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瞿秋白写的通讯报道中，人们可以知道赵永禄这人的点滴情况，像这样的人，也要用来做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也可以看出苏共急于建立华人共产主义组织迫不及待的心情。这样的人物和组织，可以叫他发表致敬的函电，捧场的文章，使自己产生一种在世界上并未陷于孤立境地的感觉，可是他们同自己国内并无联系，更不能发挥什么影响和作用，大约不久就被抛弃了。前些年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中发现的材料中有这样一件：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Б.З.舒米亚茨基1921年1月21日致共产国际—工作人员M.B.利别茨基的信中说：
朱正：《饿乡纪程》中一掌故(2)
中国的工作。中国工作的进程是：工作重心已经移到中国国内的一些地方，不得不指出，我们这里存在的那个中国共产党主义组织的中央委员会根本就没有威信，起不了任何作用，其成员也没有工作能力。事实上我们上海的那个三人小组——革命委员会才是领导机关。这个革命委员会目前领导着中国六个省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和规模相当的五个中国青年团组织。这些组织掌握着四种周刊，其中的《共产党》是起领导作用的，还有两家报纸。（引自俄国K.B.石克强整理、李玉贞译《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党的文件》，见《百年潮》2001年12月号，第57—58页）
就在就近起用赵永禄的前后，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魏金斯基却有了重大收获。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文中说：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李大钊和我，他与我们就中国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特别希望我们建党。在北大，魏金斯基还召开过几次座谈会。后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张申府《所忆》，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李大钊，陈独秀，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者，文化思想界耀眼的明星，远不是赵永禄之流可比的。有了他们愿意出面来建党，当然工作重心就到了中国国内。就在舒米亚茨基写这信后半年，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赵永禄也就成了中共史前史上的一个人名。
舒米亚茨基说《共产党》是周刊，却说错了。李达主编的这刊物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刊，是月刊，有时还不能按期出版。
（原载2007年6月28日《南方周末》）
朱正：柏烈伟这人(1)
柏烈伟（C.A.ПoЛeВoй），也有译做柏烈威或者鲍立维的。俄国人，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北京大学俄文系任教师。
我是最初从鲁迅致李霁野、致台静农的信中看到这人的名字的。他托李霁野向在广州的鲁迅提出翻译《阿Q正传》的要求。鲁迅1927年2月21日复李霁野的信中说：
柏烈威先生要译《阿Q正传》及其他，我是当然可以的。但王希礼君已经译过，不知于他（王）何如？倘在外国习惯上不妨有两种译本，那只管译印就是了。（我也没有与王希礼君声明，不允第二人译。）（《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20页）
柏烈伟还为他计划中的译本索取了相片。鲁迅4月9日致台静农的信中说：
我的最近照相，只有去年冬天在厦门所照的一张，坐在一个坟的祭桌上，后面都是坟（厦门的山，几乎都如此）。日内当寄上，请转交柏君。或用陶君（引者注：陶元庆）所画者（未名社似有）亦可，请他自由决定。（同上，第29页）
《阿Q正传》之外，柏烈伟还要翻译鲁迅的其他小说。他通过李霁征求鲁迅对选目的意见。1929年3月22日鲁迅复李霁影的信中说：
柏烈伟先生要译我的小说，请他随便译就是，我并没有一点不愿意之处，至于那几篇好，请他选定就是了，他是研究文学的，恐怕会看得比我自己还清楚。（同上，第154页）
从《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可以知道：“他要译的《阿Q正传》未见出版。”是译出了却没有付印呢，还是没有译完，甚至只是说是要译却没有动手呢，人们就不知道了。
其实，柏烈伟的身份，更重要的还不是俄语教师和释译家，他还是中共党史上不能不提到的人物，中共的建党，还同他颇有一点关系。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来中国建立共产党，就是柏烈伟把北京大学的同事李大钊介绍给他的。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文中说：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李大钊和我，他与我们就中国的问题了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特别希望我们建党。在北大，魏金斯基还召开过几次座谈会。后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张申府《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还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
1920年，约在5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派了一位代表威金斯基来华，他以记者身份偕同旅俄华侨（具有俄共党籍）杨明斋作助手，路经北京，由柏烈伟介绍与李大钊先生接触。据杨明斋后告诉我，他和威金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他们从少数俄侨口中探得了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形，知道现居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上海又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因此他向威金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找陈先生。他虽对陈先生毫无所知，但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威金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议，因而找到北大俄国籍教员柏烈伟作介，首先认识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秀。关于这件事，杨明斋曾向我夸耀，表示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了他这个大胆建议的正确。（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威金斯基经过柏烈伟认识了李大钊，又经过李大钊的介绍到上海去会见了陈独秀。他的这次上海之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一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李大钊，都是中共建党之初的领袖人物。在这件事情上，柏烈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么一个起过重要作用的活动家，后来怎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不见踪影了呢？张西曼所著《历史回忆》中的《北大俄文系的厄运》这篇里说明了这人的后来情况：
朱正：柏烈伟这人(2)
北大俄文系经苏使馆的协助，除聘有俄方伊凤阁（使馆汉文秘书），诗人铁捷克（著有《中国怒吼吧！》等），作家伊文等勉强任教外，也不能有所振作和发展希望。另有一败类华名柏烈伟，他自命为研究中国《诗经》的专家，来到中国锻炼普通语文的。十月大革命后他运动当上第三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对于民十年（引者注：1921年）前后秘密从华北入苏的中国青年（瞿秋白、俞颂华、李仲武、凌钺和其他多人），都给以绸制长方小块的秘密入境证件，但对中国境内的路费等绝未发过丝毫补助。他却对第三国际报上了许多花帐，侵蚀了若干公款。等到他的上司发现了他的舞弊，就要调他回国查办。他震于党纪国法的森严，就声明脱离苏联国籍。混到日寇进陷北平的时候（引者注：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他似乎短期被捕，以后就声请入了美国籍，束装渡海了。在他未叛党前，我还与他合编过中俄对照的简明俄文法，出版后销路很不错，但所有版税都被此贼吞没。（《张西曼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张西曼说的这事，也可以算是党史上的一条掌故。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一）(1)
李大钊（1889—1927年），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受人崇敬的革命先烈。
白坚武（1886—1937年），先后担任军阀李纯、吴佩孚的幕僚，后来又受日本军方指使阴谋制造伪华北国。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以“汉奸首领”罪处死，久已被世人遗忘。
这两个人，可是好朋友。
1907年，18岁的李大钊从河北乐亭家乡来到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自己说：
钊感于国势陵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乃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学校。其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军医学校；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银行亦违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是校为袁世凯所创设，收录全国人士，规模颇大。钊在该校肄业，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言。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思潮亦日益腾高。此六年间均系自费。（李大钊《狱中自述》，2006年人民出版社版《李大钊全集》（第五卷，第226页）所收有删节，此处所引，据《党史研究资料》第二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108页）
同时考进这学校的，就有河北交河县人白坚武。
他们在这里求学的几年中间，闹过一次学潮。这次学潮，在郭廷以编著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有极简略的记述：1910年（宣统二年）10月19日（夏历九月十七日）：
保定各学堂学生罢课，要求开国会，并争东三省路矿（10月20日及10月21日京、津学生继之）。（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71页）
这次风潮，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大约是天津闹得最凶的。白坚武日记中说：
冬月，国会请愿风潮起，法校独为大吏怒，欲以兵围焉。余与李君寿昌约待之，后竟无事。（《白坚武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按：白氏日记自1915年12月22日起逐日记载，此前只有简略追记，无详细月日。本文引用时，此日之前者注印本页码，之后者即在引文之末注以六个阿拉伯数字，首二字表年，中二字表月，末二字表日）
学潮闹起来，参与的不会只有少数人。他单单和李大钊相约，从容面对军队包围的威胁，可见他们的交情和志趣，也可以想像当时颇有点燕赵之士慷慨悲歌的气概。
1913年6月，他们毕业了。李大钊是赴日本留学。白坚武入直隶都督冯国璋幕中。李启程去国的时候，白已随军南下，竟无从话别，就写了《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一诗，以抒思念之情：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页）
所谓“南天动乱”，是指国民党癸丑讨袁之役，号称“二次革命”。袁世凯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率军沿津浦路南下，进逼南京。白坚武以书生从军，诗中就拿班超来比他。自己行将去国，却怀着屈原似的忧国之心。
李大钊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学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李大钊《狱中自述》，载《党史研究资料》第二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108页）。在国内的白坚武，也常常怀念这位远别的挚友，一天接到了他的来信，兴奋地在日记中说：
久不接李寿昌讯息，念甚。前日捧其手札，太快慰。年来堕落，深愧我进德修学之良友。闻渠近作《联邦论》，胸中颇具有统系底案数则，欲以相告，苦无能达。（151224）
他是把比他小三岁的李大钊看作“进德修学之良友”，想起他就使自己深觉惭愧的。
乙卯年除夕。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在四邻的鞭炮声中，独居北京的白坚武在孤寂中写了三首诗，一首《除夕感怀》，牢骚满腹，一首《除夕寄内》，抒发对留在家乡的妻子的怀恋，一首就是《除夕怀李寿昌》：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一）(2)
阔别李君久，山河有泪痕。
精诚翻海立，肝胆照人温。
鸡塞乡音寂，国门残梦喧。
蓬瀛当此夜，杯酒更何论。
这诗一开头就教人想起杜甫怀念李白的诗：“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末句又使人想起他的另一首怀念李白的诗：“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他多少有点把两人的关系看得有如杜甫李白那样的文章道义之交吧。对于李大钊近作《联邦论》这个题目，他也有些思考，可是李远在蓬瀛，又何能杯酒论文呢。
李大钊回国之时，梁启超汤化龙他们正在筹办《晨钟报》，即邀他担任该报总编辑，他又邀白坚武合作。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创刊号上，刊出了李大钊写的《“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两文，同日还刊有白坚武的《议会与政党之回顾》一文。可是半个月之后白即因为“意见不合，脱离晨钟报关系”。不久，李大钊也脱离了。多年之后，白坚武重提旧事，说：
昨晚无意检得五年《晨钟报》创刊一纸，上载余之《议会与政党之回顾》一文，词意俱美；在当日系有感而作，至今日亦尚有可纪之价值。《晨钟报》为学友李守常所主办者，约余任主笔，时帝制甫倒，由申到京后，以余之此文宣布，刘崇佑、汤化龙等意见有出入，余同守常先后脱出该报。
《晨钟报》是研究系的报纸。这两位朋友是无法同研究系走到一块去的。
后来，李大钊在学界，白坚武在军界，不再有共事的机缘，但是书简往来，诗歌赠答，是不曾间断的。
白坚武游十三陵，作诗一首：
销沈王气黯燕门，陵迹犹闻野老论。
驴背纵谈兴替事，万山无语看中原。
李大钊很欣赏这诗，作《复辟变后寄惺亚》一诗作答。诗前有小序：“复辟变后，仓皇南下，侨居沪上，时惺亚在赣江，赋此寄怀”：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页。）
白坚武骑驴游览于帝王陵寝之间，历代兴亡，都来心头眼底。一种落寞苍凉之感顿生。诗中的这种情绪，很引起李大钊的共鸣，才起了同他“共泛五湖舟”的想法吧。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白也很喜欢李的这一首。他在日记中说：“守常并寄见怀诗一首，浩气凌云，悲歌斫地，如见其人。惟哀愤稍过，会当有以慰勉之。”
一次白收到李一信，日记中就此写下了一段感慨：
守常为人品洁学粹，俯仰今日之污世，大材不克收相当之用。余年来清友惟斯人耳！来函有言：“今日所能得之佳象，最佳亦与今象不甚相远；今日所能得之恶象，最恶亦与今象不甚相远。兄试澄心以思，吾等所夙兴夜寐所购求之好消息，实亦至无聊赖。放眼神州，即吾侪所谓好消息之一境，衡诸国家政治之性质品位，尚不知相去几千万里。此真所谓沧海横流，人间何世也矣。”可谓伤心见道之语，非一般时流政客所能梦见也。
白坚武在南京李纯幕中的时候，李大钊曾因为参与某项政治活动，由白介绍同李纯相见，“代表某君有所接洽”。李大钊离开南京之时，白赋诗送别：
守常北行，吾党感于年来行役之不得尽其材，缘斯自负所天，湛然深悟者，惟兹一人。吾党灵光，赖以仅存。于其行也赠以诗，以敦其志：
海内儒冠尽，神州已陆沉。
文章千古事，赤血铸丹心。
夜十二时匆匆作。
这里的“吾党”，不是说政党组织，只是吾侪、吾辈、吾曹、同气、同调等等意思，总而言之：自己人。
李大钊送过几期《新青年》杂志给他，他在第四卷第三号上看到了沈尹默、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几位的白话诗，手痒起来，也做了一首《葫芦行》，“并将所作白话《葫芦行》歪歌函寄守常一阅。”这诗似乎更像现在一些人学做的七言古风，是没有能放得开的解放脚，很难说是“新”诗。这里就不引录了。不久，响应来了：“接李守常函一件，并白话诗三首”，就是现在收在《李大钊诗文选集》的《山中即景》（三首）和《悲犬》。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一）(3)
五四运动爆发，学生集中天安门游行，火烧赵家楼。白坚武在日记中说：“晚闻北京学界全体以国权丧失，联合游行街市，作示威运动，焚卖国党曹汝霖宅，殴章宗祥几毙，足征人心未死。”这位北洋军人的同情完全在学生方面。
1920年春天，第三国际派维金斯基来中国建立支部，先在北京同李大钊等人接触，一时间，报刊上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多了起来，同时也引起了反对的舆论。反对者抓住“过激党”这个来自日本的不确切的译名大做文章，白坚武对这些论者很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说：
凡奸人之倾陷人，恒先污之以丑名，以挡清议之驾；次则累之以危祸，以坚权要之心，计乃得售。余观于今之以过激名义陷人者，往往不脱此圈套。过激二字，原本不能成立。何所谓激，何所谓不激？无如世人总是浑蛋多，闻见往往囫囵错过，遂令小人横行，正谊消灭耳。
有这样的见识，才有两人这样的交情，也才会有第三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和柏烈伟会见他，同他“谈中国现在并将来”的事。（日记中译作包利克，外金斯克）
白的日记中流露对李怀念之处甚多，例如：
寄李守常一函，叙别来状况。契友久别，通函不易，着笔意绪纷涌，正不知从何处说起。身在虚伪场中，每忆共晨夕之旧侣清友，有如繁奢喧嚣，酣睡后残酲已退，斜月上窗，顿思清醴。此其余意，余尝一征之，再绎之，不知大千世界有同证者否耶？
1921年6月3日，北京大学等国立八校教员因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问题向政府请愿，与卫兵冲突，有人受伤。当时情况马叙伦回忆说：
到了这日（6月3日），北京国立八校的教职员既决议向徐世昌说话，上年分手的公立中小学教职员也自动地临时加入，还有小学以上的学生也共同来做教育经费运动，一共有三五千人，都齐集在教育部内外，请马代部长（邻翼）率领往总统府见徐世昌，马先生倒并不推辞，可是，总统府早已关了新华门（总统府大门），布置了队伍，在门外迎接我们，我们一到，就被拦阻，就被枪击。我是以八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和联合会书记李守常（大钊）先生走在教职员学生前头。我和几个同事都被打得头青脸肿……（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8页）
白坚武听到这事，很关心李大钊的安危。日记中说：“北京教育界大受武力摧残”，“阅北京学生界通电，教职员被摧残者李守常亦在其列，殊为悬虑，斯真率兽食人也。”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二）(1)
不久，白坚武入吴佩孚幕中，颇得吴倚重。这就开始了李大钊同白坚武交往最密切的一段时期。共产国际要在中国的实力人物中寻找合乃至代理人，这时很看好孙中山和吴佩孚两人，为了争取这两个人的合作，越飞和马林都作过不少努力。在争取吴佩孚的工作中，李大钊和对吴很有影响力的白坚武的交情就是党的一笔重要资产。白坚武日记：“李守常自京来电，有要事相托，已托陈仲甫来接洽。“现在虽然不知道陈独秀这次洛阳之行的具体情况，但是可以断言就是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争取吴佩孚的任务。由党的领袖亲自出马，也可见对这一任务的重视了。
1922年5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打败了张作霖。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成了国内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北京的中央政府也在其操纵之中了。吴佩孚一时成了国内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共产国际也就更加紧了争取吴的工作。
战事刚刚结束，吴佩孚要在政治上进一步有所作为了，这时，白坚武一面为他起草主张”恢复法统“的通电，一面上条陈，“请吴子玉将军聘李大钊、王试功、万鸿图、张书元、张则民诸君为顾问，赞助进行统一问题。”推荐五人，李大钊名列第一，置于参议院议员王试功、万鸿图和众议院议员张书元之前。不久之后，白的日记中就有“李守常来，接谈两日，为吴公赞助”的记载。李大钊这回到洛阳去两天，大约就是为了贯彻执行共产国际争取吴佩孚的方针。
从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可能看到当年争取吴佩孚的一些情况。
维连斯基致契切林和托洛茨基的电报中说：“中国政治中的主要人物是吴佩孚将军，他掌握着军队、财政、交通以及内政部，南方多数省份现在投靠了吴佩孚，其结果是孙逸仙政府几乎彻底垮台，经我们中国朋友长时间做工作，6月27日，我受吴佩孚的邀请访问了他的大本营，进行了非常有意思和有益的谈话，最后吴佩孚委托我转交给俄国武装力量领导人托洛茨基一封信，信中谈到俄中在远东任务的一致性问题。我认为这是中国和苏俄之间签订军事政治协议的出发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第9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这里说的“孙逸仙政府几乎彻底垮台”，指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反对孙中山的军事叛乱。“中国朋友长时间做工作”，大约就是李大钊通过白坚武做的工作。
越飞在给吴佩孚的一封谈他本人来中国谈判的使命的长信中，这样称颂吴佩孚：
俄国人民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人民为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进行的民族斗争。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同上书，第99页）
从这些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共产国际有一个颇为奇特的想法，就是要促使吴佩孚和孙中山这彼此怀有甚深敌意的两个人携手合作。派克斯给加拉罕的电报中说：
吴佩孚认为同苏俄签订协议是他取得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我试图说服他转向国民党，同孙逸仙和解，现在还未取得成效：前半部分他接受，后半部分他断然拒绝。昨天内务总长孙丹林（吴佩孚安排的人）来访，让我相信他能防止吴佩孚同孙逸仙发生冲突。（同上书，第98页）
1922年8月25日越飞从北京发给加拉罕并呈送斯大林的电报中说：
（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他受到最高礼遇，包括军事礼遇。吴佩孚及其政治顾问宣称完全同意我信中的意见，都说自己亲俄。吴佩孚给我寄来一张照片，并作了以下声明：
1.不值得与现时的中国政府打交道，它不中用，将在七至十天内被他们驱散。顾维钧外长是亲英分子，但鉴于他很老练，是可以接受的。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二）(2)
2.孙逸仙是中国的思想领袖，吴佩孚是军事领袖，两人联合后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现在他们在进行谈判，希望他们达成协议，孙将任共和国总统，并亲自兼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下略）（同上书，第107页）
引文末句或有错字。想来原意是：吴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
这里说的孙吴二人在进行谈判。确实有这事。1922年8月30日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通报他的信使从孙中山那里回来的情况，其中有这样一句：“他（指孙中山）谈了他同吴佩孚谈判的情况”（同上书，第113页）。在俄国，当然是极希望促成孙、吴的合作。1922年9月18日越飞给吴佩孚的信中说：
我个人觉得，只有您与孙逸仙先生一起建立的政府，才是唯一能够使中国摆脱严峻局面和建立统一而独立的中国的政府。这个政府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全面支持。（同上书，第132页）
可是俄国想让这两个人合作的愿望是太不现实了。1922年11月2日孙中山给越飞的信中说：
从我们最近一次交换信函时起，我就同吴佩孚进行了接触，试图弄清在统一中国和建立强大而稳定的政府方面同他合作的可能性。很遗憾，我不得不指出，与他打交道确实很困难。我所掌握的情报使我认定，他现在对我的态度实际上很强硬。（同上书，第144页）
促使孙吴联合的主张没有成功。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有一段文章说到了这事：
当时中国共产党确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以现今共产主义叛徒陈独秀做代表，他当时对于吴佩孚确有很大的幻想，而有所谓“孙吴联合”的主张。北京方面李守常同志确是同意此种主张的。（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7页）
邓中夏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竟也不知促使孙吴联合是共产国际的主张，而以为是陈独秀提出来的机会主义的主张，也可见这事是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进行的，不是参与其事的，就是中央委员也不让知道。
这件事情虽然没有成功，李大钊还是利用白坚武对吴佩孚的影响力帮共产党办成了一些具体的事情。重要的一件就是，让共产党派几名党员到铁路上去开展工人运动。
派党员到铁路上去工作，是中共建党初期的一件大事，甚至在1922年11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也得到了肯定，拉狄克在会上的发言中说：“当吴佩孚同张作霖打仗时，他有长江一线和那里的兵工厂做后盾，但是他没有掌握北方的铁路，控制铁路的人被日本收买了。他是怎么办的呢？他向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寻求支持，共产党派了一些党代表给他，在战争中间，党代表们牢牢地掌握了铁路，供在那儿进行革命斗争的吴佩孚部队使用。……后来，工人向吴佩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共产党人也使这些要求部分地得到实现。”（同上书，第二卷，第353页）
关于此事。有过多种记载。我见到的最早的是邓中夏：
经过李守常同志向吴佩孚御用内阁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建议每路派一密查员，得其允许，于是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大、津浦六条铁路都有一个密查员（守常同志荐去的共产党员）。这样一来，第一，我们可以免票来往坐车不用花钱，并且任何同志都可利用免票乘车；第二，六个密查员都有百元以上的薪水，除一定生活费外其余归党。此时，正因职工运动费用支绌，得此不无小补；第三，密查员是各路现任职员最害怕的，因此共产党员得着护符，不仅不怕人而且使人怕，得以往来各路，通行无阻。这六个密查员，当然不对任何人宣布，实际上即是职工运动特派员，主要的是在各路工人群众中活动，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对于交通部则选择某地为工人所最痛恨的交通系的职员，胪列其营私舞弊的罪状，作成报告进去。再则这六个密查员对交通部虽是有固定的人名，但出发各路可换别的同志，真的，这样一来，我们在铁路上的工作得到顺利的发展，差不多六条铁路都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共计十六个之多。（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5—26页）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二）(3)
高恩洪是吴佩孚的蓬莱同乡，吴的亲信。因为吴的提名于6月12日入阁任交通总长，翌年初因曹锟和吴佩孚的矛盾而下台。他让共产党员到铁路上去当密查员，是因为他要打击交通系在铁路上的势力，却给共产党提供了开展工人运动的条件。只是李大钊跟高恩洪非亲非故，既不同乡又不同学，可说是素无渊源。他是通过白坚武才同高拉上关系的。白与高都是吴的心腹人。从白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同高过从甚密。包惠僧的回忆录是说到白坚武的：
1922年5月前后，党通过李大钊与孙丹林（北京政府的内务总长，吴佩孚的亲信）、高恩洪（交通总长）、白坚武（吴佩孚的参谋长）的私交关系，介绍张昆弟（后在湖北牺牲）、安体诚（后在上海牺牲）、陈为人（后病故）、何孟雄（后在上海牺牲）和包一宇（后脱党）到交通部工作，先是用密查员名义，后改为育才科视学名义。高恩洪对他们的要求是调查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小组织和骨干人物，以便进行清洗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势力。党的计划则是，要在每条铁路上有一个公职人员身份的人作掩护，来秘密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交通部根据当时的工作条件，分配张昆弟在津浦路工作，何孟雄在京绥路工作，安体诚在京奉路工作，陈为人在正太路工作，包一宇在京汉路工作。（《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
朱务善的回忆文说得更加简明，却突出了白的作用：
那时在吴佩孚幕下有一位政治顾问名白坚武者，是守常同志的老同学。据守常同志当时对我们说，白坚武曾建议吴佩孚“保护”劳工，吴大帅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后来白坚武曾向守常同志说请其介绍共产党员在铁路担负工作。北京党组织和守常同志一致认为可以利用时机在各铁路上打下我们工作基础，于是决定指派了六个党员同志到京汉、京奉、陇海、津浦各线当秘密检查员的工作。他们在各铁路上权威很大。确实，我们在上述各铁路进行了不少的工作。（朱务善《中共成立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回忆》，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页）
在这件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两个人：居中联系促成其事的是白，最后签发委任状的是高。
白坚武日记，“李守常来函，道知人不易，少年人偶尔失检可谅也。但不知属于何项事耳。”李在信中只提出了应该原谅年轻人的过失这个原则，收信人也弄不清楚他为何要说这些话。我想大约就是为了铁路密查员的事。张国焘回忆说：
这六个年轻的共产党员顶着密查员的特殊头衔，携着铁路长期免费乘车券，在铁路上各处活跃，发展铁路工人的组织，经常向铁路当局提出改良铁路工人生活的要求。他们把高恩洪所赋予他们排除梁士诒交通系的使命置诸脑后，一心一意的干他们心目中认为是纯洁的职工运动。这在吴佩孚和高恩洪看来，不是帮助他们，而是给他们增加麻烦。彼此间的关系也因而恶化起来了。（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大概李大钊已经听到吴高对密查员的作为不满的反应，他想到白是这事的中间人，于是写了这封信，希望得到他的谅解吧。
白坚武日记中所记的二人最后一次交往，是“鄢公复以李守常、李寂庵之介绍重来洛，余甚爱其才，惜军幕有人满之患，为介绍于农商部李印泉。覆守常函告衷曲。”这次所介绍的鄢公复其人的情况，待查。在这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二七”惨案。
1923年2月7日，根据吴佩孚的命令，在汉口江岸、郑州和长辛店等地发生了屠杀铁路工人的惨案。这一意料之外的暴行给予中共的打击是沉重的。维经斯基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报告中说：“听马林说，在汉口罢工遭到破坏后，我们的人情绪非常沮丧，对今后工作的前景看得过分悲观。”（同上书，第234页）吴佩孚成了工人运动的死敌。共产国际对他的评价也立刻改变了。在《向导》周报第24期上发表了孙铎（即马林）写的《吴佩孚与国民党》一文，其中说：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二）(4)
吴佩孚现在这些行为，已足证明他是一个比以前世界上一切的专制皇帝还专制的人物。京汉路惨杀的四十余工人，林祥谦的枭首示众，施洋同志的枪毙，都可以提醒中国人民要反对洛阳军阀的专制。
从此，共产国际就一心一意争取孙中山了。
白坚武对“二七”事件的态度，他在日记中逐日有所反映。京汉铁路总工会定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白的日记：
闻五路工人在郑州开会，吴使制止。余函劝可准其开会，倘有逾范行动，再加以制裁。
郑州工人开会，闻已和平制止。余劝解吴使之效果，仅至此耳。天下事多为无识人所扰。
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二万余人举行总罢工，全路为之瘫痪。对于出现如此事态，白在日记中评论说：
集会结社，本为法律所许，军警等官张大其辞，一禁迫便为多事，况匾额亦不准其挂，遂致演京汉路罢工，殊暗因势利导。
京汉路尚未通车，各路亦有响应之讯。余虑一误再误，复函谏吴使勿终信小人之言，并会商李倬章参谋长谋郑州军警速决此事办法。
2月9日罢工结束，京汉路恢复通车。这天白坚武在从郑州开北京的火车上。日记中说：
闻车小工言，知工人渐悟自身利害，从事结合。凡言被煽惑者，均不知工人内容者。
他认为，工人运动，并不是由于谁的煽惑，而是为自身利害而斗争，是军警的过分行动才激起工人罢工的。他的同情是在工人一方。在事情发生之初和惨案发生之后，他两次上书吴佩孚劝谏，希望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希望能用温和的办法解决。虽说他的劝谏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但他在这次惨案中是没有责任的。不过这只是他个人的态度。站在李大钊的政治立场上看，只要白坚武还是吴佩孚的高级幕僚，就是敌对营垒中的一人，也就不便同他再有所交往了。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三）(1)
1923年8月，苏俄派加拉罕来华谈判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那时苏俄在外蒙古有些损害中国主权的活动。加拉罕不愿谈这个问题，却要求中国先同意恢复外交关系，以致谈判迟迟不能开始。10月，曹锟就任总统。不久，中国代表王正廷即与加拉罕进行谈判。谈判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到1924年3月，草签了一个协定草案。这份草案只规定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条约，却不包括苏俄同外蒙古所签订的条约；在苏俄从外蒙古撤军的问题上接受了苏方一些有损中国的条件；草案还承认了苏俄对俄国东正教教会在中国的房地产权。草案重提了废除辛丑条约和退还庚子赔款的事，但规定在扣除以庚子赔款为担保的各项义务所需之后，余额由苏俄确定其用途。中国政府讨论了这份草案，认为这些规定都是不能接受的，决定解除王正廷谈判代表的职务，以后改由外交部与加拉罕谈判。
加拉罕得知中国的这一决定，立刻作出强烈的反应。他致函中国外交部，要求在48小时之内宣布接受他同王正廷草签的这一协议。他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在所限时间内给予圆满答复，中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在国内，一些支持苏俄立场的人也对政府施加压力。李大钊就是这些人中很积极的一个。顾维钧回忆说：
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我面谈。我记得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他是那个由大约八至十名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的发言人。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博士与加拉罕先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准的原因所在。向他们讲明政府何以反对这一协议并不困难，于是我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博士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而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我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讲话时非常激动，以致使我觉得他已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理智。因此我便对他说，他当然可以发表或坚持个人的见解，但是我，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有责任设法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由于考虑到李大钊教授的意见与我的见解完全相反，我便告诉他，鉴于我们的观点截然不同，我没有必要就此问题与他讨论。于是我说了句“请原谅”，便起身告退了。（《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9—340页）
外交总长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是从国际主义出发，当然彼此听不懂对方所说的语言了。在李大钊，倒是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发表过这种意见的。1922年11月7日，即所谓“十月革命节”，他就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一开头就说：
在十月革命的火光里，诞生了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这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1页）
不言而喻，这也是他李大钊的祖国。率代表团给顾维钧施加压力，也就是在为他的那个祖国效劳。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对俄外交问题，他要求：“要即日的无条件的承认劳农政府！”“要即日无条件的开始中俄会议！”“我们要严重的监视外交当局的对俄外交！”
有意思的是，在中苏谈判这一件事情上，白坚武采取了和李大钊大致相同的态度。他在日记中说：
中俄交涉协定大纲，本平等互惠之精神，平妥无大损，犹可为桑榆之收；徒以顾维钧与王正廷争私见之故，多所挑剔，并中途收归外部以专职责，全不知中国所居国际地位及笫三国之居心，深堪痛恨。连日吴电中央迅为决定，并约齐萧两使、王副使、冯检使等协争。电王兰亭秘书长陈元首速定俄约，为国家留光荣。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三）(2)
熙钰（字宝臣）来洛，聆其言，似受国务员之委托，为辩护中俄会议停顿而来者。余告以现日国际环境，过此以往，即此不满足之规定恐亦不可得。
清末以来，少年新进为公使者，恒于国情及政治方针隔膜，一遇交涉或特殊事变，非眩于外即人云亦云，无形中断送国家权利者曷可胜数！即如中俄协定大纲，膺外长者纵不争私见，就其所宣示之意见亦近于无意识矣。
他以为王正廷所签草案是好的，把顾维钧贬得很低，顾王只是私见之争。他日记中说的由吴佩孚出面，约齐燮元、萧耀南、王承斌、冯玉祥联合通电给内阁施加压力，这事顾维钧也说到了：
