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人反对改革，其目的不过是害怕丧失自己的既得利益，害怕丧失自己享有的特权。阿尔巴托夫指出：“他们实际是在保卫专制秩序，更精确地说，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权力和特权。”（第191页）“特权”是怎么一回事？他说：“革命以后，由于我们的困难的生活条件，特权一直是保持极权统治的有效工具。特权不仅仅是收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一种手段。存在特权这一事实本身也使党政军领导干部害怕失去特权，并大大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特权是保证服从和上层的一致的十分有效的办法。他们的负面是容易引起得不到特权人的嫉妒和仇恨。特权只有在保密的情况下至少是作为生活中不受注意的一个方面，才得以存在下去。”（第115页）“我确信，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第312页）不仅这样，它不仅当时能够为这个权力结构正常运转服务，还能够为抵制改革、保卫这结构永世长存服务。阿尔巴托夫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也是一个享有特权的高级干部了，却并没有让特权收买他的良心、是非观念和社会责任感，而把它揭露了出来。且看看他的一段描写吧：“高级机关干部的主要津贴来自克里姆林宫的食堂（作为一种伪装，它的官方名称是‘医疗饮食食堂’）。每个月的中饭和晚饭餐券官方定价为140卢布，但我们只需付一半的钱。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在那个食堂吃饭，人们用他们的餐券到那里去买各种食品，买到的食品供他们的全家食用还绰绰有余。那个食堂出售许多最昂贵的食品包括鱼子酱、高级鱼类、由专门工厂生产的质量大大超过一般商店出售的香肠以及上等的高级糖果和水果。当我第一次把我的四天的食品份额带回家的时候，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的岳母简直不能相信她的眼睛，她说，在新经济政策以后，她从未见过这样的食品。这样我们一家的食品只需花我们收入的10％，而普通的公民则需花他们收入的60—70％。”（第113页）有的人就因为舍不得失去这些而成为改革的反对者。
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4)
在对外关系方面，这里可以分做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和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两项来讲。同中国的关系是个大题目，在这篇短文里容不下，不说了，只说东欧的那些国家。阿尔巴托夫指出：“这些国家在我国的积极参与下，甚至是按照我们的意旨，在四十年代末期被迫接受符合我国（要加上：当时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国内秩序。这是我国政策最重大的失误之一。我们宁愿舍弃相互尊重的良好的睦邻关系，热衷于建立军事政治同盟并对邻国内部事务进行粗暴干涉。当时就付出了诸如柏林、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等等的代价。然而真正受惩罚时刻的到来则是在八十年代末。”（第360页）谈到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他说：“匈牙利为这些事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不少的代价。首先是我们国内已经遇到许多困难的非斯大林化政策和改革政策被刹住车了。”（第70页）对此，他作了这样概括的总结：“历史证明，一个社会在极权主义的暴虐专政之后，留存下来的常常是一片烧焦了的土地，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例子说明，在这种专政之后，跟随而来的或者是长时期的社会萧条，或者甚至是国家和社会的解体。的确，成为斯大林主义的最终牺牲品的不是所谓的东欧卫星国，而是我们国家自己。”（第4页）
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只说一个美国。苏美关系方面书里说到的题目很多，这里只提一个军备竞赛问题。阿尔巴托夫指出：“在这些年内我们全力以赴地狂热地卷入军备竞赛的漩涡，很少考虑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第279页）“在这个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地向美国、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明，我们要赶上他们的任何新军事计划，有时甚至用两个或三个计划回答他们的一个计划。美国人很快就算出来，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及其盟国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情况下，这件事开辟了一条可靠的（主要的是）对于他们没有任何风险的破坏苏联实力的道路，归根到底，通过在无望的军事角逐中的经济消耗，有可能使苏联遭到彻底失败。正是在里根时期，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制定了‘竞争战略’构想，制订了军事建设计划，其目的专门在于‘使苏联以往的国防投资成为过时的’，他们借助自己的计划，强迫我们在非常不利的、代价高昂的、拖垮我们的环境中进行竞争。”（第283页）戈尔巴乔夫接掌权力之后，感觉到了这个危险，他提出“新思维”，重要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停止军备竞赛。可是已经晚了。
阿尔巴托夫说：“我们从斯大林后四十年中应该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在政治机制方面必须破旧立新，必须建立民主制度、政治文化以及文明的公众意识。我坚信，这就是改革的主要任务。我们能否解决这一任务，解决到何种程度，关系到我们强国的未来，甚至关系到我们的国家究竟还有没有未来。”（第332～333页）
还有没有未来？这问题提得太尖锐、太可怕了。阿尔巴托夫作为一位高级干部，一个体制内的人物，当然是力图避免这“没有未来”的结局。为此，他曾经利用每一个机会去影响决策人，都没有结果。眼看着一个接一个的机遇被白白错过，眼看着一个接一个的失误积累起来，最终出现了他力图避免的可是又是意料之中的结局。我在他的书中，看到了一种无力回天的痛惜之情。
（原载《随笔》2002年第4期）
【附录】
译者的误注
阿尔巴托夫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是一本好书。它不但提供了许多过去公众不知道的史料，还提出了许多引人深思的题目，是近年来最吸引我的书籍之一。译笔也好。译者还加了一些注释，提供了有关背景材料，有助于读者对原著的理解。可是，正如卷首《译者的话》中说的。“因翻译时间比较匆促，错误在所难免”，确实有注错的地方。
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5)
在第464页，正文有这样几句：
“我确确实实尊重马克思主义的相当不少的著作和思想。我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父辈’，也把社会党国际的杰出的领导人，还有像葛兰西、卢卡契、布洛赫和马尔库塞那样的人都包括在内。”
对于这里提到的四个人名，译者都有注。其中注（3）是这样的：
“（3）布洛赫（Ernest Bloch，1880-1959）瑞士作曲家。”
这显然同正文不相衔接。于是去查工具书。果然发现是误注，原书说的是另一人。据《不列颠百科全书》，此人是Ernst Bloch（1885-1977），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提出“希望的哲学”。旨在完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实在的不完善观点。1933年逃离纳粹德国。1948年回到莱比锡大学任教。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有不同于正统的说法，遭到了东德官方的非难，他的著作受到批判，主编的杂志也被封，1961年逃到西德。
书中提到的四个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从正统的眼光看来，又都或多或少有点异端的味道。明白这一点，对正文中的这一段话就容易理解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另外的几个人的注文虽然没有错，却有不足之处。例如注（2）：
“（2）卢卡契（Lukace Gyorgy，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文艺批评家。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19年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文化委员。共和国失败后流亡国外，1930年起住在莫斯科。著有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哲学史等著作。”
此人通译卢卡奇，注文中说的这些，都没有错，但为了和正文相衔接，却至少应该补上两点：一、他在1923年出版的论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独特的评价，但被指责为偏离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二、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他是积极参与者，事件期间任文化部长，失败后被捕，后来被驱逐到罗马尼亚，1957年获准回国。
再如注（4），马尔库塞，通译马库泽，原注也没有错，只是没有提到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
此书重印的时候，以上意见或者可供参考吧。
说起译者的误注，还可以举另一例。这不是我发现的，是听蓝英年先生说的，那是在新华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斯大林秘闻》的第576页上。书上有这样一句：“希特勒在1944年底联合了三巨头”，译者对“三巨头”加注：“指德、意、日。”这就使读者难以理解了。第一，“三巨头”通常是指三个人，怎么会是三个国家呢？至于说，第二，德意日三国的联合，并不是“1944年底”的事，早在1941年9月27日，就在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了。再说，第三，到了“1944年底”，哪里还有这三国的联合呢？早在这年的9月9日，意大利就向盟国投降，退出战争了。
原来这是因为没有看懂原文而弄出来的误译和误注。这一句的原意是：“希特勒在1943年底促成了三巨头的联合”，指的是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的德黑兰会议！正文把1943年误为1944年，只是不知道是原本就弄错了，还是译本弄错的。听蓝英年先生说，这书中的问题还不止这一处，就看这一处，也就够吓人了。
（原载2002年7月12日《文汇读书周报》）
蓝英年:拉利萨，你好吗？(1)
1989年9月，我应苏联教委邀请，到苏联海参崴市远东大学汉学系教授汉语。我乍到异邦，很多地方不习惯。吃饭就是难关。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商品匮乏，尤其是食品，副食店货架空空如也，海参崴居民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教研室主任博洛京娜对我说：“您现在就像瞿秋白当年那样，经历《饿乡纪程》。”
1989年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当然不能同1920年相比，但比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差得多。进学校饭厅先得排队。我到苏联新学的第一句话就是：“哪位排在最后？”拿着塑料托盘依次排到放食品的台前，金发碧眼的女服务员，给我一份一份地往托盘上放菜，面包自己取。然后再到收款处算账付钱。饭厅里虽有座位，但早被学生占满，只得站着吃。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吃不到蔬菜。买水果吧，都是从中国运来的，不是不熟的便是半烂的，都是我在国内不吃的。没有办法，只好去买，可等我下课去买时，早被俄国人抢光了。
到远东大学后，在我结交的第一批俄国朋友中，便有图书馆管理员拉利萨。我每天到图书馆看报，同管理报刊阅览室的拉利萨渐渐熟了。拉利萨毕业于远东大学英语系，人逾中年，风韵犹存。她对我非常热情，甚至允许我把报纸带回宿舍看。有一次我对拉利萨抱怨没蔬菜吃，她同情地望着我，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我去看报的时候，她在空罐头瓶里装了半瓶蔬菜送给我。此后她每天都给我带半瓶蔬菜。她不值班的时候，我去看报时，蔬菜瓶压在刚到的报纸上。一连几个月都如此。一个外国人这样关心我，我着实感激。菜不断变化，有胡萝卜、西红柿、茄子还有蕨菜。我原想他们吃什么就分给我一点，但蕨菜并不是俄国人常吃的菜，副食店里虽有，但由于价钱高，无人问津。她家如何吃得起蕨菜？她家的生活状况如何呢？我很想知道。冬去春来，半年过去了，我只知道她有一儿一女，丈夫在列宁格勒美术学院读研究生。
这时已经有俄国朋友请我做客了。我初次走进俄国知识分子的家庭。他们住房条件都很差。多半是两室一厅，但面积很小，约三十多平方米。卧室兼客厅，靠墙摆着一张宽大的沙发床。白天推进去坐人，晚上拉出来睡觉。连远东大学副校长的住宅也如此。副校长是汉学家，她要到中国曲阜参加孔子讨论会，叫我帮她准备发言稿，所以我到她家去过几次。与其说帮她“准备”，不如说代她捉刀。我把她的一点肤浅的意思用汉语写出来，然后我们俩就坐在沙发上，我一句一句教她念，还替她录了音，她自己跟着录音练。她丈夫是海员，商船上的大副，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是我的学生。他们生活水平比普通教师好一些，因为她丈夫像所有海员一样，从日本贩运汽车。她丈夫喝了酒话多，得意地对我说，他们的船每次从日本回来，都运回十几辆日本人报废的汽车。日本人要报废汽车还得交钱，他看得出哪个日本人要把汽车开往报废站，便在路上把他截住，请他把汽车开到苏联船上。日本人免了交钱，何乐而不为，而他们得到报废的汽车。由于他有这种本事，船长看重他，船员爱戴他，船员把报废汽车中最好的两辆一辆给船长，一辆给他。他这些话让当妻子的副校长感到难堪，生气了，让他住嘴，可这个二百五不但不听，反而朝她喊起来：“不靠我的汽车，就靠你那点工资，让全家喝西北风呀！”弄得我很尴尬，装作听不懂他们的话，可副校长知道我全能听懂，更加生丈夫的气。
海参崴（包括纳霍德卡港）是苏联远东最大的港口，海员非常多，所以从日本运回来的报废汽车也非常多。说来奇怪，汽车在日本报废了，可在苏联还能跑上几年。满街跑的都是日本汽车。偶尔有一辆苏联产的“莫斯科人”或“拉达”夹在当中，像天鹅群中的丑小鸭。海员家庭的生活水平比一般家庭好，这从衣着上也能看出来。我的穿戴漂亮的女学生，家里必定有海员。
蓝英年:拉利萨，你好吗？(2)
我每天都见到拉利萨，也把从中国带来的茶和其他小礼品送给她，她每次接受的时候脸上都现出惊喜。可她从不请我到家里做客。有一个星期天我不请自去。她住在阿克萨科夫大街，得爬一段山路。我前面忘记交代了，海参崴是座山城，很像青岛。原来是中国领土，1860年被沙俄侵占了。阿克萨科夫大街紧挨着果戈理大街，对面是杰尔查文大街和莱蒙托夫大街。我心里想，俄国大作家怎么都集中到这里来了，想着他们的作品，想起阿克萨科夫对果戈理的崇拜，不觉来到拉利萨住的地方。门牌没错，就是找不到她的住所。问小孩，他让我往前走，走到围墙尽头就是。我走到尽头，才发现一间地下室。我按电铃，拉利萨穿着旧连衣裙出来开门，见到我有点惊讶，但马上客气地把我让进家里，我随着她走下铁扶梯。这是一间相当大的房间，大概曾经是仓库吧。看来他们一家四口都住在这里。拉利萨一人在家。她身边有一堆刚采摘回来的蕨菜嫩芽。蕨菜在中国和日本算名贵菜，苏联菜市场上也不便宜。但海参崴得天独厚，周围的树林里有的是。春天采摘它的嫩芽，腌起来，冬天可以吃。拉利萨告诉我，她在別墅（实际上是自留地，每个居民都有）里种的菜，不够一家人吃，还得采些野菜。原来她每天送我的菜不是种的便是采的，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心头。她告诉我，她每月工资160卢布，丈夫读研究生，只领不多的助学金。儿子读中学，下课后在远东大学做木工，挣几十卢布，女儿到纳霍德卡半工半读。日子过得很紧。我的工资500卢布，比她高得多。我知道她这点钱不够用，想帮助她，但不知如何开口。我请她下班后教我俄语，每小时10卢布，每周三次。她听后笑了，说道：“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您的俄语水平我教不了。我还有別的工作。”我好奇地问她还做什么工作。她说每天打扫四个教室，一月80卢布，加起来就240卢布了。我后来见过她打扫教室。她拎着一桶水，一遍遍拖地板，累得满头大汗。她的心愿很是希望一家温饱，丈夫回来能找到工作，最好在远东大学任教。
我喜欢钓鱼，常常同朋友们乘快艇到海里钓鱼。鱼群在水下，鱼线要放到25米以下。随着季节的变化鱼群也变化。春天是一种鱼，夏天又是一种鱼。但每次出海都能钓到十几条甚至几十条鱼。我在快艇上认识了谢尔盖，后来成了好朋友。谢尔盖原是军医，列宁格勒医学院毕业，不知为什么复员了。复员后没有工作，只领250卢布的退休金。他妻子原是音乐学院教师，因耳疾失去工作，在他们住的楼里管理电梯（电梯坏了打电话找人修理），也能挣几十卢布。他们有两个上学的儿子。谢尔盖要养活一家人，一心想挣钱。他同几个同事成立了一家公司，同中国七台河市某公司做生意。双方经过艰苦谈判签订合同：七台河用苹果换他们的鱼。七台河按照合同把苹果运到海参崴，但他们始终没向七台河供应鱼，把七台河坑害苦了。那时中俄边贸互相欺骗是家常便饭。一天我到谢尔盖公司去，看见里面堆满苹果，每人都在吃苹果。谢尔盖见我来马上请我吃苹果，并送了我一箱苹果。他们公司每个人都分了一箱苹果，仿佛苹果是中国人慰问的。除谢尔盖之外，从经理到职员谁也没想过履行合同。只有谢尔盖想以此为起点，慢慢做大。但他不是经理，做不了主，只好同流合污。以后再没有中国公司同他们公司做生意，公司也就消失了，谢尔盖只得另谋生路。谢尔盖是犹太族，犹太男人比俄国男人顾家，谋生办法多。他又做木材生意，向日本出口木材。但苏联政府禁止出口木材，他们便把原木做成俄式木屋，卖给日本。这宗生意也没做下去，但谢尔盖赚了一点钱。总之，谢尔盖为了养家糊口，什么都干。
我在远东大学交的朋友都不是汉学系的，而是俄国语言文学系和历史系的教师。这与我在中国大学外语系任教，可交的朋友都在中文系和历史系相似。我同这两个系的教师更谈得来。远大语言文学系的老谢尔盖（与军医同名，故加“老”字，以示区別）教授便是我时常拜访的朋友。他比我稍长几岁，是远东大学的著名教授。莫斯科出版过他的书。他住在百年大街，离学校很远，也是两室一厅的小单元。他的书多，本来就狭窄的走廊摆上书架更狭窄了，穿过时小心翼翼。在国内我只在漫画家丁聪先生家里见过这样狭窄的走廊。老谢尔盖的工资同我的一样，老伴已退休，领取不多的养老金。按照苏联当时的生活标准，老两口不愁吃喝。可老谢尔盖仍在別的学校兼课、替报社审稿、在市作协任职，这些都是有偿劳动。有一次我们对酌，我望着他满头杂乱的白发，觉得他有点像贝多芬。他忽然长叹了一声，对我说：“还得为儿孙做马牛啊。”他有一儿一女，都已婚配，女儿离异，成了单身母亲。苏联有不少单身母亲。她们宁肯做单身母亲，也不愿堕胎。老谢尔盖不得不帮助女儿。
蓝英年:拉利萨，你好吗？(3)
我回国那年，苏联正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行私有化，每个公民都领到一张私有化证券。卢布疯狂贬值。从1美元兑4卢布，到20卢布，到40卢布，到200百卢布，到2000卢布……今天俄国的霍多尔科夫斯基等金融寡头正是那时候发迹的。我在国内为俄国朋友们发愁，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拉利萨，她是朋友当中最弱的，她丈夫取得副博士学位后找到工作了吗？
五年后，1996年，我再度到远东大学执教。苏联已经变成俄罗斯。我先去看拉利萨，她丈夫瓦列里已学成归来，但找不到工作。他原是远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又学了艺术专业，可远东大学不聘请他。不聘请他是有道理的。他的俄国文史知识很肤浅，还爱吹牛。他忽然提出要讲中国文化，拉利萨恳求我跟汉学系系主任说说。系主任同意他讲一次。他讲中国当代作家，在课堂胡说八道，把李先念、薄一波说成高玉宝那样的作家。我给他指出错误，他不但不感谢，反而说：“就您听得出来。”我很恼火，讽刺他是“活着的经典作家。”没想到这家伙听了乐坏了，大声叫拉利萨：“你听听教授说我是经典作家呢。”拉利萨脸色阴沉，对我说：“教授，您何苦挖苦一个酒鬼呢？”瓦列里曾经是酒鬼，后来戒了。他回来后，家庭担子仍压在拉利萨身上。我想帮她一把，把瓦列里介绍给中国商人开车，从海参崴到绥芬河接送中国人。有一次他接送的是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的胞弟孔德墉。孔先生大概很有钱，给了他五百元，他大喜过望，给拉利萨买了衣服，还把饭店里吃剩的菜带回来，一家欢天喜地。然而好景不长，不少中国商人呆不下去了，对我说：“跟俄国人没法做生意。”撤回国了。雇瓦列里开车的中国商人也准备回国了，我请他把旧汽车留给瓦列里，他慨然允诺。瓦列里便开着这辆车在街上拉客。瓦列里的“财富观”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拉利萨的“财富观”仍是一家温饱。
这几年谢尔盖都干了什么，我不清楚。我再见他的时候，他在家赋闲，但生活有保障．还买了一辆汽车。他妻子不再管理电梯，因为楼里的电梯早已不能使用。他把我拉到离海参崴几百公里外的原始林。请我吃饭，出手大方，同瓦列里大不相同。我同瓦列里第一次见面时，他问我的头一句话是：“您有没有俄国钱？”我回答：“有！”他喊了声“乌拉”，马上跟我要钱买啤酒。俄国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步履维艰，不懂得游戏规则，被美国记者称为“狂野和放荡不羁的资本主义”。一些精明人士则利用私有化的机会趁火打劫。尤克斯石油公司董事长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俄国的首富，原来不过是莫斯科某区的共青团小干部。他看出私有化证券有利可图，便大量收购一般俄国人看不上眼的私有化证券，很快成为工厂大股东，又几次倒卖股票，资产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古辛斯基、別列佐夫斯基等金融寡头都是这样富起来的。金融寡头在俄罗斯人数极少，数得出来的只有七位。俄国几乎没有中产阶级，只有普通百姓和金融寡头。生活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寡头们有了钱便干预政治，资助杜马中的反对派。霍多尔科夫斯基甚至觊觎总统宝座，向普京挑战。但都不是普京对手，各个败下阵来。有的逃亡国外，有的被拘留。
老谢尔盖教授的生活一如既往。女儿不再需要他帮助，他不再兼职。工资六千新卢布，老两口仍能过温饱日子。但要请人吃饭，老伴还要动一番脑筋。
2001年我第三次到远东大学执教。我的老朋友们变化都不大。拉利萨的女儿伏拉达生的女儿已经是小学生了，伏拉达也是单身母亲，并且没有工作。她虽然和父母同住，但同父亲关系不好，经济独立。从她穿戴打扮来看，日子过得并不坏，钱从哪里来的，我感到蹊跷。儿子到秋明油田去了。瓦列里的汽车已变成一堆废铁，无法再拉客挣钱。他为远东大学校长临时写点东西，仍不是正式教师。如校长要访问韩国，他便赶写出介绍韩国的书，其中有几幅插图分明是中国的。拉利萨的家庭负担轻了一些，但仍压在她肩上。她除管理图书阅览室外，有了新工作，替教师同学复印资料。她已步入老年，每星期六还来复印。谢尔盖仍时常请我吃饭，依然丰盛。我问他在哪儿工作，他说夜里给一家商店看仓库，每周去三次，钱挣得比教授还多。他的儿子米沙自费到中国学汉语，也说明他的经济实力。不久前米沙给我打过电话，告我父母安康，并转达他们的问候。
蓝英年:拉利萨，你好吗？(4)
三年又过去了，我最牵挂的还是拉利萨，但没有她的消息。拉利萨，你生活得还好吗？
（原载《看世界》2003年第3期）
蓝英年:谁歪曲历史(1)
拜读了张小曼女士的《不能歪曲历史》一文（《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5月3日），不知为何马上联想起我同俄国朋友的一次辩论。张女士写道：“如果不是1945年8月上旬苏联百万大军及时出兵援助，仅仅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能够在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迅速打败号称百万的日本‘关东军’精锐部队，解放东北全境，使蹂躏东北长达十四年之久、八年抗战中杀害数千万中国同胞的日寇法西斯遭到彻底失败吗？”1995年我在俄国执教，两位俄国记者来看我，谈到哈尔滨经济发展比海参崴快。一位忽然说，要不是我们出于国际主义义务，帮你们打败日本关东军，你们能有今天？接着说了同张女士意思相同的话，只是说得没有张女士那样气势磅礴。我听了老大不快，反驳说苏联出兵击溃日本关东军，中国人民是感激的，但你们并非出于国际主义义务，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还占领了我们的旅顺、大连。另一位说旅顺、大连怎么是你们的，是日本人从他们手里夺走又被他们收复的。并告诉我他本人就出生在旅顺。我同他们辩论起来，从历史上讲俄国如何侵占旅顺口和大连湾，日俄战争俄国如何战败，二战后旅顺、大连理应归还中国。他们说有条约，我说那是不平等条约。他们说我们出兵打日本一点好处都得不到？他们的看法又同张女士的看法相似：“……请苏联红军出兵帮助中国打败日本法西斯，在局部问题上作出某些让步，从大局来看不可避免……”不过比她说得露骨。这两位记者代表不少俄国人的观点。我们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张女士的文章是反驳马斗全和朱正两位先生的，并说马先生“跟着朱正歪曲历史事实，断章取义”，马先生的文章我没读过，朱先生的《怎样的天火》我是读过的，现在就看看“歪曲历史事实，断章取义”的是朱文，还是张女士的文章？
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看法，今天本已不存在争议，张女士的文章反倒引起争议。她不遗余力称赞这个条约，把它说成全国人民衷心拥护的条约。她的这种评价显然与中苏领导人的评价不同，也与中国人普遍的评价不同。“最初提到条约问题，是在1949年2月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时候。当时，是苏方主动提出，1945年8月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那个中苏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86页）1950年毛泽东到莫斯科签订中苏新条约时，“在谈到中苏关系时，他（指斯大林）说：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师哲《我的一生》，第301页）邓小平也明确地对到中国访问的戈尔巴乔夫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3页）苏联领导人承认条约不平等都有一个借口：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但那时的国民党政府是中国中央政府，代表中国，这种借口站不住脚。共产党执政后，毛泽东先后向斯大林和赫鲁晓夫要求重新处理外蒙古问题，均遭到拒绝，不论1945年还是“多年以后”，不论横着看还是竖着看，不论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为此我不得不同张女士一起温习温习历史。
1945年2月8日下午3点，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在苏联雅尔塔列瓦基宫讨论太平洋战区的军事行动。丘吉尔到达会场前，斯大林向罗斯福提出对日参战的条件，在远东要有个不冻港，具体指的是大连；旅顺应成为苏联海军基地，由苏联租借；中国长春铁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保持外蒙现状。“斯大林元帅说，显然，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161—162页）斯大林建议罗斯福总统征得蒋委员长对上述条件的同意。苏联愿意同中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蓝英年:谁歪曲历史(2)
中国政府得知苏联对日参战的条件后，非常恼火。但迫于形势，蒋介石不得不派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到莫斯科谈判。宋子文携蒋经国等人于1945年6月30日抵达莫斯科。租借旅顺口是焦点之一。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日本侵占了辽东半岛。在沙俄和德、法等列强逼迫下，日本不得不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但索取三千万两白银作补偿。1897年德国占领青岛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动了侵占旅顺口和大连湾的念头。沙皇说：“据外交大臣收到的情报，英国船只正在靠近旅顺口和大连湾的海面上游弋，如果我们不拿下这些港口，那就会被英国人夺走。”于是沙俄“要求中国将整个关东州连同旅顺口和大连湾租借给俄国，为期三十六年。而且这次租借有些特点：无论俄方还是中方，都未提出租借费的问题。中国政府拒不同意租借”。但俄方以武力逼迫中方让步。“协定于1898年3月15日签署，中方的代表是李鸿章和张荫桓，我方代表是我们的代办。”（《维特伯爵的回忆》，第106—111页）俄国把日本逼走后，自己侵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日本当然不干，于1904年2月8日突然袭击俄国驻扎在旅顺口的舰队，次年1月攻占旅顺口，把俄国打得落花流水，连舰队司令罗热斯特文斯基也被日本人俘虏了。这对俄国是奇耻大辱。斯大林记住了这一点。苏联作家斯杰潘诺夫1941年写的小说《旅顺口》，斯大林偏偏在1946年给他颁发斯大林文学奖。作家西蒙诺夫写道：“但是1946年斯大林认为，这本书的用处在于它具有极端的当代性，它可以使人想起四十年前沙皇和沙皇俄国所失掉的东西，斯大林和他所领导的国家现在夺回来了；使人想起那时候也像这次战争中的苏军官兵一样勇敢作战的军官和士兵，但是他们在另一种指挥、另一种领导下却不能取得胜利。”（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眼里的斯大林》，第163—164页）斯大林同样把旅顺口和大连湾视为俄国征服的领土，“收复”领土是他对日参战的目的之一，怎肯归还中国。
中国打败日本后在中国领土上出现“租借”，中国人民无法接受，中国政府也无法向人民交代。宋子文不同意苏联租借旅顺口。苏方态度极为强硬，不仅要完全控制旅顺，还要求将旅顺周围一百平方公里以内列为港口腹地，置于苏军控制之下。经过极为艰难的谈判，苏方同意把“租借”改为“委托”，给中国一点面子，但条约的实质并未改变：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该基地之防护，中国政府委托苏联政府办理之，苏联政府在该基地内随意建置该基地之设备；旅顺之民事行政属于中国，其民事行政人员任免，由中国政府征得苏联军事当局之同意为之。斯大林还要把大连置于苏联控制之下，宋子文与斯大林争执不下，最后在杜鲁门的干预下，达成如下协议：大连市政归中国，但管理大连港口必须任用苏联人，即大连港口主任由苏联人担任；大连要指定码头和仓库租予苏联；苏联凡是出入该港的货物及器材均免除关税。这同占领有什么区別？苏联在旅大也充分表现出占领军的嘴脸。
丁群先生的《党内抵制苏联大国主义第一人》（《百年潮》1999年第9期）一文中对苏军在旅大的霸道以至强盗行径多有披露。苏军占领旅大后，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刘顺元同志任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这可是共产党派来的干部，他又遭到怎样的侮辱呢？“从安东到旅大赴任吋，在火车上，他看到原来是双轨的南满铁路，正在被拆去一边。一列列满载着铁轨、机器和其他物资的火车，呼啸着向北驶去。原来苏联人正拼命地在东北拆铁路、拆工厂。刘顺元心里又嘀咕开了：‘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运走，东北的工业基础不就破坏了？’在火车上，刘顺元还看到一种极不顺眼的现象：车厢里的苏联士兵，看到比较年轻的中国妇女，便吹起口哨，嬉皮笑脸地高喊：‘哈罗素！’有时还奔过去，把中国妇女抱在怀里，在身上乱捏乱摸。刘顺元忍不住骂了出来：‘这是什么红军？是混蛋！’”苏联红军在东北强奸中国妇女，抢劫财物，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不少人就是因为对此表示愤慨而被划成右派的。“苏军在东北对我国人民（尤其是妇女）造成很大的伤害，东北所有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运到苏联去了，还赶走了大量牛羊等牲畜。”这不是强盗行径又是什么？“高岗简单介绍了苏军在我东北的劣迹，斯大林表示了歉意。”（师哲《我的一生》第302页、306页）高岗是1949年7月陪同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向斯大林反映苏军在东北的劣迹的，在中共极需苏联支持的形势下，只能轻描淡写地反映一下，但斯大林仍表示歉意。可见斯大林知道的一定比高岗反映的严重得多。
蓝英年:谁歪曲历史(3)
刘顺元到达旅大后，发现“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旅大的行政权名义上归还中国，但实际上仍为苏联军队所占领。这里的行政、防务、金融、海关，甚至报纸、广播，全由苏军控制和监督”。虽成立了中国关东行政公署，但任何事情都得听苏联人的，稍有不逊，便被扣上反苏帽子。苏军司令部遇事从不派人到关东行政公署同中国人商议，而是把公署的官员召到司令部去训话。“训话时苏联人高高坐在台上，关东公署的中国官员坐在台下。苏联人要中国官员回答问题或汇报时，中国官员必须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先说一声：‘报告，我是关东行政公署的某某某。’”刘顺元心里想：“这不是帝国主义者对待殖民地的一套吗？”苏方制定的严重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决定必须无条件执行。苏方为抵制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6月初到大连视察，“宣布立即进行货币改革，并且限定在5月23日至27日这5天内完成”。刘顺元向斯大林亲自任命的苏军最高司令官梅尼兹柯夫（应译为梅列茨科夫）陈述货币改革的利害：“采取这种办法，一下子就会把旅大经济活动搞死了，工厂没有流动资金，资本家也会恐慌起来。”梅蛮横地说：“我们管不了这些。”刘顺元要求宽限几天，以便收购一些粮食，现在仓库里存粮不多了。梅一句话也听不进去，说：“必须完成，一天也不能拖延。”从梅的坚决态度上来看，梅是在执行斯大林的指示。梅战前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知道如何执行斯大林的指示。由于刘顺元一再同苏军抗争，被苏军赶出旅大。梅事事向斯大林直接汇报，赶走刘顺元很可能是斯大林的决定。所以斯大林记住了刘顺元的名字。刘少奇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对他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到你们的信用。我希望今后中苏合作中，不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这便是苏联“委托”旅大的真实写照。
宋子文与斯大林谈判的第二个问题便是中国长春铁路的管理权和经营权的问题。斯大林说要经营先共有，苏联应先成为所有者。中国对该铁路投资极其微小，并已得到偿还。宋子文反驳说：“苏联早已把中东路廉价卖给日本了。”斯大林有意贬低中国修筑中东路所付出的财力和人力。中东路经过中国，中国以筑路租让地的方式向华俄道胜银行投资，租让地总计两百多万垧（每垧合15亩），折合多少卢布说不清，总之不小。筑路的劳力主要是中国工人，他们的劳力又折合一大笔卢布，怎能说“投资极其微小”呢？宋子文说的倒是实情：“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苏联政府在1935年3月23日擅自以1．7亿日元的代价，将中东铁路转让给日伪当局（满洲国）。”（《风雨浮萍》第253页）谈判的最终结果是，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有，共同经营，但其经营管理须在苏联人任铁路局长和任监事会监事长的条件下进行。铁路实际上被苏联所控制，苏方又占了上风。
谈判最关键的地方是外蒙古的宗主权的问题。即对雅尔塔条约中的“外蒙古现状应予保持”的理解。斯大林认为“保持现状”即在法律上承认外蒙古实际的国家地位。他说：“外蒙古之现状，实际上就是独立外蒙古在1921年业已独立”希望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国家。外蒙古是如何“独立”的呢？“1921年6月，苏军在没有征得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进入外蒙古。7月6日占领库伦（今乌兰巴托）。恩琴的军队被苏军击败后四处溃逃，恩琴本人被苏军捕获……此后苏军约六千人驻扎在库伦，而蒙军不足两千人。”（同上，第225页）恩琴是白军首领，被苏军击败后窜入外蒙古，苏军追入外蒙古并占领了外蒙古，并让苏联所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党（1921年3月成立）组成临时革命政府。1924年11月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蒙古“独立”是苏联一手策划的。宋子文对“维持现状”的解释是继续维持中国对外蒙古在法律上的主权地位。斯大林和宋子文都不让步，谈判陷入僵局，宋子文只得回国向蒋介石请示。宋子文返国期间，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乔巴山抵达莫斯科，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为他举行盛大午宴，并为蒙古独立而干杯。后来，1946年3月9日，斯大林对乔巴山讲述他同宋子文谈判经过：“我们曾经这样对中国人说：‘如果中国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那我们就将不会去同日本人作战！’这样一来，中国人不得不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斯大林把苏联出兵的目的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蓝英年:谁歪曲历史(4)
宋子文返回重庆后，不愿再到莫斯科参加屈辱的谈判，怕背上千载骂名。他请求免去自己所兼任的外交部长，由王世杰接替自己到莫斯科谈判。王世杰也不想承担丧权辱国的罪名，希望在中苏谈判结束之后再上任。蒋介石一定要宋子文去，他和斯大林都是政府首脑，不然谈判不对等。宋子文只得硬着头皮去了。临行前蒋介石向宋子文保证，他本人对中苏条约及其后果将负完全责任。宋子文承认外蒙古独立，8月14日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消息传来，不仅中国知识界惊愕，北平等地学生还上街游行，反对不平等条约。当然也有张西曼那样对条约的热情赞颂者。所以说，“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不同的看法”，并非如张小曼文所说“是多年以后的事情”。
对条约确实存在不同的看法。张女士在文章中提到莫洛托夫1945年4月5日召见日本驻苏大使，提前一年单方面废止《苏日中立条约》，却未提到张西曼对这份条约与众不同的态度。既然说朱正的《怎样的天火》一文就这一条约“恶毒攻击”了张西曼，张女士理应批驳朱正的“恶毒攻击”这才“不能断章取义”。可张女士既没讲明条约的内容，也没写出张西曼对该条约的态度。我不得不替她讲清楚。《苏日中立条约》是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两天后《新华日报》全文发表。既然“理当详细查阅历史资料”，这份报纸并不难找。条约较长，不引用了，只引用它最后的宣言：
遵照苏日于1941年4月13日缔结之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1941年4月13日于莫斯科
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签署）
日本政府代表松冈洋右、建川美次（签署）
“条约”与“宣言”发表后，中国舆论哗然。日本1931年侵占东北后，成立“满洲国”，苏联誓当尊重其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蒙古人民共和国即外蒙古，当时同样是中国领土。趁中日战争时机，老列强的后代再次瓜分中国。中国救国会的几位领袖发表了一封《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指出条约损害了中国领土完整。在这封由王造时执笔拟稿的公开信上签名的有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和沙千里等知名人士。张西曼却对《苏日中立条约》“有不同的看法”。他写道：“苏联因感在远东之孤立，而西方反动派更在加紧鼓励吞灭欧陆的希特勒德国执行‘防共同盟’的十字军任务，为减轻东顾之忧和分化轴心阵线起见，乃于4月13日与日寇订立一时权宜的中立条约，为期五年。但对援华初衷并不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