二段：“岁月流逝，斯大林死后人们开始返回城市并获得新生。1955年，格尔曼在《文学报》上著文称赞三十年代马尔夏克所领导的‘列宁格勒’编辑部。马尔夏克读后对我说：‘仿佛打开砌死的门。”利季娅拒绝删除。稿子没有发表。
1966年，儿童文学出版社请利季娅为米尔奇克小说集写序。这是一部讲述童年的小说，故事发生在沙皇时代，是作者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米尔奇克是位老同志，十月革命时期任工兵苏维埃代表，参加过左派社会革命党。米尔奇克30年代发表小说时，责编正是利季娅，所以她是写序最合适的人选。米尔奇克的儿子也请她写序，写写渐渐被人遗忘的父亲。利季娅碍于情面答应了。序写好后，出版社社长看了极为满意，但要求删去下面的一段话：“1938年米尔奇克被捕。马尔夏克的编辑部被捣毁，有的编辑被逮捕，有的被撤职。”社长说：“我们是儿童出版社，何必让沉重的过去给他们的生活蒙上阴影呢？”利季娅拒绝删除，序无法使用，影响了小说集的出版。利季娅不仅得罪了出版社，也得罪了米尔奇克的儿子。同年4月28日，利季娅收到出版社的一封信：“作为责编，我很痛心，您不肯删去序言中的一段话。我知道您的指导思想，但您也应为读者想想。您的拒绝使读者无法阅读同小说如此和谐的序言。祝您和令尊五一节快乐，春天和欢乐的节日快乐！”最后这句话使利季娅十分恼火。什么“春天和欢乐的节日快乐”？她回了一封不客气的信，摘译如下：“您隐瞒了我们争吵的真正原因，因为您的信是用公文纸写的。印着出版社印章的公文纸既无法坦诚地谈论恐怖期间的牺牲品，也不敢提到您必须遵从的删除它们的指令。我则用普通信纸以私人身份回信。没必要隐瞒问题的实质。我同出版社的争论并非有关‘一段话或一个句子’，而是有关人的鲜血和人的言论自由。您预定出版的小说集的作者米尔奇克是位卓越的作家和我的挚友，一位老工人和两次革命的参加者，在斯大林暴政时期同千百万无辜的人一样被杀害。下一代人，被害者的子辈和孙辈该不该知道这一切？我坚信应该知道。对暴行不仅应抽象地讲述，还应通过具体人的命运来讲述。这是活下来的人的光荣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利季娅的拒绝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其中包括米尔奇克的家属。“他们向我解释，如保留您的序言，对很多人来说便保留了这个人的生动形象。您拒绝删除，出版社只能用简介代替序言，读者便看不到他的形象了。只要在括号中标出作者的生卒年月，删掉这段话读者也能猜到发生了什么事。”利季娅毫不动摇，因为她知道没有她的序言，书仍然能出版。同日特科夫的书不同，没有她的序言书未必能出版，所以那时利季娅只好妥协。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二）(3)
1967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和《致肖洛霍夫的公开信》在国外发表，上面有人下达指示：禁止再版利季娅的旧著和发表她的新作。1968年斯大林逝世十五周年之际，利季娅写了一篇题为《不是处决，而是思想，而是言论》的文章，投寄《消息报》。文章自然没登出来。文章较长，只能摘译其中的一段：“我想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研究这架机器如何把充满活力的活生生的人变成冰冷的尸体。必须对这架机器作出判决，并大声喊出。不能销账，在上面心安理得地打上‘销账’，而要解开其原因和后果的线团，严肃认真地、一环接一环地加以分析……千百万农民被划入‘富农’或‘准富农’一栏，被驱赶到荒无人烟的北方，驱向死亡。千百万城市居民被划入‘间谍、破坏分子和人民敌人’一栏，被关进监狱或劳改营。整个民族被指定为叛徒，从他们祖居地驱赶到异邦。是什么把我们引入前所未有的灾难？国家机器为何扑向无还手之力的人呢？为什么国家安全机构同负有维护法律尊严的检察机构融为一体？为什么以声张正义为宗旨的全国报纸都有计划地、机械化地、千篇一律地诽谤受迫害者，对所谓被揭发出来的、出卖给外国情报机构的死不悔改的人民敌人说了数不清的假话？”
“这样的事是何时发生的和怎样发生的？毫无疑问，这是学者们至今所知道的最可怕的化合物。为什么能够化合？研究它们不仅是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艰巨任务，而且首先是作家的任务。这是今天主要的工作，并且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应当号召人民，年老的和年轻的，勇敢地反思过去，认识过去，那时未来的道路才会清晰。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及时，今天便不会审判言论了。”这篇文章不胫而走，并很快流传到国外。
利季娅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作协党组书记瓦西里耶夫（曾是契卡分子），1969年10月提出开除利季娅作协会籍的建议，但隔了四年，他的建议才得以满足。利季娅暂时只受到警告处分，但从此，官方不仅不准出版她的作品，连她的姓名也禁止在出版物上出现。
1967年，列宁格勒报刊书籍出版社决定出版阿赫玛托娃的文集《诗歌与散文》。这是女诗人逝世后出版的第一个集子。利季娅是阿赫玛托娃多年的朋友，详细记录了她同阿赫玛托娃每次的接触。她不仅了解阿赫玛托娃的创作构思，也知道许多技术上的细节。如某诗写于何年何地，阿赫玛托娃本人反而会弄错。出版社请利季娅作注释，她父亲老丘科夫斯基作序，当然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他们同编纂诗人丛书《阿赫玛托娃卷》的日尔蒙斯基院士交换意见，一起确认编辑过程中发现的新材料。出版社责编德鲁扬从列宁格勒来到莫斯科，利季娅同德鲁扬发生争执。如德鲁扬要求删去《最后的玫瑰》的被奉献者的名字——布罗茨基，即后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时，布罗茨基在苏联名声很坏，被称为寄生虫。为保存这首诗，利季娅同意删去布罗茨基的名字。利季娅作完注释送给日尔蒙斯基院士审阅。院士看了大为赞赏，并写了极高的评语。1968年6月，利季娅看完清样，1969年2月看完三校样，书马上就要发排了。这时，责编德鲁扬从列宁格勒打来电话：“书停印，开印日期未定。书稿尚未审批。”为什么停印？谁尚未审批？无人回答。连日尔蒙斯基院士也问不出所以然来。利季娅知道，书稿不能发排是因为她，如印出来将出现：利季娅注释，而她的姓名是不准出现的。出版社不仅退了她作的注释，也退了老丘科夫斯基写的序言，但都付了稿酬。父亲沾了女儿的光。
1969年10月，老丘科夫斯基病逝。作协已无顾忌，可以放手收拾利季娅了。像丘科夫斯基那样著名的老作家逝世都要成立文学遗产委员会，利季娅却被排除在委员会之外。丘科夫斯基住院时完成了他最后的一篇文章《一个老说故事人的坦言》，《文学俄罗斯报》决定发表这篇文章。利季娅在朋友的帮助下整理出文稿，但过了一个月，文章仍未发表。利季娅觉得蹊跷。这时，她收到报社总编辑的电话。利季娅问他为什么不发表，总编辑回答道：“我们乐意发表，可是很遗憾，我们无法发表。文章下脚注明：利季娅整理。”利季娅说她乐意删去自己罪恶的名字，只要文章尽快登出来。总编辑回答道：“口头允诺不行，必须出具书面声明。”利季娅万般无奈，不得不写书面声明：“得知我所整理的我父亲的文章《一个老说故事人的坦言》由于文章下脚提到我的名字而无法发表，我声明同意发表时删除我的名字。”报纸收到她的声明后，文章马上发表了。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二）(4)
利季娅同父亲感情很深，并深受其影响，自然想写点怀念父亲的文字。丘科夫斯基活了八十七岁，经历过很多事。利季娅只选择了自己的童年：父亲如何教孩子们划船，教他们英语，在海里向他们朗诵巴拉丁斯基的诗。内容绝无问题。但在《文学俄罗斯报》的事发生后，利季娅不再抱向报刊投稿的幻想。利季娅记得《文学俄罗斯报》总编辑对她说的话：“共产党员的良心迫使我不允许您的名字出现在我们报纸上。上面没有任何人指示我们。”《家庭与学校》的编辑伊万诺娃大概同文学界有些隔膜，不知利季娅的名字已成禁忌，竟想看她写的回忆父亲的文章，看后大为赞赏。利季娅共写了十五节，但只建议伊万诺娃发表丘科夫斯基在海里给孩子们朗诵诗的那一节。伊万诺娃不知天高地厚，要发表十五节。利季娅不想坑害这位好心人，坚持只发表一节。两人竟讨价还价起来。最后商定发表七节，三期登完。1973年《家庭与学校》第九期以《在海岸边》为标题发表了第一节，结尾处印着“待续”。刊物上不仅出现了利季娅的姓名，还刊登了一幅1915年马雅可夫斯基为利季娅画的肖像。伊万诺娃胆子太大了。但第十期只登了几个段落便“全文完”了。伊万诺娃显然为自己的大胆或粗心大意付出了代价。
以后，所有回忆丘科夫斯基的文章中都没有出现利季娅的名字。比如写到客人来了，利季娅去开门。朋友们在客厅谈话，利季娅在一旁作陪，作者就把“利季娅”改成“某人”。但这样改也不行，因为“某人开门”、“某人在一旁作陪”太滑稽了。最后，只好把有利季娅的句子通通删掉，于是利季娅没去开门，利季娅没作陪，利季娅不存在了。
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1)
从1973年8月末开始，苏联国内所有报纸一齐攻击作家索尔仁尼琴和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手法还是老一套：或把他们说的话的意思颠倒过来，比如他们说拥护和平，那一定是渴望战争；或是他们把自己出卖给外国情报部门。“大众传媒工具掌握在同样的一伙人手中”，利季娅写道，“给毒瓦斯进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人们每天从每页报纸上都吸入毒气，怎能不中谎言的毒？怎能不恨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1973年萨哈罗夫成立人权委员会后，更被报纸骂得狗血喷头，把和平斗士变成战争贩子。让利季娅痛心的是科尔莫戈罗夫院士、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艾特玛托夫和贝科夫两位作家也加入迫害者的行列。他们都是知名人士，在自己的领域中作出过卓越贡献，有的还受到过斯大林的迫害。他们并非是在拷打或威逼下才说谎的。他们本应挺身而出，声援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然而相反，却诬蔑他们。但人民相信他们，因而也就相信了谎言。他们的表现令利季娅震惊，于是她写了《人民的愤怒》，戳穿谎言，并亲手把文章交给美国记者。《人民的愤怒》很快便在美国之音广播了。文章指出，铺天盖地的谎言蒙蔽了人民的眼睛，使他们丧失了辨别事物的能力。报纸上刊登成千上万的农庄庄员和各行业的工人对这两个人的抗议信，但他们谁也没读过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也不了解萨哈罗夫主张销毁核武器的真正意义，却按着报纸的调子辱骂他们。利季娅举了一个例子。1958年围攻帕斯捷尔纳克时，她乘坐出租汽车外出。司机座旁放着一份谴责帕斯捷尔纳克的《真理报》。年轻的司机对利季娅说：“您知道吗，揭发出大坏蛋帕斯捷尔。”利季娅告诉司机，他不姓帕斯捷尔，而姓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是俄国伟大诗人，不是祖国叛徒。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司机火了：“不管姓帕斯捷尔还是姓帕斯捷尔纳克，还不都一样。您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不看报，竟说这种话？”司机气得连小费也不要了。被谎言毒害的百姓又能怎样想呢？
利季娅以往流传到国外的作品都非出自自己的意愿，只有《人民的愤怒》是她主动交给外国记者的。《人民的愤怒》激起作协极大的愤怒，于是1973年12月28日利季娅被召到作协莫斯科分会。分会理事会书记斯特列赫宁在办公室接见她，儿童文学作家梅德尼科夫在座。理事会书记传达了十天前儿童文学部会议的决议，六名与会作家一致要求莫斯科分会理事会开除利季娅作家协会会籍，接着念了每位作家的发言记录。发言水平不高，没触及利季娅的“要害”——在国外发表《人民的愤怒》，反而更多地谈论她的家庭。如有人说利季娅同父亲关系不好，因为性格太坏。利季娅对不邀请她参加会议提出抗议，并一一驳斥了那些作家的发言。
这次谈话是作协的一次演习。理事会书记仍希望利季娅承认错误，写出检查。没想到利季娅态度如此强硬，讨论开除她的理事会就不能不召开了。利季娅接到通知，1974年1月9日到作协第八会议室开会。这是开除作家的地方，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就是在这间会议室里被开除的。一群朋友陪同利季娅来到第八会议室门前，他们也都是作协会员，但守门人不许他们进门。他们向主持会议的诗人纳罗夫恰托夫请求旁听，但遭主持人拒绝。朋友们请求允许进去一个人陪同利季娅，因为利季娅是半残疾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视力极差，他可以照顾她，但仍遭拒绝。于是利季娅抱着夹着一摞白纸的木板夹、放大镜和泡沫塑料吸水笔走进第八会议室。指定她坐的位置光线很暗，她拿着放大镜仍不能看不能写。她只好转移到光线充足的窗台上，把随身带的东西也摊在窗台上。
出席会议的有二十至二十五名理事，他们精神抖擞地坐在主席台周围，做好战斗的准备。主持会议的诗人宣布开会。先由理事会书记斯特列赫宁介绍利季娅的情况。他通报了去年12月18日儿童文学部通过开除利季娅会籍的建议。接着介绍了12月28日他和梅德尼科夫同利季娅的谈话经过。他说利季娅承认《人民的愤怒》是她亲手交给外国记者的。他罗列利季娅的罪状：
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2)
1966年支持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两位作家；
1967年写出《致肖洛霍夫的公开信》，该信被外国电台多次广播；
1968年著文投寄《文学报》——反驳抨击索尔仁尼琴的文章；
1968年支持金兹堡和加兰斯科夫等作家；
1969年致电苏联作协理事会，反对开除索尔仁尼琴；
在国外发表《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等两篇小说。
“我们会议的任务是讨论她的公开信和她的小说，并根据作协相应的章程对她进行处理。”理事会书记结束了开场白。接着是大会发言。这些作家，中国读者多不熟悉，除重点发言人外，我只用男作家和女作家表示。
男作家一：我很难发言，请同志们原谅。利季娅的表现令我感到悲痛。不久前新西伯利亚市一个少年向卫兵开枪，这太可怕了。这是收听利季娅等人言论的结果，根源便是《人民的愤怒》。同志们原谅我，我太激动，讲不下去了。
男作家二：《人民的愤怒》，她以人民的名义表示愤怒，您是愤怒人民的代表？
利季娅：相反，我在文章中强调，我只以自己的名义说话，不代表任何人。报纸先“组织”名人对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表示愤怒，后“组织”劳动人民表示愤怒，模仿的愤怒。这是可怕的游戏，因为会引起真正的愤怒。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男作家二：您的文章蔑视人民，蔑视工人、汽车司机和农民。现在谈谈索尔仁尼琴。我们有幸读过他写的反苏的、充满君主主义思想的作品，可您却站在他的立场上。您临终前还追求这种廉价的名气。
利季娅：为什么临终前？我还没准备死呢。
男作家三：我想向大家指出，她带着事先写好的答辩到这儿来，你们瞧那一大摞纸！同索尔仁尼琴一样。他们早商量好了，并排练过。我支持儿童文学部开除利季娅的建议。
男作家四：《人民的愤怒》是对人民和作家的诽谤，是对我们政权的诽谤：仿佛政权和人民之间横亘着一道墙。这是对以科热夫尼科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诬蔑。她写道：“把科热夫尼科夫放出来攻击索尔仁尼琴。”同志们，狗才“放出来”呢，可科热夫尼科夫不是狗，而是人。
利季娅：科热夫尼科夫当然是人。狗不会写文章，既不会真心真意地，也不会怀着特殊的目的把读者引入迷途。
男作家四：《人民的愤怒》是一篇诬蔑文章，结尾处有明显的威胁。发表这种文章的人不仅不配做作协会员，也不配做苏联公民。
男作家五：一想到利季娅姓丘科夫斯卡娅，心里便难受。我脑子里怎么也不能把她同丘科夫斯基连在一起。
利季娅：您这样崇敬丘科夫斯基，报刊上诬蔑他的时候您在哪里？
男作家五：萨哈罗夫是令人尊敬的物理学家，但在政治上是可怜的自由主义者。索尔仁尼琴一肚子夙怨。可您为什么？嫉妒他们在西方的名声？索尔仁尼琴充其量不过是二流小说家。他在国际市场上搞反苏言行投机，为自己挣产业。他哀悼沙皇。
利季娅：没法听您胡说八道，竟说索尔仁尼琴投机！他什么时候哀悼过沙皇？在《1914年8月》一书中，他把沙皇写成微不足道的人。微不足道的沙皇和一群无用的将军断送了整个军队。
（会议主持人提醒利季娅不要打断别人发言，将给她发言时间）
男作家五：由于苏联政府的努力，国际紧张局势得到缓和，但阶级斗争尖锐了，反苏言行越来越猖獗。反苏言行在西方得到优厚犒赏。您以为BBC能使我国人民离开正确的道路？您不过是为反苏宣传机构提供材料的可悲的供应商。我支持儿童文学部的建议，必须把利季娅开除出作协，并通过报纸向广大读者公布。
巴尔多（女诗人）：我很激动，很难发言。我眼前是另一个利季娅。我记得当年激烈批评艺术性差的作品的利季娅。那时我对她很尊敬。可现在我理解儿童文学部的作家的沉痛心情。如何解释一个人竟会堕落到如此地步？如此凶狠？我想问一句，您为什么如此充满恶意？我昨天读了《人民的愤怒》，感受极为沉重。我在您背后看到对我们所有人都亲切无比的您父亲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